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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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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几个星期前出台的干部申报制说起。当天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正好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来的一位教授在一起，说起那个申报规定，我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中国新出台的这个规定比美国的相关法规要严格得多。美国就从来没有要求如此低级别（副处级以上）的公务员要向组织报告他们的家属与子女留学、移民的情况，只有到了一定的级别，或者工作性质涉及机密的情况下，才有此特殊规定。

当然，我们不能什么都拿美国来参照，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我尽量找到其他国家的朋友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回复我的信件来自9个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有此规定。这就让我更加惴惴不安了。我们从善如流，是不是过头了？搞起腐败我们天下第一，搞起反腐败的措施，我们竟然是绝世无双？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在国外时，碰上一位虚心请教的老外。他是看到一些从中文翻译过去的时评后，有些问题闹不明白。其中就包括反复出现的“公仆”与“纳税人供养的”，以及“要为人民服务”等等词句。他说，国家公务人员，说到底也是一种养家活口的工作，为什么在中国，你们要对他们那么严厉？什么人民供养的，要为人民服务？公务员不是民选的官员，他们只要按照国家法律与岗位规定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就可以了，凭什么要低三下气地“为你们这些人民服务”？人民又为谁服务呢？难道公务员就不是人民？

他的话把我弄糊涂了，我说，“公仆（public servant）”一词不是来自西方吗？难道他们不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难道他们不应该对“主人”笑脸相迎甚至低三下四？难道我们又做过头了……话音未落，我自己倒先明白过来，在西方几个国家包括中国的香港地区加起来也生活了十五六年，我不是没有去西方国家“公仆”那里办过事，他们只是按部就班、照章办事，不卑不亢，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公仆”，也没有把自己当主人。“上级领导”自然也无权规定他们必须对来办事的人“笑脸相迎”，他们一般也不会为你加班加点。而这些年来，我也很少看到当地的报纸杂志等媒体对国家公务人员使用过中国网民们乐此不彼的严厉词儿（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啦）。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公仆”与西方的公务员不同，他们一直当自己是“主人”，而且，他们从来不只是靠一份纳税人愿意出的“工资”来养家活口，更不按照国家法律和工作岗位规定办事，所以，中国“人民”——现在想一下，发现这个词儿就是用来和公务员相对的——才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当今限制一些公务员权利的措施，也是如此出笼的。

“裸官”们到底犯了什么罪？错在哪里？

不久前有这样一条新闻：江苏省沭阳县乡科级“一把手”年中考核，首次将“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情况列入其中。这个考核已于7月中旬公布，将在今年年底的考核中兑现。以前只听说考核中有“忠于党，忠于职守”之类的，现在好了，又多了一条“忠于老婆”。但我总觉得有靠谱。我想，这一条我根本不用去调查，凭我的常识就可以告诉你：估计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有类似的规定。

不靠谱，但我却不好意思多说，因为仅仅从今天的新闻来说，我们就足足对政府“从善如流”的速度和效率叹为观止了。就在那同一天早上，我看到公安部发布通知，制止将违法人员游街示众。促使他们下发此通知的，就是不到一个星期前我们大家一起在网络上谴责的那几件事，包括东莞公安用绳子牵着赤脚卖淫女暴晒在烈日下。就这件事，严厉表扬一下公安部。感觉在一系列事件中，转型期压力最大的公安部门，顺应民意的速度也比较迅速。

前几天，还出台了一部针对“裸官”的规定，很显然也是中央政府顺应网络民意的直接结果。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这个规定的原文，也不知道那些“裸官”们申报家属子女留学移民海外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立即撤职，还是留职查看，还是仕途到此为止？还是被上面某些部门抓在手里作为要求效忠的把柄？——如果是后者，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规定不但没有预防腐败，反而给腐败一个新的形式：那些“裸官”为了搞定上面掌握了他们隐私的官员，而去开辟另外一个行贿的新战场。

突然想到的是，“裸体”做官是一种罪，还是一种错误？做官本身，如果不涉及到国家机密，又有哪一个国家剥夺了这些官员（甚至是低级公务员）的配偶和子女移居海外的自由？做官本身又不是服刑，难道需要家属子女“坐连”，如果人家真有到国外学习和生活的意愿，为什么不行？难道这些迁徙的自由不正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得到的最大自由之一？

当然，我们都知道，限制“裸官”是基于他们都贪污腐败或者有可能转移钱财到海外的假设，但有没有不靠贪污腐败而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移民的？而那些不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而是给他们安排有油水的公务与公司职位，弄得全家都可以贪污腐败的干部呢？

“忠于配偶”当成考察干部的标准大概是基于所有贪官都包二奶、玩女人的事实，可你却不能反过来推理，只要所有的官员不搞婚外情，没有二奶，就清正廉洁了。西方国家有一个统计显示，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男人有过越轨行为，请问，他们都贪污腐败了吗？再说，用这种很可能侵犯到公民个人隐私的办法来对付干部，侵犯的反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取得的最大权利之一——个人隐私的权利。

对付贪污腐败的办法是扩大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贪污腐败不但是犯罪，也是当今民众都恨之入骨的，但至少在所有的国家，贪污腐败罪尚不是一种违反宪法的重罪（High Crime），可问题是，我们推出的一些规定，却显示了在公民权利上的倒退。而公民权利得来之不易不说，还是我们宪法竭力维护的不容破坏的最高权利。

也许有人说了，这只不过是针对公务人员，对他们就要严格要求。可我们还是应该问一句，如果你有送老婆孩子移民的权利，如果你有个人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我们中的佼佼者——公务员为什么要被剥夺这样的权利？难道我们已经把庞大的公务员团体当成了潜在的罪犯在预防？再说，你今天剥夺了公务员的权利，他们明天照样可以剥夺你的权利，而且更狠更彻底。

当然，我们更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是否就能够有效阻止贪污腐败？阻止贪污腐败的办法是否一定要靠剥夺公民的某些权利？我想，即便剥夺了这些权利，能够暂时有效阻止他们贪污腐败，平息民愤，这种手段也是要不得的，因为它是得不偿失的。作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当初皇上把身边的男人都阉割成太监，防止了他们包养二奶贪污钱财，可结果如何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以上手段对于遏制贪污腐败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我能感觉到有人会对这篇文章拍砖，我的读者也会感到迷茫，但你开口批评我之前回顾一下：你能找到第二个像我这样，在过去三年里至少免费写了几十万字呼吁制止贪污腐败、限制“裸官”转移财产的网友吗？这说明，我不是反对上面的决定，而是担心这种决定是否有效，以及是否有更糟糕的反效果。

世界各国反对贪污腐败的经验已经够丰富了，归根结底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扩大公民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不但不是靠剥夺公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反而应该是靠扩大公民的合法权益——扩大宪法赋予他们的参政、议政、监督政府与公务员的权利。要从制度上入手，从源头上入手，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贪污腐败，就不敢贪污腐败，而不是等到他们贪污腐败了再去对付他们的老婆孩子。

我们当今的一些规定，不但没有赋予公民更大的权利，反而是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去限制同样是作为公民之一部分的“公务员”的个人合法权利（隐私权与家属自由迁徙的权利）。当政府为了平息“民愤”而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对付“贪污腐败”的时候，是不是埋下了比贪污腐败更大的祸根呢？

由于资料有限，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完全闹明白，一些说法有可能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只不过这个问题太过重大，所以提出来和大家商榷。如果有时间，可以参阅我前段时间写的一篇博文：《政府都从善如流了，我咋还嫉恶如仇》。

米奇尼克到中国和中国公民对话。这件事非同小可。

米奇尼克是谁？米奇尼克是波兰民主运动的灵魂。我们知道，波兰是共产阵营中第一个实现和平民主转型的国家，而米奇尼克则是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设计者。这样一位人物来到依然共产专制的中国，不局限于官方安排的活动，径直走进民间，和中国公民（其中很多人是《零八宪章》签署者）面对面对话，还有上万网民通过推特（Twitter）加入，谈的不是风花雪月，也不是纯学术问题，谈的正是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这无疑是很不寻常的。

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对话得以正常进行，应该是得到了中共当局的默许。那么，当局为什么要默许呢？这是不是当局要启动民主转型的一个信号呢？我以为我们没有理由作如此乐观的推测。毕竟，当局仅仅是默许了这场对话的进行而已，况且还不许媒体报道。不过那却表明，其实不少当政者心里也明白，一党专政不可持续，自由民主是大势所趋；戴着独夫民贼的帽子载入史册是不光彩的，所以，他们偶尔会作出一点出人意外的开明姿态。他们知道，制度转型多半在所难免，既然如此，何妨为此留下一点小小的空间。应当看到，如今的当政者们都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如果旧制度注定了要死亡，他们可不想陪葬。这同时也就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当局主动改革，关键在于不断培植民间力量。

有朋友说，对当今中共，米奇尼克并不真正构成威胁，否则，中共就不会让他入境，更不会容许他和民间人士对话了。我以为事情不这么简单。什么叫“构成威胁”？乔治。奥维尔的《1984》、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算不算对共产极权制度构成威胁？何以它们在中国都能出版？应该承认，在今日中国，一定的公共空间是存在的。和20年前相比，这种空间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不小的扩展。正像米奇尼克所说，“我们今天能尽情的对话，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既然那些提出上述质疑的国内朋友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直言不讳而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没有危及到他们在体制内的一席之地，那我们又怎么能否认这种空间的存在呢？

有西方学者甚至说，今日中国，不是有没有空间的问题，而是有了空间没人来怎么办的问题。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老大哥依然无处不在，但毕竟空间已经出现，进入空间的风险已经降低了许多。现在的问题确实是苦于来的人太少。假如围观谭作人案审判、围观福州网民案审判的民众不是几十人上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假如《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不是一万多人而是几百万上千万人，情况还会是一样的么？导致民众政治冷漠的原因很多，这里不一一论及。我要说的是，克服冷漠，克服犬儒，让更多的人投身到力所能及的抗争中来，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屋里漏雨别怪老天爷，把屋顶修好点才是正理。

读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你会感受到一种十分美好的气氛。这种气氛鼓励你倾听，鼓励你思考，鼓励你直抒己见。米奇尼克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和他对话，你不会有通常面对大人物时难免的拘束。和聪明人对话，你会发现自己也变得聪明起来。和独立的人对话，你会感到自己也变得更加独立。尽管由于时间有限，很多话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但是由这场美好的对话所激起的涟漪还在继续推展。在当今中国，没有什么议题比民主转型这个议题更重要，更有挑战性和创造性，更有历史意义的了。而这次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则把这一议题有力地朝前推进了一大步。

北京之春2010年8月号

張充和被稱為21世紀最後一位中國貴族，這是她1940年在昆明所攝。 （本報資料照片）

卞之琳。 （圖／取自網路）

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巨大声名，是直接和这一个〈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1910-2000）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巨大声名，是直接和这一个〈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之於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昆明、重庆时代着名的“张家四姊妹”中的四小姐——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什么罗曼史哟，一点儿也没发生『罗曼』。”张先生在审阅此稿时笑叹），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着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可是，与张充和老人有过这么多的来往、交谈，我一直小心回避着谈论卞之琳，甚至是有意无意地想延后进入这个话题（因为一定是会遭遇到的）。我担心触碰到老人家的一段伤感往事。然而，我随后就发现，这种小心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藉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吗？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齣淒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1929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锺情了？”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锺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拚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吗？”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后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

（“我年轻的时候爱玩，”张先生一边审看此稿，一边补充着，“我其实是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张充和呵呵笑着。）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拚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讷耿严的年轻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哩啰嗦的。”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嗦。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像，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吗？”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哄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小姐』，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的回答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沈从文笔下的“卞张恋”

这个话题自此就打住了，老人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年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老人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姊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这，大概正真实反映了这一段着名的民国罗曼史之一的失衡与失重吧。

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单恋”，其实有所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於我的矜持，由於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作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彷彿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引自百度网“卞之琳”条项）

沈从文在他记述昆明生活的〈二黑〉一文中，曾用华丽详实的笔墨，如此隐曲地评点这一段“卞－张罗曼史”：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於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摺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於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癡而诘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沖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濛濛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於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徵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将用个三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大部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郑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绝不想到这个作品的发表与否，对於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引自沈从文〈二黑〉，见《生之纪录──沈从文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在国内，最思念的人，除亲人外，就数谢长发君了。

十三年大牢，才过去两年零两个月。这个时间，是怎么过的？剩下的时间，又怎么过？那种数着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日一日、一时一时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记得第一次见到谢长发君的情形。是在零四年的上半年吧，他是由喻东岳的妹妹领着上我家的。在我知道他曾经因为“六四”坐牢两年，而且，这十多年来他每年的春节，都去看望喻东岳父母的时候，从那一刻起，我就把他视为了我的兄长和战友。

很自然的，我们就混得越来越熟了。我开始经常性地跑长沙，一大半吃住都在他那里。他也常到浏阳。说起来还真是有缘，原来“八九”的时候，他就在浏阳官渡任代理乡长，而那也是我教书和喻东岳妹妹读书的地方。我们“砸毛像”后，他逢人便称颂我们是“天下英雄”。不仅如此，“六四”枪响，他拍案而起，立即在浏阳四中发表演说，控诉中共暴行。接着，又在浏阳一中和长沙等地进行系列演讲，号召民众奋起反抗。

谢长发君在“文革”中下过放，回城后，在长沙钢厂任助理工程师，与长沙的一些朋友组织“良友社”。可以说，通过自己的长期的经验和思考，早在“八九”以前，他就对中共政权的“愚人”和“杀人”的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尤其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利于思、也敢于行的人。

九一年出狱以后，他仍然矢志不改，经常遭遇监控和拘留。这就使得他的婚姻发生了问题，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这之后，他又有过第二次失败的婚姻，结果还是以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而收场。或许是意识到了他的政治与婚姻，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后，他不再轻言结婚了。用他的话说，就是：“等我们推翻了中共，再找老婆也不迟。那时候，也就不需要女人为我而担惊受怕了。”

在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中，谢长发君自然也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串联各地，参与座谈，组织游行，申请注册。这一次，仅仅在湖南，被判刑的就有佟适东、廖石华、张善光、柏小毛、何朝晖、李旺阳等人。由于参与的人数太多，他这次算是逃过了一劫。

此后，谢长发君就毅然挑起了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负责人的重担。在由他发起和组织的民运人士春节团拜会上，他总是庄重而严肃地提议大家：“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富强、人权、法治的宪政民主国家而奋斗。”

零八年春节，由于有七、八个省市的民运朋友与会，长沙“国保”严厉地警告了他。他策略性地放弃了主持这次团拜会，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为自己赢得自由空间，去推动建设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全国“一大”的召开。

谢长发君从来就是一位办事果敢、勇于承担责任的人。零六年二月，他和我共同组织了“湖南公民十人绝食团”，以响应高智晟先生发起的全球维权绝食运动。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中有一人被捕，其余的人就全部投案，以示抗议。”第二天，我果然被刑事拘留，并被关押了32天。后来我获知，正是湖南朋友的强大压力和营救，我才得以释放。

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必须富有牺牲精神，而谢长发君是我见过的敢于以百分之百精力投身进去的第一人。无论精神和生活，他都极象是美国“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许多年来，他甘于清贫，受他接济的民运朋友不下百人，款项不下十万，而这却恐怕是他个人全部收入的一大半。

谢长发君兄弟共六人，他排行老三。他的小弟谢长桢先生也是同道中人，曾因参与“六四”而遭关押三个月，性格思想都与其兄相类。零七年冬，谢氏九十多岁的母亲殡天，有三十多位民运朋友参加了这一葬礼。礼毕，大家围火座谈。谢长发君喟然长叹：“从今往后，我是再无牵挂和负担了！”

谢长发君也是一位爱读书的人，诸子百家，西方名著，无不涉猎。有一次，我在他那里翻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没读完，想把书拿回去看。不料，他却说：“不行！这书对我太宝贵了。它不仅仅是林牧亲自送我的，你看，我还写了很多的心得在上面呢，万万丢失不得。”没办法，我只好放弃。可没想到，仅隔了两天，他就去了定王台书店，亲自把这套书交到我手上。扉页里，霍然是他“与志坚贤弟同勉”的恭楷。

谢长发君还是一位宽容有爱的人。他自己不嗜烟酒，什么食物都能吃，什么衣服都能穿，什么地方都能睡。但是，只要有朋友到他那里，他总是尽量让朋友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他个人虽然拼命鼓吹烟酒有害，但对象我一样不可救药的烟酒之辈，有时甚至特意备有烟酒招待。

谢长发君还是一位注重健身的人。他能吃能睡，四肢有力，一年四季，都坚持冷水浴。每日早起，雷打不动的第一件事便是“倒立”五分钟。每每看到他一个箭步冲向墙壁，双手触地，双脚并起的姿态，总是让我这个还小他十二岁的人羡慕不已。

谢长发君还是一位喜欢唱歌的人。他声域宽广，一往情深，最拿手的是象《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民歌。他的歌声就如同他的民主知识的演讲一样，经常是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也讲到哪里。而他的听众呢？也少有不受感染的。

零八年二月的一天，我把我可能去国流亡的打算，再一次的告诉了他。他说：“如果你哪一天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记住！到了海外，最重要的是帮助国内朋友。”

夫复何言？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谢君与我，一个是：壮志未酬遭监禁；一个是：狼狈逃窜美利坚。

在最近的一次与谢长桢先生的通话中，我嘱他一定要在探监时，转达我的一声问候：“老谢！保重！”

7/31/2010于美国印城

周筱赟按：本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讲演记录稿，昨天（7月28日）公布于“榕树下”网站，标题是我所加，不全的文本我据录音有增补。原文没有标注时间，我查了一下，原来是6月9日在上海季风书园举办的“听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活动，我却直到7月28日才看到。

章诒和女士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先生的女儿，以《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名动天下，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我和章老师在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上略有分歧，但章老师却不以为忤，还签名送书给我，还称呼我为孩子，担心我的安危。

贺卫方教授是著名的法学家，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倡导和传播民/主、法/治、宪/政等理念，为良知的媒体人所敬仰。去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打压，远赴新疆石河子支教。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大概在2001年前后，曾有幸聆听过贺卫方教授的讲演。据说他在北大，非常受女生青睐，因为他长的高大帅气，口才又好。那次一见，果然不虚。上个月我听说贺卫方教授来广州，专门跑去参加饭局。饭局中见到贺卫方教授，感觉比多年前在复旦见到的多了很多白发。

贺卫方教授在这次讲演开头，专门提到了我的文章《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这篇文章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5期，网址是：

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

我早说过，上海只有宣传，没有媒体。当然，广州的媒体氛围更为开放，并不是上面恩赐的，而是所有广州媒体人不断受到打压仍不断努力而共同争取来的。在广州，普通老百姓随时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根本无法完全封锁消息，所以就法不责众了。

 

 

 

广州媒体骂政府，上海世博歌舞升平

你给我提的问题真是难回答，让我一个从北京过来的人评价上海。这位朋友提到的那篇文章（《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我读过，那个作者叫周筱赟，曾经在上海做过媒体，现在他在广州，也是一个媒体人。上海和广东都面临两个大事，上海是世博，广州是亚运，都在筹办。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观察媒体，把两地的媒体进行了一番比较，他比较的结果说，广州的媒体天天在骂政府，那个批评无微不至，一会儿是说交通问题，一会儿是说道路问题，一会儿是说噪音扰民问题，一会儿是说花钱太多的问题，反正不断的揭露。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不断的出来向民众解释，告诉大家的确我们看起来有些钱花的太多了，我们准备把某一个项目节省多少多少钱。上海的情况，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上海人都非常理解，比如在有一个场馆建设的时候，旁边居民区里住的老百姓，天天晚上施工睡不着觉，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老百姓说，没关系，为了世博会，我们做出点牺牲是完全应该的。

两相比较，他觉得问题不是上海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理解政府，或者说政府做的一点都没问题，而是说上海的媒体被“被了”。从一个最好的角度去想象，也许世博会的意义和亚运会的意义，在这个国家可能有所差异。比如说世博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而亚运会已经办过了，正像前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办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也看不到公开的对奥运建设不足或者一些缺陷的批评，可能国家对这样一个事情非常重视，非常“和谐”，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出现，这是从非常好的角度去想象。

没人监督，其实是官员都给害掉

实际上我觉得不让媒体做出任何批评的做法是特别不明智的，有一句话说“有大工程者必有大腐败”，大工程就是大腐败，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上海可能有史以来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建这么多东西，我们需要不需要媒体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能够让这个工程既能够保质保量，同时又不至于把许多官员拉下水。在这说陈良宇当然有点敏感，我觉得陈良宇这个人，过去上海人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实际上陈良宇先生过去从区这一级的干部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中纪委最后在发布的有关公告说，陈良宇的腐败从他做区里面的领导就开始了，他的腐败历史有19年到20年。我就不明白了，这19年和20年的历史，我们的媒体在干吗？我们的人大在干吗？我们的纪检部门在干吗？你为什么放纵一个官员不断的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报纸不去揭露，人大不管，司法不管，纪检不管，你去干吧，没关系你干，慢慢干，我就不监督你，“打死你”我都不监督你。让一个人越做越大。

山东泰安前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胡建学先生说，在中国这个官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我过去曾经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善待官员》，我说人如果不是神的话，他真受不了这个事。比如说我，如果没人监督，那我什么坏事都干。那没有监督，这是人性的一种放纵。除非是神。我们这样一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在保护我们的官员，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但其实是把我们的官员都给害掉。说实话，比如说最后追查个别，大家心理感到不公平。有人说陈/\希/\同有可能被判死刑。陈/\希/\同说把排在我前面的人全杀了才应该轮到我。大家觉得谁被揭露出来，既觉得你干吗放纵我这么长时间，同时又觉得不公平，他怎么怎么回事，他怎么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制度真正是有问题。

我常常讲我们这个国家，比如政治体制的推动，走向更加合理的政治体制从哪开始。政党制度，肯定风险太大，不宜马上就开始改变。比如人大制度的改造，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思路，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大容易，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的，所以也不大好改。另外是选区选代表，全国代表直选。私有化的推动，看起来也有点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是媒体稍微放开一点，慢慢放，比如网络，首先取消网络控制，让大家都能够在网上，让人民逐渐适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然后大家争论，大家发现了官员的任何细小的腐败就加以揭露，最后所有的官员都不由自主的成为了孔繁森，不可能成为王/\宝/\森，你怎么可能呢。西方国家从来没听全国最高检察院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查处了部级以上的官员20余名。你从来没听说过美国一竿子查出20多名吧？显示出我们反腐的决心。他们不可能出现这个东西。而这种方式也不大可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媒体的开放是多么好的事情，有时候老百姓在报纸上，在网络上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了，他就不再上街了，或者是你看《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登了对政府的严厉批评，说政府又干这个事不对，那个事不对，老百姓说你看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甚至老百姓都说媒体也太过分了，政府其实也还是有个别好人的。这样的话社会就越来越平和，一个国家，像英国的报纸，有人说看英国的报纸每每感觉到英国第二天肯定要爆发革命，这种国家太黑暗了，暗无天日。但英国从1688年以后到现在，多少年根本没闹过革命。但是一个国家的报纸天天歌舞升平，它的结果可能最可怕的时刻正在慢慢的酝酿，在慢慢的出现。一个国家议会里面的政治家天天打架，甚至肢体冲突，我们中央电视台幸灾乐祸，你看台湾又打起来了。我觉得政治家在议会里面扭打的国家，不容易发生内战，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我也理解上海市领导为了保证世博和谐进行得一番苦心，但是我还是说，等世博过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把上海的媒体更放开。说老实话，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说法当然也不对，好像农村生活就不美好一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其实现在看起来，比如广州，我们每到广州跟媒体界的朋友交往，都觉得很有追求。比如《南方周末》记者，《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一个记者到上海来采访，他说是《南方周末》的，中午说你请他吃饭，他说好，你请我，我吃。这肯定不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人不可能叫被采访的人请吃饭，这是他们的惯例。但是我们别的报纸，包括北京的许多报纸，太腐败。南方报业集团的这几家报纸，《南方都市报》，甚至官方报纸《广州日报》，老头、老太太吃早茶，一人一份《广州日报》，大家都在看《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广告收入是最高的。相对来说，我记得非典的时候，2003年《解放日报》的一位朋友跟我联系说，我们准备把报纸干的更好一点，请你做专栏作家。我也愉快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因为在上海露脸。只写了一篇，后来就说不能发了。（笑声）相对来说，《东方早报》还在做着努力，但是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在全世界能够展现自己伟大的风貌，绝对不仅仅看高楼大厦，不仅仅看所谓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上海人民享有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谢谢。（掌声）

毫无疑问，今年7月18日，胡锦涛做了一件大事：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向晋升上将军衔的11个军人颁发了命令状。据新华社报道说，下午15时30分，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宣读了7月5日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持晋衔仪式。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时期，不仅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各地维权运动风生水起，大有黑云压顶之势，而且，党内派别裂痕已现，薄熙来偏于西南一隅，唱红打黑，已争夺了不少民心，国家分崩离析近在眼前，总之，制度和平转型失败，将由暴力取代，而沉醉于经济繁荣梦想的国民，不知“政亡人息”将至，还以“风景这边独好”自慰，在这种情况下，中南海高层所有的派别，不论是太子党，还是共青团，都向军队伸出了橄榄枝，因为惯性思维决定了他们深信，只有抓住军权才能保证社会安定，才能免于手中的大权旁落它人。

然而，笔者认为，中国一部5000年的历史，已浓缩于小说《三国演义》之中，其名言在耳，值得深思：“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国内，党内，军内，似乎都孕育着分裂的迹象，虽然中共的报纸在竭力掩饰，但已是徒劳，江泽民的势力在上海推出他的文集，倒温的讨伐檄文覆盖了网络，薄熙来在重庆进行了“国防动员”，《李鹏日记》的出版，诡异而耐人寻味，刘霞再次踏上11年的漫漫探监之路，朱军持枪横扫了地方法院，13条跳出了“廉价劳动力时代”，苏州的维权运动方兴未艾，它点燃了大上海世博会的眉毛。。。。。。中国，从未像如今这样惊心动魄而又充满希望！长于韬晦之计的胡锦涛，怎不忧虑重重！

据报道，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是：副总参谋长章沁生、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童世平、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兼总装备部副部长李安东、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南京军区政治委员陈国令、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张阳、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

当然，不用怀疑，胡锦涛煞费苦心，是希望这些将领，能够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保持党内的团结和政局的稳定，但同时产生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一是有升就等于有降，即那些窥视上将军衔已久的人，必对其产生忌恨；二是养军如养虎，被提升了军衔的人如果忠诚于他，似乎可能短期内会起到平衡和缓解矛盾的作用，但一旦变心则遗患无穷，如狼似虎，反被其伤，而强权人物的消失，易使军内将领们无所适从；三是过于依靠军队的支持，特别是破格提拔嫡系将领，会在民间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与感情伤害，因为“六四”的阴影尚在人们的记忆中躲藏。显然，或许急提将领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正如夜间行走，狂呼乱喊一样，虽可壮胆，却不能趋逐豺狼！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心向背融为一体，则急需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如果能在安抚军队之后，果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造福子孙后代，留下美名的希望，千万不可模仿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军队为其靠山，饮鸩止渴，肆意枉为，那样将养虎为患，玩火自焚！

依笔者书生之浅见，在稍微稳定军队之际，胡锦涛应当大张旗鼓地扯起胡耀邦这杆大旗，因为他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不论在党内，军内，还是在民间，都有大批拥护者，既使是太子党也不敢公开顶撞，宜于以此取代薄熙来借尸还魂的社会影响，继而平反“六四”血案，释放一切政治犯，把知识份子团结起来，缓解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解除党禁和报禁，进行全民普选，台湾，香港，澳门，西藏，新疆等都会在民主的基础上真正地实现国家统一，至此，社会各界各派大和解，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建国以来所有的积案，民心军心皆顺，中华民族岂不幸甚？！

胡锦涛已是花甲之人，任期将满，任命再多的将领，也不能改变党内任期制的权限，更不能长命百岁。纵览中国，长痛不如短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胡锦涛应当审时度势，该出手时就出手！

据报道，昨天，晋升上将军衔的11位高级军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次地列队主席台前，胡锦涛主席向他们颁发命令状，并与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11位高级军官，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是，笔者还是奉劝胡锦涛，别被这廉价的掌声忽悠得忘了今夕何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北！

道理再简单不过，虽然，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似乎一言九鼎，但胡锦涛毕竟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邓小平，再像他们那样，把军队将领当成“看家狗”，对付自己的人民，不仅不能护家，反而被其咬伤！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九州！互联网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及其觉醒，已使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即彼一时此一时也！还是重温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名言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或顺或逆，岂有它哉？！

2010年7月19日匆匆写于多伦多，7月30日修改。

省委门口的“陈玉莲案”

陈玉莲，58岁，系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6月23日在湖北省委门口被六名警察暴打16分钟。这件事，最早报料于互联网的时间，是7月18日。也就是说，负责“维稳”的副厅级干部的诰命夫人，有25天是沉默的，或者是“被沉默”的。一名叫“罗中卫”的网民发帖说：“她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但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通报说，陈玉莲只不过是“轻微伤”。众所周知，轻微伤属于治安案件范畴，打人的警察只须负行政及民事责任，不构成刑事犯罪。

打人的肖邦明、郑志强、蒲全鸿等六名警察，系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是公安部门安插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是“维护治安秩序”。有任务，即有手段，非但暴打16分钟，且在陈玉莲明示自己是高官家属身份后，仍对陈玉莲咆哮道：“老子打的就是省委大院家属，就是省长的老婆也打了，怎么样？”实在打得非常有胆量，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特点。遭暴打以后，陈玉莲被押到湖北省信访中心关押了两小时。

警察打人之时，省委门口有哨兵，哨兵竟未制止。警察不是从外面冲到省委门口，而是从省委里面冲出来的。打完以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政法委、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等领导，知道捅的娄子大了，到医院给陈玉莲道歉：“是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的领导夫人！”没有比这更诚实、更可爱、更幽默、更讽刺的语言了。换句话说，是打人的警察不长眼，分不清平民与官太太。这种为自己找退路的愚蠢，被媒体放大，实乃“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谎看来是圆不了的。

不知陈玉莲的丈夫黄仕明是否反思过这一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怎么被维护治安秩序反攻了一把？表面看，你在“维稳”这件事上，是被上头认可的，你能参加河南郑州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并作为“先进代表”，受到胡锦涛接见。但你的妻子，却在你荣耀无限之时，被地方最基层的几只小鹰犬狠狠地“维稳”了一回。当胡锦涛向你握手致意的一刹那，你是否想过在湖北乃至在全中国，有多少像你妻子这样的公民，被“维稳”得哭诉无门？这荣耀的背后，有多少人在以权压法、镇止民心，有多少人以卑鄙无耻的暴力手段截住访民，杀一儆百？

政治前途与家人维权的抉择

从省委里面冲出来的肖邦明等警察，只是地方上堵截访民的棋子。做一个最不妨碍此时恐慌无比的武汉市区干部的假设，假如肖邦明等人真的不认识陈玉莲，假如仅仅是把这个女人当成了普通的访民，他们敢在省委哨兵面前打你妻子，自然在过去及以后都敢这样干，这是他们的职业，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任何人，只要在这省委门口出现，一旦被怀疑为是来上访告状的，那么就先打了再说，打了再把你关起来，而且是关在湖北省信访中心。你会发现，这种做法，会让省委里面的人很放心，让省委之下的地方政府很宽心，而那个叫“信访中心”的地方，原来也可以成为访民拘留所。也就是说，暴力和绑架，是被某些权力默许乃至赞许的。

同时，我不由得为武汉市区干部捏一把汗。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的办法，自然是拖关系找人，说点漂亮话，而后用人民币解决，顺便把那几颗搞乱事情的棋子简单行政惩罚一下，而且只惩罚三人：肖邦明记大过，调离公安机关；郑志强、蒲全鸿记过，再无别的惩罚。黄仕明纵然是副厅级干部，自己的妻子被打成网上说的“脑震荡”或武昌区公安分局说的“轻微伤”，但处理结果依然如此冷漠。市区政府不予妥协，反而封存殴打场面的录像，视其为机密，从更深层的原因说，是要让你这个省级维稳办副主任也明白一下“维稳”为何物，即官方词汇——“大局为重”。

坦率讲，我对黄仕明深表同情。虽然网络世界“仇权”仇得厉害，把陈玉莲被打被关高呼为“报应”，但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案发至今已逾一月，黄仕明没有什么表态，很显然找他谈话的人相当多，究竟打没打人、为何打人或者打成什么程度，似乎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作为省级维稳办领导，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的政治性质，以防被别有居心的人用来攻击中国的“维稳”制度，然后再摆出一堆大道理，跟你灌输“稳定压倒一切”之类。悲痛中的黄仕明，他的耳朵一定是茧都听出来了，但他根本无力动弹。

黄仕明手上虽然有权，但这权力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是牺牲你的政治前途来维护你妻子的权利，还是“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来继续你的政治前途？黄仕明一定对此想过千百遍。他值得我同情的另一点是，他的女儿黄芃芃在2006年“非正常死亡”，至今维权无果。四年前，黄芃芃从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一年，因肾病需要立即进行肾移植手术，但家属认为她在死前被注射了胰岛素，因而致命。四年来，黄仕明、陈玉莲不愿意接受医院的“私了”，一定要公事公办，警方也立了案，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高高在上的副厅级干部，居然没搞定自身维权事宜，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真实的“政治”。

“维稳”已变质为“官压民”

陈玉莲被暴打当天，除了依然决意为死去的女儿讨公道外，另有一事，就是她从省妇幼保健院护师一职退休下来以后，职称和待遇问题没有落实。她应该比一般公民有着更熟悉的官场人脉，她之所以来到省委，是与省政法委一位副书记约好了的。这距离维权成功，应该只有一步之遥。但那“一步”，却被鲜血染红，如果警察打上了瘾，陈玉莲命丧黄泉也有可能。女儿死去，妻子被打，黄仕明是否从中得到一些超出承受负荷的反思？省官维权尚且如此艰难凶险，一般公民的寻求正义之路，岂非悬崖绝壁？

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就说得过去的。在我看来，在这种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截堵正常维权的手段中，“维稳”已经变质，没有什么“自己人”。你以为你是，其实不是，人人都可能成为这种非法手段的受害者。再者，不是“自己人”的范畴，自然是无权、无势、无财、无名、无关系的那些人，这些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打了这些“绝大多数”，竟不是“误会”，而是理所当然，那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这些东西，就成了摆设。同时，《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彼此冲突起来，尤其是法医鉴定的程序和结果，是判断施暴者及幕后主谋是否构成刑事犯罪的主要依据。

陈玉莲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经过几天的治疗，她的神志才清醒过来”（网友“罗中卫”语），这种伤情，竟被法医鉴定为“轻微伤”，实在荒谬。建议黄仕明认真阅读《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学以致用，重新申请伤情鉴定。打人的录像，绝非机密，应当公之于众。肖邦明等警察，又不是手痒得见人就打，他们在省委门口把人往死里打的行径，既然是任务，那么任务就必然有人交代，究竟是谁在唆使他们？这很好查，就是当初把他们安插在省委里面的人。讽刺的是，这种“安插”，即是“潜伏”，是“官压民”的“维稳”措施。黄仕明身为省级“维稳”干部，是否有魄力来取消这种“维稳”措施呢？

恐怕，他没有这个魄力。而且，这也不是个人魄力的问题，而是制度使然，他无法改变这个制度。就如黄仕明管的就是上访，竟然不允许自己的妻子上访。媒体报料说，陈玉莲就是个上访户，但她的家属对这个称谓却非常敏感，否认陈玉莲在上访。说白了，这个家庭人脉关系辽广，办事无须像一般公民那样期盼包青天，他们找找熟人就可以了。家属站出来这样讲，显然对上访为何物已经有所定性，不将自己与一般“捣乱者”混为一谈，不想让身为信访高官的黄仕明难办。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早已将上访群体隔离，自视甚高的特权意识是明显存在的。

黄仕明，是男人你就站出来

黄仕明官至副厅级，想必很清楚“维稳”工作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即是处理公民上访，这是将矛盾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先机。除非他耳聋眼瞎，否则他一定明白，有多少地方政府的“内线”活动于高层党委、政府内部，有多少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被拉入信访中心紧紧关押。这些事情，有没有他参与的份，我不得而知，但最起码在他妻子被暴打之前，他选择的是沉默和纵容。如今，妻子躺在病床上，不断呕吐（按医学分析，应是脑中积水高压所致），黄仕明至少应该觉醒起来，如若不然，更多个陈玉莲将躺在病床上，更多个警察在打人以后得到的不是惩罚，而是奖赏。维护社会稳定，绝不能这样维护，显然这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制造仇恨。

法治已死，人治又兴，这是国家危机。网上不少人抨击地方政权黑社会化，“陈玉莲案”即是一例。以暴力和拘禁来处理公民的正当上访，是以“敌我矛盾”来对待的，这背后的现实逻辑是权力恐慌和利益驱使。不要说陈玉莲被打，就连德高望重的高耀洁传播艾滋病防治常识，也被监控得如同坐牢，80岁的她一旦到了某村，村民若举报，则该村民将获得政府给予的500元奖金。多少人拿钱消灾、雇人灭难，多少人枕戈待旦、夜不能寐？他们一边侵蚀着国家利益，贪婪腐化，为所欲为，横行一方，一己之利竟是以杀戮镇压来维持。真正的社会稳定，建立于解决矛盾之路畅通无阻，行政下倾，司法中立，社会广援，绝非“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以及“她被送交信访局关押近两个小时，由两名警察看管，期间不准说话、不准哭、不准打120求救，不给喝水”。

黄仕明，如果你还有一点男人的骨气与官员的职守，你应该站出来，向那些过去被暴力伤害和冷酷对待的访民道歉，向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去镇压纳税人的警察、黑道和地痞挑战。沉默，不应是你黄仕明的性格，不应是为官之道的精明，更不应是漠视、纵容这种非法“维稳”手段来为个人政治前途加砖添瓦。每当你看到有人跨入那道省委警戒线，希望你在头脑里认真回想自己的女儿和妻子，那是生命与鲜血的教训，请你拿出你的勇气和胆色，给自己一个真正痛定思痛的机会，帮帮那些走投无路的可怜人吧。让悲剧不再重演，让恶制因你而变。纵然某日因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失败，但至少你曾那样崛起过，奋力过，而非苟且偷生，随波逐流，遗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