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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社会变革，可以算得上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课题。在这个积重数千年，并与其它文明鲜有交流，人口规模一直占据全球份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国度。若有一日可以实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变革，那么，这场变革的深刻程度及艰难程度，皆可谓冠绝全球。因为中国的变革，并非一场单纯政治体制及经济模式的变革，这场变革将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场让十五亿中国人全面融入现代社会的变革。以个体而言，它意味着十五亿个个体自我意识到生长，及对自我价值的全盘重新认识；以全体而言，它意味着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结构、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可以以和平方式自然输出的价值观、现代国家意识、现代民族意识。

有志于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人们深知，我们面临的巨大难题不可能简单地依靠某种行为模式或者一些单独的、互相之间缺乏联系的有利因素，达到决定性效果。

是从理念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这是我们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评论家或者自由知识分子，他可以从理念出发来评估某事，但更多的其他人则不同。对那些依靠实际的身体行动去推进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人们来说，从理念出发结局，最终他所追求的一切都将变成空中楼阁。

有一个简单并且极其现实的例子：在过去的数十年、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试图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参与者而言，是一个需要牺牲自己现实利益，却又鲜有回报的事业。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一进程还没有进展到足够的深度，可以为参与者提供真正的现实利益和现实安全保障。这一现状决定了这一进程的参与者，应该具有足够的理想主义气质，甘心割舍自己的利益而无所求。然而理性告诉我们，这并不切合现实。现实就是，那些期望通过投身这场变革运动获得现实利益的人，其数量及规模至少足以同这场运动中理想者们分庭抗礼。这些人并不符合运动的需要，他们的参与难以令运动得到质的的提高，至少他们很难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运动员。由于立身逻辑存在根本差异，他们的加入会引发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内部，理想主义者与实利主义者的各种难以预测的冲突，使运动从内部受损。即便在理想者中，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因为艰难的现实要求这些理想者们不仅拥有理想，亦需要拥有独特的个性才能坚持不懈，随大流者将被逐渐淘汰出局。

自然，有朝一日运动需要实利主义者们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要将运动推进到那个可以为实利主义者们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舞台的阶段，只有依靠理想主义者们的努力和牺牲。

面对上述情形，从理念出发者的逻辑是：运动需要人们去为之付出，而人们却在乱哄哄你来我往。须知，那些看起来并不那么美观的事，它们的传播速度要比那些真正具有献身精神和实际意义的举动，传播得更快更广。时间一久，那些不美观的东西会变成这场运动的固定形象，而那些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行为，将在不久后被人遗忘。前者只要发生一次，就会在数十年中被人不断地被人当作某种谈资提起；而后者，却需要不断地反复涌现，才能在人们心中留下印记。

而从现实出发者的逻辑，是首先承认这个现实，并无怨地接受它。然后努力去让这个现实朝着对运动有利的方向发展。

很显然，从现实出发者，他们也许仍旧只是徒劳无益，但至少他们有机会、有可能去改变现状。而从理念出发者，将对这一现状永远都无能为力。并且，在看待这一现状时，越是基于理念，这一现状就会可能变得越糟糕。因为理念会激化实利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割断他们的联系，导致他们更加难以建立其协作关系。想要扭转这一现状，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埋头做那些看上去能够令人欣慰的事，尽管这些事很快会被人遗忘，但人们只有常年累月地去反复地做，反复被人遗忘，它才有可能压倒那些看上去并不美观东西，成为运动的主流，最终成为运动的名片。

作为一个人，在个人的私人生活中，他可以在很多场合将理性抛到一边。但作为一个公共事务的推进者，当涉及到公共事务时，他必须服从于理性。任何一个人脑海中的理念，都不可能令事态发生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一场艰难而宏大的事业，其推进所仰仗的更加仅仅可能是一点一滴真正具有添砖加瓦性质的实际行动。

在上一个例子中，我们提到了中国全面现代化进程中，其参与者内部的现状。与这个内在的现状相比，人们还将面临一个比它更加严峻的现实，那就是这个专制体制。

这个专制体制毫无道德底线，只知压迫与盘剥、除了它自身的利益之外，它从不考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承担责任。这一特质决定了一种自上而下改革的社会变革方式，如同海市蜃楼。但是这个体制又异常强大，异常严密。除了因为它自身的内部矛盾引发其膛炸之外，很难看到从外部有撼动它的机会。

因此，在过去的数十年，所谓“改良”与“革命”的争端，一直持续不绝。那些持改良主张的人们，是看到了革命可能性的微茫；持革命主张的人们亦同样，他们是看到了改良希望的微茫。这些从理念出发的人们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这种可能性的渺茫，并不意味着另一条道路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可能。

一个从现实出发的人，会认为这些争端毫无意义，因为在专制者看来，两条道路同样荒唐可笑。这样的争端不仅于运动无益反而有害。因为这些争论会自然地倾向于将运动拖回到纸上空谈的层次，它耗费了运动的精力和元气，在无形中损害了运动的利益。

一个人无论是倾向于改良和革命，如果他身在中国大陆，并愿意切实地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事业效劳。假如某地发生一场所谓“群体性事件”，需要四个人立刻赶往现场报道此事。一人负责拍摄；一人负责现场的互联网技术；一人负责现场组稿和编辑；一人负责后援，一旦可能的危险出现，立刻组织其他三人撤退。

想要将一件类似的事做成功，与这四个人究竟是持有改良的理念，还是革命的理念毫无关系。想要成功仅仅取决于这四个人能否扮演好自己所属的角色，做好自己所负责的那一部分事务；能否相互高效地协作。无论人们持有何种理念，他们想要将某一工作完成，仅仅取决于他们能否从离他们最近的现实出发，去努力工作。这艰难而又需要专业的现实，不是在写诗或者参加辩论大赛，靠体内的腺体的分泌物就可以完成。它需要人们长年累月地磨练自己的意志；培养自己的技能；学会理解他人并学会与他人协作。否则，一个连看似并不出众的实务小事都做不好的运动，它又怎么可能担当得起去完成开篇所述的那个宏大而艰难课题的使命呢？

因此，理念仅仅是我们的目标，而现实才是属于我们的一切。因为在目标没有达成之前，目标永远都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只有现实。现实的努力也许看上去并不那么令人信心十足，若是没有现实的努力，目标永远是一纸空谈。

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也许要远远多于我们所能够交付给她的，愿与诸君共勉，我们拥有同一个现实。

引言：沉岛和玛雅

 

笔者在《自由写作》网刊第50期上曾撰文谈到古代玛雅文明及玛雅先知们对公元2012年的历史预言。人们在惊叹玛雅文明独特而卓越的成就时，不禁要问﹕处在刀耕火种石器时代的玛雅人何以会有并需要如此清晰的天文观测、精确的计算结果和跨越亿万年的时间概念呢？对此，世人有两种解释。一是所谓本土观，即认为玛雅文明是中美洲印第安人独立发展起来的智慧结晶；具有拉美血统的欧美玛雅学者一般都赞成这一观点。另一种是外来说，即玛雅人是距今一万二千多年前沉没海底的大西洋岛（Atlantis，又译亚特兰特斯、亚特兰蒂斯或大西洲）人的后裔，因此玛雅文明实际上就是大西洋岛文明的延续。《诸神的指印》（Fingerprints of the Gods）一书作者格雷厄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1950 ~ ）便持该说。其实一九三零年代初，美国灵媒埃德加．卡西（Edgar Cayce， 1877 ~ 1945）就铁口直断玛雅族和古埃及人一样都来自大西洋岛。此前半个世纪，美国众议员唐纳力（Ignatius Donnelly）便出版书籍《大洪水时代前的大西洋岛》（Atlantis the ante-diluvian world），力陈上述的外来说，认为大西洋岛不仅确实存在过，而且还是墨西哥人和其它所有美洲人的故乡；她是潜存于西方人“集体无意识”中的伊甸乐园。问世后约七十年的时间，该书竟被重印了五十次！传说大西洋岛文明的不仅是热情的美国人，还有浪漫的欧洲人。法国医生和探险家普隆基恩（Augustus Le Plongeon， 1825 ~ 1908）就是在访问了中美洲玛雅文明遗址后确信，他在那里发现了被遗失的大西洋岛文明史。这位法国冒险家还据此描述了大西洋岛文明社会是如何被内战所撕裂，失败者又是如何逃离他乡而建立了埃及和玛雅文明的。和其它沉岛文明“信徒”不同的是，普隆基恩认为是中美洲人殖民了埃及，而不是相反（这两个民族都以宏大神奇的金字塔建筑作为自己文明的标志，也都有相似的历史传说和神祗形象）。苏格兰神话学家斯彭斯（Lewis Spence， 1874  ~ 1955）是少数几个对沉岛传说持谨慎态度的欧洲人，他试图找出故事背后的科学证据来；但在缺乏实证条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沉岛文明的信徒所依据的也只能是他人的猜测和 \ 或自己的想象了。十九世纪后半期著名的预言家、在伦敦成立的神智学社（Theosophical Society）和现代西方命学中主要流派之一即神秘星相学（Esoteric Astrology，又译深度星相学或哲学星相学）的创始人布拉瓦斯基（Helena Blavatsky，1831 ~ 1891）认为，大西洋岛的文明人乃是我们人类排序第四的七个最基本人种，当时这些人逃离了这个正在沉沦的岛陆。后世各个人种包括克罗马农人（Cro-Magnons），闪米特族（Semites，包括犹太、阿拉伯和亚述等人种）和身高八呎、长得英俊硕长的古代墨西哥的托尔台克（Toltecs）人都源自该岛。我们今天的人类是源自沉岛文明的第五个基本人种，不久将通过美洲人而进化成第六种，最后将在南美洲产生人类第七即最后一个基本人种。

　

 

一．  沉岛的传说

 

现代西方人所了解的大西洋岛文明的传说，其源头在二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腊的圣哲柏拉图（前427  ~  347），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文字记下沉岛传闻的人。在《蒂迈欧篇》（Timaeus）和《克里底亚篇》（Critias）这两个对话录中，柏拉图叙述了沉岛文明的故事﹕

大西洋岛位于赫克力斯四柱子（今西班牙和非洲交界的直布罗陀海峡）

的西面，比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和利比亚（在今北部非洲）两地

面积之和还要大，在该岛外面又有一连串的小岛。大约在梭伦之前的九

千年（距今12280年），大西洋岛就已是个强大的王国，拥有高度发达

的文明和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主宰着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命运。后来它

侵略成性，扩张帝国，惹怒了上帝，最终就被海水淹没。

读者也许会问﹕上述信息可靠吗？因为公元二十世纪的美国灵媒卡西对此有不同的记忆。他在通灵时看到，大西洋岛拥有高度发达的精神和物质文明，那里的居民已成功地开发了原子能，并掌握了飞行技术。但此一辉煌的文明岛国却毁于三次核灾难，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五万年，最后一次在公元前一万年。预见到灾难来临的大西洋岛居民绝大多数均逃到了中美洲和埃及。其实柏拉图本人最初也是从克里底亚那里听说传闻的。克氏则在十岁时从九十高龄的曾祖父那里听说此事的；克氏的曾祖父又是听他父亲讲述的；后者是由古希腊著名的七贤之一、雅典立法者梭伦（Solon，前640 – 558）本人告知的，而梭伦则是在到访埃及时从一个叫赛伊斯（Sais）地方的祭司那里听闻此事的。历经那么多人的转述，加上中间长达近万年的时空距离，今人所疑问的是，柏拉图留给我们的沉岛故事究竟有多少是他本人（加上其它转述者）的想象？又有多少是从未见诸记载的史实？古希腊著名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 ~ 420）在柏拉图出生前七年去世。他曾去过埃及并求问于赛伊斯的祭司们。如果大西洋岛文明消失确有其事，祭司们一定会向希罗多德提及。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认沉岛故事的真实性。早在古埃及中王朝时期（前2000 ~ 1750）就已流传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故事。记录该传说的一份埃及纸草文献至今还保留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有一位古埃及旅行者坐船去法老的矿山，途中船只被巨浪击毁，除他之外船上所有乘员都被淹死。埃及人靠着一段木头被冲上一个不知名的岛屿。那里栖息着一条金龙，将他带到自己的巢穴而没有伤他一根毫毛。金龙告诉埃及人说，那个岛上有无数的金银财宝，以前有七十五条金龙住在那里，大家都生活得很愉快。现在却只有它这一条金龙还活着，其它金龙都被天上飞来的星星（慧星？）烧成灰了。这条金龙并向埃及人预言说，很快就会有一艘埃及船只来搭救他，但他将不会再看到那个岛屿，因为它将被巨浪吞噬。这个关于幸福而繁荣的岛屿后来遭受沉没的故事，不仅在埃及流传甚广，而且还在世界最长的史诗之一、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出现；相近内容的故事还以神话形式在其它民族中流传着。

我们在论述玛雅预言时已经谈到，史前人类的神话并非全是出自想象，而是有神话创造者的生活经历作依据的。玛雅人有世界曾被洪水所毁的传说，犹太-基督教有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国人则有“精卫填海”的传奇。所有这些都记录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这个星球在公元前一到二万年的时间内曾发生过空前的洪灾，直接的起因很可能与火山和 \ 或地震引发的海啸有关，而间接的原因或是由地壳错位引发地面的沧海桑田，或是由异常天象诱发地磁场换位而导致气候剧变（如玛雅预言中的公元2012年的冬至日，届时将会出现罕见和异常的天象，即太阳系走进银河中心）。如果神话或传说并非出自想象，那么柏拉图听闻的沉岛文明究竟会消失在哪里呢？

 

　

二．  沉岛何处寻

 

中世纪的西方人是通过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们才了解到消失的大西洋岛文明；他们相信大西洋岛确有其地，而流传甚广的有关西方天堂之岛的神话更坚定了这一信念。探险家们在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地图上曾标出幸运岛、七城之岛和圣布伦登岛等地方作为搜寻航行的目标。前述十九世纪的布拉瓦斯基确信，大西洋岛就在大西洋北部海域，卡西则在1940年具体说出了沉岛的位置就在大西洋东部的巴哈马群岛（Bahamas）。也许是受这些灵感的鼓舞，一九六零年代人们分别在大西洋两岸的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发掘出或发现了所谓的沉岛文明遗址，如希腊东南海域中的塞拉岛（Thera）和巴哈马群岛中的比密尼岛（Bimini）。随着现代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日益增多，眼下的问题已经不是沉岛传说是否可信，而是如何来证实。世人根据“大西洋”一词曾想当然地认为，大西洋岛文明沉没于今天的大西洋海底。但现代海洋学家们早已将大西洋甚至是邻近的印度洋海底都完整地扫描了一遍。历史学家们认为，能够发展出传说中那样高度文明的大西洋岛其面积至少应该有一百万平方公里，或是两倍于印度洋上岛国马达加斯加的领土面积。这样大小的地理单位是不可能被忽视或遗漏的，其文明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就销声匿迹了。而要发展出象卡西所记忆的那种高度科技文明，大西洋岛在地理上还得有连绵的高山、奔流的大河与丰富的矿藏，并具有亚热带的气候条件，以便使文明能在（大约需要一万年）连续的时间内发展成熟起来。用这些自然条件来衡量，上述的塞拉岛和比密尼岛，以及其它古文明遗址如希腊世界的特罗伊（Troy）都不可能是大西洋岛文明遗址的候选地。若此，哲学家柏拉图煞有其事所记下的沉岛文明究竟会坐落在哪里呢？

前述的美国作家汉考克在1995年出版的《诸神的指印》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沉岛文明最有可能就埋藏在今天的南极洲冰层下面。汉氏具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他的论点。南极洲的陆地面积有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美国再加三个埃及的领土面积），在全球七大洲中位据第五。在今人的印象中，南极洲是个渺无人烟的冰封之地（平均气温为零下四十五度）；在人类今次五至六千年的文明史上，南极洲一直就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那里是人类最后一个开发的陆地，也是迄今我们所知最少的一个领域。但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南极洲可不是生来就是一付“讨债鬼”的冷酷相。各方面的考古证据表明，最迟在一亿八千万年前南极洲是和地球上其它大陆板块（如今天的欧亚大陆）连在一起的，只是由于板块运动才逐渐“独立”出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南极洲是坐落在南纬三十度左右即今天澳洲、南非或阿根廷所在的纬度，那里气候温暖，植物茂盛，资源丰富，清水从奇峰异石的群山中流出，形成一泻千里的江河，奔流不回到大海。这种类似于北半球地中海的气候条件乃是培育文明的最佳土壤。如果不是一场飞来的横祸，今天的南极洲大概就是南半球的“泛希腊联盟”或“美利坚合众国”，后者位于北纬三十度左右，刚好和远古时代的南极洲惺惺相惜。至此，人们要问﹕让南极洲毁容变相，并将其发配至极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横祸”呢？灾难的起因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介绍一下美国国家科学院士哈普古德（Charles Hapgood， 1904 ~ 1982），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提出地球磁场最近一次的快速逆转而造成灾难理论的学者之一。

五十年前，毕业于哈佛大学中世纪和近代历史专业的哈普古德对中世纪的航海图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发现了一张注明是公元1531年法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面标示出南极洲没有结冰的海岸。这使哈普古德十分震惊，因为远洋航行业最早也要到公元前二千年才开始，而科学证据表明，南极洲冰冻的时间大约已有六千年了。再说，近代人类最早是在1818年才发现南极大陆的，而该地区的完整地图要等到1920年后才问世的。难道在更遥远的年代南极洲是另一种地貌？或产生过自己的文明时代？哈氏通过比较研究，收集到足够的证据表明，那张航海地图是可信的。据哈普古德推测，在古埃及文明之前的数千年我们这个星球上就存在过一个伟大的海洋型文明，后来它被整个的摧毁了，只有一些古老零碎的航海知识通过地图的形式流传到现在。前述的汉考克根据哈普古德和其它学者的研究推测，哈氏所谓的海洋型文明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大西洋岛文明，其地理位置就是远古时代还处于南纬三十度地方的南极洲。在地球最近一次磁极逆转时，南极洲遭到灭顶之灾，不仅被推向极地，而且还遭冰埋至今。由于冰层厚达三千多米，目前考古学家们根本无从知晓那里还藏有这样一位沉鱼落雁的“大家闺秀”。

我们知道，地质学家们习惯用漂移说（Continental  Drift Theory）来说明大陆板块运动。按照这个理论，亿万年的地质史上各大陆板块会以每年一米左右的速度漂来移去，从而造成地球表面陆地和海洋分布状况的变化。1958年哈普古德首次提出异见，认为是周期性的地壳错位才造成了大陆板快移动，理论物理学爱因斯坦（1879  ~ 1955）去世前不久曾亲自为哈氏的这一论文作序鼓吹。此后，哈普古德分别于1966年和1970年出书，系统说明地壳错位理论，并论证了地球磁极在漫长的地质史上曾几度逆转的观点。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年被认为是激进学说的地磁场逆转论（Pole Shift）已走进大众视线，成了世人理解玛雅2012年终结日预言的一个热门话题。根据哈普古德用来说明地磁场逆转现象的 “地壳错位”理论，我们居住的地球可能会定期经历整个地壳的错位；作为地球“表皮”的地壳，其厚度不足三十英里，其质地坚硬，地质学上称为岩石圈。地球“表皮”下面是润滑层，质地柔软。坚硬的岩石圈（犹如桔子皮）时常会到柔软的润滑层（桔子瓤）家中去“拜访”，其行程中的每一步都将撼天动地，引发连串的地震，造成汹涌的洪水。随着各大陆板块相撞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变位，天似乎要塌下来了；大洋深处，地震激发出排山倒海的冲天巨浪，猛烈地抽打着海岸，并将其吞噬。一些地方的气候变暖，而有些地方则变成极地，被严寒笼罩。溶化的冰川使海面越升越高，所有生物只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或远走他乡，否则便“自取灭亡”。星相学家们喜欢用天象来解释地事，认为地球运动是受天体（如太阳）的重力影响；当地球偏离正常运行轨道超过百分之一的时候，太阳的重力影响便会加强，对地球及其大面积冰川的拉力就会大增，从而导致地表岩石层的移动。爱因斯坦则从地球物理运动本身来说明地壳错位现象，认为两极冰川重量的不对称可能是地壳错位的起因。地球的旋转运动会作用于不对称分布的冰川物质，并产生离心力传导给坚硬的地壳或岩石圈。不断增强的离心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使地壳朝地体移动，于是极地区域就会被错位在赤道上，或是对应的反向运动。

如果说古埃及是今次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先驱，那么，近代西方则是以古希腊作为自己文化的源头，而柏拉图通过埃及祭司口述的沉岛故事，很自然地将古希腊文明上连至古埃及和传说中的大西洋岛文明。无需讳言的是，在搜寻大西洋沉岛文明背后世人有着复杂的动机。寻回失去的家园，揭开文明消失的谜底，这本属人之常情，是人类智性乐趣的所在。但在西方主流文明日益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和挑战的今天，搜寻消失的史前文明便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谁能在此领先，谁就有了主导历史的话语“霸权”或正宗文明的合法继承地位。据说，七十多年前国势如日中天的德国人就曾秘密派出搜寻舰队，以便抢得头功。上述玛雅文明来源的本土和外来这两种观点所隐含的，其实就是当今欧美主流与非主流这两种文化势力在争夺全球文明发展的主导话语权。难怪西方人对搜寻沉岛文明充满着日益高涨的热情，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一百多年来，有关书籍、论文和电影多达好几百册 \ 篇 \ 部，俨然成就了一门所谓的大西洋岛学（Atlantology）。美国在一九七零年代末还专门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沉没海底的大西洋岛来客》（Man from Atlantis），以满足公众的渴求。各种探索沉岛遗址的专著层出不穷，不少作者都是理工科学的博士。1992年英国出版了《天上下来的洪水﹕大西洋岛传说解密》（The Flood from Heaven﹕Deciphering the Atlantis Legend）一书，作者詹格（Eberhard Zangger）博士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长期从事地球科学的研究，通过该书他对历史上的有关沉岛文明的解说理论作了系统的评析。作者认为希腊神话中的特罗伊（Troy）才是沉岛的真正遗址。上述《诸神的指引》（1995年）一书则提出了南极洲作为沉岛遗址的论点。1998年美国出版了《大西洋岛﹕安第斯山的搜寻方案》（Atlantis﹕The Andes Solution），作者认为南美洲才是传说中大西洋岛的遗址。最近十年来，光是在美国就出版了四部有关书籍；就在去年12月互联网上还有报道说，法国人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底发现了传说中所谓的大西洋岛。此外，世人还提出了沉岛的其它可能遗址，如非洲的撒哈拉和印度洋上的马耳他岛等。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各方面的证据，笔者比较倾向于同意上述汉考克的说法，即南极洲几千米冰层下面很可能埋藏着传说中的大西洋岛。

　

 

三．   沉岛启示录

 

尽管日益增加的考古证据不断在诱惑着人们去捷足先登，但沉岛文明依旧是当今世界最古老的神秘故事（之一）。笔者今天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在沉岛候选遗址名单上添加新的地名，而是想通过介绍搜寻沉岛的过程来加深我们对历史（包括史前文明和地球、太阳与银河宇宙等宏观层次的历史）的认识与思考。大西洋岛文明消失的传说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是人类对自己历史起源地的一个最久远的集体记忆。探索这个沉岛文明乃是我们追求真善美人生的逻辑要求，只有了解自身的起源，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柏拉图虔诚记下沉岛传说的两篇对话录乃是他晚年时的著作；前述的哈普古德是在教学中被学生问到一个位于太平洋中叫“穆”（Mu）的已消失文明后，才开始其沉岛探索的。笔者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酝酿《新历史哲学纲要》时的阅读中才首次了解到大西洋岛传说的。搜寻大西洋岛文明遗址是对人类心智极限的最大挑战。搜寻过程不仅需要各种学科如地质和生物历史、地球和天体物理、天文和星相、神话和考古等知识的综合，而且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敢于求异，善于创新。西方社会是在一九六零年代反思传统文化的所谓“新世纪”运动中掀起史前文明探索热潮的。沉岛传说好比人类知识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搜寻她的下落不但有助于探索包括玛雅远古历史在内的人类一系列史前文明，而且还可加深思考下述对立的哲学命题，即历史哲学中的直线论与循环论，和自然哲学中的渐变论与突变论，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现代历史研究中有所谓的直线论和循环论之争，前者认为人类历史是径直朝向一个目标发展的，在西方宗教那里这个终点就是所谓的“上帝之城”，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目标应是共产主义；一九九零年代当“资本主义”风靡全球之际, 西方主流学界曾一度认定，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于现行的市场经济加代议制民主政治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东方和和拉美传统文化则将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往复发展的周期进程，她是印度宗教里的“劫”和玛雅文化中“太阳年”，而中国古人深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二千三百多年前的哲贤柏拉图之所以郑重记下此前万余年就已沉没的的大西洋岛传闻，并非是出于保存历史的需要（这其实属于史家希罗多德的责任，可讽刺的是，希氏对此一点都不闻不问），柏公最主要的是想通过沉岛故事来思索古希腊文明的前途和归宿。柏拉图生前的希腊世界各种危机日盛、险象环生。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使希腊人的个性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另一方面，人性中贪婪和自私的天性也在自由的名义下尽情表现，人们急功近利、及时行乐，用金钱的追求替代了人生的目标，沉溺于各种感观刺激的享受。公元前404年民主的雅典战败于专制的斯巴达，五年后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刑，罪名竟是“教唆年轻人怀疑城邦的神祗”（其严重性及后果犹如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反革命”罪名）。这两起事件集中体现了希腊的各种社会危机。显然，柏拉图是想用沉岛传说来警世训事。也许当年柏公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和个体生命一样是由“命运之神”所支配，同样有着诞生、成熟、衰败和消亡的生命周期。遗憾的是，以复兴古希腊理性文化为使命的近代启蒙运动的智者们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柏拉图思索大西洋沉岛文明的历史深意，认为近代历史可以跟“黑暗的中世纪”一刀两断，人类只要高举自由和理性的火炬“从头越”，历史少女就能奔向青春永恒、进步无限和阳光普照的伊甸园。

现代人对搜寻沉岛和其它史前文明遗址表现出兴趣、激情和努力，这在客观上乃是挑战了近、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造就人类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历史在进步，人类在进化。我们现代人的潜意识内就认为，一切在时间上属于过去的东西都是落后的，是应该被淘汰的。按照这个逻辑，发生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玛雅古典文明会有什么让今人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呢？更不用说史前文明了。古代玛雅智者预言了公元2012年的天象；现代天文学家们也已观测到太阳（于1998年开始）走进银河中心的天象，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天体运动事件对人类历史发展会有什么影响，更不用说有重大意义了。在主流科学看来，缺乏实证概念和方法的古人如何能预言今人的历史活动？古代玛雅族将天象与人事相联的预言，充其量也就是所谓的星相学方法，后者至今都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而不许“明媒正娶”、“登堂入室”。至于沉没的大西洋岛和其它一系列的史前文明，那就更免谈了，它们都是海市蜃楼的传闻，充其量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然而，科学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因此她的逻辑便是向真理俯首称臣。考古学上日益增多的史前文明证据似乎有利于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并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加入到搜寻沉岛文明的行列。成型于一九七零年代的天文考古学（Astro-archeology）大胆肯定了古代人类天象观测的成就和意义，从而间接地否定了近代文明的传统史观。此前的一九六零年代，在西方社会开始的“新世纪运动”已经在意识形态、文化生活和社会体制等领域全方位对启蒙运动以来物质至上的宇宙观和直线进步的历史观展开了批判。当然，我们今天占据着一个有利的历史高度来审视循环与直线这两种史观的适用范围。在一个文明单元（大约一万二千年左右的）生命周期内，直线发展的历史观是与人的时间知觉相吻合的；而在一个（跨度约为几万年的）更宏观的时空层面上，循环论是符合人类历史认识的。

几千年来，在天体、地质和生物的变化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就一直存在着渐变论和灾变论的学说对立。这两种理论在自然哲学中则表述为渐变论与突变说。但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十七世纪的莱布尼茨都认为渐变才是自然发展的主轴，他们的渐变论直接影响了二百年后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的哲学思考。十九初期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则用考古证据说明，突变才是地层演化的根本规律；稍后的恩格斯更是认为，突变（或他所谓的飞跃）才是自然发展的主轴；现代科学甚至能够用数学公式来具体描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突变形式。恩格斯当年还提出了量变（渐变）和质变（突变）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的论点。十八世纪在解释太阳系的起源时，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就是一种渐变论，由于它无法说明炽热星云如何能收缩形成环带再聚成行星，因此，星云说就被灾变说取代，后者认为太阳系的形成是由于有一个恒星或大慧星突然走进或掠踫了太阳，使太阳抛出一条物质而形成行星和其卫星系统。但灾变说也有它说不通的地方，因此，一个时期内这两个学说便此消彼长的互相取代，被分别用来说明天体形成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地质学上同样也有渐变和灾变这两种理论的对立。上述第二节提到，在解释大陆板块运动方面，漂移论和地壳错位说之间也有类似前述的星云说和灾变论那种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地壳运动既有漂移的特征，有时整体板块也会迅速错位。这种错位对板块个体之间的关系并无任何影响，而是将整个或部分大陆板块推向或拉出地球的两极地区。传说中大西洋岛是在一昼夜的时间内便沉入了海底，因此，在搜寻过程中人们自然觉得地壳错位引起的地磁极快速逆转论更能说明问题。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该理论并未终结世人对沉岛的搜寻努力。南极大陆来自别处，这一点已无疑问，因为那里有树木化石，而树木是无法在一年中长达六个月无阳光的极地环境中生长的。但问题是，它究竟是漂移过来的呢？还是地壳错位所致？或者还有其它什么原因迫使它在极地安家落户？对此，专家们并无肯定的答案。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消失的大西洋岛文明依旧是当今世界最诱人的远古传奇。

2010年1月10日

《自由写作》首发

“各种新鲜的和古老的故事，每天都在这块黑与绿交织的土地上发生着，又无声无息地被遗忘……”

 

      ——摘自《红罂粟》

 

 

一个多月以前，读罢张抗抗的新作《红罂粟》，我的心情未免有些沉重，而涌上脑际的最强劲的思绪则是：这个故事不该遗忘！

看来，这个故事我是的确不会遗忘的了。时光在流逝，它给予我的印象却并没有随之淡散；至今，我还常常不由自由地回味它的一个个细节，翻来覆去地咀嚼它蕴含的深义……

噢，不该遗忘的故事！它真是不该遗忘的么？它又为什么是不该遗忘的呢？

总有什么在冲动着。我感到，尽管无甚高见，我也应该做一篇文章了。

　

　

一

 

有那么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所写故事的特殊重要性；另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则是因为在艺术上独具特色而惹人喜爱。这两类作家的作品，也许能够为人们争诵一时，获得颇为响亮的声誉，却未必能够使人感到不该遗忘。张抗抗则不然。她几乎从未写过具有什么特殊重要性的故事；她无意于借助故事本身的分量与人争胜；她所写的只不过是些凡人小事罢了，大都平淡无奇。在艺术上，她诚然是有特色的，却同样不尚新奇，所用手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一套。因此，要评时髦作家，她怎么说也沾不上边。更为不妙的是，她的创作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弊病，最突出的就是理念性太强，形象性不足，有骨头缺肉。张抗抗无疑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同时赋有很深沉的思想家的气质；就此而言，她和刘宾雁当属同一类型。她很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问题，更有志于在生活中挖掘真理。这是她最大的长处，也是她作为一个胸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严肃、正直的作家所具有的很可贵的品格。但是，她那干预生活的心情过于急切，每每在生活中发现了问题，挖掘了真理，便恨不得一下子展露给读者，至于作品中的形象是否饱满，就顾不得多考虑了；在描绘生活图景、表现生活情趣方面，她更显得薄弱。这样，她的作品就不免有些干涩，难怪有些人不爱读。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尽管因此失掉了一些读者，张抗抗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还是占据着非比等闲的地位。众多有头脑、爱思考的读者，大抵还是很重视她的作品，而且读过之后总觉得她所写的故事令人难忘，甚至感到不该遗忘。何以如此？因为这些读者懂得，在张抗抗的作品中，自有一种既对当今之世发挥效益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内在的价值，这价值，绝非只靠所写故事的特殊重要性或艺术手法的新巧奇丽取胜者所能具有，这价值，它产生于更为重要的东西！

这更为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对社会主义时代人的命运的富有成效的探索。

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张抗抗小说创作的主旋律是人道主义。也许有人不以为然，我却至今不悔。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张抗抗的人道主义绝非肤浅的廉价的人道主义，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她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者们当然有相通之处，这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关心人的命运；但是她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者们更有不同之处。她从不抽象地谈论人的问题，更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谈论人的问题；相反，她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从揭示各种社会关系入手，非常具体地探索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的命运。她用一支十分犀利的笔，准确地描出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人物的命运变化的轨迹，而且鲜明地展示了各种人物的命运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样，她就不仅指出了人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有怎样的命运，而且指出了人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具体环境中实际遭遇的是怎样的命运，更指出了人的实际命运何以如此，倘要改变，又该如何努力。当她出色地完成这一切时，她无异于铸造出了一把探索人的命运的金钥匙，用以奉献给她的读者们。这岂不是很令人惊叹的么？在文学创作中，和其他因素相比，这岂不是更为重要、更能产生巨大价值的么？具有这种巨大价值的作品，读之使人感到不该遗忘，岂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值得注意的是，张抗抗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时代人的命运，不是偶一为之，而是一以贯之。她是那样执著于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懈地为此奋斗，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志向，也没有松弛过自己的神经。她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作家，迎合世俗的作家，追求虚荣的作家；她以忧国忧民为怀，严峻而深沉，刚强而坚韧，始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写作——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事业。近年来，她笔耕不停，著述日丰，而每有新作，常能伴以新的开拓。这样，她对社会主义时代人的命运的探索，就不断升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显示出了持续的进展。正是在这一点上，她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当之无愧地跻入了佼佼者的行列。

《红罂粟》，这篇新近问世的佳作，再次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

 

　

二

 

《红罂粟》是一篇很典型的打着张抗抗个人印记的作品。在这个短篇中，张抗抗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主要弊病和重大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是，它和张抗抗以前的作品相比，终究有所不同。它显得更深沉也更深刻了，而且可以说更成熟了。

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万宝岭最大的人物——农场管理局党委书记隋大忠，因为心肌梗塞突然死去。他生前很反感的群工处干事纪小明，随之被新的局一把手滕书记提升到局团委当书记。在正式任命之前，他先协助尚未卸任的团委书记祝融工作。纪小明是个老知识青年，当过农场的分场长，在管局机关当干事也已经六年。他不仅能干，而且正直，虽然举止随便，处理问题却严肃得一丝不苟。差不多十年之前，他担任“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副队长时，曾经为一个受诬陷而坐班房的留场就业工人邬得福鸣冤叫屈，但是未获成功。他把这事看做生活交给他的够解一辈子的难题，总是挂在心上。如今，老邬头早已刑满回场，而且过上了好日子，因此连自己也不愿申诉，别人更不会去提他的冤案了，可是纪小明却鼓励老邬头的儿子邬俊要求平反。谁知邬俊并不接受，而纪小明，在隋书记去世后的第二十八天，非但仍未接到正式任命，反而接到通知，还是回去担任干事工作。他并不懊丧，却感到怅然……

这样一个故事，在日常生活中当然是很平淡、很容易被遗忘的；而在张抗抗笔下，它又未免显得“干”了一些，缺乏生活情趣，致使艺术美的魅力有所减弱。但是，张抗抗毕竟把它写得令人难忘，而且使人感到不该遗忘了。任何一个读者，只要不是单纯拿小说消遣的，只要是能够严肃地想问题的，就一定会产生这种感觉。

能够像这样把日常生活中显得平淡无奇因而很容易被遗忘的故事写得令人难忘，甚至使人感到不该遗忘，在文学创作中，应该说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非大手笔实难为之。以此而论，张抗抗的造诣固然还算不得上乘，却也是很见功夫的了。这种功夫，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典型化的功夫，或者说是从现象中抓取本质，突出地予以描写的功夫，但又决不仅限于此。人们不难发现，《红罂粟》中所叙述的本来很平淡的故事，在张抗抗笔下之所以使人感到不该遗忘，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她在这个很平淡的故事当中深刻地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人所遭遇的既不正常又正常的命运，而且准确地揭示了决定这种命运的难以抗拒的规律——这规律，既给人们带来了痛苦，也给人们创造了幸福；既使人们感到迷惘，又使人们充满希望……

在《红罂粟》中，张抗抗以她圆熟的技巧同时展现了几类人的不同命运，其中着墨不多但是构成情节枢纽的则是留场就业工人邬得福的命运。一场从七十年代持续到八十年代的斗争，正是因此发生和发展的。邬得福曾经犯过罪，服过刑。但这是过去的事。他经过改造，已经成为享有公民权的工人。然而，当他出于真诚的好意，为了使知青们免于跑肚拉稀，在给知青喝的水里搁了点儿能够防病治病的大烟花（即红罂粟）的面面时，他却被一个身为排长的女知青诬为施放毒药，从而再次被捕，又判了五年徒刑。那个女知青则因此受到一位局领导的赏识，被吹捧为“阶级斗争警惕高”，到处讲用，平步青云，红得发紫，炙手可热了。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极其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行善者受害遭殃，作恶者得道升天。张抗抗把这种社会现象具体化，用以统摄全篇，具有十分重大的典型意义。不是么，在七十年代初，在贴满了“社会主义”标签的中国大地上，此类事情真是层出不穷，乃至成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迫使亿万人民俯首就范的“正常秩序”，既不许怀疑更不许反对的“正常秩序”！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正常秩序”呵？说穿了，就是把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成功希望寄托在亿万人的沦丧和毁灭上的秩序！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反人道的、灭绝人性的秩序，因而在实质上恰恰是最不正常的秩序！那么，它又为什么能到处施行、长期施行，俨然成了“正常秩序”呢？张抗抗以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向我们表明：其源盖在于马克思主义遭到了严重歪曲，本来只是手段的阶级斗争被当成了目的，本来是目的的人却沦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和工具了！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正是利用这一点以求一逞，而且果然得逞于一时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如此，他们卵翼下的小野心家、小阴谋家同样如此。那个奸邪凶狠的女知青，不就是借着陷害邬得福而乘势爬上高升之梯，很快身居要津的吗？多么称心如意！呵，倘若没有千百万邬得福式的倒霉鬼，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宝座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放在中国大地上！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很合逻辑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正是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当张抗抗通过邬得福的命运把这一点赫然醒目地揭示出来时，谁又能否认这是不该遗忘的呢？

本来，我们在看到《红罂粟》这篇小说的题目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张抗抗在三年之前发表的另一个短篇《白罂粟》；邬得福的命运更使我们加深了这一联想。其实，二者并不是姊妹篇，毫无内在联系。不过，邬得福的命运倒是真和《白罂粟》中那个被打死的司徒恭的命运很有相似之处，张抗抗在这两个人物的命运中所体现的寓意则更一致。就连两个人物的身份、地位也是那么接近！呵，这可有些不妙：当年加在《白罂粟》头上的那些罪名，什么在反动分子身上挖掘美好人性啦，什么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啦，等等，看来也会有人搬到《红罂粟》头上。但愿这只是我的杞忧。然而某些批评家必将打破我这幻想。那么，我不妨未雨绸缪，先就此谈点己见吧，免得以后再来纠缠。第一，邬得福为了使知青们免于跑肚拉稀而在给他们喝的水里放一点红罂粟的面面，作为一种善良的举动是合乎常情的，而且是合乎科学道理的；这种善良的举动，即便像他这样犯过罪服过刑的人，也是很可能做出来的；张抗抗根据情节需要，从生活逻辑出发写他这种善良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第二，邬得福的被捕和判刑，纯系受人诬陷所致，写出这一点，是对某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揭露和抨击，决不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何不满；野心家、阴谋家的胡作非为决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反而是在根本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张抗抗特意点明邬得福的留场就业身份，在作品中显然只能起这样的作用：突出地批判极左路线只以人的身份、地位判断人的好坏而无视人的实际表现的荒谬性和危险性；这种批判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富有成效。总之，《红罂粟》写邬得福的命运，和《白罂粟》写司徒恭的命运一样，是对十年浩劫期间非人化现实的既真实又深刻的反映，是对造成这种非人化现实的极左路线的既准确又猛烈的抨击，是对消除这种非人化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既深沉又强烈的呼唤。所有这些，都有不容低估的价值。如果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横加指责，只能使批评家自己陷入谬误的泥淖，同时在理论界和文艺界造成新的混乱。

但是，《红罂粟》毕竟不同于《白罂粟》，《红罂粟》中邬得福的命运也和《白罂粟》中司徒恭的命运有极大的不同。张抗抗的创作总是在前进的，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从《红罂粟》中可以看出，她在视野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开拓。《红罂粟》已经远远不是像《白罂粟》那样侧重于对昨天的反思；它也写了昨天，因而自能给读者以很深沉的历史感；但它主要是写今天，因而更能给读者以很强烈的现实感。当然，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并没有被割开，而是作为连续发生的一个整体，有机地交融着，在作品中汇成了一幅内容丰厚的多色彩多层次的图画。与此相联系，《红罂粟》表现人的命运，也比《白罂粟》有了很重要的进步。在这里，张抗抗写人的命运，已经不是写其静态，而是写其动态，写其不由自主的发展变化。这样，她就以不寻常的功力表明了一个至为精湛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并不是凝滞不变的，而是曲曲折折地运动着前进着的。邬得福没有像司徒恭那样被打死，他显然幸运得多，刑满之后又安居乐业了。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当初他遭罪时，他留下的那几个泥猴似的孩子也和他一样尽受欺负，如今他恢复自由了，他的孩子也能自力谋生，把日子过得挺红火了。他儿子邬俊，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快活而爽朗，居然买了辆簇新的红色“嘉陵”，这在前些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呵！谁都看得出来，命运之神已经结束了邬家父子蒙冤受辱的苦难，并转而给了他们以某种程度的幸福。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称得上天翻地覆。在作品中，这变化表现得很真切，又很自然，给人的印象既鲜明又深刻。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对此，作品虽未明言，却通过形象本身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它既不是按照邬家父子的主观愿望发生的，也不是按照与邬家父子有关的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发生的，而是由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的。在这里，不是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么？这规律，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呵！当然，我们在作品中看得很清楚，这已经不是昨天起作用的规律，而是在今天有了发展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从作品里生发出来的，不是无可奈何的怨气，而是积极的、鼓舞人心的力量。

根据今天流行的某种批评标准，张抗抗最值得赞赏的，恐怕只能是这一点；某些人在阐述这种意见时，说不定还会有所保留，认为张抗抗表现这一点固然应该赞赏，但是对这一点还表现得不够，还应该更突出些，从而使作品的基调更高亢些。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而张抗抗，看来也必然使他们失望了。事实上，张抗抗所做的是，既充分地表现出这一点，又果敢地超越出这一点，进而表现出了对新形势下依然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深沉忧思。噢，让批评家们去责难吧，正是在这一点上，张抗抗比这些盲目的乐天派高出了不止一头。当然，张抗抗也是个乐天派，然而她是个头脑清醒的乐天派，目光深远的乐天派。她从不制造和散布令人沮丧的消极的悲观主义情绪，但也从不制造和散布令人发昏的廉价的乐观主义情绪。她坚信历史是前进的，生活是发展的；她又深知这种前进发展是每一步都会遭遇阻力的，因而必然是充满艰险、历尽曲折的。她心中既燃烧着一种责任感，又激荡着一种紧迫感。这就使她不能不在某些人只顾唱赞歌的时候敲敲警钟，而且把自己从生活中产生的深沉忧思倾诉出来。由此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了她那不肯流俗的创作个性，以及由这种创作个性所透露的她那不肯流俗的人格。她是那样倔强，硬是要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向世人表明：她既不是鹦鹉，只会学舌；她也不是夜莺，只会唱些美妙动听的歌；她是杜鹃，鸣声难免时高时低，还难免带有凄音。噢，让王孙贵胄去爱鹦鹉吧，让情人骑士去爱夜莺吧，大森林的主人自爱杜鹃。噢，杜鹃真是值得爱的，因为杜鹃的鸣声能够使人头脑清醒；不仅如此，杜鹃还能身体力行，亲自捕食害虫，使大森林免受侵损……

毋庸讳言，把自己从生活中产生的深沉忧思倾诉出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这是张抗抗在《红罂粟》中所渗透的主要宗旨；这也正是她在《红罂粟》中所酿就的最重大的价值。

的确如此。她刚以高亢的号音把人们引上兴奋的峰巅，就很快又以低沉的和弦把人们拉回到了忧思的谷底。

她把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摆到了每个读者面前，带着她素有的尖锐性、深刻性和准确性。

她以不容回避的气势迫使每个读者思考：“四人帮”覆灭了，在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向前发展了，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戕害人民的不正常的秩序被消灭了，亿万人民普遍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走向幸福了……但是，人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吗？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地位等问题完全解决了吗？把人不当人、迫使人重新沉沦的因素完全消弭了吗？妄图恢复戕害人民的不正常秩序的罪恶势力完全荡平了吗？

她用以提出这个问题并同时作出了明确回答的，是通过生活图画表现的一场人们很常见的斗争。这场斗争，乍看之，似乎并不激烈；细察之，委实惊心动魄。

斗争是从七十年代邬得福蒙冤遭难时延续到八十年代的。在作品中，张抗抗以精巧的结构和简洁的文笔，恰如其分地交待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用以通贯全篇，重点则是描绘现阶段的斗争形势——胜利后的反复。

张抗抗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侧面入手，浓墨重彩地突出表现了这种胜利后的反复：

第一个侧面是：在历史进入新时期后，邬家父子的命运合乎规律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从苦难走向幸福了，这诚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是，他们的幸福毕竟还很有限，还只是物质生活上的初步的幸福，至于精神上，他们则尚未脱尽愚昧，远不足以自觉地认识和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心中还深藏着往日留下的隐痛，这隐痛是难以消除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冤狱所造成的伤痕太深，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冤狱的制造者依然健在，这对他们来说，至少在心理上是一种威胁。

第二个侧面是：在邬得福刚遭难时就为他鸣冤叫屈的正直的纪小明，被当时促成冤狱的局领导隋书记视为眼中钉。“四人帮”被粉碎后，隋书记依然大权在握，纪小明只好继续处于受压抑的地位。隋书记死了，滕书记才能把他提拔起来。就在这时，他决心帮助邬家父子把当年的冤狱洗清。谁料还未取得任何进展，他却一个筋斗自己先栽了下来。

第三个侧面是：根据滕书记意图要用纪小明取而代之的局团委书记祝融，正是当年那个一手造成邬得福冤狱的阴险邪恶的女知青。她不学无术，只会在野心驱使下搞阴谋，完全是靠着整人害人爬上了权力的宝座。滕书记要撤掉她，理所当然；可是，她却不动声色地迫使滕书记改变初衷，稳稳当当地保住了自己的乌纱，而把纪小明挤了下去。

这几个侧面，正是构成《红罂粟》全部图景的主要内容。既然如此，《红罂粟》重在表现什么，也就一清二楚了。的确，张抗抗是在大笔渲染胜利后的反复，而且非常醒目地以正义者重新受压作结。她做得真绝，没有给那些盲目的乐天派留下一丝一毫幻想的余地。

难道还能有什么幻想吗？看看作品中那个不动声色而又无所不能的祝融是怎样继续得意的吧！张抗抗以简括的传神之笔刻画得相当成功的这一形象，惟妙惟肖地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依然到处存在着的会变色的害人虫的丑恶面目，入木三分地剖露了这类害人虫无论何时都要板着圣者面孔害人的险恶本质，不是足以把一切幻想都打得粉碎了吗？噢，祝融形象实在是值得重视的。她不仅是《红罂粟》中刻画得最精彩的角色，而且堪称当代文学中新出现的具有独特价值的典型。在张抗抗的笔下，这种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既无学识，又无才干，正经事狗屁不通，搞阴谋却极在行，而且很善于紧跟形势，一旦需要马上不露痕迹地调整策略，所以能成为“代代红”，始终居于掌权地位，实在可怕之至！特别可怕的是，这种人全靠整人害人维持自己的生存，却能杀人不见血，因而得以逃出“三种人”的清理范围，继续受到重用。难怪张抗抗要借纪小明之口发这样的慨叹：“不是‘三种人’就进了保险柜啦！嗳，不过，有没有第四种……”呵，这“第四种人”为什么到处都有，而且现在还那么吃香呢？未免令人迷惘。其实，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上上下下都有一路人嘛！特别是有隋大帅那样死后也能发挥余威的庇护者嘛！不是么，隋大帅虽然死了，可是前后左右都还有他留下的眼睛，无处不充满着他遗留的圈子所放射的对于新人新事业的强大斥力；要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真是举步维艰！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一个上午把这些人都干掉吧？何况要识别这种人也不容易，弄不好就会发生失误。魔鬼被当成天使，而天使被当成魔鬼的事，太常见了！唉，真是难呵！怪不得正直而又很有作为的滕书记，尽管在隋书记死后成了一把手，却还是败到了祝融手下；区区纪小明，那就更不必说了！好一个祝融，多么厉害！看样子，要让这种人也受到惩罚，硬是还得再等一阵……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当我们看到祝融之流的活动时，特别是当我们和纪小明一样，突然发现“如今她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准确地落在了时代发展的轨道上”，发现她的手法已经由露骨变隐蔽，从而更稳当时，我们对于作品中所表现的胜利后的反复，还有什么理由感到惊奇呢？在这里，不是同样可以看到一种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吗？这种令人信服的必然性，不是同样反映着社会主义时代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吗？

显而易见，张抗抗塑造祝融形象是有深意的。通过这一形象，她以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向读者发出了十分必要的告诫：在历史进入新时期后，人的命运合乎规律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把自己的成功希望寄托在亿万人民的沉沦以至毁灭上，这种灭绝人性的大规模的社会灾难，已经被人民结束了；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恢复了它应有的本来面目，人民重新做了自己的主人，开始建设新的更大的幸福……但是，我们毕竟还处于新时期的初年，我们的生活中还混杂着相当强大、相当顽固的旧势力；这股旧势力在新形势下以新面目出现，仍然据有不少地盘，甚至仍然能够以合法的身份把无辜的和正直能干的人们推入厄运；这股旧势力的存在，严重地阻碍着四化事业的发展，而且难免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破坏事件已经屡有发生，今后也还会发生。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是的，张抗抗在发出这样的告诫时，确实表现出了很深沉的忧思。然而这忧思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忧思也决不是消极悲哀的，它饱含的是一股凛然正气，就中不无愤激之情，而最能荡人胸怀的，是鞭策人们清除旧势力的鼓角之声，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四化大业胜利完成，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时代人的问题不再成为令人痛心的问题！

……

好了，不必再往下说了。《红罂粟》的精蕴，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教益，我们心里也够明白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大概还得探讨一下：张抗抗在《红罂粟》中写的无疑是一出悲剧，对于今天来说，这难道合适吗？

确实，《红罂粟》写的是一出悲剧；不，应该说是两出交织着的悲剧：一出是昨天的，一出是今天的。

当年祝融能把邬得福送进监牢，是因为邬得福用少量红罂粟面面给知青防病，反被诬为放毒；而到处都气焰嚣张地整人害人的祝融们，像作为地道的毒品大面积种植的红罂粟一样到处开花，形成了铺天盖地的红海洋——陷亿万人民于灭顶之灾的红海洋，却被当作可爱之物精心护养。这是昨天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泛滥成灾的悲剧。

今天，这种悲剧当然不可能再像昨天那样到处泛滥成灾了；然而，局部地重演，难道也不可能么？

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生活的发展总是充满着戏剧性，而且总是既有喜剧也有悲剧，某些时候还难免会有闹剧、丑剧。谁如果以为今天已不再是产生悲剧的时代，他自己就是生产悲剧的一个因素。

任何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全面、深刻而准确地反映这一点。

对于一个高明的作家来说，还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和气魄：在大家只看到悲剧的地方看到并指出喜剧性因素；在大家只看到喜剧的地方看到并指出悲剧性因素。

至少在这一点上，张抗抗已经是相当高明的了。《红罂粟》的创作适足以说明这一点。

那么，她所叙述的《红罂粟》的故事令人难忘，而且使人感到不该遗忘，也就实在不足为怪了。不是理应如此么？

1983年7月26日于北京

《自由写作》首发

一提到政治交往，那句格言恐怕就会被我们想起：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特别是一些宫廷片、后宫片或秘史片等，都把人的政治诉求处理成了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尔虞我诈，似乎在政治行为中除了机关算尽、争权夺利以外，就不会再有别的什么。

其实事情并不全是如此。大概让人想不到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列国时期，在诸侯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中还存在着一种“用《诗经》说话”的风尚，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在政治交往领域中优雅地表达。这种风尚基本上贯穿于整个春秋时期，应该有上百年的时间。而这一阶段，也正是最为孔子所激赏的一些政治家诸如管仲、晏子、子产和叔向等出现的时期。

《诗经》成为当时最为特别的政治交往语言，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的诸侯相会或是各国卿、士大夫聚会时，那些职业政治家们有针对性地赋上一首《诗经》，已经成为当时政治交往中的时尚，许多迎来送往的客套包括一些最为紧迫的政治性要求，都完全可以通过《诗经》的“中介”表达出来。用《诗经》说话，用《诗经》表达心声，用《诗经》表达政治诉求，那些生硬的政治，因为有了《诗经》的薰陶，也便具有了人文的生气。那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在政治场合尚诗的时代，《诗经》与政治互动，政治具有了艺术的儒雅，同时《诗经》也获得了社会生活的直接滋养。

秦穆公是懂《诗经》的，晋国的公子重耳也是懂得用《诗经》说话的。在秦穆公“纳女五人”给重耳、并确定了力挺重耳的方针后，由穆公作东举行一次宴会。重耳即席吟诵了《河水》一首，这首诗今已亡佚，也有人认为这诗就是《诗经·小雅》中的《沔水》篇。重耳取诗中河水宗海之意，在称赞秦国的强大的同时，又有表决心之意，也就意味着重耳在回到晋国后，会服从秦国的领导。秦穆公随即吟诵了《诗经·小雅》中的《六月》一诗作为应答。这首诗表达的是对周朝大臣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伐玁狁武功的赞美。其中有秦穆公的谦逊之意，又期望重耳将来做晋国的君主，要为辅佐周天子出力。许多外交辞令上的千言万语，都被这两首诗给优美地表达了出来。

秦哀公也是懂《诗经》的。在伍子胥率领着吴国的大军攻城掠地、楚国岌岌可危的时候，申包胥来到秦国乞师。他就在秦国大哭了整整七天，不吃不喝，其精诚终于感动了秦国上下，当然也感动了秦哀公。秦哀公决定出兵救楚，他的决定是通过吟诵《无衣》来告诉申包胥的。《无衣》是《诗经 国风》中的一首，而且是属于“秦风” ，此诗赞颂的是即将参加作战的将士，诗中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句子，申包胥是一听就懂，当即为秦哀公重重磕了九个头。

在文公十三年的时候，那时晋国已成为诸侯国中的老大。郑国就有脱楚入晋的意思，想请鲁国从中斡旋，因为鲁国已是老牌的晋系国家了。其实鲁国也有成人之美的意思。就在那年冬天，在鲁文公从晋国返回鲁国的棐地，郑伯率众宴请了鲁文公君臣。郑国的大臣子家首先吟诵了一首《鸿雁》，子家那意思是把郑国放在鳏寡位置，想让鲁文公怜惜其处境。鲁国的大臣季文子就回应了一首《四月》，那意思是不敢当，权当是天涯人遇天涯人吧。之后，子家就吟诵了许穆夫人所作的《载驰》的第四章，那意思是小国有急，希望大国能拉兄弟一把。季文子以《采薇》作应，其意是不敢安居，愿意相助。

一般说来，春秋时代的鲁国、晋国与郑国的政治家们更擅长于用《诗经》说话。各种各样的政治诉求，都可以通过《诗经》中的相关篇章委婉地表达出来，那些作为“听众”的政治家们马上也就能心领神会。往往一场政治性的宴会或聚会，就演变成了一场与《诗经》相关的赛诗会，你方咏罢我登场，这可以有效化解来自于政治的戾气，同时政治性的要求也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完成了。在当时，鲁国与晋国、鲁国与郑国、晋国与郑国甚至是晋国与齐国、鲁国与宋国之间，这种用《诗经》说话的政治性的“赛诗会”，都特别常见。

不仅如此，就是诸侯国内的君臣之间、同僚之间都可以以《诗经》相见。那是在襄公二十年的鲁国，一次季武子成功完成了出使宋国的任务，宋襄公宴请了他。席间，季武子先吟诵了《诗经 小雅》中《鱼丽》的最后一章，诗中有“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的句子，其是说所安排的出使宋国正当其时。襄公就吟诵了《南山有台》，诗中有“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的句子，其意是说季武子不只是国家的栋梁，而且这次出使还为鲁国增了光。季武子马上离开座席，以“臣不堪也”表示不敢当。

还有一次发生在鲁国的事。成公九年的夏天，季文子奉命到宋国嫁女，这次出嫁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伯姬，她鲁成公的姊妹，是穆姜的女儿。在为季文子嫁女归来举行的宴会上，季文子吟诵了《韩奕》一诗的第五章，那意思是告诉成公，伯姬嫁到宋国一切都好，就请放心吧。在宫廷内室听到这首诗的穆姜就有些喜不自禁，在向季文子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后，就吟诵了一首《绿衣》，其重点在“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表达的是对季文子办事的谢意。这种你来我往的《诗经》吟诵，对诗就像对唱一样，相比对唱来说，更加优雅，也特别有意思。

其实，用〈诗经〉说话是不容易的。它要求你要对《诗经》烂熟于胸，否则的话，就不能恰如其分地说话，辞不达意，就会贻误一些事情。用《诗经》说话不容易，听《诗经》中的话也不容易，因为《诗经》的内容丰富，种类众多，而且还是有“级别”的，如果“听”不好话，那就不仅于礼不合，同时也会使自己处于尴尬之地。有一次发生在宁武子身上这样一件事。作为卫国的使者，宁武子来到鲁国聘问，鲁文公设宴款待了他。席间，文公吟诵了《湛露》及《彤弓》两首诗，宁武子一点反映也没有，既没有什么话，也没有用《诗经》应答。这让文公感到非常奇怪。宁武子认为这两首诗主要表达的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用在自己身上就有些不合适。他就不好也就不便作答，因而就只能不答。宁武子具有着“听”诗的敏感，他是带着使命而来的，他不敢过分享用大礼的警觉应该是没错的。这就是那个被孔子夸赞为“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

用《诗经》说话，如果碰到的是不懂《诗经》的人，那也只能是对牛弹琴，徒唤奈何。在昭公十二年的时候，宋国的大臣华定前来聘问。席间，昭公吟诵了一首《蓼萧》，诗中有“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诗句，其中有对客人的祝愿和祝福之意。谁知道这位华定根本就不懂《诗经》。事后昭公对他的评介是，他的这个官一定是做不长的。鲁国的叔孙曾以《相鼠》一诗来讽刺挖苦齐国的乱臣庆封，诗中有“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句子，这基本上是一种顶级的咒骂了，而且是面对面的。谁知庆封竞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原来庆封对于《诗经》也是一窍不通。用《诗经》说话，面对卑劣之人，《诗经》亦有讽刺揶揄甚至是诅咒性的诗句的。这类诗作多在《诗经 小雅》中，如其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与《小旻》诸诗，就基本上就属于这一类诗。《诗经》不仅是一曲欢乐颂，同时也是一座武器库，其中十八般武器样样皆有。这就是《诗经》的博大精深，《诗经》为种种不同的表达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鲁昭公对于那位华定的评判，遵循的其实是“歌诗必类”的原则。这也是用《诗经》说话之人的游戏规则。因为是“诗言志”的，你的所思所想是能够通过你所吟诵的诗章中表现出来的，因而会对你作相应的划分；同时你的不懂诗不知诗也一样是可以“言志”的。如果你有异志有异心，当然就会把你划归到异类中去。用《诗经》说话，听人用《诗经》说话，是能够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路人的。

孔子在《论语 子路篇》中说过这样的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何为？”这段话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证实了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诗经》所发挥的独特功用。一次，当孔子看到自己的儿子鲤匆匆从院中走过，就叫住了他，语重心长地教导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包含的内容其实是异常丰富的。就孔子一贯注重的“君子儒”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学习好《诗经》，就不能在政治舞台上很好地应对表达。这实际上包含着孔子对于孔鲤的某种期许，希望他在将来“可使南面”的时候，精研《诗经》，掌握好《诗经》，并能够通晓《诗经》中蕴含的政治性的规则和潜规则，应对自如，不辱使命。孔子他老人家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实在不是一句空话，寓含着特别丰富的历史内容，值得细细品味。

诗与政治，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为什么会济济一堂并相得益彰呢？

《左传》曾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话，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个观点应该说是能够代表春秋时代政治家们的共识的。语言是可以充分表达意图的，而诗化的语言又可以使这种表达深入人心，况且《诗经》在“文质彬彬”的意义上又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就产生了《诗经》与政治遇合的历史现象。

用《诗经》说话，追求在政治领域中的优雅的表达，春秋时代以其自身的政治实践，给我们展现了另外一种优雅而健康的政治风景，使我们体验到了政治交往的多种可能性。这让我们非常感谢春秋时代口不离《诗经》的那些政治家们，正是这一群把政治行为诗性化的人物，使我们对于政治的常规认识跳转，政治是可以具有饱满的魅力和独特的张力的。

用《诗经》说话，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那就是要把优雅的表达建立在合礼的基础上的，这个礼不仅是指礼节与礼仪这些外在意义上的，它更多是指要符合建立在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价值规范。因而，用《诗经》说话，就排斥那种唯我独尊的强势语言，它要求语言和语言在《诗经》这个平台上切磋交流，以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

其实，在政治生活中品味诗与优雅，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背景。到了战国时代，特别是到了纵横家登场以后，《离骚》的主人都已被贬抑放逐，用《诗经》说话就演变成为一种梦想。当楚汉交往中的“鸿门宴”出现，当蜀吴交往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备受推崇，当实用功利目的被赤裸裸摆上首位的时候，当政治交往中只剩下剑拔弩张的时候，权谋性的政治就会大行其道，《诗经》性的政治就不再会有存身之地了。

《自由写作》首发

我主张废除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因为该项条文违反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违背主权在民、宪政立国的普世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其常常作为监禁、迫害异议人士的法律根据，造成恶劣结果；它是专制之法，是悬在所有良知人士头上的一把恐惧之剑。要推进中国的民主转型，此类专制之法，是早晚要革除、一定要革除的。

一

第105条位列刑法第二编“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内容如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条款罗列两种“罪名”，一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这样的“罪名”能否成立？

我们先要看看，什么叫“国家政权”？按照现代人类政治文明达到的水准和达成的共识，“国家政权”无非指经过一个国家全体公民授权委托的公共权力，它是为公民服务的，同时要受到公民的监督。公民有权批评政府，对不称职的政府或政府公职人员提出弹劾、罢免要求。这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公认的主权在民原则。既然如此，“颠覆”一说又从何谈起？公共权力委托人要求撤换不称职、不合意的公共权力受托人，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

公民要求更换政府，也要遵循必要的法律程序。在健全或相对健全的民主社会中，这是通过定期选举实现的。借助政党政治运作，公民从各政党推举的候选人中选举中意者进入公共权力机构，原来的受托人自然出局，终止委托-受托关系。然而，逻辑上也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中，已经被公民唾弃的政府拒不交出自己的权力，甚至以强力对要求变革的公民横加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并非没有权利以非和平手段去推翻一个已经丧失合法性的政府，只是由于当代人类政治文明已经发展到这种水平，非暴力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转型的更稳妥的、代价更低的形式，所以和平转型才成了许多国家反对运动的首选。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自动放弃了用其他方式改变一个压迫性政权的权利。

总之，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国家政权”并没有什么神圣性；政权更迭也与“国家安全”无关。仅就这个抽象层面而言，现行刑法第105条的规定就是荒唐的、违反常识的。

二

现在让我们进入更具体的中国语境，看看这个第105条实际在说什么、背后又隐含着什么。

众所周知，今天的第105条脱胎于原来的“反革命罪”，只是由于时代变了，再用这样赤裸裸的专政词汇已经不合时宜，所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变成了“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但骨子里，真正要打击的东西并没有变。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的中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一章第2条），但宪法又在第一章第1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代名词而已。这些宪法条款的存在，突出表明了当今中国“党主立宪”、党在宪法之上的现实。

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它直接导致了共产党自身的蜕变和腐溃，导致了权贵资本的蔓延和官民对立的凸显。表面繁荣之下，这个社会的肌体和深层结构已经发生癌变，这正是全国上下、体制内外无数仁人志士所日夜焦虑、寝食难安者。勇敢者站出来批评执政当局，批评这个制度，无非是希望国家告别这个落后的、乃至害人的体制，也希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向前走，实现自身的民主转型。这当然都是共和国框架内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之举。然而，当这个巨大而冥顽的制度仍然深陷特权利益泥沼而不能自拔，中国共产党的当政者仍然囿于一党私利、或缺乏变革勇气而不敢回应社会深切的民主化要求时，事情就会出现可怕的结果，那就是良知被打压，主张宪政改革的言论者、行动者遭到迫害，而官府实施这种迫害的最直接的“法律”武器就是这个刑法第105条。

三

我们来看几个典型案例：

第一个案例：四川民主活动人士刘贤斌1992年曾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刑满释放后，因参与1998组党运动，于1999年7月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对刘贤斌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刘贤斌无视国家法律，伙同他人非法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备委员会’，并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参与拟定《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提出‘建立宪政体制’、‘确立分权机制’等；还非法成立‘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后又发通告接替‘中国人权观察总部’的工作。其间，还撰写文章，制作并参与多份签名的公开信、呼吁书，恣意攻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搞民运串联和煽动组建政党与政府对抗，其目的在于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定罪原则和刑法的有关规定，被告人刘贤斌的行为符合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特征。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刘贤斌的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二个案例：2009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刘晓波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于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间，在其暂住处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以撰写并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文章的方式，多次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2008年9月至12月间，被告人刘晓波还伙同他人起草、炮制了《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晓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特点，采用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的方式，诽谤并煽动他人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犯罪时间长、主观恶性大，发布的文章被广为链接、转载、浏览，影响恶劣，属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应予从严惩处。”

第三个案例：2010年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谭作人以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是“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满，多年来以各种方式从事所谓纪念‘六四’的活动。2007年5月 27日，谭作人炮制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简称《广场日记》），并将该文章通过互联网发布在境外‘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该文章中，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进行歪曲描述和诽谤。”“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成都市中院据此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5月做出终审裁定，称“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谭作人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法处置‘六四事件’的客观事实，以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所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以上3个案例中，头一个案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案，后两个案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案。那么，刘贤斌、刘晓波、谭作人三位都做了些什么事，竟被如此重判呢？原来，无非是刘贤斌要组党，后两位则是写了一些文章、搞了一些签名、接受了一些采访，批评共产党的现行体制而已。而组党就是搞“颠覆”，写文章，就是在“煽动颠覆”——这就是第105条的逻辑！人们要问，组织政党难道不是公民的权利么？共产党作为“人民的公仆”怎么就不可以批评呢？怎么一批评就成了“诋毁党和政府形象”、乃至“危害国家安全”呢？说老实话，即便要求共产党今天就下台，也是中国公民本来就有的权利，如果你确实已经丧失老百姓对你的信任的话。“六四”这样的事情，难道政府的定性就是“客观”的？谁在“造谣”、谁在“诽谤”，我相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公民心里都有一杆秤！话说回来，虽然历史和现实的是非曲直并不复杂，我们的许多民间反对派人士仍然拿出十倍的坚忍、百倍的耐心，本着建设性的态度，通过言论或者行动，推动这个国家一步步向前走。提出“建立宪政体制”、“确立分权机制”，难道不是很好的主张吗？批评执政者，哪怕说你“独裁”，难道不是对你的爱护吗？大家是不希望当政者在一党专政的路上走到黑，自己没有出路不算，还葬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现代化前程！

所以，刘贤斌、刘晓波、谭作人这样的仁人志士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脊梁。刑法第105条打击、迫害的都是民族精华，足见这个“法”一天也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才是我们的宪法真正与世界接轨的地方，体现了普世化的现代文明价值准则。可惜的是，同样在这部宪法中存在的那些党主立宪的条文，与宪法第35条、第48条的规定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深刻矛盾。这是党治与法治间的矛盾，是专制与民主间的矛盾，是党主立宪下虚伪的自由与主权在民基础上真实的自由的矛盾。而在这些对立和矛盾中，刑法第105条显然是站在专制一边的，充当的是专制的保护者和打手的角色。这应当被视为共和国刑法的耻辱！

保护专制，不但是保护一个落后的制度和体制，而且是在保护这个体制内滋生出来的所有非法利益。因为一党专政这个病根不除，权贵资本就会继续泛滥下去，弱者得不到扶助，正义无法伸张。另一方面，105条对专制体制的“保护”又会在公众层面引发寒蝉效应，因为它无时不在提醒公众：政府是不能批评的，政治是不能碰的，还是老老实实当“顺民”吧！这当然是我们这片土地上古老的皇权文化的现代再版；人们要问的是，如此奴性人格的一代代复制，中华民族又何以走向一个有活力的未来？！

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迄今全国人大还没有批准这项签署，但《公约》所表达的现代文明人类的普遍价值准则，仍然对理解、评判当今中国发生的事情，有重要参照意义。这个《公约》的第19条专论意见、表达和信息自由，共有3项条款：

一、人人应有权持有意见，不受干预。

二、人人应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其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附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声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注1）

这里谈到了“国家安全”，但仿佛正是担心这一条被滥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针对一些具体国家的案例曾明确认定：对政权的批评者提起的从事颠覆活动的含混指控以及对此施加的制裁（特别是逮捕），根据第19条第3款列举的任何目的，都不是正当合理的。（注2）

让我们回到中国吧。刑法第105条违背文明人类共同价值准则，也有悖中国民主转型的大方向，已经昭然若揭。我建议我们的立法机构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尽快废除此一条款。我也呼吁更多的朋友行动起来，给当政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向改革和政治现代化的路上走。当年台湾民主转型，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国民党威权时代有个刑法第100条，是用来惩治“内乱罪”的，对于所谓“意图叛乱者”，可以判处7年以上徒刑。1991年，台湾一批良知人士发起“100行动联盟”，呼吁废除这个刑法第100条，并最终获得成功。这被认为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台湾已经做到的事情，大陆也当努力。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90年代初的台湾，条件更苛刻，更困难，但路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作于2010年7月6日，北京

注：

1、见《民权公约评注》，诺瓦克著，毕小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725。

2、同上，页353。

今天，《时代周报》发表一篇文章，记录了文强大姐与弟弟文强死前相会的情景和感受，应当讲，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她透露了与许多媒体不同的信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研究。

给儿子的两份遗言

报道说，文万琴早就预感文强难逃一死，但突如其来的死讯，还是让她猝不及防，精神恍惚。她说：“我万万没有料到，7日早上与文强十分钟的相见，竟成永别。”文万琴透露，文强临刑前，委托在场的警察转达给儿子两句遗言：“正确面对社会，让历史做最后的鉴定。”这一点与以前的媒体报道完全不同。第一，它是由文强身边的警察转告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亲口对儿子讲的，旁边没有监听人员，故可能比亲口讲的来得真实。文强从警那么多年，不可能没有几个好朋友，他可能是在某种场合，在一比一的情况下，找人私传的遗言；第二，他认为自已的案子是一个扩大化的冤案，所以，要儿子正确对待社会，让历史做最后的鉴定。这就是说，他知道，他不是死于贪腐，而是死于共产党高层的内斗，他也相信，等薄熙来在未来的权斗中倒台，他的案件真相将被全盘托出。他认为，他的案件有待于鉴定，而没有说“平反”，是因为他确有经济问题，但不足以判死。

神速处死是怕他乱咬

报道引述文强姐姐的话说，她梦见三弟穿着白色短袖衬衣和灰色西裤，像一阵风一样，从自己身边飘过。她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却没有任何回应。看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文万琴从梦中哭醒时，是7月8日凌晨4时，窗外天色未亮。她睡意全无，前一天的经历，如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她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三弟再也回不来了。我认为，世间万物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文强一定确有贪污受贿的经济问题，但可能数额并不是太大，而且，他没有必要强奸一个女大学生，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故此，他姐姐梦里有白色物品，乃盼清白也！而“灰色西裤”即“灰色收入”也！而且，从自然天象看，他死后重庆经受了一场狂风暴雨，这都是天人感应！

至于为什么以神速执行死刑，是因为文强案不是孤立的，他绝对不是只牵扯了警界任职的下级，却一个也没有波及上面的高官，可能汪洋，贺国强，王鸿举等人都被牵扯进去，所以，薄熙来送了人情，他抓住了共青团派的把柄，逼迫胡锦涛停查了他太太谷开来的变相受贿行为，专案组拦腰砍断了文强案错综复杂的线索，因此，贺国强多次高调赞扬薄熙来打黑，汪洋给重庆送去招商会的大单生意，王鸿举在调职时如释重负，总之，受牵连的高官们不论属于什么派，都希望文强早死！早些闭上嘴！这样一来，文强，就成了中共内部尔虞我诈，在大肆宣传慎重对待死刑判决的情况下，以过山车般的速度，历时11个月就处死的高官典型！

律师们趁机发财

报道说，7月7日上午9时15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文强在重庆被执行死刑。这位在坊间颇具传奇色彩的“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就此向他的人生谢幕。这一天，距离他被“双规”正好11个月。

在此期间，文万琴作为文强的六旬大姐，视此为“生命中最揪心的一段日子”。她冒着风雪进北京为弟弟求情斡旋，邀请律师，筹措巨额律师费50万元，密切关注着案件的审理与进展……我注意到了“巨额”二字。由于中国律师的处境，不能离开政治体制，法院不能独立审判，他们也根本做不到独立辩护，对文强这样的敏感案件，律师根本无能为力。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昂贵收费，他们可能还会想，你很贪腐，当然有钱，多要些也无妨！故此，文万琴花光了家底也没能救弟弟文强的命！

实际上，据我被薄熙来陷害入狱的切身感受，这样的由中共高官操控的案件，民间叫“戴帽案件”，被押者判多少年，是死是活，全凭长官意志，请律师根本就是走形式，专案组希望犯罪嫌疑人倾家荡产，就不反对他们请律师，而律师呢，明明知道力量有限，有的也会吹牛，以便赚钱，所以，如果文强家人请一个法律系的大学毕业生敷衍了事，可能收费低些，判决结果也会是一样！

儿子成了利益交换的筹码

文万琴可能不明白，按照共产党监狱的规定，死刑犯是绝对不能见家人的，因为警方担心发生意外，有的犯人是轻罪重判，罪不至死，或根本就是冤案，家人不服，会在现场造成无可挽回的突发事件，所以，能让他们见面，不是薄熙来的恩赐，而是他们利益交换的结果！

7月10日下午，文万琴在接受《时代周报》长达3个小时独家采访时披露了一些细节。“文强想见你。”记者叙述道，7月6日晚11时，文万琴接到专案组的通知，称翌日早上将派车来接。文万琴当晚情绪激动。自去年8月7日，文强身陷囹圄，她与文强仅有一次会面。那是今年5月15日，文强案二审庭审结束后，她和丈夫、大弟媳、妹妹一行四人，获准进入法院临时羁押室见了文强，时间为短短五分钟。看来，他显然有很多话没有讲。

报道说，7月7日早晨5时刚过，文万琴就起床。几乎同时，羁押在重庆第二看守所的文强，亦被民警叫醒。6时，文万琴坐上文强专案组派来的车，从北碚家里出发，赶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这次被通知探望文强的，还有文强的独子文伽昊。

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时，被非法拘禁了很久的文伽昊成了薄熙来，王立军打垮文强的一张有力的王牌！薄熙来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来催毁文强的精神！谁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呢？谁要是把薄瓜瓜抓起来，谁就能彻底打垮薄熙来！这个道理是千篇一律的！

报道说，去年8月文强案发后，文伽昊就被重庆警方带走了，文万琴曾多处寻访而下落不明，文强因此对他牵挂不已。文伽昊后来对《时代周报》称，当时他因涉嫌毁灭证据罪被关进了看守所，后来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今年6月2日他被警察释放，至今暂居其舅家。

但我们要问：薄熙来操控下的司法当局，为什麽要抓文强的儿子呢？那麽，薄熙来会说他涉嫌犯罪！我要问：既然是这样，为什麽不通知家属？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违法吗？

我认为，薄熙来抓捕文强的儿子，还有一个原因是，据报道，他儿子曾到过加拿大读书，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对海外的新闻自由和民主政治很熟悉，他们担心他会忽然出境，会泄露所谓的“国家机密”，薄熙来从来就是靠欺骗的谎言愚弄老百姓的。一旦出境后公布了内幕，显然对警方极其不利！

那么，一旦交易不成怎么办？那就暗杀灭口！所以，重庆警方迟迟不交待文伽昊的下落！直到薄熙来摆平了一切，胸有成竹了，才让文强的儿子闪亮登场了！

“冷静”是肮脏交易的结果

报道说，7时整，文万琴到达了重庆第五中院。一进入法院，她顿觉空气凝重，满眼都是全副武装的特警。到了休息室，她见到半小时前已到的侄子。押解文强的车队，亦早于文万琴5分钟抵达重庆第五中院，经由地下车库进入法庭。7时15分，法官向文强宣布，最高法院核准其死刑，并立即执行。7时40分，她们在接受了法院“会见时不许谈案情，控制住感情，不得高声喧哗”的3条规定后，才和侄子被带往法庭会见文强，时间十分钟。表面上看是法院在执法，实际上，是薄熙来在幕后操控木偶。

她说，“一进门，我就看到他戴着脚镣、手铐坐在那里，身后站着法警。”文万琴回忆说，文强刚理过发，显得很年轻，精神状态也好于二审时。我想，这时官方精心准备的结果。

报道描述说，两人在文强面前坐下，中间隔着一张方桌。会见的前两三分钟，因为情绪激动，三人竟然相对无言，法庭内一片寂静。于是，在法院人员“抓紧时间”的提醒下，文强才唠叨一句：“昨天都没通知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得。”他接着称自己给孩子写了点东西，判决书也给他，但都没有从看守所带过来。这说明，文强曾有文字记录的东西，是准备交给儿子的，也是给所有的关心此案的人们看的，但只要有不利于官方的片言只语，坐过牢的薄熙来都会彻底销毁，所以，这份材料将永远地消失了！

在文万琴的描述中，文强显得异常冷静。“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把你的骨灰埋到歌乐山，和父母在一起。我们来看他们时也顺便看你。”对文万琴的这个要求，文强回答得非常淡定：“那是你们的事情了。”

我想，此前，薄熙来派王立军已和文强进行了多次谈判，他们做了肮脏的交易，薄熙来承诺放了他儿子，文强承诺对记者及其它亲友保持沉默，特别是一字也不能透露中共高官内斗的秘密！

于是，如同背台词一样，薄熙来，王立军需要他讲的话终于出笼了！文强告诫儿子要正确面对社会，自力更生，“老爸有今天，是我自己做了错事，你不要恨社会，要恨就恨老爸。做人要正直，别人给你钱财，千万不能要。”

这等于说，薄熙来深知，杀父之仇是不能遗忘的，他怕遭到报复，故此，先给文强的儿子堵了嘴！总之，要他不能恨薄熙来，不能恨共产党。

报道说，文强还嘱咐儿子保重好身体，记得去探视母亲和兄弟姐妹，向他们带声好。最后，文伽昊向法院申请允许父子拥抱一下。得到同意后，文强站起来，高高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儿子扑上去紧搂父亲的腰，喊着“爸爸”开始大哭……两人拥抱了10多秒后，儿子跪下给父亲磕了个头。会见到此为止。文强被带走的瞬间，文万琴探起身子，隔着桌子，还摸了文强的手。应当讲，这些现场情节的描写都是真实的，生动感人的，它集中表现了中共党内权斗的残酷性和以反腐倡廉为幌子排除异己的虚伪性！

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残忍百倍

据报道，8时30分，押解文强的车队驶离法院，沿着嘉陵江一路向西奔驰，开往歌乐山某刑场。9时15分，在刑场院的一辆死刑注射执行车里，文强被执行死刑。随后，尸体由法院送至重庆石桥铺殡仪馆火化。文强和他的江湖人生走到了终局。

我想，文强如有悟性，应当想起重庆的渣滓洞和歌乐山，这些当年国民党关押和杀害过共产党员的地方，至今还血迹斑斑，共产党已经忘记了当初的为贫苦大众谋利益的承诺和理想，至今已堕落成为一个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文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虾米而已，他之所以被比他还贪婪的薄熙来送进了地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它除了贪污受贿，腐化成风，而且还想欺骗老百姓，让他们相信这个党还能通过反腐倡廉得以自救。

随后，给共产党卖命了一辈子的文强，被执行死刑，其骨灰盒竟成了“无遗照的骨灰盒”。他姐姐说，最早获知文强死讯，是来自一位朋友的电话。那时，还不到10时，她和侄子刚从法院回到他暂住的舅舅家。朋友说，网上消息都挂出来了。文万琴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她不相信这是事实，让文伽昊立刻上网查询，很快看到文强在重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铺天盖地，网上照片也显示，许多重庆市民打出横幅或燃放鞭炮庆贺文强伏法。文万琴这才恍然明白了早上与文强相见的含义。11时，文万琴接到文强专案组人员电话，证实已行刑。

事实上，在文强的兄弟姐妹心里，他罪孽深重，难逃一死。据报道，文万琴称在上次会面时，文强就交代：“我身后一切从俭。”但文万琴至今想不明白的是：“见面时，他为什么那么冷静，不告诉我们他即将被处决呢？他应该有很多话要说呀。”7日17时，文万琴和文伽昊在石桥铺殡仪馆见到了文强的骨灰，装在塑料袋里，放在一间屋子的角落，一块泡沫上书：“文强（死刑犯），2010.7.7火化，骨灰保存一个月。”殡仪馆的人员告诉她，文强的遗体是由四个警察送到馆里来的，被裹着，看不到脸部表情。当晚，多位亲戚给文万琴打电话，询问是否设置灵堂。兄妹们十分为难，最后决定放弃。“哪里敢设嘛。文强被处死，大家都觉得大快人心，在这时候设灵堂，我们担心引起街坊邻居不满，更怕有情绪激动的群众来闹事。”文万琴说。当然，同样还怕被盗墓，文家人也放弃埋葬方案。8日上午，文万琴等亲友买了骨灰盒，装好文强骨灰，将其寄存在石桥铺殡仪馆。刻着“万古常青”四字的骨灰盒被安置在一个非常僻静的角落，没有主人的牌位、遗照，与其它骨灰盒形成强烈反差。

7月9日，重庆大雨滂沱，我想，这天象说明了什麽呢？文强离世第三天。重庆民间有“逢三”为故人烧纸钱的习俗，文万琴和文伽昊等十几人将文强的骨灰盒抱出殡仪馆，草草祭奠后匆匆离去。

由此可见，重庆法院公然践踏国家的法律，执行死刑的同时，应当立即通知家属，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可以比照地读一下小说《红岩》！看一看共产党是否比国民党要残忍百倍！

文强不是最贪的官员

显然，文强有贪腐行为，不容置疑，但通过他姐姐的述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中国目前最贪婪的官员。

他姐姐介绍说，她家里共七兄妹，她排行老大，除老五是妹妹，其他五个都是弟弟，文强排行老三。文强少年时代很是上进，晚上看书经常至深夜，总惹来母亲唠叨：“煤油很贵，还不快点熄灯睡觉。”初中毕业后，他17岁时就下乡当知青，其间任大队团支书，后来考上了警校，1980年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警察，并仕途一路顺利。她说：“从知青一步一步做到厅级干部，多不容易！哪想如今……”文万琴摇头叹息地坦言，为他聘请律师前后共花费了50多万元，都是由兄妹们凑的，但他在位时没给我们任何人帮过忙，现在，还要掏钱给他打官司。”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强的另一面，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取私利。

第一，今年文伽昊29岁了，但没有被文强安排在政府部门当官，也没办什么公司赚大钱，特别是，他没有像薄熙来那样，把薄瓜瓜送到英国读哈罗公学！第二，文强的兄妹个个均生活处境不佳，五妹早在国企改革时首批下岗，目前在外打工；七弟早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受刺激而精神失常，多年来一直在精神病院治疗。作为大姐的文万琴，为打官司，花光了家里积蓄，还欠下18万债务。为了还债，已退休的她，目前在北碚一家公司打工。可见，文强并没有像薄熙来在大连那样，太太开律师事务所，哥兄弟几个都跟他沾光，连秘书，司机都有生意做！难怪文万琴说，文强没给我们兄妹任何关照，也让我们经受住了调查，最终未被拖下水。

“性格决定命运”是什么意思？

那么，为什么比文强贪腐百倍，已受到中纪委调查的薄熙来，却能整倒了他，欺世盗名，转危为安呢？文万琴对文强之死的解释是“性格决定命运”。在她看来，弟弟脾气火暴、太讲哥们义气，这使他在官场失守原则和底线，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认为，这段话已透露了他死的直接原因。可能2007年12月，薄熙来到达重庆后，文强自以为靠山硬，依然忠诚于前任书记汪洋，并且可能公开顶撞过小肚鸡肠的薄熙来！只是细节记者不敢披露！薄熙来在重庆官场人人皆贪的情况下，拿文强这个脾气火爆，离心离德的倒霉蛋开刀，才发生了以上的悲剧。相反，薄熙来虽然贪腐，但他在党内军内都密布着利益集团内的死党，他们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胡锦涛没有胆略和气魄，与其抗衡，故才出现了大贪抓小贪的荒唐故事，因此，说“性格决定命运”，不如说“制度决定命运”！

没管好太太可能是关键

与我以前接触过的众多中共高官一样，文强堕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管好太太，这一点颇为类似薄熙来。

文万琴说，在文家兄妹眼里，文强从“打黑英雄”沦为死囚，其妻周晓亚亦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9日祭奠中，文强大嫂对着骨灰盒悲叹：“兄弟，下辈子你要好好选个媳妇！”据说，周晓亚是文强当知青时认识的，他见文强能干，主动追求他，当时文强对她并不十分满意，他一度很犹豫，后来在父母的劝说下才勉强接受。文强的家人对周的评价是：“她是一个‘财迷’，素质很差。”文万琴说，文家兄妹很反感，如果到他家串门，要是看你手上没有拎东西，她就不给好脸色。”这一细节，和谷开来一样，在大连，求薄熙来办事的人，假如不送礼，不行贿，根本就进不了薄熙来家的门！

因此，他大姐说，多年来，周晓亚成了横亘在文强与兄妹间的一堵墙。她清晰地记得，父母在世时，有一次到文强家，周晓亚不理不睬，第二天连早饭都不给做，导致两位老人愤然离开。“母亲去世后，老人家当年陪嫁的雕花老床，周晓亚不打一声招呼就搬走了。”这一情节，使我想起大连很多政府官员对我讲的话，他们逢年过节给薄熙来拜年，如果不给红包，谷开来就给人家脸色看，甚至找借口把他们拒之门外！还有一次，连应邀到他家坐客的几位副市长都要被其冷落，不得不自已动手做饭！。。。。。。

文万琴认为，正是周晓亚见钱眼开，大肆收受贿赂，才一步步地把文强推向死亡。要我说，薄熙来重庆履新以后，确实不敢再像父亲薄一波活着时那样肆无忌惮，贪污受贿了，但是，谷开来的昂道律师事务所还在照常营业，其巨额贪腐款项已经转移到了瑞士和新家坡，不过是记在儿子名下而已，这怎麽能让文强本人和亲友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服气呢？

然而，文强曾与悍匪枪战，缉拿匪徒张君，几曾战功显赫。薄熙来以唱红打黑震惊了全世界，忽悠了民意，但这些都并不能改写其在大连贪腐和枉法的历史问题，只要他在中共18大的高层权斗中失手，一切就将真相大白，他的对立面也会像他那样抓捕他的儿子，挖出他的太太，查封他的财产，让他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

2010年7月15日夜于多伦多

我的朋友高伐林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引述了一位老先生讲到他在1980年访问中国时亲耳听到邓小平讲出的一句惊人之语。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老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看来邓小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这位朱先生在2008年于国内公开出版的一本书里，曾经用比较含蓄的语言提到这件事。朱传榘写道：“1980年10月，通过赵东宛和吴明瑜的安排，我见到了邓小平先生。他的一句话令我感触很深。他说，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欠人民很多，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下决心从此要为中国的改革事业贡献我的力量。”

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到邓小平这段话时都会感到很惊讶，因为这和中共官方过去三十年来公开讲话的口径很不一样。邓小平明确讲到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而且，邓小平没有把共产党过去犯下的罪过都归咎于四人帮，甚至也没有都归咎于毛泽东，而是直截了当地记在共产党的帐上。身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中共的罪过讲得如此坦率，如此痛切，确实令人感动。但问题是，邓小平的这番话为什么不对中国人民讲，却只对一位美籍华人讲呢？

这事一想就明白，假如邓小平对中国人民公开讲出这番话，固然会感动不少中国的民众，但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就很难再坚持共产党的专制权力，很难再压制人民对共产党的严厉批评了。既然你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这么大的罪过，可见你既不伟大又不光荣更不正确，那你凭什么还要高坐台上独掌大权坚持你的一党专政，凭什么还要把来自人民的批评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呢？

邓小平说中共“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这话看上去很是不错，因为它表明了中共下决心纠正错误，大力推动改革。其实这句话大有问题。因为所谓还债，所谓改革，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继续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不对了。共产党既然对人民犯了罪，按理说就该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才是，凭什么还要继续赖在台上霸在台上啊？除非人民原谅了你，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这就必须要经过一道程序，让人民讨论你的去留，用选票作裁决。要改革，首先就要放弃专政，开放民主，至少也要开放言论。如果没有这道程序，那就是耍无赖耍流氓，既无耻又蛮横。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因为共产党那套主义、那套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实行起来必定祸国殃民，以至于到后来，共产党自己都不得不意识到他们对人民犯了罪。这时，共产党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下的罪过，那就失去了维护一党专政的理由，从而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或者是，在一系列基本政策上作出大幅度的、甚至180度的改变，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专制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如哈耶克所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我要补充的是，共产党当年搞血腥共产，固然是极大的罪过，但是这种罪过或多或少还可以归结为所谓“理性的狂妄自负”（哈耶克语）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狂热，因而在道德上还不一定是最坏的；“六四”才是更大之恶，因为“六四”和理性的自负、和意识形态的狂热毫无关系，“六四”是一个自己分明知道自己对人民犯了罪的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而对人民大开杀戒，因此是更大的恶，是道德上的极端的恶。这是任何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无法抵消无法掩盖的。在考察当今中国时，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题记：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

——王仲夏

一

2010年7月6日早上6点多，我和刘霞、莫之许、不锈钢老鼠刘荻在北京火车站会合，坐上7点15分发往哈尔滨的D25次列车。

这是我第一次坐动车。车厢前面有信息显示牌，中英文显示车厢号、即时时速、内温、外温等。我记得路上最高时速199公里/小时，而次日晚上我们回京坐的D8最高时速238公里/小时。

不过一路上，“探监”这俩字始终在我的意识里占据第一的位置。我曾有3年3个月的时间在远离家乡几百公里的济南坐牢，我爸一直在那条路上拖着病腿来回奔波。我知道，坐牢的人最渴望的是家人的探视，每次探视都能成为犯人几天甚至几周、几个月的话题。晓波上次坐牢是1996年，刘霞跟晓波补办了结婚证后往返于北京和大连之间好几年。十多年后，刘霞再次踏上漫漫探监路。对刘霞来说，不论时代怎样变，漫漫探监路没变。

10点零6分，火车准时在锦州南站停车。我们四人下车，莫之许拿着一个大行李箱，我拿着一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大包。刘霞这次给晓波带了很多书和被褥，我提的行李箱里大概是书，特别重。锦州南站似乎是个新站，但奇怪的是上下楼梯均无斜坡，我只能用手提着沉重的行李箱先下楼梯后上楼梯，累出我不少汗，尽管锦州比北京气温低了10多度。王仲夏在检票口外等着。出站后王仲夏从我手里接过一个大包，找到他的车放好行李，向城里驶去。王仲夏已给我们四人买了晚上的返程票。

刘霞跟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是个路盲。王仲夏十几年前来过一次锦州，早没了印象，所以走错好几次路。最后问对了，驱车直奔南山。南山是个小地名，锦州人习惯把锦州监狱称为南山监狱，就如临沂人把临沂监狱称为梨杭监狱一样。但显然锦州监狱很有名气，我下车问了两次，路人全知道，而且都热情地指给我方向。第三次我下车问路时，其实车的左侧就是写着“辽宁省锦州监狱”的石柱，因我是从右侧下车所以没看见。

二

车开了500米是个丁字路口，右前方是我熟悉的监狱围墙。一 路上莫之许至少说过两个地方是监狱，我都说不像，现在见到真监狱了，莫之许说还是金波有经验，大家哈哈大笑。对我来说，监狱围墙从里看和从外看肯定有差异，无论围墙的外形还是我的心情。但不管怎样毕竟我见过无数次监狱围墙，哪是莫之许所能比的？哈哈。

这个丁字路口，我们是从相当于“丁”字的上面“横”的起始部位进入的。“横”的左侧是广场，停了好多车，以警车为主。广场两侧是办公楼。其中一座办公楼正对着一条路，这条路相当于“丁”字下面的“竖”。“横”的左侧即广场和办公楼地势要高出一块，“横”的右侧即“竖”的两侧是个下坡路，地势越来越低。其中“竖”的远离我们的一侧是监狱；靠近我们的一侧是一座办公楼，办公楼的墙上有“1984年”的字样，老鼠当即就吱吱着要照下来留念。

刘霞在这里终于认识路了，让王仲夏把车往右一拐，几十米外果然是监狱的会见接待处，姑且简称其为会见室。会见室门前有几个人，一看就是探监的犯人家属。会见室右侧有个大门，上面“锦州监狱”四个大字是繁体隶书，有点古色古香。显然这个门已废弃不用，不仅门紧锁着，而且门前有杂草。门右侧有一片空地，王仲夏把车停在那儿。

下车拿出相机准备照相。不知谁变戏法般拿出两件T恤，上面印着图案，王仲夏和莫之许拿着照了两张。我、老鼠跟刘霞合影时则没拿。照相的背景都是那个废弃的大门。照相时，旁边有个拿提包的中年人一直看着，不过当时我没注意他干啥。然后我们上车，准备去刘霞说了好多遍的“笨娃娃”饭店吃饭。

车开了几步停下，因为要给“1984”照相。我拿着相机走到窄窄的马路对面，冲着“1984”字样拍了两张，又走开几步换角度拍了两张。这座楼上面有“锦开文化馆”几个大字。

想不到就在这时出了意外。我正专心照相呢，忽然觉得后面有人喊，扭头一看，办公楼那边过来俩穿警服的，其中一人问我照什么，我说照这个1984楼啊。这时莫之许也已下车过来，警察欲夺我手中相机，莫之许从我手里拿走相机就是不给警察。警察口气很硬，要带我们去办公室，我和莫之许都不答应。莫之许据理力争，说大不了把照片删了。警察说他们是监狱保卫部门，接到举报说有人照相，他们才赶过来，因为监狱不准照相。我和莫之许都说我们没见到任何标志牌不准照相。莫之许说凭什么要你们处 理，打110报警啊。警察说好，就打了110电话；还说，他们担心法轮功来照监狱。老鼠说，1984是一部小说的名字，我们觉得好玩才照的。

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俩警察。监狱警察先把派出所警察叫到一边说了会儿，然后派出所警察过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说就是在那边照了几张相，别的没啥。警察要求登记身份，正好王仲夏赶来，拿出驾照让登记了。警察问你们是来干嘛的，我们说是来探监的。警察问谁是家属，刘霞说她是。警察问她是犯人的什么人，刘霞说她是他妻子。警察问她老公干嘛的，刘霞说是个傻博士。警察让刘霞拿出有关证明看看，刘霞拿出监狱寄给她的那封让她探监的通知书。警察看后走了，留下俩警察远远看着我们。

这时大约12点了。我们五人一起闲扯，甚至看蚂蚁爬石头。莫之许有时候过去跟警察聊天，抱歉地说耽误他们吃饭了。我有个毛病，不能站久了，否则腿肚子打哆嗦，必须蹲着、坐着或躺着。再加上昨晚没睡好，午饭没吃，所以觉得心慌。早上出发前我吃了个两块钱的鸡蛋饼，上车后没吃老鼠带来的麦当劳早餐，结果上当了。我蹲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浑身不舒服。后来我才想起，我好久没剧烈活动了，今天提着大行李箱上下楼梯，累着了。

三

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人了，周围的警察大概有十几个吧。警察登记了我们五人的身份证，莫之许提出时间已到，该让刘霞去探视，被拒绝。警察让我们五人坐两辆警车去派出所。到了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我们被分开，我跟王仲夏被带到二楼巡逻什么队办公室，莫之许被带到对门问话，刘霞和老鼠则被带到楼上。过来一个四十来岁的警察，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说没啥事。警察说是看犯人的吧，看谁啊？我和王仲夏没接话。警察说不就是刘嘛，谁不知道啊，网上有，一搜就知道了，刘晓波嘛。警察又问我俩知道刘晓波是干嘛的吧，王仲夏说不知道啊，我接过话说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警察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本拉登和吾尔开希得的那个奖吧？王仲夏一头雾水的样子问我诺什么奖，我笑而不语。王仲夏头发较长，且扎着一个发卡，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王仲夏说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卧底。警察说：露馅了吧，真卧底哪有这么公开说的？

莫之许问完话后，来到我们屋里，王仲夏又被叫去问。过了会儿王仲夏回来了，我被叫到隔壁大屋。屋里有俩人，一个年龄有五十来岁、领导模样的人给我一张纸让我写下我的姓名、现住址和职业。这时来了一个电话，他拿着手机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说，别的就别说了，你就直接说“零八宪章文化衫”是怎么回事吧。我反问：你说什么？他说：你就直说吧，“零八宪章文化衫”是谁弄的。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听把手一挥说：好、好，算了、算了，都不说，都去那边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时候让你们走。

回到对面屋里，我跟莫之许和王仲夏闲坐着。警察给我们一人拿来一瓶矿泉水。我确实累了，基本是趴在桌子上，有时仰躺在椅子上，还迷迷糊糊睡了几次。后来王仲夏和莫之许都被叫走了，剩下我一人。一个警察急匆匆进屋里，说：文化衫是不是你弄来的？我说不是。他说，他们三人都说是你弄的。我一听乐了，说：好啊，你说我弄的那就是我弄的吧。他说：你是不是山东人啊？ 我说：是啊。他说：山东人都很实在，你怎么不实在啊？我说：你说我不实在我就不实在吧。他气哼哼地走了。

后来过来俩年轻人，其中一人对我说要做一下询问笔录，并强调说是询问不是讯问，只是了解点情况。我说：好吧。他们问我姓名、住址等常规信息。问了没几句，走廊传来莫之许的声音，接着莫之许走进我们屋里坐在我旁边。过了半分钟一个人对莫之许说：你能否出去一会儿？莫之许反应过来说：原来你们是在做笔录啊，对不起。就出去到对门侃大山去了。警察问我坐什么车、什么时候来的锦州等问题，问我照相了么，我说我照了。他问照了几次，我说两次。他问第一次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会见室附近。他问照了几张，我说记不清了。他问我照相时手里拿东西没有，我说记不清了。他问那几个人照相时我看到他们手里拿东西了么，我说也记不清了。他问第二次在什么地方照的，我说在离会见室很近的地方，同一条路上。他问照的是什么，我说是文化宫或者是文化馆，就是照的那个1984年的标志。他问一共照了几张，我说四五张吧，都是我照的。他问我认识刘霞么，我说认识。他问我来锦州干什么，我说刘霞来探监，带着好多行李，她拿不动让我来拎包。他问我们跟刘霞是什么关系，我说都是朋友关系。他问我认识刘晓波吗，我说认识。他问我知道刘晓波犯了什么罪么，我说据说是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对记录的人强调说：你不要漏了“据说”两字，因为我不认为刘晓波犯了罪。记录的人答应说不会漏。整个过程他们没提文化衫的事，我感觉他们是在应付差事。他们把笔录拿给我看，我看上面写着对我们询问的是锦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询问地点是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还有两个人名。笔录的第一段是宣布了他们要对我询问，并告诉我说我可以申请回避，可以拒绝回答跟案情无关的提问等等，并问我听清楚了么，我答听清楚了。我一看这段明显与事实不符，他们根本没问过我，我当然也没答过听清楚了，就把笔录还给他们，说这一段与事实不符。他们也立即明白过来，重新写了第一页，并确实向我宣读了一遍。其间一人拿雪糕过来给每人一块，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改好第一页后又给我看，我看上面的锦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没了，全换成了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其他地方都没错，其中“据说”两字确实没漏。签字按手印后他们让我到对门，莫之许正跟屋里好几个人侃大山呢。问我零八宪章文化衫的那人让我们写保证书以后不再照相，莫之许说：保证书是不会写的，但如果你们答应立即让刘霞见刘晓波，别说写保证书了，就是叫你大爷也行。那人只好把身份证还给我让我和莫之许走了。此时已17点多。

自2001年我的案子开庭以后，我好像就没再在警方的询问或讯问笔录上签字按手印。但因莫之许已说好，一切以刘霞能见到晓波为重，我只好做了让步。事后得知，王仲夏胡说八道一通后，没签字。

四

出了派出所没见刘霞他们三人。给老鼠打通电话，原来他们仨去了火车站退票呢。我和莫之许赶到锦州南站找到他们，退了车票，然后决定回城里住下，明天再去探视。好不容易在城里找到一家红苹果宾馆，住下，然后下楼到斜对过的小蓝鲸酒店吃饭。蒋亶文、杨子立、唐小昭先后打电话、发短信问候。我仍很疲乏，没吃多少东西。刘霞心情肯定不好，但仍尽量跟大家一起说笑。我记得早上刘霞略化了个淡妆，可惜了。

说起下午各自的情况，才知警方已把王仲夏的车打开搜查了，没搜到文化衫。而王仲夏根本没发现他的车已被人进去过，可见警方秘密开锁搜查的手段很高明，哪怕是在锦州这种中小城市。相机里除了那几张在监狱旁边拍的照片，没发现别的被删。

次日一早，洗漱、早餐，之后刘霞开始给监狱打电话，但一直打到快11点，始终没人接。于是我们在旅馆结了帐，直奔监狱而去。过了女儿河，在渤海大学附近找了个农家菜饭馆吃饭。这家饭馆很有意思，墙上贴着毛泽东、华国锋等人的画像，还有一张画像很陌生，我走近一看竟是没穿军装的林彪标准画像。

五

吃完饭去了监狱，王仲夏把车停在广场，正好昨天跟我们打交道的那个监狱保卫处的警察路过，说你们直接去会见室就行了。我们上车又到了昨天照相的地方，王仲夏把车停下，我们五人在远离监狱的马路一侧等着。13点过一两分钟，会见室的卷帘门升起来，十几个探监的人进去了。我想当时我爸也是这样跑了3年，心不由一酸。

我们五人拿着行李进了会见接待大厅，刘霞去排队。我虽在监狱待过3年3个月，但这是第一次从外面近距离接触监狱。这个大厅有苍蝇乱飞，墙上挂着的电子日历显示时间是2010年7月8日上午1点多，快了12个小时。13点20分排到刘霞，柜台里面的警察要探视证，刘霞说没有，把监狱给她的通知书给了警察。警察打了几个电话，让我们到旁边等着，我们就一起回到椅子上坐着。10分钟后柜台里的警察大声喊刘晓波，刘霞过去，警察说还是要跟原来联系的队长联系好了才能会见。待了会儿，莫之许叫上王仲夏跟刘霞出去，要去狱政处问问。但过了几分钟他们仨又返回来，说还是等等吧。

后来我去大厅到外面卷帘门之间的走廊上看《辽宁省监狱系统狱务公开内容》时，莫之许、老鼠和王仲夏出来了，说警察已过来跟刘霞见面，要我们出去。

这时大约是13点50分。我们四人在监狱外侧的路边站着聊天，没地方坐。我们不断说笑，比如我突然发现王仲夏把车正好冲着昨天照相的那个废弃的大门停着，我大喝一声“王仲夏你把车停在那里是否想劫狱！”；又比如15点时卷帘门落下，我苦着脸说“完了，刘霞被关在男子监狱里了。”后来我们累了，就席地坐在水泥砖地面上。其间唐小昭和天天海豚发来短信询问进展。另外一直有一个四五十岁的警察在卷帘门边上站着，直到卷帘门落下为止。他应是专门看我们的。

15点之前，探视的家属基本走光了。卷帘门落下之后，又有一两个家属从里面出来。后来还有人进出，但都像是监狱工作人员。15点45分左右，卷帘门再次升起，刘霞从里面出来。我们四人举起双臂欢呼，王仲夏高兴地跑过去拥抱了一下刘霞。跟着刘霞从监狱出来的五六个警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离去。

六

刘霞很高兴，说她在里面跟晓波见了一个小时，此前近一个小时都是警察教训她，她被迫写了保证书不再照相。她说晓波在里面还好，不用大家担心。其实我知道“不用担心”是什么意思，因为这话我坐牢时也跟父母说过好多次，而实际上我向父母隐瞒了很多事。

我们直奔锦州南站，买了当晚18点52分的D8次列车车票后，再次回城并路过监狱。这时我突然想起90年代一首歌里的歌词，是郭富城唱的《我要给你全部的爱》，第一句：“不知不觉来到你的门前”。这句歌词对我们几个确实适合。这天，我们路过这个地方就不止3次。这首歌的题目，正好送给刘霞和晓波。

回到中午吃饭的那家饭馆，在旁边的山寨避风塘里喝了会儿饮料，照了几张相。18点，我们起身，再次经过锦州监狱，来到锦州南站。在路过写有“辽宁省锦州监狱”字样的石柱时，我们齐说“再见，我们还会来的”。是的，哪怕晓波出狱了，我们也要回这里故地重游。锦州监狱，再见。

上车后，我跟刘霞坐在一起，我说即使她不写保证书，监狱也不敢停止探视。刘霞说“没什么，写就写吧”。我们分析过的，锦州监狱真不敢。但看来只要能见到晓波，刘霞是什么都不顾了。当天晚上王仲夏在推特上说：“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我认同这句话，并把它作为这篇纪行的题记。

附：我签署《零八宪章》的经过

2010年7月6日下午，在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当地警察问我是否知道“零八宪章文化衫”是谁弄的，我说不知道。

自2008年12月8日以来，我跟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的警察接触过几次，从未有人跟我提过“零八宪章”四个字。既然锦州市公安局的警察问我是否知道“零八宪章文化衫”的事，那么我就有了兴趣了解什么是“零八宪章”。

回家后我在网上google了一下，好家伙，关于“零八宪章”的条目高达1，180，000条。 我找到《零八宪章》全文，读毕，决定签名。于是，2010年7月8日16时41分，我给[email protected]和[email protected]去了个Email，表明我要签署《零八宪章》。48分钟后的17时29分，我接到回信：

“谢谢支持！如可使用翻墙软件，敬请留意宪章网站和论坛：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http://taolun.info/

签名小组”

就这样，我签署了《零八宪章

2010t78?ó11?

福建三网民因言获罪，在广大草泥马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各路维稳对象纠集一起，屡次进犯福州打酱油、抗议，伴有打灯笼、喊口号、举标语、游行、戴黄丝带、戏弄国保等不和谐举动，甚嚣尘上；通过反动网站twitter和非法纪录片进行炒作，严重影响了福建政法系统的公信力和良好声誉。

前几次围观，我虽在网上关注，但有课在身，未能躬逢其盛。5月8日在北京西直门附近30多人讨论三网民案时，两家餐馆先后被停电。很好玩儿。便衣在走廊里逡巡。手机发出微弱的光。本来富丽堂皇的饭店里骤然间鬼影幢幢。电脑里放着4?16围观现场的纪录片。就在那黑咕隆咚的房间里，有人给我介绍新朋友，“这位是四川来的刘贤斌——”

7月3日与各路人马会师福州。之前张辉、王荔蕻曾找我商量迎接游精佑出狱的事情，我说为减少敏感性，可以强调“推友聚会”，准备些文艺节目，游精佑可前来饭醉现场。否则单纯迎接刑满释放的犯罪分子，地方当局会百般阻挠。后来大家商议，干脆搞个“中国推友节”，正好赶上美国独立日和推友出狱日。这样即使无法接到游精佑，吃饭喝酒总可以办成。再后来，我突然想到可以策动广州、杭州等活跃城市搞“中国推友节”分会场，发挥网络优势，搞一个全国性的推友盛会。我和敏感词说这个想法时，敏感词和敏感词等人已经先想到并且着手准备了。

@xiaoshu19（笑蜀）: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但改变不可能从整体开始，改变只能是微观的，局部的，而且改变总是曲折的，是进三步退两步，甚至进两步退三步。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挣扎。但哪怕是挣扎，总比听命好，因为能挣扎，起码证明我们是活人。

广大秘密警察获取信息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冉匪等人被喝茶，国保还提到了二流歌手莅临福州云云。我方陆续接到消息，各地国保正在紧锣密鼓地拦截企图前往福州的网友，老虎庙、阿尔等敏感词被软禁在家。王大姐也被提前软禁，据说是这么出来的：她姐姐质问派出所，为何限制王荔蕻出行？派出所说，没人看着她呀？王大姐说，是吗？我瞧瞧。背个小包就出来了，飞速打车逃离北京……

@zhiyongxu（许志永）: 不能到福州现场迎接游精佑的推友们，请在自己所在城市一起饭醉，纪念74推友日。

“天天”说,她和我被指定作推友节的主持人，要设计台词和准备一些节目，准备网络、扩音等设备，以及和各分会场的联络方案，等等。我说至少要有三套方案：一、看守所中午前释放游精佑，二、晚饭前放人；三、半夜十二点放人，或者放了人,但被强行隔离，网友无法和游见面。此外还要考虑饭店毁约，实在找不到室内的，就只能在露天活动，节目也要随之调整。一夜无话。

7月4日凌晨天未亮时，王大姐、朱承志等人前去看守所等候游精佑出狱。迎接良心犯出狱这件事真好。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当局：你们认定的罪犯，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我们应该记住每个良心犯，无论是有名气的还是没有名气的。

我们其他人则前去预订好的“蟹老宋”准备开展饭醉活动。出发前我发了一推：中国推友节是每个推友的节日。请大家参与贡献智慧与意见。如何组织开展？设置哪些活动？如何与各地推友互动？如何评奖？等等。有任何想法和建议请通过标签 #74tyr 或者与会场联系。

“蟹老宋”大门紧锁，外贴一通知: “电路故障，暂停营业。”老板不敢出面。打电话问，他说：“我不在饭店，你下午来吧。”这时，在饭店门口的报刊亭发现一个国保，“天天”最擅长戏弄国保，拿着个DV紧问不舍：“你是国宝吗？你为什么斜眼看那些人（关注团）？你做什么工作的？来看啊，这里有个国保！你和谁一起来的？抬一下头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之后又发现了国保2号，我们前去搭话、拍照，他很快溜了。之后发现国保3号，一个50多岁高个男，前去搭话，他笑呵呵地说：不系不系，我接孩子的。装模作样地打电话。我们拍摄，他逃走，我们跟上；这些国保都比较狡猾，不轻易给正脸，我让天天去前面拍他正面，他如果回头，正好被身后的何杨拍到正脸。呵呵。对有充分证据证明对方是宝宝的，我们才敢这么放肆，否则早惹出大麻烦了。

在“蟹老宋”吃喝不成，旁边“有名堂”的经理拉我们前去就餐，我们坐下，点了酒菜。这时发现了国保4号，他装作食客在邻桌坐下，天天、刘士辉等又多次戏弄之。这个后脑勺有长长刀疤的国宝说：我陪你们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餐厅经理和白衬衫负责人，前台都保护着他，站在他旁边战战兢兢地看他颜色。天天拍他，前台女孩一身挡着保护充当美女保镖。从没见过餐厅如此保护就餐客人肖像权的。

我们事先跟经理讲了：“不许不给我们上菜，不许赶我们走。”经理当然答应，没准心想：这伙人提这个要求不是有病吗？放着一大笔生意不做，赶你们走干嘛！？

上了酒之后，国保1号就赶到了，跟经理嘀咕几句后，经理慌忙跑到厨房，然后跟我们装模作样地说：“没锅底了——”，我们说，炒菜也行，他说没有；我说快餐也行，他还是说没有。后来干脆说，没厨师了。有网友到冰柜里拿啤酒饮料，服务员马上去把冰柜锁上了！我们恼火了。我像总书记一样发飙了：“你们是没锅底吗？别的客人桌子上是什么？是没厨师吗？你们被谁威胁了说句真话不行吗？不要随便就变个理由去配合作恶！我生气的不是你们拒绝服务，而是你们随随便便就说谎来配合他们作恶！”我用手指着国保4号对经理说：“你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这么大一个饭店，秘密警察一句话，你们连生意都不敢做了，多窝囊啊！本来你们和我们都是受害者，现在你们却这么容易、这么不假思索地配合作恶！你们也不想想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

这过程中，王荔蕻、朱承志等从看守所赶过来了（看守所门口最多时至少有64人，现在只留几个人等待），刘士辉、墨墨、朱承志等继续与经理交涉。王大姐说，“游精佑也不让回家吃饭，推友也不让吃饭，非得逼大家游行示威才行? ”有人饿得不行，就分别到附近小吃部去吃点东西。中午是允许个人吃喝，不准集体饭醉；晚上就不一样了，这是后话。

大家拼命发推，这是一伙儿信息特权人士，软硬不吃的草泥马。从推特上了解到，福州已经成为中文圈最大的热点。看到王荔蕻等发的帖子：“福州第二看守所设在居民区，门外有一排数家小食杂店，今天接到通知，不许开门。幸亏游精佑家属带了一箱矿泉水。”“游精佑家整栋楼都被停电了。”我写了一推：一个政权作到这么蛮横，下流，荒谬和小心眼，确实不容易。

其实7?4这天，在福州遭遇的蛮横、荒谬和小心眼，才刚刚开始。

电也断了。屋内温度很高。没把我们饿走，想把我们热走。我们也决定再找找。佩戴好黄丝带，有的T恤上面印“七四推友节”、“我有说NO的权利”、“言论无罪”等字样，我们两人一排，长长的队伍沿着福州市的大街前进——找饭吃。

走出不到百米，有个“香蒸府”（网友们叫它“乡政府”），我和刘士辉律师详细地问了老板：“电不会停吧？气不会停吧？空调不会坏吧？菜和料都齐全吧？不会借故把我们赶走吧？”当然不会，老板拍胸脯保证，这个过程我们都录了像，还签定了书面合同，交定金两千。我还给他们讲“订金”和“定金”有什么区别。

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吹着空调、喝着啤酒，兴之所至，我和何杨唱起了《恋曲1980》和《生命中的精灵》。大家在等着一个刑满不释放的人。

@pufei（兲朝特色司法）：没犯罪也能抓，无证据也能判，刑满了也不放。

老板很快地过来说，派出所不让给我们做饭，押金全部退还，请原谅！我们说：刚刚保证的那么好，怎么这么快就违约？她说是派出所的指示，她也没办法！

推上好热闹，再录几条： @wenyunchao: 大家伙不妨啃着面包，一路找馆子坐过去，挑大馆子坐，某司一干预，店里的人就有机会知道网民案，当成一场行为艺术来玩。不断把荒谬放大，这是消解其统治合法性最有效的方式。推友们人数够多的话，不妨十人一组去找馆子，及时发布消息，拖死他们。

@lss007: 上上下下的人，在传达执行“不让他们吃饭”这个决定时，心中如何解释那份猥琐和下作？或者，他们有一种能折磨他人的快感？

@yangpigui: 建议福州推友：可以找一个当地人，让他（她）自个儿进餐馆点菜，点一桌子，摆好后推友一拥而入就餐，再让此人安全离开。

@mynamexu: 搞了近20年的市场经济了，然而食客们走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福州大街上，居然还不能按照市场规律用餐，这岂不是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巨大讽刺吗？

我们不走，不过这家饭馆没给断空调。没几分钟上来俩警察，说老板报警这里有人赖着不走。有网友上去解释说他们违约在先，我们在等他们的一个说法。警官看到有人摄像，过来就抢相机。草泥马们上前保护。

这中间有个插曲：豫平说有个国保混到我们队伍里来了，也带着黄丝带，用手机发推。在上个月法院开庭时，豫平看到这个人和国保手下的混混交头接耳。大家开始质疑他的身份，并认为我们任何活动都会被他泄露出去。我发了一条推，请大家鉴别。后来他还一直跟着我们，“天天”把他说走了。我事后觉得这样处理不太妥当：50多人临时聚集的网友，不应该追求队伍的纯洁性；虽然误伤的可能性很小，但万一误伤革命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伤害很大；而且我们一切公开透明合法，被搞破坏本来也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

离开这家“香蒸府”，我和天天、何杨、墨墨先回宾馆，一来天天的衣服脏了，要换；二来要和司机结账，三来要制作些标语。据推友描述，关注团找了第四家饭店，王荔蕻前去订饭，还没等她开口，那边经理就说话了：“大姐，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接待你们，因为公安局吩咐过了，不许接待推友团的人，我们也没办法，实在对不起”！再走十米就是个饭店，第五家了！进去问：能吃饭吗？老板非常客气的说:能，反口一问你们是旅游团的嘛？王荔蕻回答：“我们是推友团。”老板一笑：“大姐，抱歉，警察给整条街都打过招呼了，不能接待你们推友团的人，您慢走！”再没后话。最可气的是第六家，看到我们从门前经过，直接从里边把门锁上了，都不给说话的机会……

@liu_xiaoyuan（刘晓原）：“据游精佑妻子打电话告诉我，家属和网友从看守所撤离后，仍然不见他们放人。看守所的解释称，是他们的办公电脑程序坏了，而无法办理释放手续。”

借口总是这么可笑，不过更雷人的马上来了：我们四人和司机刚到如家酒店的716房间，马上来了警察要查身份证，我让他们先出示警官证，争执间，又涌进来五六个便衣，出了一个穿制服的，其他都是身份不明。他们声称，110举报中心接到举报信息，有人举报我们房间有人吸毒！嘿！真有想象力！不过我知道，的确有一些警察缺钱花了，就用这一招陷害良民。我们一方面发布消息，一方面持续拍摄，我一直向他们吼叫，指着他们每个人：“你们都给我出去！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没权利进入我的房间！都马上给我出去！”我大叫。有一个人出示了警官证，我让何杨记录警号和姓名。我继续喊：“他可以留在这，其他的你们都给我出去！出示了警官证才能进来！”

这些人去抢何杨的摄像机。天天和彭墨也非常威猛地上前保护。又强行拔掉我的手机充电器，我反抗。气氛极度紧张。我赶紧让王大姐率队前来声援。何杨赶紧想办法保护磁带，可房间被控制，根本无处可藏。穿警服的警察要求天天关机要抢手机，天天回：手机还吸毒？能转移毒品吗？

走廊里估计有20多个国保。我继续要求进屋的人出示证件，否则立即出去。他们看躲不过这一关，一个领导模样的示意他们出示证件。我们一个一个记录警号和姓名：
陈文强，120316；
陈明忠，120248；
王晓东，120568；
王彬，120246；
还有个没记姓名，120557

之后警察说：“现在该你们出示身份证了！”我说，“根据《身份证法》第15条，你们不符合查验身份证的法定条件，无权要求我们出示身份证。”警察们鼻子都气歪了。我们继续抗争，拍摄，又发生激烈争执。一个警官火了：“这还算好的，否则我们会毙了你！”这是实话，他们干得出来。如果不是后有援兵，我们5个人像艾未未那样被狂打是肯定的了。反革命气焰太嚣张了。

王荔蕻、刘士辉、田永德、操哥等全都陆续赶到酒店，但被分割成两拨限制起来。一拨在七楼楼梯口，另一拨在一楼大堂。酒店经理说电梯坏了，还装模作样地打电话找人来修。虽然只有十几米距离，但我们能听见走廊里的动静却看不到，几个国保把我们死死地挡在屋里。我们探头去望，也望不到什么东西。刘士辉被推搡、相机被损坏等情况，我们都是通过推特和电话了解到的。

不知不觉到了 “中国推友节”正式开始的时间，在气氛稍微缓和的间隙，我们发推来参与推友节的互动，推友被诬吸毒、被关宾馆、吃不到饭，这比原来准备的节目还精彩啊。

陆续收到北京分会场、杭州分会场、苏州无锡分会场、遂宁分会场、上海分会场的消息，非常多的中文推友密切关注着福州主会场的战斗形势。准备时间太短，否则广州、深圳、成都这些推友较多的地方肯定也会有分会场饭醉活动。

@tengbiao: 走廊的大部队喊，滕彪加油，天天加油! 我们回应，王大姐加油,操哥加油! @wlh832 楼道里在唱《团结就是力量》、《草泥马之歌》。

@tengbiao 楼梯外面喊，“我们要吃饭!”房间里喊，“我们要自由! ”里呼外应。

@youyuping: 现场有推友晕厥。警察依然不让所有人离开现场!我和推友。

@minyongjia在陪伴昏倒的阿姨。

饭还是吃不上，我们饿得慌。网上有人说可以叫麦当劳。大约晚上九点半以后，麦当劳送来了，不够吃。推友@tuixiaoshanshan送来水和面包。北京、深圳等地国保来到宾馆，要劝返各地推友。广东惠来的国保把郑创添接走。王大姐、何杨、天天被北京警方带到另一个宾馆去了，准备明天飞回北京。南宁来四个警察，强制带“乌鸦的天空”回去。在看守所门外，南京推友“无中生花”@fanfan816被警察强行推上警车，情况不明……

我们帮刘士辉向警察交涉被损坏相机的事情。那个国保想赖账，刘士辉对他说，扒了皮我认得你瓤儿。

大约23点10分得到消息，游精佑走出看守所，警察在跟踪游精佑及其家人。和游精佑通了电话，他说不方便前来见网友，非常抱歉，我说完全理解，先好好休息。

@liu_xiaoyuan: 刚接到精佑的电话，他说，从早上八时起，看守所就称电脑程序坏了。看守所的谎言也太低级了吧？

@wangxy1：电脑坏得真是时候。按照党要求的时间坏。

@lzuDarrell 实在很难想象，在没有使用电脑之前，那些关押在看守所的人是如何走出看守所的？覆舟当局，谎言欺世，行为卑鄙，下流可耻。

后来大家非常疲惫了，各自睡去，国保乘机逃之夭夭。

7月5日，刘士辉和墨墨去福州检察院，控告相机被毁坏以及数十人被非法拘禁的事情。我与游精佑又通了电话，他说人数不多的话可以见面聊聊。于是和肖勇、燕明、田永德打车前往。刚走没几步，接到电话说推友张扬@lanpijin被抓到附近派出所；我和肖勇立即下车前去援救。我要求一个认识我的警察立即放人，后来知道张扬被当地国保带回。

刘士辉和墨墨回来，加上我、朱承志、肖勇、燕明、田永德、高健，在马尾见到了游精佑。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对他表示敬意，向他介绍了围绕三网友案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我代表公盟感谢他在入狱之前给公盟捐款。他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他对所有声援此案的人表示衷心感谢。

回到“如家快捷酒店”，得知他们把70多岁的王大爷强制赶出，不让进屋三个多小时。我又大发脾气。报警后，两个不明真相的警察把经理批评了一顿：“你怎么能那么对客人说话？快点给他办入住手续，别找麻烦……”后来再来的警察就改了口了。无法继续入住“如家”，朱承志和王大爷到旁边的五六家酒店，都被拒绝：每次前台服务员拿出身份证到电脑上一扫描，就说，你这个身份证没有通过。好好的宾馆，有空房间也不敢给客人住；好好的饭店，有饭菜不敢给客人端上；食杂店，不许开门；大热天的，因为一个要出狱的工程师，整幢楼有电不给——不是亲身经历，真的很难让人相信。难怪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我特意和墨墨到民航大酒店去试试，前台小姐说有房间，我拿出二代身份证，墨墨拿出临时身份证。

前台小姐突然说：临时身份证不行。
我说：这也是有效的证件啊。
小姐说：不行。
我说：那我自己住，他不住。
小姐说：那也不行，你们是一起的。
我说：他不上来，他去找别的地方住。
小姐说：不行。
我说：因为你看见了他的临时身份证，所以我也不能住？如果我们一起有50个人，其中一个是临时身份证，其他49个都不能入住是不是？
小姐说：是的，都不能住。

我无语了。走出宾馆，夜幕降临。便衣国保在宾馆附近出没。这是2010年7月，中国福州。是为记。

自由朝鲜广播2010年6月29日援引朝鲜内部消息人士称，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近日突现大量谴责金正日体制的传单，会宁市保卫部紧急动员保卫部人员，到处回收传单。

消息人士称：“25日凌晨5点，会宁市保卫部向下书包委员们下达非常动员令，秘密地实施了回收传单的工作。”：“25日凌晨5点，道保卫部接到报告称，会宁市的某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传单，保卫员们正在彻底收缴传单。”：“会宁市保卫部当天上午11时完成了对传单的收缴和销毁工作。”：“道保卫部下令会宁市保卫部必须查明传单的来源并严格保密，不要让普通居民知道此事。”：“会宁市保卫部还在秘密地调查居民中是否有人捡到或读到传单并散布传单内容。”

如此看来，朝鲜内部的“维稳”，将开始大规模地针对国内普通民众。

此前，朝鲜的“维稳”，从公开报道的新闻上看，特征与趋向有三：一是以对官员的清洗来平息民愤；二是针对脱离金正日封建残酷统治逃奔西方、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民众；三是针对中国人。似乎很少见到朝鲜如何针对国内老百姓的“维稳”活动，相反都是动辄10万人对美国的示威游行等。

媒体报道，今年3月10日凌晨，朝鲜国防委员会突然召集劳动党副部长级、各省副相级以上高官乘坐大巴到位于平壤顺安区域的康健军校，在军校射击场里，曾经主导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和副部长Kim Tae-yeong被捆绑在一起。高官们一看他们就知道国防委当局要实施公开枪决。一名目击者称：“朴南基被保卫部人员殴打，脸部肿起来，连眼睛都睁不开。旁边有曾经负责货币改革实际业务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副部长Kim Tae-yeong被捆绑，嘴巴也被勒住。”审判部公布：“朴南基和Kim Tae-yeong两人并没有正确把握现实情况，盲目实施货币改革，这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经济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成立‘民族逆反罪’。”然后向每人发射9发子弹。

朴南基是在民意急剧恶化的时候突然被执行枪决的。他被枪决之前，朝鲜采取了关闭市场、禁止使用美元等货币改革后续措施，这致使国家机构和企业等接连关门，导致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一位中国企业家表示，“2月去平壤时发现，除了高丽宾馆和羊角岛宾馆之外，所有餐厅都关门，险些饿死。”该企业家表示，“劳动党下属企业中也有很多因得不到分配而停工，街头出现饿死的人后，朝鲜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特殊措施。”他所说的措施是指，人民军下令各军将军粮发放给驻扎地的饥荒地区，各地党组织也下令让指导员负责养活各个郡面临饥荒的人。据悉，根据这一指示，第一军负责黄海南道地区，第二军负责黄海北道地区，西海舰队司令部负责平安北道地区，他们开仓发放军粮，阻止了大量人饿死的事态。但恶化的民意并未因此而好转，而且也没有其他处理失败后果的手段，所以朝鲜当局只好把朴南基当成替罪羊。

这次，除朴南基和Kim Tae-yeong被公开处刑外，还有100多名高层干部因各种罪名被罢免，其中包括统一战线部下属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局长Park Gyeong-cheol.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可能一边推进大规模肃清工作一边宣传称：“干部作风不正导致人民生活困难。”朴南基被公开处决后，朝鲜干部社会饱受着其“后遗症”的困扰。据说，部分高层干部甚至愤怒地说“怎么能以这种方式处决劳动党干部”、“金正日彻底疯了”、“等到我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也会这样被杀死”。

朝鲜当局从处决朴南基后的4月份开始全面动员劳动党宣传部，发表控诉干部不正风气的演讲称“当今共和国是只有干部过得好的国家”，同时开始展开大规模监察活动，以杜绝干部不正之风。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干部社会从今年春天开始出现“缅怀金日成时代”的氛围。据说，很多干部露骨地指责称：“金日成时代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纷纷怀念“金日成时代”。朝鲜内部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从这种现象中可以看出朝鲜体制的支持者也开始渐渐远离金正日。”金正日将三次担任金日成责任秘书的崔永林（81岁）任命为新任内阁总理，和干部们缅怀金日成的氛围不无关联。

以对官员的清洗来平息民愤，成了朝鲜当局“维稳”的一招杀手锏。

近日，由朝鲜“脱北者”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NK知识人连带”表示，朝鲜已向中国东北地区派遣了60人，成立20个小组，逮捕已获得韩国籍的“脱北者”。

“脱北者”又称“逃北者”，原是专指从朝鲜亡命到南韩的人，现在泛指所有从朝鲜逃出来的人。据估计，在中国大约有1万1000名到3万名“脱北者”。据韩联社报道，“NK知识人连带”表示：“朝鲜称脱北者为越南者或叛逆，并指称他们在中国进行反共和国的阴谋”、“为了铲除这些叛逆，6月27日向东北地区派遣了60人逮捕组。他们由保卫部、保安部、侦查局的工作人员组成，每3人一组。”相关人士还说：“中国吉林省某市的缉毒小组6月29日逮捕了3名朝鲜人，并查出了携带的15公斤毒品，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嫌犯自称是前来逮捕脱北者的逮捕小组。”报道引述消息说，逮捕活动由朝鲜保卫部主导，目前在沈阳、丹东、长春、延吉等地展开活动。

自2009年11月开始，朝鲜对具有反金正日体制倾向的“脱北者”进行“扫荡”，“脱北者”失败后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譬如送去集中营羁押受虐，甚至被判为“叛国罪”而受到极刑，其在朝鲜的家属亲戚往往也受到牵连。

有分析认为，朝鲜以2009年11月下令暗杀前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为信号，开始了对“脱北者的扫荡”。前朝鲜劳动党秘书长黄长烨，是朝鲜叛逃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曾经是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的心腹，也是金正日的导师，负责他的教育。黄长烨对金正日的评价是：“金正日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为紧紧抓住权力会不惜一切代价。”黄长烨还认为，美国和朝鲜在1994年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要美国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金正日就会把援助用来制造更多的导弹和核武器，因为他绝对不是愿意和平相处的那种人。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李祚远表示，2009年11月至12月，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首席副部长禹东测和人民保安相朱相成先后访问中国，可能同中方就脱北者问题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在国内定居的脱北者暂时前往中国后失去联系的情况，仅今年就发生3至4起”。另据朝鲜内部消息人士称，朝鲜政府已经向各地区公安机关下达通知“彻底惩罚脱北者等民族叛逆势力”。此后，朝鲜全境开始大力查处与脱北者等外界联系的居民。生活在朝鲜中国边境的脱北者家属被驱逐到内陆，三、四年前被发现与外界通话的居民再次接受调查。

朝鲜政府并通过“民族和解协会”发言人谈话，一一列举韩国脱北者团体实名，公开威胁说“将成为第一个处决对象”。朝鲜安全部门一位官员介绍说，政府对脱北者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是由于朝鲜认为“以黄长烨为首的脱北者的‘反金正日’活动已经达到了威胁朝鲜体制安全的程度”。在“脱北者”散发的对北传单内容中，包括在朝鲜人人避讳的“金正日家谱”等。这些传单对继承人金正云的偶像化工作，是一项很大的阻碍。对北电台有关负责人表示，“脱北者出身的播音员用朝鲜居民容易理解的语言进行播音。在最近的脱北者中，有不少人是在偷偷听取对北广播后决心离开朝鲜。”目前，共有13至14家电台面向朝鲜播出。韩国内的脱北者人数即将超过2万，在中国等国，也有3万至4万多名“脱北者”。

针对脱离金正日封建残酷统治逃奔西方、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民众进行扫荡，是朝鲜“维稳”的一大重要而色。

此外，有消息称，朝鲜当局因为对中国的对朝谍报活动深感不安，2002年开始由国家安全保卫部组织实施“捕杀中国狗（间谍）”的行动。6月28日，朝鲜“脱北者”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NK知识分子连带”说，金正日2002年6月通过写给国家安全保卫部的信件下令，全体国家保卫部要开展“捕杀中国狗（间谍）”的工作。当时金正日指出，“随着经济困难，人们的国家观日渐淡薄。中国的坏蛋们趁此机会收买见钱眼开者，加强对我们的谍报活动。”消息人士说，正是从那时起，国家保卫部写给金正日的报告书上开始出现“中国的坏蛋”、“中国狗”等字样：“表面上似乎加强朝中之间用鲜血打造的友谊，但是事实上，他们把中国当成是敌对国家”：“保卫部进一步加强了对隐私旅行者、贸易业者、走私人员们的监管力度”：“当中国开始加强朝中边境地区的武力时，朝鲜当局认为那是中国和韩国合伙腹背夹攻，表现出极度的紧张。”

消息人士强调，货币改革后，朝中之间的不和谐音符日渐加强，中国对朝鲜的鄙视日渐凸现；随之当局下令，相比于韩国、美国间谍，更需要严格监督“中国狗”。

最近的国际新闻似乎也印证了上述朝鲜内部人士的说法。据媒体报道，2名中国商人在朝鲜慈江道晚浦市遭到保卫部的逮捕，在接受间谍嫌疑的调查过程中，6月20日被殴打致死。这2人是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商人，他们以旅游的名义抵达朝鲜，但却脱离了旅游的路线，进入军事装备的制造区，在军工企业的工人家中住了10多天，经举报，遭到逮捕，当时身上携带照相机和录音机。据悉，包括朝鲜族等不少中国人以旅游的名义前往朝鲜，然后脱离旅游路线，深入朝鲜境内兜售他们随身携带的商品，该行为被俗称为“跑单帮”。上述2名商人在逮捕时曾表示，照相机和录音机是兜售的商品，但是朝鲜保卫部不但没有接受兜售商品的辩白，反而活活地打死了2人。

朝鲜消息渠道说，事故后，朝鲜向中国方面交代了间谍活动和相关调查，中国则要查尸验证，但被朝方予以拒绝。

由此可见，朝鲜“维稳”的又一个特色，就是直接针对中国人。

2名中国人在朝鲜被打死并非偶然，6月4日朝鲜军队在边境也开枪打死了三名中国人。事发后中国媒体一直沉默，直到6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才证实了中国边民遭朝鲜军人枪击事件。并说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行了“严正交涉”。同一天，中国《环球时报》记者在丹东官方协助下报道此事。该报道说，遭枪击的中国船只在晚间开到朝鲜新义州附近，船上的边民用朝鲜语与对方来人搭话，在手电筒光照下，才发现对方是朝鲜边防军。朝鲜士兵没有确认来者身份就开枪了。报道中，《环球时报》还说，“据说这人是拿朝鲜护照长期在中国居住的朝鲜人。”《环球时报》引述当地不明身份的“知情者”说，中朝边界经常发生这类事件：“越界捕捞者或搞非法贸易的人员被朝方追赶时，有时因为紧张导致翻船淹死。也有时朝方人员上船查没时，中方人员与其发生争执而受伤等。”当地官方转述朝方解释：因“天安”号事件，朝鲜方面提高了戒备，中国边民讲朝鲜语，又身穿迷彩服，朝鲜士兵有可能以为是韩国间谍，所以就开了枪。据说，朝方表示“愿意慰问和抚恤死伤者家属，同时希望不要因为此事影响中朝关系。”

官媒的“朝鲜士兵有可能以为是韩国间谍，所以就开了枪”，似乎振振有词。但中国人在朝鲜境内被活活打死，理由却是“中国间谍”。不知道现在官媒又有何说辞？！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在中国被称为“抗美援朝”，至少数十万中国青年战士为援助朝鲜而牺牲。就在抗美援朝60周年的今年6月，多名中国人在朝鲜被打死，让人意识到牺牲至少数十万中国人的边际效益已经全部消失，朝鲜根本不领情，也不买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赫塔·穆勒在接受韩国文艺季刊《文学村》的采访时说：“朝鲜的恐怖、贫穷的规模和状态让人无法想像。感觉无异于大型收容所。”穆勒痛批朝鲜称：“朝鲜已告别历史与文明。”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朝鲜军队枪杀中国平民后评论，“俄国海军开炮打死许多中国船民还沉了船，这次朝鲜又击毙了几个倒爷，（中国）富了却仍被恶邻们调戏耻笑。”

这中外两位著名文化人的评论，一庄一谐；但都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