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改革之后，我们就没有了历史？
革命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现代社会人们要干的活，首先就是革命，把现代社会从古代社会隔离开来。从1849年到1978年，中国人只干了这件事。被共产党折腾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1978年在邓小平的指引下，用改革取代了革命。改革是世俗化的革命，是从马上的政治乌托邦下降到嘛下的黑沉沉浸透无数人血液的土地上。改革是革命的一个替代品，如今现实已经证明改革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那么替代品就要被真品取代。
著名学者福山大言不惭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如今遭人耻笑。邓小平为1978年以后的时间烙上一个烙印：改革，可是难道时间因此永远凝固了么？1978年后的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都是改革的时间么？因为改革，历史就终结了不成？
在改革的大道上，不是前进，就是后退，难道就不能跳出改革大道强大磁场么？改革算一个社会契约，共产党当局和底层老百姓协商同意用改革取代革命，如今缔结契约的基础情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
脚下的大地已经沉沦，底层老百姓再也无法忍受改革骗局。邓小平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难道就是终结历史的唯一道路？就没其与身俱来的先天缺陷？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既然是权宜之计，就是有所取舍，厉害权衡。如今可以看到这个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制定时间表，很容易被拖延而造成了革命。从最大可能的历史结果来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不过是为了新的一场，更加血腥撕杀的革命。
改革和革命进行龟兔赛跑，如今快到了终点。改革已经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枪下，而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穷人反对只对他不利的改革，光付出没有收获的改革。全国怨声载道，说明已经对改革彻底丧失了信心。
“改革军号”皇甫平自己空穴来风的”改革不可动摇”呐喊，即使假设说有当局的授意，那也是最后的挽歌，夕阳西下最后的挽歌。
改革之后虽然用革命一词烙印下铁血一般冷酷无情，并不是没有了历史和时间。已经抛了太多人的头颅留了太多人的血的革命，让人们恐惧害怕。但是并不会因为恐惧和害怕，革命就消失了，历史就变得温暖如春。
改革共识能否修复
改革几乎都是一池污水，而且污染源头不可治理，污染还是继续扩大。继续维护改革话语，其政治结果与其意图相反的。因为专制黑洞的存在，越改革，革命的火药库越大。而且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毁灭指日可待。
从大清帝国末年和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改革历史来推论，当局不会作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管理方面有可能下些力气。按照十一五规划，顶多是政府机构改革，真是急风症碰上慢郎中。绝大部分的人已经相信：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大可能，有的是只唱空城计，指鹿为马虚假立宪。
即使目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权贵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如果要深化，按照既有的政治结构，除非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有利，否则他们不会同意，就搞不下去。也就是要老百姓”吐血”支持改革，去赎买，去喂饱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的贪欲。但问题是，即使用全部已有的东西去喂他们，他们不会满足，也未必会同意。
如果有所推进的话，还是按照有利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原则来，按权贵资本主义的需要渐渐放松。权贵资本主义获得的政治权利，会进一步用来剥夺和压迫底层老百姓。例如结社自由的大门，是向权贵资本打开的，权贵资本们可以利用结社自由组成商会，用于压迫工人；对工人关闭，不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对抗权贵资本家。还有户籍制度的放松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最早向农村高学历高科技人才放开，无非是为了劳动力。为发展经济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具有这种特征。
正如经济学论证的，权贵资本家是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会在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中滥用改革主导权，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改革国际惯例就是专挑自己有利的，否定掉不利于自己的。那也就是说，目前在权贵资本主义主导的模式下，即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修复改革共识，反而使断裂越来越大。
即使权贵资本主义妥协步入了民主政体，权贵资本家的优势没有消失。他们拥有强大的财力，物力、智力来操纵议会，可以利用民主手段来巩固不合法的局面，将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来或者甚至进一步扩大。将已有的蛋糕分完之后，还会把中国变成”纳粹中国”，用底层老百姓当炮灰到国外抢。
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从1956年以降是一连串不利的事件。在改革的话语下，是吃黄连的哑巴，欣欣然参与改革，确是刀板上的鱼肉，总是被人想方设法在宏大话语（例如发展）之下蹂躏和剥夺。底层老百姓是食物链中的最末端—虾米。例如国企，一开始是全民所有，1982年暗中变为国有，把人民从所有权主体的位置上剔除出去，为如今的MBO进入个人腰包扫除了障碍。经济改革是权贵资本主义一项多宏伟，多巧妙的抢劫行动。
权贵资本主义总是操纵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国企改革中当财产流入个人腰包中，总是谈效率。我一直反驳他们的理由的是，当财产与底层老百姓无关了，那么效率再高，关老百姓什么事情，而且再次分配又很差，又不能从效率的提高中获得什么利益。还有例如依发展的名义搞拆迁或者民族商业主义，这些都是挂羊皮卖狗肉。
改革共识建立在相对公平之上。个人财富与个人财富的增长之间具有撕裂不了的连带关系，绝对是社会性的，不是个人的。先富起来是为了共同富裕，先富起来对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连带义务。所以当经济学家否认相对公平在维系改革共识之中的作用，有着其卑鄙的政治动机，就是为先富起来的人否定掉连带义务。例如当初国民财富100万，和现在国民财富到了100亿，老百姓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反而手中的房子和储蓄，通过拆迁和股市圈钱逐渐流失殆尽，而权贵资本主义却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福布斯排名榜，如何还能有改革共识和社会合作？先富起来的人继续富下去，而老百姓继续穷，要维系社会合作，必须均贫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
对相对公平的彻底撕裂，代表着改革共识的破裂，阶级冲突成为首要的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内战的爆发指日可待。
张维迎2006年3月11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说，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张维迎是一个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积累财富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让国家和民族更加富强。他们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但是如果这样改革继续下去，国家和民族不是更加富强，而是内战和内耗，也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达到。而且可以由此推论，这些经济学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反而丧失了中华民族崛起的机会。即使内战被压制下去，没有爆发出来，没有良好的内部秩序的崛
起，也是”石墨式”的崛起，而不是”金刚石式”崛起，石墨和金刚石组成物质一样，但是由于内部结构不同，其坚硬程度相去十万八千里。为了转化内部矛盾，权贵资本主义会把中国变成了法西斯国家，从而造成中华民族的巨大浩劫。
民族和国家的富强，并不能用福布斯排行榜来衡量，上榜的人越多，内战的危险越大。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比单纯地积累财富更有意义。
请拿出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给我们看
当被抛入改革磁场之中，而且改革意识形态内化到人们的内心时，不管改革的结果是如何残忍冷酷，挫折打击是多么大，都无法熄灭希望之火，反而越烧越旺。挫折打击越大，成正比，希望之火越旺。
例如毛左派和吴敬琏都是这样的。毛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中国的现实变的如此差，腐败如此严重，都是偏离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所以药方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吴敬琏使劲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使劲谈法制，大声吆喝什么”警惕借反思改革而否定改革”.意思是说，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好的，但是到了中国变成这个模样，不能怪市场经济本身，而应该怪中国这个大染锅。
国际歌唱得好，从来都没有救世主。放眼全球，即使最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好的市场经济。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意志的幻象。
由福利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也可以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从理论上推出一个宪政来。可是这种思路到了现实就扭曲，扭曲成带毒刺的无果花。看起来是鲜美的河豚，吃起来却会中毒。
由福利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进路，既然作为改革的思路，就必须要考虑到其实验的结果，与理想中的图景差距多远。理想多美好，但是现实中结出毒果，这种方案肯定要被抛弃。
别瞎论证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人们一个定心丸或者继续给人们打气，致使人们继续受骗而”希望”下去。如果要区分，就拿出一个来良好的市场经济来给我们看，而不是画饼充饥，让我们望梅止渴。
由福利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进路，在一个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黑洞之中，理想中的立法，现实中变形了。区分理论途径和现实那是经济学精英才能做到的高难度动作，不要指望平民老百姓会去理性地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继续忠诚于并不存在的”梦中情人”.不管经济学上的论证如何完美，人们有理由恨乌及屋，对坏的市场经济的憎恨，完全有理由痛恨辱骂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理性与直觉
只看到坏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要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社资争论”有新的含义，与过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义和魔鬼一般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学家的嘴巴上和梦中才有。虽然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场经济”来一推了之。当下当坏的市场经济本身成为一种暗中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时，在老百姓心中，市场经济、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罪名，并不冤枉。
有报道说，老百姓越来越对腐败漠不关心。在改革中屡屡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个痴情女子，被骗了又骗，终于绝望冷漠起来，终于把心背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还不会分裂成二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魔鬼统治的地狱王国，一个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国？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层老百姓又没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诉说，媒体又被当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网络发发怨气，辱骂几下子都不行，还被经济学家的理性镇压下来，说成非理性，说仇富破坏共同富裕，破坏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国敌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来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为只有他们先富裕起来，才能带动老百姓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的很清楚，带动共同富裕是他们无条件的义务。这时候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民众的直觉发生了对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民众做出这样那样的牺牲，但是他们还是乐意的，知识分子的理性论证和说理给了他们共同富裕的希望，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一次又一次的剥夺，老百姓已经看的很清楚，权贵资本主义是不会让他们共同富裕的。改革顶多是让他们饿不死，就是保持一个饿不死活不好的水平。当老百姓濒临生存底线的时候，就放水养鱼，一旦存活下来，就开始收紧。国家计委在制定民间经济政策的时候，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让民间争太多的钱。1949年之后土地改革给农民土地和后面收为合作社后来变为国有，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虑。共同富裕了，钱多了，就要求政治权利了。国富民穷，当局认为是最稳定的局面。
当一种政策是良好的时候，其内部肌理是和谐的。当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直觉处于你死我活的时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这时候，应该站在那一边呢，也就是如何决断呢。
如何决断取决于对形势的判断，是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还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对理性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作了很彻底的表达，并不容易驳倒。张维迎的理性和精英论调看起来很不政治正确，但是在张维迎的内心，肯定觉得很委屈，觉得民众如此忘恩负义，自己作为农民的孩子，并没有私心，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却遭受如此的误解和辱骂。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的直觉的你死我活，外在评价和张维迎的内心自我评价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说明张维迎已经成为逆潮而动的反面人物，还对改革中的指点江山激扬国策的美好记忆恋恋不舍。
即使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张维迎的理性能说服谁？只有知识分子。
为了对付极权主义，改革开放的自由主义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成为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认为，只有观念才能改变观念，但是哈耶克也认为这个也只有对知识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从极权主义的迷梦中挣脱出来。知识分子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一旦知识分子的观念改变了，民众也风行草偃，也就变了。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应该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众的投票，民众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确利益，需要经济学家的代为决定。当知识分子的理性或观念，和民众的直觉或道德判断，发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冲突，经济学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沦落为人人辱骂的野兽，这时候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丧失殆尽，如何用理性引导老百姓？张维迎说，知识分子要用理性引导老百姓，问题是老百姓都把张维迎当成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了，还如何引导。
理性和启蒙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不是什么观念都可以启蒙。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一些不可启蒙的自然正确，只有用利益才能说服。没有带来利益，反而丧失很多利益，理性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启蒙的地方，张维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识分子听张维迎的都拚老命维护经济革命，维护市场经济，甚至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只会造成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对立。
张维迎想通过讨论形成共识，是在意淫，先不说诸神之争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识分子赞同，民众也会对全部知识分子和理性开战，发生叛乱分裂成两个共和国。讨论形成共识，无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识形态的压力，压倒民众和为民众的代言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能够全民参与讨论，那也是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操纵之中。张维迎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某某人领导改革。
张维迎也提到：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如不补偿，他们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张维迎说去满足，去喂饱，用人血去喂饱，用生命去喂饱他们，他们吃饱了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就变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阶层的欲望来补偿，然后获得政治改革的机会？张维迎还是必须面对一个心理条件，从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隐性承诺：政府官员只能大公无私；到了改革时代，人们认为官员要那么多钱就下海去，要当官就是要大公无私。
张维迎的补偿论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来敲诈人民，用人民的税款来进一步威胁人民。张维迎高举理性大旗和高谈赎买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他用理性说服老百姓彻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争去满足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的贪欲。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才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则权贵资本主义一发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为经济学论证，人性是自私的，那么肯定不会同意共同富裕，那么只有政治对抗，只有维权，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让权贵资本主义妥协下来。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补偿论不是服从价值判断而进行的，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赎买强势方操纵公共政策和延误改革时机的权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补偿论超越了底线，超越了改革的正当性，超越了原来的目的。
如果说张维迎的补偿论，不局限于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赎买，还涉及到对政府机构改革中将要裁减的一般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的补偿，也是有问题的。这种补偿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是火上浇油。丁学良告诫说，过度持续不断给既得利益集团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即将颁布实施的《公务员法》将是政治社会稳定程度而划定公务员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势稳定，那么事业单位人员将完全丧失体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势不稳定，那么圈子划大一些。留在圈内的，工资大幅度上涨，剔除在圈外的，就丧失了体制利益。这样一来，就为当局带来来大量有知识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丧失体制利益的事业单位的人，他们看到有幸留在圈内的人工资大幅度上涨肯定心理不平衡。
张维迎是知识分子，还是幕僚？知识分子秉持的是正义，维护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他的任务是批判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说话。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管理问题，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为政府去考虑，就应该严守迁徙自由的底线，至于如何解决底线以下的管理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这些管理问题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幕僚则是奴才，谁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经地义，即使出卖灵魂也没有人奇怪。张维迎明明就是一个幕僚，没有奶也自觉地拥抱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腿，还以民族和国家的立法者自居，觉得民众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识分子。一个农民的孩子，会想方设法去论证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应该想尽办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饱一个恶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实在想不通。
权贵资本主义只有贪欲，哪有什么民族共同利益。他们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让底层做包身工饿不死，如果饿死了，他们就没有劳动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饿不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最高点，可持续性的长久的利益最高点。
民众凭什么听你的，张维迎们有足够的道义权威么？当张维迎大声叫卖理性和共识的时候，他们能够为权贵资本主义作担保么，他们能够拍着胸脯说，没关系，这些人都听我的，你们吃不了亏？要不然凭什么喊话？张维迎貌似公正，不过是祸国殃民。共识和理性，不过是一次一相情愿，沉湎于民众依赖知识精英的过去美好时光，错把杭州当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记忆犹新。她说有一个古老的乡村来个一个巫婆，苦口婆心的劝村民向上，说自己能够指引他们上天堂，这些村民相信了，跟着巫婆来到很远的大山里，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丽得如梦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城池的门口有一雄伟的的桥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个一个通过桥进了城池。母亲最后说出来的话让我吃惊，原来这个城池修炼了千年硕大无朋的蛇妖化成的，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是蛇妖的眼睛，雄伟的的桥梁是蛇精的的舌头，巫婆是蛇精的化身，这些可怜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么张维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权贵资本主义是不是硕大无朋的蛇妖呢？
流血革命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谈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问题。毫无疑问，从1978年以来，整体上趋于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义思想史上没有正当性，更别说合法性。
保守主义想和革命”离婚”也离不了。革命是无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发生，只能尽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为恐惧流血就从正当性上否定革命，这是极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义。要自觉地拥抱”恶”，要正视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义所渲染的，革命就是万丈深渊，就是世纪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们也无可逃避，应该勇敢面对，不是手一挥高喊告别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义的启蒙，很容易造就一个安全的假相，让我们迷糊，而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也耽搁我们努力的时间。
除了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革命之外，还有就是底层老百姓在生存底线以下遭遇死亡时的革命。这种革命如果知识分子不在意识形态层面给与支持，通常被定性为叛乱和骚乱。成王败寇，如果彻底颠覆成功，推翻了现政权，那么知识分子就会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事后涂脂抹粉。
在人民主权的话语下，由极权主义民主向立宪民主，我不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一个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选和多党制政治技术的实施。也就是即使发生了暴力革命，也是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没有宗教意识形态内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权。相反我认为当底层老百姓在生存底线以下遭遇死亡时，根据天赋生存权原则，有权进行革命或者采取类似革命的政治行动。为了生存而爆发的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也就是说我赞成当无可奈何的时候，必须用暴力重新分配财产。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评论》上发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财产权》中，总结历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结论（http://www.libertas2004.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
一个失去正义的国家，是黑暗的国家，是绝望的国家。这时候没有人能够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进入深水区提供的希望来给社会底层一个定心丸。这个定心丸经济学家的理性能够提供么，知识分子全社会的共识能够当饭吃么？经济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这样的国家。
对于严重的社会危机，知识分子能够用精密的学说去描述把握，而底层老百姓则只能宗教来表达其情绪。基督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兴起，就是社会危机的体现，还有儒家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儒家学说，要脱胎换骨成为儒教，也是这一危机的产物。当美国从”劳动与民主”的共和国开始关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认同的时候，就是其内部危机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义的复兴，到日后完全可能出现的”纳粹中国”，都是为了转移内部危机的政治举措。当改革共识破裂以后，就是前革命阶段。革命阶段革命是必然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告别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广场政治和游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层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从土地革命开始，为了一小块土地为共产党流血卖命，建国后由为了毛泽东的疯狂，在大跃进和大饥荒前后死了几千万人，几十年的工农业剪刀差，各种各样的盘剥，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被户籍制度所奴役，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矿井中卖命。现在已经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权贵资本主义又谈什么中国崛起，难免学纳粹德国的资本家让德国人民去当炮灰一样，又要为国家利益和荣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骗去当炮灰。难道注定是当炮灰的料？注定是现代化祭坛的牺牲品？
人都是他妈生的，凭什么底层老百姓就要是现代性食物链中的小虾米？既然都要流血，为什么不流权贵资本家的血？少数人的血，比大多数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数人头，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权贵资本家的血可以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况下，就是正当的。即使短暂，也是值得的。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难带来结束治乱循环，一样要内战。凭什么就让我们农民在现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泪，而且被抛掷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说话。
既然农民都要白白牺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农民子弟成为帝王将相，如此农民整体上总比一无所有好；既然财产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然后由进行分赃，既然注定如此邪恶，既然只有土匪和强盗，那为什么还继续做无辜而善良的农民？
权贵资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来就流血。要么就流血，要么”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成？
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之一，从1849年到今天，它贯穿于整个近现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还是异化的，例如极权主义的面具出现。整个近现代史，是自由主义的辨证发展史。所以自由主义高于历史，高于时间，高于革命，高于改革。
1978年之后，共产中国由极权主义进入后极权主义，国家和社会开始分离，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借助于这一历史形势，自由主义浮出了水面，成为时代精神。
市场经济成为自由主义的春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让自由主义觉得立宪事业触手可及，胜利在望。加上改革后的良好秩序与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带来暴死的危险反差太大，人们于是衷心赞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时代，进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是被救赎的时间，有天堂的阳光照亮着，于是人们在改革死亡的弥留之际还充满着希望，不见棺材不掉泪，死不回头。
即使情形已经恶化，自由主义不能沉湎于过去美好的记忆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辈或者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真诚而苦口婆心地比较文革和改革，他们的这种比较是自然的，脚踏实地的，坚实的。这些说法可以作为改革之初的正当性论证。但是在人们彻底对改革失望以后，改革已经成为历史骗局以后，这些说法很显然是不合适宜。
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体验，我不怀疑他们是理性的。可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就陷入了迷狂，认为英国女王是当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还有例如我办的一个案件，一个无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当囚禁了十年之后，当政府无可奈何释放了他，他走出监狱，最感谢的的是政府，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这里的意思是说，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东西。
蒙蔽了什么？被抛入改革的强大磁场之中，他们总是说要珍惜当前的美好，可是这种珍惜的愿望，往往把坏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结果造成了病情没有被及时诊断出来，耽误了时机，断送了病人的生命。
与他们不同，我们是文革后出生或者懂事的，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体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坏的一面，没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恋，该告别则告别；坏的是也容易轻浮，轻视他们的生命体验，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时代，并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识破裂后的火药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们诉说，当初关于改革的梦想和美好记忆。不管如何，对我们诉说，计划经济时代粮票如何，改革时代物质如何丰盛，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辈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推动改革，也是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在历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义高于改革。对于他们来说，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么倒退，要么前进，倒退就是社会主义，前进就是市场经济，此外别无门路。
我们并不是被改革磁场捕获的原子。对我们来说，后退到社会主义的”茶马古道”，还是前进到资本主义的”丝绸之路”，都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到了抛弃改革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另外开路。
有一点我们很肯定，就是我们没有陷入轻浮。我们要求的不仅仅那么多，例如告别粮票，告别计划经济，告别暴死的危险。我们要求的，是当局在社会契约中明白说的，亲口对我们父辈所承诺的东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权利，并没有节外生枝。这些是当局的历史债务，向他们讨债天经地义。很明显，当局不肯履行债务，撕毁契约，老早以前就”预期违约”了，我们父辈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愿意，明知可能是骗局也委屈着。可是我们没有老一辈与当局从文革一起走出来的共同感，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当局还债就是别罗嗦。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附丽在经济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记忆，内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层是超越改革的诉求，那就是希望通过改革来成就伟大的立宪事业，经济改革仅仅是路径。关键在于羊肠小道也断裂了，自由主义就不应该是一个衰老的老人，靠记忆和喋喋不休的忆苦思甜来教诲我们，应该拿出自由主义鼻祖洛克他们的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等维权精神来。
德国自由主义大师洪堡警告说，忽视影响到各项社会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将会导致这项改革试图传播的那些价值的解体。当市场经济刺激了自由主义者立宪欲望，豪情万状的时候，没有想到理性启蒙和目标，可能是提升当下现实，也可能因为距离太远而被当下现实诋毁排斥。财产权的启蒙和传播很大程度是后者。财产权是对自由主义者最诱惑的一次调情和勾引，但也仅仅是调情和勾引。
自由主义者应该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义当作立宪政治的哲学，而不是自足、封闭的体系。自由主义者想借助于市场经济构建宪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图是伟大的，但必然是悲剧。经济改革整个就是把伟大的美好的毁灭掉的悲剧，整个看起来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样，精神上飘飘欲仙，结果却是留下可怕的身躯和死亡。
所以光光坚守我们的目标一点也不放松，是不妥当的，容易成为有刺的玫瑰，不合时宜。
自由主义是一个危险的旅程，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去搏斗，去遭遇吸纳它不喜欢的价值，去适当妥协适应不可改造的社会心理条件。所以要分清楚”应然”和”如何应然”是不同的，要区分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不仅要坚守目标，还要考虑如何抵达目标。
立宪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系数不能太大，造成社会合作条件的丧失。自由民主和贫富有极大关系，在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之中，不可能确立起来。毫无顾忌别人的感受，把目标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义把财产权作为宪政基石已经丧失了良机，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糟蹋了耽搁了。反正我们现在没有了那种幸运，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和立宪的憧憬消失了。
用维权压到市场和启蒙
坏事都是权贵资本主义干的，而且还要当好人，把人冤枉杀了，还说是替天行道。权贵资本主义制造中国有历史以来最巨大的不正义，然后还谴责民众不理性，在抢光财产之后了，还要抢光民众的喉咙。从财产权到舌头，都要箍制。所以现在频频出击，左右开弓不仅封杀自由主义的网站，连新旧左派的一起干掉。
当底层民众不再抱有希望，还能用理性和共识来维系希望？还谈什么扯淡理性维权、理性讨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识可以解决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对立，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对立。知识分子指责民众不理性、叛乱、骚动，而底层民众指责知识分子道德败坏。民众处于哑巴吃黄连的位置，对于知识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这种对立，还表现为对革命作为财产权分配方式的正当性争论。
如果儒教攀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那么还体现为基督教与儒教的宗教战争。基督教与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与反革命、专制，提倡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权在一起。
权贵资本主义是改革的敌人，是人民的公敌，不是领导人，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国家，而且还要进一步摧毁国家，让国家陷入水深火热的内战之中。目前让他们放血，而不是补偿他们，进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国家的普遍利益。为自己赎买是要命不要钱，至少要把基本的社会保障做起来。
权贵资本主义不干，就要姑息他们？否则改革就改不下去了？这样的改革不要也罢。因为即使满足了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欲望，那么也是极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会带来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带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两百年的动乱和民族灾难。
改革开放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于底层民众之间的”农夫和蛇”的故事。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肥的”寄生虫”，我们还期待它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一个良好的社会却是离不开精英，但是权贵资本主义确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们唯利是图，没有民族责任感，不断背叛民族、国家，背叛改革，用宏大叙事甚至牺牲民族国家尽可能地让自己独食。其品质之败坏，责任感之丧失，在人类历史中数一数二。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家从来都没有信任扶持过资本家，都是让他们自己长大起来去和专制作斗争，然后大力鞭挞他们。很奇怪会把这种麻脸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导力量。明明是一只中山饿狼，却看成领头羊。
张维迎的赎买论实际暗含了一个前提：权力结构既定。从这一点来说，只不过他自认为通过一种委婉的、统治阶层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述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张维迎说，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权力结构正是改革要改掉的东西。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改变既定的权力结构，这是底线，也是改革的正当性来源，不能超越。如果权贵资本主义不干，那么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干掉他们，革掉他们的命。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现在用专制好于无政府来维护”高压锅”，到了”高压锅”爆炸一天岂不更惨烈，代价更重？所以应该放弃”权力结构既定”原则，应该用维权和基督教去建设公民社会，培养未来承受震荡的抗震力。
张维迎自觉拥抱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自觉的情形。很多知识分子如今越来越保守，与权贵资本主义共鸣，因为担心改革大船的沉没，恐惧革命的来临。在最危险的时候原来敌对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团。这种抱成一团是基于无中生有的恐惧，自己把自己吓的，而不是理性。这些人不自觉地排斥来自不可缺少的反对派，不可缺少的对抗，不可缺少的维权运动。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东西，政治力量的对抗博弈。权贵资本主义才不管道义，市场经济和启蒙的力量有限。市场经济和启蒙的曲线救国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东西。
从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的抗争例子来看，对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维权运动才能做到（）。维权运动是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已有的成果，只有从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积极成果。维权运动才能为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对抗，而不是妥协，也不是赎买。
在革命尚未爆发之前，我们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维权，一种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现实行动。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谓的美国的共和和民主之争，局限在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在民主与精英之争，从网络上刘涌再审争论开始，我坚守司法和法律应该占据政治领导权的位置，政法系应该成为主导社会的精英，我并且认为自由主义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时候，必须带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领域，我赞同民主，赞同大众参与。共和主义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领导权，从而替代启蒙政党。
近些年作为改革开放主导的经济学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控告下，被送上历史道义法庭，遭受了无尽的辱骂。经济学知识分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起主导作用的精英，从文人，到经济学家，到政法系，一个个沉沦。政法系褒贬不一，还没最后倒塌。
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代名词，要引导老百姓，首先要有权威。这个权威还不单纯理性能够提供的，更依赖于宗教、历史、习俗、神话。要引导是首先具有权威，如果丧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辩护，其权威越低，这就是张维迎这几年来的轨迹。
由于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渐被架上主导时代主持正义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权威并不足完成这个使命，司法腐败和作为政治刀把子的历史负债，严重腐蚀了政法系的权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应该用全力参与维权运动，其前途不在于成为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并不能走得太远，启蒙政党不可能让出政治领导权给政法系。例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就泼过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庙堂，而在公民社会，而在草根。政法系应该从其他启蒙知识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失败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变为走入民间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过维权运动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经济学家造成的历史灾难，从而也挽救经济学家，从而也挽救整个知识分子的声誉，弥合了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至今的冲突。不管是启蒙政党，例如国民党或者其后裔，还是80年代的新启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却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变迁，是现代性的瓜熟蒂落。
让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积极成果。就像落叶必须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经济精英主导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导的维权接力举起了火把。
由改革时代进入民权或者维权时代：崭新的时间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