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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中级法院日前对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原局长宣雄杀害副局长陈振华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宣雄死刑(见12月18日《南方都市报》)。按照中国人杀人者偿命的说法，宣雄判死，死有余辜。但这样的事件，应当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一些更为深层的问题：同在一个部门做领导工作的正副职之间，为什么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宣雄事件是一个悲剧事件。本来，他是陈振华的上司。正副职之间的关系在现代行政科层制度中，原本属于全面负责与局部分管的关系。但宣雄年龄的增长，使得他无法正常承担领导工作，因此上级部门开始考察领导班子，有了改变原来领导班子结构的可能。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组织部门开始考察新的领导班子时，群众议论便风生水起了。这使得还在正职岗位的宣雄有些坐立不安了。传言副局长陈振华要接替自己的位子，宣雄便将自己的不安发泄到这位副局长身上，以此阻止陈对于局长权力的大胆挑衅。于是，宣雄趁陈振华值班时候不备，用扳手猛击陈的头与面部，并用裁纸刀将陈的双手腕血脉割断，极其残忍地将陈杀害。宣雄归案以后，被认定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经过审判被判处死刑。

 

　　宣雄在组织部门考察领导班子的当口杀死可能替代自己的陈振华，也许会被解读为偶然的悲剧事件而逐渐被人们淡忘。但稍微思考一下宣雄事件，其实大有可以深究之处。固然，从法理、情理与伦理上讲，宣雄被处死都是没有什么好辩护的。我们想深究的也不是宣雄的死活问题，而是干部制度引发宣雄这样的悲剧促使我们必须深究的问题，那就是权力的规范交接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宣雄事件中，人们可能认为各方都没有大错，只有宣雄违反党纪国法，从而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宣雄个人。但事实上，宣雄在整个领导班子考察的过程中都被蒙在鼓里，心里的煎熬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同时，宣雄在做局长之外的谋生手段被长期的衙门生活销蚀之后，他完全无法设想自己在当局长之外还能做什么。或许正是这两种力量使得一个规规矩矩的衙门官僚丧失理智，干出了杀人勾当。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宣雄悲剧的出现是一个软暴力与硬暴力循序出现的结果。软暴力就是我们组织人事任用过程中使用的几乎完全不为人留意的“暴力”。在中国，组织人事部门任用一个人的时候，个人是没有决定权甚至没有知情权的。而且，在送人上任的时候，热热闹闹，生怕人们不知道自己提拔任用了某位领导。但到了换届时，谁上谁下变得异常神秘，在任上的人倍感压力，拟任用的人神山雾海。局中局外的人都被搅动，不得不卷入到领导的变动困局之中。这个时候，对于在任的人与拟任领导职务的人都是一种特别难以忍受的煎熬。神经稍不做主，就有可能陷入违纪、违规乃至违法、犯罪的泥潭。人们一般不能不经受这种考验，以获得堪当大任的期许，登上一个似乎受到重用的领导岗位。岂不料这样已经将在任和拟任领导搞得身心交疲，长期沿袭这样的用人方式，必定使官员们处于一种权力疲态，达不到合理用人的目的。显然，这样的用人方式是一种权力软暴力的体现，而且是一种局中人(考察与被考察的人士)不得不承受的软暴力。

 

　　对于现代官僚制度来讲，权力的赋予与转移，都是按照既定程序来进行的。官员们担任什么职位、需要什么条件、怎么进行换届这些进入领导岗位的机制是明明白白的，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因此绝对不给人一种神秘感。同时，官员的任用是公开的、程序是公正的、结果是具有公信力的，人们完全不需要在软暴力中接受煎熬，因此也就罕见硬暴力出现在官员更换的过程之中。加上进入官僚机构和退出官僚机构都有相应的渠道，人们也不必在进入官僚机构后丧失其他能力的前提条件下必须为着乌纱帽勇往直前、别无选择。这样为官，人们自然就有了一种轻松快意，而不必为了一个官位而争个你死我活。

 

面对宣雄这样的悲剧事件，我们中国人一般的反应除了谴责宣雄之外，便是进行组织特性教育。试图以组织功能替代领导体制改革，设想以内部安抚替代组织人事任用制度的人性化建构。这样的思路不是一种现代化思路，而是一种传统的道德化思路。这样可以用人生境界掩盖现实发展要求，但是理想始终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尤其是在今天急速进入复杂分工合作的现代社会的中国，建构起规范的权力交接体制，远远比空喊组织特性口号来得紧要。随着执政党愈来愈凸显的权力分配者定位，权力集团内部依照规范建立起人人内心钦服的为官体制，也紧要过组织人事部门的神秘考察和组织任用的不公开机制。如此，宣雄悲剧才有可能基本避免。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

哪里是城管，分明是群狼。2008年1月7日下午5时许，湖北天门发生一出悲剧：在竟陵镇湾坝村附近，天门市水利局下属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用手机拍下城管执法人员粗暴执法过程，城管人员发现后要求其删除图片，并对其凶残围殴，以致魏文华在送医院后不治身亡。

 

面对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幸，人们时常会为深陷“盲社会”而痛心疾首。然而，发生在湾坝村的不幸，却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当那位有责任感的公民挺身而出，他竟是那样的单薄，在这个寂静的冬天，面对这支虎狼之师、凶残有素的城管，即使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仍然没有逃脱被活活打死的命运。

 

一位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共和国公民，行走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什么在那一刻像是陷入了没有人类居住的狼窝？霍布斯说过，为了结束“人对人是狼”的战争，所以人们建立国家，守卫规则。然而，值得今日所有公民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容忍、在纵容“城管对人是狼”的丑恶行径在偌大中国日复一日上演？

 

几年前，“奇书”《狼图腾》受到许多中国人的追捧，紧随其后的是各式狼道思维开始被广泛移植到企业领域。一大批有关狼性的书籍，诸如《狼道》、《企业的狼性》纷纷出街。在“狼文化”的劲风吹拂下，狼不仅代表着威严，代表着祖先流失的智慧，而且还成了21世纪中国人走向成功的铺路石。

 

然而，中国真的缺少“狼文化”吗？在我看来，自古以来，中国人既不缺狼性，也不缺羊性。否则，哪会有“苛政猛于虎”的黑暗传说，哪会有数不尽的忍辱含垢、唾面自干的臣民，以及“羊极必狼”、不断改朝换代的暴动或起义？回顾中国历史，回顾那无穷尽的狼羊角色扮演与角色转换的游戏，显而易见，中国人真正缺的是“人性”，而中国最需要重建的是能够确保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的黄金法则，是“人道”，而不是“狼道”与“羊道”。

 

种种迹象表明，胡作非为的城管就是“狼图腾”，而魏文华更像是天门城管叼走了的“社会的孩子”。显然，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要这架随时会向民权发动战争的暴力机器不被剔除尖牙利爪，只要暴力的逻辑不被禁止，那么，这个社会的街道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安全的，即使蜗居斗室，任何幸福也都是可疑的。因为如果没有社会整体性的推进，结成社会之网，任何通过个人奋斗后获得的所谓成功都不牢靠，因为虽然他已经跨越了过往生活里的千难万苦，但最终仍是命悬一线，如走钢丝。

 

关于这一点，几年前发生在公民孙志刚身上的悲剧已经有所见证。一个农家子弟，通过自己含辛茹苦的奋斗，进了大学、完成学业，并且找到了称心的工作。按说，他从此可以更好地担起自己的命运，还在一定程度上担起整个家族的命运，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却让他英年早逝，让他的人生戛然而止。而这一次，只不过是大学生换成了总经理。在一群穿着制服的歹徒面前，这位“十大标兵”、“优秀党员”竟也如此不堪一击。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城管扬起的拳头的森林，每一个未被联合的个体都成了潜在的受害者。

 

黑色五分钟，接下来会留给谁呢？或许，没有谁愿意回答这个近乎恐怖的问题。魏文华死于对城管暴行的见证，他同样通过自己无端的死亡见证了城管肆无忌惮的暴行。2008年，又一位公民倒下去了，拴住城管的制度什么时候站起来？

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用三个月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对音像制品的“低俗之风”进行一次集中整治。二、国家广电总局官员在央视的节目中表示，国家对淫秽色情内容界定有明确标准（照此标准，《苹果》被禁映并通报批评）。三、由此引发《南方都市报》的社论《政府反低俗,首先要承认大众标准》。很抱歉，上述一二三，我概难认同，因此下面的文字不妨借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无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是国家广电总局，都是国务院下属的行政机构，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本质上也是行政的。借用当年罗隆基和国民政府“人权论战”时引用过的一句西方政治名言：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政府所行使的“政”是且仅是一些程序意义上的事务性工作，至于超出具体事务，以至和观念、意识形态乃至个人癖好有关的文化内容、文化价值等，不在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以文化为例，各级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可以过问文化事务上的管理，但它却无权过问文化本身和文化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仅反对上述新闻和广电当局所作出的超越权限的行政举措；我同样不赞成南都社论所拟出的标题“政府反低俗”。在我看来，低俗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呈现，政府并没有反对它的权力。具而言，无论一本书还是一部电影，也无论它是高雅还是低俗，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或赞成或反对；但政府却不能对之置喙。当政府不但置喙而且欲以它的标准作出权力裁决时，我要问的是，它的这份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或者反过来，谁，给了它裁决权。

现代政治文明国家，政府是民治政府。民治政府的意思用当年林肯葛底斯堡的表述，即“by the people”。这种政府，权力经由人民而获得，人民通过割让自己部分权利的方式给政府授权，让政府代表自己对社会进行事务管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余暇过问自己身在其中的公共生活。在自治的意义上，人民不是铁板一块，它委托政府过问的只是公共生活的秩序，至于每个人的文化癖好和趣味，无论高雅还是低俗，都属于不可侵犯的私人权利，是不会让度或委托给政府的。换种思路，政府是用纳税人的钱在维持，它的本分是替纳税人办事。可是，会有这样的纳税人，他们居然出钱雇请政府来规定自己在文化上喜欢什么或讨厌什么？文化的高雅和低俗是社会上每个人的事，却偏偏不是政府的事。且不说低俗本身就是一种权利，甚至，如果我低俗，只要我是纳税人，道理上，政府就没有理由在用我的钱的同时，还来干涉我这哪怕是低俗的文化偏好。请问，我给你这个权力了吗？

这里，我不仅是我，是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公民。现代政治文明国家，政府来自公民授权。但公民对政府的授权，是通过宪法仪式完成的。宪法作为公民意志的产物，本质上是公民和政府订立契约，这是权利和权力的契约。它的内在精神是保障权利，外在举措则是规范权力。就后者言，让我们打开宪法，哪一款哪一条规定我们的政府可以有权反低俗、可以禁书禁报禁电影。相反，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宪法第三十五条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里当头的就是言论自由。文化上的任何表现都是言论自由，或者都属言论自由的范畴。然而，宪法保障我们的文化权利，政府却要用行政权力来干涉。这种干涉，有宪法根据吗。当然，权力者可以搬出一些行政条例和暂行规定，但，它们如果可以颁行，也必须和宪法保持精神上的一致。如果行政权力只按条例行事，而条例又和宪法相违，那么，这样的条例和这样的权力俱属违宪。在此，我不妨根据宪法，对上述总署和总局的行政作为包括相关条例，提请舆论上的违宪审查。

这个世界有两种政府，一种是民治政府，一种是政府治民。前者是人民通过政府自己管理自己，很多事比如文化、道德等，是社会的事，不需要政府的行政权力介入。这种政府形式以英美为代表。后一种形式的政府，比如苏俄，是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的统治，包括统治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思想，甚至趣味。如果以“自由”为衡量，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我们今天需要哪一种呢，这不但是一个问题，更是一种选择……

世界银行《二零零八世界经济发展展望》的报告指出，与其他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道，中国的增长将对明年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减速起到缓冲的作用。有的中国媒体在转述世行的报告时甚至采用了“中国速度成为舒缓全球经济滑坡救命稻草”作为标题。这表明，不少中国人在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真正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救世主吗？

从长远看，只要不断地排除地区和地区之间，或者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障碍，那么在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之间就会持续产生一种发展水平趋同的效应。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经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论证这一经济趋同的理论假设。这个理论假设在其后的许多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其实这个理论假设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例如，著名的著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瑟尔和俄林就已经做出了自由贸易将导致资本从资本充沛的发达国家向资本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而这种资本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流动则正是经济趋同理论背后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

从近期看，去年九月间开始的由美国次级房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震荡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的一个直接原因。这次金融震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不仅各种衍生的资本交易工具种类较多，而且它们之间的资本交易行为也非常密切。虽然这对他们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危机来临时，危机在它们之间的传导速度十分更迅速。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则对这场危机卷入不深，所以这个危机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不大。

在世界银行的报告发表之后，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乐观。世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缓冲发达国家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进口需求，这种进口需求将促进发达国家的生产。不错，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品和其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会起到一些缓冲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需求则将抬高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而这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负面的作用。世行的报告似乎对后者的负面作用估计不足。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也不容忽视。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遭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巨大冲击。这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正在产生严重的影响。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甚至不少过去大力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在重新审视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的低收入人群所带来的冲击。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势必加大这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而这些则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高度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减缓他们自身的经济增长。

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例如，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诉求均能够通过民主政治和自由媒体等渠道得以表达，资源利用和财富的分配相对合理，发生大规模破坏生产力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有的国家则不同，在那里政治集权和资本的联姻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的极度恶化、社会分化十分剧烈。在这样的国家，纵使经济能够得到一定时期的增长，但是终将难以持续。不仅如此，不可避免的经济和政治冲突将使得这些国家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从长远来看，后一类国家融入世界经济越深，将来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破坏性影响也就越大。我希望那些把中国看作世界经济救世主的人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人性化，是中国改革的最伟大之处，这当然包括承认“性”的存在和对性交易的容忍。地下的东西都容易腐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让地下的东西回到地上，像梭伦所做的那样，让婊子晒到太阳。

—-吴稼祥

“啊！梭伦，我们歌颂你，你为本城和本城道德的利益而设置公娼，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精力充沛的青年，如果没有你这个明智的措施，他们一定向良家妇女骚扰，因而对社会造成困扰。”

这几句颂词，乍一看，你或许会以为是雅典某个神庙里的老鸨写的，或者是一篇讽刺文章的片段。我们一直以为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是很难的，怎么会有个梭伦居然能毕其功于一役，既开了公共妓院，又立了道德牌坊？

记得文革期间，我从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报道，说台湾开展“扫荡流莺”活动，有个记者问台湾民事部门负责人，为什么不彻底取缔妓院？那个长官的机智至今让我难忘，他反问道：“你为什么不主张取缔公共厕所？性需要就像上厕所的需要一样，没有公共厕所，又找不到私家厕所的人，只能随地大小便。”大陆“文革”期间绝对没有妓院意义上的“公厕”，因此，随地大小便的人不少。遗憾的是，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器官，后果却大不一样。听说，当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搞新生活运动，不许随地大小便。山东韩复蕖治下有个老汉进城蹩了泡尿，找不到厕所，跑到一堵城墙下掏出东西正要畅快，突然听到一声断喝：“干嘛的！”

老汉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穿制服的，于是陪笑道：“不干嘛。”

“不干嘛那是干嘛？”穿制服的指着老汉掏出来的东西问道，“你是要在这儿撒尿吧？”

“哪里的话，俺不尿。”

“不尿？那掏那东西干嘛？”

“瞅瞅。”

“有嘛好瞅的？”

老汉怒了：“俺自个儿的东西，自个儿瞅瞅还不行吗，天阴下雨，俺怕它长毛！”

文革中从裆下掏家伙的人可不只是为了看，而是为了干。记得当时镇子上和县城里经常张贴枪毙人和审判人的布告，布告上的人头像上打了大红叉的，就是要枪毙，或者已经枪毙的，被枪毙的大部分人，犯的都是强奸罪，有强奸现役军人未婚妻的，那叫破坏军婚罪，格杀勿论；有强奸下乡女知青的，那叫破坏上山下乡罪，脑袋也基本上保不住……有个四川朋友说，在他们那儿，这就叫管不住小脑壳，丢了大脑壳。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强奸者丢了自己的大脑壳，更在于那些被他们当救急“厕所”用的女性们，在把贞操等同于处女膜完整的敝国，一旦处女膜被强制破损，一生的幸福和自尊也就破了。我上大学时（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院内抓到一个色魔，经常在深夜里在校园内强奸落单的女学生和女教师，他供出的受害者数量惊人，但从未有一人报案。不是她们不想惩罚罪犯，她们是不想在身心受到流氓的伤害后，再让自己受到流言的伤害。

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上去了，强奸案下来了。不是中国青年男子腰包鼓了，裤裆反而瘪了，而是人人都知道的繁荣娼盛。有人说，我们某些地方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女人肉体上的，这样说过分了，但几乎每个地方比经济浪潮来得更早的总是那些“小姐”们，确是事实。这正是：

“竹外桃花三两枝，香江水暖鸡先知。

春楼满地如春笋，正是钱潮澎湃时。“

人性化，是中国改革的最伟大之处，这当然包括承认“性”的存在和对性交易的容忍。20多年来，中国各地执法当局对若明若暗的性买卖行为一直睁一眼闭一眼，扫黄禁嫖也是紧一阵松一阵，对那些被迫的或自愿的“小姐们”也是抓一把放一把……我并不是在谴责执法当局，我甚至想像2500多年前的那个雅典诗人莱基（Lecky）赞美伟大的立法者梭伦那样赞美他们：“啊！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我歌颂你，你容忍了暗娼，保护了本地经济，还有良家少女的处女膜。你功德无量，应该给你勒碑刻石：食色性也，惟尔能恤；网开四面，操刀不割。”

据著有11卷巨著《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Will Durant）考据，2600年前，那个被莱基歌颂的伟大立法者梭伦，做过许多惊人壮举，最伟大的壮举之一，便是为了建设雅典和谐社会，一边反对怠惰和荒淫，一边使娼妓合法化，并对其课征税捐，还建立了公共妓院，由政府发给营业执照，监督其经营，甚至动用国库建成一座阿佛洛狄特（爱神）神殿，让修女兼做妓女（对爱神来讲，这两种职业没有什么不同）。这项措施想必极为成功，从此之后，由于异性供应量太大，不少希腊人打开了对同性的激情闸门。

在咱们中国也差不多。据赵军和黄岭峻在其所写的一篇名为《关于中国娼妓问题的对策性思考》的文章中说，随着卖淫的普及，中国的“强奸案已极少发生”。“在Y市范围之内，倒是那些没有卖淫者的偏远山村还时有强奸案的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统计也认为，强奸案的发案率从1980年以来逐年上升，至1984年以后则开始下降，而这一时期正好是卖淫现象日渐增多的年份。”

这就是说，有了“公共厕所”之后，“随地大小便”的人少了。但遗憾的是这些“公共厕所”并不在地上，在地下。地下的东西都容易腐烂，与排泄口相关的部分腐烂得更快：

——艾滋病和性病泛滥

“娃呵，”老农把要动身到深圳打工的儿子叫到屋后叮咛道：“到大码头甭胡来呀，染上邋遢病可不得了呵。”

儿子点点头。

“你要染上了，”老汉语重心长地说，“你媳妇就染上了，你媳妇染上了，俺就染上了；俺染上了，你娘能不染上吗？你娘染上了，俺村长就染上了，村长一染上，全村人都染上了……”

姑且不论“邋遢病”的上述传染途径有些诡异，单说“邋遢病”（艾滋病和性病）就像腐败一样，都要从源头上控制。“邋遢病”的源头在发廊里。如果不能保证上岗的发廊妹是干净的，吃了威尔刚（伟哥）的权力与欲望就会像接力棒一样，把邋遢病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而道德与伦理，则像脆弱的处女膜那样，是起不到防护作用的：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说：“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卖淫妇女平均艾滋病感染率从1995年到2000年增长了66倍，所以，经性途径传播的威胁很大。近10几年，全国性病发病报告逐年上升，经性接触传播艾滋病应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据《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4）》提供的资料：“发廊妹中曾患过性病的占66.02%，而在出现症状后继续有商业性行为的占59.92%.”

——税收流失，诱良为娼

前些年，广东某市在扫黄上动了真格的，几天后，该市几家银行不得不借故关门，因为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市流失资金40多亿。可见，性产业和金钱是同姓连体姐妹，姐姐叫“黄色”，妹妹叫“黄金”，你扫了一个，就保不住另一个。

没有人不知道，中国目前的性产业是“三无”产业：无烟，无本，无税。无烟好理解，虽然发妹大多抽烟，但她们的鼻孔并不是烟囱；无本，是说从业者基本不需要人力资本投资，不需要认识字，只需要认识人体器官和钞票票面额就行；无税，就是不交税。税款既是从业者购买国家保护的一项支出，也是业务合法化的一个凭证。“不代议，不纳税”，这是当年美国民众对英国政府说的：“不合法，不纳税”，这应该是当前中国的按摩女、发廊妹对自己的政府说的。

不纳税，掏的是国库；不读书，就可以获得不需要纳税的高收入，可以设想，性产业的后备军有多么浩荡，诱良为娼，“不尽长江滚滚来”呀。

——腐蚀国家公职人员

几年前，我一个朋友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小张和她的女朋友小李到一家大宾馆见面，她们以前是同一家宾馆的女职员，在进门的地方被某公安局的几个警察强行带走。

“蹲下！”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后，警察命令道。

“请问……”小张嗫嚅道。

“别问了，蹲下！”

两位姑娘只好蹲下。警察从她们手里夺过手包，底朝天倒了个稀里哗啦，扒拉了一通，仔细检查了一根唇膏后，喝问道：“避孕套呢？”

“什么？”小张和小李同时惊问道。

其中一个胖警察咧开嘴笑了：“别装了，你们干那个，还能不带生产工具？快拿出来，”说着，就去翻两位姑娘的口袋……

一直被盘问到天亮，从小学生时的男友，一直问到现在的丈夫，小张才被放回来，那还是她当记者的丈夫找人解救的结果，而那位小李在被放走前，还被要求留下电话号码。

“下次想去玩，先给我打电话，知道吗？”胖警察拍拍小李的肩，“我的号码是***********，记住了吗？”

小李点点头。

“背一遍我听听？”

“***********.”

“哎，这还差不多，有我在，你没事。好，请我吃个早点，我就放你走了。”

不合法是不受保护的同义词。有背景的良家妇女尚且受如此盘剥，那些发廊里的姑娘们怎么能捂住她们的裤带和钱包？

——闪闪“红灯”，正在燎原

“红灯区”，这是西方对性产业区域的合法称谓。在中国当前，这个产业还处于“根据地”时期，但“闪闪的红灯”，已经渗透进越来越多的居民区，我所在的小区周边就红灯闪闪，有一盏还侵入到小区某栋楼的一层，虽然对它的正规性还没有考察，但这栋楼里的妻子们夜里是否能够安眠不能不说是个问题。从此，妻子们的手脚在梦里也不能闲着，要不断地探向丈夫那半边床，一脚踢空，就会从梦中惊醒，她能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大概就是洗手间里冲马桶的水声。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让地下的东西回到地上，像梭伦所做的那样，让婊子晒到太阳。

2006年11月—2008年1月8日

所谓中国模式，并非只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诸如此类；中国模式还意味着六四屠杀。

程映红（张伟国摄）

最近，香港的田园书屋推出旅美学者程映虹博士的新著《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程映虹来自中国大陆，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后赴美留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任教。程映虹博士长期专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九十年代在国内出版了一本《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卡斯特罗传》，殊不料引起古巴外交部的强烈抗议，于是被中宣部下令查禁。后来这本书又由香港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发行。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国际性的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既是国际共运的产物，并一直受到国际共运风云变幻的强大影响；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共产主义又反过来对国际共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毛时代。遗憾的是，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国人的研究还很不够。程映虹博士这本《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应是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的最有份量的著作。

《毛主义革命》全书共有十二篇，涉及的题目很广泛。作者讲到毛主义、特别是毛的文革理论对世界的影响，其中，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最令人发指。这对那些至今仍然崇拜毛，特别是赞颂毛的世界影响的人是当头棒喝。作者还讲到中共和苏共、和古巴共产党如何在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堂皇旗号下对人心的控制和对自由的侵犯，讲到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为何一度对毛式革命那么迷恋，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巨大诱惑和危害作出了精辟的剖析与批判。

本书结合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作者尤其善于选取特殊的人物与事件，通过引人入胜的描写，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毛主义革命》一书虽然讲的是毛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但它又反过来加深了我们对毛主义的认识，并进而加深我们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全书史料丰富翔实，叙述条理分明，文笔生动流畅，读来不但增长知识，而且发人深省。

早先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八九之后，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硕果仅存的共产大国，于是有人把这句话改成“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其实这话说得不准确，因为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比中国更不社会主义的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在经历了堪称翻天覆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改革后，却仍然能保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不变，而且还造成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倒是一个世纪之谜。本书有一篇专讲古巴的卡斯特罗为什么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其中写到卡斯特罗明知社会主义弊病丛生，但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顽固地拒绝改革，“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书中还引用了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讲的话。劳尔说，他之所以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是因为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这就提醒人们：所谓中国模式，并非只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诸如此类；中国模式还意味着六四屠杀。

这道理一想就明白。共产党是靠消灭私有制起家的，如今它又回过头来搞私有化，那无异于釜底抽薪，自己取消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出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我要强调的是，六四屠杀不但是十分残暴的，而且是极其无耻的。从卡斯特罗兄弟拒绝中国模式这件事，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古巴共产主义的进退维谷，也可以进一步醒悟到中国模式本身的无耻与野蛮。在所谓中国模式居然受到很多称赞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所谓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践踏与公然蹂躏，不要忽略所谓中国模式对人权、民主、正义与和平的巨大威胁。

原载《人与人权》2008年1月号

蒋经国手持“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队徽，正对干部进行讲話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

六十年前一个流着眼泪喜迎解放的翻身童工的我，曾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蒋家王朝！誓为解放台湾献出生命！”想不到今天公然写文称颂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先生为历史伟人！

这情感是真实的，出自内心的。

蒋经国先生不但是台湾人民的伟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伟人！我与国民党和蒋家无任何瓜葛，还深怀所谓的“阶级仇恨”，而今却出自内心地称他伟人，岂不谎唐吗？其实一点也不荒唐，这是活生生的历史，一部真正的历史。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先生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作风务实，常深入民间，头脑也清醒，他上台后推出“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他生活朴素，深恶腐败，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发委副主任王正谊、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王正谊还是蒋家的亲戚，他也毫不留情。

记得1987年我初来北京，在朋友家看过一部录像带《我们一同走过从前》，主要介绍蒋经国在台湾主政期间带领数万“荣民”（大陆退台国军），修筑山区公路干道，节风沐雨，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细节十分感人，至今难忘。

在他逝世二十周年的今天—2008年1日13日，台湾各种非官方的媒体对他一片颂扬声，普通老百姓又是那样深深的缅怀。香港凤凰电视台还专们拍摄了一部介绍他一生历史的资料片，将他生前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公诸于众。台湾中天电视台主播陈文茜小姐，用活生生的历史画面，向观众介绍说：1978年经由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1984年连续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1988年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在这十年出任总统期间，他个人和全家生活十分简朴，他的办公地址和住处七海官邸，原是美军招待所，房屋破旧，陈设简单，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普普通通与一般老百姓住家不相上下。他夫人蒋方良没有贵重的手饰和多余的衣服，出入宴会总是那几件旗袍，因收入不多，一直未回老家俄国，纵是一条吃不完的香蕉也得放回冰箱，留到下一次吃。在他执政十年期间，台湾经济高速发展，人均收入从140美元飙升到2300美元，提高了十五倍，成为亚洲四小龙。

而在我们中国大陆，毛泽东执政的二十八个春秋，人民生活不仅没有提高反急剧下降，甚而连饭都吃不饱，“三个人全穿一条裤子”（赫鲁晓夫语），饿死三千多万人。1955年中共改供给制为薪津制，我月工资为63元，当时可买120斤肉、400斤大米（五十年代猪肉每斤大慨是六至八毛，大米每斤一毛二。可能偏高了一点？）。23年后的1980年我“改正”回到报社，月工资仍是63元（这23年国家干部几乎未涨过工资），但只能买到60斤肉、200斤大米。通观全国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还下降百分之五十。两相对比，孰高孰底不是十分清楚么！

我认为，伟人不是靠舆论宣传出来的，更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靠他给群众的奉献，真真实实地为百姓做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可是中共不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更不是这样做的。1959年至1961年全国到处饿死人，毛泽东却到处修行宫，仅在他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修的滴水洞行宫，就耗去几亿人民币。笔者2001年曾去参观过，行宫占地近万平方米，不仅豪华气派，还能防原子弹袭击，而他只去过一次，平时空着，一个的连解放军守护。我愤而写有一首诗：“君王席间一戏言，百万民膏扔此间。寂寞行宫寒光锁，借问疆吏可汗颜？”所以毛泽东值不得人尊敬，他在我心目中从“伟大”而沦为暴君，而蒋氏父子从“暴君”而回归到伟人。这就是历史，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评判伟人的标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终结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权体制，还政于民。在他生命结束前的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使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解严”后不久，全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审查通过）、200余家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由于过去国民党长期统治积怨很深，这些新政党和新出版物大都矛头对准当权者，重炮轰击。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也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当着蒋经国的面打出“老贼下台”的标语。国民党官员们显得张惶失措，蒋经国却似乎不大在意，对抗议者还面带微笑。他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他希望党的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中常委们应该多发言，多讲话。他还呼吁大众“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这样，台湾社会虽然比“解严”前许多风波，政治冲突时有发生，但政党间基本还是维持了和平相处，人们的行为举止总体上也未出法制的大格。

“展现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成为今日台湾人民对政党竞选投票的准星。由于新上台执政的民主进步党陈水扁不以国济民生为重，大肆贪污腐化，追求享受，分裂族群，制造斗争，使台湾经济从2000年至2008年发展不大。故在此次大选中台湾人民十分怀念蒋经国，对被落选了的国民党又寄出新的希望。

我在想第四代执政的中共精英们，不妨学学蒋经国先生严予律己，宽以待人，根治贪污腐败，打击黑恶势力，逐步开放党禁、报禁，至少给人民有说话的权利。只要共产党向民主道路发展，不但不会丢掉政权，反而更会受到人民的拥护。

附：蒋经国小传。

蒋经国，浙江奉化县人。蒋经国系蒋介石的长子，曾任”中华民国”第六—第七任”总统”（1978年—1988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国防部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等职。

早年经历蒋经国为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蒋经国1910年出生於浙江奉化；1922年到上海读书；蒋经国15岁时，也就是1925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受吴稚晖启发，同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比他大六岁的邓小平。蒋经国1927年毕业於莫斯科中山大学。其间曾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遭史达林扣留下来当人质。由於涉及史达林与托洛斯基的党内斗争，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携妻带子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9年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据说政绩卓越，有称其为”蒋青天”者。1944年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处处长、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中将主任。1948年金圆券改革，蒋经国至上海进行经济管制，与孔宋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工作受阻。

1949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进行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存台湾事宜。国民政府迁台后蒋经国於1950年担任总政战部主任，负责政工改制工作。旋兼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统筹台湾的情治工作。同年7月担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进入党内决策核心。1952年主导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现名“中国青年救国团”）成立，增加其在教育机构与青年学生的影响力。1954年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此后蒋经国历任要职，包括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57年）、国防部副部长（1964年）、国防部长（1965年1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委（1969年6月）、行政院长（1972年5月29日）等职。

蒋经国曾在1966年访韩、1967年访日。1970年第四度访美时在纽约遭到台湾青年黄文雄、郑自才企图刺杀未果。

1972年，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75年，继蒋介石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经由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1984年连续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1988年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职务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由”副总统”李登辉依宪宣誓继任。由於1978年美国宣布将与中华民国断交，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国内外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而后为了因应国际情势的演变，及解决国内政治改革的需求，在蒋经国执政晚年逐步开始自由化的改革，先是未犟力镇压民主进步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继而於1987年宣布解严、开放赴中国大陆探亲，次年开放报禁。1988年1月13日病逝于台湾。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世界电玩大赛的台湾选手刘佑辰，获得了其中一个项目的铜牌。就在比赛前一天，这名年轻人的父亲突然过世了，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赢得了一枚弥足珍贵的奖牌。在上台领奖时，刘佑辰兴奋地展示了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谁也没有料到，颁奖典礼结束后，两名大陆选手沙君春和李小峰，带领团员包围刘辰佑，对其动手动脚，甚至恶言相向：“你们是狗生出来的吗？”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叶非比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刘佑辰下台以后马上遭到中国代表团的挑衅和叫嚣，有不雅的言辞，同时也有粗暴的行动，也就是用脚来踢我们的选手。”大会安全人员即刻出面制止，并通知警方到场处理。

叶非比说，台湾驻西雅图代表处已经向世界电玩大赛主办单位提出抗议，并且请美国警方协助维护台湾团员安全。叶非比也谴责了中国大陆以粗暴行为打压台湾的做法：“中国在国际场合对我们的打压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这样的作为只会加深我们国人的愤慨。”在接受记者询问的时候，中国大陆国务院国台办表示，还没有听说这个事件。这是大陆官员的习惯性反应：他们敢于怂恿选手辱骂和攻击刘佑辰，却不敢公开承认，其色厉内荏的本质昭然若揭。

据台湾媒体报道，刘佑辰被大陆选手辱骂的消息传回台湾后，引起巨大的反响。蓝绿两党的立委同声谴责，认为大陆选手不该出言侮辱，这样全台湾的人都无法忍受。究竟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究竟谁是台独势力的第一推手？很明显，是中共当局。由此一细节可以看出，两岸问题的症结不在台湾，而在大陆；不在民进党或国民党，而在共产党。用高压的手段不能获得民心，用野蛮的方式不能赢得信任。中共使用此类下流卑劣的方法对待台湾，不仅不能让台湾乖乖地挂起白旗，反而让台湾民众同仇敌忾，渐行渐远。对于此次事件，国民党立委郭素春表示：“在国际舞台上，大家比的应是实力，不是拳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王幸男指出：“中国可以打死台湾，但是不可以侮辱台湾。”他要求中国立刻召回口出恶言的沙君春与李小峰并予以惩处，胡锦涛应向全世界和台湾人民道歉。他还反问道：“台湾选手因为拿中华民国国旗遭到辱骂‘狗生的’，难道今日摇旗替王建民加油的侨胞也是‘狗生的’吗？我们有因为中国人拿五星旗，而说他们是‘猪生的、牛生的’吗？这样真的有尊重台湾吗？”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王拓表示，中国选手对台湾的行为，让他想到中国在受帝国主义者侵略时，帝国主义者以“禁止中国人与狗进入”来羞辱中国人。中国自诩为文明古国，没想到竟然如此肮脏下作！王拓还说：“中国口口声声说台胞是同胞骨肉，现在骂台湾人是‘狗生的’，那中国人呢？”

那两名侮辱甚至攻击台湾选手的年轻人，尚君春和李小峰，大概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的历史与现状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定毫无了解，稀里糊涂地便成了少年法西斯。他们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成就，更不了解大部分台湾人友善与温和的性情。井底之蛙，方会夜郎自大。他们是中共当局狂热的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的牺牲品，用历史学家袁伟时的话来说，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旗乃是若干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先贤设计的，在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期间也是民族意志的象征。比起中共的五星红旗来，这面国旗更有历史感和凝聚力，更值得尊重和珍惜。即便不认同中华民国国旗，但既然大家同是华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各自彰显各自的旗帜，而不必以“汉贼不两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封杀、羞辱和攻击对方。早前，海外观察家在评论朝鲜半岛南北领袖高峰会时，顺带提到海峡两岸问题，很无奈地问道：“为什么南北韩都已经是联合国承认的主权独立国家，他们都能在民族感情上惺惺相惜，离散家属的会面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反观两岸，近二十年的民间交流却引发双方越来越远的心理距离，猜忌、怀疑、恐惧的表征之下，哪里还有一点同是中国人的亲切感？”这个问题该由江泽民和胡锦涛来回答。

那两名穷凶极恶的年轻人，也许并不是中共党员，当然更不是衰老、僵化而保守的官员。他们并不需要如此表现一番，以换取仕途上的升迁。既然他们有资格出席国际电玩大赛，表明在接受新兴的科技和知识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特长。这一代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长大的青年人，应当破除意识形态的壁垒，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两岸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本着和平与和谐的原则，携手共同创建两岸都能享有的美好明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名年轻人的身体虽然生活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精神却滞留在盛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时代。如果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都是此种糟糕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我们对海峡两岸和平共处的前景难以抱乐观的期望。

这两名年轻人之所以有如此粗暴甚至疯狂的言行举止，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跟他们在中国大陆接受的文化熏陶和宣传灌输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用王怡的话来说，这些人在自己的财产受当权者侵害的时候默不作声，但一谈起台湾问题便蹦起八丈高，这是一种奇特的精神疾病。始作俑者是中共当局，中共当局最后亦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鼓吹斗争和仇恨的宣传和教育，才炮制出若干中国民众条件反射般的、对台湾喊打喊杀的仇恨心理。而此种扭曲的心态，又刺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选择台独的道路。台独的声浪越来越高，大陆这边的莽夫们动武的主张亦跃跃欲试。这简直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恶性循环。

爱因斯坦说得好，民族主义乃是流氓手上最后一张王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崩溃之后留下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真空，中共当局有意识、有计划地掀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狂潮，企图将其作为最后的“强心剂”，维持其丧失了正当性的统治。官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明显减少，对魅力尚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则加倍进行。近年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在中国日渐升温，也成为反西方、反民主的武器。从《中国可以说不》的洛阳纸贵，到香港澳门回归时盛典；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官方精心组织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若干中国民众幸灾乐祸的欢呼；从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当天市民“自发”的庆祝游行，到“刘翔神话”和“姚明神话”的大肆渲染；从二零零五年春当局收放自如的“反日”狂潮，到“神州”上天、“嫦娥”登月之后某些国民的欣喜若狂……当局的伎俩至少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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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能否填补民众的虚无主义、转换民众的功利主义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中共并不具备民族主义者的合法身份。就在当局打出爱国旗号的同时，却对民间保钓运动、民间对日索赔的努力十分冷漠，对印尼、俄罗斯等国的排华运动保持沉默，其虚伪性暴露无遗。中国割让给苏俄的土地面积，便有数十个台湾大小。相当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政权并不具备“民族主义旗手”的资格。其次，“中国”是一个被蛀虫蛀空的词汇，“中华民族”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概念。究竟什么是“中国”、如何认同和皈依这个概念呢？是地理上的中国，还是文化上的中国；是人种意义的中国，还是政权形态的中国？这些“中国”汇集起来，有可能形成一条“龙”、形成一个新的图腾崇拜吗？

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它只是一剂暂时有效的兴奋剂；民族主义也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彼岸，更无法赢得台湾的人心。一个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一群受民族主义左右的民众，其处境便如同盲人骑瞎马，正如神学家卢云所说：“人们对领导的一大假象，是以为一个从未到过沙漠的人能够带领别人走出沙漠。”当我在照片上看到那两个被邪恶的观念所控制的年轻人、被莫名其妙的仇恨所驱使的年轻人的时候，不由地想起了当年那些为希特勒二战的德国的青少年们。他们的表情亦如此相似！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无法上升到信仰层面，不足以填补当代中国国民内心的空白和饥渴。在张艺谋歌颂暴君秦始皇的电影《英雄》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的梦寐以求的乃是“天下”。然而，此“天下”乃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天下，而不是黎民百姓的天下。天下为帝王一个人所有，天下从未有过“天下为公”的时代，正如剧作家老舍在《茶馆》中所反问的那样：“我爱大清国，但大清国爱我吗？”这是那些“爱国者”们面对的最大的尴尬。

中共当局煽动民众对台湾产生仇恨，其用意当然是转移严峻的国内矛盾；而反观对岸，陈水扁在一次集会上反驳那些批评他的台湾老百姓说，太平洋没有盖子，你们不喜欢台湾，可以游到大陆去啊！其思维方式与中共及其培养的那两个年轻人何其地相似！当两岸的政客都在利用统独问题打压民众的不同意见、验证民众的“忠诚度”的时候，理性的声音便被边缘化了，两岸的和平与稳定也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也许那两名辱骂和攻击台湾同胞的年轻人，还在为自己的“正义行动”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所谓“爱国主义”，这种所谓的“敌人意识”，只是一种低级的、本能性质的情感。英国文学大师鲁益师说过，如果将爱国主义当作信仰，坚信自己的国家民族比任何其他国家民族来得优越伟大，那么很多人就有可能因这种信念作祟而成为恶棍。当它膨胀到最极端，就会孕育出种族主义。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中说：“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在民族主义之上，还应当有广阔的人类意识和普世价值。无论今后台湾何去何从，台湾民众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和朋友，两岸都不能因此而兵戎相见。

台湾不是大陆的敌人，大陆也不是台湾的敌人。那些制造敌人观念的政客，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今天，这两名年轻人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丢人现眼；明天，也许有更多的年轻人被仇恨和邪恶所控制，会去拿起真正的刀枪来杀戮。为了避免此种悲剧的发生，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从今天起便要竭尽全力在两岸撒播和平的种子。如果此次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警讯，那么便是它惟一的价值所在。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2008年1月2日狱委讯】维权网获悉，浙江省监狱管理局拒绝了浙江作家力虹（张建红）的妻子董敏给力虹保外就医的申请。 1月2日，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给董敏回信称，乔司监狱对力虹的”患病情况是重视的治疗是及时的”，并”给予了全面的检查”，”专门请了浙江省第二医院（浙医大附属二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会诊，考虑’运动神经元病’，采取营养神经、改善循环等治疗措施。”这封信还说，”服刑人员的保外就医是有严格法律规定的，既要符合保外就医疾病标准，又要符合刑期条件，还要考虑有无从严或从宽等条件。如果各项条件均符合，监狱会主动办理保外就医手续。”信的最后表示，”不考虑请上海大医院专家会诊的。” 因患有严重的两上肢神经源性损伤疾病，去年10月，力虹被迫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入住该监狱中心医院并提出保外就医申请。此后，董敏也向浙江省监狱管理局递交了给予力虹保外就医或请上海大医院专家会诊的申请。 现年50岁的浙江独立异见人士、曾任中国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总编辑的张建红，近年经常以力虹的网名发表尖锐批评中国当局的文章。2006年9月，力虹被浙江警方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后被浙江地方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我们希望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切实考虑力虹的身体状况，从人道主义出发，尽快允许力虹保外就医。

　

【2008年1月12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独立民刊《中国工人观察》主编、狱中作家岳天祥于2008年1月8日刑满出狱。 生于1956年12月28日的岳天祥，原为甘肃省天水市汽车运输公司司机，因发行《中国工人观察》、揭露国营工厂腐败、参加中国民主党，于1999年1月11日被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拘捕。1999年7月5日，被甘肃省天水市中级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岳天祥在服刑期间，获减刑一年。  在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名录上，岳天祥编号为58。现列入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狱中作家共有78名，最后一位狱中作家是于2007年12月27被捕的著名维权人士胡佳。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关注中国言论自由，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承诺，在举行北京奥运会之前，停止一切对中国异议人士的迫害活动，立即释放包括胡佳在内的所有中国在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