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杨帆门”事件持续发酵,在博客上撰文批评杨帆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萧瀚,日前突然宣布辞职,声称自己的言论“已经给我的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学子们带来更深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让我最为莫名惊诧的消息:该下课的“叫兽”(这是网民对那些误人子弟的教授的尊称)不下课,不该辞职的良师却黯然辞职。无论萧瀚的辞职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这种“劣胜优败”的事实,再次凸现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危机。

事态发展至今,让人极为遗憾:政法大学校方至今扮演缩头乌龟的角色,不敢站出来组织独立调查并公布结果,以对社会和公共舆论有所交待;那位奋起捍卫个人自由的女学生,在各种压力之下却不得不向杨帆道歉;而不得理且不饶人的杨帆则高调宣称,如果学生的书面道歉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他将不会善罢甘休。我失望地看到了真理被颠倒、法治被践踏的现实——中国政法大学被誉为法学家的摇篮,若干年来蕴育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法学人才;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好些让我敬重的学者,如金雁、萧瀚、马怀德等人,在我的眼中它是除了北大之外中国最有学术自由空气的大学之一。然而,在此次“杨帆门”事件中,法大校方不惜牺牲学校的声誉而对野蛮“叫兽”包庇和纵容,却让人倍感费解。在这个最应该讲“法治”的地方,“法治”的因素一直受到遮蔽和忽视。

我要追问的有两点法律要素。首先,作为老师的杨帆发现听课学生少,便下令锁住教室的大门,此种权力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有什么法律支撑?我遍查《中国高等教育法》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的相关规定和规则,并未发现有哪个条文赋予教师以紧锁大门、剥夺学生人身自由的滔天权力。课堂秩序当然需要维持,但绝对不能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来实现。一个教师的课堂要吸引学生,靠的是他的学识、口才和人格魅力等等,而不是以强权和“铁将军”来将教室打造为一所监狱。那些真正受到学生爱戴的老师,其课堂经常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让老师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而那些知识老化、照本宣科、刚愎自用的老师,其课堂简直是门可罗雀,人丁稀疏。这种“马太效应”,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感受颇深,如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等老师的课最受欢迎,一般提前几个小时就得去占座位;而那些“马列主义老面孔”的课便乏人问津。这就形成了某种自发的、良性的淘汰机制,因为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耳朵是敏锐的、心灵是聪慧的,学生自然会选择那些最有学问的老师和最有价值的课程。每一所大学都应当将课程的选择权赋予学生。如果某教授不得不靠锁门来维持其学生的数量,他则已然沦为“监狱长”,那才真是作为“叫兽”最大的悲哀。

其次,在这场冲突中,究竟谁是受害者呢?究竟谁该被警察抓走呢?不是杨帆,而是那位无辜的女学生。当时,杨“叫兽”悍然当着数十名学生的面,追打那位弱不禁风的女学生,他声嘶力竭地叫喊“抓住她!”——人家又不是犯罪分子,你有什么资格“抓”别人呢?显然,杨是进攻一方,是男性,身材牛高马大,如泰山压顶般冲过去;而学生是被侵犯一方,是女性,其身材文弱纤细,靠本人的力量根本难以保护自己。然而,经过一番肢体冲突之后,杨却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的角色!简直就是在众人面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迫于其淫威,当时居然没有学生站出来斥责他!杨“叫兽”的举动不仅造成了对女学生的人身伤害,而且还有性骚扰之嫌疑。之后,他以暴力将该女生囚禁在教师旁边的一间小屋,并动用保安和警察的力量对该女生进行恐吓,嚣张气焰,凶神恶煞,让人感到宛如回到了文革时代。杨帆长期以极左派自居,为文革叫好,深切怀念文革的血腥暴虐,此次总算是有机会上演红卫兵“打砸抢”的英雄行动。

毫无疑问,杨帆的这一系列做法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人身侮辱和非法拘禁这两条他是逃不掉的。政法大学的教授却俨然是法盲,这也堪称这个时代的黑色幽默了。我却无法让自己幽默起来,我只能深深地感到悲哀。这样的情况应当加以改变,如果连政法大学都不能“依法治校”的话,偌大的中国何能实现“依法治国”?那么,如何“依法治校”呢?首先就从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教师和每一个学生开始,不仅普及法律常识,而且唤醒人权意识。作为政法大学的学生,其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理所当然要比一般的大学生更强。所以,不仅是那位受害的女学生,当天在场的所有学生,都应当将那个作为法盲的杨“叫兽”告上法庭。如果他们连自己的权利都不知道如何去维护,日后当他们成为法律工作者了,又如何去帮助那些普通公民依法维权呢?我完全支持法大学生拿起法律武器来,将无法无天的“叫兽”绳之以法。

我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发现了一种有意的误导,某些人士居高临下地谴责学生“素质低”,赞扬杨帆的“铁腕整饬”。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有人总是像《阿Q正传》中的七斤老太那样叹息“一代不如一代”,并根据自我的想象对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肆意“妖魔化”。我并不认为下一代人必然优于上一代人,但我更不同意“一代不如一代”的自恋说辞,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优点。比如,当有人批评新生代作家韩寒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时候,我却从他身上发现了独立、率真等优良的品质。我在“杨帆门”事件中,不仅看不出当事学生有任何“素质低”的地方,反倒看到了学生们的独立和自信,他们不再是奴才,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他们希望得到尊重,当他们的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敢于反抗强权,他们的未来无比光明。相反,那些企图继续将学生当作奴才来使唤的人,那些将所谓的“师道尊严”看得超过学生的人权和自由的人,根本不配在这个时代担任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正如萧瀚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法律承认的基本自由,教师对学生没有监护权,只有建议权。学生听课是为了学习他们认为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人格薰陶,而不是对教师无条件地俯首称臣、亦步亦趋、唯唯诺诺。大学是培养自由人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和奴隶的地方。”杨帆的身体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精神却滞留在奴隶社会。像这样既不懂得自尊,也不尊重别人的人,早该从教师的职位上下课了。

另一方面,既然高等教育并不是义务教育,按照教育部高官们的权威解释,中国的高等教育早已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了,早已是一种特殊的“消费”了;那么,作为消费者主体的学生,完全可以对学校所提供的不合格的教育服务提出抗议甚至要求“退货”或“换货”。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便和同学们一起抗议几门劣质课程和几名不称职的老师,或给系主任上书,或放弃该课程的学分,或直接与任课教师提出意见。不见得每门课程都因此而得以改进,但校方至少比较尊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我也没有因此受到打击和报复。因此,政法大学的学生们无论是中途退场,还是当场反驳教师的无理取闹,都是消费者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他们“用脚维权”的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而杨帆恼羞成怒地锁门及追打学生的动作,不是“强迫消费”以至伤害消费者又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有权拒绝购买劣质商品,任何一个学生都有权抵制劣质课程。

那么,杨帆所担任的课程,是否属于劣质课程呢?据许多法大学生的揭露,长期以来,杨帆经常在课堂上情绪失控地辱骂学生、海阔天空地谈论与课程无关的内容、多次不给学生打招呼就缺席并经常迟到、强迫学生高价购买其著作和CD并将购买行为与考试成绩挂钩……据学生们披露,虽然杨帆年收入四十万,但仍然贪财如命,不惜赚取贫困学生的基本生活费,并声称这是为支付儿子在西方留学的高昂学费——学生们有何义务帮你养儿子呢?(有意思的是,杨帆四处宣扬中国应当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文革,所有反思中国当代历史的知识分子都是“汉奸”。虽然今天的中国不能实现他的梦想,但今天的北韩不正是文革的“活化石”吗?他为何不将儿子送到北韩去留学,却偏偏送到万恶的西方花花世界去呢?其人格分裂可见一斑)杨帆的这些作为,完全违背了教师的基本职业伦理,按照政法大学的相关规定,已经数次酿成重大的教学事故,早该受到校方的处分和惩罚。然而,他却一直逍遥法外,如果不是此次“杨帆门”事件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这些情况外界仍然一无所知。这只能说明法大校方在管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有关规章制度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迄今为止,杨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从未对自己的言行有任何的反省和道歉,反倒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强词夺理,色厉内荏。他居然将这一起师生争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起来,声称此事已经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仿佛他本人是比外交部发言人还要权威的“国家代言人”似的。昔日,号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话音刚落便被送上了断头台;今日,杨大“叫兽”难道经过了十三亿公民的授权,可以理直气壮地“代表”我们的国家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真的是千钧一发地维系于杨大师一人的身上吗?

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是那名反抗流氓“叫兽”的女学生和那些逃课的学生,而是杨帆先生自己。杨帆在课堂上的若干言论,经过学生的记录整理之后发表出来,这些言论中不乏危害国家安全、挑动世界大战、毁灭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狂言妄语,这些言论简直可以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某些言辞相媲美了。我随手摘录几条,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奇文共赏析:

——中国怎么样才能牛起来?首先我们中国从现在开始不用石油,改用煤炭。同时我们在主要的海上运输港口都埋伏上潜艇。若干年后,潜艇突然发威把所有运输石油的船摧毁,那样别的国家就没石油用了,而中国却不用石油了……于是中国就牛了。

——非典是美国人投向中国的病毒。中国完了,因为在陕西还是河南(具体哪,笔者忘记了)有个村子,从来没和外界通婚过,所以保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血统,前段时间美国人派人去采集了这个村子的村民的血液,用来实验用。等美国研究出对付中国人的细菌,我们中国就完了。

——让中国的公务员都乘坐自主建造的大飞机。飞机从天上摔下来了也不要紧,一次就那么三两百人,那三两百人可以定为烈士,而且一直乘坐到自主创造的飞机的失事率接近或低于波音为止。

——中国要发展海军。我们的目标是,在马六甲打败美日印三国联合舰队,然后攻占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中国人不是多吗?移民啊!

——谁最聪明?杨老师最聪明了!今后要搞人种净化,找一万个大美人!然后搞人工授精。要找最聪明的人来,说了,杨老师最聪明,让杨老师拿一万个精子出来。

——汉武帝北征匈奴,是对世界历史都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中国有两个最伟大的时候,一个是汉武帝时候,一个就是毛泽东时候!汉武帝打败了匈奴,把他们赶到了欧洲!匈奴人把欧洲人打得不行,把他们打倒了美洲!

当我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理智的学者所说的。这仿佛是精神病院中的“病人语录”,说这些话的人应当早点去看心理医生。而杨帆的本人的觉悟,显然还没有到自动辞职、自动入院治疗的地步,这名自称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似乎还将继续荼毒莘莘学子。如果这些话只是他私下里与三五名臭味相投的知己说一说,那当然是其言论自由;但在课堂上公开鼓吹发动对外战争,赤裸裸地挑战“和平崛起”的“国策”,就已经超过了言论自由的底线。这样误人子弟的“叫兽”,这样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中国政法大学校方应当及时将其解雇,方能拯救学生于水火之中。

一个连文明地与人来往、交流、沟通和讨论都不会的“暴徒”,焉能为人师表?焉能“传道、授业、解惑”?“杨帆门”事件的出现,给了高校和公众一次思考什么是“师德”的机会。如果“杨帆门”的结果,是学生的权益继续受损,是萧瀚的离开,是误人子弟者大获全胜,那就是政法大学的耻辱,是法治的耻辱,是教育的耻辱。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三日

欧洲考虑就胡佳被捕事件向中方提出抗议

 

【2008年1月16日狱委讯】法国国际广播集团报道/据欧洲联盟驻北京机构周二透露出的消息,继美国政府对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被捕表示关注之后,欧洲联盟也在考虑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具体行动方式正在磋商之中。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一表示,他们对胡佳被捕感到不安。并表示已向中国当局表示美国密切地注意这一案子。

现年34岁的胡佳对中国当局未能兑现当年为承办奥运表示要改善人权的承诺多有批评,因此在12月27号 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捕。随后,中国当局阻止胡佳和他的律师接触。一些人权组织揭露,北京当局在奥运会开始前加紧镇压,目的是开一个听不到批评抗议的“干净的奥运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俞周二针对胡佳被捕一事表示,任何人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她同时指出,中国反对任何将奥运会政治化的企图。

 

廖亦武:谁值得他们如此重视?(三)

第三部分

傍晚7点钟,我没有等来我的朋友,却等来了自称是我朋友的成都市国保大队。带队的是年轻有为的副处长黄胜。管理了我7年的李航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进门就冲我嚷嚷:廖亦武,咋个搞的,你不是答应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吗?我应道:我当然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但获奖是一个作家的荣耀,我非来不可。

北京的众警察顿时松了口气,立即退到角落里,坐山观虎斗。梁家辉还打趣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瞪眼干吗?人家大老远赶来,饭来不及吃,水来不及喝,老廖你就给个面子,乖乖地跟着回家吧。

李航道:莫要在北京呆了,卖一个面子,跟我们连夜回成都。

不可能。

为啥子?安心与我为难嗦?

话说反了,是你们与我为难。况且,我已经买了26号的机票。

我们帮你退。

3折票,退不了。

这是小问题。明天的奖你领不成,还赖在这儿干啥?

还有很多朋友没见,很多台酒没喝,好不容易来一趟,风头没出成,却被警察押回去,你说窝不窝囊?

正好我们也没吃饭,就陪你喝嘛。喝得麻糊糊的,再打道回府,如何?

我是犯人,你们是警察,哪还有心情一块喝酒哦!

老廖,这话说得不够意思,我李航啥子时侯把你当犯人了?

总之,我不陪你们喝工作酒。想趁着麻糊糊,弄我回成都嗦?干脆点,把手铐摸出来,我就没得商量跟你们走;否则的话,交道多年,大家都知根知底,我自己也担保不了走到半路,哪根筋胀起了,就会搞点意外动作。

你想咋样?我也亮一下底牌:你不可能呆到26号。大家都换位思考,相互体谅。

既如此,那就明天起程。

一言为定,明天早上。

起不来床,明天下午。

就依你,明天下午。

好。那我们暂时散伙,明天再见。

不行,你我是朋友,肯定在一起。老廖,住宾馆嘛,住宾馆安逸哦。

都是男的,安逸个球。还是把我当犯人嗦?哪我就不走了。

龙门阵到了一定火候,领头的黄胜开腔拍板:好,老廖该住那儿还住那儿。我们小警察嘛,就随便在老廖住处附近找一个地方,将就一晚黑。

讨价还价结束,双方起身,奸商一般冲对方笑,然后一团和气地出门。持冷兵器的风从底楼直窜二楼,激得大伙直打寒战。李航和我耳语:老廖啊,天寒地冻的,跑到这儿干啥子嘛?少给北京的这伙子打堆嘛,最终吃亏的还不是你。

我懵懂道:吃啥亏了?我跟刘晓波两口子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文学朋友,可以说从小混到老,吃啥亏了?

夜色中,北京和外省的警察握别,彼此客客气气。我木桩一样插在当中,好似拉拢两地关系的万恶的皮挑客。梁家辉还拍了拍我的肩头:老廖,一回生二回熟,以后到北京玩儿啊。我缩着脖子,一脸茫然。满大街都是车和人,满大街都是风和瑟缩的霓虹灯,我却不可能走进去。我再次记起右派流沙河说过:太幸运了,廖亦武,如果在老毛时代,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

是啊,社会真进步了,警察更“人性化”,一个稍有知名度的异议作家的押送规格也由此提高——这是多少泪珠和尸骨堆砌起来的进步!作为“记忆工作者”,我不忍回头,却不得不一再回头;我不忍看四周有多少无名的反抗者倒下去,却不得不看。我从内心感觉疯狂,感觉累。可我的本性却是多么爱笑,多么向往轻松,甚至虚脱般的忘我的轻松。在狱中回忆录《证词》里,我曾有感于一大批六四蒙难者的遭遇,而写道:

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约半个小时后,我被警车载回亚运村,并与3位警方老乡在新开张的“川码头”共进晚餐。黄胜的话说得舒服:在哪儿都是消费,老廖,就去照顾你哥们的生意嘛。

堂子敞亮,4人抵中央落座,黄胜点了本店当家的干锅鸡杂,我则拿出舌战群警的骁勇,亲自去吧台要了两瓶“金六福”,50度以上的白酒,单价288元。反正不是自己掏钱,就腐败一把,希望作风正派的读者同志们见谅。

先碰大半玻璃杯烧酒,再夹菜吃,我的舌头哗啦一下木了,哪还品得出滋味?俺老廖在江湖上厮混多年,向来属于有酒胆无酒量的角色,相逢知交一二三,干杯四五六,拍桌子打板凳,忘情忘我忘死,可尚能一次次还魂,鼓琴吹箫,快意恩怨;可在不少场合,沾酒,甚至闻酒即倒。何也?意气阻隔,话不投机,抑或郁闷伤神也。不如诸位警兄先天有量,加之在后来的日常事务中,千锤百炼,自然而然,即成屡屡乘兴深入敌后的酒神。

所以,在李航和黄胜的轮番夹攻下,我败像立现,张口结舌,任两位大谈其和谐社会,警民一家亲。在另一桌招待朋友的忠忠见状,立即拢来救驾,平常滴酒不沾的他,也举起一个白酒杯子,先干为净。然后坐下来道:你们远道而来,也辛苦了,费心了,感谢你们对廖亦武多年的关照,他是我永远的朋友,是中国最牛屄的作家,可也是中国最傻屄的不懂政治的作家,正因为最牛屄又最傻屄,所以我喜欢他。

我相信,酒精中毒的死鬼听了这等好话,也会立马爬起来,而在我的记忆里,赌徒忠忠,这个前先锋作家,现餐馆老板从来没说过我什么好话。所以我被折腾了多时的身心为之一振,极其无耻地哈哈大笑一番,舌头顿时顺畅:你李航,管了我7年,算最久的;在你之前,是小宋,不错的文学青年,因立场不稳,被调去弄法轮功了;在小宋之前,是科长曹建,在青海当过兵,身世坎坷,后来患急性胰腺炎,抢救不及时。我刚出狱那段,他隔三岔五拜访,偶尔是任务,多数时侯不是任务,只为听听我吹箫,仅此而已。我和他都很寂寞,甚至很潦倒。虽然他也带队传讯过我,可有一天得知他的死讯,我还是莫名其妙地难过。那是十几年前的往事囉,你们后来入行的,已经体会不到那种东西。曹建的继任者要狠得多。可总的说来,警察作为个体,都不算太坏,除非这一个体被种种欲望,特别是权力的欲望所驱使。你李航是本分人,撒谎都不太利索,这些年,你没帮上我什么忙,可也没害过我,不错不错。我相信2002年抄我家那次你真的不在,你出差去了。

黄胜道:老廖,过去种种恩恩怨怨就不提了,警察也是人,但愿人与人打交道,有个好的开始。现在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不同,现在讲究和谐社会,减少矛盾,你过得好,气顺,我们的工作量也就不大,成都人从古至今都是喝茶嘛,吃饭嘛,能帮忙就尽量帮嘛。如果你这位朋友,愿意到成都来开餐馆,帮你老廖转型,给我打个电话,放心嘛,搞得定。

李航也敲边鼓道:只要在底线以上,啥子都好商量。

我不以为然道:底线?那护照算不算底线?我申请了9次,有啥子理由不给办?

李航道:主要是你的户口压在涪陵,那些土老坎,不开化,有啥子办法?

黄胜也点头:如果在成都这样领风气之先的地方,早就不成问题。

我道:我的管理方在成都,我的户口在涪陵,那你们肯定有建议的权利,你们那个部门不是通的吗?莫蒙人了,我的律师滕彪,北大的法学博士,很厉害的,他的分析结果是,只要成都敢承担责任,小小涪陵算个屁。

李航坚持道:我的确给涪陵出入境部门打过电话,那个科长卓树明,很难说话的。

我冷笑道:永远卡我嘛,没啥。我还会一次一次去申请,就当玩行为艺术。这不是我要炒作,而是你们在炒作我。我还会得更多的奖,我的书在西方的发行量还会大增。这很有意思么?

黄胜道:莫说气话,老廖。我们回去再商量,再商量。

心情一沉,酒劲顺势就上,我几乎连椅子也坐不住了,可黄胜和李航却正在状态中。勉强又与他们碰了一杯,眼皮就开始打架,啄木鸟似的额头,几乎磕着对面李航的眼镜。我往虚空挥了挥手,却乜见一个黑衣女子摇晃而来,高跟鞋音嘀嘀嗒嗒。定睛一认,却是我分手了1年多的女友金琴。稍后我才晓得,她是得知我被警方带走的消息后,特地赶过来。

做过黑酒吧老板娘的她,面色苍白,笑容迷人。此刻就直直地立在酒桌边,左手扶着我的肩,右手高高端着玻璃杯道:我是廖亦武的女朋友,我代他敬3位警察哥哥。然后一饮而尽。

警察们连忙应酬,却只沾了一点点。

金琴亮杯底道:我这可是白酒啊。

于是干杯。金琴再一一满上,再率先一饮而尽。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个沾酒即醉的弱女子是酒鬼,因为4两烧酒下肚,她还风度翩翩地颔首道:我不在的时侯,感谢各位照顾了廖亦武。

警察们醺醺然、醋醋然地起哄道:老廖太有艳福了!美女一个接一个。

我却从地震余波中醒转,一把抓住金琴的手,极其无耻地哈哈大笑。我口齿含混道:这个美女可不一样,我们要结婚的!

金琴闻言俯下身子:老威,你可当真?

我道:当真。

金琴道:好。我就想有个家。

刹那间,我眼泪差点就下来了。可我曾离过两次婚,已经患有严重的“婚姻恐惧症”!在前妻宋玉因缺乏安全感而出走后,刘晓波同志曾谆谆教导:老廖,黄种女人不适合你,就憋足劲儿找个蓝眼睛!你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热闹不就都到手了吗?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与万千渴望转眼之间改变身份的中国人相似,努力酝酿对白种女人的好感。我甚至仗着酒胆约会两次,近距离接触,却毫无零距离体验的冲动。咋办?世上没有不上床的“洋插队”,反之,也没有无代价的自由和热闹。

但是80后的不成熟的金琴,与我一起飘零两年多、仍继续飘零、有若干缺点错误的金琴——我曾一再拒绝,可如今想都没想,就答应成家!为什么?4两烧酒?

我老廖乃一穷寇,除开肉棒槌,身上别无长物,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家竟能如此待我,弱女子强出头!既是苍天有心,乘着醉意塞我一老婆,哪怕就是大脚农妇,也不能辜负于她。罢罢,犯不着同世间俗物一般,看似花前月下,内里却转花花肠子了。

次日中午起床,匆匆收拾行装,然后下楼直奔川码头,用完餐,警察们就已经在门外守候了。忠忠和金琴将我送至车旁,拱手作别。40多分钟以后,3警1民抵达北京机场。16点登机,17点,原定颁奖会的开头,我却鬼使神差,升至万米高空,与警察黄胜云里雾里地交流思想。另两位警察疲惫之极,正沉沉入梦。天黑尽,我们终于落脚在阴气沉沉的故乡成都。桑塔纳轿车接站,我两天里的第三次,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夹在4个警察当中。

沿途堵车。抵家门口已是8点多钟。黄胜道:老廖,今天冬至节,跟我们吃羊肉去。我摇头:老妈还在等呢。于是开锁进门。空荡荡的屋里,老妈起身相迎,并埋怨道:二毛啊,在外头鬼混啥子嘛。我答:没鬼混,领奖呢。

时光刹那倒流至1994年,我出完狱,离完婚,光棍儿一条重归故里。老妈也是起身相迎,并一把扯住道:二毛啊,在外头鬼混这些年,把妈担心死了。我答:没鬼混,坐牢呢。

一晃近14年!地球和国家机器还在照常运转,可父亲已故,母亲及儿子均老去许多。

2007年12月25日至2008年1月11日。成都。

张耀杰:“很黄很暴力”与很黑很邪恶

2007年12月27日19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播出一条净化网络视听的喉舌新闻,其中采访了一位13岁的漂亮女学生张殊凡,她所贡献的标准答案是:“上次我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很黄很暴力”五个字,随后在网络中广泛流传,有网友戏称其为“开创了2008年首句流行语”。透过“很黄很暴力”五个字,笔者所感受到的依然是习惯于打天下、抢天下、救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会党人士,既要强奸本国人的肉体、更要强奸本国人的灵魂的君临天下、包办一切的很黑很邪恶。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和传记作家,笔者每天都要在网络中搜索文史资料,有时候确实会遇到网络页面弹出一两个很小的有色情画面的视屏窗口,其目的似乎是吸引读者下载一些色情影片。由于笔者没有此项嗜好,从来都是置之不理。至于张殊凡小同学所说的“突然弹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笔者从来没有遭遇过。即使什么时候遇到了,笔者也不会“赶紧把它给关了”。道理很简单:一个心智不全的小孩子被石头绊倒之后,才会颠倒是非哭着喊着指责是石头害苦了自己。一名身心健康的优秀学生的正常反应,是积极改正自己的走路习惯,或者主动把石头搬开为自己也为别人铺平道路。“很黄很暴力”的网络页面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一个拥有自己头脑的身心健康、正大光明的大活人,是不用害怕被所谓“很黄很暴力”的网络页面所毒害的,除非自己心里有鬼、做贼心虚,才会把既没有头脑也没有生命的“很黄很暴力”的网络页面,当作洪水猛兽来恐吓自己和恐吓别人。

被中央电视台选中的13岁女学生张殊凡,据说是一名优秀学生。然而,她所贡献的“很黄很暴力”的标准答案,充分证明她只是一个甘愿替黑恶势力背书的政治童工和政治道具,而不是一名身心健康、正大光明的未成年人。“很黄很暴力”五个字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既要强奸本国人的肉体、更要强奸本国人的灵魂的“精神强奸好”的话语专制与话语霸权!

像张殊凡这样的政治童工在中国会党史上并不罕见,“生得光荣,死得伟大”的刘胡兰就是她的好榜样;谎称自己遭受美国大兵强奸从而帮助会党人士煽动反美情绪的北京女大学生沈崇,与张殊凡扮演的政治道具更加接近。幸运的是,时间已经推移到了21世纪,既先进又文明的美国人,为全人类贡献出了功能强大、防不胜防的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刘胡兰式的“生得光荣,死得伟大”、沈崇式的反美情绪以及周正龙式的纸老虎,终将变成弄巧成拙、反受其害的小儿科的政治游戏和政治骗局。被专制黑暗宠幸的张殊凡,也注定要被民主之光所唾弃。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采访张殊凡的大背景是,政府当局为了进一步限制打压互联网中民间草根的真实声音和创造力量,继“互联网管理条例”之后又出台一份与本国公民为敌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该项规定要求经营视听节目服务的网站必须国有控股,也就是说《土豆网》、《优酷网》、《我乐网》等优秀网站都将面临被强行关闭的命运,海外的视听节目服务网站也将因此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一直遭受网络封锁和网络打压的网友,终于从张殊凡公然扯谎的“很黄很暴力”五个字中,寻找到了突破口。随着署名“今夜累欲死”的网友《召唤人肉搜索——张殊凡——很黄很暴力》的帖子,于2008年1月1日在猫扑网公开亮相,网络中很快汇聚成一个充满创造智慧的狂欢式的话语风潮。

进一步推波助澜的,是1月4日晚先后在猫扑和百度贴吧出现的自称殊凡父亲的开信:“我是殊凡的父亲。这几天总是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殊凡,这才知道网上的所作所为。上网看了你们的帖子和言论简直忍无可忍,你们真的很过分。殊凡仅仅是个孩子,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熟,也许某些话说得不够得体,但这是你们肆意攻击侮辱她的理由吗?你们不仅用恶毒的语言污蔑殊凡,更有甚者还PS色情漫画侮辱她的人格。你们知道你们的行为给殊凡带来了多大的精神伤害吗?明人不做暗事,第一个PS那张漫画的人你敢不敢站出来承认?我真的不明白你还知不知道什么叫良心。……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做家长的责任感,去正确地引导教育孩子,而不是在一旁挖苦讽刺。我们应该热爱孩子,即使他们触犯了我们,也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不是吗?最后,我诚挚地感谢那些支持殊凡,敢于站出来为殊凡说句公道话的朋友们,感谢那些默默地宽容着殊凡的朋友们,感谢那些知错就改,勇于向殊凡低头承认错误的朋友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明明是中央电视台极不人道地把“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熟”的张殊凡,征用为政治童工和政治道具;明明是他自己没有尽到作为家长的监护责任和“正确地引导教育孩子”的责任。“殊凡的父亲”既不敢去向中央电视台及其更高级别的后台讨回公道,更没有勇气检讨自己的失职失责;反而一方面承认“殊凡……也许某些话说得不够得体”,一方面指责网友们“这是你们肆意攻击侮辱她的理由吗?”甚至于强词夺理地“感谢那些知错就改,勇于向殊凡低头承认错误的朋友们”。

作为一名学生家长和一名中国公民,笔者对于“殊凡的父亲”的回答是:既然你允许并且容忍自己的女儿公然被利用来充当打压网络民意的政治童工和政治道具,既然张殊凡充当政治童工和政治道具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网络公民们当然拥有以政治童工和政治道具张殊凡为靶子展开网络自由保护战的正当权力和正当“良心”。“我真的不明白你还知不知道什么叫良心”云云,还是请“殊凡的父亲”收回去反问一下自己的“良心”为好。自己女儿远没有成熟的灵魂被很黑很邪恶的专制强权诱奸了,作父亲的不敢抗议专制强权反而乐于充当张牙舞爪的帮凶甚至于同奸犯,如此心肠分明是很黑很邪恶的同流合污,与所谓“良心”毫无关联!

1920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曾经把中国的新思潮形容为“洪水”,把很黑很邪恶的会党军阀形容为“猛兽”。他在《洪水与猛兽》中写道:“所以中国现在的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80多年过去,很黑很邪恶的会党“猛兽”,依然盘踞着中国社会。电子网络的“洪水”,恰恰是足以涤荡很黑很邪恶的会党“猛兽”的健康力量之一种。维护电子网络的健康力量的“洪水”,揭穿很黑很邪恶的会党“猛兽”打压网络健康力量的“很黄很暴力”的道德借口与政治谎言,是网络公民当仁不让的公共责任。笔者希望于13岁女学生张殊凡的,是认真汲取教训,从此成长为说真话、负责任的身心健康的网络公民,而不是继续充当替黑恶势力背书扯谎的政治童工和政治道具。

2008-1-10于北京家中。

凌沧洲:为苏俄帝国棺材钉上第一钉的人们

1,索尔仁尼琴——苏俄帝国的掘墓人

——夜读《古拉格群岛》之一

1945年2月,苏俄炮兵连长索尔仁尼琴大尉被叫到旅部,当着旅长的面,苏俄特工撕掉了索尔仁尼琴的肩章,将他押回莫斯科投入监狱。罪名是因为反间谍机关查获他在私人通信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斯大林。同年7月,他被判处8年劳动教养。

作者凌沧洲在意大利卡普里岛

“胡子老爹”斯大林在其威权无边时,跺跺脚苏俄要颤三颤,咳嗽一声多少人吓得魂飞魄散,他当然不会预料到:多少年后,他的走卒像捏住臭虫一样的铐住的这个索尔仁尼琴,将挥动他如椽的大笔,如同挥动铁锹,为”胡子老爹”的政治棺材和帝国活地狱掘墓。

这是一个孤独的勇敢者,凭借其信念和意志,孤身对抗极权的故事,是一个俄国版《勇敢的心》和《爱国者》。思想的力量比权力活得久长,暴君们若稍稍理智些,就会对虐杀作家稍稍收敛;反过头来说,有思考能力的作家永远是极权专制的敌人,必虐杀这些作家,强化恐怖,才能使帝国活地狱的乌烟瘴气能持续得更久。

凌沧洲10年前就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斗转星移,而今重读之,更觉得索尔仁尼琴在埋葬苏俄帝国活地狱上功不可没,而《古拉格群岛》就是那掘墓的生猛一锹。

这本史诗般的巨著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惊心动魄的内幕,进行了什么样的反思,对俄国的邻居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录般的意义呢?

《古拉格群岛》卷首申明:此书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实姓名。

乌鸦车在夜间出动,你的邻居在黑夜莫名就失踪了,你袖手旁观,然后可能就是你。但是这一切白天是看不到的,白天是葵花般的青少年挥动着鲜花游行。

“逮捕机车司机英诺申的时候,房间里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小婴儿的棺材,司法人员把婴儿从棺材里扔出来,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搜查。”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必须如期完成。”在牧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怀疑收到的电报:送240箱肥皂来。第二天清早就听到大规模逮捕犯人的消息,她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告诉了女朋友。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数字配给式的抓人,原来苏俄才是发明人。

侦查刑讯的手段有多少种,第一部第三章就有十来页描写这些苏俄帝国的刑讯,想必来俊臣等人再世,也得前往取经。

索尔仁尼琴说契诃夫等人的也无法想象在他们身后几十年出现如此规模的刑讯,用靴子踩性器官,尤其是女侦查员目光紧盯着你,用高跟鞋慢慢地用力踩你的男性性器官,你招还是不招?这点是来俊臣先生可能没想到的。

但是为什么,一个邪恶残暴的政体和帝国活地狱能豁然而起,还生存了那么多年?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从俄国人民的传统和民族性上予以解答,他批判自己的民族是个”狼种”!(呵呵,那些膜拜狼、想做狼种的人真该移民俄国!真该到古拉格中尝尝大粪的滋味就知道什么叫狼!)

索尔仁尼琴问”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是不是从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索尔仁尼琴坦陈”是我们的”.因为他自己也填过组织上较下来的表格,因为他们许多人在教授们被捕的时候都无动于衷,都在”等待光明的未来。”

权力的尸毒会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的怪物?

索尔仁尼琴在这部宏伟的史诗中多次检讨、反思了自己中了权力的毒素。甚至在被捕后还觉得自己是个高等人,是个军官,拿箱子?让德国人去拿吧!德国俘虏艰难地帮他拿这箱子。

那个肩章在他肩头摇晃了两年,在他的肋下洒下了多少有害的权力尸毒的金粉。甚至到了劳改营,当他们排好队伍,派工员在队伍前用眼睛物色一个临时作业班长的时候,”我北魏的心房简直要从毛料的军服下跳出来:指定我吧!我!我!”

但是没有指定我。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只能让我作出更加可耻的错事。哦,和权力分手是多么困难哪!

你将在这部巨著中全面地感受到活地狱的气氛。

四个囚徒发一个饭钵,一天只给一杯水。而押解途中为了方便自己和怕犯人逃跑,尽量不让他们上厕所。结果,一个囚徒在饭钵中尿了一泡,而他又不肯贡献水来清洗

监狱中人满为患。患痢疾的上铺囚徒就拉下屎尿往下淋……

整驳船整驳船地沉没犯人…………有组织的屠杀

挑选犯人更像是奴隶市场。女奴们被挑来作军官的姘妇

运送囚徒的车厢满满当当。而盗窃犯杀人犯与政治犯混在一起运送。但是苏俄不承认自己有政治犯,告诉你们”我们这里全是刑事犯!”

押解员眼底下的抢劫、强奸。

一车人看着十多个盗窃犯,强奸一位女犯人而默不作声。那女犯人仅仅不答应当官的玩弄而被安了个罪名送上古拉格。当她到达劳改营中投诉时,营方说:”我们不可能有单独运送你的能力。”

祖国,白头发的祖国,祖国的玩弄者,背叛祖国者和祖国背叛者,这些概念在深爱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笔下,又是怎样的呢?

索尔仁尼琴大声质问:”俄罗斯立国1100年间,卑鄙龌龊的事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索尔仁尼琴让人们看清,究竟谁存栏数祖国的玩弄者和背叛者?是谁在战前大清洗,搞掉多少高级将领,为纳粹铺路?是谁,把大量俄罗斯的战士送入虎口?更让我凌沧洲读来击节叹赏的是,索尔仁尼琴在披露邪恶帝国的残忍和虚伪内幕的同时,不断地进行反思、质问,横向和纵向比较。

比方说,他谈到死刑在俄国历史上的运用,谈到沙皇时代对待政治犯的态度和苏俄时代的态度。他嘲讽说:”看看我们野兽化到了什么程度!”

想起了北方邻居的野兽化,我就屡屡想起那些野兽化得厉害而还在自吹自擂的团伙!

2,满清与苏俄——古拉格不会被遗忘!

——夜读索尔仁尼琴之二

最让老夫凌沧洲对《古拉格群岛》叹服的地方,不是索尔仁尼琴简单地对邪恶帝国普遍践踏人权的揭露,而是不断地对灵魂忏悔反思,对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鞭打。

索尔仁尼琴写道:”俄国有着700多年亚细亚奴隶制的传统”.指的什么?指的是而今某些中国人认贼作父,怀念的从前对西方的野蛮侵略与奴役。反过来,凌沧洲也可以说:中国有着几千年亚细亚奴隶制度,其中就有3000年本土的奴隶制度,和近1000年极为惨酷的异族征服下的奴隶制度。这些异族的野蛮影响对这个在泥潭中挣扎的文明、对这懦弱的、奴性的国民性打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看看俄国这个曾经极度邪恶的邻居,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也不光彩。昔孟母,择芳邻。或许是臭味相投,亚细亚与俄国的奴隶制度互为影响。

让我们来看看苏俄的文字狱和图腾社会的禁忌罪吧!你读后自会会心一笑,想到满清及仿清——

裁缝怕针丢了,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苏联领导人卡刚诺维奇的眼珠里。顾客发现了。判十年。

女售货员把肥皂块数记账在报纸上,正记在斯大林脑门上。判十年。

看门老头买斯大林雕像,太沉,用皮带套在斯大林脖子上拖回来。恐怖行为!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句:集体农庄的骚B!反革命!判刑!

儿童也得坐牢。1941年11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八年级女学生尼娜的父亲。搜查的时候,尼娜想起,她写的顺口溜还在壁炉中没烧掉,就心慌意乱地决定撕掉。她爬进壁炉。但正在打瞌睡的民警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的思想出现在契卡人员的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摹棱斯克,莫斯科日子也不长。

把那学校给炸掉,我们也懒得上学了。

索尔仁尼琴嘲讽道:这些在”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嚎啕大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

20余年后,索尔仁尼琴不依不饶地追问:曾经批准为一首小诗而逮捕一个八年级女学生的人,现在已像田鼠一样钻入地下,我们难道就不能在什么时候揪出这样一只田鼠,看看它长了什么样的额头,什么样的耳朵?!

这是历经苦难者的追问,是勇士的断喝。

这种提问对患有历史健忘症的人们无疑是当头棒喝。

今天,在中国文化界,可有索尔仁尼琴式的勇士?可有人对尚阳堡、宁古塔提出追问和质疑?可有人对”清风不识字,无故乱翻书”的文字狱进行全方位检控?可有人对林昭张志新李九莲死刑签发者、割喉者们提出追问?那些田鼠们是否活的安好,正在颐养天年?

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传统,不研究亚细亚奴隶制度、蒙古汗国,满清和苏俄四大要素,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人和当代中国。

3,古拉格少女,你受难者之碑是否立起?

——夜读《古拉格群岛》之三

火,火!深秋的夜风煽动着篝火的火焰。我用棉背心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在强劲的夜风中还是相当冷的。可是她,——已经在大风中不知道站了几个钟头,两手垂直,一会儿啜泣,一会儿无声地僵立。有时又苦苦哀求:”首长公民!……求您原谅!……求您原谅!我再也不敢了……”

白天,劳改营有个姑娘成功逃跑了。黑脸少校吼叫着宣布:如果找不到女逃犯,要罚全劳改营一个月不许会见亲属和接受食物包裹。女作业班班长们破口大骂逃跑者,而她,这个姑娘却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看守员听见了,于是她就受罚,留她一个人在外面”立正”,这是下午六点的事,这会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她想跺脚暖和一下,门卫值班员就伸出头来喊:”立正站好!妈的个X!小心挨揍!”

她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傻乎乎的没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俄国)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五章

今夜,我,一个遥远的异乡人

读到了你索尔仁尼琴的诺言

读到了古拉格群岛的夜风

风中的哭泣和颤栗

古拉格少女受难者的心

据说远方的华盛顿

受难者的碑早高高耸立

可有人还回忆起

古拉格少女风中的悲鸣

从索洛维茨到西伯利亚

沉埋着多少屈死的冤魂

白波运河的闸门和水坝

混泥土中积累了多少白骨

而你们,古拉格的少女们

你们的眼泪和哀鸣

丝毫打动不了野蛮人和禽兽的心

今夜,我想象古拉格秋夜的一幕

想象多少年前大师和少女

在同一座地狱经受邪恶之火

俄罗斯的自由之路

是血泪和苦难铺成的

要用多少死难者的身躯

要用多大的勇气和信念

才能在炉火中焠炼出

钉住邪恶帝国棺材的大铁钉

古拉格的少女,今夜你早远去

你追求自由的苦难

不必在受难者的碑石中刻下

只要人性一丝未泯

就能透过大师的笔触

在心中刻下你受难者的血碑

今夜,幽州将有雪降大地

今夜,我也许下诺言:

如果古拉格少女能写入历史

黑窑童奴、高莺莺

也一定不会从历史上消失

4,索尔仁尼琴:作一个苏联人双倍可耻

—— 夜读《古拉格群岛》之四

《古拉格群岛》三大本百余万字总算读完了。

有些句子更加有意思,值得如实辑录下来——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时,赫尔岑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社会党人)的通常说法:整个俄国的历史就是以暴易暴的历史。鞑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500年本国的东方型专政和根深蒂固的百分百奴隶制。

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开,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在个人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连咩地叫一声都不敢吗?!

(以上均摘自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古拉格群岛》一书)

有了这样充满勇气和斗志的作家,有了这样震撼人心的作品,苏联不亡,也天无是理了。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3年,《古拉格群岛》在自己的祖国无法面世,只能以缩微胶卷的方式出国,首部在巴黎出版。

1994年,在苏东波之后的5年,俄国的良心,人类苦难与黑暗的揭露者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

谁能说他不是苏俄帝国棺材钉下一钉的人呢?在他之前,已经有无数青年为埋葬这具棺材而葬身古拉格了,已有不少热血志士为钉下第一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像书中提到的加麦罗夫等人。因为有了这些勇敢者的出发,棺材才开始动摇和颤抖……

让我们记住索尔仁尼琴,记住他笔下的那些质疑者和呐喊者,他们,也是人类自由的追求者,是极权专制棺材的钉钉人!

2008年1月10日

卫子游: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理当在阳光下召开

胡温政府上台后高调反腐败。不可否认,胡温主政后确实办了一批又一批”大案要案”,杀了一批,关了一批,吓住一批,连贵为”国家和党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都动了,照常情而言,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即使做了这么多,在国民眼中,胡温的反腐仍然未伤及腐败的根本。

最根本的腐败是什么?既不是某个贪官污吏,也不是执法滥用职权,或者司法不独立,最根本的最大的腐败,天字第一号的腐败,是立法腐败。立法腐败之所以是最根本的腐败,是因为一种腐败的立法制度,可以把不正当的当作正当的然后强迫全民遵守,也可以让垄断性、自私性政策摇身一变而为法律加以支持和保护,更可以在公众不知不觉之中长期增进某个利益集团的机会却压制更多的弱势群体的机会……完全可以这样说,人类近代几百年中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浴血奋战以建立民选议会(人民代表会议),其根本目的正是反对和防止立法腐败。从中国现实的经验看,立法腐败也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问题,这几年政府沦为”部门政府”,少数垄断利益集团未显山未露水就成功地聚敛起巨大财富,乃至改革三十年后出现了贫富急剧加大等等等等,一切一切的不公,种种种种的社会怪现象,无一不与立法腐败直接间接相关联。

立法腐败既是最大的腐败,那么如何防范立法腐败?对这个问题,法治国家向我们提供了七条成功经验:一是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不得立法的内容,比如立法机关任何时候都不得制定剥夺公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法律;二是立法机关的成员全部实行民选,将其政治生命交给选民决定;三是在宪法中制度性地限制立法机关的职权范围,将立法大权按内容分解,分别交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多级立法机构;四是将国家一级的立法机关一分为二,并建立行政元首驳回制等,以收对立法权的制约之效,避免因立法大权集中于一院而带来立法权能的滥用;五是在立法机关中实行多党对抗制度,让不同利益群体都有自身的利益代表,都能在立法过程中发表意见;六是立法机关以辩论施政的方式行使职权,除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例外,绝大部分立法过程全部对公众开放,立法人员说些什么,怎么说的,都暴露在公众眼目之下,以此最大限度地防范立法过程中出现勾结串通等以权谋私行为;七是设立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公民的自诉和法院的判决,达到废除显失公正的法律和侵犯人权的恶法等目的。这七条合起来,共同支撑起一套相当完善的”阳光立法机制”。法治国家提供的事实证明,只要作到了这七条,基本就能实现政治清明,如果哪里作不到,或者有所缺漏,那里的法律政策就肯定存在着阳光照不到的阴影。

这七条经验,可说条条都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进化方才得到的宝贵财富,是数不胜数的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依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方才得到的宝贵财富,现在全部向中国免费提供。中国共产党如果真的想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应该并且也只有借鉴这七条经验——至少以人类目前的智力所及,在防止腐败方面,特别是防止立法腐败方面,还找不到比这七条经验更管用的办法。

上帝没有说这七条经验不适合中国,人民也没说过反腐败应该拒绝借鉴法治国的成功经验,必须指出的是,它们之所以至今未见诸中国的立法实践,其中的部分之所以被定义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对这些经验无知而产生畏惧,以及既得利益集团担心按这些办法做将会丧失特权(特权岂不正是应该反对的腐败?岂有以方便特权为正当理由而反对正当的道理?)。不必讳言,这七条经验里确实有部分与一党专政制度不大兼容,但也并非全部不可引进,比如说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即使是在眼下,也就是在一党专政体制之下,也未必就不能适用。

这七条中,眼见得目前就能够引进的,当然莫过于第六条,也就是在现行的立法机关中实行辩论施政的制度。这一条纯粹只关系到立法机关的工作方式,与是否维持一党专政并无必然关系,并且与中共十七大提出的要实行阳光政策特别适合,所以是当前体制内人士通过努力完全能够办到的。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选拔,宪法法律的制定与修改,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教育和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等公众福利政策的改革依据与理由,过去一直云山雾罩,立法机关既不向中国公众论证,参加决策的人员的发言或投票更是全部向公众保密,只在成为既成事实之后进行宣传,强制性向公众推行,如何能得到公众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而被海内外舆论讥为”暗箱操作”,实在是必然会有的评价。试想,如果这些决策的过程全部开放,把盖子在阳光下揭开,还会不会被指责为”暗箱”?

也许有人认为,实行立法机关的辩论施政,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事情。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按中国现行体制,真正的立法机关,最高的立法当局,说了能够算数的,在中央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委会,在地方是各地党委常委会议。所以,当我们说实行阳光决策时,并非专指人大常委会,关键的关键自然是各级党委常委会议的辩论化和公开化。这些党委会议,名虽为一党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一切,党大于人民代表会议,党委会议程所及,几乎全是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并且党委会成员不是吃党费,而是由纳税人养活,所以,党委会自然不应该仅仅只是一党之私,而应该向公众开放。党委会成员在决策过程中说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是如何发言和投票的,是否称职,有没有搞小动作,决策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有没有相互勾结串通以权谋私的行为,有没有党委会成员因受部门和垄断集团贿赂而置公众利益于不顾反为小集团谋利的情形,等等,公众原本就有知情权。也只有让这些暴露于公众眼皮之下,才可望从根子上遏制住立法腐败。

与党的常委会实行辩论施政和向公众开放比较起来,原来提倡的扩大决策成员数量,即党委会成员常任制,根本就不值一提,前者才是与文明发展的主流相符的对策,后者不过是在专制的老路上原地转圈子。胡温一再强调反腐,提倡阳光政治,如果不是作秀,而是有诚意真的想为民办点实事的政治家,就应当从自身做起,从政治局会议做起,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委会的大小会议全部公开在全国公众的面前(除极少数事关机密的例外),把自己在政治会议中的发言如实记录在案并向公众公开,让公众鉴别你们的执政能力和人格。好坏成败不靠宣传,而是任由人民评说。如此,才算是来真格的。

 

余杰:蒋毛后代两重天

日前,蒋家第四代、橙果设计负责人蒋友柏在其博客“白木怡言”中撰文指出,“两蒋有没有做错事?当然有”。他自称花了很长时间接受国外学者将蒋介石列为全球第四大杀人魔王、当年江南案等暗杀行动的负面结论。他期许,台湾民主纪念馆开幕之后,大家能够放下对两蒋“神话”与“仇恨”的情绪,“许台湾一个没有仇恨与对立的未来”。

蒋友柏已经走出了“蒋家王朝”的阴影,既以平常心接受身为蒋家后人的不可改变事实,又以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天空。他曾经留学美国,深谙自由民主价值,故而能对先辈的功过作冷静的评述;他相貌俊朗,谈吐高雅,一副阳光男孩的模样,是许多少女心目中的偶像。他主持的橙果设计公司,以别具一格的设计和一流的服务,在业界享有盛名。蒋友柏以精彩的人生证明了:蒋家后人已经适应了民主时代,不必深陷于诡谲险恶的政治泥潭,照样可以实现花香满径的人生价值。古代那些亡国之君的哀叹“愿来世不再生在帝王家”,终于在蒋友柏这里划上了一个句号。

对比彼岸的中国大陆,毛家后人依旧生活在逝去的黑暗时代之中。毛家后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毛泽东作为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一的杀人魔王的身份有丝毫认识,他们虽然无法进入权力中枢,用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的话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咱是不去想了”,但他们仍然陶醉于天安门的毛像、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以及人民币上的毛头。至少在表面上,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老毛“当家作主”的中国。因此,他们不仅拒绝向被毛害死的数千万同胞及其家人道歉和忏悔,反倒津津乐道于毛杀人如麻的“丰功伟绩”。

虽然被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定的智障问题,毛新宇却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毛新宇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爷爷指挥的,日本人是他爷爷打跑的。无知者无畏,这些奇谈怪论成为民间的笑柄。据说,有一次毛新宇在出租车上大肆吹嘘老毛,惹火了司机,遂停车将其赶了下去。

毛家人继续将老毛供在神坛上。毛新宇的儿子毛东东一出生,他便四处放出消息说,这个毛家第四代传人的生日,居然恰好是老毛一百一十周年的诞辰!这难道不是“转世灵童”吗?而且小东东一出世便认出了挂在墙上的爷爷,看来这个孩子有“真龙天子”的命!于是,国家邮政局破例为“毛东东周岁纪念”发行了邮票十六枚,使他成为“发行个性化邮票最小的人”。这不是滥用公权力吗?

蒋毛后代两重天,亦折射出海峡两岸政治制度和社会风尚的天渊之别:彼岸,个人崇拜进入历史,自由平等理念深入人心,蒋家后人以健康、青春和睿智的形象获得了民众的认可;此岸,独裁者的幽灵四处徘徊,偶像崇拜深深植入民众的潜意识,毛家后人遂刻舟求剑、装神弄鬼,北韩的“金氏王朝”真的可以在中国复制吗?


 

万盛书园刘苏里:萧瀚的辞职与杨帆的沉默

11号,读到了萧翰教授,也算是我钦佩的读书老弟的辞职书。初有些惊讶,继而赞叹,——这符合我结识十几年的萧翰的品性。当今中国知识界,在一场犹如秃头上的虱子明白不过的事件中,突然采取如此“绝杀”姿态的,恐怕难找第二人。那一刻,联想有些无厘头,我想到了陈天华,想到了谭嗣同。

本来应以辞职挽回颜面(既有自己的,也有政法大学的)的,该是事件主角,杨帆先生的。可萧翰教授辞职了,等了两天,仍不见杨帆教授的辞职声明。萧翰用他的辞职行动,向世人脚注了,每当“大事临头”,什么是一个读书人应取的姿态,相反,杨帆教授用他的沉默,也向世人再次揭开了另一类文人的真实面貌。萧翰的辞职,跟他冲进事件的逻辑如出一辙,而杨帆教授的沉默,跟他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尤其事件后媒体上的辩称(法律用语而已),简直就是孪生兄弟了。

事件中并不对等的两个人(所谓“不对等”,指的是当事者与事件的关联程度),选择完全不同的“退出”姿态,大有象征意义,——随着事态的演变,它们所呈现的全部内核,或许成为知识界检讨自己十几年来言行的开端。知识界全面犬儒的时代,该结束了。

赋予萧翰辞职事件以意义,不一定是萧翰老弟同意的。可我这么看。我还断定,没有脊梁的人,做不出如此“决绝”的事。他用辞职行动,将所有当事人的灵魂送上了法、理、情的审判台,一切沉默、侥幸、苟且、伪装、混水摸鱼、卑怯阴暗,都将成为离水的鱼虾,能坚持多久阳光曝晒,真要看自己的造化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鱼龙混杂,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顺便说,很想同情杨帆教授,因为我也认为有必要重申师道尊严的故训。但思之再三,以为尊严得之师之有道,而非凡师道必得尊严。我甚至理解杨帆教授当时暴跳如雷之情状,但事后于媒体的公开辩解,怎么看也不像是明智之举,尤其以为以自己一臂之力,为整个教育界的颓势作出绝顶大的“贡献”。那位女生当场的反应肌理,基本清楚了,跟讲不讲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凡人必有凡人的心思,自己的权威受到年轻一辈的现场“蔑视”,就说是因了捍卫自己的颜面,稍有失态,事后检讨,“对不起”、“对不起”,有何不可?不啻如此,再拿两头不净的棍子搅它一通,唉,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再说,再严密的事情,保不齐有穿帮的一天。果若此,如何面对?

世事难料。慎哉,慎哉!

那年夏天,那年夏天:电影《华丽的休假》

也许我不该在新年看这部影片,不该让我的屏幕上充满屠杀。

我却不能不看。韩国人等它等了27年,我也等了18年。有人说韩剧很轻松,其实也很严重。韩国联合通讯社引用一个叫吴京燮的逃亡者的证词,说在北方,有人因偷看韩剧而被枪决。韩国导演花了多少年,步步为营,试着描述当年的光州惨案。每个亚细亚的孤儿都有一个创口,黄色的脸庞,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就像在台湾,人们花了40年,才能公开纪念二二八事件。

先是2001年,一部《爱的色放》,将一个偷情与弃婴的故事,令人突兀地放在1980年光州惨案的背景下,肉体的纠缠,就与时代的恐怖;叫声也与枪声此起彼伏,当时我心中寒意四起,难道先民主起来的韩国人,就这样来投射他们对一场屠杀的记忆吗?

到2006年,韩国电影的光州情结,开始从色情走向纯情。一部《那年夏天》,将一座向着平民开枪的光州,铺陈为一个恋爱与追忆的舞台。在光州事件的图片中,最令我痛得叫唤的,是市民们连夜赶制国旗的场面。他们拿起枪与全斗焕的戒严部队作战,然后把一面面国旗覆盖在死难者身上。电影中,一位教授寻找着1969年的初恋情人;而1980年的光州,何尝不也在寻找一个丢失了的大韩民国的愿景。

《那年夏天》

到2007年,先后出现两部描写光州民运的电影。《古老的庭院》,一个被判死刑的政治犯的爱情,大学生与政府军街头对峙的场面,令人想起尚可背诵几句的林觉民《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古老的庭院》

可惜影片水准不够。直到最近的《华丽的休假》,正面重现了“518”惨案前后10天的光州。电影作为一种民族记忆的形式,终于向着昨天鞠躬致敬。1980年初,军人全斗焕在朴正熙遇刺后,与卢泰愚发动政变。金大中、金泳三等人领导民主抗议浪潮,提出宪改方案。除了汉城,全罗道的首府光州成了第二个民主运动中心。政府派出特种部队进驻大学,封锁了光州。

光州事件:历史图片1

影片开头,各人美丽的人生,细细展开,对未来浑然不觉。而光州的上空,特种部队开始盘旋。一位士兵望着机外,发现并不是去北方,他诧异地对同袍说,“我们去的是南方,因为太阳是从左边出来”。

出租车司机民宇,拉扯大一心想考法学院的弟弟振宇。他爱上了和弟弟同在一间教会的护士新爱。5月18日,民宇拉上弟弟当陪衬,和新爱去看电影。戒严部队冲入影院,开始了街头镇压。休假变成休克;华丽的夏天,成了韩国史上一个盛开的伤口。

影片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的记载。当天部队第一次向聚集在天主教堂外的大学生开枪。片中一个被捉拿的市民叫喊说,“我不是大学生”。20日,20万光州市民走上街头,振宇和他的同学也想去,老师们手拉手拦在校门口,劝他们爱惜生命。这一天军队开火,当场枪杀54人。翌日,30万抗议民众再上街头。振宇对老师说,不要拦我们。老师掏出一管膏药,说我知道拦不住,把这个涂在眼皮下,可以防止催泪瓦斯。这天还有一个新闻史上著名的场景。一位青年站在一辆坦克上挥动国旗,呼喊“光州万岁”,人群一起唱起国歌。而军队当众枪杀了这名青年。

光州事件:历史图片2

几次的街头对峙,影片的处理颇为出彩。尤其是突如其来的屠杀之前,人们以为军队将要撤离。就如当年在布拉格街头,捷克姑娘曾以放浪的飞吻和掀起裙子的动作,向苏联士兵示威。几个前面的光州市民,也以挑逗性的玩笑向特种部队示威,直到叫嚷“你们看他的裤裆都满起来了”。这时国歌奏起,士兵们提枪致敬,所有戏谑的示威者也顿时庄严起来,手按胸口。不料军队却变换队形,开始射击。

光州事件:历史图片3

振宇死了。他留下一封信,把哥哥给他买吉他的钱,买了新爱最喜欢的十字架项链。他说,虽然希望有一把吉他,但更希望新爱成为他的嫂嫂。新爱的父亲是特种部队的退役校官,他和民宇一道,开始率众抢夺武器,组织民兵。直到27日,全斗焕的几千坦克碾过民众的躯体,进入市中心。镇压了最后一批守在市政厅主楼的抵抗者。电影中,民宇和新爱的父亲都死在了主楼的抵抗战中。

光州事件:历史图片4

要紧的是,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新爱的父亲组织民兵时,宣称“向老百姓开枪的军队,才是真正的叛军”。而裴将军却起身给了他部下一个耳光。部下问,我们怎么辨别叛乱分子和无辜市民。将军说混账,藐视国家军队的,哪里有什么无辜市民。振宇本来也不该死,他已举枪投降。但当一名军官反复说,放下武器,停止叛乱。振宇无法接受这一盖棺定论,他宁愿在乱枪中喊道,“我不是暴徒”。

在光州惨案中,有一千多市民死亡或失踪,同年12月,全斗焕当选总统。新爱的父亲说,面对政府的叛乱,人民将行使最后的抵抗权。他是对的。1987年汉城奥运会前夕,一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宪改。全斗焕被迫下台,政府接受宪改,结束了军政体制。1993年金泳三当选总统,1997年光州民主运动被“正名”。两位元凶、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叛乱罪”被判重刑,后蒙赦免。2006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收回他们二人担任总统期间和卸任后获颁的所有勋章,其余参与光州事件的174位军人和政府官员,也被收回了勋章。

法庭上的全斗焕、卢泰愚

短短20几年,韩国走过的历程,令人蹉跎不已。一个市民在市政厅主楼,临死前感谢新爱的父亲,说我这样一个社会渣滓,终于成了顶天立地的男人。那年夏天,捍卫亲人的自由与生命,唯在彼时,拿起枪就如走上街,既是尊严,也是职分。那年夏天,是如此浪漫,振宇和新爱在一座死亡之城,知道了什么是爱。那年夏天,人们聚集在教堂,神父们奔赴汉城,奔赴罗马,向全世界传出了第一份对光州的真实报道。那年夏天,光州的娼妓们走上街头,为市民献血;光州的母亲们从此耗尽余生,只为了向人们证明一件事,“政府是暴徒,我儿子不是”。

对这样的电影我不敢奢望,甚至不敢评价。电影算什么呢,它只是一扇窗口。你从中看到的,其实不是电影,是一个亏损的世界。就像梦,有时梦得比你的人生更真实。看见电影的人需要祝福,就像眼睛需要光,耳朵需要声音。我在新年发给友人短信,是这样祝福的:

愿灵魂自由,身体安康;愿大地平安,真理得胜;愿人心温柔,万物复兴。

2008-1-4

专访《苹果》女导演李玉:她咬出映像禁果的滋味

北京年轻导演李玉以真实故事拍成《苹果》,上映仅一个月,今年一月初即被禁。该片描述在高速发展而扭曲的现代大都市北京讨生活的外来人的黑色幽默。她说要设法由观众去感受导演的视角和观点。

中国大陆新锐导演李玉以最新的剧情片《苹果》(Lost in Beijing)来展现新旧北京的互相碰撞和冲突,捕捉了老百姓在经济起飞的漩涡中作出比戏剧更荒诞的抉择。

《苹果》因为没有向大陆当局报备而参加国际影展,引起连串波澜。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中共十七大开过后,才获得解禁,十一月三十日起在大陆公映被删剪过的版本,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一千七百万元人民币(约二百三十万美元),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文艺片票房成绩不错的一部。但今年一月六日,有消息指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以违规制作涉色情内容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等三项理由,吊销放映许可证,禁止公映和传播,成为广电总局去年底发布的“重申禁止制作和播映色情电影的通知”后的第一个祭品。谈到电影被禁、制片人方励被罚两年内不得从事电影业务,导演李玉觉得很无奈。她说,将影片部分内容上载上网,并非制片人和导演做的,而是一些网友的盗版侵权行为;“这是盗版侵权问题,应当惩罚盗版者而不是制片人”。她担心当局会以同样的理由和方式对待她的下一部片。

《苹果》以一宗强奸案来剖析在经济腾飞之下,北京城里的新贵和民工阶级的对立。影片讽刺了在“金钱至上”的大潮流下,中国大陆的道德失落和社会失序。由梁家辉饰演的港商林东在北京开设足浴店,一天他强奸了由范冰冰饰演的洗脚妹刘苹果,刚巧刘当建筑工人的老公坤,悬在摩天大楼外擦窗户时看到这幕情景,坤与刘想状告林东,但苦无门路。不久,刘苹果发现有孕,坤便趁机敲诈林东。林东的老婆王梅不育,他也高兴接纳新生儿;但王梅却勾引坤,两对夫妇发展出一段欲断难断、爱恨交缠的畸恋。最后刘觉悟并抱走了小孩,展开自己的人生路。

以下是导演李玉在电影被禁前接受专访的摘要:

你以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持,为什么改行去拍电影?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我只是像一个木偶一样,人家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觉得很苦恼。拍纪录片以后才知道我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表达我要表达的东西,自由得多。拍纪录片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会更多的接触别人的隐私。我就想,那么我写成故事就不构成伤害了。哪怕是写真实的故事,人家还是觉得是虚构的,但那些故事还是有真实的力量在里面的。

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在中国大陆拍片会特别困难吗?

我第一次去拉投资的时候是二十五岁,那时没有人相信我会拍电影。我很苦恼,到最后很绝望,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首部电影在威尼斯获得一个小奖以后,人家才觉得我有导演的才华。第一次拍电影就特别难,尤其是女导演,人家会说:“一个女孩长的不丑,去当导演拍电影干什么?”行内会觉得拍电影是一个男性世界的事情。

你是怎样构思《苹果》这个故事的?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取得灵感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变化是让人震惊的。但在这个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时候,人的心灵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出现很多新的人际关系,而性关系也是人际关系,所以我们想以这个出发。

为什么你这次选择以性爱为电影题材,挑战大陆当局的审查规定?

中国大陆版本的性爱部分全被删掉,剪了约十五分钟。大陆有明文规定不能露屁股、不能有暴露镜头,做爱的镜头不能超过三秒。电检当局删掉了片中老女人与年轻男人的床戏,他们说觉得很不舒服。但相反的就可以,老男人可以找小女孩,这是很可笑的理由。

遮住眼睛不看阴暗面

而片中小妹那个角色,在足浴店被开除以后,从一个纯真的女孩慢慢变成一个妓女,这一个过程,他们也接受不了,也全被剪掉。此外,电影里林东开轿车去苹果家里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溅到地上的脏水也被剪掉。他们觉得北京有这样的情况吗?他们会把自己眼睛遮住,不承认北京有妓女、有脏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出国外拍电影?”我说中国现在是出故事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的导演,有责任来表达这个时代。其实大陆的导演很苦,一接近现实主义的东西就会被禁或有麻烦。因为离生活太近了,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种身在其中看不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现这个时代应该拍这样新的时代的电影,这尤其能引起中国人的反思。

你觉得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之后,当局会贯彻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承诺吗?

这得看气候,中国喜欢用“政治气候”这个词。零七年气候不好是因为十七大,零八年可能不好是因为奥运。这两年连在一起,可能大家就会形容为“白色恐怖”。最近电影审查特别严,可能过一阵子会松一点。只要有电影审查就会有松松紧紧的过程。如果全部取消的话,让你放开的拍,中国导演也未必全做好了准备。你看韩国导演去好莱坞学习技术,你不要瞧不起人家的商业片,类型片是很难拍的。你要学习才能提高,才能超越。中国导演特别沉迷艺术电影或者是自说自话的。我觉得观众是很重要的,他们能替你传播你的思想、你的不安、你的观察和社会感觉。我一直希望我的电影能做到艺术跟商业结合。

《苹果》的英文名是“Lost in Beijing”(迷失北京),为什么不用?

我以前采访过很多卡拉OK的小姐,有一个就叫刘苹果。我觉得这名字很吸引人,有扑面而来的气息,让你觉得以前没有人会叫那样的名字。我觉得很幽默,就直接用了。

其实“迷失北京”更有力量。片子里面的四个角色都不是地道的北京人,跟我的角度一样,我也是一个外来人,从山东来到北京定居。我们大家都一起拥护、观察这一个城市,被这个城市排斥或者接纳。所以电影里才会出现那些空镜,以那样的方式来看北京。

你的电影由一个“戴绿帽子”的故事来探索扭曲的人性,可以谈一下你如何塑造这些角色吗?

现在北京的人特别有意思,他们总是会比电影更戏剧化。《苹果》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新闻里有播过。每个人都活得理直气壮,他们超自信,认为“任何的一种事情都有一种解决的方法”,这就是片中的王梅喜欢讲的,自认为凡事都有一种平衡的方式。现在的中国人觉得他们比以前的中国人更理性和觉得聪明,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譬如片中的坤要报复林东,而去干他的老婆。其实这会令他们两个人更苦恼,更空虚。很多事情是平衡不了。

贴近生活不提供答案

好像坤,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理直气壮,因为他觉得是对的。他要好的生活,这是没有错的。片中每一个角色的动机都是可以理解的,电影会刺激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所处的社会会变成这样。如果政府不是很脆弱的话,看到这样的电影应该是很高兴,它没有去颠覆所谓的国家政策、政治机器,它只是给大家提出一些问题,没有特定的答案。用开放的方式来观看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你希望你的电影向西方观众表现怎么样的中国?

欧洲有文化强势,他们比较能接受像《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那样描述比较落后、阴暗和较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中国电影,因为他们觉得那就是中国。但我的电影要他们跟我们一齐来感受中国这个时代,看我们每天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电影跟他们十分贴近。我坚持做这样的电影,就是让他们看到中国不仅是有《菊豆》,不只有《秋菊打官司》,而是有一种新的表达中国的电影。我是在表达脱离了生存困境、精神困境的城市人的状况,不是在讲小县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