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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今日中国可现七类“三国”

“三国”欲来风满楼。五月中旬以来，因95集电视剧新《三国》在各地电视台高调亮相，大陆出现了朝野争议新三国的热潮，或责新不如旧，或称新有创新，或责其中充满阴谋、虚伪、暴力、谎言、权术、妖术，诲奸诲盗诲造反，众说纷纭。在许多人争议2010年的新《三国》与1994年的老三国（《三国演义》）艺术之高下时，有学者独辟蹊径，着力探讨新《三国》与老三国（《三国演义》）同时竞播的现实隐喻——新老三国无论艺术上如何充满遗憾，都有借古警今的现实功能：智者领悟其中国式“三权分立”的可怕——中国历史上每次政治腐败到极端时必然出现相互屠杀的“三权相斗”，而非互相监督共生的“三权分立”；而平民则可看到两败俱伤的维权造反道路，官场更惊恐政治腐败的巨大代价和野心家良机的到来。凡细品新老《三国》者，无不心忧，今日欢呼新《三国》，只缘“东汉”又重来——遍地火山，危机四伏。财经作家吴晓波6月借一论坛发出“最后通牒”：20年内大陆当局若不完成所有应该的改革，中国必然崩溃！中国离“三国战乱”最多只有20年了！

早在1994年播放“老三国”时，就有人预测“六四风波”将使中共整体腐败而“东汉末年分三国”——中国将又一次面临“三国”来临。不幸一语成谶，而今新《三国》播放之际，正值国内动荡加剧，国际冲突重起，贫富极端不均带来的各地袭警杀官跳楼罢工事件此伏彼起，民族极端压抑产生的西藏新疆大规模“恐怖活动”防不胜防，政治模式优劣巨大差距导致的台湾港澳大陆剑拔弩张，都让人深感“风起于‘三国’之末”——历史证明，中国人每次掀起“三国热”，总是社会大腐败、大溃败、大动荡、大分化之际。

种种迹象表明，今日中国可能出现七类“三国”：以政治模式优劣竞争产生台湾、港澳、大陆“三国”；以民族矛盾冲突产生西藏、新疆、内地“三国”；以中共党内分歧产生毛派、团派、自由化“三国”；以民间宗教信仰分歧出现佛教、道教、基督教“三国”；以联省自治旗帜引发岭南区、江浙区、北方区“三国”，以思想多元化走向新左、新自由、共生三大主义的“思想三国”，因维权激成“民工军”、“上访军”、“抗拆迁军”……

怀抱“三国”毛崛起

天下大势，走向腐败则分，趋向公平则合。一国一企一家，莫不如是。

九十多年前的清末民初，就因腐败而一分为三，一统大清变为北洋、国民党、中共三家逐鹿。其时便出现一场“三国热”。那时虽没有电视剧，但是书商们根据市场需求大量印刷《三国演义》普及本。那场“三国热”硕果首推“毛泽东怀抱《三国演义》而崛起”。

早有人说，毛泽东的成功与罪恶，多来自《三国演义》。但全面系统地证实这一推测，是在2001年，其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书中以翔实的史料证明，毛泽东一生最爱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从在韶山东山小学时开始，一直到文革后期卧床不起，毛泽东始终在解读《三国演义》。毛一生无数次运用《三国演义》指导自己和中共走向专制。

1927年秋毛泽东上井冈，什么书都没有带，就抱一部《三国演义》——指导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思想，不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而是《三国演义》中刘备借荆州建立根据地的故事。毛在井冈四读“三国”巩固权势，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将“三国”上部送与在南昌起义的朱德，暗示其来井冈山与持“三国”下部的毛会师，实现朱毛联合的传说（似在模拟刘备与孔明的结合），2007年的电视剧《井冈山》（央视黄金时间播出）将此艺术地再现。

也许，毛一直将民国时期视为“三国”再现。北洋军阀（袁世凯）、国民党（蒋介石）、中共（毛泽东）三党都虚尊人民和民主为“天子”，以之为替天行道的旗帜，但只有中共如愿地将民主党派骗至北京新政协，将人民哄进“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最终胜出。对于毛泽东，可以说，实际指导其在党内外权争中不断胜利的基本权谋，多半来自《三国演义》。今日每年“两会”，正是“挟天子（人民代表）以令诸侯”的样板戏！

文革时期毛提出的“三个世界”论，显然是一种“世界三国论”；毛先联苏后联美，依稀可见刘备先联曹操再联东吴的“三国智慧”。甚至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有“三国”影响——毛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读《伦理学原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著）时就批注：“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P186）”毛一生喜好“三国”乱世与“东汉”动荡，文革时故意砸乱自己建立的党，形成林彪派、四人帮、华汪派，造成党内“三国时代”。最后不慎让邓小平突然出山，举起改革开放大旗实现了“三国归晋”，如曹操未能提防司马懿。

可以说，毛泽东的阳谋与阴谋，多来自《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共自诩“人民政府”，一如刘备借皇脉压曹操，举仁义骗民意；曹操不要虚名独掌军权，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毛终身理直气壮霸占军委主席；诸葛亮以文治军的道术，毛演变为“党指挥枪”；从书生党到痞子党的中共，全赖有熟读《三国》的毛泽东而实现党天下。

曹操除士子异己杀孔融（建安七子）、许攸、杨修，给了毛整治知识分子“反右”的先例，曹操错杀蔡帽、张允二将至赤壁大败，却知错改错不认错，让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也决不认错……中共至今不对“六四风波”平反，正是曹操“人主决不能认错”遗风。

平“十常侍”引来董卓乱，讨董卓唤来曹操奸，驱曹贼却让司马懿氏称帝——百年中国，推翻溥仪得到袁世凯，倒袁来蒋，去蒋出毛，皆是驱虎引狼，换汤不换药：“新中国”六十年，林彪倒了四人帮来，毛去邓上，江胡不绝，“铁打的专制梦幻的民主”，虎狼前仆后继，一灾又一灾，永远新瓶装旧酒！

今日大陆的“曹刘孙”

近日奇闻格外奇。“中南民航局长刘亚军撞列自杀遗书称‘工作压力大’”，“黑龙江上访者于贵双杀死信访干部，遗书称被逼走上绝路”……可谓“长城内外贪官遍地，大江南北冤民遍野”，不但民不聊生，更多“官不聊生”，礼崩乐坏，三千年未有！

新老《三国》对国人最大的启示在于，每当“人民如同汉献帝”之际，中国总会出现三方鼎立争权之势：政治腐败到极端时必然出现相互屠杀的“三权相斗”，而非互相监督共生的“三权分立”。在可能出现的七类“三国”中，尤以中共党内分歧产生毛派、团派、自由化“三国”最为清晰。

新老《三国》显示，“新三国”多从原有的体制内产生。曹操本汉臣，刘备是皇亲，孙权父兄皆朝廷命官。今日大陆要出“曹刘孙”，概率多在体制内。

比如，珠三角、长三角、大重庆，表面上是今日中国的三大经济发动机和改革窗，实际上“GDP里出政权”，“珠长重”的经济竞争代表着政治格斗较量，是三方诸侯对“十八大”权力的激烈角逐——今日“三国”并不必然重演“曹胜刘孙败”的历史逻辑，也许“刘”胜，也许“孙”胜，但谁胜之后，若仍然“挟天子（人民）以令诸侯”，就必有“司马懿篡位”之悲剧。唯有真正与人民和民主自由理念共生者，才可能杜绝“司马懿之灾”，中国才可能结束“三权相斗”的无限循环，诞生互相监督共生的“三权分立”。即使是“党主立宪、自由民主、中庸”三者共生的局面，也定然好于“三国皆想一统天下”。

这才是“新三国”对“新中国”的最大隐喻和警示。

2010年7月3日于深圳早叫庐

 

（按：本人拙著《逆风33年——1977后的专政与宪政》已由香港夏菲尔于近日出版，并送香港书展，现将其中部分最新写文字在网上发表。）

前言

毛泽东讲要东风压倒西风我却逆风而行，追求中国的西化、民主化，追求在中国实行宪政而不是专政

文革中，我两次坐牢，第二次判刑7年。1975年出了新宪法，狱中人手一本，我反复阅读，发现很多荒谬，如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觉得非常荒唐、荒谬。中共一贯把“共产党的领导”视为最高原则，“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打“右派”、“反革命”的最主要的依据，为此不知判了多少刑杀了多少人。

33年前的1977年我自造笔墨在监狱中对75宪法写出修改建议。提出要对宪法第二十六条进行修改，要求删去75宪法中的序言，序言多处写了“共产党领导”，现在这份“建议”还保存在山东高级法院的档案库中，我最近写了《1977年我建议删除75宪法序言》说明了当时的过程和背景（见本书第四章）。

由于我写上书，1978年监狱中召开了犯人批斗大会，说我给中央写信，发表反动言论，队长对我拳脚相加，以死亡威胁。后来我在劳改队中还是顶风写了很多修改宪法的建议。

2006年2月我写了一篇“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的领导”在海外网站上发表，当年的5月济南公安数十人，警车十余部来抄我的家。抄电脑，带我到公安机关传唤、质问的第一条就是这篇文章。

在监狱中写上书、写评论，必须谨慎从事。1981年我在劳改队写《论多党制》的时候，为了避免加刑我在多党制的前面添上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到了2010年我才发表了《建议修宪除去社会主义》（见本书第二章）。

2008年5月我发表《抗议开枪镇压藏民示威》《声讨枪杀示威藏民的罪行》，很快遭到公安们的质问，不久对我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抄家。抄走了电脑书籍等。

2008年末我参加“08宪章”第一批303名签署，名列第10名。

2009年4月我去英雄山烈士陵园有警员跟踪，光天化日之下在有五万人聚集的公共场所遭到暴徒毒打，折断四根肋骨。

从1977年开始的33年间，为了追求民主宪政，为了修改荒唐宪法，我走过了艰难的历程，这本书中收集有关的文章和记录，包括不少网文。

中国觉醒的人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书写历史，在描绘一幅中国民主化的长卷，也许你画下的那一笔可能微不足道，但是这个历史长卷毕竟是我们大家的作品，是我们可以向后人交代的作为。

2010年7月6日于山东大学  电话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后记

在香港出了《呼唤自由》之后，本想08年再出版手头这本书，因为06年08年三次被抄走电脑，家中电话受到连续100多天的密集骚扰。还有暴徒到家门口喷写辱骂的标语，09年又被暴徒打成重伤，使得这本书拖了四年。

今年六四乘公安监视我的汽车去看医生，结果发现，直肠息肉上有癌变，生命也许进入倒计时，我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观念、经历写下来发表出去。

不知道我的余生还有多少年，我想赶紧把这一本书结束。六月十几号写的几篇文章是，原来思考的大纲，本来有很多话要讲，如两岸关系，如联邦制，如比较宪法等等。现在因为时间紧迫我只能用提纲的形式，编入到这本书中，假如苍天给我机会，我将再来仔细描写。

这本书能够在今年出版，要感谢很多朋友，如王栋、李对龙先生，如李红卫女士等，香港的朋友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有些朋友，做了很大的贡献，但不愿留下姓名，我也深表谢意。

孙文广2010年7月9日于山东大学宿舍

有人最近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个人的一生按90岁计，前20年蒙昧无知，浑浑噩噩，不晓人事为何物，后20年老眼昏花，涕泗横流，佳丽当前也不能“柔情缱绻”，只有“想入非非”的份。掐头去尾，一个人正常工作的年限至多不超过50年。在这50年当中，每天睡觉按8小时算，占去了三分之一，吃饭、生病按4小时算，占去了六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全部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25年，这还不算那些无聊的应酬，有聊的娱乐，谈恋爱，生孩子等。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算法当然意义明确：它可以给人鞭策，催人奋进，教人珍惜光阴，黎明即起；但细想一下，也不全是那回事。人活着当然要工作，但活着本身不是为了工作。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包括生病这些过程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不全是工作的辅助和手段。这么想，对于一门心思“头悬梁、锥刺股”，击楫中流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消解，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一种安慰：比如，对一个一生无业的流浪汉来说，他就不是“一生无业”，而只是25年无业。我们常说“某某人一生穷困潦倒”，但实际上只要他不是愁得睡不着觉，饿得等不到天明，就不是“一生”不幸，而只是“三分之二”人生不幸。因为一旦睡着，大家就都一样，没有幸与不幸的区别。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天不亮就上山劳动，直到夜半才能回来。我和弟妹们每天能吃两顿饭，但没有一顿是能见到太阳的，常常吃着吃着就睡着了。父母当然更辛苦，但迫于当时的压力，谁也不敢说什么。全村的社员每天被“生产队长”驱赶着，来到工地上，主要任务是修梯田、打坝，除了午休时集中起来，念“老三篇”，唱“语录歌”外，剩下的时间即使拉屎拉尿也要向背操着手的领导请假。他们在工地上平均每天要干16个小时左右。母亲说，每天的土方量是分好的，只有拼命地干，才能赶半夜挖完。挖的时候他们绝不偷懒，为的是争取时间回家睡觉。这时候，工作和睡觉的关系是正好颠倒过来的：不是睡觉为了工作，而是工作为了睡觉。

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每天晚上回来，倚在土炕边，用废纸卷起一根烟，叹一口气说：“幸亏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不然人会累死的。”语气里充满了对生活的酸辛和无奈，但也不无庆幸在里边。

也许是这样的场面刺激太多，长大以后，我对一切教人“热爱生活”、“忘我工作”、“一切为了事业”的说教都充满警觉。在我看来，上帝将人降生在大地上，是很难说有什么目的的；即使有，人也不知道。人如果非要给自己的生命设计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肉体生命行将结束以前，尽情地享受生命本身的一切壮丽和美好。在从出生到陆地生命终结之前的这段行程中，“工作”不过是一条用来到达的船。如果它不能增加坐船者的快乐，帮助坐船者欣赏沿途的风景，体验顺流而下的眩晕和美，那么，人们是可以泅海而渡的。也就是说“工作”只有当个人变得可以选择，可以负责时，才有道德讨论的价值。一个人依照自己的良知和判断，牺牲在他看来较低的价值，从事一项他认为有较高价值的事业，与一个奴隶在皮鞭下完成了一项精美的工程，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一个不能自主选择命运，身体、睡眠，甚至生命都完全被国有化的“农奴”或“准农奴”来说，工作再努力，再有成绩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古希腊的哲学家第欧根尼喜欢躺在木桶里，亚历山大大帝来看他，骄傲地说：“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这位哲学家只是翻了一下白眼，说：“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个故事被很多人传颂，认为它体现了哲学的尊严和精神的高贵。但人们忽视了这个故事的两个细节：1.第欧根尼要求尘世的恺撒，不要挡住他的阳光。因为阳光不是君王可以赐予的；2.亚历山大果真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夺走他所不能赐予的。在这一点上，我父亲一点也不比第欧根尼差，他与第欧根尼一样认识到了，“睡眠”和阳光不是君王可以赐予的，而是天赋人权（“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他与第欧根尼的区别只在对手不同———我父亲的对手不认为，生命、身体和时间是上帝给的，所谓“无法无天”是也；即使知道，也不认为不能褫夺，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

上大学的时候，我因为一场悲惨事件的刺激，夜夜失眠。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每天晚上两三点才能睡着，五六点就醒来了。那时候真不觉得学习、工作有什么幸福可言。只觉得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睡着。争取睡眠就是争取幸福；延长睡眠就是延长幸福，就是从痛苦之神手里夺取安乐的份额。参加工作以后，失眠慢慢好了，但也并不觉得醒着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富人、阔人、权势者活在白天，穷人活在夜晚；前者希望永远是白天，穷人不是；穷人在白天没有尊严，梦里才有。如果说上帝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那么，对穷人来说，惟有这8小时，没有歧视，没有压迫，真正的人人平等。

尤其是这几年经见的人和事一多，我就更不觉得，一个人睡眠时间短，工作时间长，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关键不是从物理的意义上看他干了多长时间，而是要看他干了什么，对谁或什么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只对自己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则不仅是利己的，而且是益人的；有些人则根本不需要工作，能睡着本身就是贡献。比如，贪官睡着了，就少了许多坑害黎民的机会；城管睡着了，摊贩们就可以放心地做生意；拆迁办的人睡着了，城市小业主就可以在自家的房檐下晾衣；乡干部睡着了，农民就可以搂着自己的老婆私语；经济学家睡着了，百姓就可以放心购物，不用担心被“忽悠”。走笔至此，有朋友方英文发短信邀请我吃午饭，我说：“我要睡觉，不想跑那么远。”他说：“现在你能睡着就睡吧！”其实，我不能睡着又怎样？即使我睁眼到天亮，台湾问题就能解决？以巴就会停火？中东的石油就会降价？本·拉登就会逮住？

也就是说，我关注的不是事情的数量，而是质量；不是工作的时间，而是性质。一件事情发生得越多，并不必然说明它有意义。相对于这个时代大量出现的虚火上升、铺张奢靡的泡沫活动，我更喜欢朴素、深刻、真正有根基、原创性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只是“为做而做”的机械性重复，那么，即使它在长度上、体积上再有规模，也和蚂蚁、蜜蜂的劳作差不多。

斯大林喜欢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样地在晚上工作，是一切独裁者共有的风格。他睡不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机器，包括人力机器，都要围绕这种新的时间作息。他喜欢晚上看电影，就会把导演叫来坐在前边，他是固定地坐在后边的一个椅子上的。据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所有被请来的导演都不敢回头，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么，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后边的那个椅子上，一有异常响动，就会吓得尿裤子。虽然没有人“因为他尿湿了裤子而送他一条新的”，但此后这些尿过裤子的成年人没有一个感到耻辱，反而津津乐道。因为“在领袖和导师前面尿裤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荣誉”，音乐家总结说。

除了看电影，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喜欢通宵达旦地夜饮。像许多他们批判过的“封建帝王”一样，这些“昼短苦夜长”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的高潮也不忘在别墅行乐。一天深夜，莫斯科天文馆接到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的电话，问馆长，别墅上方是什么星座？起因是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喝酒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别墅上方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两人相持不下，“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就建议他们打电话问一下天文馆的人。但不凑巧的是，值班的天文馆长不是天文学家，真正懂天文的馆长早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解释说，需要一点时间去向天文学家了解。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按中国人的想法，也算好运气，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汽车只好开着寻找下一位。说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时已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逮捕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还犹豫什么？难道一个60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还没等门铃响完，他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从人生态度上讲，很不时髦。

倒霉的天文馆长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黑夜最触目惊心的描写之一，被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记载在《斯大林秘闻》里。说明在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当然，还有一点教训，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过程，哪怕是最细微的吃喝拉撒，都最好能由自己赋予意义，一旦交由别人代为设计，那么，事情的结果就会通向愿望的反面。你看单是睡觉的目的，就哪里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工作”？有些人醒着，是为了让别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着，别人就睡不着。

1953年3月1日，“永远健康”的“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和统帅”斯大林一直睡到晚上10点了还不见出来，从他凌晨5点上床算起，“全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已在床上躺了整整17个小时了。所有的保卫人员都十分着急，但没有办法。因为“导师”有规定：没有召唤，谁也不许进他的房间。但这一回情况紧急，警卫员洛兹加乔夫便冒死闯入他的卧室。这时，他看见“百折不挠”的斯大林躺在地上，右手微举，不能说话，裤子尿湿了一大片———不过不是别人吓的，而是中风引起的。

他们赶紧给马林科夫打电话，过了半小时，马林科夫回答：“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小时，贝利亚打电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对谁都不要说。”又过了3小时，也就是离警卫员第一次打电话整整过了4小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挟着皮鞋来到斯大林的房间，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对警卫员说：“不要惊慌失措，别让我们心烦，也别打扰斯大林同志。”就这样，在“导师”尿湿裤子躺在地上4小时后，战友们宣布：“当家的”原来睡得很安详。咱们走吧！又过了5小时，医生驾到，一直捱到3月5日，不过是例行注射，写写病情公报而已。而他的亲密战友马林科夫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宣布：斯大林同志还在和死亡斗争……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各族人民”对自己的“领袖”不关心，因为人们，包括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些极权制度的帮凶和设计者都知道，只有“当家的”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他们才能活，才能像人一样地活。

一位因爱读书而终以出书为业的朋友总说“阅读即存在”，这或许是他出于职业热爱的一己之见，但一个时代的“阅读史”确实见证了一个时代知识、心灵和思想的“存在”。摆脱“文革”那种几可说“阅读即犯罪”的年代已经30年了，这是一代人的时光。30年阅读史，也即一代人的精神发育、成长史。每个时代的阅读热点都影响着个人的阅读兴趣，但个人毕竟还有与众不同的趣味选择。30年来，学术界非虚构作品的“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彼此互动的回忆，也从一个重要方面重构了那段历史的知识、心灵和思想图谱。

1978年秋我进入大学时，“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发端，到80年代初已荡成大潮。时代潮流立即反映在校园阅读中，“文革”前出的书很快全部解禁，一些新书尤其是翻译作品也越来越多。经过十年浩劫“文化专制主义”无书可读之苦，大家几乎是贪婪地啃书本。虽然读书各有所好，但还是有明显的阅读热点。

从1978年秋到整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这套丛书使人对欧洲共产主义、力图调和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布拉格之春、斯大林时代、布哈林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功莫大焉。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文详说这套由多个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丛书”的内情，由谁策划、怎样选题等等。

当时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影响整个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当属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他的“短缺经济学”一时间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口头禅。经过对市场导向改革的一段“自由化”质疑后，中国在1992年重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依然“热门”。随着对海外经济学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开始主要是经张五常“引进”）、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奥尔森教授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在1990年代中后期则取代科尔奈成为“显学”。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影响。因此，他们的译著及相关研究著作一直长销不衰。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有关社会思想著作开始受到重视。上世纪80年代的“韦伯热”使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成为阅读热点。“法兰克福”学派也于此时在中国大规模“登陆”，《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逃避自由》等都畅销一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199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义》、《道德的市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15种。而在19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鲜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后期也开始受到关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译出版。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争论却也十分难得。

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派”，我国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19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象，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现在想来颇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大学生却偏偏对自己无缘多读、了解甚少的“现代派”分外着迷，想方设法从零星的批评、批判、译介文章中略窥一二，以致谁能谈几句“现代派”，就被同学“另眼相看”，如果是男生，肯定能获得不少女生的青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权”。要说对一代人“现代派”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则首推1981年出版的陈琨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此书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不知是否“限制印数”），记得我所在的吉林大学图书馆甚至规定因教学需要，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还要提前很久预约。但在“文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派”仍是“自由化”，因此屡被批判。1983年秋开始的“清污”，明确把其实没几个人看得懂的“现代派”定为“精神污染”。

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1980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对青年的影响之大曾令有关部门担心不已。他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差不多全文摘抄。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萨特也是1983年“清污”的对象之一。90年代初，我还应香港中华书局之约写了《萨特》一书，作为对自己青春阅读的纪念。在萨特之后，弗洛伊德、尼采迅速联袂登场，由于几十年来对这二位实在没有研究，所以仓促间一些出版社或将港台出版的弗氏著作拿来印行（好在当时对“版权”并不重视），或将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应急需。不久，没有多少人读得懂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成为读书人的案上必备。虽然真懂海德格尔的委实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诗意地栖居”这句名言到现在已成为小资的符号，足见其“经久不衰”与影响广大。而与海氏完全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却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出现多个译本。当然不能不提宾克莱谈伦理学的《理想的冲突》，这本书不知摆在多少人的案边床头，至今仍不断再版。

尽管所学是历史专业，我却一句句读完了《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当时所有译成中文的黑格尔、康德的巨著，自己写起文章也是满篇“现实的理性批判与批判的理性现实”之类。但从大学三年级起，对罗素的喜爱引导我一步步脱离德国哲学而沉迷于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罗素、波普尔、石里克、莱欣巴赫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风格使自己的文风也随之一变。直到现在，我仍感叹中国“思想界”中“德国色彩”太浓，“盎格鲁－萨克逊色彩”太淡。社会转型期也是利益调整期，社会公正必然成为社会焦点，有关书籍也成为阅读热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在199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使学术界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从90年代到现在，福柯横跨几个学科的《知识考古》、《性史》、《规训与惩戒》赢得不同学科的大量读者。

在1980年代引进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这三套丛书厥功至伟，同时标志中国新一代学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中国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也于此时开始崭露头角，在“阅读图谱”中渐占一席之地。从80年代中期起，阅读更加多样化，但《第三次浪潮》和“走向未来丛书”还是掀起了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热，一时竟有“开口不谈新三论，纵读诗书亦枉然”之势。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第三次浪潮》发行竟达数百万册。

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人们发现此时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大都是在数十年前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一代就在当时知识界激烈争论过的。由此，开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到90年代渐成热点之一。有关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及他们本人的旧作“层出不穷”。陈寅恪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命运竟引起广泛“社会关注”，恐为外人难以理解。顾准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遗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却反响甚微。但跨入“新世纪”，思想界却突然“重新发现顾准”，甚至兴起一股“顾准热”，顾准遗著和有关顾准作品随之畅销。

在这30年阅读中，海外华人学者占据了重要位置。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唐德刚的中国近代史系列都名重一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学”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学”。放眼望去，新儒学已蔚为一时之盛。

大陆学者，在整个1980年代影响最大者莫过李泽厚，确可用“独领风骚”形容，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对一代人的影响之深，后人恐难以想象。

当然，30年来，对上述种种“阅读”，一直又有时强时弱的严厉批判。这种批判，总是倚傍政治权力而形成强大压力，使这种阅读并不顺利。

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几乎是一边倒地呼唤“输入新知”。经过80年代最后一年那场巨大“风波”后，在“主流”的调控下，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而传统文化成为爱国主义重要资源。从90年代起，“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不断，各种传统典籍一直热销。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其他各媒体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国学”被纳入爱国主义话语后，有关图书越来越多。

如果说传统文化本位论者从“传统”、“前现代”角度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的话，从1990年代起，随着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引入，其论者则从“学术前沿”、“后现代”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对启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质疑。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萨伊德的《东方学》殊为中国的“后学家”看重。

30年的“阅读史”在某种程度上即30年社会的“心路历程”，若有心人将这30年图书的发行量、图书馆借书单、书店排行榜详加统计、分析、研究，对这段“心路历程”的记录将更精确，对我们理解自己、对后人理解我们，均大有裨益。

 

 

这是谁家的女孩？被什么人用这么长的绳子像遛狗一样牵着？是因为要自己坐在阴凉的地方，还是喜欢这种淫辱人的方式？

这组照片说的是广东东莞警方扫黄时，用绳子牵着疑似卖淫小姐游街的事。这是继郑州警方在网上公布小姐裸照、深圳警方将小姐游街示众、武汉警方在大街小巷贴出实名曝光多名涉黄落网人员的公告之后的又一起扫黄成果大展示。郑州、武汉和深圳的情况我不太熟悉，广东周边我却并不陌生。尤其是东莞等广深高速沿线，这两天我就在新塘和东莞做一些“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互动关系”的社会调查。

我这人喜怒笑骂，有时冷静有时激动，但并不是没有规律，例如，让我激动的事只有两类：对生命的残忍与对弱者尊严的侮辱。只有这两种社会现象，才能让我怒发冲冠，甚至口出恶言。至于其他的，甚至包括民主、自由和法治，都无法让我失态。

是的，这样的照片让我感到非常悲哀与愤怒。虽然悲愤之余，也有感到欣慰的地方：看看这则新闻后面的留言，看看凤凰网站上的调查，怒斥这种侮辱他人尊严无视人权的声音响彻网络，让人感觉到温馨。感谢网络让我看到中国人性的光辉，更感谢网络这些年对形成公民社会的贡献。

看起来，今天我没有必要加入愤怒的网民的行列了。我想就事论事，谈谈扫黄中存在的一个现象。在这之前，我想先表明态度：我支持“扫黄”，但我更支持从本质上减少或者消除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那种抽风似的扫黄，尤其是我下面将要说及的存在如此丑恶现象的“扫黄”，只会越扫越黄。

我想就这些年观察到的广东的一些扫黄运动，尤以这次东莞的扫黄为例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东莞各地最大的色情场所是什么？为什么每一次看到扫黄的目标都是出租屋、发廊和色情一条街之类的？

千万别天真地告诉我，因为那些就是色情活动猖獗的地方。我每年都要路过东莞十几次，如果东莞市长愿意的话，我免费给他提供意见：东莞有十多个五星级酒店，几十个四星级，大概三星级酒店也有上百个吧？还有无数个以桑拿按摩等为主的大型娱乐场所，这些才是东莞最大型的色情场所所在地。其中大多数星级酒店的色情场所并不比北京的“天上人间”差。这种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大型色情场所里的卖淫小姐占了整个东莞性工作者的一大半以上。可是，你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他们扫黄扫到酒店和大型娱乐场所过？

第二问题：据说，当地的大型色情场所都是大老板拥有，都和当地政府与警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官员甚至都有入股，充当保护伞。每次扫黄行动，不可能派遣野战军入城，只能是当地政府与警察组织的，所以，根本不用通风报信，直接绕道而行就可以了。最安全的最和谐最没有风险的扫黄，就是到低档色情场所包括出租屋，大张旗鼓折腾一番，抓几个没有后台与背景的妓女与嫖客，向上面发出“扫黄”号召者展示一下“实力”与决心。而那些高档的“天上人间”，则继续歌舞升平，开门接待来自省城、港澳台和全国各地的高档客人……

第三个问题：上面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有人看出来吗？如果你看出来了，你就清楚了：为什么扫黄扫黄，越扫越黄？一位姿色一般的东莞卖淫女亲口告诉我，如果有可能，她也想进高级宾馆的娱乐场所，那里虽然赚的钱要被老板抽掉一大笔，但老板们的后台都很硬，绝对不会落于公安之手……

更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扫黄之后，廉租屋和发廊的卖淫女就大幅减少，有姿色一点的都纷纷投入到高级色情“托拉斯”，而这些“托拉斯”与那些扫黄人的关系就值得玩味了。在东莞性工作者中流传这样的段子：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有风险，但找到靠山，为他们而出卖自己，就没有风险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北京警方哪一天不在抓妓女卖淫？但为什么“天上人间”被端掉就引起大众的兴趣？因为，那是有后台、有背景的色情场所啊，连这样的地方也敢动？难道要动真格的？还以为他们只会抓几个街边和廉租屋的流莺与野鸡呢……

最后一个问题，我是问我自己的：我主张以铁腕手段查封所有的卖淫场所吗？对不起，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一定会出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办法避免。尤其是在缺乏价值理念、道德沦丧、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卖淫等丑恶的社会现象会更加突出。反之，世界上最专制和集权的极少数国家才能完全杜绝卖淫现象。

如何看这个丑恶的社会现象，以及如何对付和减少、消除这一现象，路还很长，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努力。依靠时不时来一次“严打”运动与“扫黄”活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早已流于形式不说，甚至已经被一些地方政府“善加利用”，成为侮辱弱势群体，继续为“权贵集团”造福的利器。

我说的就是广东东莞。这些照片让我想起了全国各地扫黄中存在的这种比卖淫本身还要丑恶的社会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和执法者，为了应付领导、糊弄群众，保护那些和他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卖淫集团而故意找一些好欺负的没有强大靠山的弱女子下手，对她们竭尽侮辱之能事。一次扫黄过后，往往把更多的卖淫女推向权贵们开设的“天上人间”，任其剥削与淫乐……

杨恒均 广州新塘

2010-7-19

陈布雷由一位报人而受蒋介石的赏识，成为蒋最重要的幕僚之一，蒋对他信赖有加，他却从未利用这种信赖为个人谋取私利，因此赢得各方的敬重，而他总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许多事情上，他给蒋的建议也总是善意的、建设性的。1936年初，他在杭州小莲庄休养时，浙江大学的学潮已蔓延多时，难以平息，连他自己的儿子也卷入了。

1933年4月出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是个心理学家，在管理上却完全不顾学生心理，所推行的军事化管理令许多学生不满，“衣冠不整”就可以着令学生退学，学生与老师在运动场上发生一点口角，就要开除学生。包括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在内的许多教授也因对郭的不满而纷纷离开浙大。这次学潮的直接起因则是1935年20日浙大学生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要到南京请愿，在火车站遭到大批军警阻拦，12个学生被捕，经学生抗争而获释，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代表省党部和省政府向学生公开道歉。可是当学生回校时，郭任远却布告开除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和副主席杨国华（分别是浙大农学院、工学院的学生），由此激怒学生。

从陈布雷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焦虑，也可以看到他为化解学潮所作的种种努力，虽然他常常只是记录，没有表示自己的观点。1月3日，他记着：“此次浙大学潮，由爱国运动而转移于反对校长，初起时闻泉儿并未参与，嗣以同学情感激昂，举动逾分，学生中之稳健者感于前途危险，旷日持久，将于学校不利，遂由旁观地位起而主张。……泉儿天性谨愿，自近日观之，乃为该校学生运动之中坚，殊出乎意料之外。”他儿子告诉他，自己本来是温和派，到学潮后阶段才成为积极参与者，目的就是想抑制激烈派，让他们不要太过分。

1月17日，有人来访，谈及学生运动的趋势和浙大学潮前后种种，他在日记中称“多杞忧之言”。蒋介石来杭州，20日，他们在西湖边的澄庐见面时，正好郭任远来，蒋决定次日去浙大视察。1月21日，由他陪同蒋到浙大，日记所记比较详细，到校门口，“见学生有服军训制服者，有服学生装者，三三五五候于门首。下车入大门，则另有一队肃立行礼。”先到校长办公室与教职员见面，蒋训话约半小时，接着三位学生代表来见（包括被开除的施尔宜、杨国华），他们声明三点：一、郭校长自请辞职，学生未有驱校长行动；二、校务会议系部令教职员组织，非学生所组织；三、始终没有停课。他们请蒋到礼堂训话，学生约有三百人到场。蒋讲话后先离开，他在日记中还记了一条：“蒋先生对施、杨二生，拟许其悔过自新。”

次日早上，陈布雷去澄庐向蒋报告浙大的情形，午饭前又去了一趟澄庐，陪蒋接见施尔宜、杨国华等四位浙大学生代表。谈了些什么，他的日记中没有记，但从蒋几次接见学生代表可以推知其态度还是想缓和，不是一定要开除这两个学生。这在当时来看已经不容易了。

2月10日下午，刚从杭州回到南京的陈布雷在谒见蒋介石时，首先报告浙大近状。2月13日，他日记中记着：“昨日接浙大郭校长来电，报告该校学生十一日晚又开大会，以援助上海被难工人为名，议决停课，出发京沪宣传云云。今晨询教部王【世杰】部长，知部中已有严厉电令，且闻今日已上课，遂不另拟办。”当天下午去向蒋介石汇报时，也是把浙大近事排在最前面。

这次浙大学潮，以不受学生欢迎的郭任远离开、浙籍气象学家竺可桢出任新校长而告终。竺可桢被选中，与陈布雷等多人的推荐大有关系，其中他的作用应该更大。根据2月17日的竺可桢日记，先是翁文灏告诉他要他去做浙大校长，他向蔡元培征求意见，并问是否要去看蒋介石。蔡以为能不往浙大最好，但蒋那里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即可。相隔几天【21日】竺可桢见蒋就是陈布雷陪同的，陈日记说：“蒋先生以浙大校长事征藕舫【即竺可桢】同意，藕舫谦辞，结果允考虑后答复。”同一天的竺日记说，自己告诉蒋，须与蔡元培先生谈后方能决定。而蒋很急，希望他马上答应。

2月22日，陈布雷见了蒋介石之后，去找王世杰，顺便又谈浙大近状。可见他一直关心此事。当前一天竺可桢问及浙大情况时，他的回答是，“郭任远到校后颇思励精图治而过于操切，开除学生太多，而与教职员又不能融洽，故不得不更换之”。他早年就读的浙江高等学堂，就是浙大的前身，现在他儿子又在这里上学。对母校的感情，对家乡这所重要大学的维护，无疑是他为解决此次学潮忧心和建言的出发点。

    1999年，刚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名的韩寒。

    2010年5月，韩寒在《独唱团》工作室。摄影：南都记者 王晶

刚刚过去的十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时，中国文化正处于歧路彷徨。此后是急剧的动荡，战乱与情仇，由帝国而民国，由民国而共和国，以至于今。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伴随着民智的浩大、互联网的普及、知识阶层的分裂与共存，中国文化进行着新一波转型，既接续上世纪的遗产，又开启新世纪的未来，未知的未来。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国知识人，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也不是街头的义人———他们的职业更加多样，他们的讲坛更加宽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他们身处改变的洪流，又引领着这一股改变，既继承上世纪的无奈，又呈现新世纪的种种可能性。

本专题谨选择十位中国知识人，以图记录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题字：钟国康）

如果一个人在2000年时读过《三重门》，那么他知道韩寒是“退学生”、“新概念作文大赛”冠军；如果一个人经常上网，那他应该看过韩寒的博客，知道韩寒讽刺“钓鱼”执法、路牌设置，甚至还入选“《时代》100人”；但即使这前两项你都已经知道，你也不一定了解韩寒已经是全国顶尖的赛车手，且经常夺冠。

而现在，韩寒的新杂志上市了。和他突然开起了赛车一样，这本《独唱团》也让人意料不到。只是与网民对赛车普遍的淡漠不同，这本杂志吸引了足够的注意力：从“独唱团”、“合唱团”的名字，到被审查的封面，再到“文艺期刊”的定位澄清，步步均引起高度关注。结果，这本杂志在淘宝上架不到一小时，近千本存货全部售出。

有人看了之后说：“买了一本之后再也不会买第二本了”，还有人读完后认为“韩寒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但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在微博上向所有人宣布：“《独唱团》首印50万册已经全部售完，正在紧急加印。”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独唱团》工作室的成员还总是找不到通往工作室的路———办公地点远在淞江，要通过沪闵公路旁的小径，再进入一片高档社区。这仿佛是韩寒的行事风格：看起来不靠谱，但无论如何，在谁都没注意的情况下，这事给做成了。

韩寒为做新杂志租了办公地点，置办了电脑，拉起了一个团队。整个团队就在小区的公寓里办公，有舒适的沙发，宽大的、放着烟灰缸的阳台，放着绿色植物的小小的会议间。墙上挂着的白板上贴着便条记录的编辑规范，提醒编辑们应该如何使用标点符号。

在增加新身份标识“杂志主编”之后，韩寒还在继续赛车。

4月10日那天上海下起大雨，离上海市区几十公里外的天马山赛车场却人潮涌动。这是2010赛季中国房车锦标赛（CTCC）的开幕战。每次9号车高速冲过时，看台上都会发出一片欢呼声。那是韩寒的车，一辆改装过的大众Polo.一个女孩说：“来这儿看比赛，不就是看他怎么拿冠军的嘛”。当比赛结束，韩寒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时，看台上发出持续的欢呼。所有赛道女郎、看台上都在喊一个名字———韩寒。

但是仅仅几年前，没有人预见到《独唱团》、赛车全国冠军、“《时代》100人”这些名头的到来。

1999年底出版《三重门》、2000年退学，韩寒一度掀起全国范围内的舆论风浪，但和所有新闻一样，过了一年也就没人想得起来。《三重门》仍然在慢慢地卖，但韩寒自己却消失了。

那几年里，韩寒一直想要挤进真正的赛车圈子。他没有再发表任何新作，每年收入的稿费也全都投入了赛车上。赛车的巨大花费将他拖入无钱、无成绩的恶性循环里。“为什么要在北京待三年什么都不干？”韩寒在休息室里心不在焉地说：“我觉得你得允许一个人在三年里什么都不干，只是玩和休息而已”。

2003年，韩寒进入职业车队，终于做起了领薪水的车手。车队给他配了领航员孙强，在合作的第一年，两人不断努力，却总是运气不够，每次比赛都跑第四。于是韩寒多了个外号“韩老四”。“不过我们现在配合非常好了”，孙强说。合作一年后，他们二人搭档，已经拿下多次全国赛事的冠军。

6月27日下午，韩寒获得中国房车锦标赛成都区的亚军。7月6日，《独唱团》正式上市发售。这一天离他28岁生日还有7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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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唱团》

这杂志不亏钱就很高兴

南都：说说你的新杂志《独唱团》。这本杂志从2009年就说要出，直到现在才上架开卖，到底是卡在什么地方了？

韩寒：卡在了所有地方（大笑）。这事不能说太细（笑），说得细了你可能都看不到第二期了。其实任何稍微了解国情的人都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文艺期刊特别好，但很多人希望他（《独唱团》）是一个公民读本。但是，《宪法》才是公民读本啊（笑）。你希望从这个杂志里读到什么呢？是如何做一个公民之类的文章吗？其实你上网读几篇杂文还好，如果每天都这么读没什么意思。何况现在出版制度也不支持。

南都：有很多人说你刚开始那么大张旗鼓地征稿，结果最后出来的全是名家作品，这不是玩人吗？

韩寒：征稿当中也选了很多，只是对于读者来说，那些没有名气的作家，很多人看到了就像没看到。另外无可否认的是，投稿当中是很难选出好的稿子的。比如说有很多人把其他出版社的退稿拿过来，想要碰彩票一样试一下。如果所有的稿件都从投稿中选的话，那这本杂志就没法看了。实际上，现在里面有70%-80%内容都是从投稿中选的，这对文艺杂志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

南都：你打算把它做成一项自己的事业吗，和赛车一样？

韩寒：它现在事实上已经是我的一份事业。而且就算不是一个事业，它现在也得是。开赛车去比赛就是我一个人，写博客也是我一个人，但是这个杂志需要一个团队来支撑，而且它已经带起来一个团队，我不能让人饿死。如果这不是一个事业，那我早就不做了。

南都：《独唱团》在淘宝上架才一个小时，几百本存货就卖光了。你觉得这是个什么兆头？

韩寒：对，确实是一个小时之内就已经卖光了。但是现在说这本杂志将来是否也会这样好卖没有意义。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期待，它就是一叠白纸也能全卖出去。但作为一本文艺杂志，它的内容是最重要的。现在大家都没有看到内容，说这个太早。我们印量大概在四五十万册左右。

南都：你希望把它在将来五年甚至十年里，做到一个标杆性质的文艺期刊吗？

韩寒：其实世界上文艺本身没有什么指标。这么说吧，一个好的国家一定是什么都好，而且文艺好的国家一定什么都好，文艺和其他东西都是挂钩的。只有一个社会有很大的包容和宽容，才能产生好的文艺。

南都：做杂志、养团队，那你现在做这本杂志是不是把全副身家都投进去了？

韩寒：没有没有，花了不少，两三百万得有，但是我没有那么穷，不至于把全副身家投进去（笑）。这本杂志定价16块，每卖一本赚2块多。我们算过，除掉各种成本，还有（第一期）稿费要发40万的情况下，我们就算目前没有广告也可以持平。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能持平就已经很好了。

南都：你的运营思路和商业化的杂志挺不同的。你怎么看待现在给作者很少的稿费、用大量广告来填充这种非常资本化的运营方式？

韩寒：那样的运作也很正常。很多人说你卖这么贵，一本杂志卖16块钱，而那些时尚杂志两百多页彩页才20块钱（笑）。我说你要是愿意读两百页广告那也行。对于不了解这个行业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做出不正当的比较，这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交流。文艺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极少数，我也并没有指望这个去发财。做这本杂志，只要不亏钱就很高兴了。

2

赛车

贴钱开赛车的恶性循环

南都：你现在过得很好，回想10年前，你正好18岁，那年高考你没参加，有没有去考场外看一看？

韩寒：没有，我没有参加高考，也没在别人考完之后去看人家什么的。

有去问过我表弟什么的，但是那纯粹属于个人人生的一个八卦，不是说我自己很牵挂这个事。我是处于对朋友的一种八卦和关心。

南都：你当时有多少钱？

韩寒：18岁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说吧，从18岁到28岁到现在，我的卡里面就几乎没有超过一百万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十几万、几十万徘徊，有的时候更少。

南都：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自信？

韩寒：嗯，那种自信是基于……你肯定能够做成一些事情，因为你掌握了很多技能嘛。再加上无论名气的大小，你好歹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靠你这些技能，去换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或者你要挣一点钱，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本身生活就比较简单，有饭吃、能够打打游戏、有个车在市区郊区开开，我就很满足了。这种生活的底线一年十多万就够了，而一年十多万对我来说太容易了。

我没有想过要发财。在这种社会上，可能钱财的确是最有效的证明的方法，你出入各种场合的时候也可以挺直腰杆“我有钱嘛，我银行里面有多少钱”。但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一种……不是荣誉，因为荣誉是别人对你的一种嘉奖———是另外一种东西。

南都：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吗？

韩寒：对对。你不需要说银行账号上有多少钱。很多可能比较愤青的人会说，哎，你卡上不会超过一百万，你凭什么那么自信？但事实上以我的能力，我一年要去挣一亿都可以，但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因为钱去放弃太多东西。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看别人眼红啊，我也心里会不舒服啊（笑）。哇，你看那些艺术家，拿几个奖，随便办几个展，我×。拿个自行车随便放在马路上，随便拿个卡车一压，这个自行车就能卖五百万（笑）。我得写两本书、三本书，甚至写三年的书。但是，在看了太多的年轻工人的故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过得非常不错了。

南都：在当时你对将来有什么预见吗？

韩寒：嗯，没有没有。

南都：连你要去开赛车都没有想过吗？

韩寒：想过，这个倒是想过，但没有去实施。因为当时没钱么（笑）。后来稍微攒了一点钱买了个改装车，然后跟朋友说要组个车队，就开始这么弄了。

南都：你没有高考，然后2000年你就跑北京去了。

韩寒：对。当时在北京认识了一些朋友嘛，一起玩玩改装车啊什么的。上海的朋友们都还在念书呢，平时也不会一起出来玩或者什么的，再加上当时的女朋友也在北京嘛，所以就去了。

南都：你的第一台车是什么样？

韩寒：第一台车是富康，花了几万块钱改装，就在街上开。后来就慢慢一步一步地参加职业赛车。

南都：从刚开始有兴趣，到做得有起色，这段时间你在赛车上投入了多少？

韩寒：我从2001到2003年都是自费，总共投入了大概一两百万来参加比赛吧，何况还得自己练车什么的。但其实后来发现这段时间练的都没用，都是瞎开（笑）。另外顶多在街上开开快车啊，像二环内飙个车，这就以为自己是在练车了。

南都：赛车不像乒乓球可以自己私下在家练……

韩寒：对，没法练，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自己有条件去练车。也就开开卡丁车，平时偶尔上上赛道，但2001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说到底，现在想起来都不叫练车。

南都：那你技术是怎么提升上来的？突然之间，你就变成全国冠军了。

韩寒：赛道上，就是在赛道上，完全靠比赛。到今天为止大大小小的比赛加起来大概有100场了吧。

南都：只开过100场就能得全国冠军吗？

韩寒：当然能啊。其实每场比赛，包括拉力赛，都有200多公里，场地赛再加上赛前的试车、练车，一场比赛是很多赛道旅程的一个积累。

南都：钱够花吗？

韩寒：不够，当然不够。因为有几年我不写书，就靠以前老书的版税在过日子。那个时候书卖的价钱也低，一年可能也就有个五六十万的收入，但是光开车就得花掉100来万。

所以在后来几年里，我做出来一个纪录：连续六年里，我每年出一本书，每本都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排第一名。但你能想象吗？一个连续五六年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作者，真的是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的。其实买也买得起，但是你买了一套房子，这套避震器你就不能买了。这还说的是当时的情况，要是想拿冠军，就不是一年花一百万这个数目了。

当时作为一个新人，没有车队，也没有赞助商，什么也没有。各种必须设备的消耗是非常大的。一辆有冠军实力的赛车要一百五六十万人民币。我的那台赛车光正经改装要花100万人民币，而我才花了10万块钱去改，那自然性能和人家差很远。这样你就算水平比人家高，也肯定开不过别人。你可能转弯技术比人家高点，但人家车比你好点，把你技术上的优势弥补了，人家一踩油门就比你快了很多了，最终比赛结果上就算你技术高也不行。这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3

写作

我一直努力把文章写好

南都：2003年后你是怎么好起来的？有厂商来找你了吗？

韩寒：不不，是我去找厂商的。我就打电话给他们，说，“你们这儿缺不缺车手啊”（笑），然后人家一看，当时至少是一个写书的作家，也有点粉丝，可以给我们宣传宣传（笑）。那之后我就拿工资了，有车队给我出论坛啊变速器啊改装之类的开销了。有了车队给予的车辆、资金支持以后，我的成绩马上就可以很稳定的排在全国前三名。但是如果你依然是自己花钱开车的话，你连前八都进不了。这就是赛车。

南都：你在那段时间里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又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下，有想过放弃吗？

韩寒：呃，没有。事儿都没成呢，你怎么能放弃呢。妞都还没到手呢，你怎么能放弃（大笑），放弃了才叫前功尽弃。肯定是不能放弃的。归根结底就跟泡妞一样，就是喜欢嘛。

南都：你当时也才20岁出头，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热情和资源投入到别的事情上，可能更容易做出来？

韩寒：也不是这样。一开始人都是莫名其妙地有好感，有兴趣，但问题是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情，也必须得把它做出来。百分之百你做不了，有点吹牛，但你至少要把它做好。

南都：人挺容易放弃的，有时候是因为觉得没什么希望，有时候是缺乏信心。但你把别人容易放弃的、看起来不靠谱的事给做成了。

韩寒：因为我知道自己开得还不错，就是没有一台好的车，只要有一台好车，我一定会很好。因为本身你对自己肯定是有一个评估嘛。只要我完成比赛了，我肯定会在前三名。当时我的队友王睿是连续五年的全国冠军，结果我上去第二个赛段就比他快。那场他还是拿的第一，总体时间没有他快，但好多的赛段成绩都比他要快，这证明我事实上是有竞争力的，可以一争高下的。

当时好多人不能理解，怎么换了个车队，换了个车，这个车你还没开过，还不熟悉，结果你就能跟这么多年的全国冠军跑出差不多的时间（大笑）？这可能就是以前是苦出身练出来的，我开了那么多年的破车，事实上已经具备了那个能力。这种时候只欠缺一个武器。我觉得把自己准备好是挺重要的。

南都：在北京玩了三年，你接下来就回上海了？

韩寒：对，2004年。之后几年一直在上海。在北京待着待着也觉得没有多大意思，骗子很多（笑）。

南都：那你2004年回上海高兴吗，你回家了。

韩寒：不是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也挺高兴的，回上海也挺高兴的。哦，对，可能现在上海市政府挺头疼的，恨不得我一直留在北京（笑）。但是家乡毕竟是家乡，好多的小伙伴也都在这里，我们平时打打台球啊，打打游戏啊，周末聚一聚，都挺正常的。

南都：路金波说他觉得你在北京混得很不如意，但是你回到上海以后，慢慢找到自信。

韩寒：那是因为我在北京是被忽悠了（笑）。在北京，人家会告诉你，“你丫这算什么呀”，你会觉得我原来真的是什么都不行，那就算了吧。但事实上，你就是很厉害。

我也不能说他们特别大的坏话，因为上海人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事实上北京人，就说话的时候，哎，反正，反正就因为我这人傻，把很多都当真了。人家一说，我就点头，说：“哦，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做诚恳状）。其实人家说的话自己都不当真，就我挺当真的。我发现，我并不是特别契合口贩子比较多的城市，不能适应他们的社会。

南都：如果你周围环境里的人老是拿话压人，这确实会让你对自己都产生质疑。

韩寒：嗯，是的是的，会有那种感觉。而且人们有一个误解，觉得做文化要在北京，这样才能深度辐射全国，这也都是不正确的。如果说你必须要在北京才能辐射全国，那就说明你的个人能力、个人魅力还被这城市所掩盖。你一定要大过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我回到了上海，给上海提升一些人文气息，上海太差了（笑）。但毕竟这是在家乡嘛，我觉得故乡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南都：2004年你回了上海，2006年开了博客，但开博客前大家仍然还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韩寒：写书呀，我每年写一本书。我就在北京的三年没有写书，光顾着玩了。

南都：开博客和写书有区别吗？

韩寒：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写文章一直是那个风格。有很多人说你就是一个博客写手，事实上，我就认为我是一个作者，是一个作家，这跟写书还是写博客没什么关系。其实我以前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作家，但现在我好意思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刚刚摸到了成为一个作家的门槛。我认为“作家”有一个很高很高的门槛的，而我现在是刚刚够着这个门槛，就以我的标准来看，我可以将将地称我自己为一个作家。而在之前，我都称自己为一个作者。

南都：你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一点的？

韩寒：当然我可能都是属于要求比较高的，因为称自己为专家的人太多了。我说自己刚刚入门，是因为我看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发现逻辑、文笔、情绪、编排、节奏等等，确实可以让我写的东西能够称之为文章了。我认为我自己刚刚入流，但同时，那些哪怕最顶级的作家在我眼里都是不入流的。

事实上，很多人、很多报纸，还有我自己的朋友，在如何看待我的写作上，他们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只觉得我自己在博客发表自己观点、声音，很独立很真实，给我很多赞誉，但事实上，说真话的人也挺多的，但并不是因为你说真话大家就全都来看你的书。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被所有人忽略的一点是：我写得比他们都好。外界都把这点给忽略了。这一点是我身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为之努力的，就是把文章写好。

南都：但也有人用学院派的格式来套你的东西，以此来说你不行。

韩寒：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地分析过我的文章。如果有人仔细地分析过，你会发现里面逻辑很严密，你很难找出一个点去攻击说你这个文章写得不对不合理。如果你找到一个点，那个点我肯定自己在文章里已经找到拎出来。像他们所谓说我的文章浅薄，事实上我认为是他们自己的认知上的一种浅薄。说实话，你不是把文章写得像《资本论》一样就叫深刻。因为他们往往把特别枯燥的学院派的东西想象为是一种深刻。结果你看完整本书，我X，你连笑都不会笑了。其实他们就是在说无意义的真话，用整本书论证了生命的无常（笑）。他们的东西去忽悠低层次的文艺青年或者忽悠那种比较普通的读者是没有问题的，但事实上任何的智者，聪明人，他们是忽悠不了的。

    CFP供图

被人喊了大半年的“韩老四”后，韩寒终于夺冠了。2005年，他代表所在车队参加全国汽车场地锦标赛1600cc组，在珠海站获得冠军。自此，他的成绩稳定在全国前三名之内。2007年，由于批评中央五套对赛车的现场直播太业余，中央台耍起了小心眼：在接下来的整场比赛转播中，刻意抹杀韩寒的名字，也完全避免出现他的任何镜头。韩寒放言：“牛×的话，你们CCTV5的节目以后就不要告诉观众某场比赛的领奖台上某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到时候我们比比，到底是我韩寒难堪一点呢，还是你中央五套更难堪一点呢？”

他说自己是个吹了牛就一定要圆了的人。结果，当年他真的从没下过领奖台。在他夺得了全国场地锦标赛1600cc比赛的冠军后，中央台再也拿他没办法，封杀一事不了了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韩寒博客的名声越来越大了。2006年开博客后，凡是他打的笔仗，就从来没有输过。CCTV不过是手下败将之一，其他还有白烨、陆天明、陆川等人。再接下来，对“钓鱼”事件、上海路牌更换、烟草局长韩峰日记等公共事件的发言，将他推上了公众注意力的顶峰———每一篇博文必被四处转载。一篇调侃高速路高价换牌的博文仅在新浪博客上就有104次转载记录。换路牌这种“小事”，最终逼得上海市公路管理处出面解释。

他的文章达到了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们长久未得的梦想：凭一支笔撼动社会。在2009年，他被多个杂志同时评为当年10大人物。截至本文发稿时，他的博客访问量已经达到了4亿多人次。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听到入围“《时代》100人”时，这个自称属于农村的青年人正在村里挖自己家的笋。

他不介意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终于认可自己是一个作家了。

很多年轻人曾想模仿韩寒，但至今仍然只有一个韩寒。路金波说，如果韩寒最近十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他真正达到了一种自由的状态。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状态可能是一生都会去渴望，却没有勇气去追求，或者没有运气去拥有的。

韩寒说他不喜欢鲁迅。对任何接触过他的人来说，这其实很自然———鲁迅太悲观、太冷嘲，心里全是黑色的东西。而韩寒喜好美女、赛车，并且两样全都玩得转。鲁迅把社会苦难都在自己心里沉淀着，而谈到有的小学同学如今在开黑车时，韩寒说自己就算开黑车也一样会过得很幸福。

1

作家

归根结底我只是一个作家

南都：从2006年开始写博客起，你才开始重新拥有对公众的影响力的。这之前你也有不少读者，但他们只是默默地买书，是这样吗？

韩寒：嗯，的确是这样。不过我写博客纯粹是因为它不用过审查。如果你写杂文给杂志，他们会给你砍掉，而且砍掉的都是最精华的段落。所以我宁愿不要稿费我都要呈献给读者未经删节的版本，你要砍也可以，那读者看完之后再一起删呗。

南都：你开始写博客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做严肃的公共发言，还是只是随便写写？

韩寒：真是随便写写而已，就把我的看法和观点写出来。有时候观点和大部分人的想法一样，于是很多人会觉得你说得真好；有的时候观点不合时宜，和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人家会骂你，卖国贼啊、反华势力的走狗啊。这都正常。

南都：从2006年以后你的博客越来越受关注。你写了“钓鱼事件”等一系列东西，公众的注意力突然就把你推起来了。

韩寒：事实上，我觉得这还是因为我能够把所有的那些事情在这样的一个篇幅里撇得最干净，说得最明白。另外，我始终是这么觉得的：比方说拍电影，它有一个尺度在那里，很多电影导演都很头疼电影审查。假设我们一年有500部电影要拍出来，如果大家都畏惧它，都拍得畏手畏脚，然后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的话，那电影局就很高兴，反正也要枪毙几部的，你就看这些当中哪个有出头的就给它枪毙了。但如果这500个导演全都往上顶一顶呢？那事实上你就把这个尺度撑大了。这个是要靠人去撑的，政府是乐于看见这个尺度永远很小，老百姓永远很害怕的。但如果你真的往前进一步，对于政府来说，他也知道现在的世界形势是怎么样的，他也乐意给你再放一点，直到最后发现，哎呀，老百姓完全民智已开，那就换一种方式吧，否则自己都不保。

事实上，在这些方面你必须得去有一些尝试。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大不了就……打个电话说你有些部分需要删那就删了。网络传播又很广泛，就像广告一样，我虽然删了，但事实上一样能传播。

南都：你当时看到自己突然每篇文章有几百万的读者，总点击量一亿多了，这种感觉和你写书时的成就感相比会更大吗？

韩寒：不大，其实我当然高兴啊，但事实上那种成就感和写书的成就感不一样。怎么讲……它是反的。如果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如果写书你有几百万的读者的话，那就证明你可以在商业上做一切的事情；但如果你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有几百万的读者的话，反而证明你不能在商业上做很多的事情。因为那些人会觉得你不纯粹。你明明给他们贡献了免费的文章，他们还会觉得你TM不纯粹，他们要求“你得一辈子给我们贡献免费的文章”（笑）。

南都：你怎么看自己被套上“独立知识分子”这个头衔？

韩寒：事实上这些都是美誉，但是我觉得还真不能说我算不上。以前在我心中，我觉得知识分子真TM挺高深一个词，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但是呢，当你一抬头或者一低头，我×，满世界都是知识分子，你又觉得自己配得上。这就像“作家”那个头衔一样，很奇怪。

但事实上，归根结底我对那些称谓会觉得不好意思。我是真的会发自内心地觉得，我何德何能？但是你经常一看，我×，那帮××何德何能！（大笑）你觉得自己要比他们至少还强点儿。所以，它很奇怪，从自身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是不配的，但是从这个名词普遍给的那些人群来讲，我又觉得我是远远符合的。很矛盾，就像中国本身一样，特别矛盾。它没有一个标准。

而且事实上，也是因为“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这些词在好多年前都已经臭掉过。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不爱惜，写文章太装×为人也太装×。他们的普世价值是正确的，但他们人太装×了。他们觉得，哇，我认识了普世价值之后，我就超脱了中国的劳苦大众，我就比他们牛×了一个等级，老是以传教士的那种方式去说话，就导致了很多公众的反感。然后呢，政府是特别乐于看到“知识分子”这种名词臭掉的，政府本身就不喜欢什么知识分子啊文化精英啊。政府是很喜欢看到那种名词变臭的。这些名词都臭了。

于是去年你们南都想出“公民”这么个词来，因为“公民”没有办法弄臭掉，万一公民都臭了，那你说你还怎么办（笑）？在这个名头的保护下，我还当了几年的“公民”。事实上，哪有文章写那么好的“公民”（笑）？如果全天下都是文章写得不错、车也开得不错的公民，那也好。但事实上无论公民也好还是独立知识分子也好，都只是一个媒体给予你的称呼。我觉得事实上所有的这些称谓都……都不重要。

我也不愿意叫自己是一个车手，我觉得归根结底我只是一个作家。其实作家是高过一切的一个称呼。无论是知识分子啊、博客写手啊，所有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没有含金量的一个称呼，只有作家是。以前，有人介绍说：“著名作家或者著名青年作家韩寒”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非常的不好意思，我都不敢看……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神圣的称呼。我还在为这个称号而努力。对，我只想拥有这个称号。我肯定是一个车手，但我只想让别人介绍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作家，让人家知道，这个人的观点有可能会是对的或者错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文章是好的。

2

80后

这一定是最优秀的一代

南都：你以前爱跟人打笔仗。

韩寒：那些打笔仗都是在练车，现在只是说正式地我开始比赛了。打笔仗肯定会对写作有好处。

南都：你在跟白烨打笔仗的时候把他陈年老底都翻出来了，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令对方动弹不得，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韩寒：谷—歌—呀（大笑）。中国人，说实话，没有人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的，他们都是逢场作戏，他们可能在台上给你扮演，但你一翻他老底你发现，原来他以前干的不是这个勾当，他可能以前连观点跟现在的自己都是反的。

这事实上是一种中国人的特性，它适用于95%的文化人。但我做的又不同于“文革”时的翻人老底。因为这些被我揭老底的人的的确确干过那些事，我没有给他们戴大帽子。我只消证明这个人事实上是虚伪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办法挺奏效的。并不是说我厉害，而是中国的这个环境就导致那些文化人特别虚伪。

中国没有那种行为、写作特别放得开，特别潇洒的人。其实真有这种人我跟他也打不起来，往往相互观点都挺契合的。能打起笔仗的往往又迂腐、又顽固、又虚伪那种人，他们的行踪特别好判断。

南都：当时白烨以提拔你和新生代作家的人自居，他是不是提拔过你？

韩寒：不是。他既没提拔我，也没批评我。

南都：将来可能会有人说，韩寒我是提携过你的，没有我们你是出不来的。想收买你，收买不成就威胁，威胁不成就污蔑，碰到这个你会怎么办？

韩寒：上他老婆（大笑）！其实还好，对我有提携的那些，我都记得。我也不怕威胁。但是的确，当很多事情做大以后，商业之类交杂在一起以后，你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分子。你不能够说你的商业合作伙伴的坏话。你只能选择不说这个去说别的，然后你发现你可以说的越来越少。你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去说什么？

南都：那你怎么办？

韩寒：我只能坚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到现在还只能够在郊区有个小公寓什么的，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当然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但如果我真的说愿意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员的话，那事实上我相信我的车库里不止十台法拉利。这些都，这些都太简单。但是我现在一台都买不起（笑）。

南都：上海政府有跟你正面接触过么？

韩寒：没有没有，我也是开玩笑。我估计正面接触以后，吃几顿饭，我也不好意思说别人坏话了，都不用收买我。有时候认识这些人以后就不好意思说坏话了，所以我就避免认识他们，以方便于分分钟说他们坏话（笑）。要不然真不好意思。很多时候连收买都不是，就变得抹不开面子。

南都：你觉得你这十年和别人的成长途径如此不一样的根源是什么？

韩寒：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家都挺一样的。我只是把大家心里都会有的那些东西给放大了。有些人心中也有闪念：我要去环游世界，我要开着车从哪到哪，或者说我不想做这个工作了我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事实上我跟他们一样，我只是对于普遍的一代人特性，进行了放大和缩小而已，成分是一样的。整个这一代人成分是一样的。

无可否认，这一代人一定是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代。因为他们接受的资讯已经完全的开放了，你不能够想象当这一代人成为领导人的时候，他们还在台上回答你说：“我们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要高举……”他们已经不能这样说话了，因为他们自己都过不了自己内心的一关。

同时，当你说的话改变了，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没法再延续下去了。现在很多讨厌的东西，无论是官僚还是……都跟话语体系非常的有关系。全世界估计只有中国跟朝鲜两个地方的人还是说话的时候官腔那么重的，这一批人当了领导人以后一定说话不一样的。

南都：再等50年？

韩寒：我相信不需要那么久。反正我个人是挺乐观的。以前的人相信而且去行动，但现在的人是没有办法，他们不相信、不承认，同时也只是不反抗而已。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反抗。许知远说“每个人都是庸众”，但是他误会了一点，就是我是一个作家，喜欢读我的文章的人，他们是我的读者，我为有那么多的读者而感到非常的骄傲。你不能要求你的读者说，我×，你们看了我的文章为什么不去练啊？这是不对的，你不是教主，他们也不是教徒，你不能以要求教徒一样去要求他们。我觉得，这一代一定是最好的一代。

3

命运

过不去了，掉个头就行了

南都：我看完你一场比赛后，搭了辆黑车离开现场。那个黑车司机说，他有朋友跟你是一个小学的。他说，你小学里的同学有开黑车的，有在公园里扫地、给树喷水，没人想到你红了。你看到这样的同龄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们走的路很不一样，而且阶层已经拉开了。

韩寒：那当然。但是如果他黑车跟我开得一样好的话，他也可以。当然他们是为了生计所迫，也没有获得相对的资源去支持他们去做，但事实上，很多人也从来没有追求过。

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比赛，我经常教他。他现在开得还不错，虽然不一定以后能成为职业车手，但很多厂商的活动都会找他去做，那他一辈子至少能保证自己饿不死了，何况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成功了。一个人的成功不一定只意味着你一定很红，而是你跟自己的理想应该最大程度地契合起来，同时衣食无忧。

南都：你想过没有，万一你18岁之后没有走运，只能去开黑车了，你怎么办？

韩寒：也想过啊。但我开黑车也会开得挺开心的。我一定是黑车司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开得最好的一个，估计还经常可以在优酷啊、土豆网上看到我开黑车的英姿（笑）。可能我从小就觉得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不平凡，不一样，否则你，白下来这个世界一趟。不过很多人也觉得，哪怕我挺平凡，但我继续生活下去，找个爱人啊，都挺好的。这些观点我都不抵触。我也经常患得患失。我看上去挺大方的，但我也经常会考虑到实际情况。前两天有一个黑熊的动物组织在做宣传，我说，啊这么可怜，不行，我要捐三十万，但临捐的时候可能就会砍掉十万。我觉得，“我×，杂志还没出，咱也留着吧”（笑）。但事实上，这些都没有改变整个事情进行的大方向，你只是进行了一些微调而已。更何况，就算你大方向错了也没有问题啊。有记者问我，你的人生有没有过不去的时候？我说，你的人生如果到了过不去的时候，很简单，跟开车一样，掉个头不就行了。

归根结底还是要找到养活自己的一个办法。按理说，一个理想的国家，社会是应该负担我们的，至少要让我们有地方住、饿不死、有地方看病。但因为这个社会负担了那么多庞大的家族、富二代，它负担不起我们了。我们也不要给这个社会增添什么负担，我们要具备比在别的国家强一点的生存能力。

南都：有过绝望这种感觉没有？

韩寒：我觉得每个人对于绝望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的处境比那些经常感到绝望的人要困难很多，但是他只觉得失望，不觉得绝望；而有些人，哪怕是赶不上一班地铁，也会觉得很绝望。我倒是很少觉得非常绝望。确实有时候很绝望，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你明明是争夺冠军，结果你开着开着发动机爆了，哇，完不成比赛你觉得很绝望，都是在遇到具体的事情上才偶尔有这样的感觉。对人生，我没有过。

南都：不过现在很多青年确实很容易绝望，比如他在网上看见一个帖子，看见富士康员工跳楼了，他就觉得对社会很绝望。

韩寒：归根结底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的失望和绝望，而不是对社会。社会是造成绝望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年代很少出现那种励志的故事，所有的励志就变成要有钱，谁有钱谁就励志。但是，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挺难挣的，说实话。你有时候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但还是挣不了钱，最多就是接受现在这个工作，一个月八百。或者说连工作都没有，在网吧混混日子。自己都觉得自己没用。贫富差距又特别大，所以会觉得绝望。这个其实没有办法。不是说什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因为往往社会产生这么大的差距，都是那些口头上喊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搞出来的。所以最多就是靠媒体，可能给他们塑造一些不是以钱为核心的励志故事。

南都：很多人可能会放弃、会焦虑，会觉得今天我写这个很成功，但明天没有人找我怎么办。但是你好像没有这种焦虑是吗？

韩寒：没有欸，要是有的话我早就一年出很多本书了（笑）。但我得一年出一本书，要不然生活是没有办法维持的。

我比较理解其他作家那种焦虑的状态。郭敬明就是啊。他们可能给自己一个假设吧，可能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假定在了五年左右。其实我拥有跟他们一样的焦虑，不过我的艺术生命的假定比他们长一点，我假定到了五十年，所以我把他们干的事情给匀到了五十年里面，焦虑也比他们少十倍（笑）。

4

感情

事实上我都挺真心的

南都：开车挺容易泡妞的。你从赛车场上下来，所有赛道女郎都在喊你名字。

韩寒：泡妞这不是一个主业，也不是一个挂在嘴边的东西。这是一种机缘巧合，我是一切都是随意的。但是，当出现这么一个妞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泡。对，我是这种人（笑）。

南都：泡到了没？

韩寒：我想想看，我失手过没有……（笑）本身，本身也不多嘛。

南都：不多？但我听说你连A BCD都分不清楚了？

韩寒：嗯……不多不多。英文字母肯定我数得过来（大笑）。

南都：英文字母有26个。

韩寒：是有26个啊，26个肯定数得过来（大笑）。但事实上感情的深浅是不一样的，嗯，对每一个女孩的感情的深浅是不一样的。她们都帮助了我很多。

南都：你现在感情稳定下来了么？

韩寒：其实……我的感情一直挺稳定的。

南都：但仍然有26个。

韩寒：不，没那么多。你哪顾得了这么多女孩子啊（笑）。那种说我自己搞过很多很多女孩的，我×，我估计一大半都是把自己嫖娼的经历都算进来了，这不带的。我的感情事实上一直很稳定，这种稳定不一定是一对一的稳定，但是很稳定。假设你一直对着两个或者三个，那长期这样，不也说明你感情很稳定么？

南都：对方的情绪也一直很稳定？

韩寒：对方的情绪一年里面偶尔会有波动，但是基本很稳定。事实上我都挺真心的。我不会说去玩弄感情。

南都：你会平行进行好几段感情，还是一个接一个？

韩寒：各种情况交错，错综复杂。但我不是一个玩弄感情的那种人，就算偶尔玩弄过，也不多，绝对三次以内（笑）。

未来十年备忘录之韩寒

南都：你觉得自己18岁到28岁这段时间里有什么变化？

韩寒：肯定是更有信心。18岁的时候的那种信心，更多的是基于一种自大：你相信自己的未来，但说到底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是，很多人自大完了就完事了，而我自大了心里记着，我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吹过一个牛，我一定要把这个吹的牛给圆了才行。我觉得，吹牛其实不可耻，很多时候吹牛其实很励志，但你一定要把你那牛×给圆了，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你吹下的牛给圆满了，否则这个牛就吹得很可耻。

南都：你觉得以下10年会给你带来什么？

韩寒：完全完全没有想过。

南都：你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辈子住在上海吗？

韩寒：不好说，但上海一定是我特别重要的地方。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上海政府我估计还是要待在这个地方（笑）。

南都：你想过死这个问题么？

韩寒：没有具体的想过，但是经常会隐隐约约地想到。你就觉得你也会老，也会死，但那是属于一个文艺构思，你作为一个作家你什么都会想。你死也想过，投胎也想过，下辈子也想过，那属于正常的想，没有比别的事情多想什么。

南都：有没有过离死特别近的时候？

韩寒：中国人离死都挺近的。过个马路我觉得都离死挺近的。吃个饭什么，都离死挺近的。

南都：那你怕死么？

韩寒：×，这东西不好说。这很难说你怕不怕。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你当然不希望莫名其妙就死掉了，但这不是怕。死亡你没法抗拒，那没法抗拒的东西你没法用怕来形容。如果死真的来了，我接受。你说我怕么？反正我不喜欢。但，也不是怕。

南都：你想过你死了以后会给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东西么？

韩寒：或许会留下几个baby（孩子）。现在还没有，估计马上就会有。我觉得，会留下23个染色体形成的新生命，会留下一堆书。至少这就是作家跟文艺工作者的好处，就是你还会留下一些作品，会被人看。你会留下英勇的事迹。会留下……唉，反正，说不清楚，反正会留下，肯定会留下。

南都：死亡有很多种，很缓慢的清楚知道自己要发生的死和很突然的死，你可能会选择哪一种？如果你有这个机会？

韩寒：我×，我要有这个机会，我就是神仙了，我选择不死，我选择永远活在这个时间段里，那当然最好了。秦始皇也想这样。但你还是会慢慢地衰老，慢慢地老去，但好在，上帝在造物的时候给你的心智，你体内各种激素的分泌，会让你接受这些东西，让你觉得每一个时间段也都还不错。

南都：你现在有什么苦恼吗？

韩寒：我无论做什么商业上的事情，都会马上被放得很大。比如说接了个代言，或者说拍了个广告，马上就会被放得很大。（很多人问为什么你打的广告都那么山寨？）那些专业的控制是没有用的。包括姚明、刘翔，他们肯定都有专门的团队来做公众形象，但没见得他俩的形象……（大笑）。无论什么时候，我还是更喜欢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去做。

南都：你有什么要对10年以后的自己说？

韩寒：我估计不会对我本人说什么，会对我的孩子去说。我会说，看好啦，老爸要发车啦。别看动画片啊，否则换台。我会跟他说这个。

刚刚过去的十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时，中国文化正处于歧路彷徨。此后是急剧的动荡，战乱与情仇，由帝国而民国，由民国而共和国，以至于今。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伴随着民智的浩大、互联网的普及、知识阶层的分裂与共存，中国文化进行着新一波转型，既接续上世纪的遗产，又开启新世纪的未来，未知的未来。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国知识人，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也不是街头的义人———他们的职业更加多样，他们的讲坛更加宽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他们身处改变的洪流，又引领着这一股改变，既继承上世纪的无奈，又呈现新世纪的种种可能性。

CH ANGEIS H ERE .

本专题谨选择十位中国知识人，以图记录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