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ary manuscript lands Tibetan youth ten years in prison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CHRD), a Tibetan youth, Dolma Kyab, 29 years old, has been sentenced to ten years imprisonment term for writing
and maintaining a commentary manuscript about Tibet.
He is currently imprisoned at Chushul (Ch: Qushui) Priso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 TAR ). Dolma Kyab a.k.a Lobsang Kelsang Gyatso (pen name) was arrested on 9 March 2005 in Lhasa where he was
teaching History at a Middle School. As a passion for writing, he maintained a commentary manuscript written in Chinese titled Himalaya on Stir (Chinese: Sao dong de Ximalayashan), which was a compilation of 57
chapters written on various topics about democracy, sovereignty of Tibet, Tibet under communism, colonialism, religion and belief etc. Along side the
manuscript, he also began writing another one on the geographical aspects of Tibet, which was comparatively short, yet touched on sensitive topics about the location and number of Chinese military camps in Chinese occupied Tibet etc. Upon arrest in March 2005, Dolma Kyab was first
detained at the TAR Public Security Bureau Detention Centre, popularly known as Seitru in Tibetan. On 16 September 2005, Lhasa Peoples
Intermediate Court wrongly charged him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and passed a verdict of ten years imprisonment term. Although his family
appealed for a just retrial, the court upheld the sentence on 30 November 2005. Upon the declaration of sentence, he was shifted to the then newly opened Chushul Prison. However, the prison officials refused to accept him as a prisoner because Dolma had contracted Tuberculosis whilst in detention. After some treatment, he was transferred to Chushul Prison in March 2006 soon after the Tibetan New Year and continues to be imprisoned there. TCHRD is highly concerned about Dolma Kyab and seeks the support of human rights group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ecuring his release. The Centre deems the case as an outright clamp down on the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in Tibe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Article 19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proclaim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The Centre calls upon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Mr. Ambeyi Ligabo, and also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to issue their intervention on the case of Dolma Kyab.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Dolma Kyab Dolma Kyab a.k.a Lobsang Kelsang Gyatso (pen name) was born in 1976 to Mr Khetsun and Mrs. Dolma in Ari Village, Chilen (Ch: Qilian) County, Tsocha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 TAP ), Qinghai. He attended the local Primary School in 1984 and later joined the County Middle School. After completing his schooling in 1995, he joined a Teachers Training Centre and served as a teacher in a Middle School in Chilen County. He later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2003, he came to India to learn English and Hindi languages and returned to Tibet in May 2004. Upon return, he served as a History teacher in a Middle School in Lhasa until arrest.
关于《世纪中国》及论坛被关闭的三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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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日狱委讯】2006年7月26日，《世纪中国》及其所属论坛被强行关闭，引起了读者、网友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和国际舆论的关注。对此，我们有责任将真相告知公众，并公开表达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看法。 一、《世纪中国》(以下简称“本站”)被关闭经过 2006年7月中旬，国内各大网站得到《世纪中国》即将被依法关闭，各网站不许炒作的通知。本站间接得知后，曾多次向主管部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本站没有接到有关通知？然而得不到答复。 7月25日，本站接到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出《关于责令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文见本声明后附件)。但本站拒绝自行关闭。 2006年7月26日晚7点20分左右，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强行关闭《世纪中国》网站。 “通知”陈述关闭《世纪中国》的根据是：“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和世纪沙龙网站www.ccforum.org.cn（京ICP证041040号）不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严重违反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情节严重。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现责令你中心关闭‘世纪中国’网站和‘世纪沙龙’网站。” 《世纪中国》创办于2000年7月19日，其定位是一个中文思想文化、学术网站。创办六年以来，本站从来没有提供新闻信息服务。本站注意到2005年9月所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06年上半年，北京市新闻办主管人员就《世纪中国》栏目内容及其世纪学堂的管控模式如何适应上述规定，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整改意见，本站均按要求作了调整，并积极筹备和推进并基本完成了整体性的大规模改版。 《世纪中国》创办以来，始终遵纪守法，并在新出台法规初步实施，相关规定不甚明确的情况下，与主管机关及时沟通，做出相应的调整。此次《世纪中国》被关闭，主管部门并没有明确指出，本站的哪些业务、哪些栏目属于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性质。姑且不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所保障的中国公民权利相符合，就是按此规定，“通知”以“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为由，以如此暧昧、简单、粗暴的方式和程序，立即强行关闭《世纪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网站也是没有道理的。本站认为：这种缺乏约束，不容质疑、无从申辩，就对一个学术文化网站宣判死刑，强行关闭的做法，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制精神背道而驰的。
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网站，本站以鲜明的学术定位，稳定的学术品位，为学界和学人提供学术交流信息，得到国内外学术文化界的认可和广泛参与；六年来本站发表了两万多篇学术论文、拥有数千名作者和数十万读者，如今竟遭到强行关闭；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世纪中国》一直致力于遵循和发扬互联网“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原则和精神，以传播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和现代公民意识为己任，为关注中国发展与前途的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可以参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积累与建设的公共平台。本站信奉，唯有长远才能积累，唯有积累才能建设，也唯有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间力量能够广泛参与，中国的思想文化才谈得到真正的建设。在过去的六年间我们始终秉持以上信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始终从理性和负责任的建设者立场出发，不计代价地维护《世纪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世纪中国》被强行关闭了。我们很难过地看到，蛮横与发泄共生，粗暴的管理方式总是催生网上的谩骂文化。但我们相信，它关闭不了关心中国思想文化长远发展的人心和思想，也挫败不了建设者的努力。 《世纪中国》网站 |
卓玛嘉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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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西藏作家卓玛嘉被重判10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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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西藏作家卓玛嘉被重判10年监禁 井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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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31日狱委讯】 继独立作家杨天水因为言论自由遭中共当局判处12年重刑之后，我们又看到一则西藏青年作家因《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的写作，被拉萨市公安局判处10年徒刑的消息，这无疑又是胡温政权下残酷成性的迫害知识分子的手段。我们在此，抗议中共政府，剥夺人民的言论、写作自由！剥夺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 我们强烈要求，当局应立刻释放作家卓玛嘉，并在他未被释放期间，应该得到适当的医疗和确保不受虐待。 在此，我们也强烈呼吁，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及人道组织关注卓玛嘉在狱中的安危，并敦促中共政府释放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人。 井蛙（狱中作家委员会）
《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全部57章节，主要阐述了在中共权力之下的民主主义、西藏主权、宗教信仰等等问题。 |
傅国涌: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十多年前，在李敖的一篇杂文中，他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隘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位居国民党权势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狂妄自大的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虽然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还是在读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之后。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雷震传，是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大陆读者所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这两天，我老是在想，他早年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等，接受了宪政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的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他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各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生命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他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他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最后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主要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小小的《自由中国》。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长达11年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消“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他还义无返顾地踏上组党之路，超越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并为此付出了十年的牢狱代价。即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刘子英，国民党当局“用来诬陷他的工具”，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
这一切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都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但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跋涉的开始。我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的十一年、狱中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另外，对雷震的精神气质也还有再挖掘的空间。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也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震，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早在1952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25年之后，范泓的这本《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就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力虹:一代大师的痛与恨──怀念文革死难者潘天寿
去年到宁海县城探望二位八十年代的诗友，这里是徐霞客写下他的第一篇著名《游记》的地方，又是明代大儒方孝儒的故乡。在游览了新开辟的“浙东小三峡”之后，我们路过县城的市中心已是华行初上，只见一个现代风格的偌大广场展现在眼前，让这个小小的县城顿时气派了不少。朋友告诉我，这是新建的“潘天寿文化广场”。
看来，潘天寿家乡的人们终于觉得有必要拉这位艺术大师来装点门面了。不知道宁海人还记得否──1969年初，病中的潘天寿被从杭州押回家乡游斗时，乡亲们是用怎样的残忍方式，让他受够了凌辱？这位画如其人的铁骨铮铮的艺术大师对浙江美院红卫兵造反派的抄、烧、批、斗，似乎尚能倔强地承受，但父老乡亲的无情践踏，却击毁了他内心的最后一道堤坝。
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潘天寿捡了一张香烟纸，在烟纸背面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从此病情急速加剧，不久便含冤死去……不管今天的“潘天寿文化广场”有多么的富丽堂皇，大师之心早已零落成灰。
1897年潘天寿出生在浙江宁海北乡一个名叫“冠庄”的青秀山村，原名天授，字太颐，号寿者。父亲敦厚朴实，被人尊为“达品公”，母亲周氏聪敏贤达，持家有方。潘家薄有祖产，但因世道不顺，家境渐趋困顿。自童年起，潘天寿就开始帮家里砍柴放牛。冠庄西山有一座青葱的雷婆头峰，是他与小同伴常去樵牧与戏耍的地方。潘天寿晚年自号“雷婆头峰寿者”，其中寄寓了他对家乡的美好记忆。
在村里的私塾和县城的正学小学里，他的艺术天赋已如雨后新芽，显露无遗。1915年秋，潘天寿说服父亲，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师范。浙江一师是当时省内最高学府，吸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制及思想，对社会上各种先进思潮相迎不拒，学校里的思想非常活跃。从上海聘来的李叔同先生儒雅通达，人格高洁，为潘天寿深深折服。
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潘天寿想追随而去，但被李师打消了念头。直至晚年，李师所赠的一副对联仍悬挂在他的书房：“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实在难办想象，如果这位后来的艺术大师当时果真遁入空门，将是怎样的一番景状！
五四运动爆发，一师马上成为浙江五四浪潮的中心，也唤醒了少年潘天寿的爱国心。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感到自已该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因此一心一意想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这种艺术良知，后来成为他一生为中国国画艺术卓绝奋斗的精神动力。
潘天寿27岁那年来到上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80高龄的海派大师吴昌硕，并成了忘年至交。吴昌硕亲切地叫他为“阿寿”，还特意送他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吴昌硕给潘天寿的诗文书画予以毫不掩饰的好评，表示出特别的器重，这给了潘天寿无比的信心。
接下来，年轻的潘天寿一面在上海美专授课，一面写作《中国绘画史》，作为美专的教材。同时深入研习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画家的画作，希求让自己恣意狂放的画风有一个坚实的依托。上海五年，为潘天寿打开了广阔的艺术视野，又在对古代传统和吴氏画风的揣摩与实践中，独立自省，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发展道路。
1928年国立杭州艺专在杭州成立，请已成大名的潘天寿回浙出任教授。此后直至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是他在生活上最稳定的一段日子。 潘天寿刚到国立艺术院的时候，国画系只他一人，于是他包揽了所有的课程，直到李苦禅加入。为了捍卫中国画的独立性，他对校长林风眠所主张的国画系和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始终不敢苟同。他在《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一文中，考察了外来绘画与传统绘画之间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东西方绘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观点，并认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
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艺术梦。1937年10月，日军进逼杭州，艺专开始向后方撤退，潘天寿随之西行去了昆明国立艺专的新校址。这时，校长已由滕固接替，同意了潘天寿提出的中西画分科教学的设想，从此国画专业课时大大增加，独立性与专业性也得以加强。这期间，他曾因家事请假回乡二年，在故乡大量作画，并编写了《中国画院考》，整理了诗集《听天阁诗存》。而他离开了两年的艺专，此时已处于人事的更迭和矛盾中，在多方的力邀之下，在一片混乱中，潘天寿无奈地出任了校长。
像当年浙一师的恩师李叔同一样，潘天寿信奉身教重于言传，信奉高尚的人格可以感化师生，同时他锐意整顿校务，力图振兴艺专。他不搞派系，对持不同艺术观的教授都以礼相聘，还专门派人请回林风眠来校执教。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艺专迁返杭州，10月开始正式上课。八年流离的生活至此结束，潘天寿也厌倦了纷繁的校务，于是辞去了校长之职。
随着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艺术家噩梦才真正开始。新来的校长兼党组书记江丰在一次会上居然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让潘天寿吃惊又感到困惑，年轻教师也开始批判他的艺术思想“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光玩弄笔墨趣味，对革命斗争抱旁观态度。” 接着，中国画与西画又合并成绘画系。
他也曾试图为“革命文艺”付出努力。他随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创作了一些宣传画似的作品。但对传统绘画的忽视和鄙薄仍充斥美院，潘天寿被排除在教学工作外，像沈从文一样，只让他“整理民族艺术遗产。”后来“民族虚无主义”遭到批判，潘天寿获得“重视”，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协筹委会主任，继而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不久，大跃进运动袭来，艺术界也不能例外，师生下乡大炼钢铁。潘天寿对这一切忧心忡忡，但还是冷静地画着自己的画，以排谴郁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院后，1959年月潘天寿出任院长，中国画系学生的文学课也大幅度增加，教师们还定期举行中国画展。1961年4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潘天寿提出了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意见，得到采纳。文革前的五、六年时间里，浙江美院在潘天寿教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臻于完善，成为海内外现代中国画教学的翘楚。1964年，久未归乡的潘天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家乡宁海视察，受到的热烈接待可想而知。
1966年文革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但无论哪一次揪斗、陪斗、游街、示众，他都强制怨恨，默默承认。他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和自然灾难一样，是无法预期和无法控诉的。有一次，他对一位老友说：“人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年纪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
青春，永远无法补救。”
这期间，他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达到了高潮。《浙江日报》以“浙江美院大批判办公室”名义，整版发表了《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鹫是特务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将潘天寿推上了万劫不复的受刑台。
随后，报纸、广播、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刊物，铺天盖地而来。潘天寿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踩上一个个鞋印……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艺术家渐渐垮了下去……
1971年5月，专案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定性材料，即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气愤之极，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紧接着就发生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宁海老家，交给当地群众作为“活靶子”批斗，百般凌辱……他在写下那首绝命诗后从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他用最后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双腿，嘴里还喃喃地说：“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让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
30多年后，横加在大师身上的凌辱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抗战期间他有二年在老家蛰居，经常写生于田头山间，特别对水牛情有独钟，画了许多随手送给乡亲。一次，邻居大伯家计窘迫，他便送了一幅刚画好的巨幅《水牛春耕图》，大伯不解，他却嘱其好收藏着。40年后的80年代，此画被一子孙随便贱卖给了古董商，后听说该画在台湾拍出了巨价而后悔莫及……
2004年，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中，署名潘天寿的画作《锦葵红杏》以112.2万元的价格成交。后经书画专家鉴定，此系伪作。同年，在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专场上，潘天寿的丈二匹巨画《松鹰图》以500万元高价起拍，最后以880万元的高价成交……
进入21世纪后，浙江美院被奇怪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之子、著名水墨画家潘公凯出任院长，但旋即被江泽民的外甥许江（一个前中学美术教师）所取代。从此，典雅质朴的老校园遭拆毁，在原址上大兴土木，急剧扩张，盖起了超豪华宫殿式的西式建筑，突兀在西子湖畔。而其美院本身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御用“艺术家”们追名逐利的庞大超市。
呜呼！从艺专到浙美，从浙美到国美，历经80年风云变幻，这座曾经的中国传统绘画最神圣的艺术殿堂，如今再也找不到潘天寿时代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以及氤氲其中的一丝一毫的艺术真气。
大师已远去。在我看来，潘天寿以其全部作品和整个生命所捍卫的中国画独立价值，以及中华民族伟大的艺术传统，不是那几处“潘天寿广场”、“潘天寿纪念馆”和“潘天寿雕像”可以赎回的；极权主义文化专制对一位艺术大师的伤害，已经深及这个民族的灵魂底层，永难弥合……
2006.7.31.宁波
──《观察》首发
焦国标:国台办污染台湾媒体
今年三、四月份，我应约为台湾《新新闻》周刊写了三篇短文。七月访台期间，中央社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新新闻》因此受到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严厉敲打，说「大陆那么多作家，为甚么偏偏要请焦国标为你们撰稿？」回到北京后，我向当初约我写稿的朋友询问原委。他告诉我确有此事，并说：「前一段国台办似乎还追查究竟是谁向你约的稿子，所以后来就不敢再约你写东西了。」
过去我对国台办感觉不错，一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博士毕业后分到了那里，二来觉得这是一个阳春白雪的单位，不管俗事。没想到它居然如此委琐不堪，连台湾报刊上发谁的一篇文章都管。
台媒体何以堕落
我不明白自己为甚么如此遭国台办的人恨。如今我是卖文为活。国台办此意大约是中宣部已负责大陆谁都不许发焦国标的稿子，国台办再负责把紧台湾谁都不得向焦国标约稿，祖国海峡两岸这么一夹击，饿死他算了。可是令我想不通的是，在我的继承人序列里，排到阿猫阿狗也排不到国台办，饿死我遗产也落不到你手里，况且我本无多少遗产，何必这么急于把我饿死？再说，我与国台办可是远无近无仇啊。莫非共产党的机关，人不分男女，地不分南北，皆以言论自由为敌？访台期间曾参加台湾媒体学者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主题是台湾媒体何以如此堕落。此前我对台湾媒体了解不多，听了半天，所谓台湾媒体的堕落有两个重大方面，一是抹黑台湾民主，二是美化大陆专制。一位发言者指出，据台湾情报部门确切的消息，台湾至少有十七家媒体暗中接受大陆以民主自由为敌的官方的黑钱。
对大陆表现恭顺
到陆委会拜会主委吴钊燮先生那天，当众多台湾媒体，我「控诉」台湾派驻北京的记者不关心大陆人民的死活及民主自由人权。自○四年我讨伐中宣部以来，欧美澳日韩等民主国家几乎所有驻北京的媒体都曾经采访过我，以表达他们对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的关注和关心，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台湾驻北京记者的采访。除了台湾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没有采访过我？伊斯兰国家、非洲和南美洲的没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水准不待多言，而台湾媒体居然堕落到与这些地方的同行为伍，简直让大陆人民寒心。事后台湾媒体朋友告诉我，实际上台湾媒体的状况要复杂得多。像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对大陆都很乖很恭顺，可是它们实际上并不认同大陆的新闻管制，它们的记者曾多次抗争，多次出事。可是国台办狠呢，台湾媒体一不留神，就可能遭遇驱逐记者、关闭记者站的命运。西方媒体不一样，人家的记者有使馆做靠山，出了事使馆担。台湾媒体记者在北京是孤儿，出了事谁管啊，整他们的人有的是，可是爱的疼的人没一个。我说：「关就关，走就走。《苹果日报》至今不得在北京设站，一样红火。只要有心，不驻记者一样做好大陆新闻，甚至更好。」这位朋友摇头不言。
放弃了职业精神
在台十天，我深感台湾绝大部份媒体的大陆新闻做得已是天怒人怨。为了得以在北京设立驻在机构，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新闻职业精神。这背后的黑手就是国台办。国台办本来是专职搞两岸统一的，可我的看法是，第一个该拿国台办为两岸现状祭刀。因为它实际上是天天在干为渊驱鱼的勾当，污染了整个台湾新闻业，恶心了二千万台湾人。
蓝英年:有良知的作家忠于生活批判现实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俄罗斯文化年。5月23日，俄罗斯作协向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蓝英年颁发了首届高尔基奖奖状，以表彰他在俄罗斯文学翻译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奖后蓝英年提笔写下此文，回忆他接触与翻译俄罗斯文学的经历，并提及对俄国、苏联文学的看法。
最初接触苏联文学大概在1947年，上初中的时候。读的第一本书是别克的《恐惧与无畏》，莫斯科出版的中译本。班上不少同学都读了。书中讲述红军营长如何训练保卫莫斯科的新兵。我们也向红军学习，夜间不睡觉，跑到山坡上训练，结果被班主任狠狠批评了一顿。2005年初中老同学聚会，岁月如流，已经过了五十七年，但大家还都记得那次训练。可见那本书对我们影响之深。后来又读过《日日夜夜》、《团的儿子》、《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但这还不能算我迷上苏联文学。与其说我迷上苏联文学不如说迷上俄国文学，但那是建国以后的事，我已经是高中生了。
热爱俄国文学从果戈理开始
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译文丛书，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的六部小说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密尔格拉得》和《“巡按使”及其他》，还有冈察洛夫的《悬崖》等俄国一流作家的作品。我对果戈理的作品尤其喜爱。一次到医院看病，随身带了一本《密尔格拉得》。我坐在大木椅上看《两个伊凡吵架》，完全被小说吸引住了，护士两次叫我，我竟没听见。后来又读孟十还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对果戈理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屠格涅夫的小说也读得如醉如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屠格涅夫小说的热情逐渐减弱，而对果戈理仍一往情深。大学毕业后能读原文了，我读了果戈理的主要作品。1980年我重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因为孟十还的译本中有不少错误。我的译本重印了三次，说明不少人与我同好。我还译了《回忆果戈理》，选自同时代人对他的回忆，对果戈理了解得自然多些。
1990我年参观果戈理故居的时候差点“闯祸”。我们从狄康卡乘车到果戈理故乡瓦西里耶夫卡。进故居由讲解员小姐讲解，她完全按中学课本讲解，比如讲《死魂灵》就讲“地主画廊”，等等。课本大概还是三十年代编写的，一成不变地重复六十年前的内容，非常乏味。我问她:“请问小姐，果戈理母亲出嫁时几岁？”她愣了一下，涨红脸，生气地回答:“我不知道。您提的问题对理解果戈理创作毫无意义。”我说:“像您那样重复中学课本同样毫无意义。”周围的人支持我说:“你讲的我们在中学里都学过。”我建议她读《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和《同时代人回忆果戈理》这两本书。我的话伤了她的面子，她从未听说过这两本书，赌气把解说棒往我手里一塞:“您来讲！”周围的人鼓掌:“欢迎中国朋友讲。”我知道做得过分了，向她道歉:“我不是说你讲得不好，而是希望你加点新东西。”说完我便同拉脱维亚女诗人走进第二展厅。我读果戈理的原著，翻译有关他的书，千里迢迢到乌克兰参观他的故居，因为我热爱俄国文学从果戈理开始。
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都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批判沙皇专制体制，火力集中在农奴制上。他们描绘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欺压，地主可以随意买卖农奴，农奴失去作为人的任何权利。果戈理、谢德林、屠格涅夫等作家以及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评论家都猛烈抨击、揭发农奴制。尼古拉一世是俄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沙皇，他的朝代也被称为反动的朝代。他镇压、迫害进步势力，严格控制舆论，把宣传推翻专制独裁统治的人投入监狱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果戈理就生活在他统治的年代，果戈理抨击农奴制的作品也都在他统治的年代出版的。《钦差大臣》不仅讽刺沙皇官僚，还直接嘲讽沙皇本人。1834年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上演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尼古拉一世率领王公大臣去观看，他们越看越不是滋味。尼古拉一世看完后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但《钦差大臣》照常演出，果戈理并未受到惩处，仍可以到意大利去。尼古拉一世统治时代还没有作家因作品被关押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哥哥亚历山大一世处决十二月党人并把参加起义的人流放到西泊利亚去，那是因为这批贵族军官造反，举行武装起义。看来沙皇的体制比斯大林的体制宽松。
俄国文学传统薪尽火传
苏联作家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写作。这一创作手法是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句话疙里疙瘩，读起来吃力。真实的意思是作家必须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苏维埃政权的领袖们，歌颂斯大林同志。所以苏联作家的任务就是歌颂苏联体制。不是歌颂不歌颂的问题，而是歌颂的声音大小的的问题。歌颂的嗓门越高越容易获奖。荣获斯大林奖的作品，如帕夫连科的《宣誓》、《幸福》、《攻克柏林》；潘非洛夫的《为和平而奋斗》；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放声歌颂的作品。西蒙诺夫也是得奖专业户，得了六次奖。但他真实记录卫国战争初期苏联战况的《一百个昼夜》札记，不仅得不了奖，甚至无法发表。斯大林生前发表不了，斯大林死后仍发表不了。因为西蒙诺夫认为，卫国战争初期导致红军失败的原因是最高领导层中的慌乱。西蒙诺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他批准发表，但勃列日涅夫连理都不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对苏联战后的现实粉饰得到无耻的地步，就像“文革”期间我们唱的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巴巴耶夫斯基不仅从半文盲变成与法捷耶夫、萧洛霍夫和爱伦堡平起平坐的大作家，还被斯大林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代表。
但俄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未中断，有良知的作家仍然继承俄国文学的光荣传统，忠于生活，批判现实。这些作家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不少人被处死，或遭到残酷的迫害。写《骑兵军》的巴别尔和写《月亮》的皮里尼亚克就是因小说被处死的。《骑兵军》写的是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作者笔下的骑兵军战士并非完美无缺，有些表现与白军一样，从而惹恼了苏联军方以至最高当局。《月亮》写苏联著名军事统帅伏龙芝之死，暗示他是被一个“腰板挺直的人”命令他做手术时死的。受到残酷迫害的作家前有左琴科后有帕斯捷尔纳克。左琴科是天才的幽默大师，上世纪二十年代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他主要讽刺苏联人身上的市侩习气，希望苏联人改掉这种从旧社会带来的习气。1946年日丹诺夫对左琴科破口大骂，把他赶出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真实地反思自己革命前后的经历。日瓦戈从欢呼革命到逃避现实，这并非他一个人的经历。1957年帕斯
捷尔纳克由于在传统诗歌方面的贡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日瓦戈医生》正巧这一年在西班牙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惹恼了作家协会，因为多少当红作家渴望获得诺贝尔奖，可瑞典人却发给了一个已经边缘化的作家。未在国内发表就在西班牙出版，也让苏联领导人丢脸。于是大家一齐批《日瓦戈医生》，但却没有一个人读过这本书。如果印度总理尼赫鲁不出面向赫鲁晓夫说情，帕斯捷尔纳克就被赶出苏联了。帕斯捷尔纳克并非没预料《日瓦戈医生》出版的后果，但他忠于俄国文学可贵的传统。这里要提一下女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她是老作家楚科夫斯基的女儿，与左琴科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属于同一代人。她写了一篇震撼人心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小说讲述了打字员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他儿子在大清洗中的遭遇。小说没有惊险的情节，只记录了她每天的活动。但读过的人没有不被打动的。作者写的其实是自身的经历。最让我震惊的是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2月，即写于大清洗当中。小说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她自知生死难料，把笔记本藏在朋友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发表。俄国文学传统薪尽火传。我常想中国有没有人在反右的时候写反右，“文革”的时候写“文革”。五年前我把这篇小说译成中文，收入瞻顾文丛《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的集子里。
翻译苏联文学作品的三个阶段
我见过安寿颐先生1921年翻译的《甲必丹之女》(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是我见过的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小说。读得最多的是三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俄国作家的作品。这里不能不提到英国人加尼特夫人，因为大部分作品是根据她的英译本转译的。加涅特几乎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译成英文。中国懂英文和懂日文的人比懂俄文的人多得多。加涅特像座架通中俄文化交流的桥。七十年前我们就能读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不能不感谢她。已故的翻译家蒋路先生对我说，不写文章纪念她，有点对不起她。后来他果然写了一篇《加涅特夫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文版的契诃夫小说仍然是汝龙先生根据加涅特的英译本转译的。至今我们还没有从原文翻译的契诃夫小说。
建国后中国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量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俄国作家作品相对减少。如《收获》、《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小说，对中国青年学生有很大影响，我们这代人都读过。第二阶段，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中国把苏联文学视为苏修文学，翻译出版供批判用。由于这批书封面是黄色的，俗称“黄皮书”。这批书中也有好作品，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艾特马托夫的《小说集》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小说。没想到的是，这批供批判用的黄皮书竟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精神食粮。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版带有解密性质的名人传记和回忆录。往往是多人赶译出来的，质量无发保障。翻译质量是当前俄国书籍翻译的最大问题，但也不是短期能解决的。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蓝英年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14.10元。
《阿列霞》
(俄)库普林著，蓝英年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12.00元。
《日瓦戈医生》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28.00元。
在美国历史中触摸民主的脉络
《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罗伯特.H.威布著，
李振广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版，32.00元。
尽管人们在政治上言必称民主，尽管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正在全球各地推广，但是，民主的定义始终是混乱而含糊的。即使将民主当作是“美国最突出的特点和美国对世界历史的最大贡献”的罗伯特·H·威布教授，他在这本《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中也仍旧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正如威布所言，“美国人的行为似乎表明，由于民主太重要了因而是无法定义的”。然而，在本书对于美国民主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考察中，我们或许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民主进程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尚且是如此的曲折反复，那么在其他国家出现各异的形态更属正常。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民主与现实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似乎是宿命，需要人类社会不断探索，也就更值得学者们为此不断言说。
作为“一个民主的信徒”，威布在《自治》第一章中所用的标题是《美国例外》，由此可见他对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向往，虽然他一再声称“对19世纪民主不感到任何怀恋”。但是很显然，在这一时期里，美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制度已足以值得自豪，尤其这种有着原始意味的民主代表着与过去时代的一种断然决裂，代表着一种“新世界拥有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的诞生。但对于美国社会而言，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等级制崩溃了，契约奴隶制开始瓦解，大量土地等待开垦，财产与公民权之间的固有链接也终结了，自我指导和管理的工作观念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此时的美国社会具有与任何社会相比都更令人振奋的生机与活力，“在那里，按照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标准与白人兄弟会成员区别开来的其他美国人，发展着他们自己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在威布看来，美国早期民主的原则是:拥有权利就意味着使用权利。民主就是需要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去接受某些东西，也就是说，公民必须亲自承担某中角色，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团体。在19世纪美国民主的原型时期，自治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全书以“自治”为名，正道出了美国民主的文化特质。
但是，这一原初的民主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间崩溃了。可开垦土地的减少，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使得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下层阶级的沉沦以及新兴的等级制度产生，一种集权化的等级关系结构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抵制民众参与而且至少是与个人主义民主处于紧张状态的关系结构”。
威布对美国民主史的重新探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他的观察，作为20世纪民主最重要的力量，个人主义曾经与集体自治结合在一起，但此时已经开始从这种结合中分离出来，而60年代和70年代新的两极分化政治作为新的出发点，通过阶级对阶级的掠夺是多么严重地限制了民主的发展。
显而易见，民主的成长过程极其复杂，受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种族结构与种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影响。通过对美国民主几个世纪以来文化史的考察，威布认为，恢复美国民主活力的主要障碍既不是美国民主中一直就固有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作为许多深层次问题的最新表现的两极分化，相反，而是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才开始的“一种集权化的等级关系结构，这是一种抵制民众参与而且至少是与个人主义民主处于紧张状态的关系结构。”
总体而言，美国民主的传统中包含着选举的自由，也就是在民主固有的内涵中，没有任何东西将多数人统治和个人权利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和谐共存的模式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要求人们，要么放弃所有的个人保护要么拒绝新权利的确立，他们可以保持自己对遥远的权力中心的不信任。
坦白地说，本书有着过多的头绪以及过多的细枝蔓节，在一定程度上对阅读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要真正理解此书也存在一定困难。威布的这句话也许正好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民主总是透露我们是谁，但从来不透露我们将会成为什么。
新书资讯
文化
《中国俗文学史》
郑振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60.00元。
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约37万字，该书出版后，即有读者指出:“这一部著作，起自先秦，下迄清末，从大体说来，确是关于中国俗文学的非常完善的本子，尤其是许多参考书，为平常所不易搜求，所以，材料丰富，引证广博”。该书共十四章:何谓“俗文学”、古代的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的歌谣、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客观地来讲，这是一部非常扎实、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俗文学史，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同类的著作可以取代它。本版由金良年先生加配插图，共238幅。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5.00元。
在作者看来，我们需要追问，到底现代中国有哪些地方已经和古代中国断裂了，哪些地方又还在和古代中国藕断丝连？到底哪些方面我们已经被西方文化所笼罩，哪些方面我们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到底哪些古代的影子还在支持着现代人的心灵，哪些古代文化已经被现代的文明摧毁了？作者在这份讲义里，突出的是古代到现代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即“世界”的认知、儒家对家庭和社会的特别看法和做法、佛教道教以及它们关于今生和来世的信仰和技术、普遍的阴阳五行观念以及由它而产生的种种知识等。该书全稿原在台北出版，经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努力，全稿首次在大陆问世。
传记
《彼得·杰克逊》
(英)伊恩·普赖尔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30.00元。
熟悉电影《指环王》的人，不会不知道彼得·杰克逊，他执导的《指环王》三部曲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美誉、票房，《指环王3:王者无敌》于2004年登顶，赢得奥斯卡11项大奖。《彼得·杰克逊:从嗜血王子到指环王》一书的作者伊恩·普赖尔是资深影评人，在这部传记中，作者记叙了一个在无数周日午后拿着摄影机漫无目的瞎逛的影痴，如何从一个低成本电影导演，一跃成为当今电影界最富野心的电影工程的执行者，这位电影奇才凭《宇宙怪客》走向成熟，凭《脑死亡》战胜了“僵尸的诅咒”，拍摄《恐怖幽灵》使他打入好莱坞，他的天才最终在“魔戒”中得到呈现。彼得·杰克逊的电影之路，无疑有传奇色彩。
《苦命天子》
茅海建著，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24.00元。
清朝的苦命天子不少，咸丰皇帝奕詝就是其中之一。奕詝木讷平庸，据说还是个跛子，却成为天子。后人会假设，假如是皇六子奕訢登基，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有所转机？！当然，这只是假设。咸丰当政的年代，内外交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势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苦命天子》的作者茅海建对咸丰皇帝有这样的描述与评价:“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而是当时中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悲剧。”
学术
《道与逻各斯》
张隆溪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20.00元。
“道”是中国的道，“逻各斯”当然是西方的逻各斯，看书名便知作者的研究跟中西方诗学比较相关。《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一书研究语言的性质及其在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中的复杂内涵，这一研究来源于长期以来作者从东西方比较诗学角度对阐释学这门理解和解释艺术产生的兴趣。作者不相信那种把东方和西方看得如此迥异不同，以致其思维和表达的方式竟不能彼此理解，因而一种知识也就必须始终置身于另一种知识之外的看法。作者在《道与逻各斯》一书中，所做的，恰恰是去拆除各种学术领地之间的栅栏。“我宁愿向这种知识的分隔挑战，并展示某些基本的、东西方共有的阐释学关注和阐释学策略。”
《误读》
安伯托·艾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版，16.00元。
《误读》是很有挑战性的读物，你可以说它是与罗兰·巴特《神话学》类似的著作，也可以说它是类似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恶搞作品，后现代色彩相当浓厚。《误读》由一系列充满戏仿的小品文组成，“恶搞”对象包括《洛丽塔》、苏格拉底、希腊悲剧、马格丽特·米德和本尼迪克特的人类学、大众文化等等，甚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也被翻炒。比如说《乃莉塔》就是模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作，只不过，《乃莉塔》讲的是年轻男子钟情于一位有着“缕缕白得撩人情欲的头发”的老奶奶。“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但一个下午绝不能轻松对付了它”，这些颠三倒四的文字里，可能含有艾柯最重要的批评。
小说
《赵宋王朝》(上、下)
李之亮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58.00元。
《赵宋王朝》是涉及宋代三百余年历史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小说起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即公元955年，止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即公元1279年，《火德宏基》是全书的第一部。《火舞宏基》通过两个重要的人物，再现了宋初风云历史:赵匡胤，大智大勇、深谋远虑、气度非凡；赵普，深藏不露，雄才大略。正是有了赵普的辅佐，才有先南后北收复荆南、湖南，平定西蜀、南汉，进而攻下南唐的节节胜利。有赵普，也就意味着得天下。对斗争之描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君臣之间、文武之间、官吏之间、后宫之内、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争夺，写得不失精彩。《赵宋王朝》有历史感也有现实感，作者是宋史方面的专家。
《银河英雄传说》
(日)田中芳树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版，24.80元。
本书曾在日本创造过销售奇迹，作者田中芳树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其作品涉及科幻、冒险、悬疑等多种领域，还著有《创龙传》、《亚斯兰战记》等。《银河英雄传说》共十卷，200余万字，横跨银河1500年的历史，1988年曾获日本科幻小说大奖“星云奖”。《银河英雄传说·黎明篇》由这里开始:原本银河宇宙三分天下的微妙关系，被帝国内崛起的天才战略家莱因哈特打破，率领三万艘舰队踏上征途的他，遇上了他毕生的夙敌，也就是同盟军的杨威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不败的魔术师杨威利能否解决这一连串的危机？疑问尚未解开，一场大规模的太空战斗却已经开始。欲知详情，且进入它的《黎明篇》。
经管
《刚左营销》
(美)克里斯托弗·洛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22.00元。
本书主张用好奇的眼光和开放的心灵重新审视商业世界。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刚左”。“刚左”是“Conzo”的译音，按韦氏辞典的解释就是“个人结合自身的主观想法参与事件”，这种理念最早来自于汤普森的“刚左新闻”模式，汤普森认为“作者必须是一个现场参与者，写作必须融入自己的意见”，营销也必须服从这种理念。作者认为，在网络时代，大众营销模式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微观的市场、媒体和营销手法，在这样的时代，注重个体主观内心感受的营销，成功几率更高。中国虽然远未进入真正的网络时代，但这种带有前瞻性的营销理念也许可以助人先行一步。
《像园丁那样管理》
成君忆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7月版，28.00元。
如果一个人又懂管理又懂中国哲学、又会说故事又能讲道理，那么他的书想不热卖都难。从《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渔夫与管理学》，再到新作《像园丁那样管理》，成氏招牌已经打响。在作者看来，进入管理学有两道门，一道门是渔夫的管理学，另一道门是园丁的管理学。通过渔夫的管理学，我们只能陷入“老板与员工互相利用、彼此折磨的人间地狱”，而通过园丁的管理学，我们却能够创造一个“快乐工作和友爱互助的美好天堂”。通过两种管理学的比较，作者为读者分析了“执行力”、“领导力”、“员工忠诚度”、“以人为本”等管理理念，并认为园丁管理学能帮助管理者建立更有活力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