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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唐神僧玄奘走的路方向相反，但与孙行者的速度可以媲美，印度总理辛格架着筋斗云来到中国，不是来取经，也不是来送经，而是来看看，假如印度不能与中国继续做师生，还能做什么。

在传统佛教与当代民主方面，印度曾经是，或仍然是中国的老师。贞观初年，自费留学生玄奘西赴天竺，行程十余万里，历经二十年，不仅取来了伟大的佛学经典，还流传开让代代孩子们心花怒放的神话故事《西游记》……那时候，中华文明臻于极盛，印度文明已开始西斜，而萎靡的罗马则在等待宰割，东方红，太阳升，人类的乐土，似乎并不在西边。

让人惊奇的是，东方文明的两颗最灿烂的明珠，尽管相倚在亚洲的同一枚蚌壳中，在过去数千年的岁月里，除了一缕若明若暗的佛光，很少相互照耀。喜马拉雅山系和青藏高原的阻隔是一个原因，两个文明都崇尚“内视”，是另一个原因。内视可以观照自身的幸福，但疏于相互照看和洞悉外来的灾难。过去2000年来，中国和印度常常被蛮族的铁蹄蹂躏；过去100年来，它们又被文明的子弹洞穿。

傲慢的日耳曼人斯宾格勒曾经假惺惺地宣告《西方的没落》，实际上，他宣告的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死讯。在他看来，这些文明已经成为“化石”，“埃及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印度帝国是可能千百年地继续存在下去的——作为一些死尸、一些无定形、无精神的人群，一种伟大历史的碎片存在下去”，当代能够“保持英雄姿态”的，是“普鲁士——德意志民族”。

“古老东方放弃了一切外部自决权”，如果斯宾格勒在这里把“征服”翻译成“外部自决权”，那他是说对了。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试图征服过对方，甚至没有发生过像样的军事对抗。1960年代的边界摩擦，还是殖民主义者给两国留下的溃疡发炎。

但不能因此说，东方文明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先是日本的震撼，接着是亚洲小龙的腾飞，现在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甚至有人在窃窃私语地谈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也许，寿命长的文明发育慢，梁启超不是有个“少年中国说”吗？帝国是老大了，文明或许还年轻。总起来讲，内敛的文明如果能幸存，可能比发散的文明更能保持能量。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印关系中，印度也并不总是当先生，近半个世纪来，也当过两回学生。不过，中国第一回当了个坏老师，“教授”的是计划经济；第二回当了个好老师，“教授”的是市场化。辛格总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也承认，“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印度）变化的一种动力，这一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于1991年深入发展。”

然而，辛格这次来华，并不是要叙师生情谊，而是来寻找共同发展机遇，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曾经辉煌过的东方两大文明，能够再度璀璨吗？“极乐世界”可能永远是一个梦想，但“东土”与“西天”之间的传奇故事，可能还有新的篇章。

2008年1月17日星期四

我们常常以为某人在中国是最硬骨头的，比如梁漱溟先生与马寅初先生，其实在这样的制度下也难免要打点折扣，正所谓独裁之下并无完卵。梁先生算顶得厉害的，算敢触龙须的，他的人品我是佩服的，但他对毛泽东这样的人的认识并不算高明。我当然不是要厚诬前贤，苛求他们，而是要说出这个事实。说出这个事实并不是说我比他们睿智，我没有这样轻薄愚蠢。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证明在四九年后，没有谁不真正低头。这不是苛责前人，而是说独裁暴政的恐怖可恶。我们当然应该同情理解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做的趋利避害的努力，即便至今也是如此，我们也不必苛责。再比如马寅初先生，大家都知道他为申说自己的观点，不惜单枪匹马力战至死而不屈服的精神，这是我衷心悦服的。但他一样在知识分子的整体改造中，没能顶住独裁的强大压力——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苛责他们，我尊敬他们，在如此苛政之下，还能比大多数人活得有骨头——这是个事实描述。前不久，我收到五册《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里，就赫然有马寅初先生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活动》一文。这说明，再硬的骨头，也没有谁能从本质上扛得住独裁统治者大面积、长时间、高强度、深挖洞、吸骨髓、狠揭发、自剖腹式的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钳制言论自由，统一思想，便于说谎，用枪顶着你，让你颤颤惊惊地说出他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却还要你标示是如何心悦诚服。通过这样的整肃，那里还有什么创造力，还敢有什么不同意见，有的只是步步紧跟，形势一派大好。六十年来，这样的思想钳制与统一，剿灭言论自由，对个人、国家、民族的伤残，何堪言说？思想改造运动，我曾见过一些单篇文章，但像这样在四九年后大面积定下政权基调的行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这实在是非常惨痛而遗憾的事。想一想，四九年后，我们所受的这么多惨痛历史，有哪一样是得到了足够重视和研究的？只是浩叹我们知识分子被骟掉的确彻底，至今没有真正复元的迹象。

知识分子（当然准确的说法是余英时先生的”知识人”，此处沿袭旧说是为了批评及大家理解的方便）思想改造不单纯是政治思想学习运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急风骤雨般的所谓土改——其实就是抢劫，这样的财富分配哪里有一星半点文明社会的影子——如此的血腥暴力已经透露了这个政权的实质。我手上有不少关于土改与思想改造的书，如《从土改中学习》（新建设杂志社1950年9月25增订第五版）、《重庆市郊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工作报告》（西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6月重庆初版）、《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光明日报1951年6月初版），书中就少不了许多著名学者被逼而写（所谓的心甘情愿与发乎内心只一种不得已的遮掩，因为谁都知道暴政很强大）的”心得”，这些心得与行文的口吻大多类同于小学生的作文。其间著名人物略数出来就有贺麟、冯友兰、雷海宗、吴景超、潘光旦、朱光潜、孙毓棠、杨人楩、资耀华、潘大逵、彭迪先等。我此前曾写过两小则与思想改造有关的博文，大家可以参看。其一为《著名人物的现身说法》、其二为《思想改造的方法》（大意，名字搞忘了），在”人类灾难”一栏里。《思想改造文选》均为”光明日报社”出版，其中第三辑为批判秦牧的专辑，难怪秦牧先生后来的文章里”一派大好”，真是可以理解的其来有自。前两天读讴歌编著的《协和医事》痛感到共产党政权对协和的破坏，这次在《思想改造文选》里发现协和著名的医生的”改造”就更坚定我的看法。现在将《思想改造文选》五册抄录部分目录如次（名字后面括弧的数字为册数），以便大家从此线索去寻出更多的苦难而加以深深的思索。这些著名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拚命自污地改造，那些一般的知识分子还有怎样才能过关？大家不妨查找相关的资料并深深思考之。
　　
　　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马寅初（一）
　　政治学习必须解决实际问题……………………………………………金克木（一）
　　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华罗庚（一）
　　我们要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邓家栋（一）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钱端升（一）
　　科学工作者应该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范文澜（二）
　　彻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龚祥瑞（二）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梁思成（二）
　　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侯仁之（二）
　　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学习在国际上划分敌我…………白寿彝（二）
　　读了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以后…………………………黎锦熙（二）
　　我和协和医学院…………………………………………………………李宗恩（二）
　　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华岗（四）
　　自我检讨…………………………………………………………………陈垣（四）
　　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周培源（四）
　　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金岳霖（四）
　　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梁思成（四）
　　我跳出了帝国主义的陷阱………………………………………………钱伟长（四）
　　我认识了自己的虚伪性…………………………………………………吴于廑（五）
　　批判我的崇美思想………………………………………………………夏开儒（五）
　　批判我的恶劣的资产阶级体育作风……………………………………崔炳恒（五）
　　批判我的”名流学者”思想……………………………………………喻德渊（五）
　　批判我的纯技术观点……………………………………………………柯召（五）
　　批判我办《西风》杂志替美帝国主义作宣传工具的反动买办思想…黄嘉德（五）
　　
　　2008年1月17日8：27分于成都

关于“杨帆门”，网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杨帆教授是捍卫“师道尊严”；另一方则以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萧瀚为代表，认为“逃课是自由的象征”，真正该道歉的不是学生而是杨帆。支持者亦认为，学生逃课首先要检讨的是杨帆的讲课水平。

“杨帆门”的发生不得不说令人遗憾。不过，这件事学生虽有责任，但最该反思的还是教师治学与育人的态度。

在我看来，教书育人者应该将课堂当作一个与学生相遇的场所，一个在互动中倾听意见、共同成长的场所，而不是发布真理、摆弄权威的场所。一个教师，不能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不能从学生身上学到有益于自己创造的东西，都是十分失败的。

师道不是霸道。尽管我认同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管理，但在大学精神上却更能理解萧瀚所说的“上课点名只是为了认识学生”，而不是一种潜在的强制，其背后是“一日三省吾身”的责任心。一个教师课讲得不好又要强迫学生来听自己的课，对学生显然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学生在这个学校浪费了钱，另一方面又因为必须应付对他没有意义的课而浪费时间。所以，有责任心的老师在看到学生大面积逃课时，首先会觉得难为情，并且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课堂上的含金量，而不是辱骂甚至将学生“关禁闭”。

“杨帆门”的发展，同样搀杂了一些荒诞的因素。

其一，在接受采访时杨帆承认自己在课堂上卖书和光碟：“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选我课的人太多了，这样可以拦住一批人，让真正喜欢我的人来上课。”另外，事实上有少数人会中途违反承诺，不来上课，这样做实际上起到一个让他们造成损失、受到“惩罚”的效果。另外他特意强调“贫困生只要有院里的证明可以不买”。

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教授强卖自己的图书是为了过滤学生听课。更有意思的是这番辩解背后的内涵，即杨帆自己也认为卖给学生的书与碟不值那价，否则怎么会给逃课学生“造成损失”与“惩罚”呢？就这样转眼之间，那些书与碟便由挡截学生的护城河变成惩罚学生的刑具了？

其二，杨帆声称“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学校的声誉”或许勉强能凑上，只是不知道“国家安全”从何谈起？

透过这起冲突，如果真有“不安全”因素，恐怕也是教师剥夺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通过锁门进行绑架式教育，不知道尊重并宽容学生们内心的感受与抉择。

（原载1月16日《东方早报》，作者熊培云，《南方都市报》有删节）

香港民众争取二○一二年双普选的民主诉求，遭到北大人的否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声称“可以”让香港在二○一七年普选特首；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则口头承诺，香港最快可以在二○二○年普选立法会。

诱骗人民画饼充飢普选是基本人权，是香港民主的标志，不是北大人的恩赐，是“必须”，而不是“可以”。温家宝到处宣称，中国人素质低，需要提高育水准，才能推进民主制度。但是，香港人的素质可不低，比起台湾来至少平分秋色，台湾可以顺利地实现总统和国会的普选，香港为甚么不能呢？就连在国会选举中刚刚大败的阿扁，也在隔海嘲笑香港普选遥遥无期，香港人焉能忍受这做奴隶的命运？一位参加泛民主派发起的争取二○一二年双普选游行的老人，谈到这样一个颇具刺激性的细节。他发现，游行的时候，有许多菲佣正好是休息日，在香港街头三三两两地逛街，她们发现这么多香港人涌上街头游行，便好奇地在街边观看。这些菲佣背井离乡、抛夫别子，不辞辛劳地到香港来从事劳务服务。平时，她们是佣人，香港人是主人；但是，这一天，她们却发现，主人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其实还不如她们──菲律宾早已实现了总统和国会的双普选，她们的国家虽然穷困，但她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堂堂正正的主人，她们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决定政客们命运的关键因素。知耻而后勇，香港人有耻辱感吗？中共的把戏是诱骗人民画饼充飢、望梅止渴。当年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时候，中共打出的是“民主牌”，提出的是“共同纲领”，百般承诺说，在新政权建立之后，将保障民众的基本人权。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民没有一天拥有过真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党国元首到基层人民代表，全都是黑箱操作。就连否决香港双普选诉求的所谓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也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所以，这一“黄色国会”自身并不具备合法性，它有甚么权力来否决香港人民的民主诉求呢？香港民众会到相信中共的谎言吗？中共政权自己都不一定能够挺到二○一七年，却企图遥控香港的未来。中共深知，香港的双普选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无法阻止这根稻草的飘落，但它可以竭力延缓这根稻草的降临。

专制制度最不稳定香港人不必害怕庞然大物一般的中共，其实它早已外强中。专制制度乃是一种最不稳定的制度，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联东欧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权更迭，已是前车之鑑.如今，中共的统治比昔日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更加暴虐、更加不公义，沸腾的民怨随时可能冲垮三峡的大坝。中共的寿命不是“万寿无疆”，而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双普选不应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香港人，站出来，为“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而战！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胡佳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8年1月9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1号

中国：异议作家兼活动家胡佳被拘留，健康堪忧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异议作家兼活动家胡佳，他于2007年12月27日以涉嫌“煽动颠国家政权”被拘捕。一般认为，胡佳被拘留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的报道和评论。胡佳健康状况不佳，国际笔会紧急寻求确保其平安。国际笔会担忧，关押胡佳或已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如属实应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北京著名人权活动家兼自由记者胡佳，于2007年12月27日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捕。尽管还没有正式给出拘捕理由，但一般认为可能是因他在网上发表有关人权问题的报道而加罪。2007年5月18日，胡佳及其妻曾金燕在行将启程赴欧洲推广他们制作的记录片《自由城的囚徒》时，被置于监视居住。胡佳因其在环保和爱滋等方面的活动而知名，并于2006年2月曾被短暂拘留。

胡佳被关押在北京市拘留所，消息断绝，健康堪忧。胡佳患有肝硬化等慢性疾病，令人担忧其健康在狱中会严重恶化。胡佳的家庭也一直受骚扰，并在他被捕后遭到多种行动限制。其妻曾金燕有一个刚满月的婴儿，现在完全被软禁，也令人严重关注。

请发出呼吁：

——表达对关押异议作家兼活动家胡佳的严重关注，如对其关押违反了中国于1998年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表达对胡佳健康状况的关注，并寻求确保其平安；

——抗议所报道的对胡家的骚扰。

请注意：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如果晚于2008年1月31日寄出呼吁书，请与伦敦的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办公室联系。

欲索取进一步信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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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AC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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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anuary 2008

RAN 01/08

CHINA: Activist and dissident writer Hu Jia detained; health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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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PEN is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tention of activist and dissident writer Hu Jia, who was arrested on 27 December 2007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It is thought that he may be detained for reports and commentaries published online on various social issues. Hu suffers from poor health, and PEN seeks assurances of his well-being as a matter of urgency. International PEN fears that Hu Jia may be hel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and if so calls for hi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According to PEN’s information, leading Beijing-based human rights activist and freelance reporter Hu Jia was arrested from his home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n 27 December 2007 on “suspicion of incitement to subvert state power”. Although no official reason has been given for his arrest, it is thought he may be charged for his online reporting on human rights issues. Hu and his wife Zeng Jinyan were placed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on 18 May 2007, as they were about to set off on a tour of Europe to promote their documentary film “Prisoners of Freedom City”. Hu is known for his activities on evironmental and AIDS issues, and had been briefly detained in February 2006.

Hu Jia is held incommunicado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Detention Centre, and there are fears for his health. Hu Jia suffers from long-term health problems including cirrhosis of the liver, and there are fears that his condition could seriously deteriorate in prison. Hu Jia’s family have also been subjected to harassment and severe restrictions of movement since his arrest, and there are serious concerns for his wife Zeng Jingyan, who has a one-month-old baby and is now under effective house arrest.

Please send appeals:

Expressing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detention of activist and dissident writer Hu Jia, and calling for hi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if hel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became a signatory in 1998.

Expressing concern for his health, and seeking assurances of his well-being;

Protesting the reported harassment of Hus family.

Please note that there are no fax numbers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PC recommends that you copy your appeal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our country asking them to forward it and welcoming any comments.

Government addresses:

His Excellency Hu Jintao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2

P.R.China.

Procurator General Mr. Jia Chunwang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Beiheyan Street 147

100726 Beijing

P.R.China

Please note that fax numbers are no longer available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o you may wish to ask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to forward your appeals.

Please copy appeals to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if possible.

**Please contact the PEN WiPC office in London if sending appeals after 31 January 2008**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athy McCann at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笔会关注中国网络异议人士的获释条件  ——奥运会前203天，作家记者依然受压

（纽约、多伦多2008年1月17日讯）中国网络作家兼异议人士王德佳（笔名荆楚）被拘留一个月，在同意一年内不写及政治后，于2008年1月12日获释。当国际笔会的作家们欢迎这个消息时，王的获释条件以及其他数十中国作家在北京奥运会前继续被关押和遭骚扰，仍然令人深感不安。 据笔会消息，广西异议作家王德佳因其批评中国政府准备奥运会时的人权状况专题文章，于2007年12月13日在全州家中被捕，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关入全州县看守所。他于2008年1月12日获释，“取保候审 一年”。据王德佳说，警方要求他不得再写“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任何“政论性”的文章。他说，他“暂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保留写作的权利。警方在拘捕他时抄走的电脑等个人用品尚未归还。 “这些释放条件作为一种言论审查方式，简直就象监禁一样严厉，”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博士说，“王德佳是中国知名维权人士，但现在却遭受审判的威胁，被迫要沉默到奥运会之后。”  “使一个作家脱离监禁，但却禁止他写某些东西，实在是嘲弄中国对世界及国际奥委会的承诺，”加拿大笔会执行主任伊泽贝尔·哈里说，“中国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时承诺改善人权状况和新闻自由，而仍有至少41位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在狱中。”  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对中国作家的压制程度加大。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遭到骚扰和拘押，他们的活动被封杀。胡佳是一位国际上受尊敬的自由记者、博客作者、维权人士、环保和艾滋病活动家，于2去年12月27日被捕并禁见律师，其妻子和婴儿遭到骚扰和软禁。 “现在到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200多天，” 美国笔会会长弗朗辛·普罗斯表示，“这些作家的沉默，就是对有关当局拒绝承认其公民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的响亮回答。现在是中国政府真正履行其诺言的时候了，那就是释放剩下的41位狱中作家，恢复那些基本人权。”  请参阅笔会的中国行动“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北京奥运会倒计时”：www.pen.org，www.pencanada.ca和www.chinesepen.org。 联系人：  加拿大笔会伊莎贝尔·哈里（Isobel Harry），(416) 703-8448 ext. 22, [email protected]  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212) 334-1660 ext. 111,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 +46-8-50022792, [email protected]

 
2008年1月15日
紧急行动网络
2007年第51号第一次补充

中国：异议作家王德佳取保候审获释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欢迎异议作家王德佳（荆楚）于2008年1月12日取保候审获释，但继续关注他仍面临的指控。王德佳于2007年12月13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拘捕，在获释一年内仍可因其网络张贴的批评文章受审。据报道，获释条件是他不得再写任何批评当局或“颠覆”文章。
 
据笔会消息，广西异议作家王德佳于2007年12月13日在华南广西省桂林家中被拘捕，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遭全州城北派出所关押。他的家人相信，其入狱与他发表在《民主论坛》网站(http://asiademo.org)上的文章直接有关，其中包括：《非法持有国家秘密——中共迫害良心人士的又一项重大发明》，《手铐奥运，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及《李元龙“四文两年”，我荆楚该判多少年？》。他的妻子还说，他在2007年10月曾和美国领事馆官员谈及中国人权，可能是导致他被捕的原因。

请发出呼吁：
欢迎释放异议作家王德佳，但表达严重关切他仍面临的指控，根据中国于1998年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取消对他的所有指控。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将你们的呼吁书拷贝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任何评论。

**如果晚于2008年1月28日寄出呼吁书，请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大家都知道，2007年，《读书》人事变动的消息是《新京报》率先报道的，为这条快了一步的新闻，记者张弘遭遇了网上的攻击和指责，几乎被迫辞职，好在不久就证明他的新闻是真实的。一本思想文化类杂志，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竟然造成一场新闻风波，酿成一次不大不小的茶杯里的风暴，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我深信，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要追问《读书》何以成新闻事件，原因不光是在《读书》这本小小的杂志，而是我们的言论环境，我们面临的时代，以及不同的思想冲突。我很讨厌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简单逻辑，讨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但是，《读书》事件的发生确实关乎价值之争，这后面还有许多眼下不便说明白、也没有机会说明白的因素，当然决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阴谋”夺印论。

无论如何，《读书》的好时光已经飘逝，不仅是《读书》，一个杂志站在时代的前面，开风气之先，领导潮流，一言而为天下法的时代，恐怕都已过去了，也许世上不会再有《时务报》、《新民丛报》，不会再有《新青年》、《观察》，不会再有穿越了整个1980年代的《读书》，今日之《读书》已非昨日之《读书》。这不是因为今天的人文章写得不好，也不是今天的人不会编刊物，而是大的时代环境变了，一切都变了。

从19世纪末一直以来，在我们这片大地上，在一些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有一本杂志以其品格、思想和关怀，参与那个时代，见证那个时代，并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那个时代。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余响，我经常讲，从1993到1996年，如果要给中国找一本思想文化方面的标志性杂志，一定是钟沛璋先生主编的《东方》，从1997年到1999年2月，我们曾有过一本《方法》，接下来，1999年到2001年属于周实先生主编的《书屋》，三本杂志，如同一个链条，构成了那个时段中国精神史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的影响面虽不能和1980年代倡导”读书无禁区”的《读书》相提并论，但它们同样没有辜负自己遭遇的时代。多少年后，史学家要研究这段国史，这几本杂志仍然是不可回避的基本史料，更何况，其中隐含的思想星火，在一个特定年代里曾激动过、启迪过、温暖过多少莘莘学子、知识青年。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也不可能有统计数字，但对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而言，这些杂志本身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符号，一个杂志能做到这一步，不管结局如何，都足以感到欣慰。

回到《读书》事件，将《读书》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审视，也许同样会有很多的分歧和争议。由于1980年代形成的惯性，从受众面来看，《读书》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读书》可能还陷于过去的光荣与梦想中。饱受批评和非议的《读书》前任主编曾辩护说，他们发表的文章、讨论的问题，都要比80年代深入，而且广阔，他们对现实的问题同样非常关心，而不是回避。确实，80年代的《读书》文学倾向很浓，文字浅显，卑之无甚高论，阐扬的不过常识、常理、常情。最近 10来年，《读书》转向学术，引入了许多社会科学的专业视角，文字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高滔，即便是面向现实的讨论，大多数文章也总是隔了一层，与普通中国人当下的日常关怀愈行愈远，其中最关键不在于是否关注了现实，而是怎么关注的，特别是怎么引导的，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之上的。我个人感受最深的一点，这10年《读书》也不能说没有好作者、好文章，但整个的编辑方向有强烈的倾向性，很多文章都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不是把自己放置其中的，在讨论现实时，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摘出来的，游离于土地之上，概括地说，就是失去了与这块土地血脉相连的感觉，不再和普通中国人共命运，变成了高级文人的思想游戏、学术游戏和文字游戏。或许，这种转变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有许多普通读书人对《读书》怀有一种情结，老是带着80年代的感情看《读书》，认为《读书》是和普通读者的命运相关的，等到《读书》变脸，变得”读不懂”时，难免会有怨言，会发出不满的声音。

一切都已过去，《读书》将来会怎样？我想什么人都难下结论，去年7月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读书〉还能走多远？》，作为80年代订阅《读书》的老读者，我诚然怀有内心的期待，但这不是《读书》换一个主编就能解决的。我想，最好的心态就是顺其自然，静观其变，毕竟现在已是互联网的时代，一本杂志不再那么重要。

【一个被禁止独立思考以至失去个人人格优势的民族，不可能昂首阔步面对现代文明世界；思想的荒漠长不出茁壮的花木；全球化的挑战实质上是一场国际间科学发展和 民主政治的竞争，优胜者必需靠人的思想解放创新和政治环境的宽容自由。】

图：2005年4月23日校友返校时在燕园拍摄的：右一为彭迪，左一为钱行（彭迪夫人），左二为黄华（燕京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曾任中国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右二为校友会工作人员 蒋彦振。

从中共七大到十七大,我追随党风雨同舟 ,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感慨万端。作为党员离休干部 ,我想就最近召开的”十七大”精神,联系如烟的往事, 谈谈自己的几点认识、理解、反思和期望……

第一，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观 ,号召大家着力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令人鼓舞。改革开放以前, 形而上学,主观唯心, 极左思潮,个人崇拜主导国家的路线,粗暴地违反自然 ,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 也违反维护人类生存和尊严而积累的许多普世价值观如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等道德规范。从反右到文革 ,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专制手段为目的 ,强制推行集体化制度和计划经济,政治上厉行专制统治, 压制迫害无辜人民,导致国穷民愤,陷入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爱国爱党忧国忧民多才多艺的知识精英和忠诚老实的公民受到专政摧残折磨 ,至今国人心有余悸,刀光剑影 ,驱之不散。这些往事不堪回首。因此有一股力量，讳疾忌医,企图掩盖事实, 要求人民忘记过去。其后果是对这些十分严重的历史错误,不能认真清理总结，许多基本事实包括受害受灾的死亡人数等都没有向国人交代 ,更谈不到平反善后处理。对造成这种错误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根源,更没有深究。有关官员强调对这些错误的检查”宜粗不宜细” ,敷衍了事,对五十多万人被错划右派的运动甚至不承认其为错误, 坚持仅仅是”扩大化”而已。其实,反右派运动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为专制主义的历史分水岭, 错误性质及其后果极为严重,绝不应该推卸责任,掩盖事实 ,给后人重犯这种错误埋下伏笔。

“十七大”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经验教训中,庄严宣布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搬走了压在人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大快人心！希望新的领导集体有勇气采取对历史和对后代负责任的科学态度 ,公布具体历史事实,依靠和鼓励当年深受其害或身临其境的国人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 ,作为前车之鉴,杜绝故态复萌 ,卸下历史包袱,昂首阔步前进。特别是现在的掌权者大都受过近代文明教育, 对过去的旧账也没有直接责任,不必顾虑重重, 文过饰非。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恢复和提高由于过去错误路线而严重受损的威信,表明新一代领导革新的决心。

第二，胡锦涛同志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纲领，进一步标志着新一代核心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为进一步政治改革指出了方向 ,开辟了新的道路。和谐和专制的概念是针锋相对的，人们期望这次大会将拉开政治改革的序幕, 引导中国从高度集权专制,天天搞阶级斗争的过去,逐步走向全面改革开放 ,事事讲民主的明天。

正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一样,经济开放和政治改革也是互为影响, 相辅相成的. 我国首先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破除教条迷信 ,遵从市场规律,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发展的政策, 在国人的共同努力下,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实践证明,单纯高速发展经济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问题 .除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不计成本.不讲效率等显而易见的问题外,还有许多难以发现甚至看不见的暗流都是由于政治改革开放发展滞后 ,民主法治制度不健全。例如,全国上下各级官员或利益集团权钱交易 ,暗箱操作,贪赃枉法, 损公肥私,腐化堕落,泛滥成灾 ,资金外流,防不胜防, 公款吃喝旅游成风,屡禁不止,国土资产大量被侵蚀 ,社会道德风尚普遍恶化，尤其是官商勾结,法警与黑社会同流合污, 通过非法甚至野蛮掠夺手段致富,奴役残害乡民,殴打维权律师 ,控制封锁新闻,诬告、伤害记者, 无所不用其极。至于高层专制渎职违法乱纪情况,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条件下,百姓更是鞭长莫及 ,不敢也无从问津。许多要犯实际上是在各级党权专制的庇护下，不受人民监督而逍遥法外的。

由此可见, 政治改革开放，比经济改革开放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它必然要限制、监督和削弱执政党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也必然要遇到各种理论教条和专政手段的反对或推延。尽管在许多共产党执政国家 ,”专政”者都相继垮台,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还依依不舍 ,为它们的失败而惋惜悲伤，不知道他们想没有想到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迫害的2000万人的悲惨命运？马克思没有执政的经验 ,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作为过渡措施, 曾有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以后作了修正，.后人不应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以图达到个人或一党专政、压制民主残害人民的理论根据。

从本人来自旧社会而又长期在共产党内工作和生活中的体会,我感到妨碍我国向文明社会迈进最大的障碍，就是根深蒂固的专政制度和为这种制度唱赞歌的理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靠皇权专政 ,国民党几十年的统治靠一党专政,共产党走的也是从苏联引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可见”专政”始终是中国特色之一 ,是我们统治人民和国家的”传家宝”,而人类本质的属性如亲情, 博爱,仁慈,和谐 ,休戚与共以及进一步派生的平等公正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等更高级的信仰情操理想和普世价值往往被斥之为异端,一再强调和中国特色格格不入 ,不能认同。

极而言之,一部漫长的中国史，简直可以概括为专制主义加奴隶主义. 过去皇帝时代的君民关系就不用说了，普天之下,国土人民,都属皇帝所有 ,而老百姓只能俯首听命,自称奴才, 高呼皇帝万岁。.民国和解放以后,不管是谁上台 ,一切军政大权,国土资源, 经济命脉乃至人民的身家性命,思想信仰都被执政党垄断控制,而被统治者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久而久之, 逆来顺受,对当权者也像对待皇帝那样崇拜迷信, 对党中央的指示,正像当年林彪所要求那样,不管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害 ,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 都按党领导的要求,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 甚至以充当党的驯服工具为荣。党政领导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好事,人民就歌功颂德,感恩不尽。党的宣传部门也大力提倡发表这类新闻 ,以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 ,专制主义加奴隶主义的传统並未肃清.直到今天,” 专政”仍作为”中国特色”,列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管国人是否理解同意 ,都必须一致拥护,用十七大文件的说法是 :”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条死规定，令人对中国的前途担忧。由此可见,摆脱中国这种成百上千年来封建专制的阴影是何等困难。

. 尽管如此 ,全国上下呼吁大力开展政治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势不可挡。”十七大”在谈到今后要继续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的同时 ,也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扩大民主,加强法治 ,而且明确指出要保证人民在参与和决定国家事务中当家作主的地位。具体措施包括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而且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民主决定如能认真落实, 中国的政治面貌将焕然一新。问题是坚持专政与缔造民主和谐的矛盾如何能和平共处?怎样才能”摆平”？

在这些民主措施中 ,关键的一条是保障人民的表达权。如果人民对国事连说话和发表文章都受到查禁管制的话,怎么能参与和监督 ?大会文件没有具体阐述表达权的涵义.顾名思义,” 表达权”应该包括话语权,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对人对事 (特别是对党政领导)的建议, 质疑,表扬,批评 ,检举,揭露权以及对国家大事和其他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自由讨论权, 包括容许公民公开表达与党政领导不同政见.说得对的,领导可以欢迎接受 ,说得不对的,可以心平气和, 解释批评,真理愈辩愈明,对大家都有启发 ,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真能行使这种起码的公民权利, 定能大大释放全国人民的智慧潜能,促进国民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加强全国上下的互相沟通理解 ,帮助领导制定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得民心的方针政策,发现或减少思想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那些贪赃枉法的勾当更加难以逃脱广大人民群众千千万万只眼睛的监督。

保证人民这种民主权利，早已为国际文明社会所公认和普遍实行。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已正式批准。我国共产党自己正式制定的宪法也已作为”国家的根本法”, 列出具体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条款,並强调它们”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问题是这些法律条款並没有执行, 连公民想讨论未能执行的原因何在的权利都受到当局限制查禁.(具体事例从略.)。在发达国家中 ,媒体通过自由行使表达权,在监督揭发检举高层政策错误 ,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等大案中, 起了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然而我们的领导对这些未尝不可攻玉的他山之石 ,往往以不符合中国国情特色为由,不屑一顾。

坦率地说 ,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党领导虽然明文主张人民当家作主, 但始终没有把自己作为人民公仆的地位摆正。举个最浅显的例子说吧. ，根据国家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党的大会通过的决议,或党中央有关国家大事的决定或讲话，未经人大讨论通过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我们党的做法则是越俎代庖 ,只要是党的决议,在广大群众事前连文件都还没有看到 ,就由党直截了当下令全国，学习执行,而且似乎这些文件或讲话, 篇篇都重要,句句是真理,要求国民逐字逐句学习照办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心想,我们的党政领导能否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和虚心的口气 ,向国家的主人们表示,”这是我们党经过慎重考虑研究后的建议 ,请全国人民或人大讨论,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支持, 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提出,好的意见接受,分歧意见可以保留”。这虽然只是个形式问题 ,但至少可以冲淡一点专制主义加奴隶主义的中国特点。当然,谁都明白 ,党的决议即使是经过人大通过,也是走过场而已, 改变不了党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的实质。

从这个小例子就可见政治改革不仅是改制度 ,首先是改思想,换地位。如果思想僵化加上执政者首先考虑的是力保武装夺取的权力的话 ,事情就难办了。但人民做主的潮流不可逆转。既然宣布要改革政治,这个攻坚战非打不可 .步子要谨慎,但态度要鲜明。 .作为突破点,我建议领导从放松表达权入手. 这多少要影响一点专政权力,但对全国和世界正面的影响不可估量. 只要我党领导能明确宣布：从今天起,在中国开放报禁, 必将轰动全国全球,立刻受到国内外人民衷心的拥护。以胡温为主的党政领导将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先进的革命家而载入中国和世界史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创造历史的机会千载难逢。. 我殷切地希望也相信，我党这届的领导有魄力和能力开创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新局面。

第三: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号召国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甚至列为首要任务 .我认为十分重要。它不是一个新的原则,但它是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种种挑战的根本途径 . 解放思想的前提是不承认宇宙中有绝对正确而永远不变的事物,理论 ,主义和绝对权威.人类机体中最活跃最高级的功能是思想. 人类所以能超越其他动物,善于适应利用甚至驾驭自然,从事科学发明创新 ,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组织政府, 成立国家,造福人民,建立灿烂的文明和高尚的品德 ,所有这些开天辟地的成就,主要靠的就是天赋于人类的优异的思想智能。这些成果是广大劳动人民包括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企业家等在生活和工作实践和思想探索中共同努力 ,辛勤劳动的结晶,不是也不可能被哪一个人 ,哪一种主义或哪一个政党永远垄断.而且随着自然和社会的变迁和人类继续思考实践探索, 没有哪一种理论和主义是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 不许质疑修正或否定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科学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的” .这是科学发展的硬道理.只有通过科学研究 ,试验和实践,不唯上, 不唯书,只唯实,才能认识事物真相本质和发展规律 ,並在成功或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 除旧布新,与时俱进。

因此,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辽阔无边而且往往要忍痛割爱付出代价的过程 .既要解放思想就不能事前划定不许思想的范围领域,也不应舍不得放弃过时或原本就错误的理论原则或主义 .特别致命的是我们一方面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同时又画地为牢 ,限定某些主义或原则绝对不能置疑否定.我国选拔干部, 培养人才,第一个标准不是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创新,而是要求大家政治上坚定 ,其实就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思想上笃信党领导指定的政治理论和原则 ,不容许独立思考动摇怀疑.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人民通向宽广无边的知识世界, 只能局限在法定的思想教条中学习,工作, 写作,研究,失去或限制了自由发展创新的条件和空间 .关在思想牢笼里的鸟上不了天。难怪在专制统治下的新中国,不但培养产生不了世界第一流的学术和文艺巨人 ,而且对现有的知识精英,学术大师, 文艺奇才压制迫害甚至摧残致死。这种”中国特点”造成了一种扭曲了的文明:专制制度不受挑战大摇大摆地被请进了宪法的圣堂, 而经受过成百上千年专政压制的广大臣民已折磨成服服帖帖的驯服工具,失去了打破思想牢笼, 对专政敢于说”不”的勇气,甚至失去了人类最优越的独立思考能力……

一个被禁止独立思考以至失去个人人格优势的民族，不可能昂首阔步面对现代文明世界；思想的荒漠长不出茁壮的花木；全球化的挑战实质上是一场国际间科学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竞争，优胜者必需靠人的思想解放创新和政治环境的宽容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自然科技和经济发展上突飞猛进主要归功于我们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思想比较自由开放,但在政治领域还在条条框框的限制下难以起步,远远落后于现代文明国家。

民国初期，蔡元培高举”循思想自由原则 ,取兼容並包主义”的旗帜,就任北大校长 ,为培养独立思考的青年引路。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陈寅恪，面对政治高压,倡导”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拒绝以马克思主义限制或干涉学术研究与教学。马寅初、梁漱溟、章乃器为维护自己独立的观点 ,敢于面对面同专制者抗争,坚贞不屈。笔者上大学时，是陈寅恪大师的学生, 听过马寅初先生的演说,也曾协助章乃器先生开展救亡和民主运动。这许多老前辈的无私无畏, 对真理,对国家, 对良心高度负责的高风亮节,感人肺腑。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教授、学者、学生、干部和官员。

现在大家都在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特色, 但哪些特色应该保持,哪些应该摈弃,需要展开公开讨论 ,科学论证,不能由领导或少数人决定。我们连社会主义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意见纷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个有待继续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不能急急忙忙就下最后结论.尤其不要轻易地说我们现行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最民主的唯一正确的不容置疑和讨论的. 还是让广大的民众通过自由讨论来判定和选择吧!

最后，我想再次呼吁,针对政治专制和科技落后的中国, 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 包括我国老一辈共产党人在内的上一代革命家未走完的”五四”运动的道路——民主与科学– 责无旁贷地要由我们新一代人去完成。为促进这两大任务,中国需要不误时机, 全力以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许”五四”运动对现在的领导人来说比较生疏遥远, 已经成为老年人怀旧伤感的往事而被淡忘。

…….

好在这次”十七大”已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並指出不可能一帆风顺, 大会表示要顺应时代潮流,坚决继续改革开放, 旗帜鲜明地提出警告: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反映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从这点上看 ,十七大在启发和推动全面改革的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它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十七大”可能是我能看到的最后一次党代会。由于思想老化 ,说了一些可能是逆耳之言。我想在一片歌颂声中，多少听到老年人表达一点不尽相同的意见, 也许是有益的。真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会停滞不前.。路遥识马力 ,日久见人心。让我们怀着期望和祝福的心情,欢迎和支持我党政领导深化改革, 群策群力,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和胜利。

（2007-12-9，北京)

编者注：作者为前新华社副总编辑

（原载《议报》337期）

什么叫文字狱？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看看：统治者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状所造成的冤狱。这，简直就是词典编撰者为了中共司法当局迫害我的案子而为我而写的。

我的四篇文章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家政权，没有一句话涉及社会主义制度。可是，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等全都置此于不顾，断章取义，从中摘录出只言片语，甚至不惜使出偷换概念、无中生有的卑劣手段，用以达到证明我对中共，对国家政权，对社会主义制度有诋毁、诽谤、攻击、污蔑，有仇视、夸大、歪曲、捏造，有煽动、颠覆、推翻、瓦解等等“罪恶目的”。

如起诉意见书援引的内容中有《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里的这句话：49前中共为夺取政权，与国民党一起屠杀百万中国人，尤其是49年以来，在中共法西斯惨绝人寰的统治之下，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了骇人听闻的8，000万之多。省高院裁决书归纳、摘引的是《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里的一些内容：上诉人李元龙在文章中诽谤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与国民党一起屠杀了几百万中国人，1949年以来，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到数千万。污蔑党的领导是法西斯统治，称盼望在天安门广场焚烧中国国旗的那一天到来。并煽动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土崩瓦解”。

这真是荒诞不经，因为所谓“焚烧中国国旗”，稍有点文化知识的人都读得懂，这是个象征意义，即象征可以自由表达思想、言论。而裁决书却故意曲解其意，将抽象、没有实际行为的概念牵强附会为具体、有了实际行动的概念，以便能够称心如意地将之作为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作为我诋毁、诽谤、攻击、污蔑、仇视的事实引用。这完全是一种置事实、常识，置逻辑、法律，置良心、公德于不顾的卑劣、可耻行径，甚至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起诉意见书说我的文章表达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共领导的仇视，希望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管理模式取代社会主义制度，并以多党制度颠覆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想法。”请注意其中的“希望”、“想法”这两个关键词，仅仅是有“希望”和“想法”，一个人就犯罪了。犯罪是一种特定的行为，必须具有危害社会的结果，思想和言论不可能构成犯罪，这是现代法治领域的一个普遍认可观念。只是在“想法”上“希望”如何，只是“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就触犯法律，这正如我的律师在辩护词里所辩驳的那样：他最多只是仰慕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渴望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这与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逻辑鸿沟。正如羡慕人家的太太漂亮、年轻，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家杀掉自己的黄脸婆一样。起诉书的联想能力未免太过于丰富了。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意愿，如此牵扯到事实认定却用词含混模糊的起诉意见书，居然能够通过检察院的审查，并据此作为起诉依据，真不知检察院这法律监督职责，是如何履行的，怕不怕贻笑大方，遗臭万年。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事还有呢。面对裁决书里“并煽动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土崩瓦解’”这句话，我大纳其闷：我在哪篇文章里好象用到了土崩瓦解这个成语，但我在任何一篇文章里都没有提到那劳什子“社会主义”啊。我找来那四篇文章仔细读，好不容易找到了与“土崩瓦解”有关的这句话：“我相信，这一天应该不远了：中共独裁专制的土崩瓦解。”我的天那，这是何等的一个心理阴暗、不知羞耻的人执笔的裁决书啊，他居然把我原文中的“中共独裁专制”故意生拉活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什么叫夸大、歪曲、捏造，什么叫诋毁、诽谤、攻击、污蔑，请看这分裁决书，就完全明白了。还有，这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在他们的心目里，在他们的骨子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就是“独裁专制”。

我在二审辩护词里曾说，我相信高级院法官的文化、业务素质定会高于中级法院法官。现在看来，不是我太高估了他们，就是他们在执法犯法。为了坐实我确实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不惜采用如此卑劣、下作的手法，司法部门的徇私枉法，竟然到了这一步。什么宪法的权威，法律的尊严靠这种素质的一档子人维护，那不是缘木求鱼，岂不是扯淡吗？法制社会靠如此素质的人建设，岂不是遥遥无期了吗？

我得问问国安、检察官、法官先生女士们：我的文章主题、观点有何错误？你们对那个只知钻营，连八十老母去世也不管不顾的书记有好感吗？你们愿意让自己年幼的儿女去参与杀人事件，然后又被人所杀吗？以此作为所谓“爱国主义”题材，合乎天理人伦，合乎现代以人为本的理念吗？

再看看专家、学者所讲的文字狱的特征：统治者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断章取义，引申曲解，再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就叫做文字狱。这就给了大家一个诋毁他人的途径，虽然你没有违法没有犯罪，但是只要统治者认为你说了他不爱听的话或他不愿意让人听到的话，你表露了与皇帝不一样的思想，一样难逃厄运。

起诉意见书、判决书掐头去尾引用我的文章，以及意见书里出现的“六四敏感时期”等字样，不都说明，我写的，正是这样的事和话，我案是典型的文字狱。

难怪，网上会有人如此怒斥：贵州的有关官僚们，你们听着！以你们的“逻辑”，中国历史上撰写过“反动文章”并“煽动颠覆”的人，可谓是多如牛毛。屈原、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欧阳修，苏洵、苏辙、柳子厚，李白、荆公、两司马……胡适、夏衍、梁实秋，任公、鲁迅、陈独秀……哪一位先贤的作品里，都可以找到“反动文章”或“煽动颠覆”的词句。请你们也把他们统统抓进贵州的监狱里去！

文字狱在中外历史上都是臭名昭著的，在早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中华大地之上、在我的身上，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故意迫害我的组织、机构、个人一天没有受到法律追究，整个中华民族就多遭受一天耻辱，我就一天不停地呐喊、申诉、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