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泱泱大国就有着做不完的梦，从庄子的蝴蝶梦、陶渊明的桃花源之梦到李白的游仙梦、苏东坡的赤壁梦，梦从来就没有断过。古老的大同之梦更是一直牵引着这个民族，直到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发起征梦活动，还有无数知识分子在做着相似的大同梦、桃花源式的田园山水梦。我曾因此感叹做“公民梦”的人太少、太少了。最近重读了章乃器、王芸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分别做的梦，为他们的公民梦感到欣慰，为半个多世纪前他们的梦迅速破灭而黯然神伤。章乃器是大名鼎鼎的“七君子”之一，王芸生是《大公报》总编辑，以一手道义文章风靡海内。在战云低垂，内战阴影笼罩着中国上空的1946年，两位享有崇高地位、声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做起了梦。
先是1946年3月，章乃器（左图）在《平民》周刊第4期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描述了“黄子孙”1945年元旦的一场大梦，那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惨痛不幸的事情，都不曾发生过。
他梦见孙中山先生鉴于日本军阀专政的祸害，在国会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绝对禁止军人干政。军人退伍后如要改任行政官，必须经过两年以上的政治考察或训练。三民主义全部实行了，但孙先生把内容修改了许多，训政只实行了三个月，他就宣告废止。接着，取消了公民宣誓，考试制度也只限于事务官。
他梦见孙先生没有死，在连任了两次大总统后，就拒绝做总统候选人。孙先生已八十高龄，但还很健康，整天和普通老百姓在一起，每天写日记，名为“社会报导”，发表在每一份报纸上。
他梦见国共没有分裂，共产党在友善的空气中成为独立组织。
他梦见，全国人民都以主人翁身份热心国事，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同情，因为民意的大公无私，各政党间的政见也大同小异。
他梦见，不仅中苏友善，而且经中国的调解，英美各国对苏联的歧视也消释于无形了。在孙中山的关注下，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大批苏联政治犯来到中国，从事宝贵的研究工作。
他梦见，英美等国以资本、技术帮助中国建设，已在进行第四个五年计划，轻工业方面已超过苏联。
他梦见，由于市场的开发无可限量，国民生活比二十年前提高了十倍，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
他梦见蒋介石五年前就觉得军事已不重要，辞去军职，到各国考察政治、经济，在美国逗留了一年多，非常欣赏美国人民自由、平等、公开、坦白的作风。他环游世界回来，继林森之后被选为第四任总统，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接触民众方面，作为决策的根据。
他梦见，许多已被杀害的人们都活着，而且担任很重要的工作。杀人的刽子手都在国营大屠宰场里工作。大大小小善于伺候上司的官僚们，有些变成了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有些改行到医院做看护去了。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在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人被分配在大机关、大银行、大公司做助理秘书，负责每天给主管拆信。……（《章乃器文集》下卷，华夏出版社年版，470—472页）
同年11月4日，王芸生（右图）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做一个现实的梦》，一口气写下了八个“现实的梦”：
全国无枪炮声，人们都过上和平的日子，安居乐业；政府改组，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孙科、宋子文，还有张君劢、曾琦、莫德惠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环坐讨论国事。行政院改组，各党派都有人为部长，是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国、共两党的军队根据整军方案进行了整编，向“军队国家化”的理想跨出了一大步，敌对情绪差不多已完全消失；在各方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产生了一部比较合于理想和现实的民主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正在筹备普选，计划在第二年五五或双十节前民选总统、议会，实施宪政；中国境内已没有外国军队；一年来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举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五强之一；战后一年，物价稳定，因为各地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人民贫困大减，建设多在着手，各地工商业多欣欣向荣，前景光明。（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196—198页）
两年后，即1948年9月记者节时，王芸生还在《大公报》做了一个《九一之梦》，那一天离他发表《和平无望》仅仅2个月。
他梦中的中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社会，人人读书识字，很少有文盲。报纸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离不开报纸，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获得各种信息、意见，而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林林总总、五颜六色的报纸，既有属于政府党，也有属于在野各党派的，有代表大企业家利益的，也有代表中产阶级或勤劳大众的利益。各种报纸七嘴八舌，各说各的话，只要言之成理，百无禁忌。除非触犯刑法上的诽谤罪，要被告上法庭，“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为尊者讳言”、“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广大人群虽然没读过孙中山先生的大书，但他们都懂得三民主义，都能正确地了解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简单名言。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只要不把人民当人看待，不管报纸印得多么漂亮，卖得多么便宜，也没有人看。
一篇大触当道之忌的社评一发表，即为万民争阅，有人建议封了这张报纸，不料当道者却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家事就是众人的事，人人得而议论，我怎么可以堵众人的嘴不让讲话呢？……报纸的言论，错误的不去理它，有理的我就采行，不更有益于国吗？……报馆是封不得的。”这段故事传为美谈。
类似左拉的故事也发生过，“新闻记者”几乎成了“正义”的同义词。
政府对报馆毫无特别限制，办报如同开小店铺一样，不须特许，不须登记证，或开或关，自生自灭。
记者节那天，男女老幼自发地会集在能容纳十万人的广场，为新闻记者加冕，他们用报纸折叠成王冠摸样，给所有记者戴上，上面写着“真”、“正”二字，一方面称他们是真正的记者，一方面说他们代表着真理和正义。加冕完毕，万众欢呼。（同上，217—220页）
章乃器的梦是对二十年历史的回顾，王芸生的前一个梦着眼于1946年中国最紧迫的那些问题，后一个则是他的新闻自由之梦。可以说，他们的梦代表了当年深为中国命运忧虑的知识分子们的思考。将他们的梦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46年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渴望和平，渴望民主，渴望当政的国民党能够实行真正的宪政（新闻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应有之义），从而国、共两党能在和平的宪政轨道上展开竞争，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分歧、纷争。王芸生的“九一之梦”有的放矢，针对蒋介石政权对舆论的钳制、打压，他具体地提出了新闻自由的理想，那不仅是一个报人多年的梦，也是百年来几代知识分子的梦啊。王芸生在国民党大厦将倾时，以他朴实而生动的笔，完成了这个百年之梦。那不是一个纸上的梦，也不是用墨水写下的梦，其中浸透了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无数先驱者的鲜血。
面对不可避免的内战，老实说，知识分子是多么无可奈何、多么无能为力，梁漱溟之所以退出现实政治，隐居重庆，重操著书立说的旧业想来也是出于这种无奈，和无力感。张申府到了1948年下半年还在呼吁和平，梁漱溟1949年还要敬告国民党、共产党，为和平呼号，都折射出这些大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傻气。我是喜欢这样的书生气和傻气的，这正是他们可爱的一面，如果连这样的书生气和傻气都没有了，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相比之下，章乃器和王芸生两位先生就要比他们聪明得多。在和平梦、宪政梦破灭之后，从1948年元旦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乾纲重振》到6月4日执笔写下《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章乃器先生已不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了。1948年11月10日，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已悄然离开上海的王芸生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至此，他的“现实的梦”、“九一之梦”已彻底破灭，一个做梦的时代也即将走到尽头。
没有看到过胡政之先生做梦，在1945年与1946年之交，他就深知要改变蒋介石是不可能的，内战不可避免。在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暴力传统的国家，他感到了知识分子的无力，曾对他儿子胡济生说：“美国人期望的中间路线人士迟迟不能出来，他们惊讶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对月国家大事如此冷淡，其实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知识分子不能抓住军队，而军队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他还说：“中国的事情复杂难办，人们老于世故，难得真诚爽利，像马歇尔这样有声望的人物把纳粹打败了，可是在中国却栽跟头”。没有枪杆子的知识分子对国事终究无能为力，献身报业近40年的胡政之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是清醒的。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章乃器、王芸生先生那些梦的价值，在一个“老于世故”的社会，他们的梦尤其可贵。与其说，那是他们的梦，不如说是他们的理想或心愿。即使称之为梦，在我看来，那也是中国最稀缺的“公民梦”。百年中国，多少的血泪悲欢，多少的浮沉曲折，知识分子有着太多的希望，太多的期待，太多的梦，但怀抱公民之梦的人确实不多。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一次次地想起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上142位知识分子的250个梦，想起历史上无数的文人梦。在几千年的文化因子里，多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梦，多的是桃花源之梦，做一个公民，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对自己的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的人，那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梦。至于鲁迅先生、胡政之先生这样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更是连梦也不做的。
落花流水春去也，章乃器、王芸生两位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梦，无声无息，如同流星般划落在战火弥漫的暗夜里。重温这些旧梦，追寻他们梦的轨迹，那是洒满了希望与痛苦的轨迹。章立凡为其父亲的文集写跋，以《百年寻梦》为题，这是个多好的题目啊，我就不揣冒昧，以这篇同题习作，写下我对百年寻梦者章乃器、王芸生，还有其他许多知识分子的敬意，也写下对他们寻梦未成的无限惆怅，百年之梦或许还会再做下去，人总是要做梦的，尽管“我们似乎已生活在一个没有梦的世界”。
2003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