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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邯郸赵苑，每逢周六、周日早晨，邯钢退休职工王清玉师傅都要义务宣传法律知识。他在树上悬挂了几十个法律单行本，引来不少人围观。我和王师傅是朋友，应他的邀请，上个周末，我到场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开始时有位四十多岁的人唱主角，他的观点比较激进，他认为当前的社会就是官员勾结奸商、黑社会大发不义之财，老百姓落到他们手里只有倒霉的份，没有说理的地方。中国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老百姓只能等待时机揭竿而起。在场的二十多个人中，大部分附和他的观点。其中还有人谈到，中国就需要毛泽东那样的铁腕人物，还得搞文化大革命才行。

我当即表达了不同意见，我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乱成一团。毛泽东不立法，不守法，而且带头践踏宪法，所以才有文革那样的天下大乱。如果回归那样的时代，大家就像如今的北朝鲜一样，吃不饱，穿不暖，随时有生命危险。腐败应该反对，两极分化应当缩小，但是倒退回去，走毛泽东的道路行不通。

我说，我主张改革、改良，不主张革命。我是反革命，反对用极端方式改变现状。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夺取的政权必然会用暴力维持，遭殃的还是老百姓，不可能有实质意义的社会进步。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唤醒公民意识，动员大家都来行使宪法公民权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合格公民，中国的宪政也就到来了。

有人问我如何唤醒公民意识，我说，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大家通过交谈增长见识。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写文章，传播公民理念。

我说，去年年底，邯郸物价局在网站上说，要召开煤气价格听证会。我申请后旁听了会议，事后，我联合几位朋友，向物价局长写了公开信，认为他们的作法缺乏公开透明，违背公平原则，建议他们改进工作。后来，该局领导和我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他们原计划春节前涨价，结果事过半年后，他们才涨了价。这说明，公民只要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会取得一定效果。

有人说，一个邯郸市有近千万人，用你的方式宣传，能影响几个人？

我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我们说的是公理，维护的是公平，所以只要坚持不懈，这些理念总会被大家接受。

其中一个认识我的人说，你一次次批评邯郸市长走马灯现象违法，可人家照换不误，你又能怎么样？

我说，我不能决定他们换不换，但是我能决定自己写不写。现在不起作用是因为写的人少，公开站出来的人少，如果我带头，邯郸有几十人、几百人上街，公开抗议市长走马灯现象，情况肯定大不一样。

一位中年女士说，现在大家的饭碗都在别人手里攥着，顾虑重重，谁敢站出来呀。

我说，对不公不义的事，不需要大家都挑头，有人站出来，大家能签个名，帮帮腔也是好的。

有位退休职工模样的老者说，中国人最能忍，只要能添饱肚子，不是骑着脖子拉屎都能忍。欺侮到自己头上认命，欺侮不着自己看热闹，谁能行侠仗义啊。

我说，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就是走两个极端，要么当草民逆来顺受，要么当暴民起义造反。正是由于大家甘当草民，官府才无恶不作。官府豪强把百姓逼的走投无路了，大家再搞暴力革命。于是载舟覆舟，动乱频频。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说到底就是官府腐败，百姓革命，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公民社会成长不起来，谁上台都没有老百姓的好果子吃。

有些人看来比较赞同我的观点，但他们说，你说的这条路太难走。官方到处给你使绊，给你小鞋穿，不许你做这做那，公民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呢？

我说，官方的确找过我一些麻烦，但是，态度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用害怕。中国要想实现文明进步，说到底取决于公民的态度。我们是邯郸的主人，我们不积极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谁也帮不上忙。眼下，看起来官方顽固势力好像很强大，那不过是表面现象。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违反法律，违背公理，谁也长不了，没有必要悲观气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积极因素，一方面，中国人已经由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而且其中一部分已经有了名誉地位。有产者一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二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大家所依靠的只能是宪法，如此之多的人意识到宪法的重要性，要求全面落实宪法，兑现公民权利，是谁也无法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造就了一大批体制内的有识之士。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的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正在转变为社会党。虽然党内的顽固势力还在千方百计维护现行体制，保护既得利益。但更多人心里明白，民主法治是大势所趋，是早晚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官方势力太大，民间呼声太弱。由于公民社会成长太慢，给官方形成的压力不够，造成了一些官员有恃无恐，滥用权力。

这时，有个中年人说，我是教师，我很认可您说的道理。我给您留下电话，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说。

我说，您的角色最重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当权者只搞公民义务教育，从来不进行公民权利教育，希望您利用讲课机会向学生传播公民理念。下一代有了公民意识，中国的进步就加快了。

他表示责无旁贷。

进行法治宣传的王师傅说，田先生，眼下，咱们应该做啥？

我说，希望大家在各自生活的小区广交朋友，参与公共事务，主持公道，多办好事，维护社区利益。先当业主代表，再争取进入业主委员会，为今后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打基础。人大代表选举是目前受法律保护的唯一民主途径，人大代表有很大的权力。问题是长期以来大家都不重视选举，有的人从不参加投票，因此代表都是官方指定的人选。

我问在场的人，有几位参加过选举？只有两三个人说自己参加过。大部分人说，工作几十年了，连选票是啥样都没见过。

我说，这能怨人家吗？对于公民来说，最重要的权利就是选举权，咱们主动放弃了权利，人家当然要把听话的人推举上来。

有人说，谁不知道人大选举由政府操纵，老百姓选了也是白选，所以大伙连票都不去投。

我说，过去官方的确搞得很过分。不管怎么说，现在比过去还是有了进步，起码他们承认要依法治国。最近全国人大修改了选举法，对其中的两个字作了比较重要的修改。把人大代表候选人可以和选民见面，改成了应该和选民见面，这就是进步。官方推举的候选人不愿和选民见面，我们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天天和选民见面，争取大家的支持。只要早做准备，耐心发动，积极争取，我们完全可能赢得下一轮选举。我们这样向选民负责的人如果能当上人大代表，必定会代表公众利益，必定会对权力施加压力，限制和防止腐败，促进权力公平运行。

我说，中国大陆面临正在转型，只能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只能由民主集中制转为民主法治，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推进这样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行使公民权利，维护公民权益，履行公民义务，承担公民责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合格公民，中国的民主进程必然会大大加快。

在场的不少人说，您讲的真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有了努力方向。人家当官的捞够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们还要世世代代在邯郸生活，所以，我们应当以公民的态度对邯郸负责。他们说，田先生，这一次收获不少，希望你以后经常来这儿，咱们多聊聊。一些人还要了我的手机号码。我说，我一定多来，咱们多多交流，多联系。

还有两位正在组建业主委员会的人拉住我，请我提出建议。

这次交谈活动让我意识到，知识分子不仅要积极写作亮明观点，还要走向社会，和大家积极交流，二者不可偏废。

由于中央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不作为，造成目前老百姓的失望和不满，也为偏于东南一隅的薄熙来，留下了花样翻新，不断行骗的巨大空间，为了争取民心，重回北京中南海，近期，他愚弄民意，做出许多不同寻常的举动，比如唱红打黑，房产税，阳光法案，公共租赁房，等等，令人眼花缭乱，非常可惜，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它的欺骗性，所谓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即是典型的一例。

据重庆媒体报道，这次户籍改革，分成两个阶段：2010至2012年，争取新增城镇居民300万，2012至2020年，努力完成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的规划，将农民纳入住房保障体系，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预计，在未来十年，重庆将有1000万农民进城成为新市民。因此，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户籍制度改革规模最大的一次。

中国每一项改革的最初发起，都和地方官员有关，薄熙来主导下的这次户籍改革和他的处境和未来的前程密不可分，他是2007年12月1日到重庆任职的，一般情况下，不出大问题，他必须做满4年，即2012年12月1日届满，这就是说，他现在利用重庆媒体狂轰乱炸般渲染的未来前景，在其任职期间，只是画饼充饥，就户籍改革的承诺来说，他们提出的第一个目标刚好到2012年，这不是巧合，这是薄熙来的精心策划，即他将千方百计地先把一部分农民引进城市，做个示范样板，把政绩拿到手，接下来的虎头蛇尾的烂滩子则与己无关。故此，其提出的“土地换户口”是一个骗局和陷阱。

我认为，在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真正改革，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土地私有化，而不是目前的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农民已有的承包年限再长，也无法避免官员假公济私而对土地的占有和掠夺，或许胡锦涛也看出了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但不久前他空喊了几嗓子，却归于失败的所谓“土地流转”成了过眼烟云，道理非常简单，土地名义上国有，实际上是地方官员私有，如果真的划给农民，他们马上就会真正地富起来，那麽，官员能高兴吗？官员不靠拆迁强夺，贪污受贿，靠什麽？因此，薄熙来比明抢的官员还狡猾：用一纸城市户口换走了农民最值钱的东西，那就是，它们世代依附和作为最终保障的土地。

至于他承诺的“农转非”之后的安置，首先是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和大面积推广，主要的问题是，政府上哪里筹集资金做这件事？薄熙来的如意算盘是，农民被城市户口所诱惑，乖乖地交出原有的土地，其中包括宅基地和承包土地及山林，政府可以廉价地把升值潜力无穷的的东西拿到手，再通过海内外招商高价卖出去，而地方官员与不法商人相勾结，从中渔利，大发横财，还捞到一个改革派的时髦头衔。薄熙来则一方面以公共租赁房建设与中央政府伸手要优惠政策，一方面通过民意的压力和中南海要权力。唯独苦了重庆的老百姓，过去是农民，日子是苦了一些，但有土地和房前屋后的菜园子与鸡鸭鱼肉，维持基本的生活温饱，现在呢，是重庆市民了，名称变得洋气了，但吃什麽都得花钱，而且，他们比较熟悉乡下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进城后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找不到公共租赁房怎麽办？失业了怎麽办？生病了怎麽办？小孩读书，找不到学校怎麽办？城市风气不正，求人办事不花钱根本是不可能的，刚进城的农民上哪找门路，上哪搞到送礼的钱？！

重庆地方官员的承诺很漂亮，但这些实际问题全由政府包办，能行吗？也许，薄熙来的如意算盘是，农民进了城，有了城市户口的名分，会更加依附于党和政府，但是，目前的政府机关效率低下，官员贪腐严重，是明显的事实，重庆原有市民的各项诉求就得不到满足和回应，何况现在又增加了300万？据重庆市户籍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徐强解释，由于前两年转户的300万农民，大部分已经在重庆市生活工作多年，因此不会产生岗位压力。即便这是实话，那麽“小部分”呢？小部分人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

在我看来，公共租赁房很适合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但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钱从哪里来？现在水涨船高，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盖得房子卖价太高，失去了廉租的意义，卖得太便宜，巨额亏空如何解决？开发公司资不抵债怎麽办？另一个是房子如何分配，由谁分配？这就又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那麽，从此后，重庆负责分配廉租房的部门官员就成了最有实权的人了，不仅双轨制为其贪污受贿创造了条件，而且各级官员，包括中央各个权力部门的官员，都会向薄熙来求情办事，谁没有三亲六故，于是，薄熙来立即身价百倍！

或许，我举出的事例更能说明问题：90年代中期，即薄熙来刚当大连市长之时，他为了笼络民心，提出建设“锦绣小区”的济贫目标，即类似现在的重庆，他设计了一个收入标准，低收入的人可以获得以优惠价格购买廉价房的特权，不可否认，做样子时，确有几个优购者是低保户，但媒体炒热之后，“锦绣小区”很快被官员们弄虚作假，行贿受贿而吃掉了全部房源，据查，薄熙来本人批条子，送人情，以成本价买房的案例就多达50多起！结果，“锦绣小区”一期二期建成了，三期没了下文。总之，大连没有多少穷人受益，只是薄熙来支持的民营企业老板孙某某，发了大财，他创办的新型房地产开发公司，最初是挂靠在大连中心医院名下的一个小小的个体户，与薄熙来太太谷开来关系密切，谷是他的常年法律顾问。后来，孙某某通过“锦绣小区”等项目建设，低价进地，高价卖房，一本万利，成了资产数十亿的企业集团。它的老板孙某某生前是我的朋友，对一个已去世的人我不想多言，我只想告诉重庆人民，俗话讲，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薄熙来搞得公共租赁房建设，其目的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征地拆迁，为他豢养的老板和权贵服务；同样的，他搞得所谓“土地换户口”政策，是巧取豪夺农民土地的借口，无异于斩断了他们的命根子！必将给他离任后的重庆留下巨大的隐患！

据报道，重庆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尝试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在此重庆推出了一个”三年过渡，三项保留”政策，即转户农民最多3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承包期内允许保留林权。同时，农民转户后可继续保留林地使用权，享受计划生育福利政策，在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经营权之前，保留农村各项补贴。但是3年过渡期之后，农转非农户要交出宅基地、承包地等的使用权。对此，媒体引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桂世勋教授的话，他认为，重庆的户籍改革有创新的一面，他说：“过渡，比不过渡强，但是过渡期长短，要因地区因人而异。”我认为，中国农民问题十分复杂，既使如此精心策划，真正操作起来也相当困难，其实，把现有的户籍制度彻底取消，改为登记制度便一劳永逸，谁愿意进城就进，谁愿意离城谁就离，真正地由市场调节，实现公民自由迁徙，这比任何形式的官员恩赐式和命令式的改革都要好，薄熙来为何不敢领天下之先？

表面上看，重庆地方官员摆出一幅为民做主的架式，其称“为了免除农民的类似担忧，重庆市承诺为转户农民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等住房保障体系，并将其纳入社保、教育、医疗等保障体系”。但实际上，这是由市场经济时代向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倒退，这和薄熙来主张唱红歌，读红书，发红信，把毛泽东的巨幅塑像搬出来骗人一脉相承！它不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且进一步造成地域分化和利益冲突，不利于社会稳定。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得好：我们过去把一切期望寄托于政府，但现实让我们很寒心。政府无法保障每一个人，计划经济时代做不到，现在市场经济就更做不到。故此，夏业良反对重庆的户籍新政策，他指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取消户籍制度。如果只是让1000多万农民成为重庆城市户口，他只是扩大城区范围，而且是进行土地置换，真正的目的可以说是一种剥夺。就是给你一个“空头市民”的名分，换取的是农民的土地，这样会造成更可怕的结局。因为我们知道，许多农民的最后保障就是土地。

面对舆论对重庆”土地换户口”的质疑。重庆市户籍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徐强狡辩说，3年过渡期后，不会强制性让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机制，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匹配完善的土地处置，保障公民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他还信誓旦旦地强调，中国政府对全国耕地面积也有一个明确的”红线”，即不得少于18亿亩，每个省市都有保障最低耕地面积的目标。重庆不会言而无信，可是，薄熙来翻脸不认人，朝令夕改的事例在大连比比皆是，百姓深受其害！只要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离职后继任的官员亦会如此。

正如夏业良教授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法治是由权利支配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转变。这些年来，多少耕地都转为商业或是工业用地，最终转换为土地财政获取暴利的手段。所以，不能轻信政府的承诺，因为政府只是个虚幻的概念，这届政府承诺的，下届政府可能就不承认了。因此，我以亲身经历告诫人们，重庆的“土地换户口”是个陷阱，不信，等几年后看吧！

2010年8月16日于多伦多

核心提示：从著名的启蒙先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这是森有礼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其中一些人在这条路上甚至比森有礼变得更快、滑得更远。每个人的转变原因或有不同，可能是纯思想的认识转变，可能是政治高压下的利害选择，但都说明了坚守启蒙、自由、平等观念的不易。由于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启蒙者们集体转向，使日本的崛起迅速、彻底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价值观主导。历史已经证明，由于自由、平等、博爱、“世界公民”等启蒙价值观的缺席，近代日本的崛起终对邻国、对世界造成巨大灾难，也给日本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一）

1875年，日本明治维新不过7年时光，已经觊觎当时尚为中国“藩属”的朝鲜。但此时日本毕竟力有不逮，还需与清政府打交道。这年年底，年仅二十八岁的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与五十有二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交涉朝鲜问题。席间，两人就如何学习西方的一些问题展开一场著名的激烈舌战。

李：“森大人到过西洋？”森：“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三年，环地球走过两周。”李：“中西学问如何？”森：“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日本西学有七分么？”森：“五分尚没有。”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么说没有五分？”森有礼则强调，日本现在还处于学习、模仿阶段，还未象西方那样能自己创造。然后，二人自然谈起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系列改革，李鸿章表示自己对日本的改革很是佩服，但“独有对贵国改革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对此，森有礼回答说日本传统和服过于宽大，“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服装改革，使日本获益不少。李鸿章反驳说：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的追怀，“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林有礼回答：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存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中国服装的优长之处就改穿中国服装，“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立刻十分尖锐地问道：“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马上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于我国。”李鸿章则明确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反驳说：对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或许是为了“回报”李鸿章刚才问他对日本改着西装是否感到“羞耻”这样不客气的质问，他紧接着也非常不客气地说：中国现在的装束发辫不也是几百年前满人入关后才改变的吗？李鸿章则以此系内政答道：“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用欧俗。”森有礼仍不依不饶地说：但变革总是变革，当时满人强迫作这此种变革时，还是引起了“贵国人民的忌嫌”。

这场论战，表明了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维新”的根本不同。森有礼年纪轻轻却如此咄咄逼人，象征着“年轻”的日本即将超过“老迈”的中国。其实，早在来华之前，年仅25岁的森有礼在1871年就出任了日本首任驻美国公使。在美期间，他与中国负责幼童留美事务的容闳相识。当时美国在中国有公使而中国无外交使节驻美，所以森有礼向容闳建议，中国政府也应派遣外交使节驻美，有利中国对美交往。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首任驻美正、副公使，或许与他的建议有关。

森有礼于1847年出生于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少年时代先接受汉学启蒙教育，而后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1865年，他奉藩主之命与十几名学生一起赴英留学。由于当时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出洋，为掩人耳目，他们只能以去日本的南海道为名出海，而且每个人还不得不改姓换名，森有礼就改名为“泽井铁马”。好在第二年幕府开放了海禁，日本留学人数直线上升。

在英国伦敦大学，森有礼研习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课程。他利用假期到俄国和欧洲各地游览，见识大长。他在1867年到美国游学，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森有礼立即回国在明治政府中担任公议所所长等职。1871年他出任日本首任驻美国公使，由于工作卓有成效，不久调回国内晋升为外务大丞。当时日本已对朝鲜和中国台湾抱有野心，所对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1875年到1878年，森有礼担任驻华公使。由于对华“外交”有功，森有礼于1879年归国升任外务大辅，在同年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他亦功莫大焉。1880年，他又赴英任特命全权大使。1885年日本首次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在其力邀下，森有礼出任新内阁的首任文部省大臣。

（二）

一位资深外交家突然脱离外交界而执掌国家文化教育大权却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文化、教育实为森氏志趣的真正所在，且在此方面建树甚丰、已经大名鼎鼎。

早在出使美、英时，他就一直关注欧美国家文化教育情况，撰写、出版了有关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早年出使美国时编撰的英文书《EducationinJapan》，后来中文译名为《文学兴国策》。这本书是他1872年初任驻美公使时向美国教育界、政界、文化和实业界人士发出的有关教育征求意见函的回函汇编，而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内容是他撰写的“绪言”，于1873年初在美国出版。因为他认为创办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是日本的当务之急、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发此函的目的就是征求美国各方对日本创立近代教育的建议。征求意见函发出后，得到了13位人士的回复，主要为著名大学校长、教授，还有关心教育的科学家、部长、实业家，而美国主管教育的官员和耶鲁大学校长另寄专文作为附录。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都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介绍、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提出教育的无偿性、平等性和世俗性三原则，因此主张国家应实施义务教育、公立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途径；而教育的管理也要以民主精神为基本原则。有些作者还从自己身的实践和体验从不同角度提出具体建议，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各级教育体制，对儿童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等都一一说明，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教育与实业的关系也有专门介绍。他希望以此书为起点，以“合理主义”、“科学尊重主义”、“经济主义”为核心，将近代教育制度迅速移植到维新起步不久的日本，加速引进西方文化，促进日本近代化。所以，此书尚在编辑过程中，森有礼就迫不及待地将书稿复制一份，送给以明治政府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访美考察团。美国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College）校长满勒（D.Murray）教授是13位复信者之一，他在复信中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各种专门教育、学制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应确立与国民性、国民要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所有儿童都应享受初步教育，女子教育与男子同样重要，对技术学校、师范学校乃至学校的博物馆、天文馆设置都提出具体方案。他的意见得到日本方面高度重视，于1873年到1878年被明治政府聘为顾问，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中参与最高领导层的教育行政管理，直接参加了日本的教育改革，对日本教育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1873年7月，森有礼在美任职期满回国担任外务大丞，但却在思想启蒙运动上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他以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劝说一些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启蒙社团：美国的学者们组织很多学术团体互相切磋学问，并举办公开演讲，以益公众。而日本的学者却互不往来，对社会贡献很少。现在日本学者也应像美国学者一样结成社团，共同探讨学问，有益世道人心。经过一番联络，他发起成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时创办发行《明六杂志》，并定期集会，公开演讲。明六社成员皆为一时之选，如西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敬宇、西村茂树等，都是其核心人物，首任社长则由森有礼本人担任。明六社以引进西方的哲学、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启蒙，即“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他们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有关论文；他们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思想的西方书籍。他们的努力，启笛了一代人心，在日本新思想的传播上，他们的“首功”确实功不可没。虽然后来“明六社”及《明六杂志》被日本政府查封、许多成员的思想后来发生重要变化，但他们毕竟在日本播下了自由、平等、法治的种子。当然，在启蒙的同时，他们还将摆脱面临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的危机视为自己的使命。

作为“明六社”发起人，十几岁就到欧美留学的“洋学生”森有礼的观点更加激进。当时日本政府和民间对基督教都抱警戒、惧怕、敌视态度，认为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会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剧烈冲突，而森有礼却冒极大风险，公开反驳这种观点，他自己还改信基督教，正式成为教徒。他强调，信仰自由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人进步、自由的基本条件，而且这种自由是广开民智的前提。随身佩刀是日本武士的传统与特权，刀是武士的象征，被视为武士的灵魂，但森有礼认为武士佩刀贻害无穷，因此首倡“废刀论”论，并与保守派激烈冲突。对传统婚姻制度如妻妾制，他也建议改革，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他甚至主张改造语言，激烈批评日语是“无法通用于日本列岛之外的贫乏言语”应予废除，而将简化的英语作为日本国语。国外的经历使他对“实业救国”深有体会，所以在1875年创办了“商法讲习所”，提倡近代工商业。现在著名的社会科学类综合大学、尤以培养工商金融界精英、有“日本的哈佛”之称的一桥大学，即由此讲习所发展演变而来。

日本的启蒙运动引发了导致了“农工商卑贱三民”要求获得自由民权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迅速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许多报刊成为它的舆论阵地，政治性社团纷纷建立，一系列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要求改革政治、“还政于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面对发展迅猛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于1875年发布了“谗谤律”和“报纸条例”，1876年发布了“演说取缔令”，1879年发布了“集会条例”，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对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人物的启蒙运动和思想，明治政府已从过去的支持、鼓励变为限制、镇压。政府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危险”思想，《明六杂志》于1875年11月被迫停刊，“明六社”也于同月自行解散。面对巨大压力，不少启蒙思想家转而支持政府，成为御用文人。

同时，官方内部关于日本究竟应采取何种政体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首先是要不要立宪的斗争，以反对立宪的守旧派失败告终。紧接而来的是围绕如何立宪的斗争，政府内部以大隈重信为首的一方主张迅速立宪、并以英国为楷模，国会拥有较大权力，被称为“激进派”；另一方以伊藤博文为首，主张稍缓立宪、并以普鲁士为楷模，强调天皇、国家及行政部门权力更大，被称为“渐进派”。明治政府意识到，英法思想容易为民权运动提供理论根据，所以提出“西学”并非全都适合日本，而是有意识地“选择性”学习，最后决定学习普鲁士。1881年10月，“激进派”与“激进派”双方摊牌，以具有英美自由政治倾向的大隈被免官、“激进派”失败结束，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这样，日本的立宪便以“富国强兵”、加强天皇和国家权力为发展主轴，日本社会本就强大的“国家主义”思潮更加高涨。

在这种自由民权运动被镇压、启蒙运动被限制、国家主义不断高潮的氛围中，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亦纷纷从“自由主义”滑向国家主义。他们的这种转向看似突然，其实早有内在思想基础。因为他们虽然提倡启蒙、开化、自由、民主、个人、宪政、西化……甚至主张以英语取代日语，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富强，是为了“救亡”而“启蒙”，就其实质而言，仍是民族主义，是为了国家，而不象欧洲启蒙思想，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本身即是根本目的。因此，森有礼欣然接受“国家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伊藤博文的邀请，出任文部大臣，最终从自由主义者堕落为手掌大权的国家主义者。

（三）

森有礼上台后，迅速颁行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和1889年的《实业教育令》，这些通称《学校令》，取代了过去的教育法令。在短短时间内，森有礼建立起了一个以小学为基础、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完整的教育系统，从而确立了日本现代教育体制。现代教育的确立，为日本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人才，对日本文化发达、经济发展的作用难以估量，是日本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称森有礼被誉为“明治教育的中兴之祖”。

作为国家主义者，他在日本学制“西化”的同时，却将教育的“灵魂”国家主义化、军国主义化。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个人的完善、个性的发挥，而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教育绝对要接受国家的领导；为了维护“国体”，必须实行国家主义教育，教育必须压制、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把学生培养成“尊王爱国”的忠顺臣民。《帝国大学令》规定大学要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校长要“秉承文部大臣之命统辖帝国大学”。他对大学校长们训诫说：“学术的目的和国家的目的比较，应把国家的目的列在最重要、最优先的地位。”他尤其重视在小学教师和师范院校学生中培养、灌输国家主义精神，他认为只有从小接受国家主义教育的人才可能自觉将国家、天皇的利益和荣誉放在首位，长大后才不可能反对政府。他还认为，学校必须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将军事训练纳入大学教育，除对学生进行军事外，还用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培养学生尚武精神。为了把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学生的意识中，师范学校学生的生活全部军事化，学生都穿军装，后又强制教师也都要穿上式样统一的制服。

森有礼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使日本教育在近代化的同时就带有国家主义性质和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为日后的“军国主义教育”铺就了道路，也为日本迅速走向军国主义、急剧对外扩张埋下伏笔。

国家主义必然要强调“国粹”，因此19世纪80年代“国粹主义”开始在日本兴起，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保卫国粹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当年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焦虑如果从“器物”到“制度”全都学习西方、和西方一样，那还有什么日本特色？什么是日本的主体性？什么是日本的身份认同？因此掀起了一股抨击欧化的潮流，排外主义开始在全国泛滥，日本进入“国粹主义时代”。“国粹主义”认为儒教的礼仪纲常为日本立国之本，儒教对于维护天皇主权之国体具有特殊意义，提倡以儒教作为培养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道德的根本，坚决反对佛学和基督教，主张放弃学习西方的“西化”国策。最终，明治政府确立神道的国教地位，恢复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儒家思想的纲目德常教化民众，将天皇与民众关系定位为“父子”关系；成功将传统儒学、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神道教融为一体，成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础。

虽然森有礼早已是强烈的国家主义者，在教育方面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但他毕竟是基督教徒，是早期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开化”的代表人物，因此1889年2月11日在准备出席明治宪法颁布庆典时，在官邸遭一位狂热的“国粹派”青年暗杀，重伤不治，于翌日去世。

从著名的启蒙先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这是森有礼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其中一些人在这条路上甚至比森有礼变得更快、滑得更远。每个人的转变原因或有不同，可能是纯思想的认识转变，可能是政治高压下的利害选择，但都说明了坚守启蒙、自由、平等观念的不易。由于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启蒙者们集体转向，使日本的崛起迅速、彻底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价值观主导。历史已经证明，由于自由、平等、博爱、“世界公民”等启蒙价值观的缺席，近代日本的崛起终对邻国、对世界造成巨大灾难，也给日本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关于引用的伦理规则，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其重要性，不过侧重规范本身的讨论文献却并不是很多。这里姑且根据各种自己所见的文献，结合编辑工作的心得体会，提出以下十条，以为引玉之砖。

第一条：学术引用应体现学术独立和学者尊严。

解说：作为学者，在学术写作的过程中，应当在各个环节遵循学者的职业伦理，需要对学术研究事业心存虔敬，抵御曲学阿世、将研究作为迎奉权贵手段的不良风气。在引用环节上，所有征引文献都应当受到必要的质疑，而不是当然的真理。事实上，是否存在这样的怀疑精神，乃是学术引用与宗教或准宗教式宣传的引用之间的重要界限。

第二条：引用必须尊重作者原意，不可断章取义。

解说：无论是作为正面立论的依据，还是作为反面批评的对象，引用都应当尊重被引者的原意，不可曲解引文，移的就矢，以逞己意。当然，从解释学的道理而言，这是不大容易达到的一个目标。首先是作者表意的过程是否能够曲折妥帖地达到原初目的是大可怀疑的，所谓“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接下来的问题是，任何理解都是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读者本身的价值预设会投射到文本之上，使得文本相同意义却因人而异，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不过，这种解释学的言说若走向极端，则不免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不可知论之嫌。那个经典回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分明是将人和鱼混为一谈了。作为同样的可以运用理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总是可以通过研究、交流而产生理解的。时间的流逝可以带来后人解读前人文献上的困难，不过，时间也能够带来某种知识的确定性，随着解读者的增多，一些误解逐渐祛除，作者真意终究可以为人们所认知。否则，哲学史或者思想史岂不完全无从写起？况且以尊重作者原意的心态进行引用会带来人们对被引用者的同情理解，减少误读曲解，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第三条：引注观点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

解说：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作，需要对于此前研究尤其是一些主要观点的发轫、重述或修正过程有清晰的把握。否则，张冠李戴，不仅歪曲了学术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可能使得相关思想学说本身在辗转之间受到歪曲。其实，对于思想或学术谱系的认真梳理，清楚地区别原创与转述，正是一个研究者的基本功，通过引文，写作者的这种基本功是否扎实往往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

第四条：写作者应注意便于他人核对引文。

解说：不少文献存在着不同版本，不同版本之间在页码标注甚至卷册划分上并不一致。因此，如果引用者不将所引文字或观点的出处给出清晰的标示，势必给读者核对原文带来不便。

第五条：应尽可能保持原貌，如有增删，必须加以明确标注。

解说：为了节省篇幅，或使引文中某个事项为读者理解，引用者可以作一定限度的增删。通常增加的内容应以夹注的方式注明；删节则通常使用省略号。

删节之间，引用者应留心避免令读者对引文愿意产生误解。

第六条：引用应以必要为限。

解说：学术研究须具有新意，引用是为了论证自家观点。因此，他人文字与作者本人文字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引用，尤其是过度引用某一个特定作者，势必令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不干脆直接读原著呢？”当然，对于研究对象特定于某种文献或只能依赖某种文献的写作者，这种“专项”引用便是不得已之事。总之，所谓过量引用与其说是量的问题，不如说是必要性的问题。

第七条：引用已经发表或出版修订版的作品应以修订版为依据。

解说：在作品发表之后，作者又出修订版，或者改变发表形式时——例如论文收入文集——作出修订，这在学术著作史上当然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修订，意味着作者对于原来作品的观点、材料或表述不满意，因此代表着晚近作者的看法或思想。不过，这条规则有一个限制，如果引用者所从事的恰好是对于特定作者学说演变的研究，则引用此前各种版本便是必要的。

第八条：引用未发表的作品须征得作者或相关著作权人之同意，并不得使被引用作品的发表成为多余。

解说：学术研究中经常需要引用尚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学位论文、书信等。除非只是提供相关文献的标题、作者等技术信息，对于正文文字的引用需要征得作者或著作权人的同意，这是为了确保尊重作者对于某些不希望披露的信息的权利。尤其是私人书信，不经同意的发表足以侵犯我国民法所保障的隐私权，引用时更需慎之又慎。另外，由于引用先于被引用作品可能的发表，过度引用也可能导致原作内容过分公开，从而损害被引用作品发表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对此类引用作较之引用已发表作品更严格的限制。

第九条：引用应伴以明显的标识，以避免读者误会。

通常之引用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引用需用使用引号，间接引用应当在正文或注释行文时明确向读者显示其为引用。引用多人观点时应避免笼统，使读者可以清楚区分不同作者之间的异同。直接引文如果超过一定数量，应当指示排版时通过技术方式为更清晰之显示。

第十条：引用须以注释形式标注真实出处，并提供与文献相关的准确信息。

引用时的作伪常常表现为注释中的出处信息的虚假，例如掩盖转引，标注为直接引用。另外，近年来一些作者引用译著时喜欢引中文版却标注原文版。边码（边白处标注的原著页码，以便读者核查原文和利用索引）更便利了在注明出处时的作伪。将转引标注为直引，将自译著的引文标注为来自原著，不仅是不诚实的表现，而且也是对被转引作品作者以及译者劳动的不尊重。

日前，毛泽东的长孙毛新宇晋升为少将，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将军，也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惟一的将军。当被问晋升是否有家庭因素，毛新宇表示：“肯定有，这是客观事实，你不能回避。”

此前有香港记者访问毛太孙时，他无法自控而流下唾液，因此有人怀疑他是智障人士。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近年来又屡屡提出惊人的议案，比如将毛泽东的忌日设立为国家节日，比如将湘潭及周边城市统一规划为“毛泽东城”等等。普通民众都将其当作喜剧明星来看待，对于毛太孙的晋升，有网友评论说：“怎么才少将？太屈才了！这等奇才怎么也得封个元帅，而且是天蓬元帅才说得过去。”

毛新宇强调，毛家的家规很严，有时候生活清苦，甚至要靠父母的收入应付日常开销。他说：“毛主席是不摸钱的，我父母在的时候，我们立下的家规，毛家绝对不从事经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而毛新宇所说的毛家人不经商，根本经不起推敲，比如毛泽东惟一的外孙女、毛新宇的表姐孔东梅，留美归国之后，创办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难道嫁出去的女子就不算是毛家人吗？

毛新宇说毛泽东不摸钱固然是事实，但天下都是毛泽东的，他根本不需要花钱。而且，他依靠官方发行《毛泽东选集》等著作，积攒了巨额财富，那个年代堪称中国首富，曾经一次就划给江青三十万元零花钱。

毛泽东晚年奢侈荒淫。有网友调侃说：“主席不摸钱，只摸张玉凤。”充当毛泽东情妇的张玉凤，一度地位比江青和周恩来还要高。江青和周恩来想见毛，还得通过“玉凤同志”传话，毛在遗嘱中甚至将其圈为政治局常委。如今，“凤姐”虽然未获正名，却红红火火地经营着“毛家菜馆”。

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郁郁不得志的毛家人，到了胡温时代终于扬眉吐气。这也表明胡温是毛时代长大的人，血液中有毛左之毒素。胡温出生平民，内心自卑，故首先去拉拢毛家人。但是，将过度肥胖的毛太孙提拨为少将，乃是对人民解放军的羞辱，以及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

一位曾赴美与美军交流的解放军军官感叹说：“所有的美军人员，无论是军官和士兵，绝少能看到肥胖者。军官的军姿挺拔，浑身透着精干。在中国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肥头大肚的军人，整个人呈现下坠的感觉。”他得知，美军专门有一项军官体形标准规定，一旦军官体重超过规定标准，就会受到警告，并被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依然达不到标准的，就不能在军队继续服役。原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亚瑟四星上将，曾被提名担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但由于体重超过规定，未能通过参议院的审查，结果被命令提前退休。

可惜，解放军内部没有此类规定，故而毛太孙无需减肥，亦能青云直上。

（按：本人拙著《逆风33年——1977后的专政与宪政》已由香港夏菲尔于近日出版，并参加香港书展，其中多数内容曾在网上发表，有些不容于当局的内容发表后，多次遭到抄家、抄电脑的厄运，为了保证《逆风33年》的顺利出版，我将一些敏感的内容，先编到书中，然后再发表到网上，这是其中的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一词在中国大陆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并不包括全体公民或国民，具有共产意识形态的内涵，所以建议更改国名，去掉“人民”。

（一）“人民”的意义

在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中，“人民”一词的含义有其特殊性。毛泽东在建国前夕，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人民是甚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包括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阶级的反动派。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说，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以后共产党制定的重要文件和有关法律性条文，对“人民”的表述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意义。文革时期把“地、富、反、坏、右”都排除在人民之外，甚至专门列举出二十一种不属于人民范畴的人，他们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参见拙作《宪法非法，刘晓波无罪》）。

当前发行量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第1146页，对“人民”的解释是：“以劳动群众为主的社会全体成员”。“劳动群众”和“剥削阶级”当然不是一个概念，“公民”和“国民”的概念也不同。按照现在的定义，不能把剥削阶级、藏独分子、疆独分子划在人民之内。

（二）“人民”的滥用

1949年后，“人民”一词挂在国名上，加之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于是中国的许多政府机关、司法机构甚至企业之前，纷纷冠以“人民”二字，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解放军、人民邮政、人民公安、人民大学等等。

对此，法学家贺卫方在2004年给山东大学师生做演讲时说过：“我们建议以后法院不叫『人民法院』，改成『法院』就可以了。我国有一种对『人民』的偏执，我们的政府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场所叫『人民大会堂』，我们读『人民日报』，生病到『人民医院』，死了以后到『人民火葬场』。到处都有『人民』二字，其实，总把『人民』挂在嘴边的国家一般都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见孙文广《呼唤自由》第148页）。

从政治学语义上讲，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丛日云先生在《天上的“人民”和地上的人》一文中介绍说：“我们的邻居北朝鲜的全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个最专制的政权却起了个最民主的国名。这个国名将『人民』重复了三遍。因为『民主』Democracy的译名，是人民掌握权力的意思，其中的『demo』是『人民』的意思；『共和国』是republic的翻译，其中的『public』也是人民的意思，『共和国』即人民的国家，在此之外再加一个『人民』。展开说就是『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国家』。这个人民生活在地狱中的国家，在国名中却将『人民』奉到了天上。这样将『人民』三次重复的国名还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此外，曾经存在过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南也门在1970年到1990年与北也门合并前，称”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这样喜欢在国名中重复人民以显示人民地位的，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见http://criyun.blog.hexun.com/38455685_d.html）。

丛日云总结道：“世界上一般的民主国家，国名中往往简单地使用『共和国』；民主根基最深的国家，国名中『民主』与『共和』都不用；而在『共和』前加上『民主』或『人民』修饰词的，多是不民主国家；共和国前既加『民主』又加『人民』的，是最不民主的国家。它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警示：人民真正掌握权力的国家，不需要刻意恭维人民。而谁把『人民』捧到天上，人民就应该小心他了。”

如果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宪政的国家，我建议修改宪法，改国名去“人民”！

（三）在中国大陆建议多用“公民”、“国民”少用“人民”

在中国大陆，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最近除了用来调侃，平时已经很少使用“人民”一词。我自己就常用“民众”、“大众”、“国民”、“公民”、“居民”来代替“人民”一词。中国大陆的文化人，特别是觉醒的文化人，在现阶段可以少用、回避甚至是不用（除了调侃、批判之外）“人民”一词。

（四）更改国名的建议

建议“中国人民共和国”更名。改成一个甚么名字，应该集思广益，展开讨论，为简单计可以先改为“中华共和国”，如果考虑更深远一些，也可以改名为“中华联邦”、“中华联邦共和国”或“中华联邦民国”。

更改国名是件大事，应该放开舆论，让民间知道为甚么要改名。在讨论中要引导大家知道真实的历史，普及真实的历史，不能只是由少数人来决定是否要更改、怎么去更改国名。

共产党也被“枪毙”了？这可真是一桩“敌对势力”最愿意看到的、骇人听闻的大事。可是，这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不信请听我道来。

虽然我对毕节所谓“文坛”嗤之以鼻，但作为一个对自己的文章敝帚自珍的人，还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被家乡人看到，欣赏。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今年6月，我拟将自己在墙里网络凯迪网络，QQ空间等等都畅行无阻的《悲情小麻雀》发在毕节某论坛。帖子弄好，一点“提交”，怪事了，系统居然提示说：包含敏感词，此帖子现已禁止浏览，审核通过后才可以正常浏览。

我这篇文章没有政府，没有政治改革，更没有法轮功李洪志，哪来的敏感词啊，有没有搞错？我反复试，还是发不出。

太不可思议了，我盯紧提示看，隐隐约约在一闪而过的提示上看到了“共产党”三个字。共产党是敏感词，不许在文章里提到？不会吧，只有反动派，反党势力才会视共产党为贬义词，才会将共产党作为龌龊的秽物而唾弃它啊。还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毕节，竟然会，竟然敢冒共产党之大不韪，将共产党与法轮功相提并论不许出现在论坛？

我到文章里如大陆影视剧里的国军、皇军那样掘地三尺，终于在这句话里“搜捕”到了隐藏得颇深的共产党：如今，老奶奶她竟然不怕“雷吼”，连大白米也肯给“害虫”吃，这，可是共产党监狱改造好了国民党大战犯般的难能可贵啊。

天哪，太阳竟然从西边出来了：曾经不共戴天的国民党不是被忌讳、被枪毙的敏感词，伟光正的共产党千真万确倒成了导致共产党被枪毙，影响我文章发出的敏感词！没办法，我只好抓起鼠标，咔嚓一声，  手起标落，冒着更比“诽谤”、“攻击”共产党反动一万倍的风险，闭着眼睛把共产党给“枪毙”了——戴着三块表的老共明鉴，事实上，枪毙共产党的，不是我，是毕节某论坛。

7月的一天，我将自己的《儿子童年趣事》拟发在该论坛。怪事再次出现，系统再次提示，说我文章里“包含敏感词”。

这篇文章应该更比前一篇还绿色、环保，连他妈的共产党也没啊？我还是把文章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三四遍，哪来的敏感词？但是，文章就是发不出。没办法，我只好放弃。谁知当天下午还是第二天，文章出来了，打开一看：我的天哪，敏感词原来是这个啊！我儿子出生于1988年，我这篇东西，是孩子幼儿时期，我给他写的日记。问题就出在其中三篇日记的日期上。姑且复制、粘贴在此：“*****1月26日，*****10月9日，*****10月26日。”

这三篇日记写作时间恢复出来，就是“1989年1月26日，1989年10月9  日，1989年10月26日。”

看见了吧，害得我的文章被敏感的，竟然是该死的1989年。是的，1989年是该诅咒、该死的。只不过，前面被论坛枪毙了的共产党认为1989年该诅咒、该死的，是那些跪求自己改革的天安门学生，一切站在正义立场的人们认为该诅咒、该死的，则是那下令屠杀学生的组织和开枪屠杀学生的人。

既然知道这是屠夫行径，既然怕恶鬼半夜敲门，你就别做亏心事啊，怎么就如房事般，自己迫不及待地、欲火攻心地要做，做了，却又万般忌讳别人说起？

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听说过吗？不是不知道，而是火烧眉毛顾眼前吧？

有一天，愤愤地和儿子说起被敏感了的1989年。儿子不屑地说，这个算什么，我说一句在话，你找出其中被屏蔽了的敏感词来：言无二价，一口交易！

 看了半天，我不能不承认眼拙：看不出来啊，就这八个字，也有敏感词？

儿子缩小考试范围：敏感词在后面四个字。

再推敲，还是不知所云。

知道“口交”这档子事吗？

儿子一提示，我脑海里飞快闪过小学生用“但是”造的句“鸡蛋是母鸡下的”，我终于恍然大悟，一通百通：原来……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啊！只是，这他妈的明明是脑筋急转弯，哪是伟光正的党一本正经加正襟危坐在讲政治啊？

儿子说，这是他玩什么网络游戏的时候遇到的，令人哭笑不得而又令人火冒三丈的怪事。他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清楚，这句话被屏蔽，原来都是口交惹的祸。

哈哈，我愤及而喜：这狗日的网络，你真他妈够童真，够幽默的。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过时了，不能穷尽其相了，郭沫若地下有知，王兆山地上有心，赶快发明特色词语，以供舞文弄墨者“为有源头活水来”吧。

子曰：过犹不及。

 我曰：物极必反。

不是吗，网络是死机器，它只会不加分析，不动脑筋地执行操纵者设定的程序、指令，它才分析不了“一口交易”和性行为的“口交”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情，只要看见口字和交字挨在一起，就是它应该屏蔽的玩意。这和癞头阿Q从忌讳“赖”相关的词开始，到后来连光、亮、灯、烛都列入忌讳大全，何其的相似乃尔啊！

不同之处仅在于：共产党被敏感，是斑竹对共产党的口碑洞若观火；一口交易被敏感，是有关部门要当婊子要立牌坊假正经。

其实，死网络和大活人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是暗合神通的：放任共产党，放任一口交易四处游走供人歌颂，给人方便，本来再好不过，可是，真心歌颂共产党的人屈指可数，信守一口交易的人寥若晨星，所以，宁可因噎废食，宁可错杀三千将共产党，将一口交易枪毙了，也绝不能给别有用心的人诽谤共产党的平台，给人口交的联想。

本人经常浏览的凯迪网络、腾讯新闻等等虽然言论相对宽松，不会“枪毙”共产党，但是，诸如法轮功，李洪志，九评，退党，六四，甚至政府，罢工，抗税等等，都是敏感词。尤其是，在这些网络，有关胡锦涛，江泽民的信息，一般不会有主题帖子，偶尔有了，回帖也是被封锁了的。也即说，胡、江在凯迪网络，不会被“枪毙”，只会被“示众”。与言论自由等而下之的毕节某论坛相比较，也就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距”而已。

毕节这家论坛坛规云：帖内不得含有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信息，对非法字符的帖子一律屏蔽。这样看来，最起码，要么共产党在毕节是非法组织，要么共产党三个字属于“非法字符”？坛规第三条、第四条还云：  禁止讨论一切政治问题，  禁止讨论国家大事。前一条，是违背江前总书记三讲中“讲政治”的重要思想精神的，后一条则严重违背了毛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伟大号召。

你发明的明明是无线电视，我偏偏殚精竭虑给你弄成有线电视；你发明的明明是宽带网络，我偏偏砸锅卖铁给你整成窄带网络。什么叫愚顽不化，什么叫反动透顶，什么叫开倒车？我想，非此莫属。

 敏感词屏蔽，网络革命，竟然革到了抹杀政府也在所不惜的张皇境地，到了哪怕严重违背过去、现在党魁一句顶一万句指示的也顾不得了的程度，到了哪怕“枪毙”共产党也在所不惜的地步，这是网民的悲哀，更是共产党的悲哀。

我当然知道，毕节这个芝麻论坛“枪毙”共产党，不是来自国务院红头文件精神，也不会来自共产党中央指示，而是论坛防微杜渐的措施。斑竹的心理：宁可矫枉过正，不可失之大意。矫枉过正，小心无大错；失之大意，贻害无穷。共产党没有因为自己被歌颂，顶多自己不获升官发财；共产党要是因为自己被“诽谤”了，那可担当不起。共产党是什么货色，在开放的网络，、由的言论环境之下，人们会对它歌功颂德还是口诛笔伐，斑竹和党棍们，心明眼亮着呢。因此，穿钉鞋拄拐棍的把稳措施，就是无声无息像抹杀一个跳蚤那样抹掉共产党，万万不可羊肉没吃上惹一身骚。如此为党分忧，不说提拔，最起码，党放心，煮熟的鸭子党不会给你“被飞走”。

正是在这样变态加病态心理驱使下，宁可信任无心无肝，没有思考能力的冷机器电脑，也千万不可以放任有胆有识，明察秋毫的热器官人脑。所以，共产党的地盘上，共产党的论坛上发生“枪毙”共产党的二十一世纪之怪现象，实在再正常不过。

不久的将来，真发生共产党枪毙了共产党的事情，我也一点不会奇怪——中共统治下的网络每屏蔽、过滤一个敏感词，就等于共产党自己又扣紧了一次握在它自己手里，并且枪口对着自己的扳机。

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届总理当中，温家宝是唯一出身教育世家的一个。所以，他对教育有相当之关注，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比其他总理好。比如，他常常去小学、中学和大学视察，与学生和老师交谈，也常常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但是，温家宝的这点好心并不能拯救江河日下的教育状况。在专制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压力之下，中国教育的水准不断下降，教育领域的腐败亦触目惊心。温家宝虽然撤换了不得人心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但是教育体制不变，换一个部长无济于事。而教育制度的变化，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换言之，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界的起死回生根本就是画饼充饥。

“苦难的旧社会”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温家宝只有七岁，但他却在诸多场合表示，他对“苦难的旧社会”有着深切而沉痛的记忆。同时，他在畅谈自己教育世家的出身的时候，却又透露出另外的信息来：在那个“苦难的旧社会”，有志于教育救国理想的公民，是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的，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温瀛士被荐担任天津民立第五小学校长。在办学中，为帮助更多的农家孩子特别是贫困女童就学，他努力减免学杂费，想方设法救助。一九二九年，他为了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筹划将村中娘娘庙改为校舍，因遭反对愤而辞职。次年，温瀛士成立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名字是其亲自取的：“普”，即普适和普及；“育”，即教育和培育。一九三三年，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改称私立普育小学。温瀛士亲自题写校训“勤劳真实”，设计校旗、制作校徽、统一校服、教唱校歌。一九三六年，普育小学改名私立士范小学。士范学校，即培养才智之士的典范学校。当时，士范小学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学生为免交学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

温瀛士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至今受到宜兴埠父老乡亲的赞誉。乡亲们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养全家，生活极为俭朴。平时穿的是洗得发白的中式服装，吃的多是饽饽咸菜就白开水。他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各个学校通用的及格线是六十分，但普育的及格线却定为七十分，为的是激励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女生，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学得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一九五五年，温瀛士在自传中写道：“我对弟弟、子女的入学希望是为了使他们进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发财，因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大计。以后他们开始服务，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今天还是那样。”

温瀛士的事业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既是因为他个人坚忍不拔、严于律己的性格，更是因为民国政府对社会的管制相对宽松，公民社会茁壮成长。以教育领域而言，这不是一个由政府全面垄断的行业，而向各种社会资源开放。当时的政府用法律确保了这种开放性，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可以说，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种职业培训、成人教育，都有公立、私立和教会三大类别，它们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学生有选择某一类教育机构的自由，以寻求最适合自己成才的环境。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虽然大都像温瀛士那样在经济上比较清贫，但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即便是那些粗鲁无文的军阀，也都谨守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

当时，温瀛士只是投身教育事业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教育家还有很多，比如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后来，温家宝考入了南开中学，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开已经被中共当局掌控，失去了它的传统与精神。温家宝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党化教育。

“幸福的新社会”却将教师当作敌人

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与世无争的教育世家的处境发生丕变。迄今为止，温家宝对这段经历均避而不提。在那些介绍温瀛士生平的文章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温瀛士将学校交给了人民政府，并入宜兴埠第十八小学，改为公办。温瀛士先后任教天津市私立建华和慈铎中学，一九五二年八月后任教崇化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三十一中学，直至病逝。”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在经济领域强力推行“公私合营”，迅速将私人资本收归国有；在教育领域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和接管了原来的各级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前者是为了掌握国家之经济命脉，以实现其计划经济的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将教育当作宣扬和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自然不允许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继续存在。于是，温氏家族创办的私立学校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便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权威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再教育”，而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温瀛士，面对新政权的巧取豪夺、压制逼迫，除了屈从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贯穿整个五十年代的，是一次比一次程度激烈和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在文化教育界是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毛泽东一意推动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对文化的尊重，也打断了民国以来中国人追求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现代化的进程，让中国跌入了蒙昧、野蛮和残忍的原始社会的深渊。学者资中筠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利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特有的，是从苏联学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思想自由了。没有思想自由，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教师群体一步步地沦为备受歧视的“臭老九”和“牛鬼蛇神”。温瀛士是一九六零年去世的，这十年间他的日子可能好过吗？这个曾经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基层教育官员的人，有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吗？那么，他有没有留下记载其心态的文字呢？而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温家宝有没有还原自己的爷爷一生起落的真相的勇气呢？

温家宝的父母都曾经在爷爷创办的私立学校中任教，后来也不得不在公立学校中继续其教师生涯。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四十年代初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宜兴埠公立第二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学、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二中、九十六中任教。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安生，先后在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私立普育女子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天津市城厢区补习学校、广播自学分校、南开区东门里小学等处任教。按照温家宝的说法，他们一家老小很长时间都只能“蜗居”，可见在中共的统治下，教育工作者不仅失去了自由办学的条件，在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窘迫之极。而温家宝“文革”期间在地质队工作的时候，还一度被说成是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作为教育世家的温家命运的逆转，亦是中共迫害教师、戕害教育、消灭公民社会的文教政策的缩影。

与其恢复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无疑，温士瀛是幸运的，他有温家宝这样一个终于“官拜丞相”的孙子。所以，温士瀛创办的私立学校在消失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恢复：媒体报道说，天津历史名校——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普育学校恢复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该校创办人温瀛士的次子温强（也就是温家宝的叔叔）为新校剪彩。而其他千千万万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却连这种名义上的恢复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教育家们，去世后多年亦难有温士瀛这样的“出土”之日。

据报道，新普育学校重建于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总建筑面积三点九万平方米，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为六十个班，其中小学部三十六个班，初中部二十四个班，在校生人数可达两万八千二百人。从规模上看，这所新学校堪称“巨无霸”，当年以一己之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艰难办学的温士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普育学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扩展百倍。

然而，大则大亦，普育的精神和传统依然无法恢复。当年，作为一所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私立学校，普育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此种自由精神是在民国社会整体上宽松和多元的大环境下孕育生长出来的，正如研究民国教育的学者谢泳所指出的那样：“从废科举到辛亥革命、经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治变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变的。这一时期，处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对办教育来说，关键要看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什么人。”从张伯苓、陶行知、叶圣陶到温士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渊博的学识、有高远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即便有温家宝以总理的权力恢复其校舍，却也无法在一个专制社会的大背景下营造一个拥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飞地”。我相信，温家宝对教育界的关心不是装出来的，他的诸多讲话确实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强调说：“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但是，如果不打破党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触动教育领域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温家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将派遣数千名中小学校长赴英美国家学习考察，以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与其耗费巨资远赴重洋，不如返求诸己，找回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学者薛林荣在《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一文中写道：“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在此意义上，温家宝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爷爷的身上找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两年前的三鹿毒奶粉丑闻曾一度震惊中外，因为国内强大的民愤和舆论压力，三鹿集团最终土崩瓦解，而其高层也遭受到了法律的严惩。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三鹿集团倒掉了，但毒奶粉的阴霾仍然在中国社会挥之不去，不到两年时间，也就是在今年2月份，国内媒体再度曝出毒奶粉重出江湖的消息。

在这个畸形的国度，一切皆有可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别人做不到的。现在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中国的经济水平不知道提高了多少。但是在社会道德方面却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倒退。不论什么职业，其实都在以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很多商人为了赚钱更是不择手段。

记得在孩提时代，你很少会买到假货，更难买到毒货。但是，在“六四”以后，中国社会的总体道德水平便每况愈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其实假货就已经泛滥成灾，虽然也出现过毒酒害死人的丑闻，但是有毒食品还不多见。到了二十一世纪，假货依然大行其道不说，有毒商品也是无孔不入。从毒玩具到地沟油，再从毒奶粉到毒蔬菜，可以说人们的生活充满了陷阱。

很多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他们看来，支持国货也是一种爱国的举动。中共当局在这些年也一直在强调爱国主义，但是，因为中国商品质量的不可靠，尤其是在食品领域，所以，即使是民族主义愤青，只要是条件足够，他们也更倾向于使用国外品牌。不论是愤青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都是爱国的，而后者爱得更理性也更深沉。如今，因为中国商品的臭名昭著，所以很多人都会对国货发出“想说爱你不容易”的感慨。

毒奶粉虽然在重出江湖后被查封，但问题奶粉却依然阴魂不散，几天前，国内媒体又曝出圣元奶粉导致女婴乳房发育的消息。继武汉发现这种女婴早熟案例后，又有十多个省市发现有类似情况。仅8月11日上午，在成都儿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43个孩子中，就有近40％疑出现乳房增大等性早熟现象。可想而知，在全国范围内，因食用这种问题奶粉而出问题的婴儿数量有多么庞大。

新浪网曾在几年前做过一个调查，主题是：“如果有来生，你是否愿意做中国人？”，调查结果显示来生不愿意做中国人的网友竟然达到了70%以上。如今，在问题奶粉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又有人发出了“中国有风险，投胎须谨慎”的呼吁。中国人都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爱之深恨之切”，上述调查和呼吁其实都说明了中国人的无奈，在感觉改变中国希望渺茫的时候，一般的人只有选择逃避。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世界的希望，当你心情郁闷的时候，只要能看到孩子们那天真的笑脸，总能感觉到一丝欣喜。当年日本人侵华，虽然到处烧杀抢掠，但是，仍然要为自己定下“三不杀”的规矩，一不杀小孩、二不杀老人、三不杀妇女。有家乡的老人告诉我，在他小时候，日本人还曾给东西他吃，而那东西并没有毒。然而，在侵华日军已经投降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自己的同胞却要三番五次地将罪恶之手伸向不谙世事的孩子。

是外国人残害中国人更可恶还是中国人残害中国人更可恶？显然是中国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对外国人的侵略历史刻骨铭心，而对自己人的罪恶却选择了快速遗忘，似乎自己人残害自己人是天经地义的。有人说过：“中国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此话可谓是一针见血，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在被压迫的同时又在充当着压迫者的帮凶。虽然互联网时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但是，有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国人依然不在少数。

面对自己不放心的国货，大可不必继续怀抱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不抵制问题国货，问题国货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精品国货。在问题奶粉层出不穷的当下，民众首先应该抵制的就是国产奶粉，如果自己的小孩因为服用问题奶粉成为智障者甚至丧命，空谈爱国不知道还有何意义。

看过一个讲座，是鲍鹏山主讲的，题目叫《独裁者的驭民宝典》，里面主要是谈论商鞅和《商君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商鞅竟然是一位目光短浅、倒行逆施的严刑峻法推行者。虽然秦国在他的帮助下取得了暂时的经济和军事辉煌，但是，因为民众动辄得罪，所以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民众根本就没有凝聚力可言。

一个国家要想正真崛起，真正强大，不是以拥有多少先进武器，多少经济总量来衡量的，没有民众自身的强大，任何物质上的辉煌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正在圣元奶粉风波沸沸扬扬之际，我看到了另外一则新闻，8月6日上午，就在胡锦涛的家乡江苏泰州，一辆装满西瓜的正三轮摩托车爆胎后侧翻在地，车主被车头卡住，突然涌上来的路人不是将他扶起来，而是争抢散落在地的西瓜。看来，道德沦丧的不仅有问题奶粉制造商以及与黑心商人相勾结的官员，还有底层的普通民众。

问题奶粉的几度肆虐以及市民哄抢西瓜，都说明中国人距离文明还有很遥远，这样的民族想要短时间内崛起无疑是不现实的。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刘亚洲和龙应台两位不同经历的同龄作家，在不同的场合均对中国崛起发出几乎同样的呼吁：“中国的崛起应是文明的崛起”。如何实现文明崛起？无疑，首先得实现政治文明，政治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只要中共当局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政治改革，中国崛起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只有政治制度实现了向民主转型，问题奶粉才不会像幽灵一般环绕着我们。

2010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