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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战争之中，战争已经进行一百多年，这是民主与专制间的战争，1949年后民主一方开始使用和平、非暴力手段，现在基本上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但战争在民主追求和坚持专制之间进行，并没有改变；这既是伟大的战争，也是伟大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关系中国兴衰，十三亿人的福祉；这场战争将进入中国历史，就像“独立战争”进入美国历史一样，这场战争将进入人类历史，就像世界大战进入人类历史一样。身在其中，我们应该有使命感，责任感，应该当仁不让。

2005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中为作者

（一）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千年难逢的战争和社会转型，提供难得的机遇。东欧、苏联曾和我们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台湾与我们有过同样的传统文化，他们已经基本结束了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时间也快过去近二十年，我们的转变不会拖延太多时间了。能够身处这个转型，为这个转型，出一份力，进一份心，应该是人生幸事，这就像一个人拿过枪，参加过世界大战一样，很难得。

我们置身于伟大战争中，面对由专制到民主的社会转型，每个正直的人，都应该想想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在历史的转折中，要扮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觉醒者应该能写的写，能说的说，能动就动，对正在上演的争民主大戏，要有钱帮钱场，没钱帮人场。我们不能屈从强权，甘做强权奴隶，随波逐流，醉生梦死。面对人肉制成的宴席、人血酿成的美酒，要扪心自问，能做点什么？不能只想从盗贼那里分一杯羹。

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要期望每人都有烈士心态，但有心人根据自己的环境、地位、家庭和底线，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二）民主与专制的战争，源远流长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民主与专制的战争开始于满清末年，前期一段，主要表现为真刀实枪的流血战争，如辛亥革命的屡次起义，以后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反对建立极权专制的战争。

1949年，这场战争发生转折，在那之后，战争转变为争取民主一方改用和平、非暴力的手段，而代表专制的一方掌控着政权；他们动用专政工具镇压反抗者，激化时，甚至出动野战军、坦克镇压，发生像1989年的六月四日那样的惨案；1949年后这场战争的主要表现是不流血斗争。这与1949年前不同。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很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包括满清末年的康有为、梁启超，创建民国的孙中山，领导抗日的蒋介石，他们都对历史有过贡献。1949年后的胡风，57年的右派群体，59年的彭德怀，文革中牺牲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等，他们都根据自己的条件贡献出了力量，中国历史前进，有着他们的推动，我们应该纪念他们

（三）建国后，前30年争民主的战役

1949年后推行的专制体制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的。对这种专制体制的个人反抗数十年连绵不绝。早期的反抗，很多人对专制体制缺少理性认识，但要民主、争自由的倾向，却较为明显，如1954年胡风等人提出争取文艺自由的万言书；1957年知识分子在“鸣放”中争民主，争法治的言行。

结果这两部分人的下场都非常悲惨，其一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被先判14年徒刑，后改无期徒刑，该集团下狱者数百人，受牵连者数以千计。1957年的敢言者则被打了55万右派，压在社会底层22年，株连家人亲友，吃尽专政之苦。

在中共内部，民主与专制的争斗也是不断的进行。如1954年的高岗（注1）、饶漱石（注2），他们只不过表示了想当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批评了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行为只不过是拉选票搞竞选，也有挑战自上而下任命干部的意思，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这些活动为中共当权者不容，经陈云、邓小平告发，打了“高饶反党集团”，斗得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拘押10年，牵连了很多人，事过五十余年，至今不得平反。

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把农民土地没收成为公有财产，很多农民敢怒不敢言，彭德怀在1959年中共的庐山会议上对公社化、大跃进提出了批评，这本是一般的党内民主活动。结果被打成“反党集团”，也牵连了很多人，二十年不得翻身。

（四）76年清明运动是文革一枝奇葩

1976年春，周恩来去世后，人们对文革中少数人掌握最高权力，打击异己的专制模式感到反感。当年清明节前3月24日，南京医学院的学生在雨花台烈士陵园献上了悼念总理的花圈，第二天开始学生去南京市区贴了悼念大字报，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市民借悼念总理之名，到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用送花圈、张贴、悬挂诗词表达内心的愤慨和反抗，其中一篇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横眉剑出鞘。”很快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上百万的民众。形成了花圈和诗词的海洋，此事引起高层的震惊，下令抓捕，把一般的纪念活动、民意的表达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次活动，是中国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独立的，民意表达活动，这次活动动摇了专制统治的高层，唤起了党内外一些人的觉醒。当年九月九日年毛泽东病死，高层的温和派乘机把极左派张、江、姚、王抓捕下狱，然后才有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

七十年代末，出现了“西单民主墙”等多种非正式的民间刊物、社团，民主和专制双方的争夺，以多种形式，在各个领域中全面展开。产生这些积极变化，“清明运动”功不可没。

1979年“民主墙”遭到党内保守派镇压，魏京生等被判重刑，民主运动遇到一次挫折。

（五）八十年代开始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民主与专制在两个战场上进行较量。一是表现在民间，以作家、学者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写出了很多赞扬、论述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的作品和学术文章，其代表人物有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等，结果他们被开除党籍。

在这同时，学生运动也崭露头角，如八十年代初的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很多大学生参加，胡平、张祖桦等当选。有人虽然没有当选，但也在基层竞选中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在民间留下深刻印象。87年的学潮虽然受到打压，也给89年学生运动打下了基础。

八十年代在中共党内也有民主与专制争夺的战场。双方斗智、斗勇，最后由于党内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大，开明派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赵紫阳随后被软禁了十六年。在这同时，党内一批开明派，也都先后被迫离开了关键岗位。

（六）89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

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学生运动，在近代史上曾有过着名的清末公车上书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六四”是继它们之后的一场学生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起因之一是悼念胡耀邦总书记，

但是这场学生运动却不像过去的运动那样的幸运，结局遭到中共顽固派调动军队、坦克血腥镇压。这是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中最黑暗的一天。血溅北京城之后，还把全国大量参加运动的公民投入监狱、劳教所，济南一个城市因为参加了运动而被判刑的就有大约八十人，其中一个判了死刑，上海也有判死刑的报道。估计这场运动之后，全国被判刑及劳教的人，数以千计。其他地方的数字有待调查。对六四运动的镇压，使得将近二十年来聚集起来的争民主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以王丹为首的21名学生领袖受到通缉，大量民运精英纷纷逃亡国外，很多进步报刊或被查封，或被彻底改组。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到此告一段落。人心冷了，人气散了。但是人们对中共的认识却更加深刻了，一些人在思想深处要求进行政治变革的意志也更坚决了。很多人流亡国外，形成了海外的民运力量，出版刊物，建立网站，成为国内民运的信息来源和转运站，他们在理论上、思想上也多有建树。

经过六四血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牢记历史，重新面对现实，思考未来。在思想上有了新的提高，新的认识。面对专制，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再次高涨，九十年代，着书立说成为风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慎之等先生。

在这期间，民间的思潮也异常活跃。人们对暴力专政更加反感，人们抛弃单一的意识形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各种传统宗教，特别是准宗教的活动，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七）争取信仰自由，法轮功学员奋起反抗

东欧、苏联和东南亚的演变过程已经向世界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自由化、民主化，宗教的力量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的勃兴，对中国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现代社会，信仰的多样性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一个现代的民主政党，应该具有信仰上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只有充分的信仰自由，才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中共当局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把世界上的传统宗教视为敌对势力，结果遭到教徒顽强持久的反抗。

1999年在中共保守势力总代表江泽民的主持下，不顾众多人的反对，将学员众多的法轮功定为“邪教”，大量逮捕、关押，广泛地使用酷刑。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遭到教徒顽强而持久的反抗。

中共当局本想用镇压地主、富农、“反革命”的方法对付法轮功，认为只要开动宣传机器，动用专政工具就会很快将其消灭。但让江泽民始料未及的是，法轮功学员竟然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经过暴政的洗礼，他们成为反抗信仰压迫的一支劲旅，其抗争遍及全国城乡，不仅表现在国内还扩展到国际。

信仰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意识形态专政是专制统治的支柱。在21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追求宗教信仰自由和意识形态专政的大战。

宗教信徒所追求的既是信仰自由，也是民主法制的宪政社会。因为只有民主宪政社会才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徒和中共当局顽固派对峙，也是中国伟大的民主与专制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无神论者应该义无返顾地支持他们，维护信仰自由权利。最近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在公开信中表达了这种支持。在中共当局严格打压结社自由的恐怖气氛中，法轮功学员能互相联系，呼应，救助，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很有战斗力的群体，而且更加难得的是，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出现内部的纷争，这也说明坚定的信仰是团结的基础。

中共当局为了保持一党专政，极力地封锁信息，对海外媒体，互联网或干扰或屏蔽。但是法轮功学员却用传单，小册子，口耳相传等方式，把被封锁的信息传扬开去，使很多下层民众认识真相，掌握真理。法轮功学员在争自由，争民主，反暴政过程中，显示了他们的顽强的草根性、大众性，对中国民主化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正义行为使很多人对其刮目相看。

当局必须尽快释放关押中的法轮功学员，还他们人权，应该惩办江泽民。

（八）争人权争民主的维权活动

进入21世纪在中国的大地上兴起了一股维权的浪潮，维权主要是维护人权，包括财产权和其他的公民权。财产权乃基本人权，财产权和生存权息息相关。人们一旦失去了财产，衣食住行都要依附于当权者，那就没有什么自由和民主可言。

五十年代，中共夺得政权后，通过土改、公社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公民的财产权，在这之后公民的私人财产几乎荡然无存。私人企业也被做为资本主义，一度彻底消灭。从而形成没有私产，只有公产的天下，国家是中共推行专政的国家，人们的工作单位、劳动场所，都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之中，广大的民众，为了生存，只能匍匐在极权淫威之下。

对中共高层的倒行逆施，谁敢说个不字？小小百姓稍有不慎，冒犯当局，就会丢掉饭碗，失去栖息场所、生存的条件，甚至被关进牢房。

满清末年和民国时期的宪法中都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中共建国后制定四部宪法其中都没有这项内容。中共建国55年之后，才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添上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谁都知道，这对一般平民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当局要保护的是官员及其子女的财产。广大农民使用的土地，不是说征就征吗？农民对自己的命脉——耕地有什么权利？六十年前高喊许诺的“耕者有其田”，那只是骗人的口号，现在是“官者有其田”。

居民住宅是私有财产，现在说拆就拆，私房业主有权讨价还价吗？将私人住宅拆了建商品房营利，这本是业主和商家讨价还价的问题，现在竟变成了业主与警察和官员的对峙，这是保护私有财产吗？这不是暴力抢劫是什么？这种现象即使满清末年也是很少出现，现在则是全国城乡的普遍现象。有人说“官商勾结”，他们就定人“煽动颠覆政府罪”，这种专制较之满清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的暴政压弯了多少文人的脊梁！满清末年中国有很多私人报刊，现在很难找到一家了。有人问满清末年文人的骨气，为什么百年之后很难看到了？这要从一党专政和消灭私有制中去寻找答案。

时至今日，物权法已经开始实行，但是很多政府官员，仍然延续过去土地和住房是公有财产的思路，随意改变土地的使用、决定住宅的拆迁，从中谋取暴利。在中国“公有”早已是官有的代名词。由此产生了以捍卫私人住宅产权，反对暴力拆迁的维权抗争，有了层出不穷的钉子户。有的甚至以死抗争。

在农村则有捍卫耕田使用权的抗争，全国很多地方官商勾结，将农民的耕地或宅基地，转手倒卖从中牟利。如青岛郊区强征农民果园耕地3000亩，官员以每亩七千到一万二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再以每亩二十三万到二十五万卖给上级政府，开发商再以五十万从政府手中买入进行炒卖。每一层都是私吞，暴发环节。（注3）据报道，2006年国家的土地出让金已经达到7600亿，（注4），上海市检察院在新周发布会上宣布，房屋拆迁已经成为上海市职务犯罪的“重灾区”，（注5）日前发布的2007年中国500富豪榜中透露的信息，在500富豪榜中有128人是从事房地产。官商勾结要把房地产业变成了强取豪夺的富人俱乐部。

这些事实都说明，一党专政的特权，以土地公有之名，掠夺农民的土地和居民的房屋产权，是官员贪腐，开发商暴发，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据社会科院2004年保守估计，约4000万农民被夺去土地，陷入难以为生的困难，农民的反抗都遭到政府施加暴力，动辄出动警力镇压，农民哭诉无门。（注6）

（九）农民正在为土地所有权而战

中国的农民在合化之前，享有土地所有权，这种权利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丧失，农村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所有，土地的转让，处置由官员们决定。从此中国的广大农民成了弱势群体，任由官员们宰割盘剥。

残酷的现实唤起农民的觉醒，现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不少农村，已经发出归还土地所有权的呼声，黑龙江富锦4万农民宣告被官方低价抢夺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陕西原三门峡库区，约7万回迁农民，也宣布对现承包的15万亩土地和被官员霸占的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的所有权。

天津市武清区八千多农民联合起来，2007年12月18日正式向区政府宣告，被霸占的9000亩耕地“实际上是为官员自己捞钱服务的，”现在要将其收回，重新分给各户。

最近我去北京市郊访问农户，得知这里的居民也正在维护自己的宅基地的所有权，耕地的使用权而抗争，抵制政府的抵价强行征购。有些征购是在打着绿化公益的旗号进行的，实际是为了开发商建写字楼。其中政府、官员、开发商得到多少利益当然是保密的。

几年以前的济南市郊区党家庄镇殷家林村和党西村的农民就奋起利用上访，竞选村主任的形式，追究官员的卖地赃款，要求归还农民土地转让的自主权。经过了八年抗争。打头者周长青等一度入狱，一审被判处八年徒刑，（后改判一年半徒刑），出狱后，村民仍将他推举为领袖，继续从事围绕土地问题的抗争，2003年终于被选为村主任，至今历经选战，屡战屡胜，他已经连任三届殷家林村村主任。

中国亿万农民向官方讨还耕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是民主与专制的战争，是伟大战争的一部分，只要官方克制这就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十）大学生的觉醒和抗争

1987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被血洗之后，学生领袖遭到通缉，被开除，教师被整肃，一段时间大学生比较沉闷。

进入21世纪，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在增长，大学生追求自己的尊严。他们反对单一意识形态的灌输，反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他们的声音通过网络表达出来。

2004年北大关闭一塌糊涂网站，与后来关闭清华BBS，都遭到过一些大学生和教授的反对。

在2002年和2007年的两届基层人大选举中，大学生不但用多种方式对官定候选人表达了不满，而且在有的高校还参与了独立候选人的竞选或助选活动。

2007年大学生的不满及反抗心态时有表露，如12月25日平安夜，在全国着名的高等学府南开大学，为了反对权贵们在校区横部直撞，一刹间聚集了上千学生，群情激愤，声讨肇事者，当肇事者说：“我要拿出证件来会吓死你们”。大学生并没惊恐，而是更加大声地谴责。学校派了保卫处的干部、教务处长出面劝阻，都被学生哄走，最后到了半夜，才出来一位副校长答应学生三个条件：1：保证依法处理，2：保证改善学校交通，3：保证不追究学生的责任。学生讨回了公道，才最后散去。大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追求自由民主，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正义感，使命感，他们不甘于被陈旧意识形态束缚。他们居住集中，信息丰富。而且有一批先知先觉的教授的潜移默化，应该相信中国的学生运动会再次兴起。

（十一）很多方面不如满清

满清末年和民国时期的宪法中都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但中共建国后50年宪法其中没有这项内容。满清时期是专制，1949年后的专制在很多方面超过满清。满清的钦定宪法中有保护臣民的迁徙自由的内容，而中共现在的宪法中却没有这样的条文，一党专政的户籍制度，化地为牢，把农民捆绑在“人民公社”里，公社成了奴隶庄园。1958年后饿死上千万人，却不准饥民外出乞讨，哪个专制朝代能做到？

满清的科举制度，选举官员，公平，公开，公正，对考试作弊的官员严惩不贷，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惩处过几个作弊者？国家很多公务员的招考条件中规定非共产党员不取，报名者颇多，甚至在2008年招公务员的公告中，“中国民主建国会”招考一名公务员，也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注7）！而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在招考公务员的信息中规定报考者必须是该党成员。中共要控制“民主党派”，将其塑造成“政治花瓶”的意向昭然若揭。2008年公务员招考规定必须是中共党员才能报名的还有“司法部”“农业部”“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科协”的一些职位。

这是对数以百万计的非党员大学毕业生的歧视，有血性的大学生对此不会漠然视之。

请问中国当局，满清科举制度有没有规定进京赶考者必须是皇党成员，必须是皇子皇孙？中共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是要维护中共党员培的贵族地位，使他们享有更多特权，让他们为专制制度卖命。

自从实行公务员公开招考制度之后，几乎年年都有公务员热。2008年招考国家公务员，报录最高比例是农业部，该部综合处科员只有一个录取名额，在报名结束前两天竟有3167名报考人员通过审核！（注8）公务员热是是中共一手制造，公务员福利高，工资待遇好，工作稳定，没有失业的危险。不少职位非中共党员不取，使国家的大量财富花在了这些名为公务员，实为中共的党务干部身上，这是为了培养一大批养尊处优忠于中共的官僚，巩固中共的统治。

现在新加入中共的党员，有几个还有共产信念？有的大学生在三年级时，就急着申请入党，公开说“我想考公务员”，为了考公务员而入党，这在高等学校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文科班级，几乎个个要求入党，不要求入党者成了异类，中共的公务员考试牵住了大学生的牛鼻子，绑架了大学生。

（十二）很多方面不如民国时期

2007年11月我竞选区人大代表，在山大校园展示竞选看板，散发传单，与大学生见面。一个大学生当着很多同学问道：“孙老师，我们国家现在有八个民主党派，他们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笑着回答：“他们都是在1949年以前成立的，1949年之后中国没有再成立一个民主党派。”其实这个同学很可能是明知故问，是让我借题发挥。我本人就是民主党派成员。关于中国党派的历史我也略有所知，4年前我去台湾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张玉法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着作《民国初年的政党》。从那本书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是一个各种党派风起云涌的年代。

1912年元月宣告民国成立，当年十月在民政部备案的党会就有八十五个，各省的政党就更多，当年11月，广东就有党会一百七十余个。该书作者估计民初政团达“三百有余”，可见民国初年有极为充分的结社自由，组党自由。只从这些方面来看，辛亥革命也是功不可没。他和后来的所谓“革命”不能相比。

在这之后的民国时期，各个阶段都不断的有新的政党成立。留在大陆的八个“民主党派”只是其中的少数左翼而已。这八个党派中有六个成立于1941年到1947间，一个成立于1930年（农工党），另一个成立于1925年（致公党）。

为什么1949年之后，经过近六十年时间，中国没有再成长一个“民主党派”？这说明中共一党专政不为国人留下产生新政党的土壤。1949年以后，凡有准备筹组政党者，皆以“反革命集团”“颠覆罪”论处，不知判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1978年我在济南劳改支队服刑，同室难友程昆廉，就是在1959年组党被判死缓，他一家三口因组党被关进了死牢，父亲死在监狱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省份组建民主党，到省民政厅登记，打头的抓到就判刑，这就是“新中国”六十多年来没有产生一个新政党的原因。

民国时期有很多私人报纸，有的大报对执政党采取反对态度，对当局批判揭露多于赞扬。如当时的《大公报》《文汇报》，但是1949年后，经过改造，全国的大报一律成为党报。直到现在全国有几家私人报纸？还是储安平先生在五十年前讲的对，民国时期，自由是多少问题，1949年后，自由是有无的问题。我们如果认真看待历史，就可以明白，1949年后的专制超过民国时期的专制。

（十三）对民主化应有坚定的信心

回顾中国民主与专制的战争，环顾世界，我们应该对本国民主化具有坚定信心。

东欧国家和原苏联，曾组成强大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几乎一夜之间专制解体，走上民主道路。为什么貌似强大的专政机器，会如此快崩溃？这是因为极权统治，违背世界潮流，因为国内有反专制争民主的力量。

有人说，中国和东欧不一样，那里有欧洲文化，有西方文明，中国不能搞西方民主。我说，搞东方民主也行，印度在六十年前走上民主化道路，台湾在二十年前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台湾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他们的民主是东方民主，他们的经验完全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但是我国高层却极力地封锁东欧、原苏联和台湾民主化的经验。

十四年前，我从台湾访问归来，介绍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院士到山大来做报告，学校的分管校长表示欢迎，报到省里，回答却是不准介绍台湾经验，不能做报告，客人马上要进门，学校为难，最后变通为开座谈会。

讲台湾经济经验都不能得到批准，何谈政治改革的经验呢？中共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充其量，他们讲的“改革”也只是经济改革，而且是不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讲的“开放”只是经济科技的开放。政治上是绝不开放的，外国及港台的报刊、书籍、媒体、网络能对国内开放吗？我在香港出了三本书，海关查到就当禁书没收。海外和港台的广播、电视、网站都被严密地封锁。香港亲中共的凤凰台也是只准北京、深圳转播。国务院的文件规定，（注9）公民安装接收卫星电视的天线要罚5000元以下。现在的中国，政治上仍是闭关锁国，外界民主化的过程，能够启迪民智的世界遗产，各国共产极权的罪恶行为（如柬埔寨红色高棉、北朝鲜极权的残暴）当局都是极力的封锁，学术上禁止讨论。

为了突破封锁，海外友人创造了系列工具，国人只要有勇气，就能收到不同的信息。而且人们正在用香港自由行、台湾游、海外旅游的机会，去观察自由世界。更可喜的是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很多热心者，通过复印、光盘、口耳相传，把被封锁的信息传给了基层大众，使得觉悟者日益增多。

（十四）打压成就反对力量

中国当局的各种打压，正在制造他自己的对立面，他们残酷打压法轮功学员，使得这个群体走上了坚决反对极权的道路。其中有很多人跟着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有的是1949年前入党的老党员、退离休干部，他们的思想转变，来自于中共的打压、暴行。

上访大军，本来只是恳求当局给他解决冤屈、不平，但是看到的却是当局不把他们当人看，日继一日，他们终于觉醒，把上访当做示威，互相串联的，站到了极权的对立面。暴力拆迁，暴力征用土地，也培养一批觉醒的民众和组织骨干。

专制的打压培养了反抗专制的大军，这个大军的扩大过程，就是专制解体的过程。

1949年后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有大的战役，也有小的战斗。表面上看多是专制当局一方获胜。但是他们在道义上、法律上是失败的。他们行使专政权力，必然遇到舆论的谴责，会留下一笔违法的账单，会唤起一些人的觉醒，会锻炼一批与他们继续抗争的力量，会逐渐消除一些人的恐惧感。判刑、软禁、传唤、押回原籍、训诫，这些做法对某些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当儿戏。

但是像这样的抗争继续下去，日积月累，民主的力量、权利意识会不断壮大和增长，专制的势力会不断孤立，民主与专制的战争的最后胜利者肯定是民主势力。只要有这个信念，不断去争取，不断地动作，曙光应该就在前面。

（十五）纪念死难者，悼念英烈

专制体制的守护者为了镇压反抗、制造恐怖而屡开杀戒，无辜死难者的血光照亮了他们的丑恶。我们必须要纪念这些死难者和英烈，让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纪念先烈是推动民主的重要环节，专制统治者们制造了大量的血案。在这些血案中，都有值得我们悼念的英烈，英烈的鲜血为我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我们纪念他们，也是为了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推进民主化。我们悼念英烈，也是为了教育中青年一代，让他们不忘祖先，不忘被人掩盖的历史真相。

不久前，国务院决定清明节成为公民假日，放假一天，调整周末假日，可有三天放假，我们要利用这个建国后的第一个清明三天假日，去祭奠英烈，去悼念死难者，让他们的英灵得以安息，让他们的事迹永远鼓舞后人，让他们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

我相信中国的清明纪念活动将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英雄纪念碑、烈士陵园等建筑，那里正是悼念英烈的去处，悼念活动不但可以送花圈，还可以从简行事，挂上一联白布条，有人叫白幡，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写上悼辞如“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悼抗日烈士”“悼为民主自由牺牲的烈士”“悼念为信仰自由而牺牲的烈士”等等。

如果不方便的也可以挂上一朵小小的白纸花，一条白幡，让他随风招展，以表达心意，甚至到那些地方去走走看看，寄托哀思，也是表达心意的活动。纪念活动不在于花多少钱。

76年的四五清明运动和89年的六四都起始于悼念先人，前者悼念总理，后者悼念胡耀邦总书记，现在的清明节我们不如悼念赵紫阳，我们要提倡悼念文化，清明文化，借悼念先人来促进民主，推动转型。

（十六）纪念六四，平反六四

明年是“六四”运动二十周年，每年“六四”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些为了民主，为了自由血洒北京的学生、市民。但是到哪里去祭奠英灵？

六四之后，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中国当局不准民众公开悼念六四，中国人怎么办？我最早想到的就是，可以在六四那天大家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开始也不要举横幅，撒传单，很多人都去看看，人多了就能形成气候。当时这种想法无处表达，后来有了互联网，我在网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六四”看看天安门广场》（2002年），文章建议想有心纪念“六四”的人，不妨“六四”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聚一聚。

这篇文章本想鼓动北京人六四去天安门广场，但是因为发表在海外，国内反应不大，后来我想，何不自己先去看看，路虽远，但有意义，我把这个想法和一些朋友讲了，有人表示支持，于是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都要去北京天安门广场，2005年去成了，而且是四人一行，照了相。2006年我先发了要去广场的文章，结果被济南七名公安开车从北京火车站把我押回济南，回家我才知道北京浦志强律师1989年之后，每年六四前，他都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这一年他发几十个短信邀好友同去广场，结果被警方堵在家中。2007年六四前我也被山东大学的领导堵在家中，他们代我退了火车票，彭志强律师去广场受阻，最后与警方达成妥协，结果公安派车送去广场并押回家中，2008年我还要去北京悼六四，不知将遇到什么阻拦。我想明年是六四20周年，广场上的人会更多。

香港市民有权利每年六四，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悼六四晚会，2004年我特地在香港停留七天、参加悼六四晚会。那年有8万人参加，烛光通明，主席台旁八个大字“还政于民，平反六四”，每个字都有两个人那很高，非常显眼。会场入口有“欢迎祖国同胞参加香港烛光悼六四晚会”，我这个“大陆同胞”心里感到暖烘烘的。大会开始，由支联会司徒华致辞。还播放了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的纪录片，播放了学生领袖王丹和丁子霖女士的致辞录音。使我吃惊的是会议上既有成年市民，还有小学生，和怀抱的儿童，家长说：也让小孩子知道中国的历史，要世世代代纪念六四，使我很感动，急忙拍照留念。我把这次参加香港烛光晚会的照片放到了当年我出版的《百年祸国》的封面上，以后又放到了《呼唤自由》的封面上。

香港每年有烛光六四晚会，香港市民和邻近香港的深圳、广州市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自由行去“旅游”顺便去参加追悼会，现在有文化旅游，重温革命道路旅游，应该有人组织悼六四香港游，当然公开号召，当局可能说“涉嫌煽动颠覆政府”，但是不打纪念六四的旗，你组织的香港三日游，恰好涵盖六四那天，当局咬你哪个部位呢？做生意要动脑筋，香港游也要适应旅游者的需求。而且当局也没有说六四不能组织去香港。前几天去北京，看到彭志强律师，他问，为什么不可以去香港纪念六四？香港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应是中国南方特有的一道风景线，旅游业者不应放过这个商机。

六十年前中国流行一首歌曲，歌词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似铁，这力量如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朝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射出万丈光芒！光芒！

让我们唱着这支歌曲，去争取民主宪政，去见证由专制到民主的伟大的社会转型。

注1：高岗（1902-1954），早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任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受批判后自杀身亡

注2：饶漱石（1923-1975），早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任华东局第一书记，1953年任中共组织部长。1955年被捕，拘押十年，1967年再收监

注3：吴庸：《农民的新觉悟及出路》

注4《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51期

注5：《工人日报》2007年12月24日

注6：吴庸：《农民的新觉醒及出路》

注7：见http://learning.sohu.com/s2007/0576/s252642822/中央机关及其附属机构2008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信息

注8：见搜狐教育网：08年公务员报名人数

注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3第129号，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

2007年元旦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谢谢各位，谢谢南航和《云中往来》的邀请。最早预备这个题目时，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经过前几位主讲的发言和讨论，我很高兴看到广州知识界的朋友们都在关注道德、公义和信仰的话题，不管我们的观点怎样不同，但当我们说到“复兴”时，道德与信仰都正在成为关键词。   

早先刘军宁老师倡言“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写过回应文章，谈到宗教复兴。今天也很感恩，有机会排在刘老师之后，让我继续来延伸这个话题。

我很同意刘老师“从改革到改制”的提法。茅老师一开场就提到1840年。其实从1840到1989，我们看见这150年，中国人每一轮寻求复兴的努力，最后都是悲剧收场。那么今天又过了快20年，民间的人财物都开始鼎盛。奥运之后的中国，到底是迎来又一次的复兴机会呢，还是我们还要经历又一次的反复。刘老师的说法是“改制”，我的说法就是八个字，“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这就是复兴的开始，是未来2、30中国的主旋律。

什么是复兴

以圣经的观念看，首先“复兴”关系到生养和治理。《创世记》记载神创造人类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说，不生养一定不复兴，光生养不治理也不复兴。我结婚10年都没要孩子，原因很多, 但最主要的，是我不能确信一个族群在大地的延绵到底有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十年都挣扎在这个题目上。但是，一个知识分子自称关注未来和中国的制度转型，关切政治、法律诸问题；与此同时，自己却不愿在这个国家要孩子，也不敢在这个国家生孩子。这里面个人生命与公共志向之间的断裂，实在可想而知。但感谢上帝，在2007年使我终于有了一个孩子，所以我跟“复兴”这个议题才有了真实的关系。

其次，“复兴”的基本意思就是重生，重生的一个意思就是悔改归正。《新约》里有少数几处提到“复兴（restore）”或“重生（born again）”，在希腊文里其实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里耶稣所预言的“万物复兴”，就是整个宇宙在恩典下的重生，人因着基督的十字架而被救赎，万物也因着人的被救赎，而从空虚中获得了意义，在历史的尽头一起从劳苦叹息中被赎回，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一个“宇宙性的复兴”。刚才有个朋友说，“复兴”的提法不就等于要回到过去吗？但至少以圣经的观念看，“复兴”的意思并不是复古，所谓中国的复兴就是中国的重生，中国人的灵魂重生，和中国文明向着普世价值的悔改归正。“复兴”不是回到过去，反而是“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换句话说，复兴一定是和末世论有关的，也就是和你对世界的一幅终极图画的确信有关。没有一幅终末的图画，就没有今天的K线图可言；而没有K线图，还谈什么复兴呢。共产主义一度爆发出最大的历史驱动力，就是它以无神论的方式，模仿了基督教的末世论，所谓“共产主义”，不就是对一种特定的末世论的描述吗。

所以中国要讲复兴，就一定要在离开共产主义之后，重新在人类普世价值的背景下，去看见一个新的、充满真正的自由与盼望的历史图画。对我来说，就是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那幅图画。对你来说，也一定会是个什么。

或者你也可以用佛家的词汇来诠释，就叫凤凰涅槃。经过近代以来这150年，中国到底可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完成这个凤凰涅槃，变成一个新的、但同时也不是革命式的、与一切传统决裂的那样一个新生命？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新约的《使徒行传》中所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如果说到“繁荣”，今天中国的确很繁荣。但繁荣只是一种现象，而“复兴”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

简单地说，圣经中谈到的“复兴”，就是生命与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我从十年的丁克一族，到如今开始生养，我的家庭就终于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了。因为我重新确信了生命的延绵在大地上的意义，这个意义如此真实，以至于胜过了一个共产党政权，也胜过了地上的一切政权。所以我对中国的自由民主的期望，可能和你不一样。对我来说，一个宪政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等于复兴本身，甚至不是自由本身，而是“回到未来”的一部分。如果今天开始谈复兴，说明我们有了这150年来都不敢有的一种眼光，就是我们的子孙到底何去何从？复兴一定和我们的后代有关，而不仅仅和我们有关。当你在族群和历史里寻找并获得生命的意义时，复兴这个词才对你有意义。

关于中国的复兴

下面我就中国的复兴，谈我的三点看法：

第一，灵魂复苏与民族复兴。刚过去的这30年，中国做了一件事，就是试图确立真正的个人尊严。在这30年间，个人尊严的确立主要依赖于利益的驱动。所以中国有了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把我们的私有财产团团围住了。而未来的30年，个人尊严的最终确立，不可能继续以财产权为核心。信仰必将取代利益，成为一个新文明的主要驱动力。第一步，是利益开始崛起，第二步是灵魂开始复苏，第三步才可能有文明的复兴。个人灵魂的普遍复苏，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前提。

第二，不道德的“雄起”与有理想的崛起。一谈大国崛起或中国复兴，我就想到四川话说的“雄起”。“雄起”的意思就是无方向的和不道德的崛起。现在中国真是越来越富了，我在澳大利亚访问时，一个国会议员这样介绍他的一位同事：“胡锦涛先生访问澳大利亚时，他是我们国会里唯一没有点头哈腰的人。”也许这一幕，会让一个长期“落后挨打”的民族滋生出某种自豪感。但中国威胁论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如果你看见一个缺乏理想的、并丧失道德感的人，变得越来越富，而且就坐在你家隔壁。你一定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

所以谈中国的复兴，其实也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历史已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它必须在道德上开始对这个世界负责任了。刚才鄢老师说，中国复兴的前提，就是先要把自己的事管好，不能对普世的自由秩序构成威胁。我极为赞同，这是一个民族的“复兴”所包含的，对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责任，就是接受一个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成年礼。在“复兴”的意义上，没有内政与外交的分野，“不准干涉内政”的意思，就是不准自己复兴。复兴的意思，就是无论在任何意义和任何层面上，你都不能、也不应该对每一个人类的普世价值构成伤害。

第三，有信仰的社会与有宪政的国家。中国的民间社会经过这30年，已积累了比政府、比共产党更多的财富，和比政府更聪明的头脑。但决定中国未来的，是民间社会还能不能积累出一个比政府更大的理想？你从16大报告读到17大报告，就知道共产党已经没有理想了。掌控这个国家的权力集团，今天连一点理想都没有剩下。所以中国的未来必定如此，也只能如此，那就是这个民间能否比这个政府更有理想？比这个政府更有信仰？比这个政府更有道德？

一个社会性的复兴，就是“人人有财产、人人有信仰”。儒家说“礼失求诸于野”，现代文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求诸于野”的历程。“民族—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没有信仰，它有信仰是很可怕的。但一个复兴的国家，一定是由无数有信仰的人组成的。没有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也是可怕的。有信仰的人组成的国家，它的外观设计就是较好的落实了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换句话说，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信仰的外观设计。

从信仰复兴到立宪政体

《旧约》中记载过一次信仰的复兴，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迎来了一次大复兴。这次复兴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律法”，人们在废墟中重新发现了摩西律法。第二是“立约”，省长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宣读和讲读律法，重申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约，这个约中有应许，也有咒诅。第三是“悔改”，人们听见律法就哭了，跪在圣殿重立的根基之上，认罪、祷告、哭号。

这就是复兴的三个要素，我们的法律够多了，合同也签了不少，劳动合同明年开始不想签也要签。我们政府里的贪官和牢房里的罪犯都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真正的上帝的律法什么时候被发现，被承认；真正的盟约和宪约什么时候被确立、被遵循；真正的回心转意、谦卑悔改什么时候如火一样，落在这个族群当中，我们什么时候就复兴了。

你读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绝不只是一个制度设计，那是美国人的信仰和价值理想的一个工业品外观设计，这个制度产品的背后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无数灵魂复苏的个人，导致了一个自由的和自治的政治国家。英国的清教徒运动，最后是君主立宪。美国建国之前半个世纪，被称为“大觉醒”的福音复兴运动，塑造了未来的美国立宪。纵观人类近400年的历史，凡是没有经历信仰复兴的国家崛起，最后一定出问题。而那些经历了信仰复兴的崛起，就构成了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

这是复杂的题目，我在这里只举4个人物的例子，勾勒出一个脉络。

第一个是加尔文，他在日内瓦，日内瓦是新教改革的一个中心，他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贡献，第一是以圣灵的内证，来确立圣经信仰的权威性问题，第二是带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即一个充满了上帝的至高主权与荣耀的宇宙与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今天称之为“政教分离”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加尔文主义在政治学上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和国家主义崇拜、包括各种现代极权主义兴起之前，在人类历史上筑起了一道最坚固和最保守的防线。这条防线从日内瓦到苏格兰，然后从英国到美国。

这一传统往下走，到了加尔文的传人、我要提到的而第二个人物，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他被称为苏格兰宗教改革之父，苏格兰长老会之父，甚至苏格兰的国父。他把加尔文主义带到苏格兰，经过一两个世纪信仰的复兴与磨难，在那里产生了最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最伟大的教会之一、苏格兰的长老会。后来清教徒受迫害到了美国之后，长老会成为北美殖民地的立宪政府所效法的人类治理模式的对象。如果说法国共和国是对天主教会的一种模仿，那么美国的宪政就是对长老会的一种模仿。

从苏格兰来到北美的清教徒中，有我要提到的第三个人，约翰•威瑟斯彭。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6任校长，也是诺克斯的后代。很有意思，这三个人都是约翰（加尔文、诺克斯和威瑟斯彭）。威瑟斯彭也是独立宣言签署者中的唯一一位牧师。他的学生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一位副总统，十几位部长，二十几位参议员，三十几位众议员。其中最出名的学生，是我要说到的第四个人，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

从这四个人物的渊源和传承中，你可以看到，从新教改革、清教徒的福音复兴，到美国的建国、立宪和崛起，这样一个从个人与社会的信仰根基，到立宪制度的外观设计的脉络。一直到1964年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有人说这标志着美国清教徒时代的结束。但是从美国人的信仰在60年代跌入历史最低谷之后，新教信仰迎来了再一次的复兴，这一次从卡特当选总统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是从里根到小布什这近30年，几乎与中国的改革时代是完全同步的。而美国福音派信仰的复兴，与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复兴，也几乎是同步的。

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复兴

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信仰复兴？关于中国的宗教信仰人群，基督徒、佛教徒或其他宗教信徒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前不久南京大学一个课题组的研究，评估说有3到5亿人。下面我举三个地点的信仰复兴的例子。

一个是香港。12月2日下午，约有13万人参加了美国小葛培理牧师的布道大会。小葛培理在香港一共4天的布道大会，总计42万人参加，其中约有3万3千名香港市民，在大会上表示愿意成为基督徒。中国的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也当场邀请这位牧师明年5年去北京布道。

 另一个是杭州。那里有今天为止全球最大的华人基督教堂——“崇一堂”。12月8日，有两位美国传道人在那里讲道，全场挤满了约8000人，其中有市民、农民工，有资本家也有小职员。当天主题是耶稣说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现场有数百名非信徒，表示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和谐与喜乐，与今天的主流社会氛围是非常迥异的。我们中间有7000万的中共党员，这是明显的。但也有不少于7000万的基督徒，这可能是不太明显的。看下面这幅图片，看这些年轻人，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成为每个人的信仰，我也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但当这些贫富不均的人在一起欢呼、喜悦与赞美时，他们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们刚才所争议的那些社会议题。他们的神情，就是未来中国复兴的神情。

这是官方教会的情况。杭州的另一个例子，是萧山的家庭教会，这在中国目前的行政法的层次上，有合法性的冲突。我不是说家庭教会没有合法性，我的表述是，“合符宪法的家庭教会，在行政法的层次上和不合符宪法的政府政策存在法律冲突”。在06年有一个海内外影响很大的教案，就是萧山信徒集资兴建的大教堂，被当地政府强行拆迁。大家看照片，这个教堂已修得3层楼高，然后被拆迁，与信徒发生冲突，有不少人被拘捕。最后是一片废墟。

 

其实当我看见这个废墟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真正的废墟并不是被拆掉的教堂，真正的废墟是当代的中国社会。什么叫废墟呢，废墟就是堆满了各种原材料的地方，今天中国社会就是堆满了原材料，前30年的结果就是堆满了原材料。中国未来的复兴，有了一个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原材料积累，这是财产权的基础。但不论这些财富多么繁华，堆在那里，没有被建造，没有被信仰更新，没有被一个立宪政体组织起来时，就仍然是一个繁华的废墟。看看我们周围吧，这就是当代的中国社会。

最后我要举的例子在偏远的农村，四川遂宁市的步云乡。这是中国第一个尝试乡长直选的地方。02年我在那里调研，住了半个月。步云有13个自然村，调研结果最令我意外的，不是它的所谓乡长“直选”，而是那里的宗教复兴。全乡共有13座寺庙或教堂，12座佛教或民间宗教的庙宇，和一座天主教堂，每个寺庙的领袖称为会首，每座寺庙的信徒从8百到2、3千人不等，并且均有自己的选举制度。在步云，很明显已经形成了两套公共治理的框架和两套公共生活平台。一套是村委会、村党支部的治理系统，一套是信仰人群的民间自治的治理系统。 13个村委会的平均债务是20几万，13座寺庙的平均现金流规模高于村委会，并无一元钱赤字。

30年的伟大就在这里，乡土社会的秩序已经完全恢复。在步云，已经根本不需要那些党委派下来异地为官的干部，步云需要的不是选举一个异地为官的乡长，哪怕是所谓直选。它需要的是和共产党KISS GOODBYE。什么是复兴呢，什么时候把乡政府和乡村两级党组织完全撤走了，什么时候它就复兴了。

但这13座寺庙和教堂，只有两间有官方的宗教活动场所许可证。照片上这位老先生用了10年时间拿到许可证；另外这位老太太是佛教寺庙的一个会首；接下来是当地天主教堂的负责人。这些都是当地最中国的农民，这些老太太在圣诞节走了50里的山路，来参加当天的弥撒。这一位有着最中国的面庞的农民，当他告诉我他名字叫保罗，当时我既震惊又亲切。你不要去问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鲜活的、在信仰中的生命。这些是他的孩子，家里的第三代基督徒；他们一起读《圣经》；这是聚会前的自愿奉献；这是中国乡村的基督徒在贴春联：“以爱还爱”。他们不是贴“福禄齐天”或类似的话。当你看到这些最中国的面孔，在贴这样一幅春联时，你可以看见一种具体的、真实的信仰怎样“道成肉身”，在一个族群当中、在民间社会里的扎根。当你看见了灵魂、道德、文化和公共治理模式的更新，你就看见了复兴的图画。（见图片）。

如果说公司意味着民间的财产自治，是前30年的一个显性的社会结构改变。那么信仰的复兴与信仰人群的大规模自治，就是前30年留下的一个隐性的社会结构改变。这两者都是30年最伟大的遗产之一。中国的复兴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一隐性的信仰复兴，在未来的显明。并日益构成对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两方面的道德驱动力和道德约束力。信仰自由的追求者，尤其是浮出水面的中国基督教会，也将和那些财产权的捍卫者一道，至少在道德的和社会学的层面上，构成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

信仰与道德标准的复兴

美国宪法前言说到立宪与建国的目标，“establish justice”和“secure blessing of liberty”，通常的翻译是为了“树立正义，保卫我们和我们子孙自由的幸福”。我在这里回到清教徒的观念和传统里来翻译，第一是“坚立正义”，因为正义并不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人类能做的，是最高的公义在我们当中落实的程度；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清教徒时代首先指的是建立教会，尤其特别是指改教之后的英国圣公会。美国宪法特别以这个词来指称一个与上帝立约，并遵循上帝的公义的国家。就像minister这个词，在18世纪之前多指牧师，后来就在立宪政府中被使用，称之为部长了。第二是“保卫我们及我们后代蒙福的自由”，用柏林的话说是“消极的自由”，但用清教徒的话说，就是“蒙福的自由”。自由不但是消极的，而且在本质上是领受的，和被祝福的。
奥运之的中国走向，若不是为着这样一个理想，就是透过立宪政府，透过信仰与政治、民间与政府的平衡，去坚立正义和保卫自由；若不是为了把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真正带回个人生命的尊严中去，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一个比政府更大、比国家更高的社会理想；那就永远都不可能有复兴。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一定不是被国家的概念所限定的，否则就永远没有真正的复兴可言。

真正的复兴，一定是正义与自由的复兴。不然你再有钱，也只是四川话说的“雄起”。

我举一个公义及其标准的例子，十诫的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西方文明是一个约的文明，信仰上的圣约，政治上的宪约，和私人间的契约。复兴，就意味着毁约和作假见证，永远都是一件最严重的事。但在中国，不但是最日常不过的事，而且在道德上甚至是逐渐被谅解的事。复兴的指标不是GDP，而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包括商业道德，这是正义在个人生命和市民社会中的落实程度。举例来说，几年前知识界曾讨论伦理底线的问题，先是必须说真话；后来退一点，只要不说假话就行；再退一点，说“白色谎言”也可以；到最后，只要不故意造谣陷害人就好了。我觉得这实在很悲哀，这个社会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毫无底线可言了，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落在人类普世的最低文明指标之下。摩西十诫的第八诫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英美法庭上的证人宣誓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誓词应当清楚地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说出真相”，第二是“说出全部真相”，第三是“所说全是真相”。什么叫不可作假见证，这就叫不可做假见证。什么叫不说谎，这就叫不说谎。从来没有一种被妥协的道德。我们做不到就要承认，但你不能修改这个标准，然后说我做到了。就像你不能修改复兴的标准，然后说我复兴了。

我在大学里教书，一直都有一个挣扎。大家知道所谓体制内的职业，每一年你都要填一个工作鉴定，里面一定有“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小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我要怎么写。以前的做法是不说假话而已，从18岁开始，我就从来不会写我拥护谁、学习谁的讲话之类狗屁不通的话。但我也不敢说真话啊。通常的做法是写一两排很大的字，把空格占满。但有两次系里领导说这不行，叫我重填一份，不过又多写几个字，把字体稍变小一点。但是消极抵抗从来不会带来消极自由。我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生命中的屈辱感和自我的丑陋。直到最近3年，当我成为基督徒后，我愿意从自己开始，来践行道德的标准。我虽然常常做不到，但我以“说真话，说全部的真话，所说全是真话”为上帝对我的呼召。在学校里面，我是以一种随时可以离开的心态待着。上周我刚交了06－07年度的“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小结”，是这样写的：

最后，我不知道中国的复兴是什么，但我知道每个人应当做什么，每个灵魂要复苏，每条街道、每间教会、每家公司、每个家庭都要复兴，这个国家才可能复兴。让我以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也是政治哲学家尼布尔在1934年的一段祷告，来结束我的发言。在二战期间，每一位美国海军士兵，在出发前都会拿到一份这样的祷告词：

我的上帝，请赐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谢谢你们，祝福你们。

2007-12-11日，于广州、南航明珠“中国式复兴：奥运后的中国走向”论坛。

近日新华网上出现一篇《21世纪》对俞可平先生的访谈文章。在访谈中，俞可平先生发表了自己对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判断，提出了“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的观点，同时作为具体应对措施，还提出基层民主与党内民主并进推动的策略。不过，对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却语焉不详，流露出底气不足的症候，也体现出俞博士久居高层，受视野所累，以致民主思路还不够开阔，眼皮子底下的办法，却就是没想到。

拜读过俞先生谈民主的多篇文章，从多篇文章中似乎可以琢磨出俞先生的一以贯之的思路，中国的民主之路，走分步渐进直至最后实现直选是最优选择。当前在体制内推进民主，稳妥的和主要的方式应是先从党内和基层直选着手。身为中共党内高官而倡导民主，俞先生算得上有限的有识人士之一，我也因此对之保持一份尊敬。虽然在我这个异议人士眼中，“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的论断，无疑有点玩弄民主于股掌间的意味，但考虑到俞先生目前所站的特殊位置，讨论俞先生民主观点的对错就意义不大，反而比较理解其从能做的做起的思路。毕竟民主不是单单反对派的民主，也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民主，体制内一切有利于民主的力量，总比那些顽固地阻碍民主的力量要好。因此，我现在只就如何从体制内推动民主的方法提点补充意见。

在我看来，比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更稳妥更有价值的工作起码还有两项，一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二是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

先说第一项。中共各级党委实行所谓的分工负责和集体决策制度，操作层面实行会议讨论决断，至少从形式上看，已经有议会制的因素在内。把中共党委会议进行议会制改革，一定时期内决策权仍然保持由中共各级党委掌握，不涉及丢掉执政党地位的这个共产党最敏感的问题，“江山”不会易帜，只是决策的程序由闭门会议改为开门会议，可说绝对不会产生任何混乱，应该是切实可行的事情。再说，中共各级党委实际掌握的决策权毫无疑问属于公共权力，理当公开化，决策什么，如何决策，理当在阳光下进行，接受公共舆论监督，既取信于民，也好让决策者为自己在决策中的发言承担政治责任。党委会议公开化，还与胡温的反腐败政策一脉相承。一旦党委决策会议公开化了，种种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不负责任行为就自然能得到遏制。十七大高调反腐败，却拿不出过硬的反腐败对策。党委会议议会化无疑将会是反腐败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党委会议议会化，具体做法就是会议公开，允许辩论，允许旁听，与会者的发言以实录的方式向市民公开发布等。

再说第二项。与党委会议一样，各级人大常委会议也是公共权力机关，其履行职权的过程自然也应该向公众开放。按现行体制，各级人大常委会议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对行政和司法的人事任免与职能监督权，如此巨大的权力，若是用得好，应该也能造福于人民，用得不好，则肯定会为自身利益和垄断集团所利用。如何让其造福于人民呢？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民意机关行使职权的方法，这就是辩论施政。按照辩论施政的要求，各级人大常委的会议不仅应该公开举行，而且应该进行论辩，不同意见的代表之间，应该把意见当众表达出来，并用制度固定下来。理总是越辩越明。同样，在人大常委会议中让辩论成为一项制度，也不会引起混乱，只会让人大常委对自身的言行更为负责，更为积极主动投身于会议议题，也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诉求，避免种种不明智的、为少数人所左右的立法和决策。

党委会议议会化，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两件事在现行体制下完全可以积极稳妥地实现的事，看似小事，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得到落实，可使真正优秀的领导人迅速脱颖而出，不称职的滥竽充数者形相比露，可使共产党的干部和人大常委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影响，从而检点自己，从而可望有效地遏制公权滥用等腐败行为，同时，落实好了，还能切实增进民众对党委和人大机关的信任感，培育民众的公共参与精神，其对民主的意义和作用，应该不在党内民主与基层直选之下。

附：

俞可平：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式道路

来源：新华网——21世纪经济

俞可平/2008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亦是改革开放30年。经过60年的曲折探索，中国凭借经济腾飞的奇迹，迎来了国际舆论对于“中国道路”的关注。中国的改革探索从开始的不被外界看好，到上世纪90年代被“妖魔化”，再到进入21世纪后获得肯定，时间给了中国公平的评判。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带着“各种矛盾的集合”，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路径的道路。

中国道路与政府改革

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预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一个甲子时，得以展现。

就此，本报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他同时担任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此前他撰文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被海内外媒体广泛传播，影响颇大。

在俞可平看来，“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趋势有机结合。

关于“中国道路”对于“全球价值”的贡献，俞可平将其总结为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俞可平还说，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

“中国道路”促进文明多样性

《21世纪》：有些专家认为，从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道路”。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俞可平：可以概括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不过我不太同意用“北京共识”的概念。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在近30年时间内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21世纪》：如果有“中国道路”存在，那么其与西方道路又有什么不同？“中国道路”将为“全球价值”带来什么影响？

俞可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道路”，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

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不用我多讲。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

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要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全球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全球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21世纪》：您刚才也说，从改革开放实践看，遵循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经验。与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也将走这种道路。但凡是推进改革，都要有突破口。未来在哪些重要方面，政治领域会有突破性改革？

俞可平：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发展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积累民主政治经验。

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巩固和推行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如何处理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关系；如何有效遏制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消极现象蔓延；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将是基层政治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机构的改革、乡镇党政领导公推直选范围的扩大、社区自治和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参与形式的丰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都将是基层政治改革的重点内容。

《21世纪》：中国政治改革的具体实现路径会是怎样？

俞可平：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

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中共十六大就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中共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此外，作为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从根本上说，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在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承受能力和风险问题。因此，先要解决民生问题，以此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改革。您如何评价这一判断？

俞可平：十七大再次重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即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先进、社会和谐。必须从这个整体性的战略目标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

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繁荣文化也好，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胜利地履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政府改革重点推进五领域

《21世纪》：您如何看待近30年来中国政府的改革与创新？

俞可平：正像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一样，我们的政府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看看政府的执政理念、服务质量，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务公开的情况，你都会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管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但毋庸讳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相比，与党和政府的执政宗旨相比，我们在政府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现行政府管理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包括：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现象比较严重；决策过程不够科学和民主，政策失误过多；政府管理职能越位、缺位、错位和政出多门同时并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政府管理机构设置不够科学、机构臃肿和机构缺失现象同时存在；依法行政程度不高，“人治”现象严重；行政管理中“官本位”思想依然严重，重管制轻服务现象比较明显；政府与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合作程度不高；铺张浪费相当严重，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偏低；政府管理过程不够透明；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缺乏诚信，弄虚作假、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等现象较为普遍；政府管理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公共腐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比较明显地存在；权力界限不明确，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权力界限存在不少模糊之处。

这些年来中央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总有一个过程，这之中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此，政府管理的改革创新，是一项持续的任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也如此。

《21世纪》：从上述政府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看，解决起来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改革这些弊端应从哪些方面开始着手解决？

俞可平：就目前而言，在政府改革创新方面，我觉得以下几点尤其需要引起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的高度重视。

第一，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改革措施，大力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要使社会新增的利益更多地向在改革过程中相对受益较少的群体和地区倾斜，特别是向广大城乡普通民众倾斜，逐步建立和发展起覆盖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也就说，我们应当通过制度创新，使社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在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成员之间实现公平而合理的分配，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从制度上遏制“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倾向。我们现行的决策体制，基本上是一种部门的决策体制。部门领导和地方领导在决策时带有部门和地方的利益倾向，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甚至认为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我们必须在制度上遏制这种利益偏向，从决策动议、方案形成、政策论证和政策制订等多个环节着手，确立一套超越部门利益偏向的决策机制。

第三，要合理地设置政府机构。我们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其实，职能与机构是分不开的。合理的政府机构设置，是科学地划分政府职能的前提。政府机构的设置应当以管理需要为主要依据，而不是更多地考虑上下级政府的对应或其他因素。要从机构设置入手，避免或减少政出多门与管理缺位并存的现象。

第四，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条条与块块之间，以及党政领导部门之间的职权。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应当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各级地方党委完全是一个公共权力机构，而且是核心权力机构，那就必须依照公共权力机构的要求，将各级地方党委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制度性的规范和协调，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它们之间的权力和职责，大胆裁并职能类似的党政机构，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第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与考核评价机制。干部制度是最核心的政治制度之一，直接关系到政府改革的成败，应当从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研究、规划和完善各级领导干部的遴选制度。要从干部的选拔、日常管理和考核评价等多个方面，用制度保证各级党政干部履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记者王世玲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曾经批评说，今天的大学盛产奴才和愤青。当大学教育刻意回避爱、理性、宽容和多元文化的价值的时候，当大学教育故意灌输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等思想的时候，愤青便被批量生产出来。请看今日之网络，岂不是愤青的天下？

愤青很喜欢发出嘘声来。北大学生尤其以嘘声为标识。嘘，是大学生青春的标志，是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本性的流露。更何况这里是北大，这里是谁也不服谁的地方。嘘，并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嘘的是可嘘之人与可嘘之事，譬如对权贵之嘘，就是北大之风骨。但是，很多时候，嘘的举动却出自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愚昧与偏狭交织的情感。

我有一个很深切的经历：在北大的大讲堂看电影，必须忍受此起彼伏的嘘声。有的嘘声，确实嘘的是时候，比如是导演弱智的安排和演员做作的表演，比如是穿帮的情节和粗俗的音乐。当然，如果放映员出了差错，忽然屏幕上没有画面了，大家更是群起而嘘之。但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很有特别的现象：招致嘘声最多的地方，是某些好莱坞的惊险片中，当美国的星条旗冉冉升起的时刻，以及英俊的“美国总统”发表讲演的时刻。那时候，嘘声此起彼伏，简直要把屋顶掀翻了。

有一次，放映的是科幻动作大片《独立日》。故事发生在七月二日至七月四日这三天之间。美国人正准备热烈庆祝七月四日独立日（注意，是独立日而非国庆日，两者含义大不相同），外星人的舰队竟然大举包围地球，不由分说地对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展开了致命的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全人类，占领地球。于是，智勇双全的美国总统比尔？普尔曼号召世界各国共御外敌，将七月四日就变成地球的独立日。在电脑专家杰夫？戈德布拉姆和黑人空军飞行员威尔？史密斯等人协助下，地球人对外星人展开了全面反攻。“地球反击战”是一次集体行动，既有正规军飞行员，也有民间的杂牌军，最后连总统也亲自上阵了。美国总统驾驶着战斗机冲上了第一线。现实世界的美国总统当中，确实有不少人曾当过飞行员，如布什总统。但电影中的总统绝对是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总统亲自上战场，也是美国电影特有的直率单纯的表达方式——在其他国家的电影中，很少有国家元首到前线作战的镜头，那会被当作“匹夫之勇”看待的啊！

这部电影的情节很老套，动作和特技却堪称一流。尤其是大战前夕总统先生亲自发表的那番演讲，更是让人热血沸腾，这段话如是说：“早上好，一小时之内，这里的战机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战机联合起来，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人类这个词，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已有了一个全新的含义。我们不能再因为彼此间微不足道的差异而无谓消耗，我们应该为我们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起来。也许是命运使然，今天是七月四日，你们将再一次为我们的自由而战，不是为了摆脱暴政、压迫和残害，而是为了我们继续的生存。今天，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七月四日就将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美国的节日，而将成为这样一个日子，全世界用同一个声音宣布：”我们不会就此无声无息的步入黑暗，我们不会就此放弃斗争而走向消亡，我们将继续活下去，我们必将继续生存。‘就在今天，让我们庆祝我们的独立日！“此时此刻，外表俊朗的”总统先生“，一边注视着冉冉升起的星条旗，一边自豪发表了这番演讲。这是好莱坞剧作家的拿手好戏。

“总统先生”的话音未落，全场的嘘声，突然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完全弄不清楚，同学们为何会如此激动。尽管我也不太欣赏美国人过于张扬的性格和表达方式，但我知道，电影仅仅是电影，娱乐仅仅是娱乐，这番台词并没有冒犯到我的自尊心。难道是我的自尊心太不敏感了？难道对中国的爱必须通过对这部美国电影的“嘘”来表达？我并不这样认为。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嘘美国，美国与我们有深仇大恨吗？好像没有，南京大屠杀不是美国人干的。惟一的理由便是：美国比我们强大，凭什么它就要在世界上耀武扬威的？于是，这便成了嘘美国的关键理由。但是，我很怀疑那些嘘得起劲的家伙，他们内心真的厌恶美国。他们种的许多人，一边用嘘声表达对“美帝国主义”的深恶痛绝，一边却宁可不学专业课，也要拼命背诵英语单词辞典、接受新东方培训、参加托福考试，然后在美国使馆门口排队办理签证。如此看来，这番嘘声，实在是过于虚张声势了。

然而，这种已成“大气候”的嘘声的背后，总有些耐人寻味的东西。那是一种不健康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那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我们”对“他们”的拒斥、敌对乃至仇恨。这种心态在九十年代中期便成为大学校园中的主流，当网络逐渐兴起之后，这群人遂被定义为“网络愤青”。“网络愤青”们昂首阔步地从文革的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仿佛他们的身边到处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坏人。这种不由自主的、毫无理由的“刻骨仇恨”，在北京大学这个地方竟然如此有市场，这对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来说，多少是一种嘲讽。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这座学校里的许多人已然丧失了健全的心态、理性的思考和开放的胸怀，这座学校已远离了“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那个“万象为宾客”的时代已经不可思议地成为天方夜谭。其实，别人在电影里升升自己的国旗，吹吹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笑一笑就过去了，犯不着给对方贴一个“大美国主义”的标签。我们自己的电影里，尤其是武功片里，不也是时常出现我们的功夫之王将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全都打地鼻青脸肿的吗？那么，人家鼓吹鼓吹七月四日，你为什么就认为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呢？连这也忍受不了的人，不过是心理素质太差的懦夫而已。

忽然，我想起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义和团运动。那也是一群以嘘声自得其乐的人。洋人的枪炮有什么了不起的？看我们一起发力将他们嘘回老家去！愤青人格与奴才人格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义和团的屠刀杀向外国传教士和教徒（虽然也是他们的同胞）的时候是毫不手软的，这是他们作为愤青的一面；但当他们遇到慈禧太后的时候，照样三跪九叩，声称“扶清灭洋”，这是他们作为奴才的一面。于是，他们拙劣的把戏，居然骗过了无比精明的老佛爷；于是，清廷下诏说：对万国宣战！历史学家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细致地梳理了义和团运动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刀枪不入与降神附体，是义和团宗教仪式的两个标志。所谓刀枪不入，即经过艰苦的身体锻炼，人们能够学会意念高度集中与绷紧肌肉的技巧，从而使练习者能够抵挡刀砍甚至利器刺腹。“他们夸耀说，除了大刀和扎枪之外，火枪也能被抵挡。”神灵附体更是为中国农民所熟稔的概念，当拳民们被某个神附体时，他们的行为跟他们在戏台上所看到的神的行为一样。例如，受猪八戒附体的人会用鼻子在污物中拱来拱去，各式拳手总是操其附体神仙所适用的兵器。神话和戏剧为这些行为提供了“叙述背景”，观众与看一出戏所表现出来的热闹兴奋的场景是如此相像。于是，义和团一边唱戏，一边上战场了。

靠穿戏服的义和团便可以富国强兵吗？靠念咒语的义和团便可以报仇雪恨吗？看到带头大哥们个个都那么信心百倍的，鸦片战争以来，国人从皇帝到奴仆，个个都怕极了洋人，如今居然有一群老实巴交的农民，丝毫也不怕洋人！他们一定不简单，他们一定有法术！殊不知，极度的自卑，其表现形式往往是极度的自信。盲目排外的行为，那些最弱势的文化群体最为擅长。于是，关羽、张飞、赵云、孙悟空、姜子牙、张天师、观音娘娘一起登场上阵。他们在演戏，在梦游，周锡瑞教授评论道：“当义和团的宗教形式成为戏剧表演时，它也获得了这种创造性潜力。旧思想、旧神仙和旧价值全被赋予了激进的新潜力。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的自由世界，义和团将世界作为舞台，上演了一出他们自己创造的社会活剧。”如此，满心的委屈虽然一时得到了发泄，其结果却是神仙的子民们所料想不到的。让我们来看看“爱嘘者”的命运吧：洋人罪恶的子弹，照样顺利地穿进大哥们的身体里，在那一瞬间，附体的神灵们立刻脱壳而出逃命去了。原来，天兵天将并没有与大哥们在一起，撒豆成兵、剪纸成军的吹嘘，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实。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越一无所有，越有嘘的欲望。弱者喜欢嘘强者，强者一般不会去嘘弱者。我发现，“嘘”这个字的构造真是太有意思了：左边是口字旁，表示实施这一动作的身体部件是口；右边是个“虚”字，揭示了这一行为的本质是掩饰其内心的空虚、孱弱与卑贱。经过一阵阵的长嘘短嘘之后，人们似乎嘘出了点自信心。不过，这种自信心是个肥皂泡一样的空壳，一下子就戳破了。我家对面的邻居，家里的两个小孩都是无赖恶少，而我家两兄弟是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好学生。两相比照，邻家孩子的母亲心理不平衡了。她以她并不高的智商琢磨了好久，结果琢磨出一套理论出来，逢人便讲：“读书有什么好？他们家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学习成绩好，将来并不一定考得上大学；将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还愁分配工作。我家孩子就是不愿读书，他们早早自力更生，靠力气吃饭，我们当父母的也就不操心了。”她讲得唾味星子乱溅、神采飞扬的。然而，有一天，她的两个儿子因为犯罪，一前一后被铐进“局子”里去了。她这才像霜打的茄子一般，从此便沉默不语了。爱“嘘”之心，人皆有之，因为人人都有弱点。可惜，无论你怎样嘘，仍然不能把弱点变为优点，反而使弱点更加彰显出来。

那位可怜的母亲的心态、北大大讲堂中满堂弥漫的嘘声，以及义和团红旗飘飘的活报剧，都是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北大学生本该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胸，本该有开得起玩笑的智慧，而不应当像好斗的公鸡一样，随时寻找作为消灭的对象的“阶级敌人”。但是，当我听到此种嘘声之际，便发现北大学生的眼界并不比其他人宽阔和高远。他们心浮气躁，似乎嘘声越大，爱国心便越赤忱。北大与其他大部分的大学一样，成为了愤青的天堂。愤青的心中只有恨而没有爱，只有苦毒而没有宽容。鲁迅对这种人早有精彩的论述：“他们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个国家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内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不得了；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光荣，他们自然也就有光荣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己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需用mob的长技，一阵乱躁，便可制胜。”所谓“制胜”，当然是假话，不过是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罢了。大学本该是开放的前沿，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当大学老师放弃了引导学生接近真理的使命的时候，大学遂成为孳生种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和愤青的温床。

极度的自尊背后是极度的自卑。愤青们的嘘声并不能实现中国的崛起。当年，印第安人在面临北美殖民者的蚕食的时候，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对白人开战，就是自己接受文明。开战带来更野蛮的杀戮，有时甚至是种族灭绝；而文明显然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以傲慢对抗文明，与他们以懒惰之对抗文明，几乎是同样的顽固。沃尔内在其《美国气候与土壤概述》中写道：“在所有部落里，还有一些年老的战士看到有人在使用犁时，仍在喊叫破坏古风。他们认为，野蛮人使用这种新玩意儿，只能使他们堕落，而为了重振他们的荣誉和威力，只要恢复他们的古风就可以了。”印第安人认为辛苦劳动是下贱的活动，将种田的人比作耕田的牛，把白人每一种手艺都看成是奴隶的劳作。他们对白人能力和高超智慧倒是不乏敬佩之感，但他们在赞扬白人的勤劳成果时，又觉得自己比白人更聪明。他们嘲笑白人的勤劳，嘲笑各种新式的武器和工具，相信祖先会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但是，这种虚幻的自豪感不可能永久地维持下去。命运对这个民族残酷无情。一八三一年，托克维尔来到密西西比河流域，他看到这样一幕迁徙的悲壮场面：“当时正值隆冬，而且这一年奇寒得反常。雪花在地面上凝成一层硬壳，河里漂浮着巨冰。印第安人带领着他们的家属，后面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既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又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蓬，又没有车辆，而只有一点口粮和简陋的武器。……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没有人哭喊，又没有人抽泣，人人都一声不语。他们的苦难由来已久，他们感到无法摆脱苦难。他们已经登上载运他们的那条大船，而他们的狗却仍留在岸上。当这些动物最后发现它们的主人将永远离开它们的时候，便一起狂吠起来，随即跳进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里，跟着主人的船泅水过河。”这段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摧人泪下。印第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他们抱残守缺的自信乃至自负，是否值得后来者反省呢？“他们”的命运看上去离我们那样遥远──真的遥远吗？

印第安人嘘到后来，终于再也嘘不出声音来了，惟有斑斑的血泪。二十一世纪初的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却还有那么多的精英学子嘘得不亦乐乎。如果大学成为生产愤青的工厂，那么大学教育从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如果新一代的中国青年的主体是愤青，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希望渺茫。鲁迅说过，自大狂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发改进的原因”。当“爱嘘之心”成为“良民证”和“爱国卡”的时候，“爱国主义”就变质为“害国主义”了：嘘了这么久，敌国并没有被嘘成经济萧条，我们自己也并没有被嘘成地上的天国。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

年终盘点，也学着时下一些评选或总结“十佳”、“十大”之类的做法，把一年来有关文化大革命印象较深的事总结出十件如下，供有兴趣者参考。

一，涉及文革内容的书籍被查禁。新年伊始，就传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禁一批书籍的消息。遭禁的作品包括描写一批著名戏剧艺术家坎坷人生的《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自辛亥革命到大跃进的中国历史变迁的《沧桑》（作者晓剑），有关民权活动人士姚立法独特经历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作者朱凌），讲述1940年代末期国、共内战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回顾1950—1980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年代怀旧丛书》（编者旷晨），讲述一名原本可以成为市长情人得到高档物质享受的女子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底层民间思想家及其精神导师后开始新的人生的长篇小说《如焉》（作者胡发云），披露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作者朱华祥）等。虽然查禁者对查禁这批书的原因语焉不详，但读过这些书的读者都会明白其中好几部书被禁的原因主要都是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和反思。

二，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范正美回忆录出版。2月，原黑龙江省造反派著名风云人物、哈尔滨师范学院红卫兵领袖、曾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誉为“东北的新曙光”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一号执政者（时称勤务班班长）范正美，所著回忆录《秋梦追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版权页上印有“人民教育丛书/傅国亮主编”，“200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及“书号：ISBN 7-04-017556-X/I229”等字样。此书不仅正面回忆了作者所经历的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基本上站在文革时期的认识角度，在最后部分用了相当篇幅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系统的肯定。据有关人士称，高等教育出版社并未出版此书，而是书商冒用该出版社的书号非法出版的。

三，老外发起网上追凶。自2月开始，一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国律师，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一组文章，探寻四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校长卞仲耘被该校女红卫兵殴打致死的来龙去脉，追查谋杀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的元凶。哈里斯虽然不谙汉语，但是凭着二十年研究谋杀案的经验和西方人特有的认真和执著，从并不十分丰富的英文资料入手，循踪觅迹，抽丝剥茧，一步步锁定可能的凶嫌。他的“追捕”仍在继续，博客上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他还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publocc＠gmail.com，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的证据。

四，文革四十周年论文集出版。3月，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本书汇集了2006年5月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中的论文及会外一些学者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较全面地展示了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成果。

五，冼恒汉回忆录上网。6月，原中共中央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中将生前口述写成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由其女儿冼玲全部放上博客公开发表。这是文革时期担任过大军区和省级革命委员会一把手的高级干部中第一部实话实说的回忆录。书中记叙了作者所了解的甘肃地区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对作者亲历或参与过处理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有争议的事件（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作了如实记叙，还对文革结束后被强加的“四人帮代理人”、“冼家帮”等罪名进行了逐条批驳，对一些不实说法作了澄清。

六，林彪元帅像正式陈列。7月，为纪念中共建军80周年，中国军事博物馆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在“十大开国元帅”展版中正面陈列了林彪的元帅像，这是自“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机身亡后遭受长期批判丑化36年来的新举措，引起外界诸多揣测。此后，9月24日，山西省举办“平型关大捷”70周年庆典时，又为林彪树立了铜像。

七，宋彬彬（宋要武）当选北师大附中荣誉校友。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即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九十周年校庆活动中，于9月9日展出了“知名校友”宋彬彬的展牌，并发行了一册题为《辉煌90年》的图志，在图志的第66页和对开页67页上载有两幅照片：一幅是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为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另一幅是此前被女附中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中共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此事引起舆论大哗，宋彬彬成母校“荣誉校友”一事被一些校友视为“校耻”，作家冉云飞著文称之为《“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

八，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病逝。9月13日，被誉为“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作者王年一教授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大损失。9月25日，部分王老生前好友和同事在北京举行了旨在研究王年一及其治史思想的追思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王老的道德风范和学术成就，对他不幸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追思会由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筹办。一些外地人士提交了书面发言。

九，文革众生肖像画展览。11月18日—12月2日，由文革美术史研究专家王明贤策划，徐唯辛绘制，由今日美术馆、泰康人寿、嘉德在线、寒舍空间联合主办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新馆展出。徐唯辛的这组布面油画（2.5米×2米），共63幅，以客观描绘的黑白肖像群，结合肖像简历文本，再现文革期间的各种人物形象，既有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如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陈永贵、华国锋等），又有饱受劫难的文化人（如顾准、巴金、陈寅恪、胡风等），还有一度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如聂元梓、包泡、刘长瑜、金训华、黄帅等），文革中的殉难者（如田家英、吴晗、卞仲耘、老舍、遇罗克、郭世英、上官云珠、张志新等）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从一个独特的侧面记录了文革历史在人们心中的痕迹。

十，纪念林彪百年诞辰。2007年12月5日，是林彪百年诞辰。11月，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继《重审林彪罪案》之后又一部重新评价林彪的文章汇集。同时，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等亲友（包括不少前国家、军队领导人的子弟）筹备了很长时间，决定在武汉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议程有：12月4日到林彪出生地林家大湾参观并为林氏三雄（林育南、林育英、林育容）铜像揭幕；5日在武昌举行纪念会议。但临近活动前夕被有关方面下令制止。不过，在北京的部分人士仍然举行了小范围的纪念座谈会。

【2008年1月9日狱委讯】德国之声记者冯海音采访报道/去年12月27日，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在北京遭到拘捕。日前，包括自由作家刘晓波在内的57名知识分子发表联名公开信，要求当局释放胡佳。这一事件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媒体和政治界的关注。上周，欧洲议会主席、德国政治家波特林就对胡佳被捕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主任冯海音对波特林进行了采访。 德国之声：波特林先生，57位中国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批评政府逮捕维权人士胡佳。您在上周也对这一事件向中国方面提出过抗议，有没有得到回应？ 波特林：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一项声明，措辞相当克制，表示在中国，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政府部门是依法行事。这并不是对我所提抗议的正面答复，当然中国方面理论上也可能做出更为严厉的表态。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为胡佳所作的呼吁，确实得到了官方的正式回应，这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个积极的举动是，中国知识界57位人士，其中包括许多法律工作者，共同为胡佳重获自由发出呼吁。我相信，我们的这种举动是正确的，即为中国人权的改善而努力。 德国之声：胡佳在被捕之前其实就已经失去了自由，他长期遭到软禁。现在对他的指控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从软禁到被捕，这一境遇的恶化，据说与胡佳去年11月底参与一次欧洲议会的人权听证有关。作为欧洲议会方面，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和支持因自由发表言论而处于风险之下的人士呢？ 波特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们保护人的尊严，保护人权的立场，我们要在全世界，包括中国表明这一立场。我不否认，近几年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但同时还是有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在发生。胡佳被捕后，据我所知，人们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这种做法与我们的人权标准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这点北京方面也很明了，这本身就是对胡佳和其它人权斗士的的一种保护和帮助。我要说明一点基本的立场，欧洲议会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举办成功，但我们也希望中国当局遵守保障人权的原则。如果胡佳通过互联网参与欧洲议会的听证会，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作法。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有进行国际交流的权利，现在也有这样的技术条件，人们应该利用，不应有人因此受到惩罚。人权的准则适用于全世界，在中国也不例外。 德国之声：胡佳在听证会上有什么言论能被解读为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意图吗？ 波特林：我没有看到有关胡佳发言的会议记录。据我了解，就他的言论看，不能对他提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因此对胡佳的被捕，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呼吁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胡佳，并保障他的言论自由权利。这是所有公民都拥有的基本权利。

　

【2008年1月9日狱委讯】近日，北京《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因为一篇揭露辽宁西丰政府黑幕的报道，西丰县公安局以记者“涉嫌诽谤”为由到北京报社抓人，此事在大陆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 2008年1月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西丰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 文章指出，赵俊萍的加油站遭强制拆除后，曾多次反映拆迁补偿不公，但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不但不给补偿，还要把赵俊萍的企业从西丰县地图上抹去。县公安局事后以商场涉嫌逃税，立案通缉赵俊萍。 气愤之下，赵俊萍编了一条顺口溜：“辽宁西丰有大案，案主姓张是正县，独霸西丰整六年，贪赃枉法罪无限”，并对外散发，结果在“县领导指示”下遭西丰县人民法院以逃税、诽谤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17万元人民币。 朱文娜的西丰实地采访新闻于一日刊发后，引来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 西丰县方面认为此报道失实。4日早上，朱文娜和西丰县派来的县委宣传部长李福禄和政法委书记周静宇首次见面。周静宇指称朱文娜报道严重失实，对西丰县造成了恶劣影响，并质问朱文娜报道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和他们联系。 朱文娜回答说，在西丰县采访时给几个部门都留了联系方式，但一直没有任何人跟她联系。报道依据有接到的反映材料、举报信，还有律师提供的依据，以及一些不方便告诉对方的证据提供者，这是为了保护反映情况者的自身安全。朱文娜认为对方所反映情况不实，随即离开了房间。 4日下午2点多，李,周二人再次来到编辑部，要求编辑部做一个澄清，但遭到拒绝。话音刚落，西丰县的三个警察就进来了，给报社主编看他们的传票，说朱文娜涉嫌诽谤，要求带走她。 “西丰县警方来抓你了，是报社通知的。抓你的警察就在报社里面，你千万别回报社，赶紧找地方躲一躲。”4日下午5时，朱文娜接到家人电话后赶紧给单位打电话核实，得到回复是：确有此事。 《法人》杂志社一负责人表示，朱文娜是一名10年的老记者，也是杂志社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相信她会在采访时有所把握，相信她的稿子没有问题。希望西丰方面也能够出示证据。 朱文娜也表示，自己的报道所依据的是客观事实，因此其所在单位已介入此事，目前事件正在处理过程中。法制日报社一位高层领导昨日还向媒体透露，当天，中国记协给法制日报社打来电话，声援朱文娜。

　

近年来不断传出各地县级官员滥权枉法的新闻，重庆彭水、山西稷山、海南儋州、山东高唐等案，都是涉嫌诽谤当地主管官员，并由公诉机关起诉。这些案件的共同点都是无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权力变成了一把手的私人工具。在古代，县级官员历来被称为“亲民之官”。这是因为县一级是政权结构中直接面对平民，同时又是权力配置最完备的单位。因此一方县令的作为，往往直接影响民生，正如有学者所说，宪政其实就是县政，关系不可谓不大。

在我看来，当前官民冲突的增加，实际上体现了两种社会趋势：一是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它在本质上符合构建法治社会的全民共识；一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权力膨胀，它从根本上阻碍实现“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理念，已经成为改革的负面因素。这两种趋势的交叉和碰撞，使得过去被掩饰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

对于这种现象，按照目前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体制，在事发后撤换几个官员，或让当事官员检讨几句，恐怕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古已有之的监督体制，最终会由于上下级利益的一致而流于形式。古代的许多政令不行，吏治失控，便是由于此。就此次事件而言，要解决官员滥权问题，尽早制定新闻法，强调司法独立，无疑都是题中之义。但更重要的，还是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亲民之官不亲民，关键在选官制度。目前这种现象，也许正是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反映。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伴随着中央的放权和地方的扩权，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指令性体制已经改变，各地基层一把手官员被赋予更大的权责，而且一般来说，那些擅权的官员在经济改革中大都是敢作敢为，并具有一定威望的能人。另一方面，选举制度乃是民主的精义，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公众对于官员的任命从来就没有发言权，各级官员也无需对公众负责。这种情况下，某些官员滥权枉法，抗上欺下，甚至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土司化，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毋庸讳言，近年来媒体和民意更关注公民的维权，对推动法治建设作了大量贡献。但在谈论宪政时，人们却很少谈论民主。这当然是由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民主”的不同看法所致。然而，在现代国家，宪政与民主是一体的。宪政解决的是权力的配置和制衡，民主解决的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根本的限权。正如俞可平先生所说：“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如果没有主权在民的民主选举，再好的宪政也会难以为继，层出不穷的地方官员滥权便是明证。

目前暴露的社会问题表明，要想坚持改革不动摇，我同意俞可平先生的话：“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深为国人拥护爱戴并受国际敬重的赵紫阳（以下简称“紫阳”），是中共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继孙中山、蒋经国、陈独秀之后的伟大政治家。他经历16年的软禁生涯辞世后己有三年了。时间愈益证明他的远见卓识无比正确，并始终为海内外各界人士深切怀念。

在大陆人民饥馑岁月里，紫阳主政四川，粮谷丰盈，百姓得以果腹，遂有民谣：“要吃粮，找紫阳。”政声远播。他与上海的彭冲、安徽的万里都是被公众称颂的封疆大吏，赞为：“万里、彭冲、赵紫阳”。紫阳擢升中央领导后，政誉日隆。国人颂扬说：“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赵紫阳是中共的大脑。”

紫阳洞察国政的痼疾、积弊，推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力图把中国从贫穷落后、极权专制的泥潭中，引向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现代化道路。其创见理论，系统地形成客观、求真、务实、先进的“赵紫阳思想，”笔者试将其概括为：“从一党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的极权专制国家，通过全面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并建成，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尊重人权，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完全符合世界民主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民意需求，决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可望其项背，遑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

“六四”事件中，紫阳坚持反对出兵镇压学生，而被太上皇罢黜、软禁，失去自由。当时即有群众游行高举横幅：“还我紫阳！”喊出人民的强烈心愿。

紫阳被软禁期间，其老战友宗凤鸣先生（原北航大学校长）以气功师名义，多次前往探访晤谈，然后将谈话记录整理成《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一书，并在香港出版，使紫阳的光辉思想得以留传后世。虽大陆官方列为禁书，但通过各种渠道广布民间。笔者有幸得读斯书，感叹之余，信手留下札记。虽不能刻画紫阳博大精深的思想于万一，庶几可为怀念紫阳者提供若干引介：

（一）卓而不群，独树创见

紫阳熟读马恩经典著作。马恩晚年反思其早期暴力、斗争、专政的错误认识并予摒弃，改弦易辙，主张由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突出民主自由。紫阳对马恩晚年的成熟思想给予充分肯定，并以之作为马恩的正宗原旨原义。

紫阳不拘泥马列主义教条、公式、定义，更重视实践。思维方式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思想清彻透明、敏锐。他常与专家学者切磋探讨，择善取长，丰富自己的思想。

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兴趣，也不赞成社会发展有终极目标或乌托邦。认为只要能增加人类社会财富就是好的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就是好制度；只要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就是有价值的意识形态；社会就是根据民意的内心需求来发展。为此，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社会类型可按发达程度划分；国家类型可按生产力水平划分；从而舍弃意识形态的主义、制度斗争。

这与那些食古不化、抱残守缺，抓住马恩自己早己摒弃的错误教条不放并奉为圭臬者，相去奚啻霄壤？！

（二）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紫阳担任中央领导后，克服重重阻力掣肘困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卓有成效，并为这项创新事业奠定了基础；从体制外起步，发展商品生产，培育市场机制，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政企划开，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等等。

紫阳认为，不改变所有制，市场竞争难以形成；不突破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标志这个旧框框，改革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上的腐败，是制度的产物；公有制培养特权阶层和腐败；政府管得越多腐败越厉害。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一党专政。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即跛足改革。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导致制度结构性腐败。当权者权力过大，又无政治、司法、舆论监督，一切黑箱操作；权钱权色交易，卖官鬻爵：“领导带头，层层分配，人人下水，个个沾光”；化公为私，把人民几十年来勒紧裤带，用血汗积累起来的财产大肆侵吞；以权谋私，操纵房地产、金融、股市、矿产而暴富；形成特权阶层，社会贫富悬殊，严重两极分化。

紫阳认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政体模式，必然走向专制独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体制，实际执行的是集中制，领导说了算。专政与人权是对立的，专政不容纳人权；公民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多元化的出现，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必然支持不下去，必须改变旧体制，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现现代民主政治。

《谈话》中多次论及，国家不能为一党所私有，应通过宪政民主，还政于民。改革开放，就是要高举民主旗帜，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实现言论结社自由，进行公开监督。彻底结束无产阶级专政。把国家纳入现代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去。

（三）“六四”内情

《谈话》中多次涉及“六四”内情。几个主要环节是：

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向中央汇报时，把学运情况说得过于严重。李鹏据以上纲为“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邓小平听取李鹏等汇报后认为，“学生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是一场动乱，否定共产党领导。”李鹏将邓的内部讲话向外作了传达。人民日报据以发表了“四。二六”社论。使事态严重，矛盾加剧。其中李鹏一面激怒邓小平，一面挑动学生，起了关键作用。

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动武的御前会议上，李鹏与姚依林坚持动武；乔石、杨尚昆原先反对动武，后来转而向邓输诚；紫阳与胡启立始终反对动武，紫阳坚持学生和政府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紫阳因持不同意见，被李鹏扣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紫阳不认错，不检讨，而被太上皇罢黜软禁，失去自由。

李鹏罗织的罪名，仅有帽子，无事实根据，实属“莫须有”罪名。对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因提出不同意见就被软禁，既违反党章又违反宪法，不能令人信服。香港报刊讥讽邓小平在搞“模糊政治学”。

对此，紫阳为了真理和信仰的价值，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这要有非凡勇气。他真正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和高大形象。

对紫阳的软禁毫无人道。在他病弱之躯己达85高龄时，还不准会见睽违多年的老战友。这远不如张学良晚年在台湾尚能与老友欢聚的自由处境。共产党实难与国民党相比。

据香港报刊披露，当时邓小平从人大会堂望见广场上静坐的学生而愤然说，我要用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

曾有十名将领连名上书，反对动武。

在邓一意孤行调兵镇压后，习仲勋曾在会议室当面指斥邓是独夫民贼说，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都不敢干的，你却干了！这是要上史书的！

“六四”，表面上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了，人们认为它失掉党心民心，对党的信仰坍垮了，党组织涣散了。在国际上引起震惊和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它构成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转折点，引起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从而改变了两大阵营的冷战态势。

（四）封建家长，老人政治

中共多年来形成封建宗法家长制的传统，“老爷子”说了算，是不折不扣的“老人政治”。毛泽东老死于御座。后虽形式上废除了终身制，但只要退下的元老不死，则退而不休，继续干政，或垂帘听政，实为隐形终身制。如邓小平、陈云、王震、彭真、薄一波、宋平等等，虽老迈年高，思想僵化昏瞆，仍抓权不放。致主政者束手缩脚，畏首畏尾，形同木偶傀儡，难以发挥创见和施展抱负。紫阳虽居全党最高职位，自嘲为“大秘书长”。邓小平嫌陈云干政，曾托人给陈捎话：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已退二线的邓小平，竟以元老、威权先后罢黜两位深得民心的总书记；安排江泽民为中央核心；悍然出兵镇压学生；干了大量失党心、违民意的恶行。而且心胸狭隘，杨尚昆、万里曾对动武有异见，就因事废人，对他俩疏远，不再见面。

历史证明，这种以“老爷子”幕后干政的政党，必然僵化腐朽，不能与时俱进，必然为时代潮流所淘汰。

（五）留下遗憾

邓小平退位后不停干政，但却忌讳学生说他垂帘听政。1989年“六四”前，戈尔巴乔夫访华。紫阳接见并向其通报：“中央常委有个决定，遇重大问题还需邓小平掌舵……”这本出于好意，是在维护邓，一心一意挽回他的形象。结果被邓猜疑，造成误会，认为紫阳兜了他的老底，等于捅了他的心窝，从而使邓赵关系走向破裂。终无解释机会，留下永远遗憾。

（六）台上台下角色评析

《谈话》涉及台上台下若干角色，参照张戎、辛子陵等人出版的著作，对其去迷彩、洗铅华，一览原形；

毛泽东以政治运动治国，频繁批斗。玩弄权术，无法无天，滥杀无辜。一心争当国际共运领袖和坐稳龙椅并保住身后名声，而重用奸倿，残害忠良，搞大跃进，大搞赤色恐怖，祸国殃民。他在位27年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遭受大苦大难，非正常死亡者达七千万。为中外古今绝无仅有。

邓小平在1957年反右时，任中央反右组长，是毛的铁杆帮凶。他毁掉百万知识精英。拨乱反正时，他不予彻底平反，不道歉，不补赔经济损失，把遗留问题甩给后世。

文革后在评价毛泽东时，怀着不可告人目的，搞个三七开，而不一步到位。把全面评价留给后世解决，让后人去为毛、邓搽屁股。

在改革开放上，胡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形成市场经济（＋）一党专政。被人讥为“跛足改革”，留下致命后患，使中共政权造成结构性腐败，走向衰亡。

在“六四”问题上，无视学生反官倒腐败、要求民主的正当愿望，悍然出兵镇压屠城，造成旷古罕见的历史大悲剧。

运用元老身份和威权，先后罢黜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毁掉中共难得的栋梁贤才，斵伤国脉。

毛、邓二人罪孽累累，死有余辜，注定要被打入历史另册，钉于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李鹏其人很厉害，拉帮结伙，善抓权，有私心，报复心很强，因紫阳曾不同意他当总理，而想置紫阳于死地。在“六四”事件上，对邓和学生两头挑拨，又力主出兵镇压，是邓的首要帮凶。据透露，朱镕基曾提出紫阳问题应重新考虑，李岚清表示可以研究，李鹏坚不同意，声称赵的问题如重新考虑，那就是开除党籍。

王震力挺左王邓力群当总书记。他是倒胡耀邦的先锋，炮轰赵紫阳的英雄。这是啥角色？！

江泽民其人权迷心窍，耍权术，搞平衡，拉帮结伙，搞个人权威，为保政权而严加控制。镇压法轮功。他和李鹏是“六四”事件受益者，坚拒为“六四”平反，坚拒紫阳复出。

胡锦涛、温家宝都是好人，但都缺乏政治理念，缺乏历史抱负，眼光和相应的政治智慧。他们面对老人政治怕被搞下台，提出“三民”，“三贴进”，作些亲民秀；用小恩小惠给广大人民一点甜头，来树立自己的亲民、为民形象；而不去触动政治体制、制度，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

胡锦涛是正统意识形态下培养的青年干部，上台伊始，刻意去西柏坡、延安、韶山朝觐，只琢磨恢复毛泽东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温家宝胆小，遇事谨小慎微。胡温对民主派和不同政见者，实行打压，封杀，对实行民主有恐惧症。在他们身上，对政治改革不能抱有奢望。

朱镕基、温家宝上台亮相时，都发表过为政的豪言壮语，曾感动国人；但都无济于事，对政权的腐败危局无能为力；这是个体制问题。

《谈话》中多次提及鲍彤因“六四”事件被判重刑，关押七年，实为一大冤案。

紫阳认为，顾准、李慎之等大彻大悟，己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决裂。胡绩伟、李锐、杜润生是党内民主派。

紫阳赞叹蒋经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苏联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统教育，又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社会中工作多年，但能超脱于体制外看旧体制，突破旧的思维桎梏，推行宪政民主，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还自由于新闻，还军于国，他以大公无私胸怀，使台湾汇入世界现代民主潮流。

著名政论家认为，当今中共7300万党员中，竞无一人能赶上台湾马英九的政治水平。

（七）崇高形象光照千秋

紫阳从县、区、省直至中央，坚持执政为民，具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历史使命感和抱负。政绩卓著，深得民心。远非一般政治官僚能望其项背。

紫阳有三方面突出成就令人景仰：

1、熟读经典著作，但有自己创见而不被束缚，不人云亦云。

2、身在体制内担任领导，但能超脱于体制外，洞察体制痼疾积弊，有革旧图新的眼光、能力和胆略。

3、具有全面系统而成熟的政治理念。坚持改革开放，要经改、政改同步并举，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他无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并创立了伟大的“赵紫阳思想”。不妨设想，如果他在1989年不被罢黜，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做出贡献，他就能成为中国的T●杰弗逊和A●林肯。

在“六四”事件中，他坚持反对出兵镇压学生的正确意见，自忖将被整肃，在参加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阖家开会，共议安危取舍，最后决定，甘冒政治风险而坚持真理正义。为此，他在会上只申明立场，不认错，不检讨。遂被罢黜软禁，失去自由。

中共的高层领导，如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胡耀邦等在遭整肃时，出于各种原因，都曾低头认错服罪，违心检讨；从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盲目屈服、唯上是从的恶劣风气。

紫阳面对整肃，为坚持真理、正义、信仰和个人的价值，以超凡胆略，甘冒坐牢杀头的政治风险，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毫无畏惧地承受强加的“莫须有”罪名，付出极其沉重代价。从而彻底改写了中共的可耻而不光彩的传统。铮铮铁骨，浩然正气，塑造了至高至大的英雄形象和时代楷模。海内外共同赞誉为“创造了新的赵紫阳模式”。在紫阳的崇高形象面前，那些罗织“莫须有”罪名欲置紫阳于死地的宵小，益显猥鄙可耻，纵然官位显赫、名噪一时，终逃不脱历史的鞭笞和后世的唾骂。

紫阳逝世后，大陆在官方控制下，只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低调处理。但在海外其他国家，各界人士纷纷进行了隆重的悼念集会，与大陆形成强烈反差，再一次显示大陆政权的狭隘、阴暗和腐朽。

在大陆的告别仪式上，紫阳子女用血泪书写了悲痛深沉的挽幛并坚持悬于灵堂：

“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幸。”

紫阳身后得此悼念，可以瞑目矣！

（八）结束语

读过《谈话》一书的读者，无不感激宗凤鸣先生记录了紫阳的伟大思想，使之得以留传后世；抢救历史，功不可没。

紫阳驾鹤西归己有三个年头了。国人缅怀思念之情，无时或已。他的丰功伟业，高风亮节，崇高形象，将彪炳史册，永远铭刻亿万民众心中。作为伟大政治家的伟大“赵紫阳思想”，将伴随日月光华，永远普照神州大地。人们坚信，总会有一天，他的在天之灵，能看到炎黄子孙进入经济发达、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而感到欣慰。

为纪念紫阳逝世三周年而作

2008年1月脱稿于上海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早已成为一句名言。

1949年以来，我们这块古老大陆上发生的那么多灾难，特别是由政权蓄意造成的大规模群体性迫害，即使受害人获得了“平反”、“改正”，由于政权的性质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遗忘几乎就是最好的选择，真正敢于站出来做见证的只能是少数人。余英时先生说我们这个民族“患了严重的失忆症”，造成这种“失忆”的根源当然是官方的禁止记忆，包括“反右”、“文革”等重大历史都是国家禁忌，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齿轮下，这些灾难迄今都无法公开言说。但是，许许多多受难者、受难者家属在长期的恐惧和颤栗中，恐惧渐渐地内化成了自己的生命，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也许统治者为自己成功地阻断历史而窃喜，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不可能阻断的，时光的洪流遮没不了曾经的苦难、血泪和一出出人间悲剧。即使可以暂时遮掩、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遮掩这一切，总有一天，真相还是会露出来，它们如同历史河流底部的石头，顽强地存在着。但是，如果没有当事人留下的见证，历史就会留下难以弥补的缺口。有没有历史当事人的见证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敬重的学者徐贲先生对当代中国有着深刻的洞察，同时熟悉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化，他在关于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的一篇文章中，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在威瑟尔那里，‘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的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承受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

“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为苦难作见证是向所有的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以防止苦难的再度发生。”

每一次重读这些话，我的内心都有许多的感慨。在中国，我们缺乏的不就是“作见证”的意识吗？所以人们才习惯了遗忘，习惯了掩盖真相的谎言，灾难才一次次的重复。即便“是见证”者再多，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作见证”者站出来，不断打破沉默，戳穿长期重复的和谐神话，未曾亲历的后人甚至有可能不相信历史上发生过那些惨绝人寰的集体迫害。半个世纪前发生的反右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被打入地狱，经受了二十多年的人间磨难，直到50年后，站出来“作见证”的见证人数量也不是很多，许多人已默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连一声呻吟、一声叹息都没有留下来，更遑论见证。好在反右运动是个早就进入公众视野的重大历史事件，已有许多研究者在做记忆反抗遗忘的工作，夹边沟、兴凯湖……这些凝聚了右派群体死亡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名词，都开始一一浮现出来，还有许多混和着右派血泪的真相将渐渐被揭开盖子。即使见证者不愿、不敢或来不及亲自“作见证”，这一幕历史也不至于被湮没无闻。

与此相比，那些至今仍被尘封、不大为人所知的群体迫害，如果受难的当事人有生之年不站出来“作见证”，为自己经历的苦难、迫害留下证词，那么，这段历史很有可能随着他们自然生命的消亡而被湮没。1958年在四川发生的针对中学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就属于这一类。50年了，当年的中学生也已年近古稀，年龄最小的也过了花甲之年，作为苦难的见证人，他们还不站出来“作见证”，历史的这一页也许就被无情地翻了过去。

这场灾难的官方名词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1958年，正在反右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之后，当时四川的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决定，在中学毕业班和中专、中师学生中搞一次社教运动，将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事实上并没有局限在高三学生，而是波及到其他年级甚至初中学生，上万中学生被划为三类、四类（这个数字没有包括中专、中师的学生在内），剥夺了升学权利，打入另册，仅送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当时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这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迫害未成年学生的一个恶劣例证。上万中学生的命运从此改变，遭受了无情的批斗、侮辱，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因言获刑，有人沦为乞丐……他们中大部份人一生都挣扎在社会底层，像周克芹（当年农校学生，1958年被划为四类，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样写小说成名，二十年后改变命运的只是极少数。他们没有“右派”的名份，没有其他的帽子，最后“平反”、“改正”也轮不到他们。那一段政治迫害史几乎被世人遗忘。

直到2006年，上世纪50年代曾就读于川大附中、成都铁路工程学校的王建军出来，已退休在家的他决定把自己亲历的58社教这段痛史记下来。他到处寻找当年的受难者，单独访谈，开座谈会，收集文件资料，足迹遍及四川、重庆许多地方。他还在网上开了个博客，上面有四句自表心迹的诗：“满纸辛酸泪，沧桑六十年。开博无它意，为史留真言。”他也通过网络结识了许多年轻朋友，大家都叫他“王大爷”。

在关注历史的时候，我很看重每个具体的个人的作为，历史是合力造就的，但是合力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共同构成，个人先于群体，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个人才是推动文明进程的根本力量。沉埋地底近半个世纪的四川58社教运动，数以万计的中学生、中专生、中师生受害群体，如果不是出现了王大爷这个人，以及和他有着相同“作见证”意识的老同学，不知道还将沉埋多久，或者永远沉埋下去。

王大爷他们这些“五八劫”的当事人，不过是普通人，他们当年是普通的中学生、中专生，普通的受害者，今天是普通的中国公民，名不见经传，没有显赫的地位、身份、光环，但是，这样的普通人一旦站出来，为历史作证，他们身上就拥有了一种异乎常人的力量，普通人的见证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名人、大人物的见证更可贵、更难得，也更重要。在历史的河流中，遭受迫害、承担了更大更深苦难的毕竟以普通人为主。普通人如果不是自己出来作见证，别人很可能不会关注到你的身上，普通人的“作见证”尤其需要勇气和承担，面对的困难和可能的风险也要大得多。王建军讲到，有一位受难者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血泪人生后，他把录音整理成文准备在网上公布，对方也答应了，但其家人很担心，“这种事当局既不能给你什么平反补偿，还可能惹出麻烦来影响家庭”，坚决不同意公开。最初与他一同发起这件事的老同学，相继以各种理由退出。他自己老伴也对我不满，说：“你这一辈子总不安宁，让我替你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你能扭转形势么？”他的回答是：“我知道我不能，也从未想过要去杻转什么形势，我只是想记录这段历史，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曾经怎样生活过，我从未奢望过当局给我们什么补偿，我甚至希望今后的执政者能以史为鉴，不再有五八社教那样针对未成年学子的政治迫害运动。如此而已。”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当年的受难学生自愿参与进来，更多的受难者愿意把这段历史公诸于众。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这本《五八劫》的历史实录编成了，其中不仅收入了受难者名录、许多当事人的血泪故事，还有许多珍贵的档案史料。

徐贲先生说，“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们也才有可能像威瑟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

67岁的王大爷就属于有意识的“作见证者”，而不仅仅是见证者，他的作为正好体现了“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的精神，活着，不能遗忘。王大爷在选择为1958年四川迫害中学生那段历史“作见证”之后，没有把自己当做是“英雄”、“圣徒”，他拒绝同学们给他“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等赞誉，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自己能做、也应该做的一件事，他说自己只想做一条“自由的狗”。他用朴素的语言说，自己只是为儿孙们记录这段历史，希望他们记住那些苦难，不再有那样的苦难。同时，他也没有美化自己过去的苦难，而是勇敢地反省自己走过的人生，“虽然自己受到了不少伤害，但出于自私和报复的心理，也伤害过别人。”这样的反省意识正是许多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份子所缺乏的，对自己的经历，对历史的悲剧，对民族的苦难的根由，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深入的反省，一次又一次的反省，我们的民族就不会有希望。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具备了见证意识、反省意识时，要说长进，这就是多少苦难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点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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