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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没有看到他们的脸，我还用看吗？那都是一张张普通的脸，和我们的孩子的脸差不多——只是，那一张张脸上的表情，你一定没有见过，你甚至无法相象得出来，那是一种什么表情呢？充满无奈、愤怒和恐惧的表情……

 

前几天前往深圳办事，由于广深高速东莞段正在维修，只能在东莞附近上高速。在乡道望牛墩镇区路段碰上塞车。原来前面的路段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警车，有几个警车上面的警灯一闪一闪。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司机葳哥开口了，他的第一句话是，前面出事了。第二句话是，这个镇真他妈的有钱。

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说这个镇有钱。他顺手一指，告诉我，前面肯定有人在闹事。我从车窗看过去，果然，路前方的一个工地上好像聚了很多人，可我的视线却被一排警车挡住了。车驶近点，虽然可以从警车顶上看过去，但视线又被看似松散其实排成了一个警戒线的几十名警察挡住了。

那边出了什么事？有人闹事？怎么会如此大的阵势？司机葳哥常在这一带走动，他说的应该没错。我示意他把车停下来，他说这里有警察戒备，不让停，他把车开出了一百米过了一个红绿灯停下来。下车后，我们装着偶尔路过的样子小心地走向出事地点。接近警察时，视线终于可以穿透十几部警车和几十名警察了。

不过，我看到的却是穿灰色制服的保安，数量肯定超过五十人，他们紧紧站在一起，围拢成一个大圆圈，中间——中间大概就是“闹事”的人，只是那些人肯定比保安数量要少一些，因为他们被保安围在中间；他们的个头也大概矮一些，因为我只能从高大的保安肩膀上看到他们散乱的头发。只是偶尔看到他们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有些破旧的农民工的打扮，他们的年纪大概都不大……

在我一旁的葳哥还在发议论，哇塞，这个地方真他妈富得流油，你看，对付这几个农民工，竟然出动了这么多警车、警察和保安，有钱啊，哇塞！

葳哥说者无意，我听者却有心。我随身带着照相机，想走近一点去照几张照片，但当我走近警察排成的警戒线时，我却有些犹豫，心底升出一股莫名的恐惧，葳哥也劝我小心（这件事发生在城管打死拍照者之前几天）。

那一天，也许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感觉到警察身上那身黑色警服让我感到恐惧。我停下脚步，始终没有拿出照相机。后来葳哥告诉我，就算我取出照相机，他们也不会让我照的。因为有几位警察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大概是我看上去不像当地人。

再说，我能照到什么？我的眼睛穿过了警车和警察，可还是穿不过那一层穿戴整齐的保安，我能照到什么？……那天只到离开现场，我始终没有看到一个“闹事”者的脸孔……

在车上，葳哥告诉我，年关要到了，很多农民工要回家过年，可是黑心的老板却拖欠工资，还有一些老板担心农民工离开后就不回来了，于是就用克扣几个月工资的办法，迫使这些想拿到钱的农民工继续留在厂里或者春节后还回到厂里来，总之，最近一段时间，工人们聚会要求追讨欠薪的事件多了起来，当然，平时也不少……

葳哥说的我当然清楚，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年中就有大大小小二十多万起的冲突事件发生，其中大多属于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冲突，也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可是，回想起来，我还很少亲身经历这样的抗争事件，特别是最近一年，都在到处跑，更没有机会亲眼见证。今天算是好多个月来的第一次“亲身经历”——我在这里加上引号，那是因为我始终没有看到那些“闹事”的农民工，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到底为啥聚在一个工地场子里不走。

可是，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甚至比我看到那个数字时——全国一年有二十多万起大小冲突——还要沉重得多。小车已经上到广深高速公路了，可我心头的沉重不但没有减轻，而且渐渐转变成难过、和心酸……

实事求是地说，就我亲眼所见，开了十几部警车在外戒备的警察没有处理不当的行为（我慑于他们的威风，没有敢照相，他们也没有要打死我的样子）。至于那些紧紧靠在一起的人高马大的保安好像也没有粗暴对待聚会的农民工，——可是问题在于那被围绕在中间的我始终没有见到过面孔的“闹事”者，他们却死死占据我看似坚强其实却很脆弱的心。以至事情过了好几天，我每天还想起那件事，想起来心里就很难过。所以，今天决定还是写下来。

前段时间茅于轼先生提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引起大家争论。我没有搞懂茅先生要如何为穷人办事，也许他已经默默为穷人办了很多事，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原则上，茅于轼先生的话听上去都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真放到中国当今的现实中去，就让人从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现实层面也无法操作。

无可否认，中国的财富精英中一大半都是从权力精英中产生的，他们和权力精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不说法律是向着他们的，中国人又有谁不知道，在当今中国，有钱好办事，有钱不但能够让鬼推磨，也能够让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他们推磨。这意思就是说，法律不但保护富人，而且富人还可以使用钱买到很多法律照顾不周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茅于轼先生大可不必为富人们说话，富人们不但有钱为他们说话，还有权为他们说话，知识精英如果不能为穷人们办点实事，倒真应该闭嘴，不要为富人和权贵们扯着嗓子呐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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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前的现实却是穷人处于毫无保护的弱势之中，弱小得让人心痛。最近发生的弱势群体的抗争事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不保护穷人，而是富人使用手中的钱，和权力精英结合起来，加上知识精英从旁呐喊助威，扭曲、玩弄了法律，或者制定了另外一套法律，一套驾凌于现有法律甚至共和国《宪法》之上的潜规则、潜法律。而穷人都是在遭受欺负和蹂躏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起来抗争——而他们的抗争的目的就更让人心酸——他们只不过想要法律能够生效，权力能够公正，上面能够注意到他们的呼声……

我就是搞不明白，在当今提倡和谐社会的时候，富人们花天酒地，贪赃枉法，包二奶、三奶，不但没有问题，倒成立和谐社会的一大特色；他们敲诈欺压弱势群体，也不算破坏和谐社会，可是当被欺压的弱势群体三两个往那里一站，要求宪法和法律的保护的时候，和谐社会就面临了威胁！大批警察就出动了——这是什么道理！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过去五年，甚至十年，有哪一次弱势群体的抗争不是因为富人和权贵的折磨和欺压造成的？那些弱势如果不是忍无可忍了，有几个有胆量和勇气站出来抗争？可是，有谁说过这些富人和权贵是破坏和谐社会的不利因素？只要弱势群体一站出来，立即大批大批的警察和保安出动了，仿佛和谐社会就要被破坏。难道我们说的防微杜渐只针对弱势？我们为什么不从权贵身上找找原因？当权贵欺凌侮辱那些弱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防微杜渐？弱势群体到处呼吁的时候，我们的警察都在哪里？

2007年我因为社会调查，接触了一些农民工，也和一些农民工交上了朋友。有好多农民工就经常找我帮忙，有时帮他们自己，有时帮他们的朋友。大多是老板欠薪和违规克扣工人的事。可是，我能怎么帮他们？我只能告诉他们到劳动仲裁，找警察，找当地政府，可是那些农民工都有比我丰富多少倍的经验，他们知道找劳动仲裁有什么结果，找警察又会如何，更不用说当地政府了。真的，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毫无用处，所以找我，希望我来曝光，帮帮他们。他们又哪里知道，我真地毫无办法呀。当今能够为弱势群体呼吁的地方也就是互联网了，可是互联网也并不是弱势能够控制的地方。再说，那些权力精英们，除了你触犯他们的利益而来取缔你甚至把你抓起来外，才不会关心你的呼吁。

2007年，我让很多找我帮忙的农民工失望了。整个2007年，找我帮忙追回拖欠工资的就有十几位，我总共只成功帮了一位，而且还是我给他老板打电话，冒充我是xxx媒体的记者，威胁他我要登报，老板最后才让步。惭愧得很，为了帮一位农民女工拿回两千元的工资，我自己倒犯了错或者罪——冒充记者。

我在想，我们有权力无限，把人往死里打，声称要“打出城管的威风”的执法队伍对付一些小商小贩和拍两张照片的人，怎么就没有一个执法队伍去保护一下我们这个社会最值得也最应该保护的弱势民众？

如果广深高速不修路，我就会一直在高速公路上来回奔波，到了年底看到国家公布的全国有多少起冲突事件的数字，我也会义愤填膺，还会写几篇义正词严的文章，旗帜鲜明，获得我读者的喝彩声。

然而，几天前，我却偶尔走下高速公路，又偶尔看到了一起也许小得根本就无法进入国家正规统计数字的小冲突……我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几十个农民工，好多还是孩子——至少比我自己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的孩子，在受到委屈，忍无可忍的时候，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决定站出来找黑心的老板理论一番，于是他们相约到一起，和平的，不声不响的……

接下来，有组织的大批保安蜂拥而至，把他们团团围住，然后是十几辆闪烁的透出共和国威严的警车呼啸而至，还有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人都感到一阵阵恐惧的穿着黑色制服的威严的人民警察，里三层，外三层，把这几个营养不那么好，个头不那么高，衣服不那么整齐的农民工团团围住……

我始终没有看到他们的脸，我还用看吗？那都是一张张普通的脸，和我们的孩子的脸差不多——只是，那一张张脸上的表情，你一定没有见过，你甚至无法相象得出来，那是一种什么表情呢？充满无奈、愤怒和恐惧的表情……

可怜的农民工兄弟，可怜的农民工孩子，面对这些数量远远压倒你们的警察、警车和保安，你们能不害怕吗？

你们是如此的弱小，弱小得让我心痛、心酸……

2008-1-11 广州

 

【2008年1月13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报道/据最新消息，狱中作家吕耿松一案定于2008年1月22日将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又据了解，2008年1月11日，吕耿松案已由杭州检察院移送法院，据说当局将快速处理吕耿松案。  吕耿松生于1956年，获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学士。曾任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教师，1993年因从事民运被开除，2007年8月24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遭拘捕。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关注即将开庭审理的吕耿松案。作为中国民主党诞生地的杭州，近年来，浙江省有关当局不断对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异议人士进行残酷镇压，仅在去年，2007年，因言获罪而被列入独立中文狱中作家委员会名录上的狱中作家就有：朱虞夫，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2007年7月10日被判有期徒刑七年；严正学，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7年4月13日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张建红 （力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6年3月19日被判 有期徒刑六年 ；陈树庆，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2007年8月14日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我们呼吁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包括吕耿松在内的所有狱中作家。

　

【2008年1月13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狱中作家委员会报道/续狱中作家岳天祥于2008年1月8日刑满释放后，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高兴地获悉荆楚（王德佳）于2008年1月12日获释，尽管是有条件的取保候审，但我们还是对广西全州当局这种有条件的让步表示欢迎。 需要我们提醒中国有关当局的是：你们关押一个人，那只是关押一个人的肉体，而他的思想却继续在传播，甚至传的更远。眼前的荆楚就是一个例子，不久前入狱的胡佳更是一个例子。 我们欢迎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奥运会，但我们更希望通过这次奥运会，在传播人类体育精神的同时，能够坚定人们的一个信念，这就是：人类事实上可以通过自己所制定的法则、并通过牢牢遵守它们而达到和平相处。 为此，我们敦促中国当局立即拿出行动、遵守诺言、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中国在狱作家、良心犯。

　

上海复兴公园里雄伟的马克思、恩格斯

2008年初中国理论领域空前活跃。胡锦涛接连发表贺词和文章，主动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提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共党报评2007最具影响力文章，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入选，新华网又推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最新概括”。德国之声记者在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中共十七大推出的重点概念略作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艰难可想而知

石仲泉文章标题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最新概括”。哪两大概括？一是“十个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最新概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而“十个结合”中的第一个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但是，坚持了哪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哪些马克思主义内容中国化了呢？通篇没提。作者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内容非常丰富，需要长时间地研究，看看是怎样中国化了的（大意）。也就是说，要找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来印证它是仍然在被坚持着的，并且在它的基础上发展着的。

问题是，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年了，中国那么多理论人员也已经为此工作了30年，居然一条也没有理出来，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了吧？西方的新闻界、理论界其实对此并不关心，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中国实际上已经是资本主义了，只是执政党还叫共产党。对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并无人去关心，觉得只是说说而已。这种印象之所以难免，就在于中国理论界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建树。建树不出来。几乎非人力之可为。

一个根本的抛弃

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理论呢？中国的历史性定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百度知道”里一篇写得比较完整的文章一开始是这么定义的：“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就这么一句话，一个定义，“无产阶级”这个词出现了3次。这篇文章下面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百度的这篇文章写错了吗？不是吧。中国从毛泽东以来从来就这么定义着，没有人去改变过。马克思自己也是反复这么说的，还记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在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语录吗？

再阅读一下包括十七大文件在内的中国近年来官方文章吧。你能找到“无产阶级”这么一个概念和定义吗？没有了，可以说完全消失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一个“最后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什么事。而且，这个理论推出后，有了新老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了。

那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成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吗？至少，“无产阶级”这个词不适用了，“阶级斗争”不能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自然也不能再提了。那么，只剩下一个有待重新定义的思想体系和主义了。

一个断面的确定

要说石仲泉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些可读性的，是其第三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最新解读”。这里牵涉到了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新界定中国历史的问题了。是否要，以及如何划分中国最近的历史？一般的大陆中国说法把近代定了下来，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为中国近代。石仲泉提出“‘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列举了十七大、十三大等里面的相关提法：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接下来，作者又作了一个确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他说：“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认识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印记很明显。”这段话说得还是有些意思的，也比较有实在内容和根据。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延续了“现代中国”吗？是否也可以说，既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本源”，那么，毛泽东思想所忠实依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本源呢？如果这样看问题，可能还靠近一点现实。至少，人们在意识形态，在思想方面，看到的是一个断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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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今日中国有相合之处吗？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只能在此简单地比较一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

百度知道的文章里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任务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本身的性质。”显然，随着“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失效”，“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已经无从谈起。推翻今天的资本家们，包括买办资产阶级？那就成笑话了。“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在今日世界上是不怎么说了，但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无阶级社会”，即使在今日中国也没人再提了。再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可能吗？今天世界上也已经几乎没人相信了，更靠近这一“理想”的反倒是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至少那里的贫富差距每天都在努力地不让扩大。按今日中国贫富差距之大，更不敢有人作如是想。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指出资本积累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更为尖锐。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从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社会主义。”这段话，不是让人觉得对严重两极分化的今日中国是一个讽刺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西方认为，这两个部分分别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唯物主义且不去说它，西方人可以有唯心的，但西方资本的发展却不会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点是：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发展史。另一个关键点（也跟政治经济学有关）是：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是上层建筑（现在也有人说国家机器是中间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了，就要革命，要推翻。今日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实事求是地说，还是更接近资本主义吧？或者说就是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的资本主义的样子，只是多了一个比西方更严厉的国家控制（当然西方也有一定的国家控制）。

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拿来的辩证法主要是3个规律：“从量转化为质和从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从中国这40年来的经济发展看，这3条规律是很有意思的：私有的量越来越多了，本应该有质的飞跃了；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经济和外国经济相互渗透；否定了原来的纯粹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了，如何再否定之？这些问题就不在这里探讨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还可以找出一些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确实在延续的地方，恐怕也只有哲学里还能试试了。但这方面又能说明多大问题呢，或者说，说明的问题是否会是所需要的呢？

马克思主义真正可以“洋为中用”的东西，恐怕还在于它的“动”的方面。当年中国爆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时，只用了一个“依据”：马克思主义最讲实事求是。当然了，这一类的言论（实事求是）不会只有马克思讲过。同样类型的还有，就是马克思是注意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德语维基中介绍马克思的文章里提到，凡是有道理的批评，马克思就吸收过来，据此修改自己的理论。马克思自己说过：“任何科学的批评中的指责我都是欢迎的。”（Jedes Urteil wissenschaftlicher Kritik ist mir willkommen）德语维基还列举了一些马克思修改自己理论的例子。

有必要坚持说是马克思主义吗？

总体上看来，说今日中国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实在太难圆此一说了。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啊。那么，就依据马克思勇于修改自己理论的这一点，依据实事求是这一点，来修改一下？似乎不太可能。

原因也许用一个词就可以说清楚了：稳定，或者安定。中国要有一定的延续性，有了延续性才能避免大的动荡；要有政权的稳定性；要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了合理性才能让人信服，包括一些始终不同意改革开放的人；要有一定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社会会是糟糕的社会。如此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个“外壳”是不可弃的，只能给它找出内容来。再难也要找。

然而，今年年初的一系列“理论风暴”又启示着什么呢？星岛环球网的一篇文章就胡锦涛年初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分析道：“在中国政治语境下，纪念过去往往和当下工作密不可分，舆论甚至可以通过其纪念主旨、规格来推测后续动作…如果说2006年属‘被动回应’，2008年则是最高领导人掌控话语权的‘主动为之’。”

除了胡锦涛外，海外也注意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人最近的讲话。汪洋说：“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上海俞正声等人也要求“解放思想”。这个“大解放”会意味着什么呢？年初热捧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又意味着什么呢？年内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内有什么大动作吗？

恐怕不能有太多的期望。十七大定了个基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万变恐怕也不会离了其宗。今后一段时间里，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切也还是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子里去找，去变（即使有变）。对中国许多民众来说，还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就好。爱说是“马克思主义”，就说是“马克思主义”吧。然而在国际上，这种外壳的坚守总是不那么被喜欢的，无论内容已经多么的资本主义。这对两岸统一的前景也不那么有利。

山人

 

 

2008年伊始，中国的热点新闻不断，西丰县县太爷派警察进京抓拿女记者朱文娜，湖北天门城管群欧打死拍照者魏文华，政法大学闹出“扬帆门”（杨帆教授大骂学生、并与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这三大新闻，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也成为传统媒体关注的热点。

如果说，前两则新闻凸现了官权的极端暴力化和野蛮化，那么，“杨帆门”则暴露部分中国知识人在道德上的极端劣质化。吊诡的是，在强大的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三大新闻事件发展到现在，制造恶性事件的地方官权不得不有所收敛（西丰官权向女记者道歉并撤销拘捕令，天门官权也对打死人的相关官员作出了行政和刑事的惩罚），唯独“杨帆门”的主角杨帆教授，非但没有向学生道歉，还振振有词地进行自我辩护说：“教授敢破潜规则，抓住的不仅是女士胳臂，抓住的还是道德滑坡的车轮；他维护的不仅是个人尊严，维护的还是中国师生关系的底线。”

更恶毒的是，杨帆为了打击批评他的同行，居然再次使用其与自由派辩论时的惯用伎俩，把这起有损师德的冲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声称：“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

其实，在北京学界，杨帆的浅薄和好骂颇有点儿名气，在写文章与别人争论时，在学术会议上，辱骂论敌是他的一贯风格。此次大骂学生，不过是换个场合而已。即便如此，“杨帆门”事件，也不过是师生之间在课堂上的十分钟冲突，根本不值得上纲上线。何况，谈到责任，主要责任也在杨帆。首先，教授不是牧者，学生不是畜生，教室不是牧场，讲台上的教授不该随便训斥下面的学生，更不能破口大骂；其次，教室不是禁闭室，学生也不是“囚徒”，教师无权命令他的研究生把教室门锁上；再次，师生冲突不是不共戴天，不该将女学生扭送到校保卫处，乞求学校的专政力量来处罚学生。最后，在此次事件中，作为教师的杨帆本人就迟到了，但他在痛斥学生逃课时，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缺课和迟到。

谈到“杨帆门”的微言大义，至多有损于政法大学的信誉，进而让社会反思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但无论如何与国家安全不沾边。难道杨教授真的认为，学生们的行为有损国家安全，而他在课堂上的大骂是在捍卫“国家安全”？

在我看来，在“杨帆门”事件中，杨帆类似于躺在地上耍泼的小无赖，将其“师霸兼师痞”作派暴露无遗，不要说有辱师道尊严，甚至有辱一般的公民道德。更过分的是，根据相关学生的披露，杨帆教授颇有奸商的厚脸皮，居然把课堂当作垄断性商场，依靠教授手中的职务权力，强行向学生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每本书10元，每个光盘20元），并恬不知耻地声称在教室里卖书是为了支持儿子上学。

大学教授如此牟取私利，只能用不择手段来形容，怎么还好意思声称自己在“维护中国师生关系的底线”？作为中国政法界最高学府的政法大学，居然容忍这样的泼皮当教授，而逼迫毫无错误的女学生向杨帆道歉并作检查，如此黑白颠倒的处罚，怎么能够维护中国大学的荣誉！

从杨帆的一贯作为看，他之所以喜欢拿“国家安全”说事，不过是文革思维的遗传在作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把个人小事变成国家大事，把学术问题或道德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是把独裁体制的“主流话语”或“政治正确”当作保护伞，让自己获得安全和利益，让对手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闭嘴。在骨子里，杨帆的这套手段，是新左派们的惯用伎俩——用向权力的告状的方式来赢得制高点。

在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中，当优秀新闻人李大同和卢跃刚遭到官权整肃时，杨帆、王小东、黄纪苏三位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非但没有同为知识分子的兔死狐悲之感，反而专干落井下石的勾当，他们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把观念之辩和学术之争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

2006年3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召开座谈会，会议纪要传出后，遭到新老左派的大规模围剿。文革式的口诛笔伐不算，还要求北大校方惩罚贺卫方教授，甚至要求中央政治局出面干预，严惩西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贺卫方。杨帆当然是这次围剿的发动者之一。在他主持的“新改革开放观研讨会上”，杨帆的发言就是政治大棒，他指责“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正在把中国带入全面危机”。他毫无根据指控“西山会议”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他特别提到贺卫方骂共产党，是右派的“自我爆炸”， 兴高采烈地高呼：“天意啊！”

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而这二者，正是当下官方主旋律中最“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既符合胡温的亲民路线和政治上学习古巴北韩的号召，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鼓噪。

所以，新左派的毛泽东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独裁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行体制的谴责。恰恰相反，他们的“良知”的最集中表现，就是打着捍卫“民族利益”或“国家安全”的旗帜，不择手段地牟取私利，对知识界的良知落井下石。

2008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现阶段中共的新闻检查方式似乎很”文明”，它不要求事先送样检查，而是放权给各报刊社让其自我审查。但若传出有问题的新闻，就采取事后检查并严格追究。如2007年3月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第5期，总第180期）就遇到了事后检查的麻烦。该刊当期封面文章是”物权法奠基”，主题是”上关国本，下系民生。围绕物权立法的争议，充分折射了转型期中国的权利博弈”。3月5日这天，当读者到报刊零售亭（中国的报刊发行是第一时间面向零售商发行的，读者可第一时间买到）购买时，却发现没有该期杂志。随后几天，固定订户也觉得奇怪，他们没有收到当期该杂志。

笔者作为《财经》杂志的读者，曾浏览财经杂志网页得知该期封面文章是”物权法奠基”及部分文章，中国金融网还转载了该封面文章，笔者也下载一部分进行阅读（《财经》杂志只提供部分文章上网）。但却一时买不到该期杂志，笔者曾多次到杭州的发行商询问，得知该杂志已运到杭州，据说出现了”反动文章”，杂志社要求杭州的发行商把新收到的杂志封存统统运回北京，”一本也不能卖”。大约到了3月9日，姗姗来迟的3月5日出版的《财经》上市，却见封面文章是”股市高处不胜寒”，主题称”中国股市突创十年来下跌记录，海外市场普遍同步剧挫，提示全球股市在多年上涨后已进入脆弱恐高的震荡期”。

很明显，3月9日出版的2007年第5期《财经》，已经不是3月5日出版的2007年第5期《财经》的内容了，起码封面人物已经撤换，”物权法奠基”内容全部不见了。2008年1月3日，笔者意外在沃尔玛超市书报柜台购买到2007年3月5日出版的以”物权法奠基”为封面文章的《财经》杂志，通过与后一本《财经》修改版相比，发现原《财经》页码为128页，而后修改版的页码为120页。明显少了8页内容，这正是《财经》”物权法奠基”的内容。后出版的《财经》与先出版的《财经》除了封面文章不同外，别的内容相同，但由于页码减少，后出版的杂志为全部新印的杂志，先出版的杂志全部被收回。我称该期《财经》杂志为同一期出版两刊的”阴阳刊”。

同一期的《财经》杂志封面却不一样

《财经》为大陆新锐的双周期刊，由著名传媒人胡舒立担任主编，以经济报道为主兼顾法治、社会等综合性时政内容，单期发行量包括零售最高应该不超过10万册。该期杂志之所以成为”阴阳刊”，主要是杂志出版时正赶上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而”物权法”必须在该次人大会议上通过。可为什么这期讨论”物权法”的杂志被禁呢？原来是泄露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内容”。该杂志介绍，200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物权法（草案）》有关情况的通报”。该文章阐述了《物权法（草案）》主要情况，并明确提出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确保物权法草案顺利通过。”2007年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物权法（草案）》视频报告会，由盛华仁副委员长主持，向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方面负责人，各地主要新闻媒体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讲解《物权法（草案）》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将做好工作，确保《物权法（草案）》能够高票通过。一个提到”确保通过”，另一个要求”高票通过”。

正是上述一段话成为当期《财经》杂志被禁的”罪证”。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为王刚。熟悉中共高层内部操作程序的人都知道，”中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办事机构，《财经》杂志被禁应该来自”中办”或其高层，有可能是具体由”中办”直接通过《财经》杂志的主办单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下达指令，要求《财经》撤掉该文，回收该期杂志。以往这样的指令都是通过中宣部下达的。但这次正赶”两会”，杂志已经发出，时间上不允许由中宣部或新闻出版总署处理了，由”中办”直接下达指令处理则有十二分的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办”行使中宣部的权力，却比中宣部更直接果断。于是，这期杂志读者就不能看到了，”物权法”讨论就少了杂音，中共中央担心的事情最后没有出现，《物权法》获得全国人大高票通过。

至于到了2008年1月，原本被禁发的杂志可以在超市里买到，有可能是当初的”漏网之鱼”，也有可能是被《财经》杂志社回收的杂志再次作为”旧期刊”销售。因为《物权法》通过后”中办”文件已经可以公开了，《财经》杂志就没有必要封存杂志了，处理”旧杂志”可以弥补损失。从成本上来看，《财经》杂志印刷费每次约8元左右，若固定发行加零售保持在5万册，3月5日禁止发行的一期就损失大约三四十万元。由于中共实行”政治高于一切”，经济损失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恰恰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估计”中办”不会弥补《财经》杂志的经济亏损。

通过《财经》杂志被禁，可见中共实行的是”事后检查制度”，比”事先检查”还要严格，因为事先检查可以开天窗，可中共根本就不给你开天窗的机会。究其原因进行分析，发现现在的中共越来越不自信了，比如中共对”物权法”能否获得顺利通过就没有信心，担心出现”意外”通不过，才下文件”确保通过”。不过，这样的禁刊做法比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似乎要收敛一点，由此也可看到中共执政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群众基础在削弱。

在邓小平时代，曹长青在《深圳青年报》上赞成”邓小平退休”，却被停刊，至今深圳还少一张《深圳青年报》；1989年”六四”时期，《世界经济导报》鼓吹民主却被邓大人认为出格，命令上海的江泽民给关了门。到了江泽民时代，停刊的报刊和出版单位也有几家，如发表”中国七大恶心”文章的《北京新报》，仅因此文就惨遭停刊；发表中共开明老人李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访谈的报道《21世纪环球报道》同样惨遭停刊；发表自由知识分子向往民主、自由文章的杂志《方法》被停刊整顿；还有出版《新官场秘籍》的改革出版社，出版《交锋》、《现代化陷阱》的今日中国出版社也被注销出版社等等。幸好现在到了中共执政信心不足的胡锦涛时代，《财经》杂志违反禁令也不过是回收杂志而已，总算没有关门。2006年初违反禁令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也先是停刊后恢复出版，等于”从轻处理”。奥运会之前播出”纸包子”假新闻的北京电视台，也只是停播”透明度”栏目，却没有停止北京电视台的整个新闻调查节目。按照这样的阵势，以后很难保证不出现下一个因追求新闻自由而再次违反禁令的新报纸、新杂志。

中共执政59年了，随着中共党内高层和民间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关注，以及对新闻自由的强烈呼吁，不可避免先推进的总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中共专制的窗户纸，也必须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来率先捅破。今天，《财经》杂志已经站了起来，如凯迪社区等网络上的网络民意也逐渐形成来自民间的巨大的监督力量，还有《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炎黄春秋》、《新京报》、《民主与法制时报》、《南方周末》、《杂文报》、《百姓》等报刊，在有良知报人的共同努力下，尽量避开新闻检查，争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逼着中共开放舆论，减少新闻检查，顺应时代大潮，呼应民意，早日全方位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无条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早日在中国建立没有党禁和报禁的法治条件下的公民社会、民主社会、现代化自由社会。这一天将必然来到，而且会快快来到。

二零零七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的特点是，无论资讯如何铺天盖地，人心如何浮躁，在世俗世界的所有价值中，中国知识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思想，是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尤其这一年的“余英时热”、“明朝热”与“孔子热”，显示中国知识人自觉整理、提炼和阐明文化价值，把生活的漫天烟尘化为思想朝露。

仅仅一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二零零七年初的禁书行动，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显得陌生。但是，禁书事件所引爆的反弹、昭示的意义，却形成这一年全球华人非小说出版物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资讯如何铺天盖地，人心如何浮躁，在世俗世界的所有价值中，中国知识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思想，是制度现代化的进程，而绝非只具宣传意义的民主口号。

亚洲周刊二零零七年中文十大非小说揭晓：（一）、余英时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美国）；（二）、樊树志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国大陆）；（三）、萨苏的《国破山河在》（日本）；（四）、章诒和的《云山几盘江流几湾》（中国大陆）；（五）、王小强的《摸著石头过河的困惑》（香港）；（六）、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台湾）；（七）、李零的《丧家狗》（中国大陆）；（八）、林博文的《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美国）；（九）、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香港）；（十）简媜的《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台湾）。

●旅美史学家余英时为抗议六四天安门事件，拒绝再进入中国大陆，可是他的禁足之地近年却掀起“余英时热”，他的著作甚至全集受到中国大陆市场与学界的肯定。余英时认为，文化价值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之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和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规范”，反过来引导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民族精神出了大问题，首先应追问知识人的严重失责。

今天，当人们为中国大陆的贪污腐化、寡廉鲜耻痛心之时，都会想起，余英时在十五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就提出过这一告诫。余英时今天更寄望中国知识人的历史担当，以独立的文化精神对抗政治的暴戾。

●追问历史，推动民族与时代的进步，尤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近年，中国出版界爆发前所未有的“明朝热”，并且隐约间与当下中国政治比较。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樊树志的专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写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俭遗恨有多深，更有现实意义。他在跟命运抗争，而这命运的化身却是一个文盲兼流氓的太监魏忠贤。朱由俭一点一滴、一尺一寸、痛苦屈辱地消耗著自己，唯一的理由居然是不让魏忠贤对他起疑心，争斗之曲折残酷，极有声有色，极具政治智慧。然而，反贪腐行动太晚了，明朝覆亡却不可抗拒地临近了，朱由俭在位毕竟只有十七年，艰苦拔掉奸臣的胜利，换来的只是历史的叹息。

●中国文史领域，常闯入“玩票”写手，他们以流畅文笔、幽默诙谐及独特创意令专家刮目相看，更赢得读书圈热烈的掌声。任职于美国驻日公司的网络工程师萨苏，博客点击量高达一千六百万，被评为二零零六年度新浪“最佳写作博客”。他擅长挖掘日文资料，《国破山河在》就是他藉地缘便利，业余写出的一部散文体抗战史。

《国破山河在》中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零一年的毕业典礼上，获颁天皇佩刀的第一名是蒋百里，第二名是蔡锷，第三名是张孝淮，没获奖的是许崇智，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名将。这一届日本士官生，只有这四名中国人。

书中令人扼腕的是，抗战时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在河南修建的工事质量之好，日军占领后参观有“血液凝固”之感，但“工事里却没有人防守”。描写动情之处唯其不动声色，才能令读者如痴如醉、天旋地转及热泪攻心。看来，“网络工程师”萨苏深谙此道。

●二零零七年是反右五十周年。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出版《云山几盘，江流几湾》。书中披露中国民主宪政最早的提倡者和鼓吹者沈钧儒，反右运动后随时拿出纸条自省“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了，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沈钧儒此举令章诒和觉得“光芒顿时暗淡”，“产生非常深刻的悲哀”。可是，父亲章伯钧却在批判会上藉检讨再三宣示“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在许多场合都在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仿效的地方”。

一九五八年春，全国政协举办“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的大右派们向党交心，写下成千上万“交代”。但他们“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结业时，纷纷提出“延长学业”、“改造得像个样子再结束”，暗藏机锋溢于言表，嘻笑怒骂又宛如一场嘉年华会；抑或，历史提前发出了嘲笑？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生活的主旋律，从官方到民间齐声高唱“民主是个好东西”；当年雷霆万钧压力之下，章伯钧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地宣示科学与民主，竟是“一语成谶”。

●二零零七年，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经济学家王小强出版《摸著石头过河的困惑》，既肯定中国经济的成长，但也指出改革开放的败笔。作者认为，今天外国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在中国赚取高额利润，基本来自对农村廉价劳力的无情压榨。农民工既无社会保障，又无医疗保险，更受到城市歧视。作者重提早年的质疑：“摸著石头过河不错，问题是，岸在哪里？可别摸了一程，又回到原点。”

作者还对“中华崛起”的大国迷思猛泼“冷水”。第二次大战后名列“世界四强”的中国，曾遭遇巨大的尴尬。美国官员二战中公开表示：中国人何必到处求外国借款？动用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款就可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

反倒是中共领袖毛泽东说出了正确的“大狠话”，中国“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可悲的是，四九年后，毛泽东玩世不恭地背弃了这一大可成就千秋功业的豪言。

●龙应台是驰名全球华人社会的作家、教授与思想者，她与拥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儿子安德烈通信，合写专栏，话题涉及道德伦理、文化差异、国际政治等，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当母亲为“那个让我亲吻、让我拥抱、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孩，哪去了”而感到失落之际，也得到最大补偿：儿子深得母亲真传，有坚定的是非观。他批评富家子女傲慢、自私和高人一等，并以法国大革命时口号“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来回应。

革命激情不可偏颇

龙应台当然为之欣慰，但也不忘告诉儿子，激进的法兰克福大学生曾于一八三三年占领军营，把枪发给农民，却遭到农民拒绝，革命也因而失败。此外，龙应台更告诫儿子，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想要得到认可，还得看看他在执掌权力时是否经得起考验。对全球华人家庭来说，龙应台母子通信集是弥足珍贵的。

●二零零七年，中国大陆出现罕见的“孔子热”。北京大学考古教授李零出版读《论语》的心得笔记，对原文逐条解释，驱除后世加诸孔子的层层迷雾，书名则为《丧家狗》。“丧家狗”蔑称早在孔子生前就有，孔子也自认切中要害。问题是，孔子提出“匹夫不可夺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价值。李零说，“现在哭著闹著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曾在山西和内蒙插队七年的李零是北大教授，在学术圈、读书界很有名望，却坚拒精英意识。他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其实都是“丧家狗”；知识分子以社会良心自居，守护疏离主流的价值观，具有匆烈孤独感，甘为“丧家狗”，拒绝做“看家狗”。现代知识人对“丧家狗”称谓感到亲切而自豪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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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史在西安事变和蒋宋家族这里拐出一个大弯，多少政治家为之发出“把吴鹇看了，栏杆拍遍”的感慨。旅美史学家与新闻工作者林博文出版《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目光独到，得心应手，梳理大量繁琐冷门的史料，神奇地激活它们。

其实，西安事变的历史偶然性不再神秘。自五四运动以来，请愿学生笼罩在神圣光环之下，面对被杀学生的英灵，就是冷血军阀段祺瑞也会下跪。但蒋介石却拒见要求抗日的请愿学生，并向张学良表示“你让他们来，我可以开机枪打他们”。张学良心想“你能开机枪打学生，我也能开机枪打你”。电光火石般的杀心当场被蒋介石识破，但蒋为什么仍不警惕？难道是，历史车轮的隆隆之声震昏元首心智？

林博文还披露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另一要角宋子文，他得以出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长，皆因蒋介石妻舅的特殊身份。但这位在美国长大的财政部长也颇有一是一、二是二大洋彼岸的强势作风，总统蒋介石索要军费也遭宋子文出言不逊的坚拒，“规规矩矩的我答应，乱七八糟的我不答应”。他跟蒋介石发生争吵时，一个掷茶杯、一个甩门而去。历史抛物线不就是这样在无数碰撞与斥喝中抛掷出去的吗？往往，人心有多么任性与执拗，历史拐弯就拐得有多远、有多出奇。

●二零零七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在这样的时刻，香港人终于发现，自己的故事应由作为亲历者或当事人的自己来述说。香港学者、社会学家吕大乐推出《四代香港人》，他们是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后涌入的内地移民、全球战后婴儿潮出生者，以及其后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彼此守护，温文有礼，但也彼此隔阂，甚至暗中对峙。二战婴儿潮中降生的第二代营造了香港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但作者指出，他们不过是生逢其时的幸运儿而已，是上升经济的环境提供的大量机会，令香港第二代尽享公平、公正与公开。可是，强势的第二代却有意无意打压著第三、第四代的成长空间，尤其是第四代难于在发展舞台上登场，“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输家”。

不过，香港第三代讲究生活品质，注重自我提升，热衷学外语，参加心灵课程，潜心旅游及保健。他们还投身环保及捐助非洲难童，分明有另一种“精采活法”。作者还指出，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对香港第三代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亲睹理想主义的脆弱，而政治缺少亲和力，可以瞬间变得十分暴力。香港第三代厌恶和疏远政治，但也没有选择退让。二零零三年香港五十万人“七一”大游行中，香港第三代已俨然是主流，但政治光谱又明显有别于民主派。这是香港第三代“破茧而出”的一刻——他们走出了自己，也走进了大时代。

●台湾知名散文家简媜写过一部感人的“育婴小史”，十多年后，携儿随丈夫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学术交流十个多月，又推出一部《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写作灵感全部来自老师送给新同学“轻如鸿毛”的见面礼，其中一张纸巾，提醒你主动“帮别人擦干眼泪”；一根金线，启发“友情能把大家的心绑在一起”；一根牙签，是要“挑出别人的长处”；一块朱古力，为了在“沮丧时会舒服一点”；一枝铅笔，要“写下你每天的愿望”等。

书中更娓娓道来美国的厨房文化、超市的生活用品、基础建设、小学教育，却著力开掘美国这个国家对品质与价值的重视。激发人际关系中的“快乐本能”，是本书最耀眼的亮点。作者将姚姓丈夫称为“姚同学，老男人”；将儿子称为“摇（姚）头丸，小男生”；把儿子的老球伴称为“老伴”；自称“资深女性”、“运动帝国的顽民”、“陪读母亲”等。当丈夫、儿子狂热追求名牌运动帽而拒绝可疑的仿冒品时，女主人明明吝啬，却豪放地力主买下，并抛出妙语“仿冒也是帽”。令人喷饭的是，作者规纳男人改邪归正有倒数两次机会，一是为人父之后，二是患癌症之后。说笑之中，“将生活的漫天烟尘化为思想朝露”。

毋庸置疑，二零零七年华人出版物中远不止这十本好书。好书通常是作者与编辑脑力激荡的美妙结果，双方彼此信任，不仅因为都是坦诚公正之人，更因为还与读者的期待目光交集。那儿，才是好书问世的真正源头。

维权网获悉，胡佳的律师李劲松和李方平分别被北京警方软禁在家中。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的两名代理律师李劲松、李方平原定于11日前往胡佳家中会见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向她通报案件的一些相关事项，并商讨为胡佳办理申请取保候审等事宜，但计划突然因为警方施压而取消。

据李方平介绍，今天早上他起床后出门晨练时，被守候在门外的警察拦住，警察对他说“今天最好不要出去”，但是并没有解释原因。晚上李方平再次打算出门，警察声称要陪李方平出去，被李方平拒绝。3名警察拼命把李方平往警车里塞，折腾半个小时后，李方平被迫放弃出门的计划返回家中。目前，警察仍守在李方平家门外。据李方平说，这些警察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李方平还介绍说，11日李劲松被软禁在家整整一天，今天情况有所好转。

李方平认为，警方的这种做法太过分了。

另据报道，11日曾计划同李劲松、李方平一起去看望曾金燕的北京另一位律师滕彪当天晚上在准备出门时也被警方阻拦而未能成行。

现年34岁的胡佳于去年底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拘捕后，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和不足两个月的女儿被警方软禁在家，除胡佳的父母曾进入胡佳家中看望曾金燕和孩子之外，其他试图前往探视曾金燕的媒体记者和相关人士均遭到警方拦截。胡佳的母亲委托李劲松和李方平两位律师为胡佳的辩护律师。本月初李劲松和李方平曾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会见胡佳的申请但被拒绝。

我们认为，警方粗暴干涉律师办案、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软禁律师、自2007年12月27日以来软禁胡佳的亲属，这些都是执法人员的违法行径。我们谴责北京市公安局对胡佳的亲属和律师的非法拘禁，希望立即解除非法拘禁，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

“我不想像其他退休的人那样，天天养花、遛鸟、打牌、下棋。现在我器官老化使不上劲，但我的思维和情感还很饱满，我坚持画画写文章，读书看报，我内心还有很多东西要表达。”吴冠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吴先生的家在北京方庄，一套小四居的房子，室内只铺了地砖刷了白墙，客厅中间是一树含苞欲放的老梅，墙上挂着两幅画。

60岁，首次公开展

“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恐怕跟今天宋庄的那些画家一样，生活在城市和艺术边缘。”吴冠中说。

1978年3月，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西方画展——“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全国各地的美术工作者齐聚北京，有人甚至卖血挣路费到北京看展览。

应中国方面要求，展品都是在法国排不上号的二三流作品。聪明的法国人把他们的现代派作品制成大照片，作为附录呈现，结果看照片的人比看画的人还多。

这个展览给吴冠中带来了好运气。刚刚从下放地回北京的吴冠中，在自己任教的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破教室里举办了自己的个人作品展。那些到美术馆看完法国画展的观众，接着就走到王府井看吴冠中的展览。坐在教室里的吴冠中，看到了夹杂在人群里的华君武。这位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看完画展，在没有人时，拍了拍吴冠中的肩膀：“比法国的好。”

因为反响热烈，中国美术馆主动与吴冠中联系，商量给他办个人画展。此时，吴冠中的留法同学赵无极、朱德群，已经在西方艺术殿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吴冠中却才办了自己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作品展，当时的吴冠中已经60岁了。

吴冠中感慨，自己的作品还有公开展出的机会，这真是个奇迹。“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是真诚的，做画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作品有发表、展出的机会。我的作品有两位观众：一位是我下乡劳动时的老乡；一位是欧美的高层次艺术家。我希望他们都能点头，鼓掌。”吴冠中说。

在农村劳动的日子里，农忙之余，农村生活和高粱、玉米、南瓜等农作物都成为吴冠中画作的内容。不识字的几户邻居都来看稀奇，指着晾在院子里的一张张画说，“哎呀，很像”。看到吴冠中自己满意的画时，他们的评价变成了：“哎呀，很美。”

“很像”和“很美”的区别，让吴冠中很惊奇，“那么抽象的画他们也懂。和那些政治家的评判相比，我更相信农民的结论。农村生活牢牢地提醒我：艺术一定要扎根于人民。同时，作为中国艺术家，我一定要和国际上的艺术家比较。”

1979年4月的吴冠中绘画作品展，以及后来的巡展确立了吴冠中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

见吴冠中的画卖得好，又是法国留学生，日本西武百货店画廊的老板着眼于东京的巴黎博览会，干脆出钱让吴冠中回巴黎写生，次年在东京举办了“吴冠中画巴黎画展”，其中的一幅油画《巴黎蒙马特》以104万港币售出，创下了当时中国油画拍卖最高价格记录。

1991年7月，吴冠中接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1992年，从来不办画展的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了“吴冠中——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画展”，还出版了同名画册，BBC电视台还给他拍了部专题片。

博物馆办画展，观众创下记录。《先锋论坛报》的艺术主管梅利柯恩(S.Melikian)冒雨从法国赶到伦敦，看了画展后采访吴冠中，之后在《开辟新航道的中国画家》一文里把吴冠中称为“数十年来现代画坛上最令人惊喜的不寻常的发现”。

时过境迁，吴冠中忘了英国王储剪彩开幕的荣耀，却记住了在大英博物馆门口照相时遇到的一个观众。“那位老太太握着我的手说：‘我看了你的画，全看懂了，我非常喜欢。’遇到这样的老太太，我心里很安慰。”

一辈子争议

“说真话、讲真话是鲁迅给我的影响，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去实践这一点。”从初中起，吴冠中就喜欢鲁迅，他一辈子都想说真话，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有了说真话的机会。

说真话是有代价的。1951年，吴冠中刚从法国回来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弘扬现实主义的央美课堂上，他大讲绘画多样性，还把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3铁箱画册拎到课堂上，大讲波提切利、尤特利罗、莫迪里安尼等西方美术经典。

在随后进行的整风运动中，有学生打报告，揭发吴冠中在社会主义的课堂上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观，背叛现实主义搞形式主义。院长徐悲鸿在全院教师大会上说： “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不久，美院的人事科就通知吴冠中，让他办理调职手续，去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

课堂上不能说真话，画画也不自由。吴冠中画了一个农村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的作品，却被美院的同事认为是形式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改来改去，怎么改都不行。吴冠中只能放弃人物画，改画风景。画风景也有麻烦，有人批评他不为政治服务，不务正业，后来幸亏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说，风景画有益无害，吴冠中才得以幸免。

改革开放让压抑了半辈子的吴冠中敢说话了。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的吴冠中，在当年的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吴冠中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开火：“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艺术永远上不去。我说，这个看法有问题，应该辩论。”整个会场竟没有人敢接他的话茬儿。冷场半天，文艺界列席会议的领导人王朝闻说：“政治标准第一的话还是对的。”

会议结束不到两周，吴冠中看到报纸上出现了批判自己的文章。“从艺术观点到人身攻击，什么都有。”他回忆道，“幸亏作协开会，作家们也提了同样问题，否则我肯定有苦头吃。”不服气的吴冠中把自己多年对美术的思考写成了《绘画的形式美》、《内容决定形式？》、《关于抽象美》等文章，在《美术》杂志发表，在美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当时的美协领导江丰在全国美术工作者会议上讲话表示，不赞成、不提倡抽象派之类的现代派艺术，认为堕落的欧美抽象派理论，将使“我们的美术向资产阶级自由化蜕化”，“其作用在于干扰社会主义美术的发展方向”。

在众多争论当中，最有趣的是全国青年美展上人体画引发的讨论。画家蔡若虹发表文章称：“崇拜裸体画，高喊人体美，这一陈腐的、连西方资产阶级也懒得喊叫的口号，是买办思想在美术界最典型的体现。”吴冠中在《美术》杂志发表《造型艺术离不开人体美的研究》，文章强调“人体美是造型艺术天经地义的基本功”。

1997年，吴冠中在《中国文化报》发表《笔墨等于零》。这篇文章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吴冠中的观点被批评者认为是“在挖传统中国画的祖坟”，“传统中国画的代名词可以说就是笔墨，怎么能说‘笔墨等于零’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仃坚决反对吴冠中的观点，他认为笔墨作为中国绘画的细胞、灵魂，是支撑中国画的构件元素，笔墨也是一种专属的文化结晶。

采访中，吴冠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实中国传统的笔墨我临摹得不少，从宋元到明清许多画我都临摹过。但作为一种艺术，你不能总重复前人，没有改变没有独创性。儿子孙子应该比爷爷强嘛，不能老是不如爷爷，那太没出息了。”

看多了美术圈的是非，2007年3月，在政协文艺小组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的吴冠中就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当着分管文化的中央领导的面，建议对画家实行“以奖代养”。因意犹未尽，后来写成了《奖与养》。4月份吴冠中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进一步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应该“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实行经费断奶，认为：“美协是个衙门，文联也是这样。谁都来管文艺，结果文艺上不去”。

7月18日，吴冠中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奖与养》，延续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改革美协、画院”、对画家实行“以奖代养”的思考，话题还涉及美协、画院民间化、美院扩招、公正评奖等。

7月23日，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院接受《青年周末》采访，对吴冠中进行回应。文联和美协方面认为吴冠中不参加文联、美协的活动，“对他们的工作情况不了解，文联、美协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认为吴冠中“取消画院”的说法不公平，并指责吴冠中“想把我们民族文化全搞坏了”，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前不也是这些机构里的？这会儿干吗对这些机构咬牙切齿的？”

对着这场争论引起的满城风雨，成为焦点的吴冠中却拒绝了多家媒体，保持沉默。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出版了自己的美术作品集《吴冠中全集》；回杭州母校中国美术学院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展。吴冠中在北京家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3个多小时的独家专访时说，“我这么一把年纪了，我要说真话。”

烧画；叛徒

在活着的画家当中，吴冠中的价格是最高的。2006年末，他的油画《长江万里图》在北京一个拍卖会上以3795万元成交，这个价格不仅刷新了他个人作品的最高价，也创下了当时内地中国油画作品拍卖最高价。

市场如此青睐吴冠中的作品，但吴冠中却依然保留着定期焚画的习惯。在他的艺术年表中，记载着他两次烧画经历，一次是1966年，“文革”初期，他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和从法国带回来的外国画册和书籍，全部毁坏后烧掉；另一次是1991年，他的画在市场上价格已经卖得很高了，他把自己在二十多年里不满意的作品集中起来，一次烧毁二百多张作品。

日常生活中，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吴冠中的习惯是一烧了之。“作品表达不好一定要毁，古有‘毁画三千’的说法，我认为那还是少的。”吴冠中说。

因为对国内的美术教育不满，吴冠中不让自己的儿女学画画。作为教师，吴冠中希望自己的学生有独立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他说，“艺术家有师承的话，我觉得很可耻，如果我教的学生作品都像我的话，那是我教学的失败。”

1992年，吴冠中和自己的学生办了一个画展，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把一些画得好的学生带起来。吴冠中给这个画展取名“叛徒画展”，意思是学生和老师的作品艺术风格完全不一样，结果美术馆坚决不同意，只好改成师生画展。

画画一辈子，吴冠中始终反对拉帮结派。“美应该是个人的，艺术怎么能‘派’呢？它是很微妙的一种个人感情表达。”回国工作多年，吴冠中从没有加入任何艺术派别，就是一个人画自己的作品。

让吴冠中高兴的是，如今的大会堂、机场、宾馆，都不再强调宏大主题的集体创作。中国新建的驻美大使馆，在选择美术作品时，不再着眼于意识形态，主动要求挂他的风景画。

因为老伴身体不好，吴冠中很少外出。大多数日子，他住在方庄小区一套装修简陋的房子里，写字、画画、读书、写作。偶尔外出参加活动，他绝不在外吃饭，忙完事情就回家。

吴冠中书房的书架上，有一格摆的都是不同版本的鲁迅作品。“鲁迅是绍兴人，他笔下的风土人情跟我的故乡是一样的，他的不妥协和坚持，让我非常敬仰。我一直想做个说真话的人，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实践去做到这一点。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鲁迅还活着，在今天这个环境里，他会怎么样呢？”

吴冠中，2006年11月　张英／图

三味书屋(墨彩)，1988年

楚国兄妹(油画)，1990年

 

【2008年1月12日狱委讯】民生观察工作室报道/我们刚刚从荆楚（本名王德佳）的妻子文珍艳处获悉，荆楚已与今天上午被取保候审，中午一点左右，荆楚已获释回到家中。 随后，我们电话联系上了荆楚先生，经荆楚先生授权，我们将其谈话的主要内容公开。荆楚先生说，在被羁押期间，他本人并未遭到殴打等暴力行为，这次当局对他取保候审时，要求他不得再写“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不得再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文章”、不得现再写“政论性“的文章。 荆楚先生表示，他可以暂时接受上面的保证，但他以后还是有写作的权利。他透过我们感谢各界朋友对他的关注，他也谢谢朋友们对他的理解。 据了解，2007年12月26日，文珍艳、荆楚的大哥等人就向广西全州国保部门提出了为荆楚办理取保候审的申请，期间和国保经过了多次交涉，国保也承认全州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荆楚这么“重要敏感”的案件。前天，文珍艳还到全州看守所看望了荆楚，荆楚表示，他不怕坐牢，他也没犯罪，只是在其文章中存在一些“过激”的用词。据悉，荆楚的案子外界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荆楚是2007年12月13日下午被抓的，并于当晚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到今天，荆楚刑事拘留一个月的期限刚刚届满。 我们对荆楚先生的获释感到高兴，对他的决定充分理解和尊重。我们也对广西及全州当局让荆楚先生回家的决定表示赞赏，我们呼吁当局彻底解除对荆楚先生的不实“罪名”。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