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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8日，将是中国诗歌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中国诗歌中心将在成都落成。中国诗人有家了！

　　诗圣杜甫是诗歌中心的“起笔”，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园、诗圣文化园和唐风街构成了中国诗歌文化中心的4大版块，“诗歌大道”、“新诗小径”、“诗歌广场”、“游客诗墙”、“诗歌典故”、“诗歌意境”等犹如一张张秀丽的风景明信片，如诗如画地“定格”在人们心中。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杜甫是中国历史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诗人，他广泛师法前代及同时期诗人，可谓“集大成”。而唐以后的历代诗人，无不深受杜甫影响。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逐渐颓败，但后代不断有诗人来此探寻杜甫遗迹，自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砥柱犹存的草堂旧址，恢复重建草堂茅屋，以后历代有人培修、扩建草堂。前来瞻拜诗圣的文人骚客，可谓络绎不绝。从苏轼、黄庭坚、陆游到何绍基、顾复初，一时风流人物都曾在此留下优美诗篇。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今。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说，成都本身有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从古代到现代，历代都有很重要的诗人，历史上也有不少著名诗人生活在成都。他们在成都文化的浸润下，写出了不少很好的诗篇。历史证明，成都有良好的诗歌氛围，是诗歌的土壤。

　　在草堂建诗歌中心，是成都文化界的一大创举，具有非常的意义。2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文化的发展。近几年，成都文化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诗歌在城市文化中的建设作用非常明显。“中国诗歌中心能在一个有诗歌传统的地方挂牌，对全国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这座开放型的诗歌中心，将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素质。”

　　诗歌中心落成后，全国的诗人们在西南大地拥有了一个家。现代诗人们将谱写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诗歌新篇章。

　　按规划，诗歌中心应该有个“激活”的功能，拉动中国诗歌的发展。诗歌大道按时间顺序列出中国自《诗经》、《楚辞》开始至今历代杰出诗人，整条大道由诗人诗句贯穿始终。在从杜甫草堂南大门到浣花溪公园廊桥388米的诗歌大道上，由雕塑家叶毓山“操刀”的25位历代著名诗人雕塑栩栩如生，“三苏”、“三曹”、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韩愈等，诗人们或悠然、或悲怆、或温婉、或激昂，或坐、或站，“述说”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诗歌文化，“牵引”人们的眼睛。

　　从目前诗歌中心的陈设来看，古代作品居多，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已经经过岁月的检验。但现当代诗歌会陆续补充上去，诗歌中心既不薄今又不厚古。

　　诗歌中心的作用是充分发掘、利用诗圣杜甫与诗歌圣地杜甫草堂的独特地位、知名度与感召力，将草堂文化内涵发散开来，以现有浣花溪公园为载体，注入中国诗歌文化的大主题，构建起一个开放、互动的格局，最终成为一个散发着诗歌文化魅力、具有浓厚人情味和诗意氛围的文化场所。

近日，波兰大使馆向中国著名作家骆文转呈由波兰政府授予他的“波兰文化贡献奖”奖章，骆文的夫人王淑耘代其领取了奖章。

2003年逝世的中国著名老作家骆文，历任延安鲁艺助教、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他一生勤奋，在歌词、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小说等诸种文体的创作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1年，在他86岁高龄时还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骆文先生从1964年第一次出访波兰起，就对波兰的历史及其在建立现代波兰社会的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了解了波兰失去独立的历史基础上写下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书中描述了18世纪末波兰人民由于国家领土多次被瓜分而遭遇的悲惨命运，生动再现了波兰人民英勇抗击外来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苦难历程。

    詹姆斯·弗雷的回忆录《岁月流沙》经某网站披露涉嫌造假后，在全美引发了一场关于回忆录是否允许虚构的剧烈文学争论。而此次造假风波的另两位主角：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小姐和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终于打破沉默，分别于近日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欧普拉在周三晚主动邀请CNN主持人拉里·金，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电话采访中，欧普拉出乎意料地力挺弗雷，并希望受《岁月流沙》感动的读者继续支持弗雷。有读者认为，如果没有欧普拉小姐当初的“善意之举”，没有人会去较真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兰登书屋也于本周三对读者投诉行为做出了回应，兰登书屋将满足消费者全额退还《岁月流沙》购书款的要求，这一举动也打破了兰登书屋不接受退书的惯例。但兰登书屋方面对此并不十分担心，据乐观估计，受《岁月流沙》涉嫌造假事件凸增的图书销量要远高于退书数量。

　 加拿大顶级诗人厄文·莱顿近日在蒙特利尔护理中心溘然长逝，享年93岁。

　　莱顿在现当代加拿大诗人中拥有重要地位。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但是他真正的激情和名声都是由诗歌而起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莱顿出版的诗集《黑色猎人们》让他声名鹊起，随后开始热衷于参加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辩论节目“舌战”，言语犀利，反应敏锐，很快成为名辩手。莱顿创作丰富，他的诗歌坚实有力，富有讽刺性和色情意味。他在1959年凭借一部《献给太阳的红地毯》赢得了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文学奖。

　　　在50多年的文学生涯里，他出版了40多本诗集和文章集，曾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那年最后的获奖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莱顿特别爱和批评家较劲，批评的声音越多越响，他对自己的声望就越感到陶醉。他曾宣称：“我是一个天才，我的作品将和莎士比亚、华兹华斯以及济慈的最佳作品永垂不朽。”

　　莱顿1976年获得了“加拿大勋章”，这是该国的国家级最高荣誉。

     贵州省首部网络诗集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

    《暗夜里的灯盏》是贵州省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网络诗集，所选诗歌关注社会、人生、人性，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于一体，诗歌风格各异，融先锋创作技法与传统诗歌创作技巧于一体。

    该诗集是贵州省民营网站“抒怡心苑”论坛诗歌集萃，精选了近年活跃在诗坛的陌上耕夫、南山等２０位网络诗人１９０余首诗歌。该诗集的出版，反映了贵州网络诗歌发展态势，填补了贵州省网络文学作品结集出版的空白。

　　2005年的文学面孔不似往年的暧昧不清。这是一张“浪子思归”、“渴望担当”的面孔，浓眉大眼的面孔，苦思、亢奋而有些鲁钝。众多文学评论家提出了越来越相近的批评主张。众多文学期刊发表了越来越粗糙的中短篇作品。众多重量级作家先后拿出了沉淀多时的长篇小说。总的看来，2005年的文学面孔表情丰富。

　　“现实”与“历史”归来

　　此年的长篇小说收获甚丰：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范小青的《女同志》、东西的《后悔录》、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每一部都来者不善。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作家刻意抛置的“现实”与“历史”，

在2005年得到了凶狠的书写；主流文学界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祛历史化”、“祛现实化”、“祛集体化”的现代主义腹语式的叙事潮流，在积累经年的道德焦虑与真实诉求中渐渐星散。破碎行进的乡村与城市浮现在《妇女闲聊录》、《秦腔》、《遍地枭雄》和《女同志》中；无法消逝的“文革”长影倒映在《平原》、《兄弟》和《后悔录》里；时间不再剖开现代主义的横切面，而在《空山》中走向纵深……联想起近年来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林白的《万物花开》，格非的《人面桃花》，李洱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及艾伟的《爱人同志》等长篇作品，可以说2005年文学对“现实” 与“历史”的回归绝非偶然。

　　这里所说的“回归”除了是就文学整体而言，还有针对这些作家的意思———这些回归者多是昔日的先锋派、炫技派作家，无意识的反历史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者，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现实”与“历史”的怀抱之中———嬉戏的孩童终于长大，承担重负的仁心取代了弃家远游的玩酷。

　　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作家在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展开的虚构，也不再与中国当代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相同。从来没有写作者像林白那样，把一位农妇的闲言碎语“记录”到底，并让这破碎的记录自己诉说伦理的凋败、权力的骄纵、羞耻感的丧失和生命的包容；而贾平凹在《秦腔》里，面对乡土崩溃和精神离散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态度上的“震惊无能”，和叙事结构上的“东鳞西爪”，是与传统的乡土田园文学那完整自洽、成竹在胸的叙事方法大相径庭的；毕飞宇的《平原》看起来很白描，很中国，但是骨子里的那个狠，那个叛逆，那个一去不回头，却随着每一章每一节的进展寸寸深入，这个“狠”在小说的终结达到高潮———当端方的喉管被中了狂犬病的吴蔓玲死死咬住时，权力的巨手便在中国乡村最微小的细胞中完成了它从容而无情的拨弄……历史和现实在这些作家笔下尽量远离了庞然大物的支配，有了个人化和批判性的迹象。

　　复调思维尚未形成

　　然而，也仅仅是“迹象”。它们还没能成为坚固而丰赡的事实。在沉重的历史和纷繁的现实面前，充分的个人化写作并未实现。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仍然罕见。

　　由于精神的幅宽有限，某种观照现世的复合性眼光，以及与悖谬世界相抗衡的复调思维尚未形成。尽管作家们受过先锋写作的技巧训练，但是精神格局的促迫使其在与“真实”相遇时，要么服从既有的社会结论，要么服从自己无力的异想天开，那种由自由意识所驱遣的游戏精神总是难以萌生。为什么中国文学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洗礼之后，还会出现这种初级问题？答案是显然的：我们并未充分经历过“人”的自我发现阶段，就被这股浪潮解构掉了从未坚实存在过的“人”本身，因此，这一浪潮未能成为丰富作家之精神主体性的助力，那些表面的技巧自然无法在实质上帮忙。也正因如此，虽然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足够怪诞，但是我们的小说却总是不够怪诞，或者它们顶多是现实怪诞的有抄袭嫌疑的复本。是不可能有超过中国现实之怪诞的想象力吗？我以为不是。只是作家的想象力仍潜在地受限于“庞然大物”而已。

　　而为何“庞然大物”总是潜在地主宰中国作家的思维，我以为原因更是简单：中国作家的精神维度中，真真切切缺少一个彼岸的世界。这世界，有人名之曰“上帝”，有人名之曰“绝对存在”，有人名之曰“信念”，有人名之曰“美”，我名之曰“无限的神秘”。站在这一基点上，现世的相对性显现无遗。当这相对性的一切被绝对化地叙述时，复调思维自然难以产生。

　　新的“文学工具论”兴起相较而言，2005年的长篇小说境况胜于中短篇，因为有文体追求的成熟作家都去写长篇了，中短篇小说领域便由较新的面孔所主宰。由于文学期刊的市场化危机，导致了它们对中短篇小说“好看性”的迫切需求。

　　所谓“好看”，便是故事性强，冲突剧烈，反对晦涩，向影视剧靠拢，由此产生了不少表现出“兵法精神”的作家。举目望去，林立的文学期刊几乎找不到从前俯拾即是、令人头疼的“实验小说”了，文学的探索精神被弃如敝屣。季羡林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践证明，“河东河西”根本用不了三十年，五六年就够了。

　　五六年前那股追求片面的文学技巧和精神深度的走火入魔劲头，现在被编织故事或抄袭新闻的热情所代替。前者故不足取，后者亦无足道。

　　与此同时，反对文学的探索性和精致化追求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正义”———为弱势群体代言，把当下社会的“真实面目”最朴素地表现出来，以文学介入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等等。

　　一些评论家把曹征路的小说写作视为“文学正义”的集大成者。对持此论者的社会目标———公正之实现———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对于直接让文学创作成为社会主张之传声筒的做法，我坚决反对。它对文学的伤害有文学史作证。作家的道德激情与改造社会的使命感是高贵的，它既可以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也可以化为自由瑰奇的文学想象，就像卡尔维诺已经做到的那样。但是如果想毕其功于一役地以肤浅简陋的文学实践取代坚苦卓绝的社会实践，那就是虚伪矫情的“左派幼稚病”了。  

　萧乾是我国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在漫长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在文学史和新闻史上，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湖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7卷本《萧乾全集》，汇集了他的全部创作文字，含小说、散文、通讯、书信等，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齐全的版本。近日，一批专家、学者汇聚北京，就《萧乾全集》的出版进行座谈，认为全集的出版，是文学界与新闻界都值得重视的事情。它既是对萧乾的缅怀，更是为今天的年轻读者提供了阅读精品的范本。

 

　　包括描写其新婚的《纯白的婚礼》、描写旅途景致的《日本的风景》等，将收入新的《冰心全集》

　　 一批从未与国内读者谋面的冰心文章，开始陆续“回国”。记者近日从福建冰心文学馆获悉，这些文章将与2005年冰心家人赠予该馆的冰心书信、日记一道，在整理之后，补充收入《冰心全集》。而《全集》篇数也预期将由现有的9卷，增至11卷。

　　找到的佚文共有十余篇

　　据介绍，1946年至1951年，冰心旅居日本5年，期间以日文发表了许多的文章与演讲，一部分已经翻译为中文，后收入《冰心全集》，但在日本还有不少的文章与演讲未能找出，而且这些文章未经翻译、在国内也从未发表过。

　　冰心研究会秘书长、冰心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冰心研究专家王炳根先生2005年9月30日至11月27日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期间，在关西大学萩野脩二教授、牧野格子博士、名古屋爱知大学的虞萍博士、东京驹泽大学的釜屋修教授等帮助与支持下，收集了冰心于1963年在东京仓石中国语讲司会、1980年在京都的演讲录音、《日本的风景》、《评阅述感》等十余篇佚文与演讲文章，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冰心研究的重要收获。

　　王炳根目前带回的文章有6篇，其中包括冰心描写其新婚的《纯白的婚礼》、描写旅途景致的《日本的风景》等。其余文章仍在由日本学者整理和翻译中。据王炳根介绍，在冰心的佚文中，有一篇名为《惆怅》的中篇小说究竟是否系冰心作品，冰心家人与专家对此都有较大争议。对此，福建冰心文学馆将于今年9月在北京专门为该部作品举行专家论证会及新闻发布会。

　　名人贺卡展怀念冰心

　　记者从福建冰心文学馆还了解到，冰心文学馆将在对冰心遗物进一步整理之后，陆续推出以名人明信片、贺卡等为专题的展览。这些寄给冰心的明信片、贺卡中，有不少发自世界级名人之手。

　　在冰心逝世五周年之际，曾由冰心家属捐献给冰心文学馆数量达几个集装箱的遗物。这批遗物除了已在冰心文学馆展出的冰心使用过的桌、椅、床、电视等物品外，还有大量极有价值的手稿、贺卡、字画、书信等，时间跨度数十年，不少出自名人之手。有些留言、签字都十分特别有意思，甚至有一些贺卡与明信片，也是名家亲手绘制寄给冰心的。

           国家及我省“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夏衍全集》编纂完成，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月10日，中国文联、浙江联合出版集团共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夏衍全集》新书发布会。

《夏衍全集》编纂项目于2002年下半年启动，共16卷，约920万字，分为戏剧剧本、戏剧评论、电影剧本、电影评论、文学、新闻时评、译著、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卷目。其中戏剧剧本收入了夏衍的全部舞台剧，包括多幕话剧13部、独幕剧8篇、合作剧本4部，是目前收录最全的夏衍剧本集。 　　 据了解，全集对夏衍的作品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主要创作门类基本收全，有存目的篇什，绝大部分找到并已编入，同时还发现了相当部分从未入集的文章和已经绝版的集子，澄清了一些延续已久的误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结集发表夏衍的戏剧评论、书信日记、译文集。

　　如今，一个星期出版一本书已不是难事。而随着出版周期的缩短，图书的生命周期也随之大大缩短。一本书在书店书架上停留的时间有多长？虽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权威数据，但以业内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两个月左右。两个月什么概念？可能一本书还没通过发行与读者见面，就将“投身”造纸厂化浆，或者跻身“特价书”甩卖的行列。
　　导致图书“易碎”的原因很多，但不能否认，出版界的浮躁、短视也是直接的“驱动力”。

　　新闻拉着出版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显示出对出版业越来越强的拉动作用：一是选题上的拉动。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各种披露事件“真相”的相关书就会蜂拥而至。比如，戴安娜车祸身亡后，半个月内就有六七种关于戴安娜的书出来；著名港星张国荣的那一跳，又跳出了17种怀念张国荣的图书……而另一个拉动就是新闻事件的发生带动相关的图书出版，比如SARS、禽流感的爆发，带来了医学保健书的畅销；伊拉克战争拉动了兵器图书的畅销等等。
　　不仅如此，一些文艺图书的创作也因糅进了诸多新闻要素而派生出一个评论界颇有争议的全新品种———“即时小说”。

　　资源跟着网络走

　　这两年，网络文学也成了出版界着力挖掘的一个出版资源。只要在网上走红、点击率高的作品，一般都会被出版社相中，从网络走向传统的纸质出版物。这其中当然不乏优秀的作品，比如号称“第一部网络小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时下正热的《双面胶》等等。但不能否认，也有鱼目混珠之作。
　　出版社的热衷和竞相追逐，自然又“催生”了越来越多网络作品的诞生。一位网络写手曾开玩笑地说：写网络作品不怕不出，就怕不红。你出我出大家出，供大于求造成市场的过剩，自是在所难免。

　　灵感追着娱乐走

　　时下，出版与娱乐也是“非常接近”。比如，很多编辑把选题的灵感锁定在娱乐界。屈指算来，演艺界的大大小小明星、主持人，几乎已被出版社一网打尽，且有的还在“培育”潜在明星“写手”；再则，影视书也是出版社追逐的热点。比如先电影而推出的《艺伎回忆录》、《无极》小说版等等，有的为影视先期造势，有的与影视中期互动，影视与图书互惠互利。
　　此外，娱乐界发生的各种“事件”也让出版界及时“跟进”。比如“超女”的走红，各种版本的“超女书”便迅速占领书店的书架。这些书的生命周期有多长，自是显而易见的。

　　速朽图书制造泡沫

　　图书强调“即时”的时效性，拉近了图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但同时也因“时过境迁”而快速“失效”。
　　有关人士提出，近年来，中国书业每年推出的图书新品种逐年上升。目前，中国出版业的年出版图书种类超过了15万种，但是真正在读者的视线及书架上长时间停留的图书，除了工具书，其它是少之又少。
　　在刚结束的二渠道春季订货会上，大量特价图书的出现，便传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越来越多“速朽”书的出现，不仅导致了库存的大量积压，浪费了资源，也挤占了新书的生存空间。应该看到，这已经成为中国出版发展进程中难以跨越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