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张志国权倾胡锦涛?

胡锦涛未必全中国人都知道是谁,但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老百姓可能会知道他是大权在握的最高当局当家人。但张志国是谁,恐怕有人会问哪个张志国,因为重名的不少,可能有不少人会问是不是我家隔壁张家的二傻子?这样一来,辽宁省西丰县牛逼轰轰的七品芝麻官、县委书记张志国就觉得受辱,他不会自诉,却让公安局以危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罪名去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四处抓捕因所谓“诽谤”他而危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人民群众,真可谓抓不胜抓。张志国由此尽人皆知,全国人民吓小孩时,也会用这样的口头禅:你个小狗日的,还不挺尸,谨访张志国来抓你!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中国这个国家有趣极了,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膨胀到最高当轴的地步,想去哪抓人就去哪抓人,真是一个充满政治文明、民主自由的正在崛起的大国。

我早就说过,这几年官员的作恶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被暴露的级别相对较低,以县一级官员为多,在县一级官员是尤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多。一来他们职位相对较低,容易被级别相对较高的媒体揭露出来,二来他们是基层官员,很容易直接涉及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势者的利益,这样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官民冲突。这两点决定了现今许多的基层政府官员,他们在处理事情时的峻急态度,即不惜违法乱纪,只要能达到杀一儆百,以警效尤的效果,他便不惜以雷霆之力来处理鸡毛蒜皮的短信等所谓“诽谤”,利用公权力来泄私愤,好像他辖治下所有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马仔,都是他的打手,可以任意呼来唤去。全然不觉得这些人是为纳税人服务的,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不是你张志国这样的恶霸官员等私人利益的攫取者。就像十年砍柴兄所说的,现在县级所辖各级官员都不像古代县太爷手下的幕僚,是县太爷自己付账的个人利益的托管者,而是由纳税人所养的公共利益托管者,因此你让他们来用公权力来为你私人的所谓名誉权“服务”,就是十足的僭越枉法。

张志国不自诉,他却派他手下的马仔来抓《法人》杂志的记者朱文娜,那么他所用的无非是“危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首先说社会利益,对赵俊萍一家利益和人身的伤害,就是县委县政府对个人利益的严重侵犯,这严重侵犯有示范作用,就客观上伤害到了更多的利益,许多人就不可能像赵俊萍一样起来维权了,同时不可能揭露你张志国所干的不法之事了,这才是真正的危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是最大的社会利益。拿损害社会利益应受到起诉正是张志国这样的县委书记,而不是赵俊萍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再说国家安全,说句实话,你西丰县小到很多时候不涉及国家安全,除非你张志国自比胡锦涛,有点“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恶胆,否则断不至于如此愚蠢而谵妄。所以以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来抓捕写报导的朱文娜,是典型的恶向胆边生,实足的恶人挟一县之力来报复应该拥有言论及新闻自由的记者采访及报导权。他张志国可能从来还没有在北京如此威风过,你不就是皇城根脚下的记者吗?我也要让你见识见识我张志国的厉害。既然皇城根脚下的记者我都敢来抓,全国其他地方的记者你就不要妄想再来“麻烦”我张志国了,即便你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任何一个角落,我,牛逼轰轰的张志国,都可以对一个公民加以缉拿。这样看来,到底是他这样“从严从快”的恶招是从胡锦涛那里学的呢,还是胡锦涛转而应该向他学习?发出“向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张志国同志学习”的号召。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像张志国这样的小蚂蚁使劲压制民众利益,打压民众言论自由,是典型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可怕的是,近年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多缘于各级官员尤其是县一级官员,他们自有土皇帝地心态,把老子本地第一当成了天下第一,频频出狠招,以炫耀生其权力之恶为能事。我们民众不妨问问,像张志国这样的官员是谁提拔的,是怎样当到一县的书记的?这样的提拔者受到相应的惩处了吗?难不成中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人,专以提拔这样低素质的黑恶势力一样的官员,作为官员们的榜样让大家从中效仿吗?胡锦涛在中央会议上告诫大家要多一点忧患意识,他这忧患意识当然不是忧患民众利益,而是忧患没有真正竞争的执政权力如何能够稳定,那么像张志国、孙兰雨等这样的官员,他们的忧患意识何在?他们忧的是把自己的对手整不倒,患的是自己的私欲得不到最大满足。胡锦涛先生,你虽然“贵”为最高当轴的当家人,但你下面那些牛逼轰轰的官员遍地都是(当然都是背着你),像张志国他们这样的人才是你们在上者的最大忧患。同时,凡是能写点东西的人都来“诽谤”一下张志国同志,看看他的能量是否大大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的地步。果若是,恭喜你,张志国同志,你气焰万丈,势逼胡锦涛先生了,也算中国给世界在七大奇迹之外贡献最新的第八大奇迹。

2008年1月8日7:57于成都

龙应台:要和平,便不能继续伤害台湾

龙应台应英国剑桥大学之邀,担任今年度“川流讲座”学者,於五月十七日所作公开演讲,以下是讲稿内容摘要:

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是全球“危险区”之一。五六百枚飞弹布在中国海岸,对准台湾岛群。需要这麽多飞弹来对付那麽小一个岛,其实是蛮令人惊异的──中国的面积是台湾的两百五十六倍,人口是五十八倍。两岸之间有多远?从马祖的海岸,你其实看得见对面行走的乡亲。一个战斗机飞行官告诉我,从新竹机场起飞到抵达对岸,六分钟。

成长的经验塑造价值

说台湾海峡是个可能威胁世界和平的“引爆点”这个用语,对台湾人而言,一点也不夸张。“引爆”不是说着玩的。在一个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上,仍有一百五十万枚炸弹,每一平方公里有一万枚炸弹,而这还不包括五十万枚地雷和五十万颗子弹在库藏中。金门岛上七万居民每一个人可以“分享”到二十二个炸弹,八个地雷,四十四颗子弹。台湾岛上的军火库,也常常传出爆炸。

战争离我们的记忆不远。从一九五八之后的二十年里,大概有一百万个炸弹投进金门的土地上。我们在一种“战时”状态下成长。在我十二岁之前,我已经在学校演过很多次背着枪的小兵,用刺刀杀“敌人”,在我十八岁之前,我已经参加过无数次的“国语演讲比赛”,针对“光复大陆,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见解。

出海的渔民受严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长年不被允许备有充分的通讯器材,暴风来时,只有沈灭的命运。我们有一千五百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军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会游泳。对海,我们恐惧。

所谓siege mentality,“被封锁心态”,我们是很熟悉的。

我在一九七九年认识了第一个大陆的“中国人”。比较彼此的成长过程,发现我们其实很像:他也演过小兵“杀敌”,他也参加过演讲比赛,唱过无数的爱国歌曲。我们之间的差别只不过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伟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帮”。“革命”这种词在我听来带点儿恐怖,在他却是义正辞严。他说的“左”,代表“反动”,落后,保守,刚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们之间的价值观差别大吗?在深层的价值上,我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换了,但是判取忠奸的价值标准,完全是同一套。

差别,是在一九八七年台湾正式地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之后才显着的。在台湾,一统的“大叙述”、大写的“真理”被无数细碎的“小叙述”所取代,大写的任何伟大理念都被小写的个人价值所凌驾於上。任何共识都不得不经过争取和格斗而后获得。民主使得台湾人的价值观有了一个深刻的改变: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认定,和从前,也和现在的中国,有了比较根本的不同。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

人权,是民主体制里一个核心的价值。在这个关键的观念上,台湾和中国大陆也有严重的分歧。但是,当我把“人权”和“中国”两个词相提并论时,诸位很可能以为我要谈的是有多少作家、记者以言论获罪,被关在牢中,或者,中国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农民房舍被强制拆除而流离失所。诸位是西欧人,我认为,这种谈论人权的方式,你们听得太多了,因为这是西欧的主流谈法,我反而愿意提出另一个角度供诸位思索。

没有错,言论控制是中国每天的现实,而且随着科技发展,它控制个人和媒体的技术跟着日新月异。但是在这我们目睹的集权管控的同时,我们或许也不能不同时看见正在发生的改变。在二○○五年,据统计有九万多次的大型群众示威和抗议事件在中国发生。这代表人民的权利意识在快速成长中,二○○三年甚至被中国媒体称呼为“维权年”:年轻的律师协助农民控告政府侵权,中产阶级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上法庭,作父母的争取教育权,爱狗的上街呼吁尊重“宠物权”等等。

我认识到的是,中国并非一块铁板,它的价值观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们比较看不到的内部,价值正在进行彼此的拉锯。全球社区的责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认识这个价值观在变动中的新中国,然后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些什麽,不做些什麽,才能使中国内部理性、开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价值的拉锯中得到上风。

台湾有人权问题?

诸位可能觉得奇怪,台湾有人权问题吗?

这样说,假定我们有这麽一个小社区,因为什麽理由,我们不准许这个社区里的人出席任何会议,参与任何决策,我们不准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全体社区的庆典、哀悼、纪念的重要场合上,而且,我们禁止这个社区的领袖离开他的社区进入我们的?围内。甚至於,如果大社区失火了,我们不通知他们。甚至於,我们不准许他们以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

请问,这叫不叫人权侵犯呢?

就经济力来说,台湾是全球第十五大经济实体。就人口来说,台湾是全球两百多个国家中第四十八大。但台湾被摒除在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之外。它必须用金钱来“买”外交。它的领袖出行时,受尽羞辱。陈水扁总统在二○○六年“迷航”国际,固然是他个人的行事方式极为可议,但是他所招来的屈辱,不是他个人的屈辱,是整体台湾人的屈辱。

国际社区对於台湾在政治上的孤立处境,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我认为,国际社区对於这种孤立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对台湾人民伤害的程度,没有丝毫认识。并非只在政治领域台湾被“隔离”,“隔离”其实渗透所有层面:艺术、学术、公共卫生、教育,所有领域。就以艺术来说,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湾无法在公共的国家馆园区中展出,必须在区外另找场馆,而已有的展馆,还要年年担忧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锐的例子,当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发时,台湾卫生官员紧急知会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其提供资料和协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会员,请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发初期,北京官方根本还没准备好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先是经过三十七年之久的戒严,戒严就是一种锁国,然后在戒严的后期,又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国际封锁,一直到今天。三十七年戒严和三十五年封锁,不可能没有“症状”出现。二○○六年一份台湾杂志的调查结果是惊人的:

八十%的台湾人不知道联合国总部在哪里。

八十%的人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在哪一个城市颁发

八十%的人说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里

六十%的人说不出德国用什麽货币

六十%的人说不出雅典在哪一个洲

你不能以为这个调查是在偏远乡村里做的,不,它的主要调查对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华人世界里平均教育水准最高的城市。

联合国成员怎麽解释?

所谓国际,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共同的全球社区,而台湾人完全被剥夺了参与全球社区的社会权和文化权。诸位是否知道,剥夺社会权和文化权,是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宪章的。请读一下联合国人权宪章第二条和第二十二条的条文:

本章所涵盖之权利,不可因个人所属的政治、司法或国家的国际地位而有受影响,不论他所属的是独立的,托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权管辖。

透过国家的努力或者国际的合作,每一个个人都有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这些权利对於他的尊严和个人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欧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请问你要怎麽对台湾的孩子们解释这两个条款的精神呢?

为了世界和平

三十七年的自动封锁,三十五年的被迫封锁,不论自动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国际对台湾的孤立和“遗弃”,使台湾人觉得,他们因为争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惩罚”。全球社区一旁冷眼观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湾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里头成长,他们禀质优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们被剥夺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剥夺公民的基本尊严。

这种剥夺的伤害后果是双重的:

一,台湾的民主无法做实质的提升。请诸位告诉我,一个完全无法参与国际事务,无法从国际事务中得到演练,更无法对国际尽责任、负义务的社会,有可能成为高品质的民主吗?

二,台湾的孤立持续,人民的挫折加深,对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国─的敌意更强,与中国对抗或分离的意愿也就更甚,台海冲突的可能性,更高。

国际社区要关心台湾处境,不是只为了台湾人,而是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逻辑其实这样简单: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路途上,台湾经验──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参考系。如果说,一个开放、理性、有公民参与的中国对於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必要的,那麽全球社区就不能不重视台湾的重要。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区的支持和呵护,台海的稳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国际对於台湾的封锁,对於台湾孩子全球公民人权的剥夺,你不能视而不见,它必须停止,不仅只为了台湾,更为了国际的和平。

杨支柱:温暖孤儿何须制造孤老?

据北京市民政局消息:2008年年初北京SOS儿童村将开始招聘“妈妈”和“阿姨”:“据国际SOS儿童村组织规定,”妈妈“上岗年龄为25岁至35岁,要具有儿童教育和管理家庭的能力,高中以上学历,离异或丧偶,在职期间必须单身而且不能有子女”:“妈妈”休假期间暂时照料孩子的“阿姨”要求条件基本与“妈妈”相同,“但工作具有灵活性,没有退休后的保障”;到2009年所有人员到位后,这个占地2.3万余平方米、包含15栋二层独栋小“别墅”的儿童村将成为120名3至6岁健全孤儿和15位“妈妈”的家。

关于中国最大SOS儿童村——北京SOS儿童村招聘“妈妈”的消息,我查阅了12月30日新京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媒体的有关报道,核心内容相同且全部内容并无直接冲突,应该是可信的。当然这里所谓可信,也仅仅是指报道相对于新闻来源的可信,即基本上可以排除记者的造假和重大失实;至于提供新闻来源的机构和个人是否可信,那又是另一问题了——作为评论者,我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调查、核实消息来源本身。

从媒体所报道的收容遣送站变人口拐卖所、儿童福利院切除两智障女子宫、民政局“代理”自己并未供养的死亡流浪者起诉肇事司机要求死亡赔偿以及个别民政官员贪污救灾、救济款的具体案件中,固然可以发现我国民政工作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但是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却无法靠自身来证明。因为“犯罪黑数”(未查明的犯罪)的存在,对同类个案的全国性统计同样无法反映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媒体更热衷于报道和评论政府及其官员所做的坏事和新鲜事;但是笔者一贯认为,从政府及其官员所做的好事和常事中,才能发现其观念和体制上的更深层、更普遍的痼疾。我想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好意思把他们例行公事和做好事中暴露出的“一点小问题”归咎于个别官员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或资产阶级腐朽道德的不良影响吧?

北京SOS儿童村招聘“妈妈”的报道无疑是一篇地道的正面报道,这样的报道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民政局工作的常态,暴露出来的问题更难以例外来搪塞。

法律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

由于劳动合同法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新闻热点,人们也许不难注意到北京SOS儿童村招聘的“阿姨”“没有退休后的保障”。由于“妈妈”要符合热爱孩子、具有教育和管理家庭的能力、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高中以上学历、离异或丧偶无子女、身体健康、作风正派、温和开朗、宽容机敏等条件(见北京青年报报道),而“阿姨”要求条件基本与“妈妈”相同,这就意味着“阿姨”不那么好找,而且招聘成本不低,儿童村将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那些曾经在儿童村称职地担任“阿姨”的人,以确保“阿姨”符合要求并降低招聘成本。而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形势,也决定了这些曾经的“阿姨”只要没有结婚生子,多半会乐于继续应聘在儿童村担任“阿姨”。其结果,所谓“阿姨”决非利用假期或闲暇在儿童村临时打工,而势必成为职业的“阿姨”,也就是多个儿童之家的候补“妈妈”。由于候补“妈妈”必须跟更多的儿童打交道,其工作难度更大。由于候补“妈妈”的工作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多个“临时工作”组成的,她们没有正式“妈妈”每年60-70日的休假。但是在“工作具有灵活性”的借口下,她们反而“没有退休后的保障”,这公平吗?劳动合同法刚刚生效,民政局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就在自己所管辖的社会福利机构中招聘这种受歧视的“职业临时工”合适吗?

“妈妈”招聘条件中更严重的违法还在于要求“妈妈”“在职期间必须单身而且不能有子女”。婚姻自由和生育权在世界各文明国家都是受宪法的基本人权,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法律中对此也有规定。儿童村许诺给“妈妈”远较“阿姨”优惠的待遇,原来是以剥夺她们最宝贵的婚姻自由和生育权为条件的!她们不但终身不能有夫妻生活,不能有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且由于所抚养的孩子“12至14岁转入青年公寓集体生活”(北京青年报报道),她们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养子女。她们55岁退休后在儿童村的“妈妈退休公寓”安度晚年与其说是一种待遇,毋宁说是一种无奈。民政局和儿童村设想的给儿童以家庭温暖的方法,原来是以制造“孤老妈妈”为条件的。

虽然中国的法制并不健全,但是仍然难以想象,当某个“妈妈”真的打算结婚或生孩子时民政局有能力强行阻止。如果民政局拒绝给“妈妈”和她的心上人办理结婚登记而“妈妈”起诉,法院无疑会判民政局败诉。北京SOS儿童村当然可能会以“妈妈”不再符合“妈妈”的条件为由将“妈妈”解雇或降为“阿姨”,这也许是给“阿姨”以歧视待遇的真正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节省劳动报酬);但是这一劳动合同中规定的受雇条件条款仍可能因为违反宪法和法律而被法院判决无效。问题是“妈妈”们未必有这么强的权利意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失去退休待遇的顾虑会越来越重。

制造孤老并不能给孤儿们一个真正的家

为北京SOS儿童村制造“孤老妈妈”辩护的最重要的理由或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制造一个“孤老妈妈”可以给二十多个孤儿以家庭温暖。对于那些缺乏人权观念、只知利害权衡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辩解是非常有力的。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北京SOS儿童村的设想不折不扣地实施,就能给被它收养的那些儿童以真正的家庭幸福吗?

这些孩子生活在一个叫儿童村的地方,8个相貌不同、年龄相差最多不过3岁的孩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12至14岁转入青年公寓集体生活”,这一切都在时刻提醒他们自己是被收养的孤儿,是父母双亡或被父母遗弃的孤儿。这种感觉幸福吗?善良的养父母会让孩子经常产生这种感觉吗?

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养父的家庭中。如果说时刻意识到自己是被收养的而非父母亲生是不幸的,那么意识到自己被一个没有父亲的残缺家庭收养就会感到更加不幸——尽管可能因此而更加感激养母,但这在儿童村的情形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儿童村的“妈妈”太奇怪了。

无论是亲生母亲还是养母,哪有每年撇下孩子独自去度假60-70日的?尤其是在那些没有父亲的家庭!“妈妈”是终身的,哪有把自己的孩子抚养到12至14岁就交出去而自己立即成为另外8个孩子的“妈妈”的?如果孩子幼小时还只是觉得自己的“妈妈”很奇怪,那么等到他们被交出去的时候就一定能发现:不是“妈妈”养活了自己,而是自己给“妈妈”带来了工作机会;所谓“妈妈”其实就是政府请来的保姆,而且是不诚实的冒充妈妈的保姆。即使是真的养母,12至14岁就把孩子赶出去,这样的“养母”还能指望孩子常回“家”看看吗?更别提跟孩子一起度过晚年了。

“妈妈”们在职期间能否给予孤儿如亲生儿女一样的关爱,其实也大成问题。养父母视养子女如同己出者所在多有;但保姆却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保姆同孩子的关系欠缺亲自关系的无偿性和终身性特征。要求本质上是保姆的“妈妈”视孩子如同己出,实际上是要求“妈妈”们具有圣女一样的品行。而强制普通人践行圣人道德的结果,反而可能造就披着圣人外衣的魔鬼。

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圣女难得,北京SOS儿童村才要求“妈妈”不能有自己的孩子,甚至为此而禁止“妈妈”再婚。但是这一限制非但不能让人放心,反而让人更加担心。25至35岁之间、高中以上学历、离异或丧偶无子女、身体健康、作风正派、温和开朗、宽容机敏的女士在我们这个男多女少的国度要嫁人并不难,如果勤劳的话也不会长期找不到工作,她们为什么愿意放弃相夫教子的天伦之乐?考虑到给8个孩子当“妈妈”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懒人是干不了这个工作的;愿意到儿童村当“妈妈”的人大概也就只剩三种了:因为对丈夫极度不满意而离婚或者被丈夫遗弃从而恨上了所有男人的,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而离婚的,嫁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丈夫而且感情甚笃但丈夫不幸遇难或病逝从此“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加上热爱孩子而又没有亲生子女等其他条件限制后,最后一种人能找到几个太可疑了,而前两种人给孩子的不良影响恐怕远在有自己正常家庭生活的普通保姆之上。当然不能排除一时冲动应聘当了“妈妈”后又遇到自己中意的男人并因此而后悔的,这种人如果放弃劳动保障离开儿童村或甘愿被贬为“阿姨”倒是孩子们的幸运;如果患得患失将自己因为后悔而产生的怨气发泄到孩子们身上,那“她的”孩子们可就惨了。

给孤儿们真正的家无须制造孤老

即使制造一个“孤老妈妈”可以先后给二十多个孤儿以真正的家庭温暖,依然无法证明制造孤老的正当性,哪怕是从纯粹功利的角度;因为不制造孤老同样可以给孩子们以真正的家庭温暖,而且还可以大量节省财政或慈善基金的支出。这办法不是别的,就是世界各国盛行的家庭收养。家庭收养不但不制造孤老,反而可能减少社会上已经存在的孤老。

只有家庭收养才能给孤儿们以真正的父母之爱和家庭温暖,让他们不再时刻感觉到自己是个孤儿。家庭收养的收养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具有无偿性和终身性,哪怕是单身男人或单身女人收养孩子,也远较儿童村的“妈妈”更像亲生父母。

为了鼓励家庭收养,收养人如果家庭贫困,政府应当予以适当补贴。收养非亲非故孩子的家庭获得补贴后的生活水平应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以体现政府对收养孤儿、弃婴的鼓励;但补贴总额不得超过因收养孩子而增加的必要支出,以防止收养孩子成为一种获取报酬的手段,改变亲子关系应有的无偿服务性质。

而现行的做法,是政府不但不给补贴,孤儿院还向收养人索取一大笔“抚养费”,甚至根本没抚养一天也索取一大笔“抚养费”,因为依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收养人需要孤儿院开具的送养证明。这种恶劣的做法,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善良人的收养热情,导致中国的大量女弃婴只能被富有而善良的外国人收养,给贻害未来的性别比失调雪上加霜。除了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它在制造弃婴和妨碍收养两个方向起作用),孤儿院向领养人索取“抚养费”乃是中国人普遍不愿意领养孤儿、弃婴的第二大原因。

为了让孤儿们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恰恰应当鼓励有子女的人收养,而不是相反:除了兄弟姐妹关系的存在使家庭更完整之外,有子女夫妻已经拥有的养育子女的经验也对被收养的孤儿非常有利。防止偏爱自己孩子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有男孩的父母收养女孩或有女孩的父母收养男孩优先。其实即使不做此限制,也不见得就有多么可怕。在多子女家庭中,那些既非老大、又非老夭并且拥有同性别兄弟姐妹的孩子往往也感觉自己受歧视,但是他(她)比那些孤儿院(儿童村本质上还是孤儿院)里的孩子更感到不幸吗?

由于孤老(无孩子、无配偶)收养孤儿具有同时减少孤儿和孤老的双重社会作用,如果说只有男孩的家庭收养女孩、只有女孩的家庭收养男孩应当优先考虑,那么孤老收养孤儿就应当受到鼓励。鼓励的方法,就是政府仅仅对于孤老收养孩子给予聘请保姆的费用补贴;不过为了减少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的家庭可能给孩子心理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及对孩子安全的潜在危险(万一老人患急症死亡),可以考虑请保姆的费用补贴以一名孤老收养两个孩子为条件,并禁止孤老单独收养一名残疾儿童或三岁以下的儿童。

我并不是说要消灭孤儿院,它们仍然是需要的。但是由于孤儿院注定不可能给孤儿们一个真正的家,它只能作为孩子们被家庭收养之前的一个旅店。只有对于那些无人愿意收养的孩子,它才是一个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的长期避难所。以儿童村的名义把孩子们的孤儿院生活理想化、长期化,是十分荒谬的。

3至6岁健全孤儿(没有婴儿期的麻烦,离青春期的麻烦尚远来得及引导,并且没有难治、不治的疾病)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即使没有政府补贴也是不难找到家庭收养的,把他们在儿童村里养到12-14岁,再移送到“青年公寓”过“集体生活”,恰恰是长期剥夺他们享受家庭生活的可能,拿他(她)们做“公养公教”的实验品。不可能仅仅因为剥夺了“公养公教”从业人员的婚姻自由和生育权和物质生活的富足,就能让孩子们从“公养公教”中享受到亲子间的天伦之乐。

谁的形象工程

北京SOS儿童村无疑是个形象工程。占地2.3万余平方米、包含15栋二层独栋小“别墅”的儿童村前期建设的费用就相当惊人。由于“阿姨”只是“妈妈”休假期间的替补“妈妈”,而一个带着8个3-6岁孩子的“妈妈”要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就够她忙的了,要到孩子们稍大几岁才能自己做饭,兼任采购家用物品和看护生病孩子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不要拿过去某些妇女自己生育8个孩子还能做许多家务来蒙事,那是用大半生的时间(譬如从15岁到55岁)来养育的,而北京SOS儿童村的“妈妈”要用少得多的时间(30-55)养育3批共24个孩子!因此北京SOS儿童村无疑还需要一大批勤杂人员和会计、出纳、医护人员、村长等,其费用相当惊人。用这么庞大的费用去补贴家庭收养,能支付的恐怕不是120个孤儿、弃婴的收养补贴而是1200个甚至更多孤儿、弃婴的收养补贴。

除了临时走失或父母双亡,没有人会遗弃3-6岁的健康孩子——想遗弃何不趁早呢?除了养育成本损失外,还有无法弥补的情感损失。3-6岁的健康孩子已有很强的表达能力,落到政府手中父母不难找回。父母双亡的孩子如果四老尚存其一或者有叔伯姑舅姨(年龄大很多或已成年的哥哥、姐姐如今已很难找了),其实也是不难找到自己亲人认养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亲人无力收养。如果政府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给予困难家庭以收养补贴,这些孩子的抚养问题立即迎刃而解。以3-6岁的健康孩子为收养对象的北京SOS儿童村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它是一个以剥夺“妈妈”结婚、生育的权利和孩子们的家庭生活为代价的奢侈品。

奢侈品一般都是用来向人炫耀的,北京SOS儿童村也一样:这里没有新生儿和病残儿的哭喊,没有幼儿和弱智儿童的随地大小便,绝大部分时间没有新来孩子的不适应症(八、九年一次);设施豪华,用品充足:“妈妈”们因为被剥夺了自己的家庭生活,每天24小时全心全意地带孩子(至少是被设想成这样);孩子们因为物质的充裕和“妈妈”的关爱而忘记了自己失去父母的不幸,甚至因为集体生活而变得无私,展示出以“公养公教”方法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辉煌前景。

北京SOS儿童村只是一个形象工程,并不是一个示范工程。无论政府多么慷慨地在解决孤儿、弃儿问题上拨款(连这也是不可能的),无论国际SOS儿童村给中国多少捐助,也无法保证孤儿们都在3岁以后才失去父母并且都没有病残!北京SOS儿童村并不是给中国的孤儿院学习的样板,它只是用来摆看的,用来给民政局、政府和国际SOS儿童村展示业绩的。

我认同国际SOS儿童村组织也需要形象工程的说法,但难以相信拒绝接收3岁以下儿童和病残儿、剥夺“妈妈”基本人权、剥夺儿童被家庭收养机会的既违法又悖理的要求来自国际SOS儿童村组织的规定,我怀疑这是北京市民政局发言人对国际SOS儿童村组织的诬陷。即使这些荒谬的想法是国际SOS儿童村组织提出的,恐怕它也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而且人们普遍缺乏法治意识的国家才敢提这种要求。北京SOS儿童村将开始招聘“妈妈”的消息报道之后连互连网上都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批评,这远比民政局搞这么个形象工程本身更让人悲哀。

廖亦武:谁值得他们如此重视?(二)

第二部分

走笔至此,恍惚记起法国思想家福柯说过:人是权力之网上的一只蜘蛛。那么我多年来的处境竟是蜘蛛的处境,风雨飘摇,起起落落,却依旧顽强地捕食求生?可蜘蛛一生都在织网,我在织网吗?写作本身就是织网吗?写作本身既是个人的权力,也是招惹企图控制个人的社会权力的陷阱吗?

我一简单的文人,我不愿意招惹谁,可这些年多次掉入陷阱。像这次,耗钱耗力,几千里路上京,难道就为了被抓起来?一只玉米粒大小的蜘蛛,花几个月时间,织了一面数丈宽的超级巨网,它好不容易从这一端爬到那一端,难道就为了懵头懵脑地坠入水中?真是一幕荒诞剧啊,然而中国警察不是法国福柯,黑色轿车就停在饭馆外头,我被硬生生地塞进去,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4个警察夹在当中。

20多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大屯派出所。先是在靠街面的屋内,风很硬,进进出出的人骆绎不绝,两三张破椅子蒙着薄灰。连他们都嫌脏,不愿落屁股,却一再吩咐我坐。接着,他们口袋里的手机依次响起,一帮子如风似的,刮出去接听,就留一满脸颓废的“艺术家”陪我。他掏出烟,递来一支,我摆手谢绝,他就顾自叼烟,狠吸一口道:别紧张,没事儿。

我翘了翘嘴角。

他又道:我认识余世存,在一起喝酒来着。他写过一本《非常道》,卖得还可以。看这个样子,你和他差不多吧?不算太寒碜,也不算太富有;不算反政府,也不算不反政府,就是牢骚多。从古至今,文人全部牢骚多。张三李四,包括我这做过片警的,也牢骚多。可是有个屁用啊。只有人家文人的牢骚能挣钱,能留名。

我笑了。承认自己和余世存是朋友。

他继续道:余世存是湖北人,你是四川人,你们肯定在北京认识的。写文章就是好,天南海北都能认识。不像做小百姓,一辈子出不了几个胡同,认识不了几个人。你们成都我去过,天气阴,可饭好吃,姑娘漂亮。有名的文人不比北京少。像你,像那个、那个流沙河……

你知道我些什么呀?我不禁笑道。

才疏学浅,才疏学浅。他换了一支烟,接着道:我只读过余世存的,余杰的,市面上都能买到。刘晓波的买不到,只有在网上读,他几乎天天在与政府叫板,厉害。你老廖的,肯定是读过,但一时想不起来。你是北大毕业吗?你提醒我一下,这段时间公事多,跑来跑去,脑子给跑坏了,你提醒一下。

我写过一本《中国底层访谈录》。

中国底层?有印象有印象。他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由于一阵冷风进来,他跟着又提提羽绒服领子。我做过近10年片警,可以给你提供好多素材。老百姓的油盐酱醋、酸甜苦辣,还是只有我懂啊。还有外来人口,到北京上访的,打工的,我都能和他们聊到一处。片警也算底层么。

你们手中有权力,就不算底层了。

有啥权力?还是老毛的时代?做雷锋叔叔光荣?警察在群众中吃得开?除了这身警服,我们与小百姓没啥区别。我们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找谁呀?群众还可以投诉我们,轻则挨批评、扣奖金,重则下岗。我们的委屈找谁投诉?找你们文人投诉?

写成电视剧嘛。关于警察的电视剧够多了。

那个当老板的,海岩,电视里经常都在播,靠咱警察行当发大财,牛屄。你眼红没用。你说编得不像,也没用,钱照样入人家口袋……

我心里正在想,这人,真是个话唠子,随便什么都能顺着往下侃。新一帮便衣就到了。为首的个子很高,很英俊,长得像香港电影明星梁家辉,而另外两个,年轻得胎毛未褪,显然是充数的马仔。

你是廖亦武?著名作家,久仰大名啊。算开场白。

派出所所长引路,我们上了屋后的2楼,沿楼道拐一弯,进了会议室。中央会议桌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四周全是椅子,靠墙还有两三排超大屏幕,破案功能显得十分齐全。我懒散惯了,本来要随便拖把椅子过来,不料“梁家辉”却甩动长臂,指定我落座窗前位置。跟车里差不多,我又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夹在4个警察当中。屋内自然比车内宽敞,可刹那紧张起来的气氛,令人觉得被罩在暗无天日的裤裆下。

梁家辉仰起身子,眼皮朝下地打量我。左边的话唠子默不作声地抽烟。另外两个马仔,白面书生,却抱着双臂,做出一副地痞样。众所周知,我虽属政治惯犯,却不是沉得住气的政治家,我强笑道:你们弄我到这儿,总该作个自我介绍吧?请问?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我姓江。梁家辉道。训练有素的眼神依旧一眨不眨。

我连连称谢。却没有回应。只好尴尬地噤声。

梁家辉这才一字一顿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

我也一字一顿地道:不知道。

真他妈像演戏。

接下来的台词节奏就快了许多。

梁家辉:真不知道?

廖亦武:真不知道。

梁家辉:咱们还是直来直去。

廖亦武:我也想直来直去。你们到底有什么事,问吧。

梁家辉:你是高级知识分子,还用我提醒你?

廖亦武:你比我更像高级知识分子,还得你提醒我。

梁家辉: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

廖亦武:晃悠来了。

梁家辉:你他妈的!站起来!!

对白中断。梁家辉掀翻椅子,直扑过来。两马仔紧随左右,转瞬间,三警察泰山压顶,而话唠子反应贼快,立马将门反扣。梁家辉反复几遍“靠你妈的”,还抓住我的肩向上提。我只得跳起来,大叫一声:妈个屄,警察打人怎么的!

你敢骂,我就敢打。

你先骂的。我不是罪犯!你动手就是违法。

我动了你。靠,我就是要动你。你嚷嚷啊,谁看见啦?他妈的,你个四川土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全国人民的首都,懂不懂?晃悠来了,这是你晃悠的地方吗?把我们当3岁小孩啊?

我的胳膊被狂怒的梁家辉拽来拽去,稍不留神,领子也叫扭住。我一下子毛了,血涌脑顶盖:玩黑社会是吧?执法犯法是吧?你这墙上写着“执法为民”,不认识字?好好。你他妈的敢打人,你他妈仗着没目击证人,老子就跳楼!!

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地甩开梁家辉,反身就扑过去开窗。刚出一条缝,冷风如强盗一般尖啸。三个警察顿时手忙脚乱,与我扭成一团。原先装着看报的话唠子此刻也过来,隔在我们与窗户之间,并迅速关窗,放下卷帘。我肯定以失败告终——被警察们反剪双臂,按在桌面的当口,还作垂死挣扎。但是他们也累得够呛,毕竟不是刑警。

真他妈无法无天!我还在叫骂。

谁无法无天啦?梁家辉喘嘘嘘道,我们打了你吗?没打;我们骂了你吗?没骂。你平白无故要跳楼,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救人嘛,当然急,动作也大。

你们平常就这么执行公务吗?你们到底逼死了多少人?到底有多少人在你们的眼皮下跳楼?我不是罪犯,有种的就将手铐拿出来,老子把命交给天!死不了,我就要跳楼,我就有病,你们把我送精神病院嘛,检查嘛。狗日的继续整,在“执法为民”的招牌前继续整。国家呀,法律呀,就是被你们弄黑的。这种素质还当警察,不要脸。你们去朝鲜当警察可能更合适。

好啦好啦。梁家辉终于泄气了。坐下来谈行不行?

于是撒手。大家站着僵持了两分钟。梁家辉道:还是个牛脾气呢。怕了你,老廖。我先坐。

双方这才禽兽一般,重振衣冠,摆出谈判架势。不过我和梁家辉的位置正巧互换,他靠窗,我靠墙。我的左右依旧两马仔,后来我弄清楚了,他们都属公安大学刑侦专科毕业,入行不久,自然要凶神恶煞挣表现。可笑的是右边这位,白净面皮,镜片度数也不低,却双臂环抱,从斜刺里怒视敌人达半个钟头,终于疲软,方取下眼镜做起眼保健操。

话唠子还是旁观者,打个哈欠,继续看报。

重新拼接的台词节奏趋于平缓。

梁家辉: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廖亦武:那你承认打了。

梁家辉:没关系。事情完了随你怎么写。网上类似文章多了去,警察如何如何凶残野蛮,维权人士如何如何英勇抗暴,文人的天职就是给我们抹黑嘛。老廖啊,你也没少给我们这个行当打交道,谁不明白谁呀?看你刚才跳楼的架势,就知道是老手,懂得制造新闻爆料。如果是10层20层以上,你还敢吗?不要怕我们交不了差,不要希望谁谁谁会站出来,为你伸张正义,我大不了脱掉这身警服,转行到地方,说不定挣钱还多多。

廖亦武:你真够无耻的。

梁家辉:你又骂我?没关系,只要能消气。这世道谁不无耻?知识分子,小百姓,都无耻。可老廖啊,做事要有底线,底线之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沟通。像你的铁哥们余世存、刘晓波,还有那个维权律师高智晟,都清楚底线,都和我们是朋友。只有傻屄才相信,这世上还存在撞南墙不回头的献身者,按照丛林法则,都他妈琢磨着让别人献身,自己活下来……

廖亦武:行啦行啦,你们找我干什么,直说吧。

梁家辉:真不知道?

廖亦武:你们不挑明,我就不知道。

梁家辉:好。你是不是得了一个独立笔会的奖?

廖亦武:对。我得的是国际笔会下属的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

梁家辉:怎么回事儿?

廖亦武:很简单,我的创作有成绩,笔会就奖励。

梁家辉:具体是谁发给你的?刘晓波?

廖亦武:与刘晓波无关。按程序,这是自由写作委员会的评选结果。

梁家辉:这个委员会都是谁?

廖亦武:我哪清楚?又不是我伸手要的奖。

梁家辉:你这次就是专程领奖来了?

廖亦武:当然。

梁家辉:知道在哪儿领吗?

廖亦武:还没接到通知。看来你先接到通知,就直截了当吧。

梁家辉:明天是冬至,好好过节吧。

廖亦武:我是要去参加颁奖会,好好过节。

梁家辉:我给你一个建议,仅仅一个建议。

廖亦武:洗耳恭听。

梁家辉:明天的奖就别去领了。

廖亦武:为什么?

梁家辉:真逗,还问我为什么。你的名声已经够大,何必还去出这个风头?

廖亦武:我是不能缺席的。

梁家辉:我还是建议你别去。

廖亦武:如果我一定要去呢?

梁家辉:那就只有留在这儿,或者另换一个地方。我们也辛苦,得陪着你。

廖亦武:这个意思是,我想去也去不了?我被拘留了?

梁家辉:你没被拘留。只是建议你别去。

廖亦武:你建议?!好好,我不去了。

梁家辉:这算不算你的正式表态?

廖亦武:我知道我插翅难飞。即使今天飞了,明天,也会在半路,也会在颁奖地点,被你们带走。

梁家辉:你太有想像力了。

廖亦武:我一个文人,搞不过一台国家机器,我不去了。

梁家辉:谢谢,谢谢。这样,你我就不用死耗下去。

廖亦武:那么,我可以走了?

梁家辉:我得向领导汇报。耐心一点,我们都陪着你,等待结果。喝水吗?

气氛顿时很缓和。话唠子外出几分钟,抱了一捆矿泉水归来;换梁家辉外出打手机。接着就是乱七八糟的聊天,4个警察的烟瘾都大,一会儿就薰得我眼睛疼。我咕咚咕咚灌了一瓶水,话唠子又递过一瓶,还陪笑道:算见识你这样的四川人了,看起来挺温和,一上火就跳楼。

梁家辉也检讨道:这位老兄呢,做过多年片警,有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经验。我嘛,老家山东,出梁山好汉的地方,性子急,不太懂得幽默。所以你一说“晃悠”,我就以为是消遣我们做警察的。

廖亦武:晃悠不是四川话。我觉得嘛,你不仅懂幽默,而且懂火力侦察。你当过兵吧?你的形象这么好,不当演员真可惜。

警察们都笑起来。

梁家辉:真让你猜着了,我当过兵,而且是坦克兵,成天捂在一堆钢铁里面,人都快训练熟了。加上新兵蛋子那阵,总受老兵欺负,所以性格就一天天火爆。可火爆有什么用?遇上敢跳楼的四川人,全傻眼。

天色晦暗起来。我问时间,答5点多。

话唠子道:你是光棍儿怕什么?我和老江的孩子都才几岁,我们还巴不得早点完事儿回家。梁家辉也道:快了快了,已通知你的同乡,正往这边赶呢。

我吐一口长气道:还是我自己回去吧,你们送我也行,何必麻烦我的朋友。

警察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沉吟道:等着。等着。

6点钟,夜幕齐刷刷降临。不断有警察进进出出。我靠在椅子上,无精打采。虚妄的烟雾弥漫,但见其中漂浮着若干张嘴,叭嗒叭嗒,在反复念叨我几天前读过一段对白——

你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
为了遗忘。
遗忘什么?
我忘掉了。

这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开的一个玩笑。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多灾多难。我在此时此刻记起这个玩笑,却没兴趣自问“为什么来到北京”——这是警察们的讯问,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重复的讯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绝不允许回答“遗忘”。

尽管他们最终会把助纣为虐的罪恶忘得干干净净。

以平常心救普通人:读翟明磊《仁者之怒》

 

 

明磊:你好。

看到你的信,内心不禁一阵阵颤抖,为你的勇气,也为你的仁智。

是的,现在太需要劝架的人。像救高智晟、陈光诚那样,太多的愤怒,让对方更加激怒。

胡佳刚被抓那几天,大家都沉默了,不知有什么办法。谁都知道,胡佳如童言无忌,把上级惹毛了。

我看到姚遥转发《中国青年报》采访胡佳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方法好。通过报导,还了胡佳一个凡人面貌;你的文章,更让人看到胡佳夫妇平凡而温暖的情景。人权工作者、维权活动家总是被妖魔化;如果大家一起喊打喊杀,就要让胡佳成为”罪责”更严重的人质。对于巴不得把胡佳妖魔化、符号化的做法,需要以平常心来化解。

我们大家都来用平常心讲道理,我们也能探索出一条通向未来的、自卫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无原则,而是让人们知道、了解,培养出去除妖魔化的能力。

胡佳的今天,大家都认为是点了一些领导者的名。这种火气,除了你所说的原因,即当他的权利被侵犯得无以复加,他也在高压下产生出逆反心理;我想到,还有另一点与众不同——昆德拉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工程师被诬陷叛国,他到处辩解,结果却处处被监控、跟踪,由于实在忍受不了大家把他当叛国分子的待遇,他就开始冒险偷越国境,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真正的叛国者。

突然想起这个例子,有点似是而非;再简单一点说,大多数人,比如我吧,假如有人说我是混蛋,久而久之,我也就把这个混蛋内化了,我也就成了个真混蛋,看见别人,就做出了个欠揍的样子。别人把狗屎抹到我脸上,我也都受了。

胡佳和金燕,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内化为罪犯,这就是他们不能接受嫌疑犯待遇的原因。但是警察派来出警,他没有研究过你是不是罪犯,你给他执行任务添了麻烦,他觉得打你就是执行任务,保卫国家。

要是我前面那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可能少挨几顿打。但是那种内在的矮化人格,等于把我一生都废了,就像廖冰兄画的罐子人一样。而胡佳肉体上承受了痛苦,他的心灵保持了自由和尊严。从长远的伤害来说,自己承认自己是罪犯当然是更严重的精神残疾。

我们大多数人都聪明到见了南墙拐弯,绝不会对一些权利机构的人头搬着指头数。但是我不觉得胡佳这样就颠覆了国家——难道国家是豆腐做的吗?我的一个朋友说他们家有个傻孩子,从来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懂,我需要帮助。胡佳就是那个傻孩子,他不低头,不告解,呕心沥血,忧国忧民。这样的人,应该生活在王小波小说中的大唐王朝。因为古人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古代的知识分子才信守”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胡佳一素食者,为肉食者谋;今天朝廷诸君,就算做不到前党主席毛泽东之”闻者足戒”,也可以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何须胡佳以命偿还言债呢?

就算胡佳言论过界,我也认为,胡佳的要求并没有超过我本人经常援引的革命军人”八项注意”原则,有道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害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胡佳为上访者、拆迁户、遭受酷刑的维权工作者、失地农民呼吁,不就是个请遵守个八项注意吗?当年老人家还说这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法宝,现在八项注意的老传统丢尽,革命根据地如何巩固呢?

明磊,谢谢你演算了我那个低年级作业题。我其实也是实在没招了,就在心里算自己能帮胡佳坐几天牢。以我目前依然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邀请之博士论文通讯评议专家的身份,我愿意为建设现代化监狱贡献绵薄之力。

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听取大家的建议,愿大家都像明磊这样,以平常心,救普通人。

晓明

 

仁者之怒:督请北京公安释放胡佳!

 

今天是元旦,我的心却活在冰冷中。

胡佳十二月二十七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警察们用“特殊方式”悄无声息的方法打开胡的家门,突然出现在卧室,胡佳没有来得及穿鞋与上衣即被带走,他的小爱人曾金燕正为出生刚刚一个半月的女儿胡谦慈洗完澡,被控制住,家中电话被切断,银行卡被搜,所有的通讯,摄像机,联系设备被带走,6名警员住在他的家中。

于是我和爱人象得痴迷症,陪父母上博物馆,吃热闹的新年饭,钻进暖暖的被窝都会想到胡佳与金燕。一想到警察住在金燕家,我的爱人就哭了。——“他们凭什么,凭什么?”而我只有沉默。

可是说起胡佳,我是惭愧的。我从来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胡佳的工作,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虽是朋友,对胡佳的工作“敬而远之”,一年难得见上一二次,甚至到胡佳家中,都是悄悄绕过国保,偷偷进他家门,唯一干的有胆之事是公安建议我不发金燕的稿子,我照样刊登。

因为我怕支持胡佳影响我当时手头的工作:编一份小刊物《民间》,我怕惹麻烦,要知道连胡佳的邻居多上胡佳家串门,都有国保跟踪到家,警告他们。邻居不知情,只知抱怨,胡佳这家人怎么这么麻烦的啦。

于是胡佳孤独在家中,每一次与别人的见面,他都充满着渴望,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啊,也想和正常人一样交往啊。

记得他深情的说,一天深夜,有人突然敲门,原来是小区中的居民悄悄给他送来了钓到的大鱼。胡佳的那份兴奋与无奈,听了让我心酸。

每次与胡佳的见面,我都不谈及他的工作。

我有很多理由,但根本的一条是,我可不想变得和胡佳一样啊——门口天天有人看着,没人敢上门。

我和胡佳的观点不相同,我认为中国社会公共道德的缺点是导致现状的根本原因,只有公民教育能改变人们人性中的卑劣。而胡佳认为政治制度可能更重要。这些年来,胡佳的观点更为平和,他认为一个个公民的维权相当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更多的公义。他也在实践自己的想法。

既非圣徒也非革命者

胡佳小两口究竟是做什么的,让某些政府部门如此害怕?胡佳是做艾滋病维权工作的,近年来延伸到一些维权人士的人权呼吁上。而金燕也同样是做艾滋病救助工作,因为长年在大量因艾滋病导致免疫力下降的农村人群中救助,金燕因此曾得过严重脑膜炎,一度病危,活过来以后记性没以前那么好。她还有严重的心脏病。

胡佳与金燕都是佛教徒,因此看到小动物,弱者都有天生的同情,他们的工作如果说更多的出于意义与责任,不如说是天性。他们是由性情达至道义的人。因此我喜欢他们俩。

还有我喜欢他们更有一条,他们不是革命者,如果去他们家,你会发现屋子里满是卡通玩偶,许多小猪猪、小青蛙,仿佛回到了孩子的时代,这些都是两个大人的玩具。他们是两个赤子啊。家温馨而舒适,嗯总能吃到好多好吃的,金燕爱吃芒果。——但愿那些脏手不要摸到他们的宝贝们。

他们也不是人们说的圣徒,朋友眼中的胡佳更象一个公子,虽言辞温雅,很有教养,可因为是父母年老得子,分外娇贵,因此早年的胡佳实在很任性,这也让他不会妥协,还揍过绑架他的国保大队,没少吃过亏。朋友还笑话他:还是非暴力和平主义者呢。胡佳还有许多理想主义者一样的缺点:爱(大爱)远方的人,而忽视身边最亲近的人,有时象个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金燕没少抱怨他。可是在胡佳2006年一度失踪四十多天的日子,金燕勇敢在自己的博客里寻夫,不间断地写博客,终于让绝不承认绑架了胡佳的国保大队吞出了胡佳,那些日子,金燕老了好几岁。经过这些日子,两口子更恩爱了。胡佳成熟了,会照顾金燕,更象一个好爸爸了。朋友们眼看着胡佳越来越完善。

每次在外见到胡佳,都是后背一个大包,前胸背一个中包,弱小的身躯总在奔走,在可可西里,在艾滋村,在纪念胡耀邦的天安门广场,在盲人律师的山东农村……哪里有不公义,哪里就有胡佳。

胡佳很弱小,却有超人般的勇气,因此他经常忘了自己,在一次讲座中,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讲过最信奉的是唐名医孙思邈《千金方》中的一段话“大医精诚”,我抄了下来:

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我因编《民间》而熟识上百个NGO,也了解艾滋救助界的内情,我可以与成千上万受益于胡佳帮助的艾滋病患者作证(如果他们愿意),胡佳确实如大医精诚的格言那样做的。他还曾是年迈的高耀洁医生最好的助手,他与金燕就是那位白发观音身边的一对金童玉女。也因此相识相爱。

大医精诚的这段格言也是解读胡佳日后维权经历的关键,对他人命运与苦难的感同身受是胡佳的特质,不顾惜自身并非鲁莽,而是护生。

胡佳是素食主义者,是真正能够看透生死的人,因此而来的大勇,是我完全无法企及的。我因此而敬佩他。

同时,正因为这种勇气,他能干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四十一天警方非法绑架禁闭他时,胡佳会以头撞大花瓶,宁头破血流,也要因此得医而取得外界联系,一旦稍有宽松,他就要求囚禁期间允许他长跑练身,跑得跟踪者气喘吁吁。

但就是对软禁他的国保们,他一方面会有些孩子似的恶作剧,拍下他们的丑态如抠鼻子,如无聊时左右手相搏,做成《自由城的囚徒》一片。一方面又会同情他们在寒冷中守候,在过年时为他们送饺子。

对我最大的触动是,虽然我对胡佳的工作不问不支持不知晓的三不政策,一旦《民间》被非法查封,胡佳夫妇最早发出呼吁的声音,并称“我们都是民间”。在困难时期,我与爱人才体会到有时一个电话,一个笑声对于我都是那么重要,人啊人,只有经历过苦难,才知明哲保身是多么可笑。

我终于醒悟,胡佳做的是多么重要的工作啊。我的自责与内疚将永存我心。

也正因为他这份出奇的勇气,一听到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拘,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坏小子”莫非真干了什么荒唐事?我急急打开他的博客,说来惭愧,金燕的博客我常看,胡佳的博客我是第一次看。

看完以后,我愤怒至极。

因为胡佳行动不自由,联络多靠电话,网络,与公众交流只有博客。那么胡佳的博客上写了什么?

除了艾滋病人的基本权利维护,还有上海拆迁户的权利投诉信,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为太石村村民维权,批露为高智晟律师维权的郭飞雄在狱中受酷刑对待,受的什么酷刑,我不忍启齿,但仍表述如下:他的腰全坏了,他的手因吊打也坏了。警员用万伏高压电警棒电击他的生殖器五分钟让其自认其罪。这种无耻下流的酷刑如果不是郭飞雄妻子张青在公开信(发表在胡佳博客上)中写,打死我也不敢相信。

将心比心,这侵犯我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即使是江洋大盗,杀人如麻,你可以将他枪毙不可以用这种酷刑,更何况,郭飞雄被判的是非法经营罪,还不是组党或反政府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最多是个良心犯,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

我非常愤怒,是因为虽然我与郭飞雄完全不认识,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政治糊涂蛋,去年十七大究竟是党大,还是人大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的知识分子,这种恶行侵犯我作为人的尊严,这还是人间吗?我不管什么政治形态,不管什么国家,须信守人类基本文明,这种不人道是我不耻的。

我很惭愧,我太不了解胡佳,也不关心他的工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郭飞雄受了如此酷刑。如果我是胡佳,我也会愤怒地写出来,正因为郭的遭遇,胡佳才愤怒地点出两大公安局长的名字并抗议政法系统的恶行。

可是如果胡佳不出事,我都不会读到这事,我还是闭着眼睛过我的安稳日子。郭的妻子张青叫天天不应,她写道: “为了对郭飞雄实施政治迫害,人们看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使用经济的罪名,却没有确实有效的证据;没有证据不要紧,只要有暴力就行。一般性暴力不奏效,中国政府还有高压电警棍,用万伏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用了一次还不罢手,还要用第二次,甚至把电警棍伸到裤子里面,击打生殖器达五六分钟之久。

每写到这个地方,我都感到政府的做法恶心之至!就是中世纪的匪类也不会在众目睽睽、高度关注之下,用这么无耻的酷刑对付人。
我感到一点歉意。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我不得不一再一再地对您说起这些事情。因为这些邪恶的不堪说出口的事情存在了,政府做出来了,我的丈夫郭飞雄的身体承受了。作为他的妻子,我不接受,不愿意忍气吞声,不愿意把这些强权垃圾咽下去。我要抗议,要伸冤。而您,作为中国政府的最高负责人,当仁不让的成为我申诉丈夫冤情的首选对象。”

1986年,我国政府已签订了《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正式生效并实施),因此我敬请有关部门调查郭飞雄受酷刑的真相,并考虑不采用以酷刑得来的相关证据。同时也希望胡佳在整个拘禁期不应受到酷刑对待。胡佳有严重的肝硬化,每天需用药,也恳请公安能慈悲为怀。

胡佳的言辞另一个可能惹事的即是:不支持奥运,认为政府没有信守改变人权状况的承诺,北京市公安局长是奥组委成员,而恰是人权最大的破坏者云云,因此胡抵制奥运的态度明显。

但是,反对奥运就等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吗?退一万步说,奥运因胡佳一句话停办了(当然这怎么可能?),国家政权就颠覆了吗?一家子请了个大酒席,席上有个叫花子闹了一下,掀了桌子,这家人就完蛋了吗,就瓦解了吗?有这样脆弱的政权吗?

请给人们这份言论自由吧。宪法保障公民有自由评介公共事务的权力,而奥运正是公共事务。

尽管我们还看不到具体的案件材料,但我们可以请朋友们自上胡佳的博客,看看究竟有哪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相信你们自有判断。

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尽管我们可以站出来为胡佳作证,证明他是一个如何高洁的好人,但一个好人并不能因违法而避免法律责任。因此我赞同政府认为“法律面前任何人不能特殊,胡佳也不例外。”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事关政府,中外瞩目。而以往的国际案例中,往往有不明智政府秘密审判的恶迹。例如以涉嫌叛乱立案的雷震案因当时蒋介石政府交军事法庭审判而千古留下骂名。

我们相信中国已是外交大国,也是一个对自己国民胡佳负责的法治大国,自然会将此案证据公之于太阳之下。

用事关国家机密而不让律师参看资料会见胡佳,是难以塞天下人之口的。我们应当重点支持此案李劲松律师,合法取得相关案卷,将之向众人展示。

真正可以颠覆政权的

胡佳与我自己的故事,让我明白,是恐惧让我们隔绝,让人们不得互相援助。这些年来在普通大众与维权者之间仿佛有一道透明的玻璃墙。一种奴隶道德使公众在玻璃墙外视苦难而不见,现代的公民应有主人的道德,国家是我的家,家中的事务,我可以评论,可以生气,可以说出来。

真正能颠覆政权的不是胡佳的几句网上的话,让我来告诉你们颠覆政权的是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愤怒,叫仁者之怒。

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仁者,他们宽容地对待别人,默默做自己手上的工作,无论哪朝哪代,他们因为认同朝廷带给社会的安宁,而认同政府,成为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承担了各行业的主要责任,他们是做事的人,是与世安宁的人,但他们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人,他们同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主张。一旦政权触动了他们做人的底线,触动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尊严。仁者会动怒。

仁者的心是宁静的,但一旦动怒将如雷霆滚滚,发于九天之上。那是民意,那也是星空的力量,那是可以载舟覆舟的力量。

在胡佳家中有一尊香木大象,这个大象双耳竖起,全身筋脉贲张呈愤怒状,我觉得这正是胡佳的象征,只因保存自己善良敏感的天性,而一再承担过大的重担。

胡佳的命运如果激怒了那些沉默的仁者,绝不会置之不理。这种仁者之怒将超越恐惧而席卷民间。

胡佳有自己的维权界同道与战友,我并不是其中之一,也没有他们的大勇,我相信他们对胡佳会有营救与帮助,也并不缺我这样一个人弱言微者的公开信,只是我需要对自己的仁心有一个交待,任何时候,人不应当做弃友背义之事,这是胡佳的游侠原则,也是我的原则。

我不谈什么现代政治文明,我更愿引一段旧王朝读书人对政治的见解——吕坤《呻吟语》:

“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者,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以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我用白话文稍稍意译如下:天地间,人的基本道理与政治强权力最为尊贵。但是,理又更为尊上。在庙堂上讲道理,天子也不应当用权力来阻止与侵犯。如果不让人们讲基本的人道,这个理就会伸告天下与江湖,一世不伸,伸于万世。所以权势国家机器是帝王的权力,人道与公义是圣人的权力。帝王如果没有圣人的道理支撑,他的权力也不一定能长久。而人道与公义是政权存亡的依据与合法性。所以无法用政权与国家机器来歪曲与禁声。这就是读书人前仆后继敢在政权面前发声的原因。)

我翻译得对不对,这番话还请圣明而学识丰厚的胡锦涛书记与温家宝总理指正。

一个政府也许可以是不民主的,但绝不可以不人道。 我相信,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在人道问题上政府与民间是能达成一致与和平,因为我相信政府也由人组成,而人心也都是肉长的。我不希望再现两汉末年的情境,“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顾炎武《日知录》)”2008年已是物质上的盛世(注,因中国人的勤奋与政府专注经济发展,今年中国GDP总量上已超过英国,以往的赶英超美居然实现一半),是奥运之年,我愿看到也是中国文明转向发达的盛世之始。顺势而为,何乐而不为?

说到底,谁不想过太平的小日子?谁想自己一个多月的女儿失去父亲?谁愿意一个身患严重肝硬化的丈夫得不到医治?

我们共生在今世并非无缘无故,从佛教来说,我们有共业需一起转化,生命是那么可贵,同生一世的人们应当相互珍视,即使是你想批评的人,或惩处的人,也要尊敬他们。无论是主席还是农夫,在灵魂上都是平等的,人们常因为立场,道德,见解,利益,而忽视任何人与人之间相同的仍是绝大部分。我们都过着琐碎的日子,我们都喜欢住好房子,我们也孤独,而渴望爱,也会因情绪而目空一切,同时往往倾向于肯定自己。

正因为人性的无奈,争执才会常起,和解与反思才是必须的。 政治只是人类头脑中极少部分的极小处,而生命是相通的。

大地苍茫,千古一瞬,同在此美好山河的人们能以心转境吗?能否人世安稳,岁月静好,正在于互相理解彼此的天性,而不相违。压抑胡佳至善的天性,让他不救助他人是不可能的,但那份执着也可能化为伤人的金刚怒火,让管制者处于道德羞辱而愤闷。

查封《民间》,抄乱我家,我并不愤怒,只是悲哀,因为我明晓这只是气候变化中的事,但如此对待胡佳,我是极其愤怒的,因此虽然我《民间》之事未了,仍要大声疾呼,不怕打击报复。要警惕文革中治人以莫须有罪名,上纲上线,违反人道,人人自危的恶习卷土重来!心能转境,同样,愚痴的心会带来同样的苦境。

法国的知识分子左拉写过《我控诉》,为一个素不相识而蒙冤狱的犹太籍军官大声呼吁,这也是我做为一个中国人的《我反对》,为一个可称慈心勇士却冤枉入狱的年青人呼吁:从人道的角度,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我反对胡佳的冤案,我不乞求,而是用一个人的堂堂礼貌督请政府释放胡佳。

今天(1月3号)我还读到了艾晓明君对胡佳的支持公开信,我敬服艾君不愠不怒的理性,仁者还愿意静心与官府商榷,我认同这种和平的态度,也愿意呼应,督请北京公安重新考虑你们的行动。和解会使双方获得荣光!也更会让国人与海外的人看到中国奥运前的文明觉醒。

我想,海外与海内的朋友们,虽然有些保守势力在棒杀胡佳,我们也不该捧杀胡佳,应当还胡佳一个普通人的体贴。固然,胡佳身上的高尚之处,常人不可及,可是他也是普通人,长期的软禁(长达222天),积压的愤怒,加上胡佳对上访者、被欺凌者的感同身受,传递的怨恨,当然会使他言辞有时难免偏颇。如点了北京与上海公安局长的名,情绪化地指责政法,并控诉他们的人权劣迹。不赞同未改进人权的奥运。(我理解胡佳,因为我曾采访过二百多拆迁户,最后精神受到极大的压力,那份焦虑与无能带来的无奈,会转化成愤怒的。)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上升至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治罪啊。相反,那些公安局的人不免对应胡佳的情绪,而有治罪的冲动,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人之常情”,只是政府的宽容度必须比个体要高,应当容忍异见,特别是公安,因有国之利器,是执刀者,要能忍受最强烈的批评辱骂才行,否则如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强权力将摧毁一切。

大家一起来“驯虎”

唯一的化解,无非是解心结。双方均勿走极端,而守中庸之美。中华民族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民族,也是温和的文明。公安应当放弃对胡佳的所有软禁行动,因为这没有法理。通过这个解禁行动,让胡佳心情通畅,更加清晰表述自己的主张。胡佳要求政府践诺改善奥运前的人权,这一点无可厚非。还有:立即停止对郭飞雄的酷刑,遵守人道的基本底线,只有这样,才能让仁者不怒。其实整个事件本质上并不是胡佳与北京公安的矛盾,胡佳只是众多苦难的集纳者,更多地需从我们社会制度改进上思考,才有根本的解决,才不会出现理想主义者一个个被送进监狱的悲剧。人是抓不完的,特别是有了公民权利意识的民众只会是越来越多,怎么办?只有让人们在公共讨论中一起来约定改进我们的一系列制度包括政治制度。

艾教授说:“化敌为友,铸剑为犁”。我想了具体的办法,胡佳有才干,应当把他请来做协调员或顾问,与政府一起解决弱势者所受不公问题,也可请胡佳设计方案,充分发挥他在基层工作的经验……

“喂喂喂,打住打住!”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喊:“我们是要把他做阶下囚,你却让他做坐上客,荒不荒唐,你这个书呆子!”

且慢,书生之见自有道理,既然抓人已被认为是笨办法,何必一条路走到底呢。其实有先例,而且就是香港政府。在香港,有一个叫“长毛”的年青人(梁国雄),被称为“抗议专业户”,总是激进地反建制,以切格瓦拉为榜样,还参加过托洛斯基派。每次上报纸都是长发飘飘举着标语在街头喊口号。有趣的是后来,香港老百姓选他当立法委员,配有丰厚委员工资与调查民意的资金,政府请他指正工作,做得还不错。我认识的一位陈博士,早年是做社区抗争工作。现在他被聘为香港政府的高级顾问,一旦社区与政府 有冲突,他可以自己丰富的经验为政府出主意,因为他早年社会活动的品德,居民也相信他。其实市场经济中,当你消灭不了你的竞争对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合并。被查封的《民间》,战斗并非其强项,我们研究底层社区合作,研究政府与民间互动,合作,这方面国内外的经验不少,可以提供,诸如联席会议,协商民主,陪审团协商制度,在中国也有试点了,我们可以介绍专家。其实胡佳是最有利于政府开展基层协调工作的,只是缺少一个长设的制度来吸收他,政府除了“宽容”,聪明的政府还会“包容”,即化你为我,用你所长。为善为恶,只在一念中,心可转境,政府如有此心,“化剑为犁”,有何不可?现在是胡佳与公安,两根弦都太紧,快断了,调松一些,不紧不驰,可弹奏好听的曲子,此谓之中庸,借“猛女”胡紫*微的笑话,“在这些传统的价值观输出国际之前……”——咱们也可用一用嘛。轻跃转身,心生和气,大家都是为了公共问题解决,妥协无任何丢人之处。艾君说胡佳“舍身饲虎”,可能说双方“骑虎难下”更恰当些。所以大家来驯虎才是关键,虎不是政府,而是双方的暴戾之气与斗争之心。当然政府首先要主动,人在你手中呢。

“松手,驰心。护生,调息。”

“勿以心为师,做心之师。”

对自然生发的愤心,要有驯解之道。各位对政府也当有恳切的劝解之心,也应当有信任之心,治理大国并非易事,奥运是和平的盛会,万源融流的盛会,沾一些喜气,也沾一些友善总没错。人易同情弱者,国际与民间舆论如果一面倒,易使北京公安处于孤立之境,孤独者易生愤怒,不想公安也体会了被长期软禁在家的胡佳的心境。

中共老干部92岁的胡绩伟先生(他是原人民日报社长,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推动者与主号手)近日说,十七大之后、奥运前,不仅不应当抓人,还应放人,一些思想犯,异见者,海外优秀流亡人士。这是老先生忠心之言。大喜前的大赦,这是和解的大好机会。顺势而为者,天下无敌。

“不现实!不现实!你这个书呆子别说了。”我又听到那个声音在喊。

“不现实?把所有的盖子都捂起来,把所有的异见者封嘴,把网络中断,把微视频统统看起来,限制物价上涨,可能吗,这才是真正不现实。”

“小伙子,你不懂政治,现在是积重难返了。”那个声音一声叹息。

我急了:“积重难返,还得返。如说积重,还有比反右,文革积下的更重吗,不都平反了嘛,还增加了政府的威信,那些年,中国人活得多舒心。只是你们有没有胡绩伟等老干部这样的魄力!把盖子揭开,把家中事,处理好,处理干净,打开家门,欢迎天下宾客,好好摆个奥运大席!”

处理不干净了,太多了。

“这也无妨,哪个国家没有点内部矛盾,让他们来看,只要是真实的,只要有这份心,人家也能理解。哪家过日子没难处?”……

从官家的角度:这也是阻止胡佳“这小子”名扬四海,获得更多的支持的最好办法。勿让胡佳殉道,这只能让其光荣,而你们自取其辱,让他回到家中,做一个好爸爸,就象你们每个人一样。

妙哉,中国的哲学,既可“无中生有”,也可“化有为无”。

否则,如胡佳不幸坐狱,对于奥运,我们恐怕会有永久的生理反应:即,我们仍将支持奥运,毕竟是中国人的大事,要办妥,办好,但只要一天不放胡佳,我们听到“奥运”将不免有恶心呕吐之感。

2008年1月1日至1月6日

另:我愿担起十三亿分之一的责任,愿成为艾晓明女士信中愿分担胡佳可能坐牢天数的人。

 

龙应台:要和平,便不能继续伤害台湾

龙应台应英国剑桥大学之邀,担任今年度「川流讲座」学者,於五月十七日所作公开演讲,以下是讲稿内容摘要:

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是全球「危险区」之一。五六百枚飞弹布在中国海岸,对准台湾岛群。需要这麽多飞弹来对付那麽小一个岛,其实是蛮令人惊异的──中国的面积是台湾的两百五十六倍,人口是五十八倍。两岸之间有多远?从马祖的海岸,你其实看得见对面行走的乡亲。一个战斗机飞行官告诉我,从新竹机场起飞到抵达对岸,六分钟。

成长的经验塑造价值

说台湾海峡是个可能威胁世界和平的「引爆点」这个用语,对台湾人而言,一点也不夸张。「引爆」不是说着玩的。在一个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上,仍有一百五十万枚炸弹,每一平方公里有一万枚炸弹,而这还不包括五十万枚地雷和五十万颗子弹在库藏中。金门岛上七万居民每一个人可以「分享」到二十二个炸弹,八个地雷,四十四颗子弹。台湾岛上的军火库,也常常传出爆炸。

战争离我们的记忆不远。从一九五八之后的二十年里,大概有一百万个炸弹投进金门的土地上。我们在一种「战时」状态下成长。在我十二岁之前,我已经在学校演过很多次背着枪的小兵,用刺刀杀「敌人」,在我十八岁之前,我已经参加过无数次的「国语演讲比赛」,针对「光复大陆,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见解。

出海的渔民受严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长年不被允许备有充分的通讯器材,暴风来时,只有沈灭的命运。我们有一千五百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军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会游泳。对海,我们恐惧。

所谓siege mentality,「被封锁心态」,我们是很熟悉的。

我在一九七九年认识了第一个大陆的「中国人」。比较彼此的成长过程,发现我们其实很像:他也演过小兵「杀敌」,他也参加过演讲比赛,唱过无数的爱国歌曲。我们之间的差别只不过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伟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帮」。「革命」这种词在我听来带点儿恐怖,在他却是义正辞严。他说的「左」,代表「反动」,落后,保守,刚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们之间的价值观差别大吗?在深层的价值上,我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换了,但是判取忠奸的价值标准,完全是同一套。

差别,是在一九八七年台湾正式地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之后才显着的。在台湾,一统的「大叙述」、大写的「真理」被无数细碎的「小叙述」所取代,大写的任何伟大理念都被小写的个人价值所凌驾於上。任何共识都不得不经过争取和格斗而后获得。民主使得台湾人的价值观有了一个深刻的改变: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认定,和从前,也和现在的中国,有了比较根本的不同。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

人权,是民主体制里一个核心的价值。在这个关键的观念上,台湾和中国大陆也有严重的分歧。但是,当我把「人权」和「中国」两个词相提并论时,诸位很可能以为我要谈的是有多少作家、记者以言论获罪,被关在牢中,或者,中国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农民房舍被强制拆除而流离失所。诸位是西欧人,我认为,这种谈论人权的方式,你们听得太多了,因为这是西欧的主流谈法,我反而愿意提出另一个角度供诸位思索。

没有错,言论控制是中国每天的现实,而且随着科技发展,它控制个人和媒体的技术跟着日新月异。但是在这我们目睹的集权管控的同时,我们或许也不能不同时看见正在发生的改变。在二○○五年,据统计有九万多次的大型群众示威和抗议事件在中国发生。这代表人民的权利意识在快速成长中,二○○三年甚至被中国媒体称呼为「维权年」:年轻的律师协助农民控告政府侵权,中产阶级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上法庭,作父母的争取教育权,爱狗的上街呼吁尊重「宠物权」等等。

我认识到的是,中国并非一块铁板,它的价值观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们比较看不到的内部,价值正在进行彼此的拉锯。全球社区的责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认识这个价值观在变动中的新中国,然后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些什麽,不做些什麽,才能使中国内部理性、开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价值的拉锯中得到上风。

台湾有人权问题?

诸位可能觉得奇怪,台湾有人权问题吗?

这样说,假定我们有这麽一个小社区,因为什麽理由,我们不准许这个社区里的人出席任何会议,参与任何决策,我们不准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全体社区的庆典、哀悼、纪念的重要场合上,而且,我们禁止这个社区的领袖离开他的社区进入我们的?围内。甚至於,如果大社区失火了,我们不通知他们。甚至於,我们不准许他们以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

请问,这叫不叫人权侵犯呢?

就经济力来说,台湾是全球第十五大经济实体。就人口来说,台湾是全球两百多个国家中第四十八大。但台湾被摒除在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之外。它必须用金钱来「买」外交。它的领袖出行时,受尽羞辱。陈水扁总统在二○○六年「迷航」国际,固然是他个人的行事方式极为可议,但是他所招来的屈辱,不是他个人的屈辱,是整体台湾人的屈辱。

国际社区对於台湾在政治上的孤立处境,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我认为,国际社区对於这种孤立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对台湾人民伤害的程度,没有丝毫认识。并非只在政治领域台湾被「隔离」,「隔离」其实渗透所有层面:艺术、学术、公共卫生、教育,所有领域。就以艺术来说,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湾无法在公共的国家馆园区中展出,必须在区外另找场馆,而已有的展馆,还要年年担忧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锐的例子,当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发时,台湾卫生官员紧急知会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其提供资料和协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会员,请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发初期,北京官方根本还没准备好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先是经过三十七年之久的戒严,戒严就是一种锁国,然后在戒严的后期,又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国际封锁,一直到今天。三十七年戒严和三十五年封锁,不可能没有「症状」出现。二○○六年一份台湾杂志的调查结果是惊人的:

八十%的台湾人不知道联合国总部在哪里

八十%的人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在哪一个城市颁发

八十%的人说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里

六十%的人说不出德国用什麽货币

六十%的人说不出雅典在哪一个洲

你不能以为这个调查是在偏远乡村里做的,不,它的主要调查对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华人世界里平均教育水准最高的城市。

联合国成员怎麽解释?

所谓国际,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共同的全球社区,而台湾人完全被剥夺了参与全球社区的社会权和文化权。诸位是否知道,剥夺社会权和文化权,是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宪章的。请读一下联合国人权宪章第二条和第二十二条的条文:

本章所涵盖之权利,不可因个人所属的政治、司法或国家的国际地位而有受影响,不论他所属的是独立的,托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权管辖。

透过国家的努力或者国际的合作,每一个个人都有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这些权利对於他的尊严和个人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欧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请问你要怎麽对台湾的孩子们解释这两个条款的精神呢?

为了世界和平

三十七年的自动封锁,三十五年的被迫封锁,不论自动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国际对台湾的孤立和「遗弃」,使台湾人觉得,他们因为争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惩罚」。全球社区一旁冷眼观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湾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里头成长,他们禀质优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们被剥夺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剥夺公民的基本尊严。

这种剥夺的伤害后果是双重的:

一,台湾的民主无法做实质的提升。请诸位告诉我,一个完全无法参与国际事务,无法从国际事务中得到演练,更无法对国际尽责任、负义务的社会,有可能成为高品质的民主吗?

二,台湾的孤立持续,人民的挫折加深,对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国─的敌意更强,与中国对抗或分离的意愿也就更甚,台海冲突的可能性,更高。

国际社区要关心台湾处境,不是只为了台湾人,而是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逻辑其实这样简单: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路途上,台湾经验──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参考系。如果说,一个开放、理性、有公民参与的中国对於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必要的,那麽全球社区就不能不重视台湾的重要。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区的支持和呵护,台海的稳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国际对於台湾的封锁,对於台湾孩子全球公民人权的剥夺,你不能视而不见,它必须停止,不仅只为了台湾,更为了国际的和平。

 

韩寒:上海的磁悬浮

昨天知道上海到杭州的磁悬浮终于暂停了。(刚才又有新闻说,没停)我有一朋友在上海闵行区买了房子,住了一年就拆了,因为要建到杭州的磁悬浮。当时我觉得闵行人很不容易,机场,高速公路网,磁悬浮,环绕他们的交通工具都够快的。

我可以想象,磁悬浮的停建,市里的一些人有多么不甘。因为我们现在有高铁可以代替,速度不比磁悬浮慢,而相对容易构建成铁路的网络,造价也要比磁悬浮便宜一倍,到杭州只比磁悬浮慢了几分钟。那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不要想的那么复杂,也不要深究什么工程回扣之类没有证据的东西,其实是因为:磁悬浮好听。

中国的很多官员其实是很土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办公楼晚上用灯打着,造的跟罗马似的很新潮。同样,磁悬浮不用轮子,看着很牛。就和他们自己年年会被评选到的一样,两字,先进。还有一个巨大原因是别的国家没有磁悬浮,欧洲唯一一条短途路线运营了11年也终于停了。这下好,只有中国的火车是在天上飞的,说出去多神气。你欧洲日本的虽然有比磁悬浮更快更方便的高铁网络,那你们那个也便宜,不气派,归根到底还是铁路,而我们这个,虽然不是自己发明,人家德国人拿了重金死活还不肯出让技术,但我们这是悬浮,是幽浮,是UFO,不一样的。

第一条磁悬浮开通的时候,上海人民那个高兴啊。虽然现在眼看这个项目是不是得500年才能收回成本。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城市的名片,雌悬浮。可一张就够了,偏不,要两张,有了雌悬浮怎能没雄悬浮,这样可以组成雌雄双煞悬浮。有些外国人的东西,自以为很先进,连人家外国人都用不起,觉得咱们有了所有外国人都会叹服,其实人家在背地里笑你傻。在很多方面,我们玩的都是别人玩剩下,但还不满足,我们还要去玩别人不要玩的。

沪杭磁悬浮停了是件好事。但我觉得很惋惜。因为磁悬浮不光是上海的名片,也是中国的名片,代表了国人的形象——都是脚不沾地的。

赵晓: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正当其时

中国已经到了在第一次土地革命(“土改”)、第二次土地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时候了。 这意味着在物权法颁布之后,中国的土地制度终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成功的起点是土改,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从而天下归心;中国改革成功的起点则是分田到户,对人民公社运动拨乱反正,把土地的部分产权归还给农民。而现在,我们显然是已经到了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时候了

尽管政府早就提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但是中国房地产无论市场化也罢,房地产调控也罢,几乎都没有涉及到房地产市场的基础制度——产权制度的变革。

然而,房地产市场如同其他市场一样,其实是一个制度体系,而产权乃市场的基础和根本。在中国房地产没有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之前,哪怕“房地产市场”叫得震天响,哪怕这样的市场化已经进行了近十年,对不起,我们只能遗憾地发现,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是一个产权缺位的市场,而这样的“市场化”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从房地产产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的背离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市场化的跛足与艰难。中国虽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产品的市场化,而生产要素(土地、资金)的市场化却远远谈不上。

不仅资金要素仍被政府牢牢控制,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的土地也仍被政府牢牢控制,其表现就是全国人民要卖地,只能卖给政府,全国人民要买地,只能从政府哪里购买。

其结果,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以及获取政府收益的方式来加快进行,但是不免以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与财富损失为代价。

房价与地权

各级地方政府对城市用地供应,致使城市化、房地产市场化最终在中国蜕化为一场不断强化和扩大政府对于土地的垄断。

某些地方政府对于土地暴利的追逐,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也破坏了中央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伟大部署,致使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中央与国务院的公信力为此受到严重损害。

近日,政府又传出要求依法严格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严格执行农村一户一宅的声音。这就意味着,此前因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一纸叫停,而命运难测的小产权房,最终以严厉禁止而告终。媒体称之为“叫停小产权房”。

政府禁止小产权房的理由是保护耕地,但这样保护耕地值得商榷。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从土地资源条件看,如果到 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则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国家还可以拿出 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这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也比过去几年的用地高峰还要高,因此土地供应其实是有一定保障的。

另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字,全国城市用地现在大概是5600万亩,相当于全国国土面积的0.3%;相比之下,农民占2.6亿亩,为城市现在所占用土地的五倍。

显然,如果城市化将7亿农民都转移出来的话,那么全国只要用1%土地就能解决全部人口的居住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土地会日益紧张而不是乐观地相信大量的土地将会被释放出来呢?

有些学者还经常谈农民的土地如果买卖,农民会变穷。这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产权理论,其意思是说,你剥夺了人的产权,反而对人有好处。

十七大上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然而,迄今中国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如果农民缺乏土地权利,他们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将很难实现。

所以,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要稳定房价的增长,要实现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必须尽快启动土地的现代产权制度变革,必须使得土地有多元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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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给影响下的房价

最近,笔者所带领的课题组对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的土地价格指数与房地产价格指数呈正相关。

紧收的土地政策必然会加速土地价格的增加,控制土地价格的政策,将抑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上涨,合理控制土地价格的土地政策可以影响土地价格,继而影响房地产价格指数。所以,可以认为我国土地供给的松紧政策明显地影响着房地产均价。

而我国目前的基本土地制度及政策就是,即便在流动性已经严重过剩从而对房地产需求暴涨的时候,政府依然将所有的城市开发土地都捏在自己手里,然后再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一小点、一小点来,而挤出来的地就是走进招拍挂市场。

我们知道,获得最高收益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拍卖来投放到二级市场,这是想让地价房价涨多高,就可以涨多高。如此一来,土地价格不狂涨进而带动房价狂涨才怪。

所以,当前房价上涨的原因其实非常清楚。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过旺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垄断土地下的人为地减少了供应。

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慢,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增速超过9.5%,而近年来甚至表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比如,过去四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而2007年前三季度的增速达到了11.5%。

然而,在许多地方房价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特别是今年开春以来,很多城市的楼盘的价格增长超过了一倍,如此一来的结果必然就是,普通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好房子、大房子,越来越没有办法实现美好的人居理想。长期以往,中国国民的幸福感何在?

切莫走向怪胎模式

中国内地现在正在走向的正是香港和新加坡式的怪胎模式——左手从老百姓口袋中掏钱,右手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香港的情况很特殊,其土地在回归之前一直垄断于港英政府手里,港英政府用拍卖的方式来获得最高的地价,直到目前,整个香港的土地开发率才只有23%,大量的土地处于未开发状态。

而与这种挤牙膏式的土地供应相对应的,是香港居民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这种恶劣环境在全世界都是罕见。

新加坡的情况同样特殊。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土地奇缺,大量土地靠填海造田形成。因此,它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同样是畸形的,因为它只能采用大政府的住房供应方式,采用类似于“共产主义”平均分配的方式来保证居民的住房供应,否则就会有人住不上房。

然而,内地与香港、新加坡的情况完全不同,内地是一个正常的完全可以走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大陆国家。它应该学习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建立起土地的现代产权模式,来保证土地的正常流转和有效供应,以保障经济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同步长进,而不应该学习香港、新加坡的怪胎模式。

至于住房保障体系,它只能作为补充手段,而不能作为主流手段。如果反客为主,那么,所导致的结果是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全国人民都得靠政府住房保障体系来实解决住房总量,这样政府就又回到大政府时段,计划经济再次回潮,左手把大家的土地财产全拿走,右手再给大家分房,而其结果,上一代人已经经历过,无复多言。

土地从来都是这个国家的命根子。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成功的起点是土改,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从而天下归心;中国改革成功的起点则是分田到户,对人民公社运动拨乱反正,把土地的部分产权归还给农民。

而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在第一次土地革命(“土改”)、第二次土地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时候了。

这意味着在物权法颁布之后,中国的土地制度终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文本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赵晓

武宜三:罗孚怎样从“阶下囚”变成“准帮闲”?

【按语:对罗孚这位老先生的批评,我已经忍了好几年,一是他够老,有关报刊编辑都劝我笔下留情;二是他的令郎罗海星,是我敬仰的侠义之士,在去年《开放》三十周年酒会上识荆,曾殷勤致意。但今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此老虽至耄耋、日薄西山,子孙绕膝、衣食无愁,仍不遗余力的为中共反动派涂脂抹粉,颠倒黑白地为腐烂透顶的流氓政权大唱颂歌,可谓老而无耻、腼腆现世。几年来不知写了多少马屁文章,2007年12月号《明报》上之《中共欣赏张灵甫》,便是其一。请问:中共连自己的将帅彭德怀、贺龙、陈毅、林彪、罗瑞卿、黄克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尚且不死即囚,又何爱于国军将领张灵甫?事实上,中共夺权后,也不知杀害了多少国军将士,其中大多数是抗日英雄,连未参与内战的赴印缅远征军也不肯放过。顺手拈来:如邓玉麟将军是辛亥革命首义元勋,已脱离军界、隐居家乡十年之久,却于七十岁时的1951年遭中共杀害;数百万元家产被抄没,夫人徐风章被逼自杀,女儿邓锡琼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儿邓锡尧被送劳改,三个孙子都打成反革命。如邓光锋少将,出身黄埔第六期,在常德对日浴血作战中,是第100军第63师第188团的团长;1949年和宋希濂一起被俘后,不愿在共军中当官而回了湖南老家,结果在镇反中被枪杀,子孙受株连,当了几十年屈辱的奴隶。如二级陆军上将冯钦哉,1938年参加过娘子关、中条山战役,功勋卓著,1948年迁华北剿共总部副总司令;在共军兵临城下时,拒绝登上蒋介石派来接运高级人员的飞机,而与傅作义积极策划投降中共,不但累及所有部属都遭中共杀戮、关押、劳改、管制、批斗,亦使自己及亲属成为贱民,1957年更与其子冯希勃、冯建平一起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又因 “西安事变” 事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至今未予平反。罗孚!在流血成河、白骨如山、寃狱似海的新中国门外卖力地吆喝:“中共欣赏张灵甫!”吹捧佞臣奸相周恩来,歌颂无耻媚敌的张灵甫二奶王玉龄,你到底居心何在呢?】

1、虚假广告

一帮人在黑夜里赶路,走在前头的一个踩进水凼,但他不吱声,想誏第二个也“沾光”,以免自已蚀底。谁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出现了最公平的结果:大家全倒霉。这个寓言道尽我国民的阴暗心理。但是今天,这个寓言却有了真人版。一个刚从粪坑中挣扎出来的人,身上的臭味尚未洗净,就忙不叠的向旁人鼓吹:这坑中既香且暖,大家都不妨下去享受享受。这个人是谁?就是人称“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报人)的罗孚先生。

罗孚在受到整肃的时候,也会在一些报刊上写点不痛不痒的随笔之类,泄泄私愤。如今他已在美国做稳了寓公,又有了爱国爱党的本钱,就重投北京怀抱,自告奋勇地充当起党的辩护士和代言人来了。最近几年不断写文章推销“一国两制”,为中共大卖假广告。从罗孚回归和毛泽东-刘少奇两家重新打得火热,可知“忘记耻辱、出卖良知”又成了时髦的玩意儿。罗孚2005年1月3日在《苹果日报》发表的《北京正以法促统》,为中共当局作了如下虚假广告:“港、澳同是’一国两制’,澳门的情况比较受到赞扬,而中央对香港却有不同的评比,但也只是提醒香港找出施政不足之处,加以改进,并没有直接插手干预。台湾不应该对’一国两制’多所顾虑。接受了’一国两制’,依然可以高度自治,不受干扰,有什么可怕呢?”

接着2005年4月27日、5月3日和6月6日又在《苹果日报》连续发表《连战展开和平之旅》、《民进党该感谢连战》和《两岸继续不独不忘》,为北京当局大唱赞歌,宣扬虚无缥缈的“主权分享”、“治权分享”,“解决两岸自己人问题的诚意”,尽显帮闲的本色。可惜他有被北京关押十年的“间谍”案底,未必就能获得主子青睐,故最多算个编外的“准帮闲”。

在罗孚眼中,北京两次对香港释法,强力在香港推销“二十三条立法”,扼杀07/08双普选,都不算插手干预香港事务。

“北京并不要急统,只是要你承认大家本来是一统,然后慢慢统不迟。北京正在制订《反分裂法》,是表示要以法促统,而不是以武促统”.在这里,罗孚成了胡锦涛的幕僚长、宣文辅治护国大军师。”然后慢慢统不迟“——是矫旨,是泄密,还是造谣?看来罗孚仍没有接受囚禁北京十年的教训,白戴了几年”英美帝国主义间谍”的帽子了。

罗孚在1998年曾经说过:“现在,是’放大假’;将来,是严法纪?’放大假’,是假假地宽松一下;严法纪,是’依法治国’,是从严依法治港?”当时罗孚和他的令郎还未从中共监狱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所以对北京的”依法治国“的狗皮膏仍心存疑虑,相信不过。今天,同一个罗孚却又对中共的”法“深信不疑了,推崇有加了。这不是中共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罗孚先生的心境变得愉悦的缘故。您瞧今日之罗孚,悠哉游哉于中港美之间,是何等快乐,何等自在!

中共违反《宪法》、践踏《党章》;上至软禁自已的总书记到死,死了仍不誏他的灵魂得到解脱;下至诬陷罗孚父子,誏他们白遭无妄之灾。中共的无法无天可谓罄竹难书。身受其害的罗孚,为甚么就对“依法促统”深信不疑呢?

2、共产党和你讲平等?

罗孚在评论连战访大陆时说:“中共方面对他(连战)此行是作了盛大欢迎的。”事实是,连战所率领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是高规格、庞大的代表团。主席、三个副主席、秘书长加一百五十名成员,可谓倾巢而出。但是,无论在南京机场还是北京机场,出来迎接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对台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中共江苏省委和北京市委只肯出来一个副书记,李源潮和刘淇硬是要连战趋门投帖,才肯给面子 “赐见”。这样大摆臭架子,还算是“盛大欢迎”?

在北京大学演讲,主持人也只介持连战的学历、学术和党内职务,完全抹去了连战曾经是中华民国台湾省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付院长、院长,是中华民国首位民选的付总统,是2000年和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的事实。

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变成了“台湾”的“著名政治家”,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的付总统、行政院院长、行政院付院长、省政府主席,被简约成地方党的领袖。这就是罗孚所谓的“台湾不必担心被矮化而处于不平等的境地”?这就是“以后去的如果是陈水扁,还用担心受到不够尊敬的待遇?”

罗孚以为连战“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去演说,这是外国元首或首脑才有的待遇,连战这个在野党的领袖也得到了。”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连战忽然又成了“外国元首”。哪一国?台湾共和国?这可犯了中共大忌呀。“帮闲”帮到这个地步,罗孚也真是昏瞶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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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洋鬼子偏冒充中国人民的代表

当年,北京当局和本港土共正全力围剿刘慧卿的时候,罗孚也在《苹果日报》、《明报》发表文章,大讲香港“在’一国两制’阳光下,自由自在的健康成长”,并以“台湾一旦实行’一国两制’还可以保留军队,比香港更胜一筹呢”来引诱台湾。充当假货的义务推销员和说客。

殊不知戳穿谎言的正是罗孚这个美籍爱党批判家。他对刘慧卿的勇敢讨伐,正是对香港“自由自在的健康成长”的最大讽刺。台湾“保留军队,比香港更胜一筹呢”,恰恰暴露了中共实用主义的虚伪面日,愚弄了包括澳港台在内的十三亿又三千万人民。

最要不得的是,已经宣誓效忠美利坚共和国的罗孚还在冒充中国人民的代表,挟“十三亿人民的意见”以自重——“十多亿中国人也有对台湾不可抹煞的权利。”

姑且不说十多亿中国人对台湾有没有什么权利,只是想问问罗孚,你是怎么知道十多亿中国人“有对台湾权利”的诉求?你做过民意调查吗?你有什么资格作十三亿中国人的代言人?

连生命权都随时随地被剥夺的几十万煤矿工人,连工作权利都没有的六千万下岗工人,连读书权也没有的二亿多文盲和失学儿童,连进城权也没有的九亿农民……他们有什么资格享受“对台湾的”什么劳什子权利?十三亿中国人民只不过是供中共法西斯统治集团驱使、奴役和压榨的奴隶,奴隶还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吗?罗孚也欺人太甚!

罗孚深知中共的黑幕,因为他一家均身受其害。但他仍然这样为中共和“一国两制”歌功颂德、巧言辩护,究竟居心何在?有趣的是,罗孚在《苹果日报》的栏目原叫《伪自由书》,后来便悄悄的不见了。大约罗孚也明白,鲁迅的《伪自由书》是奴隶的呐喊,而他的《伪自由书》只不过是奴才向主子的献媚、邀宠罢了。

4、什么叫“主权分享”、“治权分享”?

罗孚“口含天宪”:“一块招牌,两个班子,就是大家都是中国,这是主权分享,彼此各有班子(政府),这是治权分享。这是对维持现状的一种最新的解释:不统不独,不独不武,保持和平。各守治权,不就是’一国两制’?连战这回以在野党领袖之身,享受到在朝的元首或首脑的礼遇。这不是也反映出来,北京将以十分尊敬的地位对待’一国两制’的台湾?”

且不说罗孚这种梦呓式的演绎,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就算是这样,那么香港和澳门还是不是“一国两制”了?董建华、何厚铧、曾荫权何时享过如此殊荣了?从江泽民、胡锦涛到陈佐耳、高祀仁们指着董建华、曾荫权的鼻子教训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享受“十分尊敬的”、“在朝的元首或首脑的礼遇”的日子?

想当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共为甚么不肯与国民党分享主权、分享治权?为甚么一定要制造磨擦,一定要十万大军出山海关抢占东北,一定要接受苏联大批军火援助而发动全面内战,最后独占主权和治权呢?

现在,为甚么又不能和“八个花瓶党”分享主权和治权呢?为甚么要把一切民间组织都扼杀在摇蓝之中呢?为甚么五十多年了,还不肯把选票还给人民,让人民分享主权、分享治权呢?

2005年三四月间,台湾海峡“充满杀气”,战云密布,是谁造成的呢?罗孚说是“台湾极力宣传这使局势加剧了紧张”。完全颠倒是非,以白为黑!把北京当局抛出《反分裂国家法》,“杀气腾腾”地威胁使用“非和平方式”而引起的关系紧张,嫁祸于台湾。这就是罗孚假大空的党性的表现,也是他欺软怕硬的人性的表现。

5、罗孚的“统一观”在帮倒忙

罗孚在2004年9月10日《明报》的大作中说,中国统治过台湾“一二百年”,“只有中国才有权对它作出处置”。我以为,两岸统一的理由尽可以有千条万条,但就是这“一二百年”说,是不能端到枱面上来的。这也许是罗孚对历史的无知,也许是罗孚成心为台“独”分子提供台独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罗孚对周作人崇拜有加,《知堂回想录》就是由罗孚主催并在他控制的《新晚报》上连载的。甚至连文风也拖拖沓沓的故作闲适状,似乎也在刻意模仿“知堂老人”。

其实,从康熙22年(1682年)平定台湾到光诸21年(1895)年割誏台湾给日本,从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到两岸分治,历代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有效管治,应该是219年。但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这219年或曰“一二百年”又算得了什么呢?”蒙古独立“的事实恰好证明了罗孚”时间说“的荒谬。

蒙古从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定都北京开始,到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宣布 “独立”为止,在历代中央政府的统治下超过650年。正由于罗孚的无知或有心成全,就产生如下一个问题:被中国统治过650年蒙古可以独立,只被中国统治过219年的台湾为甚么不能独立?罗孚置北京当局于何等尴尬的窘境,罗孚将如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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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祖列宗艰难创业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36年(1697年)亲征漠北时,曾由战地写了封信给他的儿子们:

朕将近到可鲁伦,一路都是当日喀尔喀所居之地。水草亦好。至今犹有冰雪,寒冷非常,不生水草。地势山川与内地大不相因。出喀伦三十里,道旁山顶之上有永乐北征御制铭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四月丁酉朔十六日壬子 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擒胡山灵济泉。字画真楷,石白如玉,乃山上生成之石,非人力所立也。朕过此四月十四日。特谕(转引自《大雅》杂志第30期,2003年)

三天后他又对太监总管说:“朕两岁之间三出沙漠,栉风沐雨,并日而餐,不毛不水之地,黄沙无人之境,可谓苦而不言苦,人皆避而朕不避,千辛万苦之中立此大功。朕之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清通鉴》第一卷P1031,岳麓书社)

明成祖朱棣、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尽管都是专制统治者,都是把江山人民视为私产;但是他们反对分裂,捍卫领土完整的斗争棈神却应该给予肯定。想当年朱棣两出蒙古、玄烨三征漠北之艰苦卓绝,再看看今天红色王朝历任独裁者之腐朽糜烂,养尊处优,把领土、领海大片大片地拱手让人的卖国行径,请问为中共张目的罗孚之流到底有何面目侈谈什么“强烈的统一愿望、鲜明的爱国情怀”!

7、罗孚今昔与罗孚现象

罗孚在1988年还嘲笑过一个叫宋乔的人“投奔自由”:“不记得是五十年代的哪一年,他突然一连几天不上班,最后人在伦敦出现,说是’投奔自由’了(天晓得!香港是有名的’自由世界’呢)。后来还出过一本叫做《彷徨与抉择》的书,他的伦敦居并不显得怎么得意,后来是郁郁以终的。”(罗孚:《南斗文星高》,天地图书,1993年)

宋乔是《大公报》社长的英文秘书,用周尔立的假名做过《大公报》督印人,是《侍卫官杂记》的作者。对宋乔避秦番邦冷嘲热讽的罗孚,竟然也步宋乔后尘不肯留在被他称为“自由世界”的香港了,而且还带了家人,总之是也蹓之大吉了。不同的只是,今天的罗孚比当年的宋乔风光得多、 “得意” 得多了。

对于罗孚被诬陷,囚禁北京十年,我很是同情。他的专栏《北京十年》(《联合报》)、《岛居新文》(《明报》)我几乎每篇都看,并作剪存的。1993年10月7日其专栏就借介绍聂绀弩一首古体七言诗,大肆抨击中共的腐败和黑暗:

“而今大府多奇才,空前绝后独占魁”。“奇才”属于高干子弟,占魁首的也是高干子弟,这正是当前景象。说是港人才能治港,高干子弟正好洽商,翻云覆雨,连称“王”如包玉刚,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把包船王手上的东西三两下就夺了过去,据为己有。这是有许家屯的回忆录为证的。

将军从来不雅,传说他在边陲的西域之地,建有宾馆藏娇,“头白龙钟似朽株,金屋犹藏二八姝,”“二八姝”是十六岁的女孩子,也可能是十六个女孩子,将军用女如用兵,多多益善!他的秘书见他一大把年纪(却没有一大把胡子,中年的时候他倒是留胡一大把的,晚年却剃了),走路有时都不行,就劝他不如在这件事情上退休吧,他却坚持要上,甚至大发脾气,向秘书掷花瓶,成了为花瓶而掷花瓶了。

看!罗孚对中共的腐败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对党国要人鲜廉寡耻、腐败坠落的揭发可谓不留情面。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法西斯政权的腐败现象不但没一丝一毫的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时候,罗孚却为中共唱起赞歌来,加入了为中共分脏集团涂脂抹粉、欺骗人民、欺骗舆论的“主旋律”合唱团。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仅罗孚如此。当年批判“二。二八”的英雄柏杨,今天也变成了邓小平“六四”屠城的辩护士,柏杨夫人张香华去年特地从台北“绕过黄浦江” 赶到上海,用“诗一般的语言”为邓百岁冥寿粉墨登台扮女猫。(《亚洲周刊》,2004,8,29)

在台湾大骂蒋家父子的李敖,却到大陆歌颂毛泽东,拥护共产党一千年。吴欢置父母“受尽奇耻大辱”——毛泽东、田汉、刘芝明之流把吴祖光、新凤霞打成右派并横加迫害的惨痛历史于不顾,居然说“共产党统对不是很坏的人,他们支撑着中国,为中国人民做了无数的好事”,反对翻案,主张“不了了之”。(《明报月刊》。2004年7月号、9月号)

更有甚者,原与毛泽东有杀夫、杀父之仇的王光美、刘源们如今又和毛泽东子女孙闭门一家亲了。什么“杀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什么“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临死时说的),都扔到爪哇国去了,原来他们发现毛太祖的神主牌,含金量比“刘卫黄”(中共在火化刘少奇时为他安的假名)的骨灰匣里的假骨灰高得多了(我当然并不提倡以暴易暴,我反对的是对杀人犯歌功颂德)。

罗孚《中共欣赏张灵甫》中歌颂备至的王玉龄,亦如此类;不念杀夫之仇,却“把诗歌附浪潮” ,为献媚而胡说“宝岛亟须归统一” .

这就是罗孚现象。他们有意地说谎,他们己经丧失了知识分子基本的人格。为了利益,他们不惜悄悄地出卖自已。这种聪明人的虚伪和无耻,比愚昧更誏我感到悲哀。(余杰语)

写于2005,10,1

2008,1,4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