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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出版的众多的记叙八九民运的著述中，《天安门对峙》很有特色，值得推荐。

迄今为止，海外出版的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纪实性著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录，一类是大事记。回忆录难免不受作者个人视角的局限，大事记往往只有大事而缺少细节。《天安门对峙》一书超越回忆录的个人视角，写大事兼重细节，尤其是注重对人物及其互动关系的生动刻画；如作者所言，是第一次把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作为叙事历史完整连贯地叙述出来的尝试”。

被打成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王军涛说：“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让对那场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去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Eddie的这本书：《天安门对峙》。”无独有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的谷梅（Merle Goldman）教授也说：“要了解后毛时代中国这一重大事件，最好从《天安门对峙》这本书入手。”

《天安门对峙》一书原著是英文，英文书名是《Stand off at Tiananmen》，于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出版。后来作者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今年六四前夕推出。作者署上自己的英文名字Eddie Cheng。这位Eddie Cheng先生，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80级学生，刚进校门就赶上竞选运动，以后他自己也成了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曾带头发起了84年85年两次校园民主运动，86年考托福考GRE赴美国留学，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他的同学、八九民运领袖刘刚说，如果Eddie Cheng们当年没出国，如果八九年他们还在北京，充当学生领袖，上通缉令名单的就该是Eddie Cheng他们，轮不上我刘刚了。刘刚这话当然有自谦的成分，不过那倒是告诉了我们Eddie Cheng是何种来历，何等人物。

天安门运动场面宏大，头绪万千。作者选择了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这一选择很明智，也很正确。因为作者本人就曾经是学运的参与者组织者，故而对这一代大学生的集体心态有冷暖自知的准确把握；六四后这么多年，当事人，尤其是学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记叙的文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再加上作者和若干当事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在私下有过多次交谈，因而对学生群体在运动中的状况了若指掌。这就为作者以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场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学生始终占据舞台的中心，是运动的主角；我们不能说，八九民运就是学生运动，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说，写好了运动中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写好了这场运动。

读《天安门对峙》，不能不为八九民运的功败垂成而痛惜不已。就在《天安门对峙》中文版出版的同时，网上正在热传《李鹏“六四”日记》。有人评论道：八九民运遭到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学生们绝食不绝食，撤出不撤出天安门广场，其实都没多大区别，因为邓小平李鹏他们打一开始就定下了“动乱”的罪名，就说了“不惜流血”，学生方面再怎么讲策略也是白搭。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观点，只要专制统治者决定镇压民运，民运就无法避免被镇压的命运。那么请问，民运怎样才能避免被镇压呢？依据这里的逻辑，那除非是专制统治者自愿放弃镇压，也就是说，除非专制统治者不再是专制统治者，除非是我们遇上了戈尔巴乔夫。

我当然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只要你认真读一读《天安门对峙》，你就会发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民运方面曾经不止一次赢得上风，迫使当局作出一定退让，可惜民运方面未能见好就收。在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忧就是，在以后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恐怕中国都不会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了，因为大多数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一旦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们并不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而是会放弃抗争本身。所谓“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就是指的这种效应。中国民运要取得突破，首先需要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八九民运期间曾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但是被六四屠杀所摧毁。因此，我们要重建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不能不从反思八九和反思六四入手。这也是我推荐《天安门对峙》的一个理由。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我不喜欢价值和信仰游移不定的民主党人，当然也不喜欢少年轻狂的奥巴马。在我看来，奥巴马的国内政策让美国变得更加社会主义化，奥巴马的国际政策对若干邪恶国家退让和绥靖，这都将损害美国的基本价值和立国之本。但是，我更相信美国三权分立机制的制约、民众意愿的自由表达以及选票的力量，因此，任何一个“坏”的政治家对美国的“破坏”程度都是有限的。在美国，不会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混世魔王，在其血雨腥风的漫长统治中，夺走数千万民众的生命。在美国，也不需要出现一个温家宝式的影帝，通过作亲民秀来让奴隶们获得“精神按摩”，从而忘却他们奴隶的身份。

奥巴马的姑姑：一个“黑”在美国十年的非法移民

我相信奥巴马的当选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我不太关心那些有关奥巴马的消息，但奥巴马姑姑的故事却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波士顿的美国移民法院举行了一场长达五小时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审议肯尼亚非法移民奥尼扬戈的政治避难申请。过去十年来，她一直寻求以难民身份留在美国，但遭到移民法院的拒绝，甚至差点被驱逐出境。而这一次，移民法官终于批准了奥尼扬戈的避难申请，了结了这场持续多年的移民官司。

为了这五个小时，五十八岁的奥尼扬戈整整等了十年——在这次听证会之后，她终于不再是一名来自肯尼亚的非法滞留者。本来，她只是数百万计的身份终于幸运地“转正”的非法移民中名不见经传的一员，但因为她有一名特殊的亲戚，顿时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焦点——她是奥巴马总统“最难忘的姑姑”。

在自传《我父亲的梦想》里，奥巴马描述了他一九八八年第一次前往肯尼亚时，见到奥尼扬戈时的情形。他写道，奥尼扬戈是位“活泼”、“骄傲”的女性，也是欢迎他回到老家的第一位肯尼亚亲戚：“‘欢迎回家’，她对我说，然后吻了吻我的双颊。”

二零零零年，在奥巴马的邀请下，奥尼扬戈获得赴美探亲签证。在拜访奥巴马后，奥尼扬戈选择一个人留在波士顿，没有按期回国。“黑”在波士顿后，她的生活并不如意。由于患上格林巴利综合症，她行动不便，居住在波士顿主要为残障人士提供的公有住房里。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有像自己的兄弟、奥巴马的父亲当年那样，回到种族暴力冲突连绵不断的故乡肯尼亚。

在激烈的总统选战中，“奥巴马的姑姑是非法移民”的消息被记者挖掘出来，这让奥巴马一度相当被动。还有媒体报道说，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二百六十五美元的竞选经费。然而，根据美国的法律，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进行政治捐款。于是，奥巴马的竞选团队随即宣布将捐款退还给奥尼扬戈。奥巴马说，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姑姑非法滞留在美国，而“相关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据报道，当奥尼扬戈从新闻里听到奥巴马与她撇清关系时，她“心碎地把脸埋在手心里哭了起来”。

这就是民主制度需要付出的部分牺牲亲情的代价。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当选总统之后的奥巴马仍然不得不对亲姑姑表现得相当“无情”，根本不敢施以援手。奥尼扬戈说，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侄儿自己目前的困境，也没有要求帮助。而奥巴马的发言人夏皮罗表示，白宫和奥巴马自始至终都没有介入过奥尼扬戈一案，奥巴马也没有帮姑姑支付法律费用，“自从奥巴马得知奥尼扬戈的非法移民身份后，就再也没有跟她交谈过”。

即便如此，那些反对非法移民的组织仍然呼吁奥巴马下令驱逐奥尼扬戈，以作为其严格执行移民法的范例。他们指责说，虽然奥巴马一再表示不干预此事，但仍或明或暗地施加了影响。在美国，要当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总统，就得忍受铺天盖地的批评和非议。

温家宝的家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姑侄之间“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如果奥巴马的姑姑知道中国高官显贵们的亲属的境遇，是否会羡慕不已呢？

在中共政治局的九个巨头中，声誉最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免不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和“隐权力”。温家宝曾经对媒体抱怨总理不好当，当他在剑桥大学演讲被学生斥责为“独裁者”并扔鞋的消息传出之后，老母亲一气之下脑溢血发作。但是，温家宝其他的亲人却占尽天时地利：弟弟温家宏，十多年前还是一名普通工程师，转瞬之间便跻身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老大恒大集团的高管。恒大集团的老板许家印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背景和人脉，进入房地产行业也最迟，却在短短十多年间急剧扩张，囤积土地多达五千五百万平方米，公司在香港上市后市值高达七百亿。《南都周刊》记者历时半年，辗转五地，撰写长篇报道呈现这名地产首富的成长史，却只字不提其合作者温家宏的名字，及温家宏在恒大发挥的隐蔽的、却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许多问题，看似复杂，实际上很简单：总理的御弟是大地产商，中国的房价如何降得下来？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妻子逐渐在公众场合中露面，特别是负担大量出访任务的总理，亦常常携夫人同行。李鹏的夫人朱琳，当年就因为珠光宝气、飞扬跋扈而备受民间舆论的批评。温家宝大概吸取了李鹏的教训，基本不让夫人在公开场合露面和陪伴外访，尽管“夫人外交”有可能为其亲民秀加分。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温家宝妻子张培莉爱珠宝，曾向台湾珠宝商买珠宝，一出手就超过台币一千五百万元。TVB电视台同期播放了温夫人采购珠宝的视频。这些报道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大哗，但对于此事和资金来源，温家宝至今没有回应。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温家宝可能“沉默似金”吗？他能不给公众一个交代就轻松过关吗？

比御弟和夫人更上层楼的乃是公子。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长相酷似其父。当普通的海归都还在为生存和创业而拼搏的时候，温云松这个不普通的海归已经一夜暴富、富可敌国了。二零一零年三月，英国权威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温云松于二零零五年与他人合作创办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在私募领域风光无限，一次便募集十亿美元。根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披露，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初，“新天域资本”共完成二十一个投资案例，投资金额虽然都不大，收益却“令人咋舌”。比如，“新天域资本”通过旗下外资全资子公司新天域湖景对新世纪百货的投资，在这两笔分别为三点五二亿元人民币和三点二三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中，浮盈达十九点四亿元。

《金融时报》的中文版网站登出这篇报道之后，第二天就被屏蔽。该文在大陆网站和论坛亦全部被封锁删除。温家宝本人是否读到了这篇文章？是不是他亲自命令有关部门封锁这个对他不利的消息的？这位自诩精力过人、勤政爱民的总理，难道不知道儿子平时在做什么吗？他在日理万机之余尚能博览群书，却无法约束家人的狐假虎威，这符合常识吗？

“官僚权贵”的“盗贼统治”

温氏家族并未置身于腐败之外。腐败已经侵蚀了中共政权的最高层。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苏珊?落实?阿克曼的说法，“腐败主要集中在政府的高层”的国家，就是“盗贼统治的国家”，那么中国是符合这个定义的。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在《腐败征候群》一书中，进一步概括出四种腐败形式：权势市场、精英卡特尔、寡头与黑帮，以及官僚权贵，他认为中国的腐败属于最后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

用迈克尔?约翰斯顿对中国现状的描述来透视温云松暴富的轨迹，可谓鞭辟入里：“如果国家精英们在一种制度非常薄弱、政治竞争缺乏和经济机遇正在扩大的环境下运作，那么就为不受惩罚的腐败创造了条件。那里的权贵们——势力强大的政治人物与他们的宠儿们——掌握着所有的牌。”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常常表现为强取豪夺，并且涉及单方面滥用政治权力而不是进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等交换，“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或他们的委托人掠夺社会财富和侵吞经济利益”。

在由“官僚权贵”实行“盗贼统治”的中国，讨论温家宝是否比政治局的同僚们、以及他的前任李鹏和朱镕基更加“善良”，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们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证明温家宝家族比其他权贵家族积攒的财富究竟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但在我看来，即便温家宝的家人都像奥巴马的姑姑那样一贫如洗，他仍然不能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因为他对中国日益蔓延的腐败基本上无能为力。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乃是制度的问题，而非领导人的道德问题。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在会上承认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他指出，土地审批出让、矿产资源开发、公共工程建设、企业重组改制、金融等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社会事业和民生领域腐败案件增多，少数中央企业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奢侈浪费之风屡禁不止。他进一步指出，产生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约束。这个结论没有大的错误，但温家宝有没有尝试过将权力分散和让权力接受监督呢？迄今为止，人们看不到他有这样做的任何迹象。

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和让中国社会免于走向崩溃，还有一线之希望。迈克尔?约翰斯的建议卑之无甚高论：“腐败控制可能依赖一种中国不得不进行尝试：政治改革。”所以，温家宝在国务院的廉政工作会议上应当高声宣讲这段话：“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基础的，但是它目前所处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政治性的。对于目睹别人损害其利益并牟取暴利却无处求助的千万人民的希望和愤怒，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太轻视这些可怕的挑战：对该党来说，‘放手不管’将极有可能意味着终结，同时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制度压力。”我想，这是历史给温家宝留下的最后的机会了。

他的两只手——如果这还能叫做手的话——像姜块；他的两只脚——如果这还能叫做脚的话—— 像“根雕”。

他叫王德华，现年41岁，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麻风村人。他的手脚，因为患上麻风病而留下了残疾。

父亲患上麻风病，来到近百年前英国传教士修建的麻风村时，王德华只有八岁。19岁来到麻风村与父亲居住在一起时，他还好好的。两三年后，他也患上了麻风病。因为极度的贫困，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王德华手脚20个指头不是蜷曲，就是缺损了。下肢也被麻风病折磨弯曲、缺损。从那时起，他就只能在膝部绑上厚厚的胶垫，双膝着地，许多时候还得用两手配合着，才能“行走”。

连续七八个月的干旱，使得麻风村的人们吃水更加艰难。或人背，或马驼，好脚好手的人们还可以到几里路之外取水。2010年5月25日早上九时许再次来到麻风村时，人们对我说，王德华清早就开着他的三轮摩托，到几公里外的猴子岩取水去了。等我到别处转了转再回到麻风村院子时，竟然看到王德华已经将拉来的两桶水弄进了屋里。

你怎么将百十斤重的水弄上车，弄下车，又怎么将水弄进屋里的？我问王德华。他回答说：“还能咋个整？都是我自己将水桶整上车、整下车并整进屋里来的啊！”

什么时候买的三轮摩托，你的手脚，能驾驶摩托？王德华说，摩托车是他两个月前花4700元钱买的。没有这个摩托车，他寸步难行，如今，取水，到石门坎街上赶场等，都比过去方便多了。王德华边做驾驶前的准备边说，自己的右脚踩刹车没问题，只要用橡皮筋将自己的右手与油门把手捆绑在一起，他就能很好地控制油门，驾驶摩托车了。

四肢虽然残疾到如此令人心酸落泪的地步，但是，王德华的头脑却异常聪明。很让人难以置信，我面前的这个高度残疾的人，他不仅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他还能借助胶垫挥锄种地，他甚至还能使用扳手，使用夹钳，使用起子等修理电器，修理摩托车。见我们颇为疑惑的目光，王德华“走”进他的屋子，拉出他的工具箱，拿出他的夹钳，套筒扳手，还有铲子等，演示给我们看，他是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

“如果我不劳动，我连稀饭汤汤也喝不上！”王德华说，去年以前，除了下地劳作，不时给人修理摩托、电器之外，他主要的生存方式，是下井挖煤。而摆脱下煤井挖煤，下地劳作的重体力劳动，到石门坎街上摆一个修理摩托的摊子，自食其力，孝敬年逾古稀的二老，帮补侄子，是他的一大愿望。

今年以来，王德华到是没有下到井下挖煤了，但是，繁重的地里劳作他已经“得不到吃”，他的生存方式仍然离不开煤窑。他“利用”自己高度残疾，政府很想抓他、却很不想养他的“优势”，组织了几个人下井挖煤，自己则站在煤洞口处把关。就在我们离开麻风村的第二天，石门乡接连几天，白天晚上都有警笛响起，好几十个斗胆挖煤的人，都被抓起来了。王德华赖以生存的煤井也被炸封了吗？他在这次的大规模抓捕行动中仍然“逍遥法外”吗？几天来，我很想打听王德华的情况，也很怕打听他的情况……

别人捐资，却被政府修建成豆腐渣的房屋，将就住了。去年，王德华就说过，如果有足够资金，自己很想购置工具、租赁门面，在石门坎街上开一个摩托兼电器修理门市，摆脱不得不依靠小煤窑生存的危险、违规生存方式。可是，自己找谁借钱，到哪里贷款呢？

见墙上挂了个竹背箩，我问：怎么，你还能背背箩？“这是我媳妇的”，王德华摸着背箩，不好意思地说。原来，经过好心人介绍，经过自己在电话里展现的真诚，几个月前，他成功地“呵”到了一个媳妇。这位36岁，与别人生过一个孩子的媳妇不但不嫌弃王德华是个残疾人，反倒说自己已经结扎，如果王德华以后找到能够生育孩子的媳妇，她将成全王德华云云。媳妇哪去了？王德华说，她帮人种地，“讨生活”去了。

怪不得，今年见到的你与去年的你相比，有了不少笑容，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在场的人们纷纷向王德华道喜说。

“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绝不搞特殊化”之类在麻风村得到了充分体现。你王德华高度残疾又怎样？告诉你，你也只能每个季度领取180元低保救助金，领取民政每年300多元生活补助。

公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看着驾驶着摩托，奔赴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的王德华，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真为他担心。当年，伯格理行走在一个十分糟糕的公路上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允许这样的道路存在的政府，真应该为人民所摆脱。”这句话，去年见到残疾如此，却还不得不自食其力的王德华时，就被我套改。这几天，这句话更是久久回响在我的脑际、耳边：

一个允许王德华这样的人“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政府，真应该为纳税人所唾弃！

名目繁多的各种“禁忌”是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的普遍现象，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经典著作《金枝》将原始社会的禁忌行为作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词汇的禁忌。直到现在，所有社会仍有各种各样的词汇的禁忌。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种种禁忌，包括词汇的禁忌，毕竟是越来越少。因此，词汇禁忌的多少，往往可作为时代、社会“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词汇禁忌史来尤多，不知避讳就身陷牢狱之灾，许多人还因此丢掉脑袋。由于禁忌的有关规定并无严格的“法治化”，为官家提供了操作空间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犯禁罹罪。例如，对帝王姓名避讳的惯例是讳名不讳姓，但李唐王朝就曾讳“李”。所以开元三年、十九年朝廷曾两次 “禁断天下采捕鲤鱼”；曾有规定 “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有卖鲤鱼者被杖六十，盖因“鲤”为“李”也。所以，鲤鱼也被改称“赤公”。宋代苏轼的《庐山二胜开先漱玉亭》中即有“愿随琴高生，脚踏赤 公”之句。安禄山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唐肃宗李亨对“安”字甚恶，认为有害天下，故将许多有“安”的地名改为他名。据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史讳举例》中的不完全统计，30多处地名中的“安”字被改，如将安定改保定、将安化改顺化、安康改汉阴、保安改保宁、遂安改晋康……中国官权向来强大，甚至地方官也可要求属下、百姓避其名讳，州官田登不许人用“灯”字，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已是尽人皆知的成语。

说来有趣，清王朝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关，定鼎中原，曾被中原“华夏”视为“狄夷胡虏贼蕃”等，因此清初对这些字深深忌讳。如明末的“红夷大炮”，清政权改为“红衣大炮”，直到“盛世”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还对书中的虏、狄、夷、胡等字作了改、挖。虽然雍正、乾隆对此都曾明确表示不以为然，但编书的史臣对真实的“圣意”体会至深，仍不敢不改。从清初对这些字的改、挖，到雍正、乾隆表示不必改、挖而编书史臣却仍然改、挖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原本属“狄夷胡虏”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又以“华夏”文明代表自居的矛盾心态。

随着统治日久，无人否认清王朝是“华夏”正统时，这些词汇才“脱敏”，并在鸦片战争之后“强化”，“严夷夏之防”思潮再起，因为此时的“狄夷胡虏”所指的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清王朝已俨然成防止“用夷变夏”的“华夏”的捍卫者了。翻来覆去，当它对自己是“华夏”正统不够自信时，“狄夷胡虏”便是禁忌，至少是“敏感”；当它对自己是“华夏”正统充满自信时，这些词便全部“解禁”。

对“反清”的太平军，清政府规定自然不能“直呼其名”，不是“贼”就是“发匪”、“发逆”。而太平天国也是等级森严，禁忌词汇种类之繁，字数之多，范围之广，执行之严，较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样规定称敌对的清政府只能为“阎罗妖”，清官为“妖头”，高官为“大头妖”，清兵为“妖兵”，清军营为“妖穴”。还规定“鞑”、“咸丰”等字样都要加上反犬旁。

国共相争最激烈之时，彼此也忌讳“直呼其名”而互称为“匪”。这种情况，延续数十年。对此现象，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写道：“‘蒋匪’与 ‘共匪’，其核心为一个‘匪’字。”（《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

在“史无前例”的“全面专政”年代，认为有毒、有害的禁忌词汇瞬间暴增，从暴风骤雨般的商店、街道改名运动，即可略窥一斑。从1966年8月20日开始，北京红卫兵在“伟大号召”下冲上街头，开始“破旧立新”，给许多商店、饭店、街道强换新名。8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长篇报道，同时发表了名为《好得很！》的社论，热烈赞扬说，“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因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依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随后几天，《人民日报》连续发报道、社论、评论，赞扬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据报道，北京的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后又改为“人民路”，景山东街、后街改“代代红路”，天坛路改“曙光路”，白石桥至中关村叫“文革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宣武医院改为东方红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王府井百货商店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全聚德改为北京烤鸭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荣宝斋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蓝天时装店改为卫东服装店……

几天之内，改名风暴席卷全国。连四川名菜“麻婆豆腐”也被改为“麻辣豆腐”，成都的陈麻婆饭店改为文胜饭店，寓意“这次改名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穷乡僻壤，森山老林，也难以能免。产于福建武夷山深处著名的武夷岩茶“大红袍”也曾被迫改名。由于“大红袍”散发着“中状元，加红袍”的“封建毒素”，红卫兵来到茶树前要砍掉此树，崇安县茶叶局茶科所管理人员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想起毛主席也喝此茶，就对红卫兵解释说毛主席也喝过大红袍，所以“谁敢砍大红袍茶树，谁就是阶级敌人”，这才使大红袍茶树免遭砍伐之灾。但是，红卫兵还是勒令树名必改，一位吴姓生产队长想起了新近发表的毛主席词《卜算子咏梅》，歌颂梅花，而且在“文革”中梅花被认为是非常革命化的植物，“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政治符号”，于是提出将“大红袍”改为“大红梅”，终于顺利“过关”。但不久，问题却接踵而来，原来“大红袍”相当部分出口海外，改为“大红梅”后引起海外误解，严重影响出口创汇。想来想去，茶科所人员又将“大红梅”改为“大红岩”，既具“革命色彩”，又贴近“武夷岩茶”。“观音”也是封建迷信，所以“铁观音”也改名为“铁冠音”（邹全荣：《“大红袍”险遭“文革”浩劫》，2008年11月25日《人民政协报》）。

改得最多的，恐怕是人名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女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改名风潮霎时涌起。连“文质彬彬”都属政治“不够正确”，那富贵、进财、光宗、耀祖、仁智、孝悌、淑芳之类，就不必说了。直到“文革”后期，江青还为人“改名”。据胡学常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杂志2005年第4期发表的 《江青与小靳庄》中说，1974年6月，“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正在高潮，江青来到小靳庄。这时“孔”、“周”等也成忌讳。“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女社员王淑贤刚自报家门，江青就说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其任选一个。有于瑞芳者，江青认为“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王孝岐这个名字更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改名“王灭孔”。妇代会主任周福兰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然后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遂为其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 “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

“文革”后，词汇禁忌锐减，地名、商店企业名和人名大多重新改回旧称。不过，在某些时候，仍会有某些“敏感”。邵燕祥在 《百年潮》1999年第7期发表《何必改词》说，有次他在电视中看在北京直播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性演出，结束时，齐唱 《团结就是力量》。这支歌他会唱，歌词也能记诵：“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他在电视屏幕前跟着哼唱，但是，“唱着唱着不对了，再唱第二遍时，仔细盯着字幕看，发现原歌词中的‘向着自由’被改成‘向着胜利’了”。在介绍了这首唱遍全国多少年歌曲的背景后，他感叹道：“我真不明白，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末，为什么要去改掉五十多年前唱遍全国的一首歌曲中的‘自由’两个字，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记忆，就能抹煞当时革命者和爱国者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吗？”

王辑志是我国it业前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之子，2006年10月31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博文 “不能理解的禁止”，他写道：“我常用http://www.bjmcc.net北京移动网站来发手机短信，这样比在手机上输入短信内容方便些。现在我在南宁，住在我姐夫家，在民主路。明天我要去老家博白参加他们举办的客家文化节，他们来车接我。刚才我用上述网站发短信，告诉他来南宁民主路来接我。但是短信发送失败，理由是：您的短信内容里含有不许发送的内容。我把‘民主路’三个字去掉之后，短信就发送成功了。于是，我还要用别的手段告诉对方我的地址。真的不明白为何不许在短信中出现‘民主’两个字？”但经历过“史无前例”的他毕竟具有历史感，对此虽不理解，却不否认时代的进步：“这种做法，我觉得很可笑。不过，社会毕竟在进步，回想起‘文革’期间，如果用废报纸包东西，被发现报纸上有主席相片，会被批斗。如果不小心打碎了主席的石膏像，甚至要被定罪为反革命而进牢房（http:/blog.sina.com.cn/wangjizhi）。”

词汇禁忌史不绝书，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也是史学家应该掌握的基本功之一。“禁忌词”包含的历史信息至为丰富：可以校勘历史文献年代，探究时代特色，窥视社会特点，观测政治风云，分析文化政策……而最重要的意义，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的短短一句话早就一语道尽：“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

中国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从其开始的“朝鲜战争”，至今60年，到“停战”而不是“终战”也有57年了。由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造成非常不幸的结果就是，战前金日成、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函电交驰、信使往来、密谋策划的全过程，竟然大白于天下，毫无隐晦地暴露在全世界舆论的面前。这个暴露不是笼统的抽象的概说，而是以原始档案的形式，逐年逐月逐日地如日记般地展现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档案材料丰富，互相可以参证，更增加了真实性与可信度。战前密谋的真相暴露得这么细致入微、这么完美无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奇观。作为战争发动方，已经遗憾到没有任何诡辩狡辩的余地。中国官方、朝鲜官方从来没有指责这些档案的真实性。这不幸之中的大幸，就是历史学家们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只费几卢布，几乎是坐享其成，窃窃私喜。中国最早到俄罗斯抄录档案的历史学家沈志华志得意满地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成果最踊跃、最成熟的课题之一。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逐步大白于天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关这段历史的各国档案文献，特别是俄国的档案文献披露得比较完整和全面。

在这场战争结束50年之际，笔者编辑、出版了三卷中文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该文件集刊载了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700余件，就其数量而言，大大超过了当时散见于各国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韩文文本。正是在利用这些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写作并出版了《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修订版即将出版) 。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挖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文献，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近几年，又有大量新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披露出来。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和解读，笔者拟对过去研究中的某些重点问题，做一些补充和说明，再议苏联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关系及作用。” （按，沈志华下海经商赚了几百万元，都花在到莫斯科复印、翻译解密档案上去了。）其胸有成竹、洋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历史不幸史家幸！沈志华成了中苏关系研究的无与伦比的权威！天助他也！

感谢仁慈的上帝，我们这些苟活于世的“抗美援朝”老兵，就是没有当炮灰的老兵，活到七老八十的老兵，也竟然可以在有生之年，就这场战争获得了话语权。今日不说，活着不说，更待何时？

因此，我们要追问：第一，朝鲜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吗？第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具有合法性吗？我先直言不讳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朝鲜战争是一场不义之战、侵略之战，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不法之战、非法之战。

我之所以提出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近日一篇署名网易的文章说：“朝鲜战争谁打了第一枪？”作者设问之后，自答道：“朝鲜战争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但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不是战争的主角，只不过他们必有一方是战争的发动者。讨论谁开了第一枪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在战前南、北韩双方即在分界线有枪击摩擦，怎样才算第一枪、又是谁开了第一枪，这本就是各说各话，相互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这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而徒然浪费唇舌。”这真是赵本山式的忽悠读者。笔者不得不“徒然浪费唇舌”。朝鲜战争“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不是战争的主角”，这是什么逻辑呢？“朝鲜战争谁打了第一枪”，更是胡话昏话。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无疑而问的问题，事实清楚，论据确凿，历史学家们根本就认为不必“徒然浪费唇舌”再怀疑、争论、考据“谁打了第一枪”，这位论者却跑出来搅局，故意把水搅浑。

因为“谁打了第一枪”已经清清楚楚，无法掩盖辩解，连说也不必说，所以现在中国的历史书为了掩盖真相，谈起朝鲜战争时，用的都是中学历史教材的表述方式：“1950年夏，朝鲜内战爆发。” 用这种貌似客观的中性陈述方式，故意回避“谁打第一枪”的问题。常识告诉我们，在三八线上，如果哨兵无意走火，怎么也惹不出“内战爆发”的局面。一堆干柴，也不会自燃。因此，历史上被称为朝鲜战争或韩战的这场战争，朝鲜自己称为“祖国解放战争”的战争，其性质已经被判定。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朝鲜是这场不义之战的发动者，朝鲜是侵略者。战争的目的就是“解放全朝鲜”。中国派兵援助侵略者一方，以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因此无论冠名是什么，都应该认定为不义之战。

不但如此，而且当我研读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时，惊然发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还是一场不法之战，非法之战。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生的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是在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大审判之后发生的一场侵略战争，是在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保证战后国际和平的条约法规之后发生的侵略战争。因此中国出兵朝鲜，是进入别的国家，不能说进就进。虽然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都宣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但是，他们是怎么“请求”的？原信在哪里？不但没有公布过请求文书，而且，查阅中国方面的原始文件，也丝毫没有朝鲜方面“请求”的前提。现在，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作证。这里有三个关键文件可证。

第一个文件，1950年10月2日《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 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后略）

这是一个通报或报告，向苏联老大哥报告“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因为朝鲜战争的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手中。毛泽东在述说派兵的原因时，丝毫没有提到朝鲜方面的“请求”。

第二个文件，1950年10月8日《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其第一条说明目的是“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无一字一句提到朝鲜方面的“请求”。

第三个文件，1950年10月8日《关于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给金日成的电报》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 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后略）

这里，连给金日成的电报，也没有提到对方的“请求”。以上是见诸《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卷的著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还有第四个文件，1950年10月8日《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后略）

以上四个有关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四个原始文件，都令人发问：中国派兵入朝参战，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的吗？假若有此“请求”，为什么不作为以上文件的“前提”叙述呢？为什么从来没有公布过呢？我记得1950年没有公布过这么一个文件。

金氏父子的忘恩负义固然是一个方面，而毛氏的狂妄自大却是前因。中国古人的军事思想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师出有名。如果师出无名，就意味着是侵略，是不义。不过这些军事思想是立足于“华夏”或“中国”范围之内而言的。出国到朝鲜作战，这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朝鲜不是附属国、殖民地，是现代意义拥有主权的国家，你派兵去作战，怎么能说去就出呢？这里正因为有个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以后写历史的时候，不得不补办出一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的法律“手续”。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的文件，我讲的是正式文件，可以虚晃一枪，像魔术大师刘谦一样，变个把戏，忽悠忽悠无权质疑的中国老百姓。

假若真有一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的正式外交文件，那么，就不应该由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通过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给金日成通报，而是应该由中国政府正式给朝鲜政府复函。毛泽东特别反感斯大林把中苏两党视为老子党儿子党的关系，其实，他心目中的朝鲜党也是儿子党。

最有意思的是，10月2日给斯大林发出通报之后，过了6天，到8日，同一天发出《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关于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给金日成的电报》、《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按照情理，必须等待金日成回电，表示同意、欢迎、感谢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才能下达《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和《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金日成不是你的儿子或部属，怎么能不需要他的回电同意呢？

反之，派遣军队出国作战，在中国自己一方来说，谁给毛泽东授权了呢？在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政协全国委员会。所有记叙朝鲜战争的历史文件，翻来覆去只是陈说毛泽东如何耐心说服他的群臣要不要打、派谁打、怎么打，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过法律程序与法律规则，这种关系到国家之间交战的大事，竟然可以没有最高权力机关的授权，也不必顾忌法律门槛。这是多么荒唐的权力运作！

中国派军参战，应该是有朝鲜的正式请求，但没有得到正式请求，没有签订同盟协议出兵协议，是一相情愿的决定。据沈志华介绍，先前是金日成极力阻拦抵制中国出兵，只是因为美军在仁川登陆，平壤危急，求救苏联，苏联不施援手，金日成在苏联推脱、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急忙要求中国出兵。中朝事先没有任何协议，中国仓皇出兵之后，志愿军没有得到朝鲜提供的地图，只能使用日本人测绘的地图作战，其战场上遇到的困难灾难可想而知。查看毛泽东一系列电文可知，他和指挥国内战争一样，一切自作主张，无视金日成的存在，所以闹出一系列矛盾，最后，“志愿”参战的志愿军是被“志愿”撤军回国，仅仅只是没有接到逐客令。就像中国拒绝接受日本的战争赔款，最后日本连侵华战争也要赖账，朝鲜最后就干脆不承认你们曾经派遣过志愿军，一退六二五，叫你尝尝打不义之战、不法之战的滋味。毛泽东白送了他的爱子，成了天下第一的傻帽！

因此，六十年后我们反思抗美援朝战争，不得不惊然指出，中国方面打了一场不法之战，一场非法之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既无程序正义，也无实质正义。中国是赔了儿子又折兵，人家一点也不领情。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2010-7-7于山东大学附中）

毛岸英於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朝鲜前线被联合国军美军飞机炸死。笔者曾经访问志愿军总部多位工作人员，当年知情者陆续披露毛岸英遇难的一些重要细节。

在他逝去前半年，就是一九五○年四月，毛泽东在审定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后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一条.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共同纲领》确定中国的国体是人民共和国，何来其领导人“万岁”，显然毛泽东已经钦定自己是“万岁爷”了！

朝鲜前线“镀金”，张狂极致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按照中国帝制传统，长子是法定的第一承继人，即皇太子。毛岸英先在苏联留学，回国后在农村和工厂体验过，前往朝鲜前线镀金期间，把皇太子的张狂发挥到极致。

一九五○年十月，毛岸英作为中国志愿军总部的俄文翻译，随同彭德怀司令员出国。当年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说：“办公室的成员对他（指毛岸英）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时代潮》二○○四年第十九期）

原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后渖阳军区参谋长杨迪将军，在其所着《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中，曾经说到毛岸英：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可能也出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意料之外），就是正当彭总向（第三十八军）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七八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一、二分钟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於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

会议开完后，我对（作战处）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丁甘如同志说：“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该书第58─59页）

“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愿军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这话的潜在意思是，彭总和几位副司令可以而且应该制止他讲话，可以而且应该批评他，但是都没有！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党内军内等级极为森严，就像上引杨迪将军文中说到的，“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

而且，这样一个纯粹是志愿军党委召开的高级军事作战会议，当然没有苏方人员参加，也就没有翻译任务，这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发言的资格，连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资格也是没有的。

违纪炒蛋炒饭：送命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时任成都军区参谋长的丁甘如将军，在军区将军寓所向笔者介绍了志愿军总部被炸前相关情况和毛岸英殉难情况.

他说，毛岸英遇难前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傍晚，彭总、邓华、洪学智等总部领导人在驻地附近散步，他们边走边聊，走着走着，邓华副司令员说：这架敌机怎么还在这儿转呢？洪学智副司令员说：转了个把小时了。几位领导人几乎同时说：看样子，我们总部的目标暴露了。

散步归来，当晚九时，志愿军党委在彭总主持下开会，紧急部署防空措施，即：佈置工兵增挖猫耳洞（防空洞），并加大加固已有猫耳洞；总部所有工作人员凌晨三点起床，吃完早饭后，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四点前全部进入指定的防空地点；同时严格规定，四时后所有住处不许冒烟。

这位当年志愿军总部作战处长说：“毛岸英三点起床了，他舀了一漱口杯子饭后，便伏在办公室桌子上睡觉了。从四点到九点多钟，睡了五个多小时吧。毛岸英醒来后，便就着火炉炒饭吃。”

丁甘如接着说：“十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间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不幸牺牲。”

这里记述的过程，确切地说明，没有值班任务的毛岸英，没有遵守总部规定的三点起床后吃饭，四点前进入指定的防空地点，而是伏在办公桌上睡觉，也没有遵守不得冒烟的严格规定。

毛岸英炒饭时的细节

杨迪将军於二○○四年三月出版的《险难中的共和国领袖与将帅》中再次着文，进一步反映毛岸英炒饭时细节：

在我跑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十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

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有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该书240─241页）

成普在回答“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时，这位总部作战处副处长兼彭总办公室主任断然回应说：“我怎么敢呀”。当然，总部的几位副司令员也不会去取吃这只有十多个的鸡蛋的。然而，毛岸英敢！这正是毛岸英骄横放纵的反映。

用了两年时间，终於把有关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一九五九拉萨！》写完了，说不出心情是轻松一点，还是依旧压抑。这两年里，我採访了很多西藏难民，阅读了各方很多文件和回忆录。有关拉萨事件的资料和故事，能够找到的我都读过了，有些读了不止一遍两遍。那不是一种愉悦的阅读体验，因为那里面有太多的血腥和眼泪，有太多的残酷，有太多的生命丧失，有太多的人生悲凉。可是我知道我必须搜寻，必须阅读，必须採访，直到把这本书写出来。

把书稿传到台湾和香港的出版社投石问路。感谢台湾联经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他们立即决定出版这本书，在今年七月达赖喇嘛七十五岁生日前后和两岸读者见面。

理解西藏问题必须瞭解拉萨事件

我是在研究达赖喇嘛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产生了先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的。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是达赖喇嘛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从中国最年轻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难民。这个转折点，也是当今纠结难解的“西藏问题”的起因。要理解西藏问题，就必须瞭解拉萨事件。可是，我在研究和採访中发现，倘若不瞭解拉萨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就无法瞭解达赖喇嘛出走的真相，也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当今西藏问题.拉萨事件不仅是以后半个世纪西藏问题的起因，也是此前十年中国和藏人居住地区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结果。只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才能看出来龙去脉.前后联系在一起，才谈得上是非曲直。

前几天，我在台湾中央电台接受採访的时候，主持人问得直接了当：既然在西藏问题上，北京和流亡藏人双方都各说各的，那么，你能够用什么来向读者证明，你讲述的拉萨事件更接近真相呢？

这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和读者一起探索拉萨事件的真相。正因为拉萨事件是中共在藏人地区搞“改革”的结果，也因为达赖喇嘛出走导致西藏流亡社会的形成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摆脱的“西藏问题”，使得对西藏问题的瞭解和评价，直接影响对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评价.所以，拉萨事件的真相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修饰。这给查明拉萨事件真相制造了很大困难.有关拉萨事件的文件和回忆资料，非常分散，真伪混杂.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档案，尚未解密公开，有些文件甚至无法肯定依然保存着。当年主导中国和西藏社会变革的中共一方领导层，已经全部离开人世。有很多关键情节，也许将永远是秘密了。

探索真相永远不迟

但是，探索真相永远不迟.面对错综複杂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从探明真相着手，因为真相是我们能够理解世界，能够有信心明辨是非善恶的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是非。我写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重建事件，查明真相。我的能力和资源有限，只能尽我微薄的力量收集和使用了我能够找到的一切资料，特别是各方对同一事情的不同描述，比对其中的时间地点和数据，筛选出较为可信的描述。如果不同的描述无法肯定真伪，那就只能存疑，留待将来有新的资料问世。

值得庆贺的是，半个世纪前参与和经历了中国和西藏社会变革的较为年轻的一代人，如今大多还健在，包括尊者达赖喇嘛。他们都垂垂老矣。我在採访中发现，他们大多并不讳言当初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管很多人回忆以往是非常痛苦的。半个世纪来，没有人去问他们，他们就只能把这些痛苦经历埋藏在心里.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去问他们，他们的回忆对於核实资料，查明事实细节是非常有利的。

当年入藏的解放军和中共干部，一定还有很多人健在。有些人出版了他们的入藏回忆录，可惜的是这些出版物都受某种固定叙述方式的约束，缺少历史研究需要的细节和客观性。今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个人留下的口述历史资料，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事实资源。

这本《一九五九拉萨！》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努力，我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引出更多的人来探索汉藏关系史上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的真相。此书在台港两地受到的关注和评价，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期待读者的质疑。我将非常乐意地修正此书中的错漏之处。我相信真相的力量。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2.2、追求精英生产的可持续性

2.2-1，零散的体制内资源

正如有知识价值的泛异议力量的著作，在不同层次上产生了影响一样，中国大陆内部在泛异议之外，尚存在一套知识价值化的生产系统。它们很零散，以至于不能严格地使用“一套”这样的概念去描述。

其分散性的特征，本质上是出版审查导致的后果。也正是由于其分散性，产生信息共享的概率几乎没有，只有凭精英阅读方式来产生非规模的价值。而且，这类的分散性知识价值又多以思想性国外著作的译介为手段。

2.2-2，样本性与案例

较早的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注8]一书提供了截然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价值；较近的，远不如哈耶克之书有名的则是《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注9]，给出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对比于西方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及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中国的知识分子该具有何种道德禀赋？

这类的书目，包括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等在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远远超过上节统计表中的书目乘数级。而两者内在的知识价值问题只有一个：中国的精英生产的持续性，是否可能？

2.2-3，激烈的较量

这里的“精英”概念，很狭义，狭义得甚至招致一定程度的泛异议内部的反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之间，三种转型力量在「知识生产——信息共享体系」方面的较量将异常激烈，可能它完全超乎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3.0、城市化与中国转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端绪：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使现代化维继还是崩溃？

这个命题很技术性，甚至被认为不具有战略意义。

3.1、一个纯技术性问题

3.1-1，城市化与老龄化

但是，这个命题至少有两点，可以影响中国转型：

（一）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突破十亿，首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状况；

（二）在以后的二十年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大幅衰减。

3.1-2，第一种力量失败的城市化

面对这样的未来趋势，官方转型力量（即本文第一部分所指的第一种）肯定是无计可施的，而且他们利用城市化进程维系统治策略已经失败了——大量的维权活动，无法预测劳资冲突事件，农地权益空间诱导下的中下层政府黑社会化，不一而足。

3.1-3，“我们这一翼”的压力

那么，“我们这一翼”有解决问题的方略吗？有自己的“影子内阁”提供价值化文本吗？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既然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对第三种转型力量（即不可预知论），就没有任何说服力。

3.2、国际比较，拉美化的含义

3.2-1，阿根廷经验

比之于世界经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层面（特别是泛异议群体）正面临着十九世纪阿根廷悖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代阿根廷研究所的主任戴安娜•加托西一瓦松说道：“阿根廷知识分子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度发展的、世界方义的、消息灵通的精英阶层的范例，他们熟悉世界文学和意识形态的新生事物，但却置身于一个强烈抗拒这些新生事务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注10]

3.2-2，另一种拉美化

比照阿根廷也即拉美知识分子的经历，中国正在经历一种当下“拉美化”意义之前的“另一种拉美化”；刘晓波案件，实际上描述了中国在复制“另一种拉美化”之罗萨斯时代那样一种痛苦经历。

很明显，“维稳”这一词在中国社会中越来越贬义化，它指统治集团或狭义为第一种转型力量不得不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秩序之间所做的艰难乃至狼狈选择。其经济成本越来越成为其内部批评的一个对象。

3.2-3，第一种力量无意真正改革

维稳，不全面失败，第一种力量就没有真正改革的愿望。一些微观例证，已做了很好的说明。四川巴中市的白庙乡财政透明化，即为重要案例。境外分析家就此案例发表评论说：“如果北京希望实施能够改变当前政治与社会的环境重大改革，它是能够做到的，但似乎缺少必要的决心。”[注11]

3.2-4，知识价值的重置

决心，并非一个简单的决策行为，其背后是利益权衡。正是这种权衡，使得第一种转型成为不可能，其不可能的最终结果就是维稳的全面失败。这等于又给第三种转型力量以有力的证据。惟其如此，第二种转型力量的虚拟抗争的压力才更大，知识价值的重置才更显必要。

权衡的失败，在于腐败对政权的维继作用，一如麦格雷戈所说：“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交易税’，令统治阶层获得非法收益……腐败成了保持这一体系屹立不倒的黏合剂。“[注12]

4.0、中国模式与教育制度彻底失败

“中国模式”有时也被称为“北京共识”，在软实力的意义上，它是重视市场力量、转化政府作用的“华盛顿共识”或“美国模式”的替代品，其核心性要素是“实现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 [注13]，因此，“开辟了一条通往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注14]。

借助欧洲政治与社会背景进行分析的华人学者、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相蓝欣，曾指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系列问题，其中一条就是：“这个儒家社会本该重视教育，但教育制度却是失败的。”[注15]

4.1、严重的争议，混乱的判断

4.1-1，郑永年和韦森的观点

历来关注中国大陆发展状况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高度政治化，从而影响了学术的真实性：“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不计其数。”[注16]

审美也好，比较政治学评价也罢，国外学者的理论总结与国内总会存在相当差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韦森在对“中国模式”作为一个经济学论点进行比较学研究之后，指出了它的社会学本质：“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步形成，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卷入市场越来越深。”[注17]

4.1-2，秦晖和华生的模糊化

“中国模式”的理论总结如此，但实际存在与否仍是国内学者争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对此予以了不确定性判断：“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注18]同样，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有，但现在还没有” [注19]。这是一个看似清晰，但实质模糊的界定。

4.1-3，严重的学术盲区

韦森、秦晖、华生都是学院类学者，学术身份的基础是教育工作者。他们所有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讨论，均未涉及教育在这个模式（共识）中的作用，就更不用说教育所具有的文化创新功能在模式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学术盲区，也是严重的现实矛盾：（一）如果一个模式不具有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软实力”因素，那么，它肯定不具备国际上的可复制性与本身的可延续性；（二）如果“软实力”与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不挂钩，那么“软实力”本身就成了伪概念。

4.2、虚幻的软实力

4.2-1，宋鲁郑的忽略

上指盲区或矛盾在非常政治化的制度模式比较表达中也被印证出来，比如宋鲁郑从比较学方面做出的中国六大优于西方的制度因素之研究[注20]，亦未给出教育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的说明。

4.2-1，政府仍创造力发挥的障碍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日本与新加坡（如我们刚引日新报纸的文章），在美欧则存在一些惕励性的观点。如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ivad Sharmbugh）认为：中国在向世界传播其文化（如到2009年底的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学堂）时，“总是带有一点呆板和宣传的味道”，“中国政府不断控制社会中最有创造力和最多元的因素” [注21]，等等。

4.2-3，软实力来自社会而不是政府

按“软实力”还有后来的“巧实力”概念发明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观点来说，“软实力来自社会，而不是政府”。

中国社会的创造力被政府力量严重限制，包括政治创新的愿望，而政府也即意思形态主导集团试图通过教育这条单一途径保持国内的主导地位，同时向国际社会输送在传统包装下的新意思形态。但是，正如我们在4.0所引述的相蓝欣的结论那样——这个儒家社会本该重视教育，但教育制度却是失败的——它是本文发现的软实力与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之矛盾的一个注脚。

中国教育体制的失败有多么深远的影响，无须继续讨论，只须看一下近期中共党的最高首脑出席教育工作会议这一新闻就知道了。胡适先生曾说过的“教育亡国”之预测，似乎有了某种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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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8]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一书汉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译者冯克利、胡晋华等。该书的副题是〈社会主义的谬误〉。出版者十分小心地在书的封面上消除了副题，而在封面之后，版权页之前，悄悄写上了副题——这是出版审查制度里的“有趣”现象。
[9]《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是法国知识精英纂的一个文集，主编：米歇尔•莱马里，让一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译者顾元芬。
[10]参见[9]，P60-74（在P60）。
[11]参见2010年6月15日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文章：“裸露在‘阳光’下”。新华社《参考消息》（6月17日）转介时的题目为：“『全裸乡政府』困境彰显反腐阻力”。
[12]参见2010年6月19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永远的政党——对中国秘密执政者有趣且深刻的描述”新华社《参考消息》（6月24日）转介时，眉题为：“英报记者麦格雷戈新书《中国共产主义统治者的秘密世界探秘》；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何经久不衰”。
[13]、 [14]参见日本《富士产经商报》2010年3月23日文章：“中国内外对‘北京共识’的看法有所不同”，新华社《参考消息》（3月24日）译介文章题目为：“北京共识‘实际上并不存在’”。
[15] 2010年相蓝欣：“受困心态”，载于香港《南华早报》2010年6月17日，《参考消息》（6月19日）译介题目：“中国与西方沟通还须下大功夫”
[16] 参见郑永年：“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5月4日。
[17]参见韦森（即李维森）：“构建良序的市场经济”，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29日。
[18]参见秦晖：“有没有‘中国模式’”，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
[19]参见华生：“可以有，但没有”，同[18]。
[20]参见宋鲁郑：“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0年3月10日；《参考消息》（3月18日）译介题目：“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
[21]参见沈大伟：“中国施展软实力”，载于《纽约时报》网站2010年6月7日，《参考消息》（6月9日）译介题目：“中国向世界施展新型软实力”。

今天我读到《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打错了——湖北省委门口厅级官员夫人遭警察暴打”。

小题目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妻子被6名警察殴打16分钟，无偿公安分局道歉称：”误会‘“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就没有读过这么有趣的新闻。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记者同志，这活儿怎么打错了呢？太对了，哥六个不这么打，全国的老百姓怎么知道警察同志是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呢？全国的老百姓怎么知道民众有苦难言，有冤难伸到底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们写文章的不能瞎编，说真话都可以跨省追捕，何况瞎编的呢？

想维权的人也不能效仿历史上某些行为，“对于同志，有困难也要帮助，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帮助”。

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警察以其威武的身材，以其江湖的手段，在省政府门前，对着一个问这问那的女人予以雷霆出击，老拳痛打，显出警察同志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决心和干劲。

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品格啊，今年是国朝和谐六年，海内生平，鸡的屁再次升腾，万里江上一片红。毛主席若重生，一定会写：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然而王八不能朝天，需要稳腚啊！

自古以来，拦路告状，绝对的中国文化特色，因为古代中央集权王朝担心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所以特许民众如此行，那个镜头就是我们戏曲里的事情：

“青天大老爷，小人有冤”，然后一个颤巍巍的妇女出场、磕头。即便是奸臣当道，衙役也顶多用杖拦住，说今天老爷有紧要公务处理，尔等小民不可拦阻之类的……

绝对没有动粗，或者关押，或者押回原籍之地（盼望历史学得好的人指导我）。

旧时侯的官老爷，从来不称呼自己是公仆，但是为了彰显自己勤政为民，一般都会接待，“肃静回避”的出行队伍也会搁置，你可以嘲笑中国传统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古代部分官员还是有廉耻的，至少要做样子给百姓看。

没有一个古代皇帝或者朝廷命官以为拦路告状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次被痛打的幸亏是一位厅级官员的太太，伤者尚在医院，短时间康复也不太可能，如果是一位平民百姓会怎样呢？

用我们的常识去思考，这让我们打一个寒颤。然而这次人证、物证全都在，谁不承认是不可以，而且这个事情一定是全世界关注中国的人都晓得了。

我相信，被打的妇女很快会得到安慰和经济补偿，领导对他的道歉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作为工具的打人警察也会受到处分。

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信访制度何处何从？

中国民间的冤屈何以表达，释放、解决？

警察同志的打人，应该抽醒我们对人性本善的反思，开启我们国人的理性思维，启动这个国家的政体改革，否则这样的打人事情一定会层出不穷，至少花样变化而已。

更让人悲情的事情会告诉你，打老百姓是没有新闻卖点的。

你我等着瞧！

肖遥

2010-7-20

 

延伸阅读新闻：

厅官妻子在省委门口遭警察殴打公安称打错了

http://news.qq.com/a/20100720/0003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