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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假博士学历被揭发后，又牵扯出他持有美国“西太平洋大学野鸡大学文凭”的事情。

说起“野鸡大学”，先得对“野鸡”作一个简单的定义。“野鸡”一个意思是指“虚假”，“野鸡大学”就是假大学，假大学发的是假文凭。在美国，大学的真假是由专门的学术资格认证机构来认证的，这在后面还将谈到。“野鸡”的另一个意思是指不正规，“不正规”看起来是和“正规”比较出来的，但其实正规和不正规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的程度区别，所以，真大学也有不很正规的。我这里要谈到的主要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野鸡大学”。

“野鸡大学”是美国文化的特色

在美国，这种“野鸡大学”的通行说法是“文凭工厂”（diploma mills）或“学位工厂”（degree mills）。有人说，“野鸡大学”有辱斯文，把“学位”或“文凭”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卖给有需要的顾客。其实，许多“非野鸡”大学做的也是这种生意，问题是，“野鸡大学”是没有得到“认证机构”认证的，由于不经认证，所以可以胡来，事实上也常常胡来，成为美国教育的牛皮癣。

有人要问，美国不是一个讲诚信的国家吗？怎么会有野鸡大学，而且还这么有市场呢？美国有野鸡大学，其实并不稀奇。首先，诚信程度再高的国家，也不会没有欺诈。其次，诚信越普遍，就越有人钻诚信的空子。在美国找工作，一个人呈交一份简历，包括学历、工作经验等等，雇主一般相信他的陈述，并不会去一一核查，要核查也往往是等他做了什么错事、坏事，让人产生怀疑之后，才觉得有必要去查。“文凭工厂”炮制学位，有的干脆卖一张文凭，外加成绩单，有的需要短期修课，最短的是五天，有的要求交几篇论文或做一些作业，总之，学生无须学习，或者只需要极少的学习，就能取得大学文凭。

知道一点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对了解美国的“野鸡大学”是有帮助的。一般意义上的“野鸡大学”，在美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产。在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大学都曾经是“野鸡大学”，最早的野鸡大学不是不合乎学术资格认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

“野鸡大学”改变了社会对知识的看法

美国大学由“野鸡”转变为“不野鸡”，并有所发展，要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不知道一个名叫特纳（Jonathan Baldwin Turner）的美国人和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的《莫里尔法》。

1857年，当时担任众议员的莫里尔（Justin Smith Morrill）起草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向每一个州赠与一块土地，以鼓励每一个州都建立一所工业大学。出售公地所得到的款项，可以由每一个州用于建立至少一个学院，学院的课程不排斥其他科目，并要列进军事学一科，还要有关于“农业和机工技艺方面的内容，……以便促进对工业阶级的通才教育和实用教育。”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了《莫里尔法》。现在的许多公立大学都是在《莫里尔法》的推动下创办起来的。

课程简单、学生年龄不限，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这是非常松散的大学学习制度。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新型大学的社会作用，它改变了美国人对知识和社会对知识需要的看法。以前种果树、养牛、种玉米被看成是不需要专门知识的，现在有了大学，从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了，知识和教育背景甚至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一个条件。因此，大学的文凭和学历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也就空前地多了起来。既然有需要，也就会出现供给。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波的“文凭工厂”潮，给那些需要文凭，但又不想真的进大学学习的人们提供现成的“学位”。1876年，主管美国教育的伊顿（John Eaton）称“文凭工厂”大学是美国教育的耻辱。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美国的学院或大学的数量之多，发展之快，是无与伦比的。1870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563所，到1919年达到近1000所，入学学生总数33万余人。到1935年，美国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1500所，学生100多万人。到196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2000所，学生超过300万人。而到197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接近2500所，学生超过700万人。这么多的大学，良莠不齐自然是在所难免的，而“学位工厂”便是其中最低端的。

“野鸡大学”和美国大学认证制度

美国大学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民主因素，获得知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他们上大学甚至不单纯是为了找到相应的体面工作。有许多职业工作，其实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但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做了，也不觉得丢分。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青年人大约有1/3要上大学，而欧洲国家的男女青年大约只有1/15或1/20是大学生。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大学生，就是说，并不是为从事某种专业而作准备的学生。”但是，也恰恰因为美国大学生太多，所以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市场上的机会就受到挤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买文凭便成为他们补偿自己不利条件的一个手段。正是因为社会中有对假文凭的需要，“文凭工厂”这才因缘时会，涌现出来。

20世纪，美国出现了第二波的“文凭工厂”大发展，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1944年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 Bill）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一下子吸纳这么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当然并不是人人进大学都是为了学习知识的，有的人只要文凭，不要学习，文凭便成为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唯一实在凭证。更有不上大学也要文凭的，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文凭工厂”自然也就大有发展的空间。当时的“文凭工厂”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国会在为朝鲜战争退伍士兵制定类似于“军人重新安置”的法案时，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提供这项服务的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学术资格认证机构规定的标准。学生只有进入这样的学校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今天。美国对大学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也从此才慢慢建立起来的。

要求大学必须得到学术资格认证机构的认证，这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美国的认证机构都是民间私营的，认证机构本身就有野鸡的，因而被称作为“认证工厂”（accreditation mills）。野鸡大学可以找野鸡认证机构认证，有的“认证工厂”甚至本身就是“文凭工厂”自己开设的。这些野鸡认证机构当然不只是认证野鸡大学，它们往往采用“搅拌式”造假的办法，既认证真的大学，又认证假的大学，把它们搅拌到一起，弄得真假难辨。

美国“野鸡大学”的危害和防范

21世纪，科技发展，信息公开、畅通，按理说核查一个大学的真假应当比以前容易，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文凭工厂”的欺骗问题反而更严重了。这主要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一个大学来，做出来的大学网页可以跟正规大学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学校往往东躲西藏，有的干脆在美国司法权管辖之外的地方开办，而且经常是开一阵子，骗到一笔钱后就关闭了，然后再换一个名字，另行开张，就算要追查它们，也难以找到业主，使得追查十分困难。

在美国到底有多少“文凭工厂”，谁也说不清楚，原因是，一来这种大学都是躲躲藏藏的，二来从这种学校得到学位的人一般都是三缄其口，不愿多说。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说，每年“文凭工厂”的进账高达5亿美元。俄勒冈和密歇根是公布“文凭工厂”名单的两个州，前者的名单上有260所，后者的名单上有600多所，如果统计美国所有50个州，数字一定十分庞大。究竟有多少人从这些学校里得到过学位，获得过文凭，更是无法统计。美国参议院的“政府责任委员会”（GAO）的一项调查发现，联邦政府雇员中，从某3所“文凭工厂”获得文凭的就有463位，从其他“文凭工厂”获得的还不算。8个联邦机构中，有28名高级雇员的文凭是从“文凭工厂”得来的。GAO调查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远远低于实际的数字。尽管确切数字的资料十分有限，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见一斑。

美国是一个重工作能力胜于重学历的国家，人们对“文凭工厂”发放文凭，对社会有何危害，认识并不很清楚。所以，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了解“文凭工厂”对社会的危害，这本身就成为必要的社会启蒙。

认识到假文凭的社会危害，下一步便是如何察觉和提防。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察觉和提防至少在信息技术上不再是一件难事。工作单位在挑选人员时，应该仔细核查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例如，2004年5月11-12日，美国参议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了听证，2004年5月11日GAO发表调查报告，在这之后，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办公室”制定了一些新政策，规定只有经过联邦承认的认证机构所认证的学校才能获得为培养联邦雇员专用的联邦款项。而且，在人员雇用和提升时，负责官员也必须更注意履历中的有关资料。

在美国，有关假文凭的法律是在各州自行制定的，有的州紧一些，有的州松一些，“文凭工厂”大多开设在法律较松的州里。州立法机构充分重视“文凭工厂”的危害，对其进行限制，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例如俄勒冈州禁止在州内申请工作时提供假学位，第一次初犯会予以警告，第二次再犯，便处以罚款。如果别的州也照此办理，那么“文凭工厂”的生意应该是会大大减少的。

贝克汉姆：“天哪，球都进了这么远了，裁判啥眼神？！”（虚拟台词）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终于落下帷幕，球迷的欢喜或悲伤也都可以告一段落了。其实，除了感受足球本身的魅力外，关注者还因为专业以及知识背景的差异，从足球里看出不同的东西。从法律的角度看足球，也颇有值得一说的一些道理。

竞技体育有着跟法庭诉讼很类似的特征。由于双方都力求赢得竞争，就需要设置公平的比赛规则。其中裁判的中立性至关重要。一句著名的法律谚语说：任何人都不得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中充任法官。这一点也适用于足球比赛。在一国的联赛中，要避免选择来自俱乐部所在地方的裁判；在国际比赛中当然也不得由比赛国人士担任裁判。不仅如此，利益关联的排除还要考虑一些更复杂的细节，如潜在竞争对手之间的回避等。世界杯甚至还涉及到国际政治因素。朝鲜与巴西之间的比赛，假如指定来自美国的裁判就可能引起争议，如同阿根廷与德国的比赛，不宜安排英国人执法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法律制度设计中，裁判者的中立性却完全受到忽视。现行司法体制完全与行政区划相重合，使得法院在利益上与所在地方千丝万缕，在决策偏向上不得不受制于地方权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无法自主地选择中立的裁判者。因此，杨佳案只能在上海审理；李庄案逃不出重庆地面。经济纠纷或者在本地法院，或者在对方所在法院，法院也都各为其主，于是公正的司法就难得一见了。在涉及公民状告所在地政府的行政诉讼中，这种安排的结果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你如何能够想象一个受制于本地党政的司法机构可以保持基本的中立和公正？

足球比赛与司法过程还有一点可以比较，那就是裁判的终局性问题。在德国与英格兰的比赛中，英格兰队本来打入了扳平的一球，现场录像迅捷的回放显示那个球越过球门线的距离绝非毫厘之间。但是裁判硬是未判进球。假如判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士气大振，结果怎样还真是未可知呢。事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为裁判的错误向英格兰道歉，但是结果却无法更改。许多球迷对于这种错误显而易见却死不悔改的做法很是不满，也有很多人呼吁引进高科技手段以减少错误判决。实际上，国际足联的考虑是有着深刻的制度意蕴的。假如裁判在比赛现场所作的判决可以在事后由某种“权威机构”加以改变，那么裁判的权威就会受到伤害，比赛后各种力量就会加剧非制度性的角逐博弈。是人都无法避免错误；你无法保证事后的委员会所作决定百分之百地正确。况且比起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场裁判所受到的制约，委员会的运行过程更可能变成暗箱里的操作。在无法做到完美的前提下，我们只好对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利弊得失作出权衡和选择。在我看来，维护裁判决定的终局性是更合理的。

相形之下，我国司法判决的终局性简直可谓荡然无存。长期以来，我们信奉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有错必纠”。无论哪个级别法院作出的判决，也不论其中错误的类型和大小，错误的发生是因为司法官员的失误还是由于当事人自己的原因，都可以推倒重来。这种初衷美好的设计导致的结果却是整个体制稳定性的动摇以及司法权威的全面丧失。前面，我们不去追求司法角色的中立性和裁判过程的审慎和透明，后面又设置各种途径，激励人们去设法推翻已经生效的判决。由于推翻判决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于是败诉者就付出巨大努力去推翻判决。当目标实现后，原来的胜诉方又成为失败者，当然，他也可以再努力去推翻这个新的判决。于是，道路奔走，权门呼号，上访者壅塞于京师，地方官临敌于省道……由于实际能够推翻判决的情况并不多，结果造成“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最终怨声载道，甚至民怨沸腾。古罗马的那句谚语也许值得玩味：“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

每次世界杯，看着韩国、日本这些邻国在这个大舞台上尽情表演，都不免为中国足球感叹。为什么我们这泱泱大国却总是在门外徘徊，惟一进入的一次，还在小组赛就拎着一筐鸡蛋打道回府？除了足球技术本身的原因，制度中是否有些因素让我们的足球水准难以提升？例如球迷，虽然有人总爱说我们有最好的球迷，但是说实话，我们的球迷也许是世界上最容易倒戈的一群。无论是俱乐部赛事，还是国家队之间的比赛，都常见在本队失球后，球迷群起为对方加油的情况。记得孙继海、郑智等在国外踢球的球员都感叹过那里的球迷对球队的忠诚，甚至有传承数代的拥趸之家。上赛季德甲最后一轮比赛，柏林赫塔此前已经降级，但是我们在直播时看到的时主场座无虚席，在最困难的时候，球迷们与球队坚定地在一起。在我们这里，同样的情况下，球迷恐怕早已背弃，观众席上散落着的几个球迷还在高声地谩骂本队。球迷对于球队的忠诚是否受到诸如一国土地制度的影响？当我们没有了地权，对于家国的热爱就失去了根基，那种任何时候都不弃不离的情感也就成了无源之水，难以产生，即便有一点也难以维持。

在历史上，“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与法语中的“droit”既有“右”的意思，更是“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显然，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本为“众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应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落为“两家争鸣”（胜负已成定局），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直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完全胜出。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和约束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谁都知道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没收资本之后继续没收知识。其结果是，社会陆续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政治话语占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仅失去说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的自由。当社会被国家机器化，人们变成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螺丝钉。螺丝钉虽然也有大头儿子一样的脑袋，但它并不用来思考。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迷途知返，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虽为世所用，然而他们不必“按需思考”或者“奉旨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在经济市场之后也有了意见市场。

失衡的思想

无论是突破自由底线的极左，还是突破平等底线的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出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中从此湮没无闻。

2006年，笔者在柬埔寨旅行，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至今未愈的破败以及极端年代留下来的创伤。在首都金边，由于电压不稳，上网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时常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深受法共《人道报》熏陶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必须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它生产矛也生产盾。法国有罗伯斯庇尔，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萨特，也有阿隆。法国从来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谁会相信今日法国人真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国民阵线？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与力量。从这方面说，从制度上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自由表达，能够自由组织，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语与法语中，“右”还具有“权利”之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的本质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不可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使民众变得无知无为。

对立之中也有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早期的人类，站起来行走，头顶星空、脚踩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行动者人这一层面。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前进，人始终如一是出发点。

换言之，“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思想如何解放？

有时候，政府会站出来鼓励思想解放。当说，世间万物，论及本性，都是倾向于“解放”或者自由的。比如，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是发乎自然而且美好的自由之声。又比如，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把一颗种子埋在瓦砾之下的土里，每天浇水，种子便会从瓦砾之下钻了出来。同样，如果把种子装进坚硬的头盖骨里浇上水，种子会有惊人的力量将头盖骨分开。种子的信念，让我们看到自由生长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自然自发的秩序怎样丰富我们周遭的世界。

思想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由思想者。不幸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一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动力和活力。为什么有人会失去其自然的禀性？显然，这和人的另一个天性有关，即人都有自私或者趋利避害的倾向。如果一个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会放弃这种禀赋的发挥，宁愿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被奴役”或者“抛荒”的状态，让私田长草。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随意向地上一抛，跳蚤能从地面上跳起一米多高。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个盖子，让跳蚤跳起来会撞到盖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盖子。过一段时间后，拿掉盖子就会发现，尽管跳蚤还在继续跳，却再也跳不到一米高了，直至结束生命都是如此。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跳蚤们已经调节了自己蹦跳的高度，而且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愿与盖子“白头偕老”，不再改变。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将这种“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韦尔奇说，世界是弱者的，因为弱者学会了适应。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适应绝不应该是上述跳蚤式的适应。

由此不难发现，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盖子。一是实体之盖，这是外部环境，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发挥；另一个则是虚拟之盖，它像一张无形之网，通过自我设限或“体制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概念）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与“绝望”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维定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一方面自己赶不上时代潮流，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他不受“虚拟之盖”役使的人们追赶时代潮流。

鉴于虚拟之盖与实体之盖的存在，解放思想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与建设。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自由思想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解放思想同样意味着人性的复苏。尽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不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积极地维持心中的光和热，使自己处于一种“思想解放”的状态。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环境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不至于在环境有积极变化时，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觉中拖时代进步的后腿。

其二则表现为对制度环境的改善，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正如婴儿生来会啼哭，尽情表达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而且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说，来自民间的草根思想、观念不仅不需要“解放”，反而会对来自公权部门的具有强制性的“解放”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思想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社会领域，权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为此，政府倡导思想解放，其意义更多在于从行政层面凝聚“改革共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对于社会而言，其所希冀在于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不设禁区。

进一步说，思想解放的获得，有赖于人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设。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草色遥看近却无。历史的波澜壮阔，无不源于日常的积累与生长。当我们回顾自小岗村农民按下血手印以来中国流行与风尚之变迁，亦不难发现，这个社会早已通过其润物无声的点滴之功走到了官方号召的“思想解放”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前面。

两德统一后十年，几位关心环境问题的中国人访问了前东德地区。专程赶来向他们介绍情况的夏尔乃先生是一位作家，严格地说是一位前东德的异议作家。因为他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并绕着弯、打擦边球地写文章，要把环境污染的严重情况告诉人民。而当时的共产党政府把真实情况定为国家机密，禁止公布数据，发表评论。

前东德把经济增长置于环境保护之上，听上去很象发展是硬道理。在前东德，产品价格不含污染成本。因为污染成本全都转嫁给民众了。既然如此，不污染白不污染。这也跟中国的现状相似，听起来很熟悉。共产党垮台之后，东、西德宣布统一。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东德的污染问题严重得简直超乎想象，大部分的河水受到废水污染，土壤被毒化；将近一半的森林已经死亡、或者处于垂死状态。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东德的问题。在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在波兰，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经不适于耕种。贯通华沙的维斯杜拉河已经变成了一条毫无生命的废水道。而且在波兰几乎所有河流的河水都不再适于人类使用。其中50%的河水，其毒性之重、甚至不适于工业使用。

在前苏联，有102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超过安全标准十倍以上。大量的河、湖遭到工业污染。世界第一大湖里海既被污染又急剧萎缩。大规模调水工程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新的贫困和荒凉。

新上任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演说中悲叹：祖先留下的土地，如今堆满了工业废料，捷克已成为欧洲最恶劣的环境。

让我们再回到东德。环境专家们制订了一个紧急计划，要求立即拆除成百上千设备陈旧、污染严重的工厂，检查大约一点五万处有毒废料的倾倒场地。据这些专家讲，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其规模就好比经过一场化学战争之后重建一个国家，费时大约要十年，花费要数十亿马克。这是当时的估计，后来花费的资金十倍不止。

几位关心环境问题的中国同胞所访问的贝特弗尔德市，156座化工厂就关闭了120座，还得要拆除，总投资50亿马克。也就是说原来估计几十亿马克解决整个东德污染问题，事实上也就只能处理一座城市。

拆除贝特弗尔德市这120座化工厂相当麻烦，不仅要处理数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和废钢铁，有些厂房还要包装起来拆，怕拆除过程中扩散污染。拆除了厂房还不算完，还得消除残留污染。

生产合成纤维、杀虫剂、洗涤剂、塑料、橡胶等产品，需要使用大量的氯。氯的生产过程中需要汞的传导作用和催化作用。一部分汞就随废水排放了，残留在土壤中，或渗进地下水系。

中国访客们参观了一个氯厂，然后写道：拆除费用3千万马克，厂区内的石头都含汞，附近为修铁路，挖到成片的汞。为清除厂区土壤中的毒物，正准备挖地3米，挖出的土壤每立方米需要4千马克的处理费，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是18000块钱左右。如果真的掘地3米，那处理每平方米地面就需要耗资5万多人民币。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不计代价、不惜工本的根治措施，十年以后，贝特弗尔德市环境明显得到改善。两德统一以前的1989年，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总量是8万多吨，十年以后仅仅是1千多吨，减少了将近99%。废水每天的排放量89年是20几万立方米，十年以后是不到2万立方米，削减了90%以上。最值得称道的是汞的排放量减少到1.3吨，只占十年前的万分之四。曾经被称为全欧州最脏的贝特弗尔德市，现在已经告别了污染，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前东德的治污之路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制度转型，污染才可能得以根治，制度是绕不过去的。

这几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跑到重庆去，媒体报道的消息不少，我估计这个“救火队长”下重庆，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中央要搞西部大开发，重庆是一个重点，从党内暗斗来说，胡锦涛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宏伟目标稳住薄熙来，也的确比较好，问题是，好大喜功的薄熙来，在扫除了重庆的反对派之后，最担心的不再是汪洋留下的旧班底，给他捣蛋，而是极缺资金，他要用房地产业引领其它产业发展，走大连建设“北方香港”的老路，更需要钱，故多次请求中南海支持他，显然，在政治局内，有关向重庆投资拨款的问题，争议很大，也僵持了许久，目前大概统一了思想，即以国家银行放贷的办法，支持重庆，当然温家宝，李克强都不便帮他，能够出面的就是王岐山了，这不仅是因为王副总理也是红色革命接班人出身，易于镇住薄熙来，而且，他以往的经验和成绩在党内普遍得到认同，于是，伴着风声雨声，王岐山来到了重庆。

据新华网报道，王歧山参观了重庆银行后，又来到了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进行参观。他在此间的一席话，透露了此行的用意，他在重庆长志汽车接插件有限公司时，企业负责人向他汇报了企业的经营情况。他表态说，“现在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贷款，厂房是租赁的，无法抵押，设备抵押贷款办理相当困难。企业技改资金压力大，而且流动资金也极为短缺。”我想，他讲这番话的更深的含义是，重庆目前向上级打报告，最想要的东西就是钱！果然，他又说：“贷款难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我把金融系统的领导都带来了，大家会研究这些问题。”至此，我的上述判断已经得到证实。新的问题是，薄熙来急需多少钱？可能他自已也讲不清楚，反正越多越好！只要我们看看近期重庆媒体的报道，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薄熙来不是在大举建设一个直辖市，而是在开启一个新的国家，当然，对钱就要狮子大开口了！而且，近日，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承认，该市自2001年开始，就是“破产财政”，欠债400亿元，而每年收入才100亿元，再加上薄熙来2007年12月到重庆后大搞运动，抓捕企业老板，伤害了经济建设，重庆财政雪上加霜，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颇为类似文革结束之时，即使用廉租房建设项目骗取国有土地，违背国家政策，私发46亿地方债帣，也不能补上天大的窟窿！

新华社的报道说，结束考察后，7月8日，王岐山在重庆渝州宾馆主持召开了金融形势座谈会。在会上，王岐山听取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发言。会议真实的内容没有细节上的披露，只是官样文章地说，王岐山指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还存在诸多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要进一步转变金融发展方式，深化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创新，改进金融服务，加强金融监管。“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要处理好保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就等于说，王岐山很担心重庆大跃进式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故他强调，当前，对贷款结构和均衡性问题要保持清醒认识，小企业和农业贷款困难状况仍未根本转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工作要立足当前，努力解决小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贷款难问题，加大对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控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投放。可能王岐山不知道，中南海高层制定的原则，政策固然不错，但到了下面，经过层层曲解，必然走样，比如他说贷给“三农”，贷给中小企业，但他一离渝，薄熙来就另有用途，如同他在大连一样！他动辄欺骗朱镕基，把国家调拨的专项资金改用种草坪，修广场，制造槐花灯等，中央有什麽法子呢？中国的事情，一切都是下面各级官员具体去做的，而政治体制又没有制约和监督，官员手中的权力很大，没有几个人不是阳奉阴违，假公济私！我想，这回，王岐山前脚走，后脚就会变了花样！总之，薄熙来的伎俩和骗术是，先把钱拿到手，其它再说！这方面的事例太多，我不便列举！王岐山真是应当小心点啊！

报道还说，王岐山表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期，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是我们发展的希望和信心之所在。要继续落实好“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不断完善商贸流通网络，充分挖掘农村市场潜力。但是，王岐山回避了更重要的问题：贫富两极分化。前几天，薄熙来承认重庆有大批市民过端午节连粽子都吃不起，但是，他儿子薄瓜瓜在西方读书，一年的学费要多达数十万元，还不算他玩马术，橄榄球和玩洋妞的钱！看来，不首先解决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再“送家电下乡”，再“以旧换新”，也化解不了根本矛盾，社会危机！事实证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国家给重庆贷款越多，文强之类的贪官就越多！只不过文强死后，贪官变得更狡猾罢了！重庆的贪官会想，我紧跟薄熙来，他就不会抓我！10个贪官中才有一个倒霉，为何我能变文强？！所以，薄熙来搞得建设项目越多，王岐山给重庆的钱越多，当地的贪腐大案就会越多！

国内新华社的媒体还披露，在座谈会上，薄熙来说，重庆正按照中央要求，精心打造西部金融中心，营建开放高地，岐山副总理带领各部委和银行的负责同志来渝指导，对重庆的对外开放、外经外贸、金融工作以及城市规划建设都给予了鼓励，提出了要求，我们要认真领会，抓好落实。

我注意到了，自负傲慢的薄熙来，这次把王岐山叫成“岐山”，很是诡异，我们不要小瞧少了一个“姓”，这可亲近多了！我想起他在大连时就有一个特点：当需要利用某位领导时，就满面笑容，也省略了“姓”，直呼其名，那才叫甜呢！但是，我奉劝王岐山对此要头脑冷静，清醒！他要注意，薄熙来刚刚讲的两个词：“中心”和“高地”，他不论在大连，还是在沈阳，从不把同事和上级领导真正地放在眼里，从不把他掌权的一个城市当成基层对待，他所说的“中心”，是政治金融文化等一切的“中心”；他讲的“高地”，是思想和地位上的“高地”，王岐山只要找出前几天的《重庆日报》，就能看到这样的标题：”重庆在中国的地位，就如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终于看到了，薄熙来哪是在搞什麽西部大开发，他是在搞“政绩”，抓资本，另立山头，搞分裂！

重庆的媒体还说，黄奇帆在座谈会上汇报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我注意到了，薄熙来用这种办法，在抬高自身的地位，原本他应当亲自汇报，但他讲了开场白之后，让黄奇帆代劳，以示他和王歧山平起平坐，我以前在国内参加过许多类似的会议，像这种汇报方法是绝对犯忌的！这从另一面也透露了薄熙来在中南海还有后台！王岐山对此方式能够接受，说明他以后的前程也具有不确定性。

果然，黄奇帆借机大肆吹捧薄熙来，他说，重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314”定位，国务院3号文件、两江新区、统筹城乡试验区、西部大开发、西永综合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三峡库区。围绕这些机遇，重庆主要抓了五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建设；二是，着力打造制造业基地和商贸服务基地；三是，以民生为突破，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四是，打黑除恶，扶正祛邪，一年时间侦破了500多起命案，100多名公检法司干部被查出，做到了司法正义、程序正义。五是，唱读讲传，提升干部群众精、气、神。

实际上，这些使人耳朵起膙子的陈词滥调，王岐山早就知道了！所以，他说，重庆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工作做得非常好，取得了显著成绩。相信重庆在下一步工作中，会以西部大开发会议为契机，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但我认为，这段话并非发自内心，他对薄熙来也充满警惕，不然的话，他为什麽不说，重庆是在“熙来”的领导下，而是强调集体领导呢？薄熙来称他为“歧山”，他并不领情，亦不回应，反倒给他一个软钉子吃！这说明，王岐山绝非等闲之辈！这个30多年前和包遵信合编推出“走向未来丛书”的知识精英分子，可能早就看穿了薄熙来的狼子野心和本质！

报道还说，与王岐山同行的官员阵容很是壮观：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海关总署长盛光祖、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商务部副部长钟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招商银行副行长张光华等人均在。我想，他们都应当明白：现在，似乎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之时，也是政治滞后，内忧外患之际，当务之急，不是西部大开发，而是开启民主进程。薄熙来以毛泽东的极左思潮和虚假的“唱红打黑”，“杀富济贫”，忽悠了中国的老百姓，并通过所谓的“就地免职，竟聘上岗”方式，大换血，使重庆公安堕落成了地方武装，值此民心浮动之时，如果资金上再对其大举输血，将是为虎作伥，重庆已演变成了“陪都”，中国离分崩离析的日子不远了！

2010年7月11日于多伦多，7月14日修改。

近几年来，诗人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是老愤青一个。

 

北岛说现在是老愤青一个。

 

诗人北岛说，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

北岛在香港

北岛的书房设在海边的一个酒店公寓中。从书房窗口望出去，是一片怡人的蓝天海水。门口开放式厨房收拾得很干净，北岛常在这里给自己煮方便面当午餐。书房距离北岛在香港的家步行约七八分钟，穿过街区公园即可到达；坐小巴十分钟可到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

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穿着夏天气息的蓝色短袖条纹衬衫，偶尔用手拍拍被刚完成的新书《城门开》累伤了的腰，我指指窗外楼下酒店的碧蓝泳池，问他是否有去游泳，他摇摇头说不去，但有空会到健身房跑跑步，60岁的他笑起来时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精神矍铄。

《城门开》写的是北岛记忆中的北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作缘起于2001年父亲病重时北岛在阔别多年后的第一次回乡之旅。飞机降落，万家灯火涌进舷舱，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这片生育过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连家门都找不到。在故乡，他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在新书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

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写于1994年的诗作《背景》中，他说，“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其实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那是回不去的绝望感。后来又有诗作《回家》，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饱含浓浓思乡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写下《黑色地图》，家已经变了，回乡治好了思乡病。

2008年，北岛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定居香港。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北岛说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住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现在的北京毫无依恋，“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

对于故土，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60岁的人倔强地否认着落叶归根的情结。而在书房楼下的粤菜餐厅，我们闲聊的话题从头至尾却几未离开过故土。在每一次话题即将陷入沉默时，他问起内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状况，问起房价物价，甚至对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也很好奇，他们还会不会相亲？

北岛曾答应将自己一篇关于摄影的访谈给韩寒办的杂志《独唱团》用，没想到却遭到几个文人朋友的反对，他又好奇地打听韩寒到底是个怎样的年轻人，“我开始关注他的言论，他在变，变得成熟了，但最终到底能走多远，还不好说。”

去年，北岛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他写道：“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在文章的最后，北岛说：“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但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批评者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告诉我：“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

今年4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香港城市文学节上，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台下听众阵阵笑声。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紧锁眉头端坐其中，他发言的主题是《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

在4月的城市文学节上，当面对香港年轻人对北岛不着边际的提问时，我坐在观众席间，隐隐为台上诗人的孤独而担忧。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本教的是诗歌写作，后转为诗歌翻译与欣赏。除了教书，他在中文大学主要负责每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节，并主持“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诗歌推广项目。写作，办刊物，通过一系列诗歌活动改变香港的文化生态，并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所贡献，是北岛如今的心愿。

近几年来，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临别时，问起北岛对居住及工作在香港是否满意，他略微沉默后，回答说这是与北京的最好距离——他还是不小心泄露了心中的秘密，故土难回，但北京仍是他与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言和的参照物。

“漂流已是我的生活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香港生活，有想过回大陆教书吗？

北岛：一直有各种邀请，包括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但不能回去。中文是我的母语，如果有机会回馈这块土地，当然是好事，这要靠机缘了。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在香港教书做文化活动也挺好。

南都周刊：你的新书叫《城门开》，是不是寄托着海外游子渴望回乡的情怀？

北岛：书名来自一首童谣，原意是如何从城门外进入城市，但我换了角度，从城里打开城门，欢迎像我这样漂泊的游子，无家可归的游魂，还有对过去时的北京感兴趣的人。这是我用文字重建的北京，即是虚构的城，也是真实之城。

南都周刊：2001年你回了一趟北京，写了一首《黑色地图》，似乎也透出一种归乡情结。

北岛：2001年底第一次回乡之旅感情很复杂，这首诗题目就自相矛盾，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这行当的好处是，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园，重建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南都周刊：最强烈的想回家的冲动是什么时候？

北岛：漂泊那些年，我会想起胡同，北京的气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我的思乡病了。后来也回去了几次，但现在对北京没有可依恋了。不一样要归根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这种漂流稳定多了。漂流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地理上的家。现在的北京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标本，和我的童年记忆完全隔绝了。

南都周刊：之前有媒体称你在香港是“此刻离故土最近”，希望更近一点吗？

北岛：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我周围的朋友回去后，也证明他们的状态不是太好。

南都周刊：张枣（诗人，今年3月因病去世）回国时，你劝阻他说“回去了就意味着要放弃诗歌”，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北岛：他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他也曾是《今天》杂志编辑，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这跟他的个性有关，太容易受环境影响，生活状态，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体制化比较严重，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保持一定距离，有清醒的状态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没什么限制和顾虑。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做一点事。继续办杂志，组织香港诗歌节，做文化活动，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

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南都周刊：你从40岁离开，绕了一圈回到香港。香港是终点吗？

北岛：我认为在香港比较稳定，人永远是居安思危的。可能还会继续走，不会认为香港是终点，是永久居留处。这么多年，在路上已经变成了生活的方式。会在香港住一个时期，以后去哪，是个未知数。

南都周刊：香港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你在与香港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会有孤独感吗？

北岛：内地的读者会比香港多。在商业化环境中，内地的诗歌读者也很有限，香港年轻人读书少，这是香港社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做诗歌节，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计划，也希望改变香港年轻人的状态。这几年，香港年轻人在改变，虽然有限。没有诗歌的生活是挺可怕的。“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概念也是为了让年轻人知道物质的生活乐趣是有限的，希望他们能过一些与诗歌有关的精神生活。

南都周刊：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北岛：香港没有像样的诗歌活动和诗歌杂志。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对物质主义人们会厌倦，人们会有互动关系，吸引更多年轻人读诗。像日本诗人谷川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工作坊，请各大学的学生、老师、市民来，我们出中日文对照的诗选，来之前把书做好，有专家导读，细读。谷川到的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会做赏月，他会朗诵，我也会朗诵，还会有古琴演奏。

南都周刊：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香港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北岛：是的。但是想法要慢慢实现，不能简单地批评、指责，要改变这个环境就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接下来会有大规模的国际诗歌节相配合，让诗歌成为香港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对过去的反省

南都周刊：《城门开》回溯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写作时会有意识地删除不想记住的内容吗？

北岛：记忆往往带有功利性和选择性——记住愉悦，忘却痛苦，比如1976年7月27日，我妹妹在湖北因为游泳救人时淹死，这样的事件就在记忆中被冷藏了，写作就要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本书最后一章《父亲》，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这主题太复杂也太沉重。我一直拖，拖到今年5月，才终于在柏林完成了。写这一章很痛苦，不仅是时间精力的消耗，更是感情的付出。换个角度来说，正是通过文字本身，我和父亲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南都周刊：书中提到你在“文革”时曾揪出一名熟人的“历史反革命”，并将其剃成“阴阳头”。

北岛：这也是处于冬眠中的记忆的一部分。我犹豫过，是不是写出来，初稿时没有这段，修改时想了很久才决定放进去。所谓真实就必然包含了残酷，写作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省，尽管从本能上总想回避。理解“文革”时青少年的残酷性，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人们是在后天中获得道德、教养和自律的。这涉及关于“文革”的反省方式。作为这场暴力革命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能只是简单指责别人。

南都周刊：这是一种忏悔吗？

北岛：是一种忏悔，如果忏悔与负罪感相关的话。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种现实，不可否认的现实，谁也无法从中逃脱的现实。写出这段经历，让我自己感到某种释放与解脱，它在我内心留下很深的阴影。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个人事件，我希望人们能从更复杂的层面来认识“文革”。

南都周刊：那么你觉得所经历的最好时候是何时？

北岛：70年代，大家在地下挣扎；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90年代出现分化，有个人的，也有历史转折，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缺乏开放的、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

“大家都犬儒化”

南都周刊：你编的《七十年代》引起过关于知识分子分化的讨论，你们那一代人是否正在放弃理想？

北岛：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北岛：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南都周刊：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国内文化界的？

北岛：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

南都周刊：与你同一代的刘再复先生现在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这一批海外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尝试更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北岛：我没有太多读他们的东西。接触不多，我接触的人很杂，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敢兴趣，读的很有限。

南都周刊：去年你在某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引起很大争议，批评者认为你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是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的文章。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汉语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很多人因此批评我。我提出的六条具体的做法却被忽视，不进行实质讨论，却是扼杀的态度。这让人失望的，这种谩骂在作家圈也存在。这是很让人愤怒的。

南都周刊：60岁的你对愤怒是如何理解的？

北岛：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笑）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写《城门开》时很愤怒，反而文字是收敛的。

南都周刊：除了散文和诗歌作品，还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发声？

北岛：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南都周刊：你依然保持着这种紧张状态？

北岛：对。我是中文写作的作家。

踯躅于金融危机的废墟之上，西方的思想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似乎陷入了普遍的困惑与焦虑。茫然四顾之际，他们蓦然在东方找到了重建的灵感。于是，中国模式的言说开始甚嚣尘上。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缘起于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一直处于某种主流思想的质疑之中，但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以桀骜不驯的方式一次次粉碎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人们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的确是一个奇迹。奇迹之所以为奇迹，就是因为它超出了现有思想的解释能力。不幸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所谓中国经济奇迹都是一个想象和杜撰之物。

中国经济之所以被视为奇迹，乃是由于其持续的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但是放眼全球的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与中国同样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实在非常之多。以金砖四国为例，在采取了某种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之后，它们几乎都实现了相当持续的高速增长。虽然这几个国家在整体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如中国高，但无论如何都属于中、高速增长区间。换言之，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中国与其他三国并没有质的区别，而更多的是量的区别。考虑到这些不同经济体高速增长几乎发生同一时期，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它们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伴随着所谓全球化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20年中的高速扩张。正是这两个因素推动了金砖四国在最近一二十年的共同的高速增长。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其他三国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很容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我看来，中国各级政府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以及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的投资能力(高投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个经济体那一部分的恰当解释。前者使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后者则显著拉升了中国的投资。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较之其他同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结构上更为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稳定。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高出其他经济体的那一部分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以结构的失衡，社会的断裂为代价的。而这种成本现在已经越来越为我们所痛苦地感受到，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麻烦。的确，中国各级政府具有向社会和未来转移成本的能力，但成本不是不在了，它只是藏在我们用传统会计方法无法观察到的地方。这种成本我们总会在未来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支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可能就不再那么耀眼了。如果一定要称之为奇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称呼印度、巴西……甚至更多国家。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一个长周期扩张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则是中国政府在压低企业成本、政府成本上无与伦比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如果它有的话)的真正内核。

一般而言，所谓模式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结构总和。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其稳定性、持续性还远远没有受到时间和危机的考验。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迹象显示，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动力逐渐衰竭的今天，中国曾经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制度结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证诸历史，那些成功并为后来者效仿的所谓模式，无一不是在应对各种严峻挑战而进行的不断调整和革新之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我以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而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从未经受过任何重大危机考验的今天，就开始高谈阔论所谓中国模式，未免过于心急，也过于轻率了。

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特精神独特价值的外化过程。易言之，包裹于所谓模式之内的，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特文化。无论是外部的中国模式论者或内部的中国模式论者，都试图从中国的独特文化或者文明中去寻找思想根源。但实际上，在我看来，除了肤色之外，从思维模式、话语结构到世俗伦理、制度架构，那些在侃侃而谈的中国模式论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建构中国模式的理论时，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方法，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着西方意味。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一个事实。所谓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不过是可以聊以表达我们民族特性的一个空洞符号。或者，它只是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书呆子们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情绪投射。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洞察我们今天的历史起点，才能真正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化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在未来复活。在阅读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时，我非常惊讶于作者对中华文明在未来的那种想象，但坦率说，那仅仅是一种想象——一种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满而急切寻找替代物的想象。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之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想象。

有读者给我写信，希望我多谈点国际关系。本来这是我的老本行，但却有些为难。我这些年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满脑子都是民主、自由和法治，而研究外交与国际关系时牵扯更多的是国家利益与安全，这两者与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适价值理念之关系不但复杂，而且纠结得一塌糊涂。

即便那些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国家，有时他们短期的国家利益也会违反民主自由的原则，甚至不时在国际上搞出为了“国家安全”而忽视普世价值的事。就拿美国来说，美国人在国内追求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普世理念一直毫不含糊，但在国际上，却常常违背自己在国内推崇的那些价值理念，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无法否认的是，指导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大原则迟早会走向统一，统一在国际人权公约与普世价值理念之下，可这个路还有较长一段要走，且并不平坦。在这之前，“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还会像两个幽灵一样，经常会冲击一下国际关系里的普世价值理念。

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与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关键时刻，处理中外关系与国际问题时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普适价值理念，显得尤其重要。有时，国内对如何处理指导外交之间的这些原则的争论，甚至超过了国际问题本身激起的风波。更加“添乱”的是，中国的外交碰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中国“网民外交”的兴起。

在中国，“外交无小事”成为金科玉律，所谓“无小事”其实是用来糊弄老百姓的，回头看一下，“外交大事”几乎都是最高领导人趟在床上和藤椅上决定的，而老百姓呢，今天让你打倒美帝国主义，你连美帝国主义在哪里都搞不清，就得去高呼口号；明天的社论让你去反对苏修，你也会立即表现出像对待那些扒你祖坟的人一样痛心疾首……可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尤其在很多国内问题不能讨论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牵涉中外关系的国际事件，几乎都能够在网络上成为热点，而这些“热点”就形成了我所说的“网络民意外交”。“无小事”的外交，也自然成了“小民”们关注的对象。

也难怪现在的西方智库对中国的“网民外交”重视异常，他们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的：第一，他们发现“网络外交”对中国外交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认真研究涉及中外关系的网络民意，可以帮助他们推测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第二，网络上有一些非自发的网络“民意”，或者说是政府引导下的“自发民意”，正好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意思。研究这种“网络民意”，就等于是直接研究中国政府的意向。无论如何，研究自发与“非自发”的“网络民意”，相辅相成，形成了西方智库对中国“网络外交”的系统研究。

自从有了互联网，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专家学者几乎像找到了“富矿”似的。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们要揣摩中国外交，除了情报机关花高价收买某些已经移民到西方的决策者与外交官的配偶子女之外，就是盯住外交部发言人，或者那些中国政府资助的专家学者们，研究后者时还得了解一下他们是否和中国官方某个大人物有“关系”。不过，说到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网络民意”，我也有担忧之处。这两天就最近几件国际事件浏览了一下互联网上的“民意”，感到不但普通网友，就是专家学者与理想追求者们，也常常迷失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普适价值理念”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

网络上最有代表性的“网民外交”呈现这样两个趋势：一是以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流的专家学者们为代表，他们在外交关系研究中几乎完全摈弃了普适的价值理念，一切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从，弄得自己鼠目寸光，完全搞不清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与总体利益也一定要得力于他所持有的价值理念，并受这种理念支配。

这些主流学者的研究颇能得到一些网民的喝彩，尤其是当他们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逐渐确立的普适价值理念故意对立起来，逢“普适价值”必反，逢美国必反，逢西方必反，甚至快要弄到“逢世界必反”的时候。谢天谢地，好在我们这些年的外交决策者并没有完全跟随他们走。

我举个安理会制裁伊朗的例子。当中国投了赞成票的时候，有些专家竟然认为这是中国向美国卖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应该反对。说实话，从近期国家利益来看，投票制裁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供应绝对有影响。但如果中国在更大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核子武器的扩散上妥协退让，最大的受害者绝对不是美国，而是过去多少年来，一直靠拥有核子武器而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再说，核子武器不扩散早就是国际社会（在五大核武国家的威逼利诱下）达成的一项共识，不能为了一点点石油进口破坏这共识，也不能为了“逢美必反”而破坏这一价值理念，自绝于国际社会。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少数同我一样在国内竭力推崇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理念的朋友（有些是自由主义学者），他们刚好走向另外一个方面：过分强调国际关系中普世价值理念，而把“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完全从属于国际关系中的这些原则。从理论上或者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他们是无懈可击的。但大家不应该忘记，这些普世价值理念，在西方国家同世界交往中都没有能够完全实行，中国一个贫穷国家，又如何能够一步到位？结果甚至出现了一些要欢迎外国人来统治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言辞，这些东西，你同任何一个非种族主义的西方人说，他们都会摇头的。

谈到外交事件，说到外交事件中折射出的国家利益与价值理念，往往比国内问题更需要平衡与妥协，甚至有时必要的退让也是不可少的。我们来看一下联合国刚刚通过的“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

这个《主席声明》不痛不痒，语焉不详，但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成功”，也是中美之间妥协的产物。这个产物能够横空出世，要感谢北朝鲜的态度：死不认账。

韩国的“天安舰”当然不会“自爆”，韩国也不必玩苦肉计——如果玩这种苦肉计，就应该在炸掉自己舰艇的同时向朝鲜宣战。而北朝鲜显然也不至于公然用鱼雷袭击韩国舰艇，否则，他也不用“矢口否认”。所以，这次事件应该是擦枪走火，或者是朝鲜有些层级的官员误判，做过之后又后悔了。但这件事造成了韩国军人死伤和军舰的沉没，后果很严重。

“天安”号事件本来有一个处理办法：承认误炸，道歉了事。正如当年美国悍然炮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样，不管真相如何，总统克林顿先“道歉”，一次不行来两次，最后各方博弈，各取所需，危机竟然被搞成了转机。可是，朝鲜不是美国，韩国不是中国。朝鲜不会道歉，他搞的是野路子：不是我炸的，你能怎么样？

于是这个《主席声明》只能各说各话，韩国指责朝鲜击沉自己的舰艇，而朝鲜说不是我搞的，美国和中国一起站出来义正词严的样子：好吧，不管是谁干的，这事到此为止，而且下不为例。《主席声明》中强调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两个大国把南北朝鲜当棋子下了一次棋。

大家想一下，如果朝鲜承认这事是自己干的，却又不道歉，那问题就相当严重了，甚至会把中美两国拖下麻烦之水。所以说，这起最严重的一个涉及区域安全的外交事件，是靠朝鲜同志们的“撒谎”来平息的。两个大国玩了一次外交中的“我知道你撒谎、但我假装相信你、只是希望你今后别这样干、也别再撒谎了”的游戏。

这就是外交关系，听上去也许有些不爽，但没有啥办法，我和你一样不爽。美国和韩国也不爽，所以，据说还要继续搞军事演习。朝鲜毫无底气地抵赖，本身就是承认了袭击“天安”号是错误的，否则他早就光荣承认了，所以，他也爽不到哪里去。而更不爽的当然还是中国：朝鲜的领导同志访问中国的时候，到底告诉我们“天安”号事件真相没有？如果他矢口抵赖自己对“天安”号事件负责，是不是把中国这个靠山也当成好欺骗的？

而更糟糕的是，如果他不愿意欺骗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如果他当时到中国来时就偷偷地告诉了真相，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已经背上了为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圆谎的沉重包袱？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平和、稳定地放下包袱的过程。

在世界杯的决赛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将亲自出席并为冠军队颁奖。世界杯落户南非，是南非的胜利，是曼德拉的胜利，是正义、和平、真相与和解的胜利。

被囚禁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当选的总统之后，坚决否定了“一个白人，一颗子弹”的复仇口号，他说：“即使与我们认为错误的事物作斗争时，我们也不掺杂怨恨情感。”对于一个多年实施种族隔离制度、伤痕累累、仇恨纠结，甚至曾经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家来说，再没有比体育更好的疗伤灵药了。

一九九五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在南非举行，曼德拉利用这个机会，亲临赛场，为之前经常遭到黑人观众喝倒彩的、球员清一色是白人的南非球队“跳羚队”加油，从而迈出了民族和解的关键性一步。当时，外国记者报道说：“彩虹民族沉浸在狂欢中，南非实实在在变成了‘一支球队，一个国家’。”英国著名记者约翰•卡林在为曼德拉所作的传记《不可征服》中写道：“曼德拉引发了一种新类型的革命，不是将敌人消灭，然后一切从零开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旧基础上建立新制度，将宿敌包容其中。”

十五年之后，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新的南非，它不再是非正义的典型，也不再是认为克服人种、种族、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等诸类对抗时人类无能为力的例证。南非仍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艾滋病泛滥、政治贿赂等，但南非在黑人与白人公民，受害者与加害者携手共建真正的和谐社会方面，为世界作出了表率。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在狱中的刘晓波。刘晓波是一名超级球迷，我还记得四年前的那次世界杯，他每天晚上都熬夜看球，还撰写了不少球评。如今，他在狱中无法自由地观看每场比赛，该是多大的痛苦啊！我不是球迷，我有熬夜看球的自由，却白白浪费掉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在世界杯期间替刘晓波坐牢，换他出来开开心心地看半个月的球。可惜，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我却坚信一幅激动人心的图景将在未来的中国实现，那就是刘晓波将像曼德拉那样观看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那时，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将不像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某个政党和一群特权阶层耀武扬威的盛典；相反，它将是中国告别独裁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象征。

七月五日下午，我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而遭到北京警方的传唤。审讯我的国保朱警官威胁说，刘晓波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我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伟人。像刘晓波那样生活、写作甚至坐牢，都是我的荣耀。是的，今天刘晓波只能在狱中观看少许比赛的重播；但未来的一天，他将出现在比赛的现场，像曼德拉那样见证一个国度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