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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网络，我们看到这些真真切切的照片。赣江大学、江西服装技术学院，校园里一片狼籍：全副武装的警察、捣碎玻璃的建筑、坚硬的装甲车、被掀翻的车辆。或许，这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暴乱，而暴乱的实施者，果真是那些被人们视为只懂得读书和恋爱的八十年代人吗？

这让人感到震惊。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对于简易的路障和被掀翻在长安街的军车，我们并不陌生，但八九一代的学生，即使在最愤怒的时候，也不会砸破一块校园中的玻璃。他们的抗议是宏大、超越乃至于抽象的，而这些突然陷入绝望的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们，当他们感到利益受侵害时，选择的不是上街游行，却是首先从身边的东西砸起，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感受到一种比我们更深的绝望？

我们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向民办高校及其招生者，不能仅仅怪罪于利益驱动，既然“二级学院”的存在如此普遍，以至于形成超过100万的黑大学生的存在，那就必须承认，这是中国高教政策摇摆的产物，行政决策的忽左忽右，管理力度畸轻畸重，这都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渊薮。

但比这种社会矛盾本身更可怕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丧失了协调社会矛盾尤其是深层社会矛盾的机制。

根据能够收集到的有限资料，以赣江大学为例，可以将冲突的大致过程概括如下：一开始，学生们得知即将得到的毕业证书不被社会承认，罢课，拦截了校园交通，同时打电话给各新闻媒体希望引起关注但无一媒体记者前来采访，而学院领导对于学生的要求不予理睬，部分冲动的学生开始捣毁校车玻璃，此时，校领导被迫露面，但对学生提出的主要问题置之不理，学生再次破坏学校的车辆及设置，保卫处工作人员在阻拦破坏财物的过程中对一女生实施殴打，矛盾升级，“2000多学生排着队对学校的建筑物进行地毯式的毁灭！”，此后便是围攻保卫处，有人开始放火，防暴车赶往校园，仍然无法有效控制局面，被迫招来更多的武装人员。

据称，在赣江大学的骚乱至少造成如下损失：烧毁校园110轿车1辆、烧毁防暴车2 辆、烧毁学校领导轿车1辆、砸烂校园大巴 3辆，而被砸毁的建筑物，因数量太多，一时无法统计。另一所学校江西服装技术学院的冲突，暂无相关资料。

透过对这一过程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利益表达渠道和公正舆论机制的缺失，是导致恶性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

当学生们得知无法得到正式的大学毕业证的时候，他们不是走向法院递诉状，不是给人大代表写信打电话，而是选择了堵塞交通的方式，希望通过“把事情闹大”的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关注，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法治和民主状况摆在那里：法律维权的代价太高，而在任何一级议会中都没有他们投票选出的代表。于是，他们除了做顺民之外，就只能做刁民或暴民，惟独做不成的，是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公民。

我们也可以假设，如果当地媒体记者能够及时到达现场采访，他们可以给愤怒的学生最后一线希望，纾缓他们高度紧张的情绪，不仅如此，新闻记者的在场，也能迫使大学生对暴力倾向有所克制，毕竟，在媒体的注视之下砸碎玻璃的法律后果，他们是清楚的。然而，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当下的新闻竞争已经十分激烈，尽量这一轰动事件具备吸引眼球的众多要素，但在宣传机构控制之下以弘扬主旋律为已任的记者们此时是不敢到场的。

于是，到场的只能是保卫处干部，只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协调机制”。在矛盾升级之前，大学生给新闻媒体打过电话，也曾到教育厅反映问题，但没有谁会关心这些学生的命运，也没有人必须为这样的事情负责，于是，矛盾对立一方的学生，只能向另外一方施加压力，而另外一方的“鸵鸟战术”当然会激怒这些绝望的学生，这时，自以为反手掌握了主动的另外一方就派出了公安处的打手。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看到，情势似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不再仅仅表现为利益表达渠道和公共舆论机制的缺位——面对处在危机爆发之临界点的群体事件，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官员主动介入。

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似乎只有“稳定”社会的手段（警察和防暴车），却没有矛盾沟通的预防机制！这是何等可怕的状况。难道，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的维系，最终都要赖于冰冷的防暴车吗？

而与这种状况伴存的，是一个个会议、一篇篇文章中不厌其烦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到“和谐社会”的目标转移，无疑是一种进步，哪怕这种进步只是纸面上的，也值得肯定。但“和谐社会”如何走出形式主义的口号重复，融入对对社会矛盾的具体化解中，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发生在赣江大学等校园里的暴力事件说明，暴力的发生往往是没有先兆的猝然来临，因此，无论异议圈子中对“暴力”与“非暴力”的争论，还是政权对无实质内容的书生式“暴力憧憬”的打压，都是没有意义的。暴力事件不会由于理性异议者的反对或政权的打压而失去爆发的可能，重要的是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被激化，当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无法为自己合法利益申诉的终极困境时，这个社会就会坐上火药桶。我注意到，最近《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该刊记者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社会矛盾所做的调查报告，调查发现，许多社会冲突的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也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这种冲突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该调查列举了发生在各地的一些“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如：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广州市白云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死亡；广州市黄石街派出所所长李明说：有时警察进村巡查办案，一群闲散人员涌来围观，一些外围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乱起哄，甚至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声“警察打人了”，也会引起骚动。

说穿了，“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表现就是围观、起哄、丢石块，是对“穿制服者”的一种心理逆反，是社会矛盾趋于升级的清晰信号。

因此，我们有必要设想这样一种可能：当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与“非直接利益冲突”心态下的看客相遇，是否能够聚集起足够多的人员，使警察对现场秩序的控制成为一个技术性难题？

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谁能有效制止这种聚集中可能产生的暴力冲动呢？

正如我们在赣江大学所看到的情形，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爆发就造成上千万的经济损失，对现代社会而言，暴力不应是文明推进过程中的原则性手段，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非暴力”原则越被全社会所接受，中国社会转型的代价就越小。但“非暴力”原则的有效传播和被广泛认可，有赖于政府的让步和努力。一方面，政府必须谨慎而最大克制地使用警察暴力，警察暴力的有效性从来就未被广泛证实。如果这种暴力的使用加重了“非直接利益冲突”下的对立心态，它就会成为传播暴力思想的特殊手段。另一方面，在“和谐社会”建设已经被执政党视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必须有新的思路来处理和应对社会矛盾的产生和爆发。

社会、经济、文化层面上的言论自由（我们暂且不谈及政治层面的言论自由），不应再视为政府对民间的恩赐，它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共存方式。言论自由，不仅能够约束官员对民众利益的侵害，也能防止某些利益集团、机关、企业等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便利，对弱势民众实施欺诈。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将会带来实际看见的好处：由于侵权成本提高，侵权事件的发生频率将大大降低，民众可以安居乐业，政府也不用总为“突发事件”提心吊胆。

同样，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进行探讨，即使还无法从理想中的民主社会普遍原则出发，我们仍然可以假设并且有理由认为，逐步开放自由选举，已经具备可行性，比如说，省级以下的人大代表名额，完全可以向民众开放一个适当比例，这种比例可以暂时控制在一个较小百分比内，使之不足以对中共政权产生威胁，但可以使民众疾苦有一种在权力体系中的表达。中共这样一个强大的权力存在，竟然没有任何自信开放人大代表的选区制尝试！

于是，目前这种既无有效言论监督，又无合法利益代表的状况，在权势者与无权者之间划上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这种鸿沟的存在，可能会使任何“社会和谐”的努力都流于空泛。当一个无权者连政府机关的大门都无法进入的时候，当没有熟人就连办事门径都找不到的时候，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效的利益共同体吗？久而久之，能不产生阶层分裂吗？

发生在赣江大学和江西服装技术学院的骚乱不是孤例，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南昌市的十几所大专院校都有程度不等的破坏事件发生，组织联合罢课游行的消息相信也已摆上高层的桌面，而就在此前不久，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也发生了几乎完全雷同的大规模骚乱，因此，燃起在校园里的“南昌之火”足以成为这一代人生存中一个真实侧面的标志。八十年代人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幸福的一代人，但在上一届政府大跃进式的盲目扩招政策影响下，成千上万的八十年代人耗费全家的积蓄和几年大好时光后，很可能只能拿到一张等同于废纸的所谓“文凭”，而权利意识淡漠的僵化体制又难以给他们以公正的说法，他们的处境之绝望是可想而知的，前途和未来，对这些尚未踏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绝望将会在怎样的程度上被延续，他们的绝望又将导致怎样的社会问题呢？

毋宁说，这种绝望其实正在全社会蔓延，“南昌之火”之所以在此燃烧起来，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更年轻气盛，只是因为坏消息的降临太突如其来而已。谁又能说赣江大学的大学生的绝望不正是中国民间的绝望呢？我们的权利在哪里，表达我们意见的议席在哪里？

我们悲哀地看到，如果没有这样严重冲突事件发生，中国教育中的这一面，就难以引起世人的注意。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照片令人痛心，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会有严厉的法律追究，一些年轻的学子和他们身后的家庭，将遭受莫大的痛苦。暴力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受到摈弃，在这一点上，八九一代曾经的表现，是值得汲取的思想资源。

民主是中国社会的理想，但在现实面前，如果能看到一种朝向理性方向的折中路径，应该说，也是能够被民间力量暂时接受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再退一步：不谈舆论监督，不谈利益代表，只在行政运作的层面上，呼吁政权迈出真正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步骤。“和谐”这一目标无疑是诱人的，但是，“和谐”已经喊了很久，却有干打雷不下雨的嫌疑。自下而上的上访被认为是影响稳定，而权力架构中却没有设置自上而下主动化解纠纷的功能，于是大家都在含社会和谐，却没有哪一个机构哪一个部门去管“和谐”这档子事，当邓小平强调稳定时，他可以把关系稳定的事交给军队和警察，但“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政治正确的目标，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负有实施的义务，最终仍然只是由警察部门负责解决“不和谐”了的问题。仅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和谐”，仍停留在“说”而不“做”的阶段。既然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部委的构想，为什么不可以成立一个类似“和谐社会构建委员会”的机构呢？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成立，总可以给民间留些画饼充饥的想象啊。可惜，除了口号，还是口号，除了表态，还是表态。对于赣江大学这样的问题，如果有政府部门主动介入，是完全可以避免暴力事件发生的。各级政府面对目前的社会矛盾冲突所采取的措施，最多只能是亡羊补牢，“和谐社会”所需的未雨绸缪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亡羊补牢的措施我们都很少能够看到。

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官员的腐败，无论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的思想教育本身，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矛盾多发这一现状，“南昌之火”只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一种极端模式，教育、医疗、住房、分配、社会保障等事观民众切身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已显露出中国社会“稳定”的危机连连，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之高并不是一个理论或学术问题。我们无法断言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社会大变革的征兆，或者只不过一个个孤立而无关大局的悲剧事件，但是“南昌之火”的燃烧迫使政府从长沙调动了大批武警前来，这是否可以说明，当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时候，单靠当地的警察力量已无法应付？即便这种猜测是杞人忧天，作为掌握权力的人，在苏东变革和中亚颜色革命之后，也必须证实社会陷入失序的可能性，毕竟，在规模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的时候，有效地掌控社会，使之以平稳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机会只有一次。这种机会一旦丧失，可能是社会之福，也可能是社会之祸，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一旦社会被迫以失控的方式去完成规模巨大的转型，目前的当权阶层肯定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也可能失去保障。

在“南昌之火”中闪烁的暴力因素说明，过早地断言中国能够走出暴力转型的恶性循环，可能过于乐观。同时，我也注意到，近期，在北京、广西、云南等地连连发生犯罪分子袭击警察致死的恶性事件，从法律上讲，犯罪分子的行为必须受到惩处，但从事件背后隐含的社会心理上分析，一种绝望和暴力的情绪，似乎以不应有的密度威胁着这个社会。

自八九民运以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以及异议力量的顽强坚持，基本遵循了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这是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积极因素，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中国政府不应继续十七年一贯的打压政策，而应尽快开启与民间社会的对话之门，同样，对于群体事件中的冲突，也不要动辄归罪于“一小撮”和“别有用心者”，打压会从根本上毁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在一个已经形成阶层分裂的社会中，“和谐”的前提是“和解”，这需要政府走出切实可见的第一步，只有尽快构筑全社会的良性沟通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才能在根本上熄灭一次又一次的“南昌之火”，否则，“南昌之火”仍有可能在其它地方被点燃。

和讯博客

2006年8月28日江苏《现代快报》报道：扬子水泥厂一项耗资两亿却未经审批的扩建项目，施工4个月后被曝光。怎么被曝光的呢？因为工程脚手架坍塌，造成4名工人死亡、7名工人受伤。可以从多个方面说明只顾“政绩”不顾改善人民生活的大跃进的危害。这里先从建筑工地的塔吊吃人一窥以增长冲击人道的本质！

据笔者推算，1992年以来的十年间，建筑工地因管理不严造成工人死亡约50-80万。光是2000年6月一个月内的“塔吊吃人”报道我就看到多起。在北京：6月4日，北京市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玉泉路宿舍新建楼工地，正在施工中的塔吊大臂第三节销轴脱落，大臂戳倒在地面上，塔帽及平衡臂坠落到新建楼上；6月10日万泉花园12号楼工地，在拆除塔吊的作业中，塔吊大臂、平衡臂和塔帽倾翻坠落，造成作业人员3人死亡，1人重伤。在辽宁：2000年6月10日，沈阳市万泉花园12号楼工地，在拆除塔吊的作业中，塔吊大臂、平衡臂和塔帽倾翻坠落，造成作业人员3人死亡，1人重伤。2000年6月21日，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北市新村2号楼工地，在拆除塔吊的作业中，塔吊平衡臂突然坠落，站在平衡臂上的2名拆装人员随之坠落死亡。在广东：2000年6月27日，深圳市地铁一期工程水晶岛站工地，在进行塔吊顶升作业中塔吊倾翻,造成正在基础坑内作业的1名工人死亡。……上海市2000年一度连续发生塔吊重大事故数起，死亡10余人。

建筑工人的血汗换来的往往是巨大的浪费！据报道：中国每年的基本建设工程浪费惊人，或者出于乱决策，或者因为监管不善，造成的浪费每年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

如今中国人对“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已耳熟能详、耳朵起老茧了。这里简单用一些数字加以说明：

据专家披露，中国“八五”期间中型以上的项目成功率只有58%，也即42%是失败的。投资如此，而效率、生产率呢？据说丹麦酿10吨嘉士伯啤酒用50吨水，而中国平均要用45吨水；中国创造１万美元产值消耗煤是日本的6.8倍，中国平均生产一辆汽车要178小时，而中等发达国家只要13小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平均生产率的5%！

据2003年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按照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2015年以前，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预计将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中国的常规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存在枯竭的危机……中国历年垃圾堆存量目前已高达60亿吨，占用耕地5亿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人民币。全国城市现已发展到660个，其中已有200个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以城镇人口2.6亿、每人每年产生440公斤垃圾计算，产生垃圾量为1.14亿吨，可以使100万人口的城市路面覆盖1米厚的垃圾……中国每年造成的垃圾损失约250亿-300亿元，而城市垃圾本可创造2500亿元的财富。学者朱庆芳在《慎言经济高增长实现高效益》一文中指出：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中国1985-2000年GDP的增长是使用生态赤字换取的，应扣除牺牲的生态赤字因素23%。世界上平均1美元能办到的事情，中国要花1.25美元。世界银行根据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居192个国家中的第161位，只及世界人均财富8.6万美元7.7%。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从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年均递降4.2%。

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9月16日报道，我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

大跃进的背后是巨大的亏空！按照目前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资产平均损失率已达44%。过去10年国有企业在股市共圈钱9000亿元，而每股收益1992年是0.419元，2001年降到0.136元。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张春霖在《国企改革莫成“扭亏增赢”运动》一文中揭露：从1997年到2001年，国有企业户数减少了33.6%（目前总数17.4万家，其中16.4万家是中小企业），职工人数减少46.6%。2001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报酬率提高到3.3%，但仍然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两个百分点。而资金注入却有增无减，1997-2001年，企业总数在减少资产总额仍增加了30.3%，负债总额增加了33.6%。几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贷款中，国有企业占了大部分，回收率最多只能达到20%。2003年国家审计署对12家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审计的结果是：“企业做假账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虚增利润的问题较为突出”，这种情况和干部考核指标有关系。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垄断超额利润中很大一部分是消费者利益的简单、粗暴的转移。张先生说，如果简单看盈利与亏损，今天的国有企业盈利状况如果能够回到1980年代的水平，改革就该算是大功告成了。以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与盈利企业的盈利额的比率看，1988年以前从来没有超过10%，1990年代以后却多数年份都在40-70%之间，最高的1998年甚至达到过93.5%。

据说巨大的投资能够带动就业——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增加500万人就业。可是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2003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98-2000年工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的相应比例为负0.11。

ＹＳ论坛

7月14日，我乘火车去芜湖，过了淮河，渐渐呈现出一派鱼米之乡的气息，待到再过长江，不禁感叹，好一块事农耕的风水宝地。盛夏，艳阳炎炎烈烈，或有池塘溪流泛起鳞鳞水光，稻子长势煞是喜人，长江在不远处奔流。傅累所译《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开句云：“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如此灵动的土地，必有几位优秀人物，否则愧对山川。

芜湖有三宝：大米、毛明、秦立志。如今芜湖大米随着东北米的入侵衰落了，还剩下老毛和老秦两宝。二人虽然匿于民间，却是当之无愧的中华英才。老毛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研究和理解，将数不清的大学历史教授远远抛到身后；而老秦则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宗教家。尽管二人才具非凡，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多么的了不起，他们在一边面对生活，一边承受着生活对他们那些“不切实际”的追求百般侮辱和嘲笑中，继续他们“不切实际”的追求。

老毛其貌不扬，若是换了毛泽东年代，稍事化妆便可以去演电影里的马匪头目或者抗日根据地里的地主。老秦则浓眉大眼，英气逼人，虽然有些潦倒，却丝毫不让汪精卫、周恩来这些美男子。不过，比脸盘子，老毛落了下风；比身材，却是老秦稍逊。老毛高大挺拔，年过40仍旧能在足球场上健步如飞；老秦则有些矮胖，逢着大热天，衬衫随时都是湿的。

我下了火车，老秦站在出站口朝我张望，然后喊：“兄弟诶～我在这。”一边擦汗一边要来抢我小小的背包。他问我热坏没有，我说没事，倒是你一身大汗。他反驳说你从北边过来，应该比我热。接着要带我去个有空调的地方凉快凉快，我问远不远，他说不远，我说那走过去，但他还是拦了出租车。他平日里骑个自行车东奔西跑都不嫌热，我来了，他却要为我打车。

上得出租车，他似乎要解释一番打车的原因：“老毛说了，一定要把你伺候好，否则他跟我算帐。”我哭笑不得，又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么大动干戈，劳民伤财。

我曾经不止一次浪费过纳税人的血汗钱，但每当劳民伤财之事降临到我头上，我总是无法抗拒，这次也不例外。

老毛早就给我定下了住处，到了住处，我打开背包，将里面的东西悉数取出来，见还有一个小小的塑料袋，我稍有些诧异地说：“哎呀！

这两个酱鸭掌，火车上忘了吃，恐怕已经坏了。“老秦眼睛瞪得老大：”什么鸭掌？“”昨天晚上芳草请我吃消夜，剩下两个，我给包回来了，准备火车上吃。“他赶紧一把抢过：”别吃了！这大热天，肯定坏了！坏了！“接着把塑料袋凑到鼻子下，嘴一撇，眉头轻皱，脸上肌肉随着鼻息一同抽动了一下，要将鸭掌往垃圾篓里扔，我刚伸手准备去挽救，哪里还来得及。接着，他开始埋怨徐安杰不是东西，把我弄得可怜兮兮，肚（第三声）子里一丁点油水都没有。（因为徐安杰是素食者，我住在他家，便陪他吃素。）

安顿停当之后，我们前去寻毛明，他下午单位有足球训练，而他是队长，于是我们前往随老毛前往足球场。我在场边站着，见足球飞来飞去，忍不住脚痒踢了几脚，结果当场皮鞋张嘴，之后我穿着张嘴皮鞋在南京、青岛等地晃来晃去，直到遇上从上海来的小乔，她取出一双购自上海的皮鞋相赠，我的大脚趾头才停止了“放风”。黄昏将至，天上苏27战机飞来飞去，发动机轰轰作响，市委书记的讲话声都可以被这巨响彻底屏蔽。苏27航程高达4，000公里，驻扎在芜湖，近可以拱卫上海，远可以支援北京，更能南下到台湾或东进到日本去执行任务。这种俄制战机专门针对美制战机的弱点和特点研制，据说是美国佬的克星，时不时在各类航展上表演机毁人亡的高难度动作。不过我疑心如果中、美之间开战，那么根本犯不着出动这些战机，因为早有军方高级将领扬言要“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大城市，和美国佬来一场核大战”。

当然，如果真打这么一场核大战，这位军方高级将领会躲到西安以西某小城市或是山沟沟，反正核弹炸不着他老人家，只不过他老人家的子孙后代要喝那被核物质污染过的水，然后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畜牲不畜牲的东西。

晚间，二位设宴为我洗尘，老秦又提起鸭掌之事，不禁愤然：“那鸭掌，才这么大一丁点，是老娘们吃的零食。我们大老爷们，应该啃大的。”于是点了猪蹄，此后在芜湖的日子，他们顿顿那猪蹄子塞我。

接着又劝酒，我说：“酒量可怜，饶我一命吧。”但老毛不干了：“这可不行，以后你见到刘晓波，说是在芜湖老毛那里，酒没喝高兴，岂不是坏了我的名声？”我答：“我要真这样说，刘晓波只会说‘芜湖那老毛不错，不灌人酒。’”

接着又痛陈家史，老毛的老父亲当年曾经做过工会主席，到了文革期间，人家说他居然敢“冒充毛主席”。因为那个被称为“毛主席”的东西只能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毛老人家。不幸的是老毛的父亲也姓毛，而且也是主席，虽然只是个工会主席。为此老人家被批斗得死去活来。

1989年，“6.4”被镇压之后，老毛曾站在芜湖市政府广场中央的一个高台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说，20多个“政保”（现在叫“国保”）

围住他想把他拉下来，都没能成功。愣是让他把想说的都说完了。

那时老毛还年轻，尚未娶妻生子，如今老毛早已有了儿子，小伙子名叫毛新Ｘ。有位朋友说：“我给你儿子起来了好名字，快改了吧。”

问什么名字，答曰：“毛泽西。”因为现在，毛明的儿子和毛新远一辈，毛明就比毛泽东低了一辈，划不来。而改了之后，毛明的儿子和毛泽东一辈，毛明就比毛泽东高出一辈，毛明的老父亲（死于毛泽东暴政的老人）就成了毛泽东的爷爷。

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名字不能想怎么起就怎么起。前年广东有一对双胞胎新生儿，起名“钟共”、“钟央”。后来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改名，理由是：要是以后孩子上了幼儿园，老师说：“中共中央别调皮。”成何体统？

我在芜湖，他们顿顿请客，顿顿拿猪蹄子塞我五脏庙。因为吃猪蹄，补猪蹄，我写作需要靠自己这对猪蹄子敲键盘，所以得多给我补补，省得蹄子哪天磨坏了，没法写作。但是我觉得没大多关系，因为现在技术进步很快，等到蹄子磨坏的那天，应该会有很方便的语音输入软件问世，到时候再让他们弄点猪嗓管给我补补就行。

某日无事，在镜湖附近转悠，据说先前湖边时常有少女洗头，乌发带水，随着岸边柳条一同在风中摇曳。我果然看见远处有位洗头的女子，走到近前，发现是位女民工，只有女民工才会舍不得掏自来水费，拿湖里的脏水洗头。这湖是当年状元张孝祥捐田百亩所建，孝祥先生一曲“长淮望断……”千古流传，他还有一句，虽不出名，我也非常喜欢：“烧残银烛焰头红，半老佳人可共。”

不过当今有钱的“知识分子”们不少，却从未听说这些铁公鸡们赚了钱后干过什么好事，更别说捐田百亩了。我总是把芜湖当成江苏某地，因为这里与蚌埠差别太大。在古代，这里属于扬州，而蚌埠属于徐州。我问老秦：“安徽的不同政见者抱得很紧啊？”他说这是淮军的传统。后来，我被国保逮去，他们要我写写所认识的不同政见者，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徽的胡锦涛。可是我觉得胡锦涛这号人物，应该排在张林、侯文豹、王庭金等人之后，所以我准备把胡锦涛放在最后一个写，可是等到交作业时，居然把锦涛兄给忘答了，估计国保的阅卷老师们会给我批个不及格。

虽然我不喜欢李鸿章，但李鸿章总比洪秀全那帮贼人们要不坏得多，我是个云南人，我们滇军历史上的大名丝毫不亚于淮军。蔡锷军长大旗一举，袁大头的皇帝梦立马泡汤，可惜宋教仁先生被袁世凯害了，宋教仁之死宣告辛亥革命已经失败，蔡锷亦无力回天。

如今淮军依旧大旗不倒，而滇军除了一个早跑到皇城根下的赵昕，只剩下我这穷酸在卖文为生，实在潦倒不堪。云南人别的不怎么样，贩毒、吸毒、卖淫、嫖娼倒是很有一套。

我在芜湖呆了好几天，惦记着要到青岛去，虽然舍不得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讨论宗教、艺术、历史等问题，我们能忘记一切直到深夜。第一天夜里，我说：“今天攻陷巴士底狱，再过几分钟便不再是7月14日，没有酒了，我们用茶水碰一杯吧。”于是我们碰杯，我们要纪念这个日子，因为历史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日子了。

但是天天吃他们喝他们，心中愧疚。老毛见我抽安徽名烟红三环，问多少一包，我说一块九，他皱眉，给我买了一条好烟。老秦又嫌我眼镜不行，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娘子打工的眼镜店，配了一副。待到离开芜湖，却买不到去青岛的票，他们托了铁路上的朋友，让我买了两包烟，待到开往青岛的火车到站时，由他们的朋友交给火车上的乘务员。

老秦送我去火车站，到了进站口，时间已经十分仓促，他说：“我去上个厕所。”一路跑了。天非常热，等跑回来时已经汗流浃背，手中提着些食物。原来是在车站外买的糕点和酱鸭腿以及饮料等物。我买了两包十块的烟，而行情却是20的，车站上又没有好的香烟卖，想补也补不了。老秦心急如焚，担心我上不了车，不过还是上了，谢天谢地。

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有隔着玻璃窗默默看着他，我又要去向远方，不知何日重来。我以自己身为一名不同政见者而自豪，若不是这样，我便无法结交到他们。他们在奔波劳苦的生活中一边尽着为人夫父的责任，一边期待着自由来临。17年了，转眼又是一代人。

民主论坛

台湾北高两市选举尚未正式揭幕，真正的选战其实已经开始。又有一场好戏，在这片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上上演了。

从李登辉代表国民党下台的那次选举看起，看台湾选举已经有好些年头了。看多了，就觉得挺刺激、挺娱乐、挺好玩。除了这“三个挺”之外，还有“一个挺”，就是越看，越觉得在台湾当个参选人挺可怜。

比如说这两天炒的火热的郝龙斌“水电费事件”。

郝龙斌，我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个好小伙子。平头正脸、五官整齐，跟我一样面带忠厚。套用康生先生的话说，凭我几十年之革命经验，一看这家伙就错不了。更何况他是主张两岸统一的国民党的参选人。基本政治理念和我一致，好，没说的，我支持他。恨就恨祖国没统一，咱没那边的投票权，只能站在海峡这边，干着急，有劲使不上。

——话跑题了，咱还是继续说这个郝龙斌的“水电费事件”：近日，郝龙斌在台北市的竞选对手谢长廷指使手下放风，说郝龙斌沾他父亲、前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光，使用公家免费的水电。事情虽然最终被查证属子虚乌有，但像我这样“挺郝”的朋友们肯定都为郝龙斌捏了一把汗。因贪腐已经声名狼籍的陈水扁，给民进党的参选人在台岛各地投下了票房毒药，勉强应战的谢长廷本来也只是“贵在参与”，根本没有胜选的希望，不料掌握了“水电费事件”的线索，老谢混暗的双眼前面似乎闪过曙光一线，好象找到了一根他政治生涯的救命稻草。接下来，这老谢炒做“水电费事件”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可以想见。

时至今日，所谓的郝龙斌“水电费事件”已经水落石出，双方开始另找由头、另辟战场。这个话题，也必将逐渐被公众淡忘。

现在，也许只有我，还在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什么“水电费事件”？多大点屁事，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先不说老谢不调查不研究乱放空炮，就是实有其事又有什么了不起？人家他爹当“行政院长”，他沾点小光不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就说是“沾公家便宜”，区区一点水电费，能沾公家多大便宜？这点便宜与他们父子两代为台岛做出的贡献比起来算得了什么？这个台湾人啊，真是小鼻子小眼小肚鸡肠。身在祖国大陆，时常不断有贪官落马的消息传来，动辄上千万、上亿，逐渐适应了贪官们的大气魄、大动作、大手笔，对台湾这个小地方拿几个水电费大事张扬的小家子气，真还有点看不惯。

在台湾参选“领导人”真够可怜的。这么一点屁事都叫人抓住不放。据了解，除了“水电费”事件，绿营还抓了郝龙斌的其他几件事，比如他父亲建筑违章——后经查实这建筑是制定违章标准前盖的；比如指责他担任“环保署长”期间授受公司的好处——指责人对此拿不出任何证据。等等，在我们看来，也都是一堆提不上桌面的屁事。

其实，台岛的参选人可怜的又何止郝龙斌。凭心而论，老谢遭到的攻击，在我看来也是一堆鸡毛蒜皮。比如郝龙斌指责人家涉嫌“高捷弊案”，也同样拿不出人家Ａ钱的证据；比如台联党的周玉蔻揭露人家对她许下“三个承诺”，更是没话找话得没谱。

没有巨额硬通货可以拿出来爆料，只拿着这些小玩意攻击对手，也不怕他们的大陆同僚嗤之以鼻。

想到了我们这边近期倒台的陈良宇、刘志华。不对，台北市充其量算个地市级的省会城市，怎么能和我们直辖市的领导比气魄、比动作、比手笔呢？说起来，台北市长，应该和我们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是平级干部了。不能想像如果李大伦在任期间仅是出现了类似的“水电费事件”，或者台北的市长们像李大伦一样涉嫌受贿１３２５万元，对他们各自的政治前途有何影响。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台北，这一级干部在竞选对手无孔不入的监督下，几乎难有收受如此巨额贿赂的机会；而在我们这边，区区“水电费”问题根本不会支起有关监督机关、乃至公众的眼皮。

科学的选举制度的设计，不让你有做成大贪官的机会，包括“水电费”这样的小便宜你都没得沾；也许它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特权，但它肯定能最大限度的限制特权。竞争对手无疑会把他掌握的你的所有缺陷交付社会舆论。进入竞争之中，对你就意味着一切都要置于阳光之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前途，在他们最终的判断。

台湾参选人的可怜，是台湾残酷的选举制度使然。面如此的对竞争，面对如此的监督，那些怀有升官发财迷梦的政客没有前途，一时蒙混过关也终将付出代价。即使因为一个屁大的“水电费”事件，就足以让心雄万丈的参选人阴沟翻船。没有天生的圣人，是选举制度把有志于从政者逼成了“不沾锅”，逼到了实践“三个代表”中“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子上。

想到了我们这边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打击贪污腐败。打击总比不打击好，有反腐成果总比没有好。这一点首先值得肯定。但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仅靠打击治标不治本。那句老话是对的：“惩治腐败，要从源头上抓起。”怎么才算是从源头上抓起？台湾类似选举制度的实施，应该给我们以借鉴。什么时候连类似郝龙斌“水电费事件”这样的小事都算做了官员的劣迹，中国的反腐事业才算真正有了进步。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弗洛伊德对军队和教会的心理学研究对太平天国败亡的心理因素做了集体心理学解释，认为太平天国作为军队与教会的集合体，其内部的心理纽带在两个方向上相互纠结和影响，天京事变使得一个方向上的基础遭到破坏，直接影响了另一个方向上的关系，这源于太平天国政权结构与教权结构的固有缺陷，也和拜上帝教固有宗教理念中的消极因素有关，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场以基督新教为革命工具的运动，按照费尔巴哈的解释，宗教就是自然，人们把所依赖的自然提升到意识中去接受就成为宗教，宗教的心理根源是人们依赖感的存在，是对自己说不清但又必须依赖的事物的崇敬，而这种依赖在某个空间内只有一个1.施莱尔马赫甚至将宗教解释为一种“绝对依靠的感情”（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2.宗教力量是太平军“圣战”热情的来源，也是太平天国群体认同3的基础。应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太平天国的败亡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 问题的提出

法国第三共和时代的保守派勒庞（Gustave Le Bon）在他的成名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4这种特点可以解释一个心理群体形成以后有别于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行为，例如，人们可以在宗教狂热情感的驱动下“慷慨赴死”，可以采用最残酷的手段对待无辜的人而无动于衷，群体行为的恶劣与个人私欲之间的关联可能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更无法单纯从人性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勒旁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因数量因素造成的集体非人格化特点所形成的“法不责众”心理；二是心理感染性所造成的自我意识的催眠；三是群体心理的暗示感受性造成的意志与识别能力的降低5.简言之，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伴随的是个人情感的增强和理智的减弱。遗憾的是，勒旁只是对一种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做了描述，并把其简单地归结为人类的服从本能，这就如同是说，人们之所以出现催眠现象是因为他们会被催眠。从某种意义上说，勒庞是问题的提出者而弗洛伊德是问题的解决者。弗洛伊德并没有对催眠这个本身需要解释的问题做出生物学考证，而是采用了一个反向推导，从群众理论的末端出发，以高度建制化的团体着手，再扩展到街头群众，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一群散乱的人员不是可以随便构成一个心理群体的，那么，这些群体成员心理的纽带是什么，是谁在起着催眠师的角色？ 弗洛伊德选择了教会和军队这两个团体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两种群体都必须有一种外部力量来防止其瓦解或者阻碍其结构的改变，维系这种高度建制化团体的心理纽带一旦破裂，这个群体就归于瓦解。弗洛伊德指出，这个纽带是力比多性质的，这种人类的本能是一种性本能，或者叫爱的本能、爱欲，认同是最早的爱的表达方式，是人在早期家庭生活中形成的6.这种群体的心理纽带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错觉，也就是，在一个教会和在一个军队里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有一个头领，这个头领在前者是基督，在后者是司令官。一旦这种错觉消失，该心理群体必将崩溃。而为了维持这种错觉，头领必须以平等的形象出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成员，所以，基督面前人人平等，而司令官则像父亲一样平等地爱着每一个士兵，这样就在该人为群体中构建起两条心理纽带，一条藉由效忠观念和长官相连，一条藉由平等观念和该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相连，“假如每个个人在两个方向上被这样一条强烈的感情纽带束缚着，那么我们将毫无困难地认为，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个人在人格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变化和受限制的现象。”7心理群体中对于领袖的认同和对于群体成员爱欲认同关系共同维系了该心理群体的存在，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结论。

我们无意对于弗洛伊德的结论做出修正，而是想借助于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一些情况对于这种心理纽带的存续做出说明，之所以选取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个个案，因为太平军既是军队又是教会，军权属于世俗权的范畴，把握在杨秀清手中，而身为教主的洪秀全同时又是世俗君主，世俗权与教权相互纠结，相当于西方中世纪政权与教权之争的一个缩影。我们要关注的是，当一个组织内部兼有两种权力的斗争时，心理纽带的一个方向对于另一方向的影响以及纽带破裂的条件。

二、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心理纽带崩溃的表现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太平军领袖用谴责清廷的残暴来鼓励攻击情绪的投射，用控告清政府是淫乱、腐败之源的方式来鼓励内疚情绪的投射，把清政府妖魔化，散播清帝的非道德性，对其民族来源表示怀疑，断言清政府是撒旦魔鬼必定鱼肉百姓以支持虚弱感的投射，主张将爱投射到“上帝”和“天堂”上去。首先是对满族的来源极力诽谤，“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和，并无人伦风化。”8利用人们的心理意识煽动狭隘的民族意识，“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9同时攻击对方领导人的道德和生活作风，“加以咸丰（原文带有犬字旁，作者注）么麽小子，博弈酗酒，取之尽锱铢，挥之如泥沙。元明园其醉乡也，设男院其渔色也。”10定都天京后，所有这些攻击对方的行状都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而且，天京事变不仅使洪秀全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权力，领导集团内部的残暴也暴露无遗，人们对洪秀全“上帝之子”的身份表示怀疑，对他的后宫生活的纯洁性也提出质疑。正如白鲁恂所言：“在中国文化里最大的权力来源不是制度，也不是武器，而是无私的道德地位征服人心。”11革命开始时，洪秀全一直奉行超血缘主义，作为以宗教发动的激进运动，拥有的是普渡众生的激情，他们用抽象概念理解人际关系，摒除了血肉人情脉络的体会，切断世俗人情关系，把自己交付给上帝，用大我意识吸收小我意识，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成为凝聚他们力量的粘合剂。而天京事变后，人们虽然宗教仪式照作，宗教纪律继续维持，但是已经不能主导大家的观念。洪秀全把次子天佑过继给已故的杨秀清，并保留了其弟杨辅清的爵位，想通过自己的孩子在原有权力系统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由姻亲和神性血统组成的核心，同时转向自己直系亲属和妻子赖氏亲族，从其中的成年人中寻找安慰和支持，为了摆脱孤独感，他开始不停地封王，设定叠床架屋的繁琐制度，但是，在太平军这个既是教会又是军队的组织里，司令官和教主本来就分属两个人——杨秀清和洪秀全，天京事变后，虽然权威混乱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血缘主义的实施让这个人为群体建立的基础（平等）消失了，这无疑隐藏了巨大的危机。

事实上确实这样，当天京城被围数月，面临城破的巨大危险时，天京城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恐，很多太平军战士的心理底线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里我们要引用太平天国史上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12的记载，因为该书既然想掩盖某些事实，必然在伪造的手法上下一些功夫，当我们要竭力把某些事情说得跟真的似的，就必须对环境描写得绘声绘色，以竭力让人们相信自己确实身临其境，所以，赝品背后恰恰是当时真实环境的放大，我们看看这些明显夸张的描绘：“三更后火光忽作青碧色，旋闻大震一声若物堕下，火亦顿息，大声呼救，侍者俱起，门闭不得入。”13 不但如此，在东王府和西王府还出现类似现象，“十一日午后，忽闻声自东南来，瓦屋俱震，旋闻无数鬼苦声，似作申冤二字。杨逆巢中见一白发人遇人即笑，诘之不应，忽又不见。西巢中鬼怪愈肆，白昼亦见形嬲人。”14连洪秀全亲属宫中也不例外，“十三夜，伪宫中见无数红衣红面人立屋脊上作指挥之状，各贼巢亦然，殆将咸阳一炬矣。贼党遇祟自缢自戕者，不可胜计。福逆洪仁达巢中，见一顶帽蟒服者坐其中堂，驱之则化为无数顶帽蟒服者，三更以后，门外人声嘈杂，络绎徐行，作呵殿声，铁链声，竹板声，锣声，声甚希微，间有开门窥探者，见有街灯两盏，人影一队，若隐若现，在十步之外，各处所见皆同，鬼怪之扰，亦渐安静，盖城破在即，神已先入矣。”15天京城内人人自危，以致于“人妖鬼妖互相为患，殊令眠不贴席也。门以内则见妖见鬼，时时哄闹；门以外则拘奸缚盗，救火驱鬼，时时鼎沸。”16这显然是为了反映当时天京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不安与恐惧心态，而此时洪秀全与太平军将士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他神经质般的怀疑而恶化，天京城破之际城内根本没有储备粮食，而且洪秀全还竭力反对李秀成要求储粮的行为。当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时，他声色俱厉：“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17

这种心态的出现在于杨秀清死后太平军集体认同的崩塌，也在于此前太平军将士固有的认同混乱，当韦昌辉和石达开以太平军外交人员的身份出现时，他们开始怀疑洋教是否真的和自己的一样，“彼所谈者，多系询问吾等之宗教信仰，以及发挥彼等之信条。彼言吾等均是同拜一上帝，同为一上帝之儿女，大家都是兄弟。彼继闻吾言，吾等向来怀抱同一的观念，乃问我知有‘天条’否？吾答大概熟悉，但稍加思索后，即问其所言者是否系十条？彼欣然回答确系如此。吾遂将十条圣诫中第一条之原文背述之，背述无多，彼急蔼然以手加吾肩而言曰：”同我们的一样！同我们的一样！‘此时彼二人面面相觑，似极满意，而翼王全神窥察之态度亦以消失矣。“18对于每一个太平军将士来说，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到底是侵略中国的洋人的帮凶——因为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相通的——这是他们达致认同的特殊意识形态，还是抗拒侵略的爱国民众——因为洋人毕竟是异族——而这又与反叛清廷的举动大相径庭。太平军将领罗大纲就曾经对洋人表示出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让洋人的也感觉很难回答：”彼问吾人即对满人心怀旧恨，而吾人皆承认同一之上帝及基督即是彼等之兄弟，何故不帮助彼等革命军？……彼继而谈及鸦片问题，言吾等不应再卖鸦片。“19相反的是，当时的普通士子甚至认为即使定都天京都是洋人同意太平军占领的结果，太平军无疑成为洋人的帮凶。《谈浙》有云：”贼入宁也，虽有土匪勾引，实自洋人让之来，盖贼本畏洋人，而洋人颇利贼至，因宁城东北面江，江之北岸地形长狭，由南绕西而北三面皆水。旧由东门至灵桥门濠河一带，无片瓦存者，江东岸亦烧四五里许，冀兵燹之余，可侵占作夷场也。“20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还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了，外国势力在其中的作用还是如此的明显和举足轻重，这一点在外国人看来是明明白白的。”南京城卒于一八六四年七月，被清军攻克。于是这一度大革命——在初时对于基督教文明及外国之友善很有希望的——至是竟因外国人之协助而荡平了。太平天国几有十四年之历史，不引外援而征服了全国版图之大半。如其不被外国人所反对，则清廷必被其倾覆无疑。“21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运动统合自己认同的基础，与自己宗教相似的洋人最终竟然反对自己，帮助清妖，这让太平军在认识上出现极大的混乱，不知自己归属的组织和团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和团体。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杨秀清通过审判叛徒周锡能彰显了”天父万能“，”天父“实际上充当了催眠师的功能，而天京事变后，”天父“已死，”大我“已经不复存在，太平军将士各行其是，外在的暗示和内部的传染都遭到削弱，催眠师已经不存在，人们清醒过来，开始对于运动的神圣性产生怀疑和思考，这时候维系太平军不至于作鸟兽散的心理因素已经转变为对军队纪律的惯性服从和对洪秀全教主身份残存的心理依赖。

即使洪秀全做了很大努力，他竭力维持太平天国的神权逻辑不能中断，协调自己与天父天兄的关系，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为了把教义的权威阐释权从杨秀清手中夺回来，他一字一句地校订了《圣经》，重新颁布以再度整合太平天国的神权系统。为了强调上帝无上的地位，洪秀全改国号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把自己尽量向神性靠拢22；他把自己加入了上帝的家庭里，改掉了上帝“独生子”的说法，使自己加入三位一体的结构中，“至圣灵东王也，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脉亲。”23我们注意到，天京事变前“三位”是天父、天兄和圣神风三个神，现在的“三位”却是太兄耶稣、自己和东王杨秀清，一体是指他们三人一奶同胞，都源自上帝，因为太兄不管人间事务，东王又被自己干掉了，所以在人间洪秀全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回归到中心位置；他还把《启示录》第十二章开头部分的妇女看成自己的生母24，因为这样他可以在神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联结点；《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节上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亚伯拉罕），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洪秀全修订后的话为“天国之王麦基洗德带馒与酒而出，他是至上帝之祭司”。洪秀全这样解释说：“此麦基洗德就是朕，朕前在天上下凡显此实迹，以作今日下凡作主之凭据也。盖天作事必有引。”25显然，洪秀全不仅要在政治上回到天下共主的地位，而且自己要担任宗教上的最高祭司职责，让自己真正的“君权神授”；对于上帝的“使徒”的角色，他转让给了专职人员，在天京事变后，他增设了“神使”的官爵，《盾鼻随闻录》记载说：“殿前神使八人，以洪逆最亲信者为之。”26这样，神使就不再带有神性，而成为牧师一样的职业，原本为上帝差遣的“angel”现在为洪秀全差遣。但是，太平天国的宗教意识形态却始终无法被任何一个外国人认同，富赐礼就表示说：“我不是传教士，对于天王只可下一句素人的很有根据的评语，即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他已被许多人忠告、函告、解释、宣讲，形形式式，不啻苦口婆心，然而他比以前更为顽梗。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已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小小的赞美歌或祈祷文静悄悄地给他，他却囫囵吞下。已有许多本圣经送给他看的，但先入之成见甚深，一见有传教士即以古代圣徒西里儿、奥古士丁等之言来驳斥。他的辩辞是顶混惑而诡奇的。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第一日他退让一点，但未几又说传教士错了。他从新翻译圣经，我们的圣经注解，都难得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朱砂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如果他辩才有碍，无言可答之时，他便说他曾经上过天而您则否，于是即使您语塞而退了。”27洪秀全这种宗教偏执在于他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式的理解，他认为上帝启发了自己，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而且只有他才能理解上帝，而只有上帝才理解他。从一个心理群体的意义上说，太平军所追求的信仰失去了普适意义，拜上帝教沦落为追求世俗权力的工具，原有的认同势必消解。

三、 太平军心理纽带断裂原因分析

一定的结构产生一定的功能，太平军作为一个军队和教会的集合体，它的政权结构和教权结构都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和不足，这是太平军后期功能发挥失常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太平军战士心理纽带断裂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是在严酷的战争状态下形成的，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的组织是完全的军事机构，洪秀全是军事统率，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辛开元年10月永安封王，规定西、南、北、翼四王均受东王节制，洪秀全升为太平天国君主，军事上发号施令之权归为杨秀清所有，“令行禁止由东王”28，“一切号令皆自伊出”29.当然，这也可能是洪秀全认识到自自己能力不足的缘故，“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之，任其裁决。”30按照罗尔纲先生的观点，这实际上形成了太平天国的政体形式——军师负责制，它“是采取那两部为人民所喜爱的说书讲史的名著《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政治理想，注入了一些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内容，把君主制和农民民主主义独特地结合在一起而创制成的政体”31.在这种政体形式中，洪秀全没有执掌实权，罗尔纲的证据有四：第一，太平天国起义的檄文没有用天王名义发布的。第二，被视为皇帝旨意的上谕，在现有史料中尚未发现有天王洪秀全颁布的。第三，天王府所有朝内官都是天王侍从仪卫的官，没有一员是管理行政的官员。第四，所谓的“六官丞相”，是官阶不是官职，没有管理政务的权力32.虽然说罗尔纲所提供的证据不尽完美，因为我们能看到以天王名义颁布的诏旨，其他各王颁布的条令称为“谕”，各王级别不同所颁“谕”的名称也不相同，他大致上是按照与上帝神性血统的亲疏而定，但洪秀全所颁的诏旨大多与宗教事务有关，因此可以肯定的说，洪秀全的世俗权力是有限的。他的世俗权力借助于礼的形式巩固和规范，一方面使得人们对君主的地位产生敬畏，另一方面使得君主不需要与人争胜就可以无为而治，所以定都天京后，对宫室、印玺、朝仪、服饰、饮食，秩阶的规定便繁琐起来，洪秀全采用传统的拓宽权力距离的办法，幽居深宫，为他的世俗权力更添一份神秘的色彩。据《贼情彚纂》记载：“洪秀全每至一处，必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衙，巡行闾市。凡有军务议定奏上，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33东王杨秀清“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34可以说，杨秀清是政策权、人事权、司法权的实际把持者，洪秀全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但无论是关乎面对天下的君民关系还是涉及政治人物之间的朋党隶属关系，洪秀全都无法确定自己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这种关系没有被规范化，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也无从谈起，而在中国传统帝制制度中，“有为皇帝生前死后而建立的各种礼仪典章，有为维护皇帝本人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而制定的具体规定，有保证皇帝实际行使权力的各种手段，有为将皇帝神化而精心设计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将皇帝实物化的各种措置，从而形成了一套内容广泛，目的明确，旨在维护皇帝权威，保证皇权行使的完整制度。”35所以，太平天国的各种制度虽然表面上看似完备，但实际上与中国传统帝制制度的规范性相差甚远，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规范和约束机制，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类似于现代英国和日本的“虚君制”，作为封建帝王，一方面是上天的代表，为天下的共主，治理着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臣民，是世间最高的政治领袖；另一方面，皇帝还代表天下苍生向上天献祭，并传达百姓的祈求，为宗教上的最高祭司。基于政治及宗教上的双重身份，皇帝成为天地万物运作的枢纽，既要维持世俗的礼法教化，也要协调人和天地之间的互动，使得整个宗庙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36.而在太平天国的政体形式中，洪秀全的地位实际上是教主，主要功能不在世俗领域而在精神领域，他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道德权力，是基于人们的内心尊敬而自愿服从的权力，满足的是人们对一个精神领袖无私无我的道德期盼，实际的政治运作和军事运作由杨秀清为首的官僚系统和军事指挥体系完成。当然，如果在太平军内部政教分离，洪秀全和杨秀清各自行使宗教功能和指挥功能，太平军作战时听命于杨秀清，平时的意识形态灌输由洪秀全完成，然后按照传统的政治制度安排，杨秀清的作战指挥权来自洪秀全最高教权的授予，就不会出现混乱，然而，问题是太平军是由原来的拜上帝会组织发展起来的，战士同时也是教徒，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集合体，实际的权力必须基于对教权和军权（政权的一部分）的双重把握，杨秀清看到了教权功能的强大，在握有实际军权的同时，把自己的权力欲也扩展到了教权领域，这就造成了教权领域的混乱，从而使得政权领域愈发混乱。

太平天国教权结构的形成是有它的历史成因的，丁未（1847年）冯云山被拘捕，洪秀全四处奔走营救。戊申年（1848年）三月初三，杨秀清首次以天父上帝附体，首次以天父名义说话，此时冯云山和洪秀全均不在紫荆山，当年九月初九，萧朝贵以自我介绍的方式宣称天兄附体，当时洪秀全在场而冯云山甫脱缧绁之灾，与此同时，拜上帝会中还有多人以别种神灵名义说话，极为混乱，洪秀全的依赖意识较强，在冯云山不在场时不知该如何处理，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这种情况下达成联合，战胜了拜上帝会内的其他神灵，取得了公认的地位37.同时，这其中也蕴含了权力斗争的平衡，1848年十二月初七日天兄下凡，萧朝贵借助于洪秀全表侄黄玉绣、黄胜通、黄为政表达了自己拥护洪秀全为天王的政治态度，并告诫自己的势力对洪、冯、杨的地位予以承认。作为回应，洪秀全劝冯云山接受了这种安排38.当然，除了历史成因以外，天父代言人和天兄角色的设立与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设计也有很大的关联：洪秀全借丁酉异梦中上帝的指示发动革命，实际上指明了他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天，所有的行为都是“替天行道”，主权在神，自己的权力来自神授，洪秀全希望改传统的以道德分配政治资源方式为以权威分配政治资源的方式，这样就颠覆了自己科举不第无法分享政治资源的传统，以自己确定的权力分配逻辑说明自己的合法性。通过太平天国对外的解释材料和太平诸王的自述，我们可以发现，洪秀全的权威来源是依附于早年的异梦，这类似宗教学中的“天启说”，上帝通过梦的形式告诉洪秀全，他是上帝的次子，长子耶稣的职责在天上，他的职责在人间，下凡作万国主，扫除一切人间邪魔。按照权源关系，上帝委托洪秀全做事，洪秀全是上帝的“代理人”，只对上帝负责，而其他诸王，其权威来源主要是洪秀全的认可，洪秀全承认了上帝除他之外，还有四子一婿，分别是冯、杨、韦、石、萧，除此以为的人则是上帝指示洪秀全需要拯救的子民，这就是太平天国基本的教权结构。太平天国正是靠上帝的存在来整合各自的身份观念，在这个教权结构中，洪秀全与其他诸王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或者女婿，洪秀全只能以兄长的身份对各个弟弟发号施令，而他的特殊在于上帝把建立人间天国的使命给了他，其他儿子的作用是辅助二兄长完成这一使命，诸王都像韦昌辉和石达开一样“恭膺帝命，同扶真主”39.这种思想与传统民间的真命天子信仰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拥有“真命”的只能是一个，而不是多个，而前者把“真命天子”的地位和支持者地位等量齐观，这就造成了多重权威。而杨秀清和萧朝贵代“天父”和“天兄”传言，实际上充当了上帝“使徒”的角色，上帝“代理人”与上帝“使徒”之间究竟该如何处理关系，在太平天国的宗教理念甚至在整个西方宗教体系中都是无法解决的课题，显然，洪秀全可以以兄长的身份约束杨秀清，但在杨秀清行使天父代言人权力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杨秀清是在教权领域迫使其就范的，要在人心和道义上击败对方，只有从教权领域寻求资源，然而“天父代言人”的角色已经赋予了杨秀清，自己就无法僭越业已形成的教权结构，同时也不能取消“天父代言人”的角色，因为那会消解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自己的事业没有合法性根据，由于在教权领域无法取得这种资源，他只有利用政权力量的重新组合的可能，以屠杀来取消杨秀清“天父代言人”的资格。

四、结语

身份的本身就是政治，为了摆脱自己身份上的尴尬，消除有名无实的心理屈辱，洪秀全利用了政权力量的有效组合屠戮了杨秀清，天京事变后又大肆封同姓王，借助于血缘主义统合自己的身份意识，同时按照原有的神性逻辑重建太平军的心理基础，但是这种身份整合的代价是惨痛的，因为“天父”的存在已经成为太平天国起事后整合身份认同的基础，也是鼓舞太平军奋勇杀敌、无所畏惧的精神支柱。洪仁玕\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天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40可以说，在太平军中，作为教主的洪秀全要取得心理上的安全，回到传统封建帝王的位置上，就必须具有世俗政权的支持，而世俗政权特别是军权又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在这场争夺中，屠杀首先摧毁了太平军作为教会的内部心理纽带，而洪秀全大肆封王又摧毁了作为军队的太平军内部心理纽带，而这两者在天京城被围期间又同时作用于太平军战士，使得他们以个体心理取代了集体心理，幻觉消失，败亡不可避免。

正像茅家琦所评价的：“天京事变造成天国将士观念和心理上的变异是难以抹平的，这是天平天国的致命内伤。原来诸王是异姓兄弟，同属上帝亲子，奉洪秀全为主。杨秀清则为天父化身，其神人对话的巫术也被宣传为这位实权派的特异功能，是宗教神学的组成部分。……为此，人们对远离自己现实生活的诸王深感神秘，而且尤其感觉洪杨与上帝一样无处不在。拜上帝教的重要功能正是建立和加强这种对领袖的膜拜，然而，天京事变使这些披着神秘外衣的领袖显露出普通人的行状，他们神的伪装被相互撕破了。为了争夺权力，他们摧毁了兄弟、父子、君臣等神际和人际关系的伦理网络，自相残害，甚至不惜诛戮广大无辜将士，诸王和广大将士的鲜血使幸存者幡然猛醒，对洪秀全竭力宣传的拜上帝教产生厌倦和怀疑的社会心理，太平天国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41就连洪秀全也难以逃脱这种心理上的变异，后来的洪秀全久病不医，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这是后话。

（本文修订版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注释：

1 参见「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三联书店，1953，1－3页

2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7页

3 所谓认同，即英文identity，是指个人界定自己身份的一种方式。社会上没有孤立的个人，每个人都要从属于一定的群体，属于该群体的成员都会以群体的一个分子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是人与社会联结的桥梁，它涉及到人我关系的定位，是自我的延伸也是个人存在的意义的来源。从相对的意义上说，认同又是一种独立于大多数人之外的存在与思考能力，是人确定自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独有能力，弗洛伊德就把认同看成是个体人格结构的核心和建构自我的基础

4 「法」古斯塔夫？勒旁：《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8页

5同上，25－43页

6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94－98页

7 同上，102页

8 《颁行诏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162－163页

9 同上，162页

10 《诛妖檄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623页

11 Pye. Lucian，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 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罗尔纲对该书作者和书中所载史料进行了考证，认为该书是伪书，为近人伪作，这种说法已经基本为史学界公认。

13《江南春梦庵笔记》，446页

14 同上，447页

15 同上

16 同上

17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07页

18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903页

19 同上，906－907页

20 《谈浙》卷三，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602页

21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942页

22 「美」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朱庆葆、计秋枫等译，「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460页

23 弗兰茨？迈克尔：《太平叛乱》，转引自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462页

24「美」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467－468页

25 金毓黻：《史料》75页，部分根据《太平叛乱》，225页；转引自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464－465页

26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M」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98页

27 富赐礼：《天京游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950－951页

28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M」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85页

29 张德坚：《贼情彚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45页

30 同上

31 罗尔纲：《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C」《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45页

32 同上，23页

33 张德坚：《贼情彚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46页

34 同上，102页

35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00页

36 邢义田：《奉天承运——帝制制度》，郑钦仁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台北：联经出版社，民国八十二年，初版八刷，39－87页，转引自杨碧玉：《洪秀全政治人格形成之时代背景》，「J」《复兴岗学报》第76期，2002年12月，

37 王庆成：《金田起义的准备、事实和日期诸问题试说》，「C」《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

38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43－144页

39 《天情道理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371－372页

40 洪仁玕\：《资政新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540页

41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66页

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在2006年9月中旬做了一趟德南之旅。他回到了出生地去拜访，并在曾经执教的雷根斯堡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信仰、理性与大学：记忆与回顾」。

教宗在大学厅堂面对学者、教授与学生，首先谈到他在大学中愉快的回忆，他的神学教授生涯是人生中重要的阶段等等。接下来是一连串夹杂了许多拉丁字哲学与神学上缜密的辩证，除非是内行人，难以窥知全貌。

然而，教宗讲辞中所引用14世纪拜占庭Manuel II. Palaeologos君王的一句话「穆罕默德带来了邪恶与不人道」（约略如此），却在伊斯兰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穆斯林忿怒的程度更甚於今年初的丹麦漫画事件。

这次事件让穆斯林直嚷着要教宗道歉，并导致迦萨走廊及约旦河西岸的教堂被炸；在索马利亚，伊斯兰神长声称要捕杀教宗，一位在当地儿童医院工作的修女让人从背后射击，当场毙命；在伊拉克，有人扬言要向罗马及梵蒂冈发动攻击；更有激进份子呼籲要打一场宗教战争！

一些专家学者更以行家的姿态与口吻对教宗进行解读与批判：

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威廉？格拉罕姆指出：一般而言，设想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在任何问题上有统一的看法是非常天真的。在任何一个时期，宗教传统中信徒的表现方式都差异极大。我们不应该将一个宗教或一个人群简单地归纳为善或恶，理性或非理性。

专研伊斯兰历史的教授伊冯妮？哈德则说：引语事件表明，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伊斯兰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多少改变。一般非常注重政治正确的西方，在与伊斯兰打交道时却少了这层考虑.

伊斯兰政治思想助理教授摩蒂塔？柯汉认为：在攻击伊斯兰时，梵蒂冈应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并不完美。天主教教士的性丑闻、在卢安达的人权纪录都是梵蒂冈在批评伊斯兰之前应该反省的。

圣母大学教授布莱安？达利说到：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都发生过宗教暴力。在西方和伊斯兰的论辩中，双方都握有许多不利对方的证据。要透过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攻击对方，而不考虑前因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然而一周以来持续不断纷扰、威胁与暴力行动的主使者、支持者及行动者，究竟有几个人真正读过教宗的演讲全文？

事实上，引起争议话语的原文翻译是：「在没参与讨论如何对待写经者及异教徒不同做法的细节之前，他（指君王）便以令人惊讶的粗暴形式，直接以宗教与暴力的关联为中心问题，向他的对话夥伴提问。他说：「给我看，穆罕默德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你只看到邪恶及不人道的，就像他所规定的、以刀剑传播的信仰。」」

教宗是在对曼努埃尔君王的不当言论做了批判之后，以此为出发点，阐述他对「信仰与理性」的推崇，并指出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在形上观点的相异之处。他说：「… 宗教的具体实现也正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违反理性行事是违反天主本质」到底是希腊式的哲学思想，还是原本就是如此？… 」

土耳其宗教主管机构负责人Ali Bardakoglu曾说：「天主教限制了理性，并在个人及其对真主的超越性信仰之间置入了教会的权威。相反地，伊斯兰直接信仰真主，是解放个人与理性的宗教。」

这两位神长对彼此信仰的形上概念了解是对话的基础.教宗更提及：「在今天的讲话中，我只希望就较是被边缘化的「建立对话」这一点来谈谈。信仰与理性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希望对话的建立是我思考信仰与理性的出发点.」

教宗这次南德之行，不断提醒人们应该正视并了解穆斯林的恐惧心理，并批评西方对东方国家傲慢的态度以及对天主的不闻不问；并认为当今的问题不在於宗教的差异，而在於信仰天主与信仰科技的不同？

在演讲中批判「有着「在天主前又聋又哑并将宗教贬为次文化」的理性，也就没有建立文化对话的能力」，这样的一位被严重误会的教宗还必须向穆斯林道歉？世人还应该以责备他做为反应？

我怀疑，各国在制定策略或计划时，有多少比例的错误是由媒体的躁进所引起。果真引起宗教大战，地球上一片焦土、血流成河，责任在谁？

 

《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严格地说， 唐德刚先生的这两本集子已算不上是新书，其中大半的文章我在1999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的《史学与红学》中读到过了，不过这次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的只是恢复初版本的本来面目，恢复了胡菊人的序言和他本人的自序，分门别类，也比华东师大版的一锅煮要清爽怡人。何况唐氏文风娓娓道来，诚恳真挚，所以，每次拿起唐德刚的旧书来，也总能兴致盎然地读下去，有一种阅读的愉悦和轻松感，如果说他这一路的文字常读常新的话，那么这两本书当然就是新书了。

在中国近代史的口述历史这方面，唐德刚可以说是一个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执笔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和他参与的《顾维钧回忆录》等，就是他对史学的重要贡献，这些硬梆梆的作品使他成为这个新领域巍然屹立的一座高山。诚如他本人谈口述历史时说的，口述历史决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就成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的回忆录，本人口述只有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大陆这些年也颇重视口述历史，不过说实话我们很多所谓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充其量只是口述史料罢了，还算不得真正的口述历史，因为往往缺少详实可靠的考证补充。

但是，唐德刚在自己的祖国之所以赢得名声、为大众所知靠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通俗性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随后有《袁氏当国》、《毛泽东专政始末》等。客观地说，后者只是他的“业余”之作，前者才是他的扎硬寨、打死仗、下过死功夫的“专业”，属于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扛鼎之作。他的汉语读者何以喜欢他写的历史，其原因只有两个字——“好看”。他的笔下没有教科书式的一本正经和刻板，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更不同于时下中国盛行的学院派文字，板着学术新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他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说点题外话，和现实作些比较，插浑打科，开开玩笑，融入了中国传统说书人的风格，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唐氏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接触过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亲身经历过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他用另外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替代的汉语，来讲述他祖国的兴亡、悲欢与荣辱，其中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能不好看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仅仅“好看”当然是不够的，包括《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风行一时的作品在内，与他在口述历史上下的功夫不同，这些通俗作品最初都是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上连载，在史料的使用上不够严谨，有些史实未查对出处，仅凭印象、记忆信笔写下，所以错漏处时有发现，当然一般对中国近代史并不熟悉的读者是发现不了的，他们只知道唐氏的书好看，其他的一起是统统不管的。要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无论多么超强，终究没有绝对的可靠性。不时散落的小差错，如同美人脸上的斑点，这一缺陷使唐氏的好书打了一个折扣，真是无比的遗憾。这一点，也许与他的史学观点有关，他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能诗善文，当年办过文学期刊，出过杂文集，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自己明白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点见证。《史学与红学》中还收入了他的一篇演说词《小说与历史》，他试图找到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曾写过一部英文《民国史》，长达上千页至今未付印，出现在他笔下的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他指出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所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

由此我仿佛明白了，唐德刚先生常常是将历史当作小说来写的，他漫步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只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这不仅是富有启发的一家之言，而且和他历史作品的“说书”风格也是一脉相承的。

「主题：不著名的党史不专家武宜三先生折石仲泉同志“著名党史专家”招牌」

头上有“著名党史专家”桂冠、僭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同志曾应《人民网》“强国论坛”邀请与网友就“三个代表”话题进行了交流，据说反响热烈云云。

石仲泉说：“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思想既可以说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同时总书记作为党的第一把手那种特殊的地位又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个所谓“著名党史专家”、霸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个金茅坑的石仲泉，在我这个“不著名党史不专家”看来，实在不过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学阀；同时又是除了拍马之外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马屁精。

众所周知，“三个代表”思想是林彪同志的天才创造，林彪同志才是“三个代表”思想最早的表述者。然而石仲泉却罔顾历史事实而把它安在江泽民头上，妄言“三个代表”思想是江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请看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同志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是怎么讲的？林彪同志说：“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証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於林彪这个讲话早已公开流传，不是什么党国机密了。最近出版的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有全文实录，这段话见该书第六十二页。

再看看江泽民又怎么讲？江泽民说：“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不是与林彪同志异口同曲、上下床同梦吗？

与其如石仲泉所说，“‘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倒不如说“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林彪同志思想的复活。与其说“三个代表”思想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同时总书记作为党的第一把手那种特殊的地位又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倒不如说这是江泽民一夥对林彪“卓越的贡献”的剽窃.

如果说江泽民是中国职位最高的学术剽窃者的话，石仲泉就是这宗规模最大、情节最恶劣、手段最卑鄙、影响最坏的学术腐败案的帮凶。当然，这也没啥子奇怪的。因为剽窃他人劳动成果，覇佔他人知识产权，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多来的优良传统，毛泽东、邓小平都做得很出色。

例如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是朱德总结出来的游击战术，可是却记到了毛泽东的帐上；李普《朱德的扁担之外》一文说得很清楚，聂荣臻在1986年写的纪念朱德百岁冥寿的文章中也说这是朱德摸索出来的。再如，钱竹伟《廖承志传》披露：被当作邓小平伟大发明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都是廖承志首先提出来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兼台湾事务部长黄文放就证实：“没有廖承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决策是提不出来的。甚至‘一国两制’也不见得就能提出来。”（《解读北京新思维》）

再再如，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林彪“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请比较一下邓小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林彪同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到底有什么区别？

当然，最无耻的还是毛太祖、邓太宗、江太上都在南书房诸章京和秉笔太监们的心血结晶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再当作自己的思想，然后印成了《选集》、《文集》之类来骗取稿费，最后把几个亿的民脂民膏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王元化先生说：“我们对卢梭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当年张奚若的水平。如今肯像张奚若那样，在学问上下功夫的人实在太少了。”（智效民：《往事知多少》，云南人民出版社）我虽然不是什么“在学问上下功夫的人”，但我可以不谦虚地说：石仲泉这个“著名党史专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还没有达到我这个“不著名的党史不专家”的水平。

不为别的，一个丧失良知、曲学阿世、希旨钓恩的奴才能“研究”得出什么鸟学问来？！

28OCT2006於流浮山不专家书房

 

河南郑州升达学院的骚乱刚刚落幕不久，江西南昌的两所私立学院又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两次事件的起因如出一辙，皆由文凭问题所引起。据称，江西各大学对此事大为紧张，已作好防范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准备，并发出通告，严禁学生讨论该骚乱事件。

 

中国教育部最近发出通知，表示将对民办大学、学院所发文凭进行严格监管，江西部分大学学生因此对自己将来的学历能否被承认产生疑问。10月21日，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3000名学生因为不满校方对文凭问题的不解答态度，聚集在教学楼示威，继而开始砸坏教学楼及汽车，事件中有8间办公室及3辆车被砸坏，直至22日凌晨，江西当局出动300名防暴警察镇压，事件才得以平息。10月24日，另一家私立学院江西南昌服装学院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暴动，5000多名群情激奋的学生放火焚烧了该校的教学楼、宿舍及汽车。

 

据香港的人权机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在这两起冲突事件中，至少有20人受伤，至10月26日上午为止，至少有5人被公安机关拘捕，但未知是否有学生在内。事件过后，有学生号召和准备策划在10月29日联合十大高校举行大游行，进一步揭露中国教育弊病。目前可能再发生骚乱的十所江西民办学校共涉及60000名学生，当中10000名是少数民族学生，其中有2000名是新疆维吾尔族学生，21日参与骚乱的学生中，维族学生就达数百人。

 

海外的《博讯》新闻网在江西高校骚乱事件发生以后，率先向外界发布了骚乱现场的图片和录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几辆被掀翻的小轿车，冒着滚滚浓烟的教学楼，还有被砸烂的警车以及一字排开、如临大敌的防暴警察。最为宝贵的是，《博讯》记者还在现场拍下了两分钟的视频短片，该短片中几名大学生被残暴追打的镜头再现了当地警察的残暴。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江西武警总队一名军官证实，武警将会取消全部队员休假，以应付可能在周末发生的特大群体事件。

 

10月27日，再有消息人士向《博讯》新闻网表示：“暴力破坏的不是学生，而是有人故意制造的”，他并且强烈呼吁全球媒体关注南昌受骗学生的合理诉求。他在发表的呼吁书中称：“中共已从湖南长沙调集了大批武警开赴南昌，今天上午十点到达南昌，准备镇压南昌的学生”，看来，事件的真相还一时间难以定论，从该人士所透露的消息看，此事并非单纯的学生维权事件，其背后极有可能存在着阴谋，一旦学生被镇压和抓捕，“暴力冲突”和“破坏公共财物”也许将成为最直接的借口。

 

教育行业本因该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益事业，然而，随着中国官场的日益腐败，曾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也在“教育产业化”的号召下加入了腐败的队伍。教师的腐败标志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也标志着社会道德的整体堕落。昔日的“教书育人”已经成为很多教师为了敛财而不得不戴起的一幅虚伪面具，当今教师做的虽然表面上是传经授业之事，实际上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教师的根本目的已经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他们沦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和愚弄百姓的工具。

 

中国是拥有十几亿人的人口大国，需要受教育的群体之庞大不言而喻。虽然大多数老百姓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但即使自己再穷，也不愿意放弃让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因为读书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凭借人口优势，中国的教育行业一跃成为世界最有发财潜力的行业，昔日只能靠国家财政支撑的学校马上摇身一变，成为比什么企业发财都快的单位。如今的很多学校不仅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向有关单位缴纳巨额的税费。不计其数的家庭为了圆子女的大学梦而不惜倾家荡产，他们的省吃俭用和东借西讨成就着教育部门的花天酒地。

 

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扩招，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而是为了满足教师自己和有关部门的私欲。虽然国家早就下发各种文件禁止乱收费，但各级学校依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行我素。在一些大城市，打各种大学牌号的学院比比皆是，据说，这些学校只要给钱，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不管毕业时成绩多差，也都可以拿到文凭。读大学既然这么简单，自然而然可以吸引到不少渴望拥有高文凭的学生，从教学质量上讲，这样的学校除了盛产草包，还能盛产什么？

 

对文凭的过分期待在教育部准备严管民办学校文凭的风声下，自然会激起很多学生的愤怒，当然，学生发起抗议行动并不单单是因为教育部的通知，而是因为学校之前对他们所作的美好承诺。如果学历无法得到承认，他们有被欺骗的感觉便不可避免，在得不到满意答复或是根本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骚乱就成为表达不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中国近期的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几乎所有草根维权运动的背后都有着腐败的影子，抗议强制征地、反对暴力拆迁、依法参加选举以及因文凭问题而发生的骚乱事件都概莫能外。腐败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最直接原因，而要根除腐败，除了从实现民主制度的大处着手之外别无他法。

 

2006t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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