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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佳被刑事拘留的声明

2007年12月27日下午三时，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胡佳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

长期以来，胡佳在环境保护、爱滋病预防及权益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后因从事维权活动而遭受政治压力，被迫离开爱滋病权益保护领域，同时也失去了正常收入来源。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和自由写作者，胡佳虽然频频发言，对外发布中国人权状况的信息，批评政府和有关官员，因此遭受长期软禁，但其言行均在中国宪法明示的权利保护范围之内，毫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具体表现。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对于胡佳的刑事拘留是不可接受的。

2008年，既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年份，也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适逢其时，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格外关注，特别关注中国政府是否兑现其申奥时改善人权的承诺，关注中国政府能否拿出更实质性的具体措施，以证明其在改善人权方面做出了切实的努力。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善用契机，使奥运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件盛事，在国内开启社会和解之门，在国际上让中国的崛起不再成为世界的疑虑。而抓住奥运契机、推动政治进步和人权改善的最好方式，就是中国政府珍视改革开放留下的思想解放传统，信守承诺并用实际行动兑现承诺，忠实于中国宪法有关人权与法治的基本理念，以最大的诚意和勇气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国际文件关于人权保护的条款，向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现开明的政治姿态。

基于此，首先，我们敦促行政当局立即释放胡佳，还其作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在胡佳尚未恢复自由之前，必须依法保障他在监禁中的各项权利，包括身体保健的权利、合法申诉的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和亲属探视的权利。

其次，我们呼吁国内外各界关注胡佳的身体健康状况，胡佳是一个肝硬化病患者，监禁生活将对其身体造成严重伤害，长期监禁更可能意味着人道灾难的发生。

再次，我们也呼吁国内外各界关注胡佳家人的困境。在胡佳失去自由之时，他的身后，是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一个时常遭受监控的家庭。我们敦促行政当局解除对胡佳家人的行动限制，让他的妻儿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

在北京奥运一天天逼近的时刻，无论从普世道义和中国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人道的角度，中国政府都没有理由罔顾道义、践踏法律、背弃承诺、有违人道，剥夺胡佳先生的基本人权，限制胡佳家人的基本自由。

最后，我们呼吁自由国家的政府、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舆论关注胡佳先生的命运，共同敦促中国政府回到尊重人权、恪守法治、兑现承诺的轨道上来。

签名人：

刘晓波（北京 独立作家）

张祖桦（北京 宪政学者）

于浩成（北京 法学者）

张显扬（北京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高  瑜（北京 记者）

刘  荻（北京 自由撰稿人）

陈子明（北京 学者）

赵达功（深圳 自由撰稿人）

廖亦武（成都 作家）

徐  晓（北京 作家）

唯  色（西藏 作家）

王力雄（北京 作家）

蒋亶文（上海 作家）

秦  耕（海南 作家）

张耀杰,（北京 文史学者 传记作家）

艾晓明（广州 教授）

孙文广（济南 教授）

夏业良（北京 经济学家）

赵  诚（山西 学者）

卢雪松（长春 学者）

王  怡(成都 宪政学者)

梁晓燕（北京  编辑）

王小平（北京  编辑）

许医农（北京  编辑）

刘飞跃（湖北 维权人士）

刘逸明（湖北 自由撰稿人）

昝爱宗（杭州，中国交通报记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杨宽兴（济南 自由撰稿人）

王德邦（北京，自由撰稿人）

李  健（北京 人权工作者）

腾  彪（北京 律师）

江天勇（北京 律师)

黎雄兵（北京 律师)

韩一村（北京 律师)

温海波（北京 律师)

李苏滨（北京 律师)

李和平（北京 律师)

李剑虹（上海 自由撰稿人）

孙建峰（河南 爱滋病维权人士）

李喜阁（河南 爱滋病维权人士）

妙觉慈智（法师 广东）

李  海（北京 自由撰稿人）

姜力钧（辽宁铁岭，独立作家）

温克坚（杭州 自由职业）

刘京生（北京，自由职业）

王  飞（北京，自由职业）

欧阳小戎（云南 自由撰稿人）

刘  柠（北京 自由作家）

杜导斌（湖北 自由撰稿人）

姜福祯（青岛 自由职业）

陈  西（贵州 自由撰稿人）

邢建深（山东 农民维权者）

桓  江（河北 农民维权者）

胡俊雄（湖北 民主人士）

田永德（内蒙古 维权人士）

刘德军（湖北 无业）

签名规则如下：

1，开放签名。

2、只接受本名签名，有常用笔名的请在本名后面注明常用笔名。

3、姓名、当前所在省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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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在夜间，看不清远处的景物，可一进入竹海和陶祖景区，平整的路面和道路两旁严整而精致的美化树便会提示人们：这是个已有相当开发程度的旅游区。

到达省庄已是凌晨四点左右，找不到住宿的旅馆，而我已十分疲倦，索性停在一条小溪边倒头睡去。溪水声仿佛催眠的音乐，山间的空气又清新宜人，这一觉竟睡到中午方醒。

揉一下眼睛，赶紧就拨通了一个号码。这是我第一次与省庄村民通话，也许我应该提前与他们定下约会的时间，不过，多年来已经无可挽回地养成了对电话的不信任感，虽然这样的谨慎有时毫无必要，但事后来看，这一次的谨慎可能是对的。

一位不相识的农民故意挑了担子前来与我“接头”。一上来他就对我说：“你跟在我后面，不要走太近。”气氛立时紧张起来，我意识到了这片美景后面的凶险，事实上，来到宜兴竹海之前，由于缺乏信息，我对这里的情况并无深知，可以说是稀里糊涂闯入了“龙潭虎穴”。

尾随这位刚刚从藏身地赶回来的农民来到一处隐蔽的地方，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进入谈话主题。

“现在村里一片白色恐怖，前几天刚刚强拆了三家人的房子，有人被打，剩下的八户人大都不敢回家。房子是免不了被拆的，让他们拆吧，我绝不会签字。”

省庄位于江苏、浙江、安徽交界处，这里盛产毛竹，几十万亩毛竹覆盖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上，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中，章子怡和周润发的打斗场面即拍摄于此，而省庄的搬迁也有这漫山遍野的毛竹有关。

省庄村的搬迁纠纷由来已久，2007年1月份出版的《百姓》杂志曾以《风波竹海》的题目报道了发生在江苏宜兴省庄村的土地拆迁纠纷：

“2006年7月15日，在竹海村委的带领下，一支60余人的征地工作队悄然进村，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对村民进行游说动员。工作队中有湖滏镇党委委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本不具备作为征地主体的资格。”

竹海村是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由省庄村和附近的岗下村合并而成的。不过，竹海村委并非拆迁的主要推动者，由湖滏镇党委书记担任总经理的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才是这次拆迁工的受益者。

按照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竹海三期开发的计划，省庄250余户农民约1100人要从世代居住的“风水宝地”搬迁到几里路外的低洼处。那里原本是一片农田。为了避开征用集体土地的政策限制，先由竹海村委会以每亩7000元的补偿价格从农户手里收回了农田（后经村民抗争，增加至每亩一万元，仍低于江苏省规定的每亩83250元），这使得人均耕地不到半亩的省庄村农民几乎不再有田可种，然后，村委会又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要求村民集体搬迁到刚刚收回的农田里（另外占用了相邻的浙江省某村大约一百亩土地），至于村民原先的宅基地，在房屋被拆迁后，自然就由村里卖给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开发使用了。

在这次搬迁涉及的250余户农民中，大约30户因为对原住房面积不满意等原因，对搬迁持积极态度，其余200多户因质疑征地、拆迁工作不合法，并对拆迁补偿标准不满意，而对搬迁持抵触态度。

多数村民认为这次征地、拆迁不合法的理由至少包括：征地、拆迁“没有得到省庄大多数村民的同意，也没有招开村民会议集中讨论，听取大多数村民的意见”（有村民认为这次征地、搬迁是宜兴市委书记蒋洪亮的个人决定）；搬迁占用300多亩基本农田（有村民承包手册、基本农田桩、村镇板块图等为证），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确需改变和占用基本农田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禁止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或设施农业等名义占用基本农田，变相从事房地产开发）；另据村民称，虽然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始终不肯透露村民被拆迁房屋土地的用途，但经他们私下了解，阳羡公司将他们赶走后，将在这里建筑豪华别墅，进行商业销售。

虽然宜兴市国土局在2006年批准了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省庄的临时用地，但是，按照国家规定，这种临时用地有效期一年，不能用于建造永久性建筑；而宜兴上报省里的竹海新村所用土地，也只是60亩荒坡。这就是说，无论竹海新村的土地征用，还是旧址上的拆迁，都没有法律依据。村民原住房是有土地证和房屋产权证的，搬迁到低洼处之后，由于没有合法手续，不再具备办理二证的可能。

由于村民的抵制，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工作都遇到了阻力，但这无法改变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地方政府的意志：2006年8月，村民们来到宜兴市国土局、无锡市国土局上访，没有任何结果；9月25日，村民们到省信访办递送书面材料，结果答复是要自下而上地逐级反映；10月15日，施工车开进村里，被村民有效地阻拦；半个月后，车辆在警察的保护下进入农田开始施工。

无奈之下，唐中明、唐中联、邵定一等村民委托开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王焕申代理起诉宜兴市政府违法批准收回省庄自然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但北京来的律师同样无计可施，在宜兴，王焕申律师遭遇了一连串的骚扰和侵害，2007年7月5日下午3点，以竹海村村委会主任卢建军为首的近10人，竟在宜兴市政府大门口，围攻刚刚从宜兴市政府办事出来的律师，欲强行将律师绑架走，并抢夺律师的摄像机，后因村民赶到救助，这伙人才不得不离去。可事后宜兴电视台竟然报道说王焕申是假律师，骗了村民，官司也败了，跑掉了，并把王焕申的照片在电视上予以播出。

王焕申在一审代理词中这样说到：“宜兴市政府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之所以违法，不是因为其执法水平的低下，不是因为其工作的疏漏，而是因为这个行为一开始就是故意设置的一个骗局？？？？？？所以，我们与其说是在依据法律审理分析其中的错误之处违法之处，不如说是在侦破一个欺骗案。只需要将事实还原成真相，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用了大量比较尖锐的词句，也不是因为律师不够冷静或故弄玄虚。实在来说，这些词句远远不能真正描述和形容宜兴市政府的行为的丑陋和卑下，更不能让世人了解宜兴市政府的行为给众多百姓所造成的伤害的严重程度！宜兴市政府方面在除了法庭之外的场合甚至并不隐瞒自己行为的违法，但他们却趾高气扬的继续进行着这些违法，而且是愈来愈变本加厉。有人甚至扬言：想办的事情就一定办成，儿子能告赢老子？应该说这已经是公然抢劫和强暴了！难怪媒体上一篇文章用了‘谁抢劫了我们的家园’这样的标题。

与其说是法律和事实方面的审理，不如说是道德和良心的审判。为了与民争利，为了政绩，或者为了政治，竟如此的蔑视法律，践踏民众，完全没有了道德底线，完全失去了基本的良心。“

我想，当王焕申在法庭上使用这种字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案件的诉讼必败无疑，在王焕申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个行政案件，不如说是一个刑事案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场法律判决，不如说是一次权利与权力的对决，与其说这一场诉讼是对法律公正的呼唤，不如说是对人间正义的呼唤。

果然，2007年4月，村民败诉于宜兴法院，法院驳回了唐中联等农民判处拆迁违法、停止施工的诉讼请求。随后，唐忠联再次上诉至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被驳回。

法院的判决使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地方政府更有恃无恐，使原本无理的强制拆迁成为“合法”，在法院的终审判决后，我们甚至不能继续站在“法”与“非法”的界限上来为这些“无法无天”的农民说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记录下一些事实，而且，也只有将事实留给未来的历史，让历史给出唯一可能公正的判决。

这是宜兴市湖滏镇政府下发的一封信，摘录于下，奇文共赏：

致启动实施强制拆迁的省庄拆迁户的一封信

XXX拆迁户：

我处2007年11月23日下发的“强制拆迁公告”想必你已经收到。你是否闻到了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大压力。这里，不妨建议你举家再掂量掂量，向有识之士再讨教讨教、法不容情，开不得半点玩笑！免得你在法律这个“包黑头”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扪心自问，对于你户的拆迁工作，我们耗时一年有余，倾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而你们视我们于情于理的耐心工作置若罔闻，不得不让我们举起最锋利，最有效的利剑——法律，让法律来说话，让法律来搬掉拆迁道路上的绊脚石，让法律的光芒来照射你们这里的法制“黑洞”。我们可以底气十足地说：我们是在为捍卫法律尊严而不得罪你们！平心而论，这样的方式是我们无奈采取的，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势必造成的损失是你们自已酿造的！

法律是公正的，也是最无情的；拆迁是艰难的，但有法律作“护身符”的强制拆迁，将是势如破竹、一挥而就的！任何蛮横侥幸都是徒劳无益的，一味和法律对抗无异于螳臂档车。无知无识、无法无天只能使你及你的家庭竹篮打水，欲哭无泪！只能成为众人的笑柄和反面教材！今天，最后奉劝你一句：悬崖勒马，赶快向法律低头！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抓住最后的有利时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放下一切不应有的妄想侥幸，主动与政府协商解决，尽快签约交拆。否则，后果堪忧，事实会让你们尝到法律的坚硬如石，读懂法律的无情苦涩！

湖父镇人民政府

事实上，要制造“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仅仅“举起最锋利，最有效的利剑——法律”是不够的，比法律来的更直接的是另外一些手段：

自2007年6月起，镇政府开始对农民实施断水断电的手段，基层政府和拆迁公司由过去的寄恐吓信、发手机恐吓短信，变成了公然的暴力行动——雇佣社会人员，采取黑帮手段暴力打砸，以此恐吓村民。

2007年6月14日夜12时，2户村民住宅窗户玻璃被砸；6月20日晚8点38分，一辆轿车上的人下车用石头砸村民的房屋窗户；7月1日开始，每天白天都有社会上不明来历的一伙人逐户恐吓威胁村民“我们是镇政府领导请来的”，有的甚至称“我们代表市政府”。

2007年7月3日中午10点40分左右，有近二十多个社会人员进村，说他们代表政府来对村民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在没有任何手续的前题下，勒令村民赶快签字走人。后因动手动脚强闯民宅，村民将其赶出门去，于是他们扬言：老子刚刚从监狱出来，哪个不服就叫哪个脑袋开花。村民到拆迁办公室反应这些情况，他们称不清楚那几个人是谁。到了晚上大概21点30分左右，14辆汽车扑向省庄村，车上下来约100多号人，黑压压的一片，他们用石头向刘雄飞家的房子砸去。因为村民早有防范，100多个村民闻声赶来奋起自卫并报警。

21点31分村民拨打110报警，尽管湖滏派出所到省庄村只有大约10公里左右的路程，派出所的人却迟迟不来。由于村民越聚越多，那些“刚从监狱出来”的人开始四处逃跑，在派出所未能及时到达现场保护村民的情况下，村民只扣下了没能逃跑的车辆和6名肇事者。

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反倒来了，有村民称从警车上下来的人中当中，竟有中午前来威胁恐吓村民的人，派出所的人员赶到后，不仅接走了被扣人员，争执中还用刀将村民唐忠元手臂的血管割断。

7月9日清晨，来自当地政府、拆迁公司、村委会的人终于强行把村民邵定一家的房屋拆掉。7月10日，唐中联家所有房屋的玻璃被砸烂。

但在那时候，当地政府的力量尚未占据绝对上风，村民对于外界的救援仍旧抱有希望，据说一些明星曾经出面为省庄村民寻求公正对待，迫使施工短暂停止，在希望仍在的情况下，村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故土家园，每天都要派人站岗放哨，用曾经遭受殴打的唐中联的话说：“我们每时每刻都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中，我们很多人多少天都不敢也不能睡觉，不能过正常生活了。但我们已经做好以死抗争的准备，只要他们再来进犯肯定会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战斗！”

面对省庄这个久攻不下的“堡垒”，当地政府动用了最有效的一招：亲属株连政策。

12月28日，当我被一位村民带进杨瑞君家中时，迎面看到的便是宜兴第二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几个人正围坐在客厅里打牌。作为杨瑞君女儿杨丽萍的同事，他们呆着这里的目的是向杨瑞君施加压力，由于杨瑞君拒绝搬迁，出嫁已经二十年的宜兴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杨丽萍自今年7月起就被停止工作，并停发了工资。

好在医院工作人员并不管闲事，这使得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杨瑞君的家中。杨瑞君对我的到来显得有些吃惊，他说你来的可真巧，直到昨天晚上，镇上的几十个工作人员还呆在他的家里催逼搬迁，几个月来，天天如此，今早刚刚离去，估计到晚上他们又会重新回来，因为12月30日是镇上给他限定的最后搬迁日期，可以说逼迁与反逼迁的较量已到最后关头。

杨瑞君十分警觉地将我领上二楼，随手将门锁上。这是一间即将被拆掉的房子，也许因为意识到拆迁的无可避免，屋子里已经很久没有打扫，连个可以坐下的干净地方都没有，而一楼的玻璃早在12月10日就被拆迁者踢碎了很多。

每次当杨瑞君离开房间去楼下搬凳子或倒水给我，他总会嘱咐我不要靠近窗子，“别让外面的人看见。”杨瑞君说，12月9日的强制搬迁中，村民卢建新、沈美珍夫妇被六七个身着便衣的拆迁人员揪着头发暴打，仍不免被强迁的结果。卢建新、杨建生、冯候年等人至今被关在镇敬老院，失去人身自由。

在上述三户拒绝签字搬迁的村民被抓之后，他们的房屋被连夜推倒。目前，250户人家中，只剩下最后八户拒绝签字，其中，按照镇政府下达的强制拆迁通知，唐中联、何夏伟、杨瑞君、殷建明等四人的房子将在12月30日被推倒，稍晚一些，其余四户也将遭受同样的对待。

何夏伟与何夏明是12月中旬“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宣言的联络人，这次宣言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先生在《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一文中便列举了省庄村的这份声明公告，但在我到达省庄的时候，作为联络人之一的何夏明先生在经过一年多的抗争之后，已经被迫签字认可了湖滏镇的强制拆迁行为。作为一直坚持在抗争一线的骨干分子，何夏明的签字显示了株连政策的强大威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何夏明，如果坚持不签字，他们就要拿何夏明正在上高二的女儿开刀。在亲情与经济利益面前，何夏明的选择是无奈的。事实上，在遭遇强大的抗争力量之后，地方政府如果强行闯入村中推倒房屋，势必会引发大规模对抗乃至血案，于是，他们迂回作战，寻找一个个村民最薄弱的感情突破口，以政府部门的联动行为对村民施压，逐渐将村民的抗争意志各个击破：村民冯某的儿子是某学校教导主任，教育部门威胁他必须做通其父的工作，否则将被调离、降级甚至辞退；对于开办企业的邵某和唐某，税务部门则以查税逼其就范；殷某被以摩托车无牌照为理由拘留15天？一个违法事件背后是一连串的违法事件。

村民告诉我，省庄村民在这次搬迁面前，本来表现出了十分一致的团结精神，但通过一年多的种种威逼和折磨手段，能够坚持下来的村民越来越少，从最后的30户，到最后的11户，再从最后的11户，到眼下的最后8户。

宜兴地方政府的株连政策，与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嘉禾拆迁事件几乎完全相同。但嘉禾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并没有在省庄再现。由此可见，嘉禾事件也好，史上最牛的重庆钉子户事件也好，都不具备可以复制的积极意义，各地的被拆迁户仍要一次又一次地以自己的人身安全乃至生命为代价进行抗争。在今年7月份发出的一份声明中，省庄村村民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这里的野蛮拆迁事件：“上述种种迹象表明，竹海村的拆迁已经不是一般的非法拆迁了！事件的性质已经演变成了基层政府与黑社会联手，或者说政府使用黑社会恐怖暴力手段对村民财产和生命的严重的、血腥的、无耻到极点的犯罪行为。这在整个中国恐怕也是罕见的！我们竹海村已经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很多人多少天都不敢也不能睡觉了，不能再过正常的生活。”为此，他们曾经誓言：“我们最后的这30多户村民是决不屈服的，为了保住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坚持到底，甚至不惜以命相拼。”

我不怀疑他们的抗争意志，但强大而固执的政府权力显然具备逐个瓦解这种意志的能力：2007年7月10日，被100多人围攻的房屋主人刘雄飞在痛苦而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同意签字拆迁；一马姓村民因身为教师的女儿受威胁而被迫签字？？？？？？

撇开土地征用和搬迁的合法性不谈，即使单从补偿来讲，村民也难以接受，以杨瑞君的房子为例，他现在居住的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公司给的拆迁补偿是每平米330元—370元，如果按时搬迁，还有大约每平米150元的“奖励”，但以目前的建筑成本，这样的拆迁补偿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被迫搬迁到低洼处的村民，很多人要借钱盖房子，而他们赖以为生的粮田已经被村里征用了。我不知道在宜兴地方政府的想象能力范围内，要这些农民如何面对他们的未来？

是的，年轻人可以外出打工，有资本和生意头脑的可以做点小买卖，但是，祖祖辈辈只会种田的农民呢？要他们喝西北风吗？

宜兴是个经济发达地区，2007年财政收入可望达到60亿，完全有财力给省庄农民以较高的经济补偿，但是，宜兴地方政府宁可用这些钱来雇佣黑社会打手，宁可旷日持久地与村民对峙？？？？？？

而我们有理由对竹海公园的公益性质表示怀疑。目前的竹海景区门票已涨到60元一张，变成纯商业经营，怎么可以用公益性事业的名义强制村民搬迁，更何况在他们倒塌的房屋之上建起的将是几百万一套的豪华别墅？！实际上，竹海旅游区的开发从来就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什么好处，在一期、二期开发之后，原本属于省庄自建的小水库被征用（村民根本得不到征用的补偿，有村民指出，村支书殷华民这几年捞得盆满钵满），成为旅游区的一景，而村民却因为断水而影响粮食收成。这一次的搬迁同样表明政府在从事旅游开发时完全漠视原住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在这世代相临而居的美景面前，村民事实上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眼中的多余的人。这是权贵经济的确切证明！

在与杨瑞君的谈话过程中，他不时抬头朝外面观看，显然，长达一百多天的围困已使他警觉万分，一再嘱咐我不要靠近窗户。当我要求他拿些当地政府下发的资料给我时，他竟一去不回。等得心急的我忍不住伏在窗上朝外看，却见院子里已满是态度傲慢的精壮汉子，我意识到他已经被纠缠住了。

而那些人也透过窗玻璃发现了我，并低声讨论着什么。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显然出乎他们的意料。这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走了，于是揣起相机和笔记本，以最快的速度打开房门，在他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故作镇静地离开了杨家。

当然不甘心这样离去。但是，望着堵在门前的车辆和几十个野蛮的拆迁人员，知道已没有与杨瑞君继续交谈的机会，便回到村里，在瓦砾废墟间与村民试探着沟通，当他们终于相信了我的自我介绍，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派出一个老年村民以劝解杨瑞君搬迁为名，替我去取我想要的资料，这时候，我发现每一个村民都对我充满了信任与感激，对这些家园已经被毁的村民来说，一年多来，他们已用尽了全力，但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力量，于是，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外来的关注者。这使我感到惭愧。

当老年村民终于从杨瑞君家走出来，早有其他村民给我送来了各种文字材料，但我还是极其珍惜地接过了杨瑞君与老年村民以默契的配合传递出来的纸张。

“你赶紧走，不要让他们发现。政府太坏了，你一定要替我们说话啊。”尽管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口音，但他们的友好和信任使我心中一阵阵发热。

离开了省庄，站在山间公路上回望，孤灵灵的八座房屋仍然倔强地挺立着，尽管他们的主人多数已经逃离。这时候，天上刮着寒冷的北风，雨就要来了。冬天不是竹海的旅游季节，也许，等到了夏天，我还会来这里，但我再不会看到这孤独的房屋和满目的瓦砾，那时候，这里将出现一座座美丽的别墅，而在别墅的后面，是早已开始动工的五星级宾馆。如果我不曾在2007年底来过这里，我一定会醉心于竹海的美景，而对美景后面的省庄村民的痛苦、愤怒与绝望一无所知。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省庄村民迄今已做了最大努力，而他们“居者有其屋”的12月15日宣言也可能被写入中国土地史：

“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一、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

二、除非经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政府行政、执法应合乎天道人情，政策和法律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服务。

三、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任何人或任何单位应立即终止对省庄村全体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侵占行为，并撤除其地上所有财产。逾期不办理的，我们将根据全村农民的共同决定，直接采取行动，阻止侵权行为，誓死捍卫我们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权。“

宣言不能改变现实，但从省庄农民的表情和言语中，同样可以发现，现实不能改变他们对天理的信念。也许，最后八座房屋的倒下并不意味着拆迁事件的结束，目前，包括杨瑞君在内的八个钉子户已全部逃离了省庄，这不是逃避，而是抗争的继续——没有他们的签字，强制拆迁的行为就会被打上丑恶的印记。

时至今日，最后的八个钉子户仍在绝望中坚守着对古老正义的信念，尽管已经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他们。

我知道，我只能记录下我所了解到的事实，而不能改变什么。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坏的时代。

2007年12月31日

改革之后的三十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三十年。大家知道我是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全世界还有很多穷人，包括中国。解决穷人的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增加财富的创造，第二个是合理财富的分配，除此之外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首先要有财富的创造，否则大家争来争去，你多得一点我就少得一点，这个社会就搞不好。我们这三十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现在的财富从可比价值来说增加了13倍，现在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三十年改革真的是了不起。我们千万不要把过去走的这一段路看错了。当然，我们也有问题、有矛盾，还有很大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改革开放，再有三十年，甚至再有二十年，中国就能够真正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现在我们很复杂，一方面很富，一方面又很穷，一方面很先进，一方面又很落后。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全国人民有耐心、有理智，懂得过去这三十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安排好我们将来这二三十年。中国的复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确立自由交换制度保证了改革的成功

我们这三十年改革的成功需要总结。我在十年前(1998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干同样的活，在美国拿的钱多、生活得好，而在中国拿的钱就少、生活得就差呢？为什么穷国和富国同样的劳动，得到的报酬不同呢？如果说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那么同样的劳动就是同样的价值嘛！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想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今天要分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显然不是，否则美国和中国就应该是同样的劳动、同样的收入，可见有很多别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我们改革三十年之所以成功，就是把这些因素抓住了。

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有100根香蕉，你有100个苹果，但我也喜欢吃苹果，你也想吃香蕉。我就用我的香蕉换你的苹果，一根香蕉换一个苹果，我就变成99根香蕉加1个苹果，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是100根香蕉、100个苹果，但我的财富增加了，你的财富也增加了，何以见得呢？我这99根香蕉加1个苹果，这1个苹果的价值是超过1根香蕉的，我是用1根香蕉换来1个苹果的，但换来的这个苹果不只值一根香蕉，要不然我干吗跟你换呢？或者说有一个人再拿一根香蕉想把我这唯一的苹果换回去，我不会干，你拿两根香蕉我也不干，因为我的香蕉很多嘛。也许你拿了5根香蕉，我勉勉强强给你这个苹果。这证明我这个苹果值5根香蕉，交换以前是100根香蕉，交换以后变成了104根香蕉，而且你也赚了。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两个人都同意交换，那就证明这个交换对双方都有好处，它不会损害任何一方，因为损害一方的交换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凡是能够达成协议的交换，必定是双方同意的。双方同意就是对双方有好处，对双方都有好处，那就说明有财富的创造。所以要鼓励交换，消灭一切对交换的障碍，敞开所有交换的自由。我们改革三十年的成功就在这里。而改革之前是不让交换的，也就把所有创造财富的路都统统堵死了。

一个双方平等、自愿的交换一定创造财富，而且这个财富是双方都在创造的。全世界有很多穷国，他们为什么穷呢？就是没有一个平等、自愿、自由的环境。就拿中国来说，我们在改革之前，又没有平等又没有自由，还做什么买卖啊？我们现在从事交换的人不那么绅士，有一些小人见利忘义，这是我们的大问题。在发达国家，都是绅士进行交换，大家很尊重对方，很守规矩、守信用，不胡来，这样一个商业环境财富就创造出来了。为什么美国人赚的钱多、中国人赚的钱少呢？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交换创造财富，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一个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从一方转手到另一方，一定是卖方对这个商品的估价低，而买方对这个商品的估价高。所有的买卖，都是从低价值估价的人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估价的人手里，绝对不是等价交换，等价干吗还要交换呢？一个社会财富的创造，就是因为各自优势的发挥，有分工，而且这个分工是发挥优势的分工。计划经济毛病在哪儿呢？计划经济也是有分工的，但不发挥优势，搞不清楚谁的优势是什么。现在搞清楚了，因为现在有价格在，干什么都要钱，你就有优势。有了价格，分工就不会错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价格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

可是，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它有很多制度性的保障，没有这些保障交换是很不可靠的。什么保障呢？第一是产权的保障，所有权的保障，我的财产不会随便被剥削了、被转移了、被剥夺了。这一点太重要了，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犯了错误，剥夺了某些人的所有权，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在继续犯这种错误。认为有钱的人就是剥削，就有理由去剥夺他，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有钱人也要分情况，有的是靠贪污腐化来的，靠权钱交易来的，这又当别论了，他是没有财富创造的。我们中国的特点不是财富的转移，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是财富的创造。对于交换的认识已经确立，但这个问题不能说彻底解决了，政府还在经常干预普通人的交换。比如马路上摆一个摊，城管就来驱赶了。马路上摆摊，是在创造财富啊。为自己赚了一口饭，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对社会大有好处。当然可能妨碍了交通，或者破坏了环境，需要加强管理，但不能禁止他们。要饭的不创造财富，而是财富的转移。这种财富的转移，我觉得是很合理的，给有困难的人一点帮助是有好处的。但贪污腐化、剥削，那当然是不好。要讲什么是剥削，有没有剥削，我有一句话，“不是平等自由的交换就是剥削”。比如说拖欠工资、克扣工资、违反劳动法、加班加点不给钱，或者没有加班额外的补助，或者是工作场地非常不安全等等，这些就是剥削。没有这些问题，不可能会有剥削，你剥削我，我找一个不剥削的人去。市场是充分自由的、竞争的，那就不可能有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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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效率

下面我说一说财富消费和财富生产过程中所有者的利害关系问题。

先说一说消费。我们花钱有四种情况：一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二是自己的钱为别人花，三是别人的钱为自己花，四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显然第一种情况是效率最高的，不会出问题。其他三种情况都会有问题。自己的钱为别人花，省是省了，但用处可能不对。别人的钱为自己花，用处可能是对的，但不会省。别人的钱为别人花，那就更不用说了。全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要花掉的，要让它花得有效，就必须是尽可能变成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不要拐弯抹角让别人为自己花钱。

我们以此进行分析，来看看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变化。

改革以前，很多钱都是别人为别人花，即公有制。比如拿盖房子来说，国家要盖一些房子，计划部门设定一个计划，钱也拨了，这个钱就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计划部门控制这个钱，这个钱是谁的钱呢？是国家的钱。这个钱为谁花呢？为老百姓花。房建出来，不一定很适用，也不一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为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现在我们买房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所以对质量就有监督了，房子不好我就不买了。再举一个例子，义务教育也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给你一个什么学校，你就上一个什么学校，你对学校不满意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钱是别人花的，别人做决定。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让教育的钱变成自己为自己花钱，即把国家的教育经费变成教育券，孩子的家长可以持券选择学校，这样学校就有竞争了，办得不好，人家就不来你这里了。

花钱的四种情况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我受他的启发，也提出了生产方面的四种情况，即用谁的劳动为谁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

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最典型的就是马路上的小摊，他们一定很努力，不会偷懒，不会贪污——都是自己的钱，没有办法贪污。他也不能降低质量，因为有竞争。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降低成本、增加劳动时间。独资企业和个体户都属于这种情况，也是最有效的，不需要监督。

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最典型的就是义务劳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劳动就等于义务劳动，你的劳动是为别人的，你的劳动成果自己看不到，全国变成了一个义务劳动的国家。你说好得了吗？

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就是老板请人打工，打工的人是为老板赚钱的，而老板则要监督打工的，这里就隔了一层。民营经济的老板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办法，让总经理或者每一个员工关心企业的利益，比如说给他一点股票。

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国营企业就是如此。国营企业是国家的，雇了一批打工的，让这些打工的好好干，但赚的钱不是总经理或者厂长的，而是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关心劳动的效果，改革后把国营企业大部分都改成私营了，生产效率就得到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靠着改变谁的劳动为谁赚钱这个最基本的关系。

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使得生产、消费都是有效的。怎样有效呢？简单一句话，尽量私有化，消费也要私有化，生产也要私有化。当然，完全私有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　

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改革开放的前景问题。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说的一句话，“自由就是发展。”怎么发展？给老百姓自由就得到了发展。给人创造的自由、给人选择的自由。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什么是自由啊？是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显然不是，如果大家都为所欲为，那就糟糕了。一个社会好不好，一方面要看大家有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大家对自己的自由有没有约束，这两点缺一不可。只有自由，没有约束，这个社会就乱了。过去的社会，一些人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侵犯你的自由。改革就是要彻底消灭这种特权。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

这就又说到平等了。什么是平等呢？每一个人的自由一样多，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多，这就是平等。我们不能要求平等就是大家收入一样，但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约束是相同的，你不能做的事大家都是不能做的，你能够做的事大家都是能做的。因此，自由的另外一个定义，恰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每一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特权的人来讲，你的自由就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限，你要约束自己。

我们说什么是人权？说了半天，生存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说到底就是没有特权。什么是人权？就是没有特权，也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的一个前景。需要澄清一下的是，这里的特权是与身份相联系的特权，即把职务权利变成个人权利。消灭了这种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作者简介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供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现任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兼核心组教授。主要作品：《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经济学的智慧》，《财富是如何创造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经济白话》，《感悟世界——我的新经济观》，《需求社会致富之道》，《道德、救济、制度》，《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如同经济改革借鉴香港经验一样，十年后香港普选特首，大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香港也必然有它的特殊意义。

迈进“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元旦，香港社会对中央的香港普选时间表的决定引起莫大争议。在满城热议中，把视野拉开拉阔，或许会有新的感悟。

在二零零七年的最后日子，香港七百万人收到了一个大蛋糕。遗憾的是，香港政府制作的这个蛋糕没完全熟，而中央却把它的外型裱得漂漂亮亮的。有接近中南海高层的一位北京高官，如此表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明确香港普选时间表的决定。这位高官说，不管怎么理解，这毕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承诺，对香港的政制发展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他接著说：“虽说，香港不同于大陆，香港有它的特殊性，但香港有了普选，肯定会影响大陆。别看香港是弹丸之地，它的作用非同小可。刚刚开始的二零零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它就是从毗邻香港的广东起步的，这开放的三十年，香港的作用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如今中央承诺，十年后香港普选特首，大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香港也必然有它的特殊意义。”

香港普选有了时间表，在大陆网民中间引起了反响：香港能，为什么大陆不能？长期关注中国两岸三地选举政情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从目前看，香港未来的普选还设有一些规限，但应当看到，有了普选时间表比没有好。香港的普选对中国而言，意义非常重大。中共十七大以来，从官员到学者谈民主和选举成了一大热点。没有人还谈要不要民主选举，而是谈民主选举什么时候来和怎么选。一家境外机构最近就中国民主问题，访问了在北京的数十家官方和民间的有关机构，说到民主选举何时能到来，有的说十年，有的说二十年，有的说三十年，比较多的人认为要到下一代领导人，即二零二二年。香港有了普选，必定促动大陆的民主化进程。”

十二月二十九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回应了香港社会对实行普选的关注而作出决定：二零一二年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香港第五届立法会的选举，不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可作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二零一七年香港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在人大常委会的大小会议上，与会者对中央的这一时间表没有太大争议。只是有些常委发问，为什么不明确说二零一七年香港实行普选，而是用“认为”、“可以”实行普选，而不是用“决定”的字眼。“循序渐进”这一成语，出于朱熹批注《论语》，大陆人常用“按部就班”而很少用“循序渐进”，香港普选的消息披露后，因新华社文稿多次出现“循序渐进”，大陆学者也频频使用了。有人大常委与梁爱诗说起“循序渐进”这一成语，梁爱诗说：“你看我的头发原本是白的，一直染成黑色。现在想恢复原色，但一下变白不好看，于是染色就由深黑到浅黑到深灰到浅灰，再渐渐过渡到白色，这样‘循序渐进’地变化，人们看著就不感到突兀了。”

香港的这一普选时间表，在香港社会引起热议，有因二零一二年不能普选而失望、愤怒，甚而抗议、示威、绝食；有面对现实而表示无奈接受，只盼十年后的这张期票能兑现。当下，香港政圈已经对普选提名委员会、要不要保留功能组别、二零一二年政制“中途站”的改革方案等展开争论。

人大会议讨论时，有与会者说：“如果没有提名委员会，直接交七百万港人中有选举权的人选，怎么选？难度太大，操作起来会有许多问题。当然，提名委员会的人数可以比八百人多一些，比如增加到有一千二百人，或者一千六百人，都可以考虑。”也有与会者说：“香港反对派说提名委员会是关卡，就是中央的干预，这样就是假普选而不是真普选。我说你是地方政府，不是政制实体，中央不是干预而是参与，重点是要把‘一国两制’的关系说清楚，不能只要‘两制’，不要‘一国’，要保证能选出邓小平讲的爱国爱港人士来管理。”看来香港未来十年在政制上的争论依然激烈。

2008年1月号的《多维月刊》报导：1月17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三周年忌辰。三年来，赵紫阳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北京富强胡同赵家寓所内，赵紫阳子女三年前向当局所提出的四点意见，当局一直以沉默回应。消息人士最近向多维月刊透露，赵紫阳的亲属仍在期待赵紫阳能够早日入土为安。

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是赵紫阳于1989年不同意邓小平、李鹏用军队对付学潮受到罢黜之后，度过16年软禁岁月的地方。赵紫阳2005年1月17日去世，随后火化，因当局竟要将他的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司局级干部区”，赵紫阳的家人觉得，“显然这不合他的身分”，这后面涉及如何公正评价他的大问题，不同意当局如此安排，于是骨灰三年来一直存放在家中。

2005年1月29日，遗体告别仪式中赵紫阳的子女。左起：赵二军、赵大军、赵五军、王雁南、女婿王志华。（原载《紫阳千古》）

家人寄希望于当局能够醒悟，还赵紫阳一个公道。但是一年又一年，他们一次次从希望走向失望。就连四个儿子与女儿女婿共六位子女，2005年元月写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管的四点意见，呈递上去之后也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答覆。

赵紫阳子女“我们的几点意见”，其核心意思其实很简单：要求当局在“六四”问题对赵紫阳有个公正的说法。他们指出，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错误的，希望纠正；对赵紫阳长达15年的软禁是不符合党纪国法的，希望有个明确的说法，他们要求组织上发布“赵紫阳生平”，在文中体现出来。

赵紫阳去世之后，他的四个儿子，以及女儿女婿亲笔签名的“我们的几点意见”，一直没有得到当局答覆。

在2007年元月赵紫阳逝世两周年，所有子女都返回家中缅怀之际，也商量如何妥善安排后事。既然寄希望于当局看来并不能如愿，他们就考虑自己来让父亲入土为安。选择什么地点来安葬呢？他们考虑过有多种方案：在河南老家安葬？在广东安葬？在北京择地安葬？

家人还是希望当局能够对他们三年前所提交的意见慎重考虑，对赵紫阳的贡献、功过，作出全面评价。毕竟1989年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18年半，当时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现在看难道还站得住脚吗？当时参与对赵紫阳作出政治处理的元老多已过世，现在的领导人已经不须背“六四”的包袱，何不尽快作出结论，轻装上阵，告慰死者，告慰家人？

知情人士对多维月刊说，家人对此也不抱太大的指望。

赵紫阳书房里的挂钟，指着他去世的时刻。（多维特约记者摄）

素有“平民总理”美称、看望遇难矿工遗属和灾民家庭眼角常常闪出泪花的温家宝，在长达15年半里，不论赵紫阳上书、病重、病故，温家宝从来没有出面，从来没有对赵紫阳、对其家属以任何方式表示出一点温情和关心。知情人感慨地说，温家宝总理能毫不犹豫地握住艾滋病人的手，却不能来握住他的前任、他的老上级赵紫阳的手——赵紫阳比艾滋病人还可怕啊！对温家宝与赵紫阳的关系，甫在香港出版的《温家宝变阁》中有较详尽披露。

接近赵家的人士向多维月刊透露，作为对比，倒是在十七大上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的母亲齐心，让人感到温暖。齐心的丈夫、中共元老习仲勋也在广东工作过，复出后是改革开放的坚定的支持者。赵紫阳2005年1月去世后，习仲勋的遗孀齐心不避嫌，以其个人和“率子女”的名义向赵家送上花篮。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其子女的态度。

赵紫阳的子女写下这副挽联表达心声。（多维特约记者摄）

知情人士对多维月刊称，随着赵紫阳三周年忌日越来越近，家人虽然还没有开始准备家庭悼念的事务，相信有关方面已经开始紧张起来，要作出监控的部署了。

一年前的2007年元月17日，许多人络绎不绝赶往赵家送花、送花篮表示悼念，当局派出二、三十名便衣警察守卫在他家附近，筛选进入他家悼念的人士。

尽管由于当局从2007年元旦开始实施外国媒体采访条例，比以前有所松动，但是一些外国记者被阻止进入及拍照，有些预约要来采访并得到家人同意的，一直没有能来，他们估计就是被挡在外面了。

还有些异议人士被警察软禁在家，还有几年前辞去警察职务的北京市民王金平，连续两年在自己家里设置赵紫阳灵堂，赵紫阳忌辰当天他被北京市国保大队人员带走，几天后才放回。

据悉比赵紫阳还大一岁，已经90高龄的夫人梁伯琪，几年来身体一直还较稳定，但是记忆力已经极度衰退。家人迄今一直没有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告诉她。

网上见到不少咒骂美国的言论。但几乎没见到真正有实质内容的文章，可见，诅咒者大多并不真正了解美国。其实，美国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和丰碑。因之，我要赞美美国。 　

我赞美美国。美国开创了世界第一个民主制共和国。在美国未诞生之前，世界上只有封建君王国。人民都是皇帝的奴仆。一个王朝统治越久，政治就越腐败，社会就越黑暗，人民就越困苦。最后盗贼四起，兵祸连结，等到死亡的人口“白骨蔽平野，千里无鸡鸣”的时候，就由一个新的王朝代替了旧王朝。因此，千年古代社会始终走不出黑暗的幽谷，社会每前进一步，又在统治者的腐败和屠杀中倒退一步。然而，历史的长河湍流到1787年的时候，忽然一声惊雷，炸裂了王朝制度的黑暗长空。美国共和国诞生了！它实行没有皇帝和权贵世袭，由人民任免官员并监督政府执政的新制度，从而有效杜绝了腐败、黑暗，人类终于迈出“王朝建立——走向腐败——肌民造反——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灾难性怪圈。从此，社会稳定繁荣，科学突飞猛进。 　

共和国来到我们世界，我们便有了言论自由，我们的权利与官员平等，不再受皇帝和权贵的奴役、宰杀，这无疑是伟大的进步。无须掩饰，美国共和国初创的时候，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毕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完美金饼，而是一项需要完善的“新创作”。例如，初建时妇女、穷人没有选举权，还存在着黑奴制度。然而，它有一个受人民监督、不断改过自新的民主机制。它在不断完善民主的斗争中，演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件，产生了光辉的“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产生了林肯、马丁？路德金、罗斯福，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与世界人民息息相关，因而，他们的节日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他们的英雄成为全世界的英雄，他们的运动成为全世界的运动。回顾美国的历史进程，我们今天依然为它昔日的战鼓所震撼。封建卫道士用共和国初建时的缺陷，否定不了共和国一路高歌的光辉历程。 　

共和国诞生两百多年来，就象一个光芒四射的火球照耀着整个世界。王权制度日渐冰雪消融。一些独裁者不甘心失去特权，脱下了皇袍，贴起了共和国的标签，伪装成民主，但他们不管如何打扮，他们的原形会显露的，他们跟原先的皇帝一样剥夺人民的自由，他们用谎言诋毁民主。，使人们误以为民主有害无益。例如袁世凯、萨达姆就是如此。我敢说，假如没有共和国制度的产生与传播，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满清王朝的臣民，仍然在高呼“皇上万岁”，“皇上大救星”。 　众所周知，万恶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带头贩卖非洲黑奴，数百年间被贩卖到美洲各地的黑奴不计其数，美国也是受害地区之一，但是，美国建国之后，首先宣告贩卖黑奴非法，接着英国、法国响应，从而结束了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罪恶历史。美国以它崭新的人权价值观，迈出了解放黑人的第一步。 　欧洲皇帝和殖民主义者从十五世纪起在美洲各国建立黑奴制度，在没有人权的岁月，人压迫人被当作天经地义。黑奴制度根深蒂固，在它上面盘居着阵势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奴隶主从中得到无尽的好处。然而，拥有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国，必然不允许这种黑暗制度的存在。1861年，一个伟大的年代，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废奴运动，并暴发了南北战争。美国黑人获得解放，人权的旗帜高高飘扬。整个美洲的黑奴制度随之崩溃、瓦解。领导废奴的林肯不仅是美国的总统，也是全世界黑人的总统，永远受到全世界黑人的尊敬、赞扬。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一篇《我有一个梦》，把黑人的自由解放推向及至，席卷美国。事实证明，在黑人的解放史上，美国写出了最光辉的历史篇章，并引导了整个世界黑人的解放。 　众所周知，万恶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制造了数百年的民族仇杀，杀掉了墨西哥百分之九十的印第安人，美国虽然情况好一些，但杀掉的印第安人也数以万计。然而，美国建立后，面对数百年的民族仇杀，一团难解难分的民族仇恨的死结，美国作出了人性的决策：民族和解。一方面用人权思想洗涤人们的灵魂，树立民族平等、和睦观念，一方面制订一系列法案保护印第安人权益，从而使民族仇杀最终化解。面对今天犹存的民族仇杀，例如，卢旺达、南联盟的民族仇杀，俄罗斯的民族冲突，而曾是民族仇杀最严重的地方，却早已告别民族冲突，我们有何感想？这难道不是人权文化的力量吗？

我赞美美国。美国是现代文明的火车头。美国初建的时候，也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并且比当时的满清中国还落后。但是，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民主制度，经济发展无与伦比，一跃成为世界首富。当年对美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欧洲列强，被远远抛在美国的后面。电灯、电话、电影、电视、飞机、卫星、手机、电脑、互联网在美国发明，许多科学理论在美国诞生，美国没有设置封锁障碍，让新发掘的文明传遍世界。于是，我们的世界更加灿烂。让科学成果世界共享，这样的国度才是伟大的国度，它的精神才是伟大的精神。 　

我赞美美国。美国始终是反殖民主义侵略的旗帜。十七世纪以来欧洲列强始终在瓜分了世界。美国作为北美洲的殖民地，也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蹂躏。然而，美国人民带头打响了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第一枪，并赢得了国家的独立。独立成功后，他们没有忘记仍然在欧洲皇帝铁蹄的弱国人民。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门罗总统的宣言顶住了欧洲列强瓜分拉丁美洲的狂潮。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无数国家因此赢得新生。美西战争，美国海军打败横行三百年的西班牙殖民军，从而使古巴、菲律宾获得独立。在反殖民主义的战场上，美国甚至对二十世纪最密切的盟友英国也没有留情。当英国请求它帮助反法西斯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以此为契机，说服英国放弃殖民政策，从而使印度、埃及等国相继获得独立。五十年代美国不惜得罪盟友法国，也要反对殖民政策，支持越南的独立。两百多年来，美国始终坚持反恶霸、反殖民，因为美国人民曾有过被殖民主义奴役的命运。 　

当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它并没因为强大而变成新的殖民主义。我们曾见到许多弱者，当他成为强者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欺侮弱者的恶人。二十世纪以来，凭美国的武力，若要侵吞邻国，兼并西半球，简直易于反掌，但美国没有侵占过一寸土地。而同一时期强大起来的日本、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无一不在发动战争，进攻它们的邻国。今天，某些人对侵略我们领土的强盗视而不见，却挖地三尺，寻找各种荒谬的证据，不惜阉割历史，断章取义，诋毁坚持正义的美国。他们的用心与隐衷，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我赞美美国。因为美国人民热爱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单纯而善良的美国人民追求一种绝对和平。他们认为不制造武器，不发展军队，不参入战争，不侵略邻国就是最好的和平。他们出版了一本书《贩卖死亡的商人》，对战争，对制造武器，对贩卖军火作出透彻心骨的批判。自此，美国二十年没有造武器，二十年没有发展军队，二十年对战争采取躲避的态度。可是，当希特勒的炮火快要毁灭整个欧洲的时候，当日本的铁蹄快要踏平东亚的时候，美国却没有能力保卫和平。当英国向美国求救的时候，美国只能献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旧武器。当日本炸毁珍珠港、向美国发起全面进攻的时候，新征的士兵只好用木棒代替枪支作军训（这绝不是天方夜谈，这是有证可查的事实）。世界上还存在着侵略者，过早废弃武器，不能维护世界和平，也保护不了自己。这给美国人的教训是深刻的。当时，有个美国将军说过一句后悔的名言：“金钱已买不回昨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流行日本军队天下无敌的神话。1905年欧洲霸王俄罗斯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割地求饶。1918年日本横扫苏联西伯利亚，苏联红军溃不成军。1937年日本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日本是世界霸王，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主持正义。曾以反法西斯为己任的英国，在面临希特勒疯狂进攻的时候，为求自保，也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日本签订天津协议，关闭了我国最后一条外援通道。苏联与日本发生诺门坎战争后，斯大林一面与希特勒增进友谊，一面与日本结交，于1941年3月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保证不犯日本，让日本人放心进攻中国，并承认东北、内蒙属于日本，否认我国的领土主权。斯大林象小人一样为日本使者接风送行，并为此变更了火车的正点运行。险恶的国际局势使我国陷于空前孤立，抗战陷于绝境。然而，一个不畏强暴的英雄国度出现了！它就是美国！它的军事力量虽然远不及日本，但是它敢于坚持正义，同时它有雄厚的经济。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1年7月下令冻结日本资产，禁止美国企业对日本出口，照会日本政府将军队全部撤出中国。当日本军方对美国作出咄咄逼人、喊打喊杀的时候，罗斯福总统虽然有过恐惧，甚至退缩，甚至表示愿意回到1941年7月以前的状态，但是，美国最终战胜了懦怯，并接受了敌人的挑战。或许是天意，或许是民主制不该灭亡，一个没有备战的军事弱国居然反败为胜，最终打败了磨刀霍霍的军事强国。日本皇军战无不胜的神话飞灰烟灭。从而，中国得救，中国成了战胜国。

对于美国当年帮助中国抗日，有人说不用感谢美国，因为美国救中国是为了救自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一）当初日本并没有要进攻美国，而是美国政府冻结日本资产，强硬照会日本撤出中国才遭致日本的军事进攻。事实是美国因帮助中国而挨打。（二）如果美国光为救自己，美国可以采取斯大林那样的策略，先与希特勒合作共同瓜分东欧，然后发展壮大，再与希特勒决战。这也是几千年来侵略者惯用的策略。难道美国人就不懂吗？（三）如果美国为了救自己，也可以象苏联那样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支持日本侵略中国，承认东北、内蒙属于日本。日本又怎么会进攻美国呢。 　

值得赞扬的是美国援助我国抗日，并未索取任何私利，并且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交给了我国，而另一个所谓帮助我国抗日的国家，是在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的情况下，才加入抗日战线。并且攻下我国的库叶岛，就将库叶岛吞并了，成了我们中国人永恒的痛。另外，我想说明一下，美国开先采取经济制裁迫使日本终止侵略，并不是没有效果。当时的日本近卫政府试图接受美国的条件，原意从中国撤军，但日本军方认为：（一）占领的中国领土是日本军人用鲜血换来的，不可白白退还；（二）日本军队天下无敌。日本受制于美国，是日本军人的奇耻大辱。因此军方强烈反对接受美国的条件，并决定对美国动武。近卫首相在压力之下被迫辞职。此后军方完全掌控日本政府，并由军人东条英机出任首相。 　

值得欣慰的是，二战之后，美国并没有因法西斯的消灭而象一战之后那样，马放南山，而是继续保持着一支强大的军队，肩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责任。当新的希特勒再次出现的时候，它将再次扬出利剑，斩妖除魔。不是吗？当侵略成性的萨达姆举兵踏平科威特，挥师入侵沙特的时候，美国的正义之剑再次出鞘，将侵略者赶回了老家。在南韩，在科威特，由于成功地将侵略者赶了回去，并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所有的侵略者被震慑，使他们在发动侵略之前不得不掂量：举兵占领邻国易，但与国际力量抗衡难。于是，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和平。 　

 今天，对于美国在朝鲜、南联盟、格林纳达、越南、伊拉克的战争与军事行动，在我国引起了广泛争议，分歧很大。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大家只看到单方面的媒体报道，而且报道不详，往往是只言片语。管中窥豹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弄明白，美国是民主制国家，总统并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美国的政治是透明的，任何人提出的主张都会有反对派反对。因此，美国政府并不能想打谁就打谁。例如，在美国国会虽然有极端仇视中国的势力，可是不管他们怎样活动，连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事都办不到。民主国有不同于独裁国的国情，在民主国主张打仗的人是不可能在政坛生存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功勋卓著，但战后由于他发表了准备打仗的言论，反对派便抓住了他的辫子，攻击他喜爱战争，结果他选举失败，只得退出政坛。二战全面爆发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预见到战争的来临，但他不敢发展军队与武器，不敢提出参战，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权力，即使有这样的权力，他如果这样做的话，立即会被反对派撕得粉碎。今天，美国出兵推翻萨达姆是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的，若不是发生911事件，有75%以上的美国民众呼吁政府用武力推翻萨达姆，布什政府是不可能得到推翻萨达姆的授权的。这正如当年日本炸毁珍珠港后，美国国会才授权向日本开战一样。 　

我赞扬美国。是因为美国人民乐于助人和关心他人的不幸。1998年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对此作出最激烈反映的是美国人民，他们强烈谴责暴行，越洋紧急救援印尼华人。对此，冷漠自私的人们是不会理解的。他们甚至会琢磨美国人又在谋什么利益了。其实，即使是敌国的灾难，美国人民也没有放弃过救援。1918年红色苏联发生大饥荒，数千万人濒临饿死。美国民间对苏联发起了历时两年的救援行动，送去粮食药品达70万吨。高尔基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救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以美国民众对世界的特有的热情，在别的国家发生的或许并不重大的事情，在美国民间可能会荡起巨大的波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希望得到一克镭作科学研究，但一克镭的价格太贵，她实在买不起。她的愿望传到美国，在美国竟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捐款运动，一年后居里夫人终于得到了一克镭。 　

谁说美国嫉妒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从来没有反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国。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就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我不否认，1989年中国由于发生一件特别的事，美国有议员连续几年企图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更有不少议员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他们陈述理由，证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将会打击中国的经济，陷中国人民于贫困。只有让中国富裕，人民才会享充分的人权与民主。因此，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一次次被推翻，美国总统的否决票始终没有被“再否决”。2001年为了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耗用几百万美元在全国四处宣传支持中国“入世”，力陈“入世”对两国人民的好处。事实证明，支持中国发展，希望中国繁荣，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声音。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支撑国。我不否认，美国也有希望遏制中国的声音，在一个言论高度自由的国家什么样的声音都有，正如网易论坛有人说美国好，有人说美国坏一样，显然，我们不能用只拈取说美国坏的声音，证明中国仇视美国，那只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谁说美国要灭亡中国。美国从来没有要灭亡中国，即使中美关系最恶化、矛盾最尖对的时期，也没有要进攻中国。朝鲜战争时，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希图扩大战争，炸毁鸭绿江上的桥梁，炸毁满州机场。但他的计划立即遭到美国政府批驳，并因此而撤消了他的职务。又如，1969年我国与苏联发生“珍宝岛”战争，苏联策划实施“外科手术”打击——用原子弹摧毁我国，并寻求美国的支持，但美国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对，使苏联放弃了可怕的计划。试想，如果没有美国的存在，我们五千公里的北方边境会有可靠的安全吗？日本曾给美国莫大的伤害，美国灭亡日本吗？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领土接壤上万公里，边境没有设防，不担心美国入侵，不担心美国占领他们的领土，为什么，你琢磨过原因吗？古巴、委内瑞拉不怕美国入侵，越南不怕美国包围，远离美国几万公里的辽阔中国，联合国五常之一，却害怕美国入侵、包围，难道不是危言耸听？ 　

我赞扬美国。美国人民最富有正义品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出兵占领苏联西伯利亚。日军跃马扬威。此时，美国愤然反对，对日本作出经济制裁。日军屈服，从苏联撤军。这是美国用经济制裁挫败侵略，获得成功的有名“战例”。后来美国人希望用这一方式挫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结果未能如愿，反而遭到日本的军事进攻。 　

面对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世上唯有美国人民发出了怒吼。当时，抵制日货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自己，一个就是美国。美国妇女宁可穿粗袜也不穿日本的高级丝袜。美国民众虽然无法阻止企业老板卖货给日本，但在民间发起广泛的抵制日货的运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日的有力支持。要知道，美国是民主制国家，政府与企业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在国会未通过新法案之前，政府无权限制企业的对外贸易。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盛行“中立主义”，追求“绝对和平”，主张不介入任何战争纠纷。这使主张反日援华的美国政府无法在国会通过新的法案，以限制企业对日贸易。因此，第一步必须打垮中立主义。从1931年起，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对“中立主义”发起了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斗争，他们指出中立主义只会放纵侵略，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他们甚至推论企业卖废铁给日本，是支持日本在中国杀人，因为日本企业将会用废铁制造弹药。这种推论虽然过于牵强附会，但可以看出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嫉恨。1941年3月美国国会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辩论，“中立主义”终于被打垮，通过了《租借法案》。从此，美国反法西斯斗争进入新阶段。

当中国抗战越来越困难的时候，美国民间发起了为支持中国而捐款买飞机的运动，年轻人参加志愿军，飞扑中国驼峰航线，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去保卫一个与自己未曾见过面的国家，保卫一个与自己素昧平生的民族。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美国政府组织的，而是美国民间首先自发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感谢美国人民，是他们日夜劳动，创造财富，用生命冲破一道道险峰与敌人的拦截，把物资送到中国，送到延安，送到抗战前线。 　

今天，许多人并不了解美国，他们总是用自己无利不争的利己意识，去揣测另一个不同文化的民族的心理与行为，并无根无据作出美国人争夺石油的推论。这个荒谬的推论，起码违反了世界石油贸易自由的基本常识。不懂得石油也是商品，只要信用好，卖石油的国家会送货上门，并允许你延期付款。美国进口的石油都是按照市场价格付款的。美国政府如果接受特殊价格，便是受贿犯罪，就会受到司法追诉。 　

伪善者口里喊热爱和平，但是当侵略者发动侵略的时候，他们不反对侵略，反而对和平的保卫者说三道四，混淆是非，他们实际是和平的破坏者。他们希望美国再次回到一战后那种中立主义时代，对世界漠不关心，任由希特勒式的侵略者肆虐。他们只容许萨达姆进攻科威特，却不容许保卫和平的多国部队推翻萨达姆政权；他们只容许北朝鲜进攻南韩，却不容许联合国军将入侵者赶出南韩；他们只容许日本、希特勒进攻中国和欧洲，却不容许美国攻入日本、德国推翻法西斯政权。他们总是回避谁是战争的最先的炮制者，然后把正义的反击说成侵略。从他们狡猾的辩论，可以看出，他们不是白痴，他们是别有用心。 　

毛泽东领导下的延安曾在1945年7月4日的《新华日报》这样评价美国：“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又写道：“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茅于轼做客公众论坛，认为高校穷学生只占一至两成，降低学费，则让不穷的人搭了这个便车

嘉宾简介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供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

本报讯（记者彭美 实习生吴梦纾）“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昨日上午，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说。

改革30年是了不起的30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讲座一开始，茅于轼就表明自己对它的态度：“改革之后的30年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过去走的这一段路看错了。”

他说，很多人认为这30年做错了，认为现在的中国有如此多的矛盾，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他认为，与30年前相比，无论是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整个国家的国力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赶上发达国家。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改革开放20年，中国就能够真正变成一个发达国家。

反对政府禁“走鬼”

茅于轼说，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鼓励交换，消灭一切对交换的障碍，敞开所有交换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特别反对政府禁止“走鬼”摆摊。

他说，从交换创造价值的理论，小摊贩既为自己赚了一口饭，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对社会大有好处。当然，小摊贩的行为可能会妨碍交通和城市清洁卫生，“这个可以加强管理，但是你不能禁止他们。”现场观众立刻报以第18次掌声。

赞成大学涨学费

去年7月25日，茅于轼发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评论后，曾引起大多数网民的抨击甚至谩骂。昨日，这位老经济学家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要使穷人变富，你得保护富人。茅于轼说，谁收入提高我就有气，如果中国人用这种心态来处理贫富问题，那是很危险的，会使中国回到解放初的穷人国。

在演讲中，茅于轼还旗帜鲜明地表示，站在全社会的角度，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也赞成电费提价。

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我也主张电价上涨。”茅于轼说，目前，中国的电价是政府补贴的。但穷人一个月只用10－30度电，富人一个月则可能用300度电，政府的补贴实际上补给了富人。正如高校学费一样，“电费应该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

■现场特写

观众报以31次掌声

上午9时30分，离演讲还有半个小时，100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四周全是席地而坐的听众。76岁的老人黄乃昌9时35分到达现场，只好站在报告厅右侧的角落。

鬓染微霜，西装革履。上午9时55分，79岁的老经济学家茅于轼出现在广东科技图书馆报告厅时，眼尖的听众立刻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在接下来整整两个小时的讲座中，记者统计，在场的听众一共鼓掌31次。在讲到“走鬼”问题时，观众因非常赞同茅老观点而鼓起了第18次的掌声。茅老稍作停顿，然后俏皮地来了一句，“我非常赞成你们鼓掌。”

陕西省绥德县县长崔博一不高兴就拘留人，成为2008年一开始的舆论热点。从民意中不难看出，网民对霸道县长滥用权力之举的指责是理直气壮，站得住脚的，只是县长本人恐怕也要接受网民的批评和教育了，若不知错就改赶紧向校长道歉，否则乌纱帽就有麻烦了。

2007年12月25日8时40分，陕西省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高勇，为了让助学金在年前下发到学生手中，去找绥德县县长崔博签字，此前县教育局长和主管副县长已按照程序签完字。当时县长办公室有纪检部门负责人向县长汇报，高勇只得等候。可县长马上又要去参加一个有记者进行报道的电视电话会议，心急的校长追着县长并打开车门，希望县长签完字再走，岂料此举引来大祸，他被当地教育局责令停职，向县长道歉。

12月29日《华商报》报道，尽管高勇因此受到教育局长当面批评，高勇也向崔县长赔礼道歉，但他还是被绥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又将高勇”请”去，从上午11时30分直到下午6时，接到公安局决定，对高勇处于行政拘留7天，理由是妨害公务。后交了5000元保证金，暂时回家。幸亏有陕西的《华商报》不替本地遮羞，该报迅速跟进，不但报道了高勇校长的委屈，还有后续追踪报道。从始至终，网络空间都给予最大化地转载、评论。正是高校长事后一直想不通此事，报纸及网络上的”负面信息”就不可避免地传递到上级机关。

1月4日，陕西榆林市的市委书记周一波介入调查，他觉得有责任出面过问，当天在他主持公道，就发生了县长与校长握手互相道歉的新闻。当地的《榆林日报》还报道，当地举行四大班子领导参加的重要会议作出六条处理措施，其中包括立即撤销该县公安局、教育局的两个处分决定；绥德县县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要向绥德职业中学校长高勇道歉；县长向市委写出书面检查；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职中校长等。最后一条是”市纪委、政法委、组织部以及新闻媒体对绥德县整改措施跟踪检查，并加大监督力度。市委组织部、考核办结合此事对绥德县委、县政府进行全面考核”.

本来，校长为助学金找县长签字天经地义，可县长却认为”妨碍了我县长就是妨碍公务”被抓也是天经地义。至于纪律、法律，在”县太爷”眼里，从来都是权力的附属品，执纪执法机关也就被演化成官员的御用工具。如此滥用权力的事情却是屡见不鲜，如山东省高唐县委书记孙兰雨被骂随意刑事拘留批评者，其中不过是”居家过日子都要量入为出，没钱了，还搞什么建设”这样并非特别尖锐的话；再如”[号外]州长（地市级）全国人大代表奸污北大女生”的帖子，原本是事实，发帖者却被湘西州长的杜崇烟及妻子报案认为是”造谣”，发帖者就被公安拘留，后来随着该州长被湖南省纪委”双规”审查才发现帖子没错——原来，”谣传”都是真的。如果有关部门真的像对待该州长一样去认真调查州长涉嫌强奸及贪污腐败等腐败及滥用权力的问题，恐怕陕西动不动就拘留校长的县长就不会仅仅道歉了事了。

按照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九）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看县长拘留校长一事，全世界都炒得沸沸扬扬，不能说不是”恶劣社会影响”，陕西省有关部门应该及时介入，按照公务员法规定，责令崔博引咎辞职才是对高勇校长的一个有说服力的道歉，是对公众及舆论的一个交代，更是为公务员们学习贯彻公务员法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在中国，造假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绩造假、“GDP”造假、产品造假、统计造假、学术造假、比赛造假、文凭造假，所有社会领域都离不开造假；更有基金黑幕、足球黑哨、文化黑幕、医药黑幕、矿难、砖窑黑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造假的王国。而这其中最令公民失望的就是新闻造假。最近就有纸包子新闻、真假纸老虎等等事件。此外，今日中国随着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自身却因为缺乏监督，正在利用舆论的监督功能，沦为社会腐败的重灾区，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利用媒体的公信，借监督之名行敲诈之实，最为典型的当属曾轰动一时的湖南《娄底日报》的原政法部副主任、“湘中名记”伍新勇案和繁峙矿难水落石出后的11名记者“黑幕”案发。这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当下腐败严重的社会环境中，官方媒体不但无法去监督别人，自己就已经是“腐败食物链”中的一环了。于是媒体不再是反腐败的工具，而是搞腐败的工具；不再是揭露黑暗的工具，而是遮掩黑暗的工具；不再是揭穿谎言的工具，而是制造谎言的工具了。

当一个时代连新闻媒体都造假新闻、说假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给公众传递真实的渠道、替公众说真话的了。在一种政府控制下的新闻制度中，媒体造假一旦成风，政府的可信性就会全面崩盘。于是人们被社会新闻造假愚弄的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网络媒体上口诛笔伐，时代正在呼唤一场“揭露虚假的舆论风暴”，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真实。这令人不禁想起自称“黑幕揭发者”的美国记者，他们对社会中发黑财者的违法行为进行大胆揭露，公开曝光，这便是世界新闻史中著名的“扒粪运动”，而媒体记者则被称之为“扒粪的人”。自林肯。斯蒂芬斯1901年担任《麦克卢尔》总编辑，而后转任记者开始，便亲自前往第一线调查城市腐败的黑幕。因此，人们将他视为黑幕揭露运动的“领头羊”，被称为“揭开地狱盖子的美国新闻人”。1945年，曾任美联社总经理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就首次提出了“公民知情权利”理论。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设立了调查性新闻奖。它不仅促成了美国公民意识的觉醒，更把大胆揭露的舆论观念深入人心，最终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新闻界。“新闻自由的发展史告诉人们：新闻出版事业是属于统治者。假如权力集中于一个君王或是一个贵族集团之手，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就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况和见解。的确，提供情况（新闻）给公众，事实上会酿成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如果公众参与政府事务，则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相一致的消息和情况。”（埃里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在“新新闻事业”的创始人普利策以前，报道主要还是作为政党斗争的工具而确立其意义的。自普利策始，批评揭露性报道担当了社会良知的使命。它除了被作为一种防止权力腐败与维持社会良性运转的工具，还赋予所属媒体一种“公众代言人”的角色，以此来吸引受众的视线。普利策在论述现代报刊的社会使命时所说的：“报纸的生命就在于’暴露’，这种暴露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一是社会问题。报纸应当监督政府官员的表现，对任何一种腐化堕落和错误都进行曝光。一个自由而有责任的报纸应当试图使’政府官员、公务员、社会各机关和司法系统尽心尽职，履行责任’.”美国的杰斐逊总统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传媒“舆论监督”对于现代民主政府的意义。“没有监察官就没有政府，但是，哪里有新闻出版自由，哪里就可以不需要监察官。”“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在对权力机构以及社会上不法行为和丑恶现象的曝光中，新闻界通过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和道德暗示，对黑暗现象进行揭露和鞭笞，从而保障社会健康运行。对此，西方媒体称之为社会的“第四权力”。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具有批判性质。在当今中国制度中，揭短与批判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所以，常常会触及政府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招致打击迫害。中国传统主流媒体一向依凭着国家的垄断性话语，长期以来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社会的主导权，规导着社会的主流舆论与价值观。在纸媒时代，纸媒是信息传播最主流的形式，传播以意识形态为内容，以政府权力为中心。政府始终掌控着纸媒内容的信息与语话的发布权，控制权，因而也必然垄断着信息与语话和公众的知情内容。政府要社会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完全由主流媒介控制机关说了算。

以前，中共宣传口习惯称揭露性报道为“负面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禁区”，多年来新闻界与学术界多不提及，因而导致中国媒介报道中歌功颂德新闻占据了绝对优势，形成“正面宣传本位”的传播理念。于是中国的媒体在涉及社会黑幕的事件上，往往“集体失语”。文革后伴随着社会开放与国际传媒理念的冲击，批评揭露性报道从公共卫生，市场秩序等非政治性领域突破，不断扩大着批评的“阵地”。学者张威在其著作《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中，曾这样定义负面新闻报道：“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对于具有社会内容的负面报道来说，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或倡导，而在于反映和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以使公众瞩目、警醒和震惊。在政治上，它往往站在与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批评后者的政策；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然而，当下即使非政治性的有限批评揭露性报道，也只能是“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不能对于权力高层监督外，媒体自主报道过程中种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常常使得媒体陷于一种“欲说还休”的尴尬境地。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有限的负面报道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后已下降为17%.《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的内容减少的原因就是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这就必然导致中国如今新闻造假黑幕连连，官方媒体失去百姓信任的现实。由此可见，中国太需要负面报道，太需要一场揭露虚假的舆论风暴了。

今天已不是信息渠道单一、主流话语一统天下的时代了，新时期的文化语境是多元化的信息渠道，人们自由意识的增强，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大范围人群的流动性等等，这一切都对中共信息的控制形成了空前的挑战，少数有良心的记者与媒体，已经开始突破禁区报道真相了。如“衡阳大火”、“天安门农民自焚”、“江西特大瓦斯爆炸”等新闻报道的出现，特别网络博客的兴起，致使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加入到说真话的风景线中来了，一场揭露虚假的舆论风暴注定是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