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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巧合，第一次参加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正因为是第一次与会，所以基本上是在旁边冷冷地看。看来看去，也看出一点门道。胡乱写上一篇侧记，以飨笔会的朋友们。

 

先说参加会议的人，乍看上去，人数不少，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的，大概是一百五十名左右。但是按照国际笔会的说法，下属的笔会中心有一百四十个之众，每个笔会正式代表两名，这样算下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二百八十名，加上大会邀请的二十名左右的官方贵宾，还有国际笔会的工作人员，总数至少应该在三百名以上，却又不算多。实际情况是，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下属笔会中心没有派人参加代表大会；有的是不好意思来，比如中国笔会中心；有的是没钱来；比如非洲小国家的数个笔会。

 

参加笔会的不同笔会中心，情况也大有区别。会议在德国召开，自然德国的会员参加会议的最多。一些国家希望在国际笔会事务中起到积极作用，自然也会派出整容庞大的代表团前来参加。比如日本这次就派出了七人代表团，力争恢复国际笔会中的一席理事位置。美国、挪威、奥地利等笔会中心，参会的也不在少数，尤其在各个委员会中非常活跃。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则是以专业性的态度对待代表大会；比如意大利笔会，每年都是那个秃顶的老秘书长贝提尼先生一个人来参加，在会上谦虚谨慎，认真与会，十数年如一日。

 

话反过来，在银子充足的前提下，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其实是向国际笔会所属笔会中心所有的会员开放的。也就是说，不管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在哪里召开，只要出得起银子，任何会员都可以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笔会会员也无须经所属笔会中心的同意而参加国际笔会。换一句话说，笔会中心没有权力批准或者不批准某会员参加大会。

 

正因为如此，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其实是充分保证了所有笔会中心成员的参与权。比如笔会成员张三，肚大金多，而且热情高涨，就可以年年参加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胸口也别一个劳什子的出席证，在代表大会中晃来晃去，甚至晃成明星式人物。张三所在的笔会中心

，是无权干涉的。

 

话再反过来，大会为了保证正常的程序得以进行，因此也在这代表证上大做文章。所以这代表证印得五颜六色，足以让人一眼就看出，你是笔会的官方贵宾，或是正式代表，或是仅仅一个参会者。但是从银子角度上说，区别主要体现在住宿方面。官方嘉宾一人一间免费客房，正式代表两人一间免费客房。而作为参会者的张三，则需要自己解决住宿。

 

除了住宿之外，正式代表和自己参会者一视同仁，每人二百三十欧元的登记费。只是正式代表可以到笔会中心报销，而张三却要自己从口袋里掏这二百三十欧元。但是，从权利角度看，正式代表和张三在交纳了这二百三十欧元之后，都享有免费的午餐权、会间休息的咖啡权和会见德国总理权。与会之人，也不论是正式代表还是张三，都可以互相交流。如果张三能操三国外语，巧舌如簧，自然张三也能够结识大量朋友，成为社交明星；而不论张三是否是自掏腰包还是公费派遣。万一正式代表不通外文，见到老外只会一脸傻笑，自然也并不享有特别的社交权利。所以大会也保证了全体参会人员的社交权。

 

    正式代表和张三之间，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正式代表有投票表决权，而张三们则仅仅享受话语权。国际笔会代表大会虽然在会议过程中拒绝媒体参与，但是会议本身，只是一个协会性质的国际会议，所以会议结构相对松散，并不十分古板。笔会主席格鲁沙生性幽默诙谐，通常是说几句话就抖一个包袱，引起哄堂大笑。因此这样的会议，一是相当轻松，二是拖沓，三是人人享有话语权。所谓话语权，就是不管是正式代表还是张三，只要外文流利，说话得体，就可以频频站起来发言，提问、评论甚至质询。万一张三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大会主席也不过大皱眉头而已。话反过来，时间有限，张三如果过于充分地运用了大会赋予的话语权，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会员的话语权。因此必要求说话简短明确，言辞得体；否则的话，人人讨厌张三，下次张三先生口袋里的银子再多，也不好意思参加大会了。

“口腔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德』霍克海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与存在主义热、弗洛伊德热同时出现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热”。当时，我也读过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书，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给我的反传统以理论的激励，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字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以及哈贝马斯的一些文章，也是我批判中国现实的理论参照之一。

现在，我身陷囹圄，读《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象》，马丁·杰著），除了汲取该学派的批判方法之外，还体验到某种宗教式的悲悯情怀，故而，阅读时平添了一层情感上的激动。

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合理化是对“异化社会”的批判，韦伯社会学的文化意识结构合理化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理性合理化对“单面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论就是“理性”，但此种理性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化的、追求同一性的辩护性理性，而是关注多元化和个体性的批判性理性。在这点上，他们吸收了柏格森、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但这种吸收是谨慎的，他们只吸收了存在主义对僵化的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反叛，而否定其对理性的极端化排斥。因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进而是极权主义的最佳土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是指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批判视野，理性的批判是一种相互竞争性的对话，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建立在多元对话基础之上的交叉共识。

同时，这理性是立足于个体生存——个人对有意义的生命价值或幸福的选择，而不是冷酷的中立化的工具理性。因此，他们一直对韦伯提出的学术中立化立场持怀疑态度。人化的理性首先是一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度，其次是个体生存品质的标志，再次是一种价值化的选择。到美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吸收了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德国式的理性主义的思辩方法。这是一批悲天悯人的理想主义者。其智慧的忧郁代替了尼采的智慧的欢乐。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尽管西方现代国家大都实行宪政民主，但个人自由仍然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现代化催生出的极权主义、工具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相互支持，毒化着人类精神，扼杀着个人自由。所以，为了保卫个体的自由，就要确立一种健全的批判意识，甚至是一种激进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有人称之为“左派”，而在我看来，尽管该学派的思想资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继承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历史决定论和共产主义乌托邦。即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想主义，不再具有马克思式的实践品格和现实价值，而仅仅具有批判现实的参照价值；他们不是要建立马克思式的人间天堂（其结果恰恰是人间地狱），而仅仅是为了让人类在近于绝望之中保持信心。

换言之，理想中的完美之物，不是自我标榜的光环和能够实现的世俗目标，而是一种纯精神的尺度，类似神或天堂，是人类得以保持住自我激励、自我压力、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绝对价值和参照系。换言之，上帝的无限是为了凸现人的有限，天堂的完美是为了反衬人世的不完美，理想的光明是为了朗照现实的黑暗。故而，能实现的仅仅是生活目标而不是理想，永远企盼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才是理想。

在我看来，主要由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更根本的动力来自现实的苦难——不仅源于纳粹所制造的人类浩劫，而且源于对产生纳粹体制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失望；他们的批判最为关切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苦难，旨在确立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所以，阿多尔诺才说：奥茨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本雅明才说：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这是一种智慧和良知的双重忧郁，一种知识或精神贵族式的悲观主义，一种清教徒式的叛逆，不仅在态度上与现代社会绝决，而且用行动来践行自己所信奉的叛逆性。

在哲学上，他们批判西方的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他们认为此种传统是现代总体性、一体化的单面人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最深的思想根源。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像尼采一样拒绝任何完整的哲学体系，使其哲学批判在一种开放的、对话的方式中展开。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凡是形而上学哲学家，大都只关心抽象的本体和真理，而对人类的具体苦难却熟视无睹。那些关注形而上学问题的大哲人大智者，可以终身沉浸于对终极真理的冥想之中，却不会去理睬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而伟大的宗教文学家陀思朵也夫斯基曾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决绝地说：如果用一个真理去换一个孩子的痛苦，那么我就会断然地拒绝这真理。我宁可去为解救一个濒临毁灭的孩子而献身，也不会为抽象真理而牺牲。

如果说，在古代西方，关心人类的苦难、罪恶和救赎的主要是宗教情怀，那么，现当代的一切人文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宗教的救赎情怀。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不仅是法西斯极权和共产极权对人类肉体的集体性灭绝，更是二者的舆论垄断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换言之，二十世纪最醒目的标志，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崛起，而是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法兰克福学派反对高高在上的哲学——那种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苦难的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一元化的决定论。它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具体的存在上，即那些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个人身上。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普遍的抽象的精神和存在，而只有具体的根植于一定历史之中的多元的具体存在。显然，他们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而与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息息相通。

伟大的真理需要怀疑和批判，而不是使之偶像化绝对化。任何严肃的人文探求，都必须正是人的弱点、人的苦难和尘世黑暗。好的人文理论，无论多么抽象，也大都是有现实关怀，它不是去寻找并叙述、论证那些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而是直面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为了消除或减轻这苦难这罪恶而指导并催化社会变革。

在阿多尔诺看来，如果不关心一个处在自杀边缘的人，对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苦难无动于衷，对极权国家肆意践踏人权的暴行保持沉默，再大的学问也不配谈哲学。哲学应该是血肉丰满的，哲学家应该具有悲悯情怀。抽象的乌托邦式承诺，也许会在人的生命中投下一丝安慰，但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却是谎言。形而上学是一种高智商的谎言，它只在智力游戏的层次上才真实。它确实是有闲贵族的精神奢侈品，但它决不适于大灾难的二十世纪。在这点上，法兰克福学派拒绝一切先验的乌托邦承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

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一面批判性地反思纳粹主义的根源，一面反对任何意义上对个体自由、个体主体性的压抑和异化，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工具理性的，也无论是囚禁肉体还是毒化精神，统统都是对个体性生存的无动于衷。他们特别批判现代社会的技术化、工具化和消费化，称之为建立在技术－工具－消费－享乐的一体化上的总体社会，这种总体社会通过把人物化为同质的工具而达到操纵的目的。

法兰克福学派接过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概念，但他们抛弃了的阶级对立所造就的异化，而是从统治与被统治、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来透视现代社会的异化。阿多尔诺指出了启蒙主义的悖论：近代启蒙是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造反，其目标之一是把人的精神从神学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这种人本主义的解放却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祛魅化而诞生的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逐渐变成了由科学技术一体化所支撑的物化工具。也就是说，建立于张扬个体价值、社会多元、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自由之启蒙理想，在以现代科学和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工业化、商品化中被再次异化。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齐一性和总体化，日益与个体的自由、社会的多元化相分离，最后导致了完全扼杀人的自由、怀疑精神、首创精神和社会的多元化。正是启蒙时代所崇拜的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产生了现代的总体社会。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极权主义不是启蒙主义理想的中断或失落，而是其合乎历史现实的畸形继续。

在二十世纪，任何现代极权主义几乎都是以激进的左派面目出现的，它们无一例外地否定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自由主义理想的失落是本世纪极权主义兴盛的反证。法兰克福学派以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否定，全力捍卫人作为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主体性，特别强调个人不应该丧失怀疑的反抗的冲动。在这一点上，它也具有激进主义的左倾面目，但它不同于其他的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批判的左派，如罗曼·罗兰式的为了维护苏联的理想而宁愿出卖良知、隐瞒真相。这样的左派只批判纳粹的极权主义，而不批判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卡斯特罗的、金日成的极权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和反抗一切极权主义，甚至激烈地批判西方社会中的商品化独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以最激进的否定方式出现的保守主义，即保卫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保守自由主义传统这点上，左倾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的右倾的保守主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等人身上的贵族精神，也与英美保守人士的高贵气质相同。

法兰克福学派融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于其批判理论之中，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分析，不仅是从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层面，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依服于权威的心理机制。法西斯是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并利用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来达到其非理性主义的施虐目的。当理性的经济人出于精确的计算而逃避自由，转向权威寻求安全时，对自由的恐惧和对权威的乞求，最终将变成对暴政的恐惧和对谎言的麻木。换言之，失落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往往成为助纣为虐的非理性主义暴政的帮凶和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强调文化——审美的解放作用。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是本世纪著名的美学家。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战后出现的全新特征：自由经济受到福利制度的约束，贫富分化不再成为主要的经济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普遍地免除了物质的匮乏；宪政民主体制的充分调节作用，已经使阶级对立不再是社会冲突主要形式。代之而来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人的原子化，同质化–商品交换原则和大众文化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操纵使人们的生活趋于单一化、偶像化，以享乐代替了批判，以消费代替了欣赏，生命的品质日益陷于浅薄化、表面化、无聊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既同质又分散的状态，大家在越变越相似的同时，又彼此毫不相关，冷漠症成了现代人的精神之癌。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就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典型。原子化趋向使人们在表面的（被大众文化操纵的）同一性中隐藏起自己的内心世界，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孤独、自我封闭，相互不信任。社会处在一种没有灵魂沟通的表面化水平上。同时，国家的行政干预、经济制度与行政制度已经浸入人们生活的所有细节之中，从而使个体之间的交往变成了无法沟通的各持己见的争论，这种交往方式的不合理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是极为激进的，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几乎是无条件地肯定一切曲高和寡的精神产品，很看重现代先锋艺术对社会的反叛和背离，对越来越大众化的现代社会构成尖锐的挑战，直指那种无所不在的、无孔不入的、无形的控制、操纵和剥夺。比如，贝克特的荒诞剧，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卡夫卡的小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是反叛艺术的典范。特别是卡夫卡的作品，以其极端的怪异、孤独和冷静，开掘出现代人被压抑被扭曲的存在境遇，在《变色龙》、《审判》、《城堡》等作品中，现代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得到了最具深度的象征性揭示。

另一方面，他们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凡是得到大众欢迎的、追逐的文化产品，即流行文化都将导致人们的盲目顺从，故而都在批判之列。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受到商品经济、市场交换的支配而变成了模式化的日常消费品。大众文化所培养的受众是一群趣味雷同、感觉粗糙、缺乏独创的低劣同质人。迎合市场和大众趣味的媚俗代替了独立的不妥协的批判，平庸代替了尖锐，舔点代替了苦药。

资本主义制度自发地利用大众文化进行一体化的操纵。正象启蒙主义的理想催生了现代社会背离其最初的发展目标，走向了个体自由、主体自治、多元发展的反面，先锋艺术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也最终被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所同化，变成同质性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被大众化的艺术品，甚至包括象陀思朵也夫斯基的小说、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以及一些存在主义的作品，都因其在某一方面或局部的妥协而受到阿多尔诺等人的批判。先锋艺术变成平庸时尚的醒目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标新立异的病态追求代替天才的独创，新奇和病态成为了一种新的大众趣味，成为一种模仿性的复制、拷贝，从而丧失了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对痛苦的记忆。

换言之，人们在抛弃神启的形而上学审美趣味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地摆脱形而上学的操纵。偶像明星变成了大众娱乐中的形而上学，甚至，人们对影星和球星的快餐式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文化的每一环节。及时享乐，短期行为，明星崇拜，追逐时髦，一切都是瞬间的、复制的、易拉罐式的，解一时之渴，弃之若垃圾。艺术品变成大众偶像（名星化）和欣赏变成消费（仅仅像消费其他物质商品一样），麦当娜和可口可乐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是共同的–大众偶像（明星化）。

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口腔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

由这种大众的物质享受和文化消费构成的单面人是现代社会的主体，他们的世俗欲望使现代的消费社会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种喜气洋洋的灾难。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视图象和大众明星添满了人们的闲暇……这一切都在窒息着人们的反思能力、怀疑精神和反抗的冲动，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苍白化。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愿意选择冒险的生活，对时尚和流行的盲目顺从，把现代社会变成了由可口可乐、流行音乐和肥皂剧组成的广场，平庸是它的唯一品质。在这种富裕的疾病中，人类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追求超越价值的冲动，失去了以怀疑和批判为起点的创造性和想象力。

在二战后的西方，人类的智者和良知的痛苦，被一种对具体的生活目标的疯狂追逐所代替。卡夫卡之后，再也没有文学。仅仅为了商业的利益和经济的实惠，那些政治掮客宁愿闭上眼睛，无视极权政权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剥夺。对于在战后的富足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二战苦难已经变成遥远的天方夜谭，至多引起几声感叹和廉价的眼泪。于是，浮士德的精神探险变成了中产阶级的附庸风雅的点缀，堂·诘珂德的喜剧失去了曾经闪烁的悲怆情调，耶稣的殉难精神再也不是生命的典范。宗教的关怀、哲学的批判、艺术的叛逆以及骑士时代和灾难时代的种种英雄壮举，统统被喜气洋洋的享乐所吞没。西方人失去了理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车的渺小目标；不再被神的灵光照耀，只想仰望麦当娜漂亮的脸蛋和修长的大腿；不能容忍饥饿和瘟疫，却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名牌的阉割；再没有谦卑和敬畏，更谈不上为自己的堕落而忏悔和赎罪。只有轻浮的高傲、廉价的悲伤、不负责任的放纵。失去了神的世界和不期待上帝的拯救，人世的黑暗和人的堕落就全无意义。

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主张以自由的个人为单位的合理化交往。在理想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交往完全建立在作为个体的主体的自愿原则之上，是摆脱一切强制性的自由交往。它应不受国家干预的、不受金钱束缚的、不受大众传媒操纵的，通过对话达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共识，使社会在充分的多元化的自由中，维持一种稳定的统一的超法律的规范化。

哈贝马斯式的交往行动及其社会共识，不是传统社会的统一，也不是极权主义的统一，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传统社会的统一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的决定论的信仰及思维方式为前提的；极权主义则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所支撑的意识形态神话为前提的；商品社会的统一则是以普通化的交换原则和大众文化的软性操纵为前提的。而哈贝马斯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健康而自主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的秩序的形成，既要靠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维系（这是韦伯所强调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更要靠内在的自愿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动所形成的相互沟通的理解来维系。

多元社会的统一靠的不是传统式的意识形态一致，而是一种形式的统一，即自发地形成一套相互交往的行动规范，经验科学的合理性、道德实践规范的合理性和艺术的或美学表现的合理性，既各自独立自主又相互补充。交往的内容则可以多元化，充分地开放、充分地讨论，意见的相左也并不影响这种形式的统一性。这需要养育一种健康、开放、宽容的交往心态，提供一种自主独立的公共交往空间，足以抵御政府的行政干预、经济制度的浸蚀，最需要警惕的是大众文化的软性操纵。因为行政干预和金钱腐蚀还是硬性的有形的，拒绝它们是在拒绝一种看的见、摸的着的束缚。而大众文化的操纵则是软性的无形的，它的潜移默化很难被察觉，因而也就很难被拒绝。

这种自主的公共空间的扩大，会逐步改变现代人的生存环境，确立个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

1996年11月9日－15日于大连教养院

整理修订于2006年5月2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欢迎：自去年6月国际笔会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吴士深、刘水、姜维平被分别减刑释放，以及杨茂东被免诉释放。 考虑到：对言论自由权的继续压制遍及中国各地，从首都北京城到内地的四川省和贵州省，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 警觉到：对中国知识分子恶性骚扰和打击，尤其是对网络异议者的任意逮捕，目前至少有4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系狱，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之一。 注意到：中国警方一直继续采用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不依法经公正程序监禁异议作家高达三年。 进一步注意到：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日益滥用刑法，任意加罪异议作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以压制言论自由，任意加罪坦率的新闻工作者“泄露国家秘密”以压制新闻自由； 反对：国家下令扩大打击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媒体，包括逮捕编辑，停止发行，查禁书籍，以及封锁涉及政治敏感事件的新闻。 关注到：香港和澳门的言论自由正日益遭受威胁的证据，包括监禁记者程翔一年多。 进一步关注到：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继续采取压迫措施，以镇压任何当地居民自决言论，压制对其民族本质的宗教和文化表现； 担忧：日益扩大的互联网检查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全球网站遭封锁，令人欢迎的中国网上论坛被关闭，网络记者和作家受打击，私营互联网服务商至于警方控制之下，其中有些甚至奉命停业； 震惊于：人权律师被警告放弃异议作家的案子，其中有些被停业或威胁停业，尤其是律师兼作家高智晟一案，他的律师事务所2005年11月4日被北京市司法局勒令停业一年； 极为关注：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日渐增加的迫害，包括先后判决师涛（十年）、张林（五年）和杨天水（十二年），骚扰和短期监禁李剑虹、赵达功、赵昕、刘逸民等。 督促中国政府： 停止骚扰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剑虹、赵达功、赵昕、刘逸民等。 释放在中国以言治罪而监禁的所有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包括：  师涛、张林、杨天水、李建平、李元龙、阳小青、赵岩、程翔、黄金秋、郑贻春、蔡卓华、李长青、孔佑平、高勤荣、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杨子立、张洪海、李志、胡石根。 释放在西藏、新疆、内蒙古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士。 停止致力于检查网页，并立即释放因在互联网上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的所有网络作家。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致力中国司法制度的全面而有意义的改革，以符合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宪法，确保公平审判、充分的辩护权和上诉权、律师的合法持业，以及保证犯人健康与安全的监狱制度，尤其要停止滥用“颠覆罪”和“泄密罪”指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并废除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本翻译）

　

欢迎：自去年6月国际笔会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吴士深、刘水、姜维平被分别减刑释放，以及杨茂东被免诉释放。 考虑到：对言论自由权的继续压制遍及中国各地，从首都北京城到内地的四川省和贵州省，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 警觉到：对中国知识分子恶性骚扰和打击，尤其是对网络异议者的任意逮捕，目前至少有4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系狱，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之一。 注意到：中国警方一直继续采用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不依法经公正程序监禁异议作家高达三年。 进一步注意到：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日益滥用刑法，任意加罪异议作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以压制言论自由，任意加罪坦率的新闻工作者“泄露国家秘密”以压制新闻自由； 反对：国家下令扩大打击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媒体，包括逮捕编辑，停止发行，查禁书籍，以及封锁涉及政治敏感事件的新闻。 关注到：香港和澳门的言论自由正日益遭受威胁的证据，包括监禁记者程翔一年多。 进一步关注到：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继续采取压迫措施，以镇压任何当地居民自决言论，压制对其民族本质的宗教和文化表现； 担忧：日益扩大的互联网检查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全球网站遭封锁，令人欢迎的中国网上论坛被关闭，网络记者和作家受打击，私营互联网服务商至于警方控制之下，其中有些甚至奉命停业； 震惊于：人权律师被警告放弃异议作家的案子，其中有些被停业或威胁停业，尤其是律师兼作家高智晟一案，他的律师事务所2005年11月4日被北京市司法局勒令停业一年； 极为关注：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日渐增加的迫害，包括先后判决师涛（十年）、张林（五年）和杨天水（十二年），骚扰和短期监禁李剑虹、赵达功、赵昕、刘逸民等。 督促中国政府： 停止骚扰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剑虹、赵达功、赵昕、刘逸民等。 释放在中国以言治罪而监禁的所有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包括：  师涛、张林、杨天水、李建平、李元龙、阳小青、赵岩、程翔、黄金秋、郑贻春、蔡卓华、李长青、孔佑平、高勤荣、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杨子立、张洪海、李志、胡石根。 释放在西藏、新疆、内蒙古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士。 停止致力于检查网页，并立即释放因在互联网上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的所有网络作家。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致力中国司法制度的全面而有意义的改革，以符合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宪法，确保公平审判、充分的辩护权和上诉权、律师的合法持业，以及保证犯人健康与安全的监狱制度，尤其要停止滥用“颠覆罪”和“泄密罪”指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并废除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本翻译）

　

【2006年5月28日狱委讯】BBC/纽约时报雇员赵岩的律师莫少平表示，他已接到通知，中国暂定于6月8日起诉赵岩。  据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引述莫少平的话说，这个日期虽然是法院通知他的，但只是初步日期，还存在变化的可能。  莫少平说：”由于这个案子涉及国家机密，所以法庭不太可能公开审理。他们就是这样处理(政治敏感)案子的。”  莫少平还说：”这个案子有很多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地方，国家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赵岩是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也曾经担任《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他于2004年9月被捕，并被关押至今。  两个月前，中国突然撤消了对赵岩的起诉。当时，距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只有一个月。  但本月中旬，中国又宣布将重新起诉赵岩，并把案子转移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据信赵岩是因《纽约时报》一篇有关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打算从中央军委主席职位上退下的报道而被捕的。  但《纽约时报》否认赵岩是该报有关报道的消息来源。

　

  

格鲁沙和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参加本届大会的会员

 

 

 

 

（第七十二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简报二）

 

格鲁沙当选连任国际笔会主席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柏林2006年6月26日消息：捷克作家伊利·格鲁沙在昨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当选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是著名的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成员，哈维尔的密友，后长期流亡德国。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成功哈维尔出任捷克总统之后，曾任命格鲁沙为教育部长、驻奥地利大使。格鲁沙现为奥地利外交学院院长。在2003年墨西哥城举行的第六十七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格鲁沙首次当选为国际笔会主席，任期三年。根据国际笔会章程，主席可连任一届，因此格鲁沙将再连任三年国际笔会主席。

    作为一个在共产党极权专制制度之下生活过又长期流亡国外的作家，格鲁沙对类似境遇下的中国作家的状况有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今天中午，格鲁沙和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娜·利多姆·阿克曼特地抽出时间和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参加本届大会的会员一起工作午餐，讨论如何推动国际笔会在中文地区的工作，特别是如何帮助中国大陆的作家。一起参加工作午餐还有奥地利笔会会长沃尔夫冈、秘书鲁希尔和澳大利亚悉尼笔会代表罗利等人。

    大会同时还改选了两名理事，挪威笔会作家、前狱中作家委员主席尤金·舒尔金当选连任，新当选的理事是哥伦比亚笔会西西里娅·巴尔卡扎（语言学教授）。日本笔会崛武昭再次落选，使国际笔会理事会中依然没有代表东亚地区的代表，令人遗憾。

    大会讨论通过了伦敦总部提出的今后三年国际笔会工作计划、财务报告和各工作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通过接纳比勒陀利牙笔会、牙买加笔会和乌拉圭笔会为国际笔会成员（至此，国际笔会分会数目达到144个，分布在全世界101国家和地区）。比勒陀利牙笔会是南非的依然使用殖民时代布尔语写作的一批白人作家成立的笔会，因此在申请加入国际笔会时遭到很多非洲笔会的反对，欧美笔会也犹疑不定，此申请案争议多年悬而不决。受香港中文笔会委派出席大会的孟浪（也是独立笔会会员、理事）在讨论发言说，香港就有一中一英两种语言笔会的存在，虽然英语曾经是殖民语言，但香港英语笔会和中文笔会友好并存，共同维护言论自由，推进香港文学发展，毫无问题。任何作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语言，这也是国际笔会维护的作家权利。因此他表示，只要符合国际笔会章程，他支持比勒陀利牙笔会的申请。孟浪发言后掌声热烈，获得了很多笔会的赞赏，也改变了很多笔会的犹疑观望的态度（例如北欧各笔会会前告诉独立笔会国际秘书万之他们要投弃权票，后来都投赞同票），结果，比勒陀利牙笔会以五十多票赞同九票反对其余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香港中文笔会代表杜家祈和孟浪在参加大会

德国总统克勒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在笔会开幕式上.

我读书既有端起（四川话，指严肃）的时候，也有近乎无聊的时刻。比如读了不少大师的书，他们的道德文章，当然也是记了不少。但我更记得的是，他们喜欢骂人的时候，如章太炎、黄侃、鲁迅、刘文典等，都喜欢骂人。而另外一批令人景仰的人，如蔡元培、胡适、储安平、费孝通、傅斯年等，则不喜骂人。这样对比下来，我就得着了一个粗略的印象，有名士气的古典学者，一般容易指桑骂槐，有杀伐气的则容易动怒。而新派学者，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则以说理居多，进退有度。当然与迅翁论战的人物中亦有近于自由主义者的人物如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等。
我这样对比，并没有高看自由主义的意思，也没有贬低古典学者的企图。人必有疵而引人动怒，动怒则愤深，愤深复技痒，于是江河泄地，如章太炎骂吴稚晖（当然吴的答辩亦不差）；气贯长虹，如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气急而辞锐，如鲁迅骂梁实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的回辩亦算精彩）。人之一生，骂人实属难免，殆人之有郁积，有不平，有无奈，有悲愤，乃人生常态。生此不平之世，当此不平之中土，贪官污吏横行于道，欺凌宵小复炽于国，因之骂声不绝，夤夜犹闻磨牙切齿之声。
当此痛骂之世，复以网络勃兴，骂声不绝，腾播中土而远越泰西。然盗之有道，骂亦必有骂道。所谓骂道者，殆骂时亦不必讲理，亦必恒据事实而来，更不可违法乱宪。裁脏陷害，哪怕是对待死敌，此种方式亦不可取，如此宵小行径，非光明坦荡之人所为。网络乃是非之地，价值多元之区，不必苛求一律而趋同。倘不合己意则痛詈之而后快，网络必成一大骂场，则与猪行马市之牛哞马啸，鸡同鸭讲无异。匿名上网乃国人之自由，言说自由亦是不言自明之理，然匿身网海，作恶龙喷水之混搅，放不负责任之言论，可骂可不骂，当骂不当骂，必骂之而后快，犹如满地溺屎，臭熏逼人。殆曲会南华之道在屎尿耶？更有甚者，置被骂者于死地，痛詈之而鸟兽散，令人悲愤无状，哑声寂默。此网骂不必担责，不当面与人对质，而令人性恶之潘多拉盒子大开之故。知网络如此特性者，必不与骂而无水平者对骂，此将自陷泥淖，降己人格而不自知。
天下可骂之事可骂之人，夥矣。因之中外之人，咸同此好，美语四字经之发达，亦不在中华国骂之下。然自以为生专制之邦，居独裁之国，匍匐蚁行于世，当以骂无良之政府为要。一人之恶，与制度之大恶相较，此小巫之见大巫也。然无论痛骂人物还是诋詈制度，皆以不违法乱宪为上。然恶法当从良，亦是不言自明的。

   1.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
   
    2.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3.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4.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

    5.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6.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干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

    7.无论何处，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不久便导致发现社会的最阴暗的污点，而人们不再愿意容忍这些污点，但是或许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好处。

    8.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9.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10.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11.“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W·H·张伯伦

   12.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埃利·阿列维

   13.用社会主义一词说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标，把一个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一个终极理想的名词用于一种特定的方法，或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14.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在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明智地选择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它是有关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的争论。

   15.亚当·斯密：“虽则能够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但却具有这一性质，即对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来说，利润不足以补偿耗费”。

   16.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

   17.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18.过去50年中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竞争法则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这个历史事实当然是无可争辩的——虽然这种现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夸张了。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后果，还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后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发展的实际历史强有力地使人想到后者。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下，现代技术的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广泛领域中垄断的发展不可避免。

   19.大企业的高效率并未得到证明。被认为是破坏竞争的那种有利条件，在许多领域内并未显示出来，大规模的经济，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也并不一定产生垄断……对效率来说最合适的一种或几种规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给量受这种控制的支配以前很久就达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的消灭这个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应当注意，垄断的形成常常是规模大成本低以外种种因素的结果。它通过互相串通的协定而形成并为公开的政策所促进。当这些协定失效和当这些政策扭转过来时，竞争的条件是能够恢复的。

   20.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21.只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

   22.我们认为我们个人排列各种价值的顺序不仅是个人的排列顺序，而是在有理性的人们的自由讨论中，我们会使别人相信我们的顺序是正确的。

   23.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24.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亚当·斯密

   25.在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26.在有限途径中选择，多数还是会找得出的;但相信事事都必定有一个多数看法，那就是迷信了。

   27.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

 　28.如果民主制度决定了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又必定要运用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它必定会变成专断的权力。

   29.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

   30.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31.康德：“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32.立法者的权力无限制这一观念，部分地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结果。它又由于下面这种信念而得到加强，这种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某些人在法律规定上有权按他的方式去行动，但这并没说明法律是否给他权力采取专断行动，或法律是否明白地规定他必须如何行动。很可能，希特勒是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式获得无限权力的，因而在法律的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谁会因为这种理由而说，在德国仍然盛行着法治呢?

   33.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34.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一般规则，而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

   35.某些产业或活动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来从事的，因此，许多表面上针对一个产业或一个职业阶层的措施实际上是指向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一切极其充分地向所有那些希望了解计划怎样在实际中造成政治后果的人证实了，像“由政府控制产业发展”这种表面上无关痛痒的原则，会为那种歧视和压迫政策提供几乎无限的可能性。

   36.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希莱尔·贝洛克

   37.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

   38.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有许多事情远比经济上的得失可能影响到的事情来得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生活上的舒适品，甚至超过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它们相比，“肮脏的金钱”，也就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

   39.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

   40.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41.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42.在竞争中，在决定不同的人的命运方面，机会与幸运常常是和技能与先见同样重要的。

   43.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

   44.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45.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46.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

   47.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48.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

   49.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50.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托洛茨基于 1937年

   51.经济保障这一概念与在这个领域内的许多其它用语一样，是不明确的，是含糊其词的，因此，对要求保障的普遍赞同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危险。其实，如果人们在过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保障的话，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

   52.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这句话说得很好。

   53.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剥削中，从来没有哪种剥削比一个较不幸的生产者集团中的成员从一个基础稳固的集团那里受到的剥削更恶劣、更残酷的了，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

   54.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55.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阿克顿勋爵

   56.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

   57.把权力分裂或分散开来就一定会减少它的绝对量，而竞争制度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58.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时，决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

   59.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60.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 ——E·H·卡尔

   61.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62.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罢了。

   63.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64.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 ——《泰晤士报》

   65.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旨在反对垄断者的措施在事实上却只有助于加强垄断的权力。对垄断利润的每一次袭击，不管它是为了个别集团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都容易产生新的既得利益，它又反过来会助于垄断的扩张。

   66.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

   67.反对政府主要目标的大多数人竟然奴役本该自由的人，这是否公正或合理呢?毫无疑问，如果使用强力的话，少数人迫使多数人保留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比多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以最有害的方式迫使少数人与他们同为奴隶要更为公平。那些只寻求自己的正当自由的人，只要他们有权力而且起而反对的人数绝对不足以推翻它，那么他们总是有权利获得这一自由。
——约翰·弥尔顿

   68.我们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并不是我们对物质福利有任何反感，甚或对它的欲望有所收敛，而是相反，我们拒绝承认任何障碍、任何可能有碍欲望之满足的与其它目标的冲突。

   69.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己经以令人惊骇的程度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量，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如何成功地利用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落后了。如果此话就此打住，那么它是相当对头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

   70.联邦原则是使各个民族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而对他们合理的独立愿望并不加以非分遏止的唯一形式。

   71.实际上，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72.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所独揽一切权力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

   73.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74.只有在一种既保证某些规章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又保证有权执行这些规章的主管当局不把它们用于任何其它目的的真正的法律制度内，小国才能像在国内场合那样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75.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

   76.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现在，什么在我们心中呢？总有一个东西，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占据了我们的内心。现在我深信，我们真是一个空壳子，什么在我们心中，它就成为我们的所是。城市也是一个空壳子，装满了我们，城市本身并没有罪，这个偌大的容器还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我们因此成了城市的内容，我们心中强烈的欲望使城市彰显出凶恶的和紧张的面貌，因此，什么在我们心中便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