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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后几天，世界迎来了联合国首届“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去年11月第六十四届联大通过决议，自2010年起将每年7月18日即曼德拉的生日，确定为“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在全球一同庆祝。联大决议对曼德拉长期以来在推动解决冲突、改善种族关系、促进人权、实现和解与两性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高度赞赏，向他遭受的巨大磨难致敬。

与其他国际日相比，较特别的是曼德拉国际日并不是一个节假日，而是为了呼吁在这一天，让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并证明每个人都能够影响世界。今年的曼德拉国际日这天，以曼德拉名字命名的慈善机构呼吁，曼德拉为人权斗争贡献了他毕生的67年，因此每个人能够为自己选择的慈善机构或者是当地社区贡献自己的67分钟，并号召有能力的志愿者到附近的孤儿院义务服务。

今年是首届曼德拉国际日，我们看到南非国内和国际社会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南非总统祖马承诺，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南非政府将在2015年之前，让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并向那些无力支付学费的家庭提供免费教育服务。曼德拉的出生地——位于南非东开普省的姆韦佐村今天依然十分贫穷，村民家中大多尚未通水通电，但即使如此，很多村民还是响应曼德拉基金会的号召，用67分钟的时间来帮助村里最困难的人家。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虽然原定于18日举行的第二届曼德拉国际音乐会被迫延期到了10月，但还是有不少市民在“曼德拉国际日”当天，自发组织了6.7公里的慈善行走活动，希望将筹得的善款用于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

在中国上海，7月18日这天，由71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组成的特别参观团，到访上海世博会摩纳哥馆。他们此行是作为南非馆举办的曼德拉国际日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是受南非馆的邀请游览世博园区，希冀中国社会关注需要帮助的农民工子弟。

放眼当今世界，很少能找到这样一位能够同时赢得东西方世界、不同族裔、肤色、信仰的各国民众普遍尊崇、敬仰的政治人物。世界拥戴曼德拉，不仅仅因为他是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更在于他为自己的政治信念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代价，在于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身上，闪烁着罕见的人性的光辉。曼德拉一生矢志不渝所崇尚的价值观——民主、平等、和解、多元化、责任、尊重和自由等等，是当今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最可贵的精神资源，对于眼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为了在南非推翻白人优越至上、非洲裔黑人及其他弱势族群长期遭受欺压的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带领民众起而抗争，他为此付上了整整27年的牢狱代价，以及长期的迫害与折磨。他的抗争，使得南非最终以和平方式废除了长达46年的种族隔离制度。中国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中以不同面目呈现出来的各种歧视制度和政策，将相当数量国民的权利侵蚀甚至剥夺，而沦为中国式的“贱民”。曼德拉推翻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奋斗历程，不啻为中国人为终结不合理制度征途上的指路明灯，尤其是中国的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实应以这段史实为警戒。

曼德拉在将种族隔离制度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后，甚至在他出任南非首任民选元首掌权之后，并没有采取历史上常见的暴力清算、报复、复仇等行动，而是向昔日政敌展现出宽恕、宽容的姿态，以和解的原则清算历史，从而避免了冤冤相报的可怕后果。曼德拉5年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举措，旨在化解这个非洲国家依然存在的种族矛盾，在将黑人被剥夺的人权交还他们手中的同时，也注意保障白人的权利，而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和繁荣的新南非。曼德拉的做法也给如今处于民主化转型期的中国带来感召，不要害怕、更要敢于走出制度的泥淖，然后以宽容抚慰民族的创伤，达成民族的和解。

1999年6月在卸任南非总统后，曼德拉仍然在为世界和平和更广泛的人道主义事业不懈努力奔走。他大力兴办学校，积极参与消除贫困、抗击艾滋病等慈善活动，为南非乃至整个非洲的公益事业投入了大量精力，创办了包括曼德拉基金会、曼德拉儿童基金会、曼德拉罗德兹基金会、“46664”艾滋病慈善机构（“46664”是他当年坐牢时的囚号）在内的多个慈善组织。曼德拉的这些工作，对现今的中国极具示范效应。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今中国，实在不应当阻碍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应当让各种慈善机构、救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有成长的空间，让它们在扶贫、救灾、医疗、教育、帮助困境人群和底层社会等事业上发挥作用。

曼德拉的奋斗历程，启示着当今中国，以和平、宽容的方式争取民主和自由、公义和平等，是可能的，也是应当的，虽是充满艰辛的，也是必将迎来光明的。曼德拉的价值观应当传颂，曼德拉的事业应当传承，曼德拉国际日应当成为世界上向往自由公义的人们，为人类权利和社会公正而努力抗争的伟大日子。

正如印在曼德拉国际日的联合国宣传图标上的一句话，值得中国人用心记住——行动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和影响世界。

写于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首届曼德拉国际日后的第9天

 

台湾发行的胡适诞生百年纪念邮票

贺卫方按：这是两年前的一篇访谈录。2008年年初，在中国政法大学发生了一起师生冲突事件。《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先生约我就这个事件发表看法，我力求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讨论了与大学教育相关的更广泛的话题。不料，有关部门对媒体发出禁令，不许跟进报道和评论，于是这篇访谈也就难逃池鱼命运。日前检索旧档，偶然看到沉睡两年多的文稿，重读一过，修订几处字句，在这里发表一下吧。尽管没有在刊物上发出，我还是感谢建利的提问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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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守师道尊严？

南都周刊：这实际上是一个个体性事件，在大学里迟到也是常见的，现在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很多媒体都参与讨论，这背后是什么逻辑使然？

贺卫方：事情不单单是学生迟到，或者说提前离开教室，而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又被当事者主动地向外公开。其次，事件的当事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在经济学界是一个“另类的”、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他过去有过一些言行，让许多人感觉到有趣，这对事件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最后还引发了教师要辞职。另一个人为此发表声明，无论是萧瀚也好，何兵也好，他们本身都是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物。最后一个深层的背景是，事件引发了关于大学教师职业伦理的思考，师生关系该如何？怎样做一个老师？怎样做一个学生？这也是教育制度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南都周刊：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师道尊严应该遵守，学生不能随意离开教室？

贺卫方：中国古典时期有一个悖论性现象。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纯粹的知识人，如做一辈子的私塾先生这些人，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存在一种“反智主义”的历史传统，知识人经常是被嘲弄的对象，所谓“老九”的分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那种真正为帝王服务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时期的这种人际伦理之间，“天地尊亲师”，教师似乎又被推崇得很高，又有“传道授业解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这种悖论非常有意思，但总体来说，内在有一种功利性的考量。做为师，为自己带来了启蒙，为自己科举功名带来一些知识基础，有一种感激的情感在里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还是太过功利。比如说从前的科举考试，“同年”会成为政治结盟的一个网络。

南都周刊：是，对于“师道尊严”的提法，要有一种历史性的分析视角。

贺卫方：对，必须要把这种古典师生的伦理放到古典社会的背景去理解，而不是不假思索地置换到今天，仍然强调“师道”。

今天的教育制度已发生根本变化，教育的目标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最终服务于科举考试，而今天的教师们，分布在各种不同的层次，分布在不同的专业里。大学里的教师教的不是以前私塾里的孩童，基本都是成年人，一些硕士、博士生甚至比老师大。这时场景置换、伦理规则也应该有一些变化。大学里学生有自己的判定能力、自己的兴趣爱好，师道要尊严，生道是不是也有尊严，我们也必须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尊严。

此外，现在大学这种规模化、专业化培养人才，也不是之前能比的。教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比起以前来，也不在具有特别亲情化了。亲情化可能在硕士阶段、在博士阶段存在，因为范围小，层次高的化，互动就比较多一些，但这种亲情化的存在伴随着年龄更大、更加成熟，是师生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朋友关系。

古典时期教师跟学生之间的知识落差大，像早期西方的博洛尼亚大学，只有有钱人的子弟才能买到课本，没有钱的人连课本都没有，都是在下面听，上面讲的人作为知识的垄断者，单向度地向学生传授，这时学生必须要经常地依赖教师。但在今天这样知识民主化时代，获取知识有许多的途径，有些学生可能比某些教授要能够获取更多知识的资源。比如说，很多老教授不上网，但学生就可以从网络上获取好多资源。

这些都需要从一个更加职业化的角度去思考。在大学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之间，在人格方面都有平等的强烈需求。大家都在这个空间里平等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所以今天如果还固守着从前那种师道尊严，甚至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骂学生，我认为这简直是活在中世纪，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行径，不可思议。

大学精神缺失的背后

南都周刊：中大日前也曝出了导师对学生的辱骂事件，现在在大学里，研究生往往叫导师为“老板”，好若是一种交换关系，虽有调侃之意，也充斥着你所说的功利性色彩。

贺卫方：大学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大学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大学是本土自然生长起来的，而中国大学是横植过来的，是近代的一种泊来品，移植来的东西总是学的形似神不似。而“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是潜移默化慢慢生长起来的。

另外，我觉得这跟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关系。西方的大学里基本都有教堂，有一本书叫《在哈佛发现上帝》，哈佛大学中心有个大教堂，里面陈列着一战、二战哈佛校友牺牲的名录，这里面有一种精神在感召着、在呼唤着人们去追求崇高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些。学生考大学、读研究生往往不是纯粹知识的感召或精神的感召，读书往往是为了获得文凭，毕业后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这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

当然，也不能过度地以偏概全，我看到的大多数情况下师生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是其乐融融，还是有一种师生感情，共同切磋询问，人格方面互相尊重。我从来不允许我的学生叫我“老板”，这是一个侮辱。

南都周刊：在一个大学里，要建立现代的师生伦理关系，教师本身的“师表”作用很关键。

贺卫方：大学教师的风范如何去体现，如何展示自己学术的尊严，自己的道德勇气，面对外部的强权的时候，表现是怎样的，会不会真正地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这一份职业，把学术作为一种事业来对待，而抛弃一种功利的因素，不允许把学术研究作为敲门砖去获取一些不应当获取的功利的目标、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权力的，还是某种低俗的欢呼声，都是教师需要认真对待的。

如何去认真地对待同事，大学里具有管理责任的人，如何去尊重他的同事，而不是把那种官场的习气带到大学来，把自己当成了行政意义上的领导，而忽视了大学里是一个平等的特殊群体。如何去提携比自己辈分低的学者，在提携过程种如何去尊重 “被提携”的对象，如何去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而不去牺牲掉学术的尊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慢慢地去思考，想方设法完善的，中国现在离理想状况还差得很远。

南都周刊：这是为何？

贺卫方：中国大学本身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这种不正常部分地要归于与大学和政府关系的错位，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庸，所以政府把手太多地伸到了大学里，让大学里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太多的扭曲，使得大学里发生事情时，有些人愿意诉诸于向政府求救，政府果然就会挥舞自己的指挥棒，使得大学里事务不是按照大学本身的制度逻辑来解决。

另外，我觉得中国大学格局里，还缺乏真正的竞争，大学的发展是需要竞争的，像经济领域的竞争一样，需要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并存，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样的机会下进行竞争。竞争能够导致大学内部机制逐步完善。比如说，它必须想方设法地去招募最好的老师，一个糟糕的人被轻易地被招募到一个好大学，这肯定是制度方面有问题。除了国立大学外，私立大学也非常重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处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但是无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后，中国都出现了当时在世界上相当好的大学，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可以说是领先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的南开大学，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都有相当的品味。

我读何炳棣《读史阅世60年》的回忆录，他是清华的毕业生，清华那时候历史系的毕业生那是何等了得啊，本科毕业生，已经通读完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的原版，现在我想没有几个历史系的教授读过英文版的原版。他到美国去留学，美国人很吃惊，怎么会这样，中国会有这么好的大学，这就是竞争的结果。为什么蔡元培聘陈独秀做文科教授，会三顾茅庐？陈寅恪没有学位、没有论文，曹云祥能聘他做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清华国学院的导师，那是导师的导师，教授的教授啊。这种真正的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是哪个时代一个重要特点，这点离不开大学间真正的竞争。没有竞争，全部清一色国立，校长们变成了官僚，学校都由官僚来进行统治，怎么可能真正形成一种良好的教师职业伦理。现在我不知道，大学教育将来会不会真正成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现在能看到的是教育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追求，只是不断地看到他们强化对大学的干预，这让人非常不解。

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南都周刊：撇开这个事件冲突本身，我们看到，双方寻求解决之道，双方的语言都比较有意思，就是找“组织”，靠行政压制。

贺卫方：如果大学是教授治校，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学校本身是一个家长制的官僚机构，出了事大家自然要找最大的家长来解决，这种解决是靠压制的，不是靠说理。有人会担心说，逃课是自由散漫。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课逃课的学生比较多，根源往往在于老师讲课缺少吸引力。当然，老师的课有非常复杂的细分，有些课是课程性质决定的，不可能吸引多人来听。

有些教师靠点名来维持秩序，你不来我就扣你的分，就让你不及格，这是赤裸裸地滥用权力。我们一方面谴责政府滥用权力，如果大学的教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通过威胁、恫吓来让学生不得不接受淫威下的粗制滥造、这是误人子弟。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尤其是高年级的大学生，如果说在大一，我们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的责任，去帮助学生去选择应该接受的训练，避免他们走弯路。但到了高年级，应该相信他们最终是有判断力的，正是这种信赖促成了学生心智的成熟和人格的独立。发生这样的“肢体冲突”，把学生扭送到了保卫处，这简直到了一种滥施淫威的境地。

南都周刊：其实，师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行政式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也不必感到惊讶，毕竟大学本身的管理体制已经框定了。

贺卫方：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体制缺陷上，这个体制不会使每个教师都从事这样的行为。另一方面，确实要反思大学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如何让大学不是官衙，大学不是小学，不是中学，不是商场，大学就是大学。如果去强化教授治校，大学自制，学生在大学的管理中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地位，都需要去思考。

世界范围内可能有两个比较极端化的，一种就像我们，大学里要做重大决策时，是不会有学生代表参加的，学生会没有起到一种代表学生利益跟大学当局进行交涉的使命。另外一种可能是北欧或者南美那边的大学，他们特别强调大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民主的，包括学生，包括后勤人员，大家都来投票，导致了好的学者逐渐地会流失。

所以，美国一个教育家说，大学管理中第一要记住的是，不是所有事务都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策，纯粹地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也会导致大学的衰落。大学甚至要尊重少数特立独行的学者，只要他们遵守了学者应该遵守的一些职业伦理，他的行为，某些怪癖，他的某些观念是相当地“异端邪说”，他厌倦了校园里的政治，校园的官场化，这种人应该是大学里特别珍贵的资源，也是大学之所以作为大学的一个特点所在。

在这样一种整体反思的情况下，就会知道规则和自由之间的一种紧张，大学不可能就是完全祥和的鸟语花香之地，它也有矛盾、冲突，但这种矛盾冲突应该通过大学本身的一种力量加以解决。中国现在的尴尬部分在于大学缺乏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过去我们曾经揭露过一些学术腐败、学术剽窃的问题，许多不错的大学居然没有任何回应，自己缺乏一种内部机制来纠错。所以导致有时候邪不压正，甚至邪气占了上风，久而久之，大学的衰落就会成为必然。

南都周刊：大学里学校本身和教授对学生存在这种家长式的支配思维，实际上，并不仅仅在大学，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把孩子当人看，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培育。

贺卫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观念始终将学生视为一种教化的对象，耳提面命，这种知识和道德上都处在一种不平衡的格局当中。另外一方面说，1949年以来，某种政治哲学更加强化了这样一种不平等。考试是一个特别能够容易地看得出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哲学机制的，是更加注重自由开发头脑的，还是封闭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是强迫接受“唯一正确”的答案，某些东西是不可批评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的考试基本上就是考唯一正确的答案，并把这个答案变成了一种信仰来看待，而不是当作知识来看待。

在这种情况下，无异导致师生之间的关系扭曲，甚至教师跟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也扭曲，因为教师必须去传递这种东西，否则可能会丢饭碗。这种大格局，多多少少是一种间接的因素。过去那种单位体制导致了人身依附，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也导致我们在心灵方面产生一种依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经常被人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被教育，被改造。你自己不能够自己去发现真理。文革期间或文革后，我们学习马恩的书，只能依据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不能够自己去找英文版，德文版，“一经圣人口，议论安敢道？”。这样的教育不能说是进步，而是让人变成了套中人，不能走出这样一个套子。到今天有些人还有这种思维，还是觉得任何不符合正统的观念，就是有错误，就要加以批判，然后把这变成了师生关系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南都周刊：是，往往一出现问题，就归因于学生自律性缺乏，自我约束力差，就要“教化”。

贺卫方：这种错误的教育理念就是让你首先感到自己是不成熟的，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应当除了听别人的教诲以外没有别的任何选择。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上，如何尊重人的独立、尊重人探索真理途径的多样性，尊重人观念的差异性，这些东西如何渗透到教育层面上，没有人思考，也很少有人去做。像洛克的教育理念在这个时代传播的很少，一谈起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学本身的人的专利，在一个小范围内去传递。现在是应该真正呼唤自由主义教育观传播的一个时代了。

7月28日，南京市塑料四厂的燃气管道发生剧烈爆炸，通过观看有限的现场画面，其惨烈程度就足以让任何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意识到伤亡之巨，也因此民间对南京当局事发后给出的死亡人数普遍提出了质疑。

既然伤亡已成事实，又何必遮遮掩掩于一个数字，何况这还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无辜的生命死于莫名的灾难，这本该是让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悲剧，而对死者的尊重无疑也是我们作为同类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性表现。但如果了解中共的官僚体制，我们就不难发现有关官员不怕在亡灵面前昧着自己的良心、也不怕冒着被舆论指责的风险来刻意隐瞒真实的死亡人数，其实是有着非常现实和必要的利益考量的：第一，死亡人数直接关系到事故的定性，事故的定性又直接关系到官员政绩的考评，而政绩考评的结果则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前途，所以对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尽量瞒报和少报，成了各地政府在应对各类人为事故时通常都会采用的一种避责手段，从以往多起矿难到这次南京大爆炸其行为逻辑都出自于此；第二，相比于具有不可抗性的天灾，如矿难和大爆炸之类的人祸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之所以最终还会发生，政府监管的缺位甚至制度本身的作恶都难辞其咎，因此一个真实的、但有可能较大的死亡数字自然要比一个虚假的、但看上去较小的数字更具震撼作用，也因此为了避免或减少民众的关注，选择性的报出一个死亡数字就成为某些人的制度性选择了。

南京大爆炸使这一切露出了过于明显的马脚。在大爆炸当天，电视台的短暂直播被现场官员喝止，但也许是在情急之下，大声呵斥记者的官员忘了自己此刻正面对着直播的镜头，所以一句“哪个让你直播的”顿时把原本隐匿于幕后的官方指令公开于天下，也为我们揭示了当局左右舆论、混淆视听的种种伎俩。

经过网上追踪、搜索和“深喉”证实，训斥记者和切断直播信号的官员是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光辉，下令挡镜头的是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叶皓。经过进一步查证，这位叶部长原来“是我国政府新闻学的开拓者，他的政府新闻学使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第一次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他的专著《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和他主编的《正确应对网络事件——政府新闻学网络案例》、《政府新闻学案例——政府应对媒体的新方法》等书，近年来在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内受到众多吹捧。

政府新闻学，如果单纯的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学，但在中国由于媒体是作为政府、确切地说是作为某一政党管制社会的工具，即所谓“党的喉舌”，因此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提出政府新闻学其实是个伪命题，它篡改了新闻只忠实于事实的本义，而突出强调了政府意志对新闻的引导。

在叶皓这本书里，随手翻阅就可见这样一些标题和内容：如在第二节中，作者道出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分别是“党管媒体，事关存亡”和“掌控媒体，天下同理”，否则就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接着，作者在如何引导媒体服从于政府需要时设计了多种手段，其中一条是通过新闻发布，把信息主动“喂”给记者，还有一条就是准备好新闻预案，把周密的解释留给记者。

从这些摘自叶皓专著中的内容就不难看出，叶皓之流的政府新闻学的核心功能是引导，即无视事实的真相，要求媒体按政府设定的方向进行新闻报道，甚至要求“舆论监督稿件给被监督当事人审阅”。而在叶皓之流的内心，目的就是使大多数的媒体不会给政府找任何麻烦，只会报道好人好事，只会为政府歌功颂德。果然，在由叶皓控制下的南京媒体，政府新闻学创造出了一派繁华盛世的和谐景象，且早在几年前就已有了显著成效。据前几年的相关资料显示，南京地区媒体宣传南京的正面报道大幅度上升，2006年中央和江苏省属主要媒体发布宣传南京的重要稿件1210篇，比2005年增长了42.5%，与此同时南京地区都市类媒体的负面报道比例从2004年的45%，下降到2006年的12%.。而这次大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南京当地媒体几乎无一例外的“噤声”，好像前一天的爆炸声和滚滚浓烟根本没有发生过，好像所有无辜死去的亡灵都不曾留下过生命的痕迹。

这就是徐光辉、叶皓这些人所炮制和所需要的政府新闻学，这就是今日中国媒体的生存环境。呵斥记者、掐断直播的固然只是个别官员，但政府新闻学既然能成为一门堂而皇之的学术，则表明当局在隐瞒事实、篡改真相上正在形成系统化和制度化，大大小小的戈培尔们正在左右着公众获取资讯的方式和内容。

南京大爆炸的浓烟已经消散，但死亡人数最终会在徐光辉、叶皓等人的操控下被笼罩上一层不该有的迷雾，而类似的迷雾在中共建国以来的六十余年间，时时都会浮现出来遮蔽历史的真相。历次政治运动究竟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到底让多少人倒于血泊，各地的矿难又吞噬了多少生命，迄今又有哪桩真相得到了公开。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用谎言麻痹公众和侵蚀社会，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所谓的和谐也都靠着暴力和谎言在维持，我们每个人时刻都有可能被国家给出的谎言所击倒，因为国家的谎言总是和暴力相随的。

如果是海外的学者发声，中共会称其为敌对势力，如果是国内的书生批评，中共会说是异议人士，总之，都是不怀好意，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它们非但不接受，还会对其诋毁和打压，然而，现在是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说话了，他不仅是中共党员，而且还是军队中将，这的确是绝无仅有，令世人震惊！

近日，他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批评中共现行政治体制，大力鼓吹美国民主制度，痛斥中国缺乏容忍真理的土壤，指出一个制度若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将“必然灭亡”，他甚至预言中国在10年内，将向民主政治转型，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共“不可能有退路”。

尽管，最新一期的《凤凰週刊》声明，有关内容根据专访整理，未经刘亚洲本人审定。但这篇题为《西部论》的专访出笼，绝非偶然，它是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一篇代表作，它预示着中共党内的裂变已经形成，海外民主运动和国内的维权运动与其对接的趋势不可避免，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路途还没有达成共识。

我认为，近期国内发生的一切变故颇为类似“六四”之前的形势，但中共依然相信暴力和谎言能够打破困局，其倒行逆施的行为适得其反，所以，社会民主转型的方式，在两条道路之间徘徊，一条是胡佳之路，他的理念被刘晓波系统化，以303人集体签署的《零八宪章》的文本推出；一条是杨佳之路，他的肉体被法律所消灭，但他的行动被民间所肯定，故朱军持枪扫射法院,刘敖衡炸毁长沙税务大楼等类似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显然，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给中共高层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刘亚洲之宏论则是重压下的呻吟，叹息与呼喊！

毫无疑问，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已是人类共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保障人权，健全法制方面，的确是目前人类所摸索到的比较好的设计，中国不必照搬美式民主，但必须接受普世佳值和文明成果，既保留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又能最快最好的保障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权，但这一双赢的前景，因为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渐行渐远了，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即将被引爆的火药桶，目前发生的一切都预示着变局的降临。

首先，我们看到了执政党内部的分裂，已达到无法掩饰的地步，温家宝坦言“政亡人息”表现了他的忧患意识，尽管他没有管好他的家人，各种指责他太太和儿子贪腐的报道连篇累牍，但就个人执政理念来说，他应是党内的改革派，颇为类似“六四”前赵紫阳腹背受敌的处境，但情况截然不同的是，他在地震与洪水等自然灾害中的勇敢果决，使他拥有了与党内保守派对决的民情资本；另一方面，薄熙来偏于西南一隅，颇似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他唱红打黑，把毛泽东的尸体抬出来，以为弱势群体做主的姿态出现，搞户籍改革，廉租房建设，阳光法案，等等，忽悠了全国人民，但其执政理念是与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相背的，必将把中国带入无法无天，互相惨杀的文革似动乱年代。非常明显，他是江泽民和李鹏等老朽们，幕后鼎力支持的党内保守派。但不得不承认，薄熙来的外在形象和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对不同派别贪官的严厉惩处，使他拥有了不少粉丝，使一些“遗老遗少”像推举袁世凯一样全力以赴，他已成为公开挑战中南海的政坛代表人物。而胡锦涛呢，他以深藏不露，韬晦之计，左右摇摆，瞻前顾后而令外界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今后的两年内才能露出真的面目。但不论如何，中国的变局只能由共产党内部分裂开始，这是建国以来例次动荡证明的真理，眼下，我们看到了黎明般的希望。

就这一点来说，刘亚洲所言并无太多的新意，但他透露了党内改革派的焦虑和不安，这种忐忑不安，朝不保夕的心情，集中反映了民间深刻的社会矛盾，不妨以目前方兴未艾的“推普废粤“风波为例，加以说明。表面上看，这是广州市民7月5日通过微博发起的一个旨在保护地域语言文化的维权活动，但我们知道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与其说，人们对广东政协委员的一则有关倡导普通话的提案，表达心里的忧虑与不满，不如说，他们对官员垄断媒体，强奸民意，践踏人权，渲泄积压已久的仇恨和愤怒，它之所以人数众多，是因为胆小怕事的国民，自认为找到了付出成本最低的安全表达政治诉求的借口和方式，反之，对官员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广州地方当局7月29日抓捕了一个网络活跃人士，而另一方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在8月5日强调，他本身在学粤语，谁敢”推普废粤“，并称维权主体是伪命题，这异曲同工的举动正流露了中共决策层的不安与焦虑：既怕胡佳也怕杨佳。前进不敢，后退无路。

现在，中共最拿手的王牌是经济奇迹，不可否认，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比毛泽东时代，确有进步，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并大有成绩，殊不知，温饱之后，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追求会比以前更强烈，何况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官员贪腐，法制倒退，使大多数人更显焦虑不安，故此，党内有志之士刘亚洲首先炮轰中共流行的“经济强国”和“金钱外交”的思想，指出“钱多不意味软实力有提升”；他以中国在非洲投资大肆行贿、用金钱开道为例，指出此举不但使非洲官员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民众对中国极为反感。而今日中国从上到下都洋溢“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热情。他表示：“单靠金钱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总之，他认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仅靠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取决于文明形式，“这决定了我们（中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又以前苏联比喻，指出苏共溃败不在于经济或武力，而在于制度，“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

虽然，刘亚洲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为目的，但并不被中南海集体决策所接受，针对他批判的弊端，胡锦涛企图用新道德运动来解决，这表明中共似乎已无力驾驭中国这匹脱缰的野马飞奔向前。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变局即在眼前，可能有两种道路，一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党内派别合法化，公开化，后随之解除党禁与报禁，如果中共出现赵紫阳和胡耀邦似人物，就可能像著名评论家金钟先生预示的那样，共产党一次次地获得民选的胜利或失败，但那时的中共在引入竞争机制之后，必将大变，如同百年老店国民党一样，其它的大大小小的以各种名分出现的雨后春笋般的党派，必将与其展开竞选，选民用手里的选票把领导人关在笼子里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中国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另一条道路是，中共继续搞一党执政，维护贪官污吏的利益，扩大两极分化，镇压民主诉求，人们忍无可忍，把分散的星星之火似的各地维权运动云集起来，在富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的领导人，自下而上地开展斗争，逼迫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以宪政民主取代威权专制。但我看，这两种道路，前者可能性最小，因为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人数不少，已尾大不掉，他们富可敌国，拼死反抗，企图延缓民主进程；后者风险性最大，因为中共建政以来，积怨太深，旧债未还，新仇又生，民愤太大，一旦变局，贫困的大多数人面对贪得无厌的官员和老板，很难保持理性，寻求社会和解，“均贫富，等贵贱”，“杀富济贫”的传统理念将使人口众多的中国血流成河，分崩离析，而窥视九州的世界列强将趁机瓜分中国。

目前的中共领导人，正在上述两条道路的交叉口犹豫不定，他们严厉地把刘晓波之类的民运人士关进大牢，是便于他们两派之间更高声调地争吵，但切莫忘记了，当他们闭门明争暗夺的时候，已是民怨沸腾，时不我待，近日，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已足以证明，我2009年3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的观点切中时弊，中国进入了撕裂状态，解决社会矛盾的暴力化倾向日益明显，但我未就变局列出时间表，这一点，刘亚洲领先一步。

据报道，他指出，当年的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目的，“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激化了矛盾，一切反了过来”。他并预言，中国“ 10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共）不可能有退路”。我认为，这是目前体制内改革派人物，最具体清晰的有关中国变局的论述。如果没有更高层领导人的授命或暗示，作为一个党员和军人，刘亚洲不可能如是说，半官方的《凤凰周刊》也不可能吃了豹子胆，把它放出来！由此我们也挑开了中南海的窗帘，窥视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矛盾心态：前进有路，但怕失去利益，受到人民的清算。后退无路，又怕火山爆发，死无葬身之地，故修修补补，拖延时间，但中共18大将至，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么，中共是否还想重复1976年10月，华国锋与叶剑英合作之路，通过党内高层的尔虞我诈，把过去的罪恶转嫁到几个人身上，再次愚弄老百姓，以延续专制政权，阻断民主航程？18大上能有这种精彩篇章吗？亦未可知。这种避开上述两种道路的作法，已在近期的重庆予以地区性的演练，但文强之死并不能根治腐败，薄熙来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总之，自“六四”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进程就落入了低谷，经过21年的酝酿，民运人士不断坐牢，流亡，努力，呐喊，如今该冲上高潮了吧！我坚信，中华民族不可能永远背运！

2010年8月8日于多伦多

今年上半年，中国方面突然增购日本国债：第一季度，购进5410亿日元（62亿美元）；4月份，又购进1978亿日元（23亿美元），仅这一单月数字，就超过去年全年中国购买日本国债总额—-800亿日元（9亿美元）。到5月份，中国更一举购进日本国债7352亿日元（84亿美元）！日本朝野震动。

过去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纪录：2005年，2538亿日元，是为高峰；之后，逐年下降，到2009年，甚至净卖出787亿日元。

纯粹从经济角度，对中国增购日本国债的行为，大致可以解读如下：对中国的意义，让外汇储备多样化、规避风险。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方多次作如此宣示。对日本的意义，可以舒缓日本债务压力，有助于日本经济复苏。

然而，日本方面，尤其民间舆论，并不“领情”，反而对中国突然增持日本国债，感到不安，质疑多于欢迎。因为，日本国债多为内债，即多为日本国民和企业消化，海外投资仅占全部国债的4.6%，来自中国的突然增购，令日本人吃惊。

事实上，中国投资日本国债，也未必能达到获利目的。因为，相对于美国国债，日本国债收益率低，比如10年期国债，美国国债收益率达3%以上，而日本国债收益率只有1.1%。另外，相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国债，日本国债的二级市场流通性很小。

更重要的是，当前日本，债台高筑，日本公共债务占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229%，位列发达国家之首。而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债务安全线，是GDP的60%。（前不久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13%。）换言之，投资日本国债，具有极大风险。中国逆势而行，仅仅因为，中国政府高度集权，凡事不由国民和舆论监督，得以乾坤独断、为所欲为。即便投资失败、血本无归，国民也莫之奈何，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情。

中国无从获利，日本也不领情，中国政府何故一意孤行？联想近期国际形势，似乎可从中挖掘端倪。中共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暴增军费，培植起庞大军力，对付类似“六四”事件的国内抗议民众，已经绰绰有余，转而也将舰炮朝外，开始以崛起的“硬实力”，挑战文明世界。

由美国、日本、韩国和更多亚洲国家组成的联盟，遏制中共野心，加固对中共政权的环形包围圈。近期，从黄海、南海到环太平洋，都能让中共感受到这个包围圈的强大压力。

于是，中南海琢磨，仅仅显示硬实力还不够，还要施展软实力。而当今中共的“软实力”，不在于它没落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可以集中支配的经济实力。就像中共以大量持有美国国债来放大它在美国朝野的话语权一样，它也要以大量持有日本国债，来放大它在日本朝野的话语权；就像中共以ECFA（经贸协议）来捆绑台湾一样，它也要以经贸绳索来牵制日本。

警觉的日本人，担心，中国突然增购日本国债，会导致日元升值；又担心，中共大量持有日本国债之后，又大量抛售，引发日本经济动荡。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试看，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购进的日本国债中，总额5410亿日元，就有5177亿日元为日本短期国债（4个月偿还期），仅234亿日元为日本中长期国债（5至10年期）。中共的短期行为，使其战略目的昭然若揭：企图用经贸绳索，来勒住日本的脖子，迫使日本就范。

联想今年4月和7月，中共海军舰队两度开到日本近海，大摇大摆，炫耀它崛起的武力，结果却是，在日本国内，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的日本民众，急剧增加。

日本政府决定扩充部署潜艇部队，并重新强化美日军事同盟，都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换言之，正是日益显著的“中国威胁”，推动日本重新武装、重振军备。实际上，整个亚太地区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都因于北京（以及它怂恿的平壤）的穷兵黩武。

如今，中共又施展经济勒索战术，引发的后果，将同样不堪设想。另据报道，有些中国人迁往日本，目的是要套取日本福利；据说，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对日本公共福利政策，比当地日本人还了如指掌。以至于，在日本，不仅有“中国威胁论”，还有“中国人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由中共自己制造；鉴于当今中国人的表现，来自于中共的长期毒化，“中国人威胁论”，也由中共自己制造。实际上，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源。还是那句话：没有“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那是包括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感受的共同威胁。

正如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说，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企业的利润来自顾客，顾客就是上帝。为了赚取利润，企业要尽可能地讨好顾客。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只要有其他人能生产出更物美价廉的产品，企业就不敢马马虎虎。竞争使企业时刻保持警觉，迫使它们改进产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和价格。如果不这么做，顾客就会选择企业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样企业会失去利润来源，乃至消亡。

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对社会无疑是一件好事。竞争使企业家为了占据市场份额鼓足脑筋改进产品降低价格。在充分竞争行业，产品的价格会不断降低，而质量会越来越好，最终得利的是广大消费者。

1987年移动电话刚进入中国时，厚实笨重，状如黑色砖头，重量在一斤以上。除了打电话没别的功能，而且通话质量不够清晰稳定，常常要喊。它的一块大电池充电后，只能维持30分钟通话。那时的移动电话虽然功能如此简陋，公开价格却在20000元左右，黑市售价曾高达5万元。这么高的价格不仅让一般人望而却步，就是中小企业买得起的也不多。 由于那时移动电话身躯庞大，价格昂贵，使用它的人也多是商界大哥级的人物，于是移动电话在中国有了个奇怪的名字“大哥大”。看到生产移动电话有利可图，大量企业纷纷涉足其中，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移动电话的价格越来越低，功能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激烈的竞争最终把移动电话变成了平民也能使用的通讯工具。其称呼也从贵族化的“大哥大”变成了平民化的“手机”。当年把移动电话称为大哥大的人丝毫不会想到，在20多年后的今天，就连街边拾荒者手里都会有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而且功能比当年的大哥大不知道要好多少。

试想，如果中国只有一家生产移动电话的企业，市场被其垄断，这个企业不需要通过竞争来抢占市场份额，那它会有动力来改善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价格吗？移动电话会从少数富人权贵手里的大哥大，变成寻常百姓手里的手机吗？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竞争的存在迫使企业家不断创新，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最终得益的是整个社会。

而在垄断行业，情况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当某个行业只有一个寡头控制一切、主宰定价时，垄断就出现了。举例来说，垄断就是买断一个地区所有的房子然后提高租金，这样要租房子的人就别无选择，只能任人宰割，支付极不合理的租金。垄断消灭了竞争，剥夺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力。

竞争虽然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对企业家来说则未必。因为竞争的存在，企业家不得不专注于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与销售价格。这使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同时也会侵蚀利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某些行业的所有企业可能会结成联盟来避免竞争，不愿意加入这个联盟的企业家则被排挤出去。当联盟形成后，他们就制定一个固定价格来避免竞争，而消费者则不得不支付这个不合理的价格，因为你别无选择，企业不是加入了垄断联盟就是被排挤出去了。这正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所发生的情况，不过，美国国会随后通过了反卡特尔法宣布企业家结成价格联盟（也叫“卡特尔”）是非法的。

19世纪80年代初，一个叫多德的律师想出了通过成立托拉斯来避开反卡特尔法。托拉斯是让一个经理来控制一些物业。多德向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提议把一些石油公司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托拉斯。这样企业主可以固定价格，签订协议，避免竞争，而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合法的。洛克菲勒立即联合最大的40家竞争对手成立了“标准石油托拉斯”。一夜之间，它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石油生产商，控制了美国绝大部分石油井以及90%的炼油厂。洛克菲勒成为石油独裁者，可以随意提高价格。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向洛克菲勒的石油公司支付高昂的价格来购买石油，就像现在的中国人只能以高价向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大垄断企业购买石油一样。

洛克菲勒取得成功后，美国的其他企业主也纷纷开始成立托拉斯。出现了糖托拉斯、威士忌托拉斯、棉花籽油托拉斯、铅托拉斯，还有烟草托拉斯。垄断的结果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从1895到1904年，美国有1/3的公共企业在托拉斯和合并中消失了。在大多数行业，托拉斯和联合企业可以任意提高价格，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竞争对手消失了，托拉斯的主人迅速敛财，而公众的钱包则瘪了下去，整个社会的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在托拉斯控制就业的地方，工人根本没有和资本家谈判的筹码。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辞职另寻出路，所以只能接受低工资。如果托拉斯不受遏制的话，所有东西的价格都会涨到天上去，全美国人的钱包都会被吸干。如果只有几家垄断企业控制着价格和工资，那么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

为了对抗托拉斯这种垄断形式，美国的工会、报纸、法院以及一些有胆识的政治领袖联手起来。1890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04年，美国最高法院重拳出击，宣布一家最大的钢铁公司不合法。1911年5月1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标准石油违法垄断，将其拆分为37家新公司。 从标准石油托拉斯开始，美国许多最大的托拉斯相继被分拆，主要行业恢复了竞争。1914年，国会又通过了第二部反托拉斯法，即《克莱顿法》。从此，美国政府就一直密切关注那些变得太大、太强，从而构成对某个行业有垄断威胁的公司。这种苗头一旦出现，政府就会发起反托拉斯诉讼，如果诉讼获胜，法院就将强制公司分拆成互相独立的较小的公司，从而恢复行业内的良性竞争。

离我们比较近的例子是微软反垄断案。微软因为其技术优势，在操作系统软件领域取得了垄断地位。微软利用这种垄断地位，将他所开发的即时通讯软件，媒体播放器软件和浏览器软件与视窗操作系统捆绑销售，来取得与同类产品的竞争优势。1998年10月，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垄断操作系统，将浏览器软件与视窗操作系统软件非法捆绑销售，微软反垄断案正式立案。 因为垄断行为，微软险些被强制拆分。在旷日持久的官司后，微软于2000年11月上旬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妥协。微软同意个人电脑制造商可以自由选择视窗桌面、公开视窗软件部分源代码，使微软的竞争者也能够在操作系统上编写应用程序，总算躲过了被拆分的命运。微软在欧盟，日本和韩国也被起诉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2004年3月，欧盟判定微软在Windows中捆绑Media Player的做法违反了反垄断法，对其开出了4.97亿欧元的罚单。2005年10月，微软与RealNetworks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后者支付7.61亿美元了结反垄断官司，RealNetworks随后表示，将撤回在韩国和欧洲向微软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同年11月，微软又付出3000万美元与竞争对手Daum达成了和解。

纵观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凡是在民主国家，或者所谓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往往会通过法令限制垄断企业独大，而在专制国家，或者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往往会产生垄断企业，而那些垄断企业通常通过官商勾结来打压同行，用不正当竞争来获得暴利，最后整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贫富差距悬殊。日本在二战前，是一个神权至上的专制国家，20世纪初，日本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财阀是指在金融上能进行垄断的资本家，一般指金融寡头。它们以家族资本控制的总公司为核心，控制着各经济部门的直系企业和旁系企业，组成庞大的垄断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原有四大财阀的基础上增加了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六家新财阀，总称为日本十大财阀。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强迫财阀解散，不再让极少数人掌握整个日本的经济命脉。可以说如果财阀没有被解散，行业内的良性竞争没有恢复，就不会有日本二战后快速崛起的经济奇迹。

当今中国的垄断企业与上世纪初美国的托拉斯以及二战前日本的家族式财阀都不同。美国和日本的垄断都是私人垄断。不管是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比尔盖茨的微软帝国还是日本的家族式财阀，都是属于私人的企业。垄断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不可能得人心，民主国家的政府会顺从民意与垄断企业斗争，否则就很难在下次选举中获胜。而中国的垄断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企业名义上的主人是全体国民，但实际控制人是中国政府。政府是垄断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就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像民主国家的政府那样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大力向垄断企业开刀。中国的《反垄断法》形同虚设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2009年《财富》以销售额为统计口径的全球500强中，中国内地共35家企业入榜，除了江苏沙钢以外，全部为垄断行业的大型国企。在国有垄断企业赚的盆满钵满的背后，是沸腾的民怨。拥有垄断地位的中国国有银行贷款利率是中国特色，存款利率与国际接轨。靠着全球一枝独秀的存贷利率差大赚国民血汗钱。而且中国国有银行的不合理收费多如牛毛，从年费到跨行取款费，再到跨行查询费，打印帐单费，最为离谱的是，中国农业银行居然还推出过数钱费！另外中国国有银行的服务态度和质量广为国人诟病。面对银行令人不敢恭维的服务质量和不合理收费，中国人只有任其宰割的份，谁让他们是垄断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通讯垄断企业因为漫游费、月租费、垃圾短信等问题，和民众之间积怨颇多，但民众也只能忍气吞声用他们的服务，一句话，还是垄断惹的祸！在能源领域，国际油价涨，中国油价跟涨，国际油价跌，国内油价不跟跌更是让中石油中石化这两大石油垄断企业成为了人见人骂的“全民公敌”。美国的油价以加仑计量，1加仑=3.785升，折算以后，绝对价格比中国略低一点。但国内最好的汽油与国外低等级的油品质接近。加上中国的车主还要缴纳养路费、过路费等等，而美国的油价中已经包含了这些费用。考虑到这些因素，国内的汽油价格远高于美国。正是靠着垄断地位用不合理的高油价来剥削国民，使中国石油在2010年成为了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

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考虑到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当今中国就像反托拉斯法通过前的美国那样，整个社会的财富向垄断行业集中，贫富差距悬殊。但现在的中国人却不能像100多年前的美国人那样联合起来向垄断企业宣战。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国民可以用选票来决定垄断企业的命运，要是政府不遏制垄断企业独大的局面，就会因为不得民心而在下届选举中下台。而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那些垄断企业的后台是专制政府。中国的工会，媒体，法院都被政府所控制，国民不可能通过这些途径来反垄断。只要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不进行民主化改革，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中国人就不可能战胜财大气粗，背后又有政府撑腰的垄断企业，只有继续任其宰割的份，这也算是当今中国人的一大悲哀吧！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在邯郸赵苑，每逢周六、周日早晨，邯钢退休职工王清玉师傅都要义务宣传法律知识。他在树上悬挂了几十个法律单行本，引来不少人围观。我和王师傅是朋友，应他的邀请，上个周末，我到场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开始时有位四十多岁的人唱主角，他的观点比较激进，他认为当前的社会就是官员勾结奸商、黑社会大发不义之财，老百姓落到他们手里只有倒霉的份，没有说理的地方。中国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老百姓只能等待时机揭竿而起。在场的二十多个人中，大部分附和他的观点。其中还有人谈到，中国就需要毛泽东那样的铁腕人物，还得搞文化大革命才行。

我当即表达了不同意见，我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乱成一团。毛泽东不立法，不守法，而且带头践踏宪法，所以才有文革那样的天下大乱。如果回归那样的时代，大家就像如今的北朝鲜一样，吃不饱，穿不暖，随时有生命危险。腐败应该反对，两极分化应当缩小，但是倒退回去，走毛泽东的道路行不通。

我说，我主张改革、改良，不主张革命。我是反革命，反对用极端方式改变现状。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夺取的政权必然会用暴力维持，遭殃的还是老百姓，不可能有实质意义的社会进步。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唤醒公民意识，动员大家都来行使宪法公民权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合格公民，中国的宪政也就到来了。

有人问我如何唤醒公民意识，我说，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大家通过交谈增长见识。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写文章，传播公民理念。

我说，去年年底，邯郸物价局在网站上说，要召开煤气价格听证会。我申请后旁听了会议，事后，我联合几位朋友，向物价局长写了公开信，认为他们的作法缺乏公开透明，违背公平原则，建议他们改进工作。后来，该局领导和我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他们原计划春节前涨价，结果事过半年后，他们才涨了价。这说明，公民只要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会取得一定效果。

有人说，一个邯郸市有近千万人，用你的方式宣传，能影响几个人？

我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我们说的是公理，维护的是公平，所以只要坚持不懈，这些理念总会被大家接受。

其中一个认识我的人说，你一次次批评邯郸市长走马灯现象违法，可人家照换不误，你又能怎么样？

我说，我不能决定他们换不换，但是我能决定自己写不写。现在不起作用是因为写的人少，公开站出来的人少，如果我带头，邯郸有几十人、几百人上街，公开抗议市长走马灯现象，情况肯定大不一样。

一位中年女士说，现在大家的饭碗都在别人手里攥着，顾虑重重，谁敢站出来呀。

我说，对不公不义的事，不需要大家都挑头，有人站出来，大家能签个名，帮帮腔也是好的。

有位退休职工模样的老者说，中国人最能忍，只要能添饱肚子，不是骑着脖子拉屎都能忍。欺侮到自己头上认命，欺侮不着自己看热闹，谁能行侠仗义啊。

我说，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就是走两个极端，要么当草民逆来顺受，要么当暴民起义造反。正是由于大家甘当草民，官府才无恶不作。官府豪强把百姓逼的走投无路了，大家再搞暴力革命。于是载舟覆舟，动乱频频。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说到底就是官府腐败，百姓革命，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公民社会成长不起来，谁上台都没有老百姓的好果子吃。

有些人看来比较赞同我的观点，但他们说，你说的这条路太难走。官方到处给你使绊，给你小鞋穿，不许你做这做那，公民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呢？

我说，官方的确找过我一些麻烦，但是，态度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用害怕。中国要想实现文明进步，说到底取决于公民的态度。我们是邯郸的主人，我们不积极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谁也帮不上忙。眼下，看起来官方顽固势力好像很强大，那不过是表面现象。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违反法律，违背公理，谁也长不了，没有必要悲观气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积极因素，一方面，中国人已经由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而且其中一部分已经有了名誉地位。有产者一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二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大家所依靠的只能是宪法，如此之多的人意识到宪法的重要性，要求全面落实宪法，兑现公民权利，是谁也无法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造就了一大批体制内的有识之士。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正在转变为社会党。虽然党内的顽固势力还在千方百计维护现行体制，保护既得利益。但更多人心里明白，民主法治是大势所趋，是早晚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官方势力太大，民间呼声太弱。由于公民社会成长太慢，给官方形成的压力不够，造成了一些官员有恃无恐，滥用权力。

这时，有个中年人说，我是教师，我很认可您说的道理。我给您留下电话，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说。

我说，您的角色最重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当权者只搞公民义务教育，从来不进行公民权利教育，希望您利用讲课机会向学生传播公民理念。下一代有了公民意识，中国的进步就加快了。他表示责无旁贷。

进行法治宣传的王师傅说，田先生，眼下，咱们应该做啥？

我说，希望大家在各自生活的小区广交朋友，参与公共事务，主持公道，多办好事，维护社区利益。先当业主代表，再争取进入业主委员会，为今后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打基础。人大代表选举是目前受法律保护的唯一民主途径，人大代表有很大的权力。问题是长期以来大家都不重视选举，有的人从不参加投票，因此代表都是官方指定的人选。

我问在场的人，有几位参加过选举？只有两三个人说自己参加过。大部分人说，工作几十年了，连选票是啥样都没见过。

我说，这能怨人家吗？对于公民来说，最重要的权利就是选举权，咱们主动放弃了权利，人家当然要把听话的人推举上来。

有人说，谁不知道人大选举由政府操纵，老百姓选了也是白选，所以大伙连票都不去投。

我说，过去官方的确搞得很过分。不管怎么说，现在比过去还是有了进步，起码他们承认要依法治国。最近全国人大修改了《选举法》，对其中的两个字作了比较重要的修改。把人大代表候选人可以和选民见面，改成了应该和选民见面，这就是进步。官方推举的候选人不愿和选民见面，我们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天天和选民见面，争取大家的支持。只要早做准备，耐心发动，积极争取，我们完全可能赢得下一轮选举。我们这样向选民负责的人如果能当上人大代表，必定会代表公众利益，必定会对权力施加压力，限制和防止腐败，促进权力公平运行。

我说，中国大陆面临正在转型，只能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只能由民主集中制转为民主法治，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推进这样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行使公民权利，维护公民权益，履行公民义务，承担公民责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合格公民，中国的民主进程必然会大大加快。

在场的不少人说，您讲的真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有了努力方向。人家当官的捞够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们还要世世代代在邯郸生活，所以，我们应当以公民的态度对邯郸负责。他们说，田先生，这一次收获不少，希望你以后经常来这儿，咱们多聊聊。一些人还要了我的手机号码。我说，我一定多来，咱们多多交流，多联系。还有两位正在组建业主委员会的人拉住我，请我提出建议。

这次交谈活动让我意识到，知识分子不仅要积极写作亮明观点，还要走向社会，和大家积极交流，二者不可偏废。

2010-8-2

公民分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城市居民分有工作人士和无业盲流，有工作人士又分干部和工人，干部……不说了，说不清。总之，级别二字在中国，已经被发挥到了及至。

告老还乡，级别二字也该一边歇歇去了吧？不，同为告老还乡，1949年10月1号前“参加革命”的，叫“离休老干部”，其他的，只能叫做一般退休干部。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那一伙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就“站起来了”。啊，看见我们站起来了，你才来加入我们的阵营，喂猪、杀猪你怕累你怕沾腥，枪林弹雨你怕死，分肥的时候，你来了。做梦娶媳妇，你尽想好事情，如61年前的10月1号之前那样，继续一边歇着去吧。

本人当记者之前，在所谓的干休所，即离休老干部休养所混过十多年，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老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老干也是人，当然什么样的人也都有。不同之处在于，这个群体给中共的优惠政策给惯养得更加千奇百怪，更加令人掩卷沉思。

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怎么会有“离休老干部两个待遇”，即政治待遇不便，生活待遇略微从优之说？尤其是开会，阅读文件这样的需要议事，需要解决问题才有进行必要的事情，怎么会成为一种“政治待遇”？这样的稀罕事，明显不合常识，甚至是明显违反书报上、党章上的白纸黑字的事情，在中国，只能烂在心里，不能问。问了也没人能给你，会给你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法。

余生也晚，加之孤陋寡闻，直到1983年进入一家干休所混饭了，才知道离休，这一特色物事，才知道离休老干，这样一些特殊的，高人若干等的人物。也是在这个时候，本人才知道，医院有老干病房，这可不是毛翘脚以后的事情，早在这伙人站起来之后，医院就有干部病房了，比如毕节地区医院的内一科，在过去，就是专门的老干病房——好设备，好药，好医生，老干病房都有，你那非老干身份的人，别自讨没趣，止步于老干病房以外吧。你病得厉害，需要好药，需要好医生，谁叫你不是枪林弹雨里打过来的老干部？这是党的政策规定的，没办法，挂号排队去吧。

由此可知，王实味《野百合花》里“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确有其事的。但是，这个书呆子不知道，就如夫妻做爱一样，人家做得，但你说不得。所以，王实味的一篇文章被枪毙，不是他说的是否事实的问题，而是他犯了帮规，人家用家法清理门户。

除非绕不开，否则，我将尽量不去涉及什么政策、歪策之类的东西，这篇文章，是我的个人见闻录，所以，我见识到了什么样的有关老干的人和事，我就写什么好了。

在有人不得不靠着抢劫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今天中国社会，老干“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待遇，实在让人艳羡不已。

级别，按理，按逻辑说，也就是担任某职务别官员的所谓行政级别，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种种好处。离休也好，退休也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级别，也就与主人的官衔一道灰飞烟灭了吧？不，中共的官员，尤其是老干，拉革命车不松套，要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还连影子，老干新干们连影子也没见着，老干们怎肯松套？离休，你算了吧，那是政策逼的，人走茶凉，哪个愿意？

恋栈？你别胡说八道，在诗人笔下，这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党的文件里，这叫“扶上马送一程”。所以，离休了的老干们，称呼，往往都是离休前官衔最高，听起来最让人浑身舒坦的那一个。所以，满干休所七老八十的休息、修养老头，这个是张主任，那个是李局长，称呼的人煞有介事，应答的人正儿八经，没谁觉得滑稽。

级别在“两个待遇”上的创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李局长离休前是县团级，张主任离休前是地师级，根据中央文件规定，李局长、张主任的“两个待遇”，都要提高一个级别来执行。也即说，离休前是县团级的李局长，离休后“享受地师级干部待遇”，离休前是地师级的张主任，离休后“享受省军级干部待遇”。

文件虽然给老干部戴了一顶顶高帽子，但是，没有哪个新干部愿意别人对自己的决策指手划脚，横挑鼻子竖挑眼？所以，有的文件不一定及时给老干看，有的文件甚至不给他们看，有的会议不一定非得通知他们参加。但这是违反中央文件规定的，“被离休”的老干们心里本来窝火，这一来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他们拿着红头尚方宝剑到老干局，到组织部拍桌子打巴掌：“某某号文件早来了，怎么迟迟不给我们看，你们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们想看，这是中央给我们的权利。不想给我们看，你叫中央把这一条取消了，我们就不来找你们，否则，我们就要找你们，我们就要看文件。”“中央文件明明规定，根据级别，老干部的住房要达到多少多少平方，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到我们家里拉着皮尺量量，再到你们家里拉着皮尺量量，有你们的宽，甚至是只差你们几个平方，我们都不说话了。否则，你按照文件给我补起。”

级别给老干们带来了很大、很多的实惠，但偶尔，也会给他们增加烦恼。曾经与单位的政工科长一起服侍着离休老干出去“学习考察”。那年月，代步的还是一辆大客车。上车前，科长对争先恐后的老干们宣布自己即兴出台的乘车政策：地师级的坐前面，县团级的坐后面。地师级听了，心中暗暗得意，县团级听了，气得直骂科长的娘，有的干脆一屁股甩在地师级座位上：“今天我倒要看看，哪个敢把我拉到后面去！”

直到到今天，我还是对这位科长佩服不已：你说他，还真是个打着灯笼找不着的人才，一辆车上，他也分得出三六九等来。这与美国废除奴隶法案之前，同一辆公交车上有黑人不得乘坐的白人专门座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是，这厮不知道美帝国主义曾经的这档子事啊？

当面，惹不起老干部，私底下，老干局，组织部的人们常常摇头：干休所是个失败的老干管理办法：老干们集中在一起，就爱串门说长道短，就爱邀邀约约到老干局、组织部闹事。

政治待遇不变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满足老干们开会的愿望。满足老干开会愿望的方式之一，就是给他们弄个半虚拟的头衔，如“关工委”，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成员之类。有个应该是享受省军级待遇的老干，毕节地区有什么红白喜事，这人都会出现在会场，电视屏幕上，说一番“语重心长”的套话，官话。就在今年六一前夕，听说他与一帮子关工委成员，又来到某小学校，“关心”下三代，下四代来了。

三六九赶场，场场在，还是党报记者的时候，我常在热闹场合主席台看见这位。自从2005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敲掉饭碗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我以为，这位耄耋老人应该开不动会，发不起言了。殊不知，人家还在冬顶严寒，夏冒着酷暑，仍然老有所乐，尤其是老有所为呢。心服口服，佩服佩服！

这位是开会典型，还有两位不能不写的典型，则是老红军典型。

少儿时代看连环画，还真以为红军是北上抗日，成年后听敌台，浏览反动网站，才知道红军原来是南下逃窜；还真以为红军是为了穷苦百姓翻身，才抛头颅洒热血，后来才知道，解决温饱问题，这才是当年他们参加红军的唯一动机——一位山东“老区”的三八老干就当着我等等的面说过：什么他妈的踊跃参军、支前，瞎掰，有名额的，轮到你家头上了，非“光荣”不可，一次不“光荣”，你就不仅仅是真要一辈子不光荣了。自己当兵的时候，正是邓大人必欲教训“越修小霸”的1979年。报纸电视上说，战士们的请战书、决心书雪片似地飞到连长、指导员手里。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些玩意，是下死命令叫写，不写不行的。看来，这一优良传统，历史的确悠久着呢。

贺龙、肖克逃窜到毕节小坝的时候，在小坝街上看见一个流浪汉，他们对流浪汉说：有饭吃，有衣穿，参加红军吧。流浪汉一听，就参加进去了。我时常对人讲，就是毕节街头现在的苦力大背箩，即使要当兵，他也会说，我得回家说一声。可是，这个流浪汉，却就这样跟着红军走了，其家境之糟，可以想见。

我和这个住在地师级房屋里的“老红军”是多年的近邻。老红军最大的特点，一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地，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穿绿军装；二是说话味道极怪，比如一句话，前面几个字是毕节口音，中间几个字是“毕（节）普（通）话”，后面，又变成毕节话了。老红军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可是，老红军是濒临灭绝的国家级保护人物，每当有了什么较大的红白喜事，就要请国宝级人物主席台上就坐，并发表爱国主义教育训话。别看老红军没文化，可是这不影响他倾诉、表达的愿望。他一讲起来，什么南泥湾开荒种地，自己如何给朱德喂马没完没了，往往都得主持人在后面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我说老红军，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下次再请你给大家讲革命传统，你看如何？”老红军往往如此说：“马上讲完了，只有两句话了。”这“两句话”讲完，老红军的保留压阵节目最后出台：红歌黄唱，来一首《南泥湾》。

老红军还有一个保持得十分好的革命传统，那就是随时肩扛一把锄头，在干休所周围寻寻觅觅。只要一块脸盆大小的闲置土地进入他的眼里，不管是谁家的，他就要拿出三五九旅干劲，开发出来种上一棵包谷或南瓜。

另外还有一位名气比“南泥湾”大得多的老红军，有一次，我公干去他家，他指着自己家里的老家具和水泥地面对我说：我不换家具，也不装修房屋——我不能蜕化变质，我要保持晚节。

我心里哑然失笑：给他这样一说，那换新家具的，装修房屋的，都蜕化变质、晚节不保了。那不仅换家具，连老婆也换了的“新红军”们，在他心目中，简直就是罪犯了？

可是，有个贵州日报记者，他看到这位老红军家里的情形后，竟然以赞赏的口吻，把老红军如此这般“保持晚节”的风范，给写到报上了。

自己当年当兵的目的，再简单不过：不就是穷极无聊，过段时间被枪打死总比马上饿死好吧？没想到，侥幸活到“新中国”建立了，自己成了开国功臣，成了退休也有个与众不同的说法的老革命，成了离休后还是党和国家宝贵财富的活宝，成了将新干扶上马，新干还请求我送他一程的“不得了”。因此，话说得南腔北调一点，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与因为意外中举而痰迷心窍的范进相比，这不是还在正常范围的吗！

说到换老婆，我想起了老干们的另一个特权。许多南下老干，他们都有两个老婆。在北方没有参加“革命”的时候，有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配，参加革命转战到南方后，参照伟大领袖的榜样，根据革命需要，再找一个革命伴侣，据说这很普遍，虽没有红头文件认可，但最起码，组织上是默许了的。我所在的干休所，就有好几个老干，北方老家有个下得厨房的原配，南方新家有个上得厅堂的新欢。原配所生孩子，往往比新欢的大很多，有如两代人。不仅如此，原配大多没有和老革命离婚，没有改嫁，也没有说还是老干们的合法妻子。在北方老家，原配不仅与孩子生活在一起，还担负着侍候“公婆”的责任。这样的“一夫二妻”制度，是老干们的专利，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后来想想，老干也是人啊，改革开放后，连多打了两斗米的农夫，他也会换个老婆新鲜新鲜，何况人家“多打”的，岂止是两斗米。不是有这些好处，我加入你那组织干球？

有个很是搞笑的事件。住房改革，也即第一次进行房改房的时候，根据那所谓优惠政策，别说那些老红军，就是那些三八干部，算盘噼里啪啦打下来，他们屁股下的房子，不仅不用交钱买房，反而出现了负数，也即卖房方反而得补给老干们房款。老干们乐坏了，找到老干局，组织部，说是不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给他们钱，他们就不坐那房子了，给他们更宽的房子，交钱也成。

这……这……这……，这 怎么可以呢？协商的结果，还是老革命们觉悟高，掏出了三几千元钱，带花园的两层准别墅，就归他们所有了。

尽管离休老干是退休新干的比下有余，但他们自己却老是觉得自己是在职新干的比上不足。为此，不管是住房还是工资，还有医药费等等，他们都好比着在职新干来提要求。可是，任你怎么“反映”，老干们所到手的实惠，怎么也比不过权力在手的在职新干。也许就是这一原因吧，所以，老干们利用政策，尽量捞取好处，无官也要贪，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怎么贪？比如在看病上，实报实销的老干们就比在职新干实惠。因此，一人看病全家吃药，早已过时。八十年代，争对老干推出的药品包装和满足老干需要的种种“保健”器材，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包装，有皮箱，有各种杯碗、蒸锅。效法古人买椟还珠，到了家里，其中的药品或低价卖给药店，或干脆倒了他娘的。药品，有各种保健酒、药膳，有病治病无病防病，或喝着、吃着玩玩，多多益善。所以，开药，小包小篮子不够用，得背箩，才行。甚至有传言，某某老干家媳妇开的药店，相当一部分“进货”，就靠老公公。器材，也很适销对路，带收音机的拐杖，就曾经非常行销。怎么不行销，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个老干开收音机拐棍，不是论根，而是论“捆”开。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都有拐棍用了。

文件规定，病而没住院，有的药品就不能开。这难不倒打垮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干，他们来个挂床住院，也即某个病床,某老干包下了，却不一定躺在上面，或不一定天天躺在上面治疗，而是大多数时间回家去待着。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有病历、医疗文书作证，我是住院病人，你会计别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开的那些药品。

正因为“对策“好，所以，有的老干一年三百六五天，太难天都是住院病人，有的一住数年。一年所报销的医药费，远比自己的年工资高出一两倍，四五倍。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一年吞下十几二十万元苦不堪言的药品，这还不是吃苦在前吗。

每年都有外出“参观学习”、体检的机会，每年工资在提高一个官阶级别的基础之上，每年还多领两个月工资，这与那些“篡党夺权”使得他们离休，也即使得他们永远离开那把交椅的在职新干相比，还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啊，老子们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提着脑袋闹革命，感情就是给你们这些王八羔子打天下，给你坐享其成，给你享用不尽的？什么玩意？

正因为利益面前心理严重失衡，老干们的牢骚怪话，甚至是十分反动的话，也时有所闻。比如，一个曾经的“地下党”，他就曾在医务室当着众人的面说：现在这些王八羔子，什么东西，老子们当年打天下要实现的理想，哪是这个样子？算了 ，老子们老了，拿他们没办法了，只有等着新共产党来推翻他们了！

遭受文字狱出狱后，我曾经到干休所去过。老干们都知道我的事情的。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谁责骂我，反而对我说：你问问他们，几篇文章也能推翻你们，你们的江山，全是豆腐做的啊？

我知道，他们这不是同情我，也不是出于公义之心，而是对比他们生活得滋润的在职新干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话语。

当然，对这些自认为当初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如果不是他主动对毛“颇有微词”，一般情况下。你就不要说什么毛的“错误”，更不能将“罪行”这样的词语当了老干的面加诸毛身。我就犯过这样的傻。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向一个老干问询有关石门坎传教士的事情，其间，我犯了舌头比脑袋跑得快的错误，说了几句对伟大领袖不那么敬的话。没想到话一出口，老干翻脸不认我，立时脸红脖子粗、唾沫四溅地教训我：你你你你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居然敢对毛主席说这样的反动话……

我自知惹不起这位，干劲脚底抹油溜了。两三年后，一个同事才告诉我：你说话还是注意一些，那年你和某主任说了些什么，人家当时就跑到报社，要求登文章揭发、批判你，跑到老干局、组织部，要求开除你的工作。

说客观一点，老干有的毛病，是中共惯出来的。比如看文件、开会等“政治待遇”，这将中共的等级制度，发挥到了一个登峰造极而又滑天下之大稽的程度。多给老头子们一点钱，让他安心栽花弄草，含饴弄孙，不就得了。有的，则是个人德性问题，与他是否老干无关。比如，干休所用车用得多，最爱找麻烦的，也就那几个。有一位事情很多的老干，有一次，下班时间，他到我家里来找我开车送他出去串门。妻子告诉他，我不在家。老干他不信，走进我家每一个房间，拉开门看门背后，用拐棍挑起床单看床下：他疑心我不愿意为他效劳，在和他躲猫猫来着。这，就与他是否老干无关，这是老年人耍小孩脾气呢。

有一个享受县团级待遇的老会计和一个享受地师级待遇的老局长，这两个老干，和其他老干判若两人，从来没找过工作人员什么麻烦，平时为人处事也十分和善。那个曾经的教育局长喜欢栽花，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对于经商的眼光还有不少不屑的时候，他就栽出不少花来，和老伴用手推车推了，十分坦然地到街上去卖。他们不缺钱，这是他们退休后修身养性的最佳方式。如今，他们很老了，都八十多岁了，我偶尔还在街上看见，栽不起花的二老相互搀扶着，慢慢地走动着。

自然，这也是个人修养问题，与“党性”那玩意不挨边。明明是个人修为，却牵强附会说成党的优良“传统”什么的，这与明明厌恶这些碍脚碍手的老家伙，却偏偏要矫情、虚伪地在会议上，在文件里将老干们拔高成“宝贵财富”一样，其用心是不良的，其效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的。

退休了还恋栈不已，七老八十了还对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贪得无厌，从离休老干部，这个中共的特殊阶层的一些作为里，我们能够知道，中共的特权何以会无所限制约，中共官员的私心，何以会无限膨胀。这，才是中共官员的一贯作风和优良传统。这，也不是党的问题，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问题

今年汛期以来，长江、汉江洪水夹击武汉。武汉一度告急，但三峡大坝却多次置长江下游的安全于不顾，以每秒4万立方米的流量大量泄洪。

长江下游百姓认为，三峡大坝汛期泄洪是不作为。但中国三峡集团公司负责人却回应道：大坝的泄洪量考虑的是整个长江流域，不仅要保障下游安全，也要保障上游安全。如果一下子全部蓄满了，未来一个月的汛期怎么办？再来一场持续的大暴雨怎么办？上游堤坝的安全怎样保障？

人们质疑道：当初修建长江三峡大坝政府一再声称，有了三峡大坝可以抵挡千年、万年一遇的洪水，让长江全线高枕无忧。现在却怎么面对不到20年一遇的洪水就告急泄洪，让下游遭受如巨龙入江、仿佛原子弹爆炸的泄洪冲击？并声称三峡大坝要为后面的暴雨预留空间、不能代替长江的防洪工程？

此三峡大坝岂非一个骗名工程？许多网民说，如此一个既不能真正抗洪、又带来地震、生态恶化等许多隐患的三峡大坝，全因官方的形象工程需要而建，实为一个罪恶的坑民工程，是现代秦始皇的长城工程。

事实上三峡工程的所谓防洪效益，有识之士早有预言。当年孙越崎老人就说了，有人说建三峡大坝是为了防洪，其实它并不能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峡谷，建大坝只能是峡谷型水库。由于移民的限制，150至180米方案防洪库容都较小，挡不住大洪水，对下游洪水泛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孙越崎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三峡专题组组长，他的话应该是权威的。但这些真话碍了水利工程利益集团的事，人家自然不予理睬。已故的中国水利泰斗黄万里先生也有一个预言：三峡水库对水量的调节必将是一种逆调节，也就是洪水期它要泄洪、枯水期它要蓄水。

比如前两年的冬天，洞庭湖流域、太湖流域遭遇百年一遇的枯水期，湖面大幅度地缩小、船只不能航行，三峡水库并没有放水救急，因为它要存住水来发电。这一次江西、湖南、湖北等下游省份汛情紧张，它仍然是大开闸门泄洪。

返回头来看这些有识之士的预言，实在是很有意思。1998年长江发大洪水，当时三峡大工程刚完成了大江截流、大坝还没影儿。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先生向记者夸了个海口，气吞山河地说：“要是有了三峡工程，何愁长江洪水逞凶狂？”当时王维洛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三峡工程能挡98年的大洪水吗？》，以98年洪水为例，详细论证了三峡工程极为有限的防洪效益。

不是说所有的水库都没有多少防洪效益，肚子大了，就能装水。比如埃及的阿斯旺水库，能装下尼罗河一年半的水，多大的洪水来了都可以不开闸。但三峡水库恰恰相 反，不是一个大肚子、而是一条细肠子。也就是孙越崎老先生所说的“峡谷型”水库，也就能装下长江上游一个多月的来水，洪水一来无法调度。

以 1998年洪水为例，一共有8次洪峰，而且你事先并不能准确地预测你到底拦截哪一次。98年长江第三次洪峰之后，中央气象局预报长江流域的降水可望近期结束，不料雨区又转了回来，形成了第四、五、六、七、八次洪峰。如果三峡水库调度者根据国家气象台的预报、下决心拦截第三次或第四次洪峰，后来接踵而至的几次洪峰就可能产生叠加效应，造成比单一洪峰更大的灾难。

当时有人反驳说，可以采取傻瓜式调度呀，大部分洪水放走，每次只动用一点点防洪库容。从今年的情况看，三峡水库正是这么干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宣称三峡水库可以抗御什么千年、万年洪水呢？这一点儿小小不言的防洪效益，何不把这笔巨款拿来加固堤防、和恢复被占用了的洪区呢？

舆论可以封锁、民众可以愚弄，但长江洪水不是任何权力可以左右的。

温家宝是堂堂大国的总理，余杰是一个不会说谎的孩子，前者正行走在甘肃灾区泥泞的路上，后者批评温家宝的专著，却在灯红酒绿的香港即将出版，这种现象，看似矛盾，水火不能相容，但在西方民主国家极易平常，而在中国则成了面临坐牢的危险举动，于是，我为文友余杰捏一把汗，亦为温家宝深感庆幸，因为余杰是他最好的朋友，《中国影帝温家宝》是他的鉴镜。

据今天的官方媒体报道，8月9日，甘肃省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胡锦涛做出了重要指示，温家宝第一时间亲赴灾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据随行采访的中央台记者刘乐说，原定的行程是在今天早上，温总理首先乘坐直升机到达甘肃天水，然后在天水机场回北京。但是，又得到消息，总理改变了行程，他要再一次赶到受灾最严重的三眼峪去，看望那里受灾和重伤的群众。于是，我们看到了多张照片，显示总理踩着淤泥和碎石，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行走在从三眼峪到白龙江边这段最危险的路上。至此，我们有何感受呢？余杰还能说他在做秀吗？要知道这是突发事件，亲临现场的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如果说以前的地震和洪灾发生时，温家宝是做秀，那么，这次呢？如果一个领导人一生均在做秀，是不是盖棺论定之时，就应当评价其为好官？！

因此，我支持作家余杰在海外出版著作，并誓死维护他讲话的权力，更愤怒指责北京国保对余杰的骚扰和恐吓，但我不尽赞成余杰的观点，他对温家宝的批评，有失偏颇，他的著作已被党内的保守派所利用，成为一发射错了目标的舆论炸弹，在目前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可能帮了中国民主进程的倒忙！

毫无疑问，如果我手里有决定国家领导人的选票，我不会推举温家宝，但中国一党执政的现实是，我们在具体评论中南海的高官时，只能矬子里面拔高个，用事实和比较的方法平心而论，我认为，温家宝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官员，他面对着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不仅显得勇敢，仁义而坚强，而且还表现出了极大的人文情怀，联系到刘晓波判刑时，他在不同场合的言谈举止，大谈“言者无罪”，意味深长，可以断定，中共决策层曾集体讨论了刘晓波的案件，温家宝是少数派，他并不赞同判他入狱，但又无力回天，因此，在未来共产党和社会的裂变中，他可能是中国最开明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手，总之，他在人与自然关系发生矛盾时，显示出的胆略，如能最终导入人与人，人与社会冲撞的战场上，该是怎样一番壮观而伟大的情景啊！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再次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温家宝或许不会只是站在赵紫阳的身边，愁眉紧锁，他会以面对天灾的气魄，勇敢地爬上学生与市民缴获的坦克，领导抗暴！他或许会和人民站在一起，向专治政权发出最后的通牒！

所以，我认为，余杰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也是一个《皇帝的新衣》中不会说谎的孩子！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文笔如同行云流水，著作洛阳纸贵，但是，他没有机会直接面对中国的高官，不了解官场的诡异，黑暗和复杂，对中南海的内斗缺少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也无法洞悉政治家的谋略，他只是在秉笔直书情怀，无暇顾及政治列车前方与两侧的风景，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剧。目前中共两派内斗已严重地表面化，温家宝无疑是难得的改革派，而主管中央政法委的周永康等人，是江泽民留下的保守派，他们主管国安，公安，自然希望余杰多写批评温家宝的文章，以便薄熙来等太子党取而代之，而太子党一旦大权独揽，自由写作的空间就会进一步压缩，以致烟消云散！试问，余杰批评温家宝，绝非一日之事，如果他本人真想抓捕余杰，他至今还能平安无事吗？至于他与廖以武不同，可以自由出境，到香港去演讲，这是因为，周永康等人深知余杰比廖以武更有利用价值，难道这一奇特的现象，不是可以充分说明，温家宝还比较开明吗？如果余杰不服，你到重庆住一年，写一本对薄熙来揭短的书，看看薄熙来抓不抓你！故此，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出了余杰等人的艰难而微妙的处境，他的初衷是推进中国民主，但似乎选错了靶子！

当然，中国的进步，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故应当对一党专制的体制展开批判，余杰对此已有很深刻的论述，我举双手赞同。不过，中国与其它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国民们脑海里存有渗透血液的皇权思想，很多人尽管一次次上当受骗，但依然把社会前进的动力归功于某些伟人，如果没有，也会制造出来，所以，建国以来，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离不开民众纪念某个领导人的机遇，如“四五”事件时祭奠周恩来，“六四”事件是怀念胡耀邦，下一次呢，我预料很可能是与温家宝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余杰作为一个并无个人私利的读书人，不必去理会著作问世后的局势与遭遇，并对可能坐牢保持坦然的乐观，但我对中南海的权斗有着浓厚的好奇心，我想，鲍家父子可能因为温家宝“六四”之后的平安过关抱有成见，而且生意上而议，《中国影帝温家宝》估计市场也不错，所以，出版这样的批温之作，既符合他们的创意，也应和太子党派的心思。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余杰不是温家宝的敌人，相反，他是温家宝最好的朋友，因为面对强烈批评的声音，如果他能正确对待，就成了一面很好的镜子，既可以正衣冠，查缺点，又可以折射自身的魅力，让他人鉴别。概括余杰对温家宝的批评，其内容不外乎两项，一是包庇和纵容家人以权谋私，但显然余杰没有第一手的证据和材料，我不敢断定其真伪，记得“六四”前有关赵紫阳儿子搞官倒的传闻就是最多，现在才知并非属实，大家均上了“六四”屠夫李鹏的当，所以，余杰应当慎之又慎，温家宝应当深刻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姑且听之，引以为戒。二是在政改方面，他出于维护中共利益的考虑，迟迟没有实质性的举动，只是言不由衷地执行所谓政治局的集体决策，不敢大张旗鼓地支持民运人士和维权运动，也造成很多工作上的失误，的确使人们失望。对此，温家宝作为一个长辈，应当展示包容的心态，虚心接受余杰的批评建议。我奉劝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要明白书籍是个什麽东西？我看，就是人们讲话变成了铅字，如此而已！既然温家宝选择了做公众人物的生活道路，就应当作好接受它人说三道四的心理准备！

据报道，余杰近日表示，在今年7月5日之后，他没有再次受到北京警方的骚扰。但7月中旬赴香港参加书展时，被警方跟踪至机场，没收了两篇准备在香港中文大学作报告时用的讲演稿，我认为，这一现象集中表现了上层内斗的矛盾心态，对此，余杰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说：“我去香港仍然还是成行了，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往前走的可能性，就是这本书能够出版，我也能保持写作的自由。”他所说的“往前走”的意思是指政改的希望。温家宝由此应当理解余杰的良苦用心，他希望中国进步，他是恨铁不成钢啊！故此，我再次呼吁温家宝，拿出你地震中的勇气，和你的朋友余杰一起，埋葬中国一党专制的泥石流！

2010年8月9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