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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泰国“红衫军”政治抗争活动被政府血腥镇压，对“红衫军”在被镇压后的暴力骚乱行动，中共政权以窃喜的心态观看这一切。发生在21年前中共的北京屠城一直在世界正义舆论的谴责之中，现在中共可以无言地告诉世界，以武力弭平民间政治反抗是必要之举，非我独专。中共政权甚至可以进而推论，欧美式民主不适合亚洲国家。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传达中共的心声。他说：“泰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都不适合搞民主，但泰国在西方影响下搞了民主，这就像给幼儿园孩子发了一把真枪，后果可想而知。”这使我们记起了似曾相识的句子：“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不适合搞西方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被誉为第二神学院，第一神学院是中央党校。在这些中共神学院里，以民脂民膏优渥地供养着一大批教授（神甫），他们传授中共奉行的政治制度天然合理的教义，并不失时机地为此寻找论据。金灿荣教授看来是其中的佼佼者。

泰国社会动荡的症结在哪里？为了论证金氏言论的正误，有必要回顾泰国现代当代的民主进程和现实社会状况。

一、泰国的民主进程述略

公元1238年泰族部族联盟打败征服者吴哥王国的军队，建立了素可泰王国。这是泰国（暹罗）历史上信史可考的第一个王朝。后几经反抗外族入侵和王朝更迭1783年建立拉玛王朝至今。

1932年6月泰国发生不流血的立宪革命。此次革命由暹罗（泰国）人民党发动和领导，结束了素可泰王朝以来600多年的君主体制，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国王签署了人民党起草的临时宪法。宪法总纲规定：“国家最高之权力为人民所有”，但同时又说国王是国家最高的领导，规定“国王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对国王进行任何指责及控告”。1939年，暹罗改名为泰国（Thailand），意即“自由之地”。

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政制当然是一个很大历史进步。但君主立宪制并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当代某些欧洲国家虽保留皇室，但那只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娱乐。那些国家其实早已是完全的民主政体。

泰国的君主立宪制并非虚言。皇室对政局有一定的影响力，泰皇在世间享有超凡的威望，不像欧洲皇室那样只是高级“仪仗队”。故泰国皇室既可成为社会矛盾的调节物，也会成为非民主势力的庇护所。君主立宪制鉴于其民主的不彻底性，为军人介入政治敞开了后门。除昔日之日本外，泰国堪称典型。

1932年立宪革命不久，就发生日本侵略中国乃至东南亚、南亚的狂潮。泰国没有抵抗日本入侵，甚至还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战后，四大国原谅泰国“非原始发战国且没有出兵”而仍邀其加人联合国。

二战之后的泰国从1946年到1973年的27年间，9位总理中7位是军人，执掌政权时间为24年。而且多循政变上台。从1932年到1991年，泰国发生了19次政变，举行了18次大选，组建过48届内阁。其中24届是纯军人政府，18届是文官政府。80%的时间在军人统治之下。在这段期间里。塔侬。吉滴卡宗元帅任职时间最长，从1963年到1973年。塔侬政权久而无德，导致民怨沸腾。

1973年泰国爆发反对塔侬—巴博军人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6月22日，全国5万多名学生在民主纪念碑前集会，要求修改宪法，建立开明民主的政府。10月学生运动得到市民空前的支持而达到高峰。25万人在曼谷的民主纪念碑聚集。军方采取暴力镇压，学生与民众伤亡惨重。后在国王出面调停，军人政府下台。随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准备起草更具有民主理念的新宪法。

3年后，流亡海外的塔侬和巴博返回泰国插手政治，由此再次引发大学生集会抗议，1976年10月6日，事件再以流血镇压结束，几十名示威者被杀害，300至400名学生被捕。军方施行镇压后，暂时感到不便直接出掌政权，便推出塔宁出任总理。但只一年，军方就再次发动政变，推翻塔宁政府，推推江萨将军出任总理。

在泰国断断续续几十年乏善可陈的军人政权中，也出现过短暂的亮点。1977年10月上台的江萨政府为缓和社会政治冲突，采取了一些开明政策，如赦免在1976年10月6日事件中被捕的学生，接纳那些愿意走出丛林返回学校的学生。1980年以廉洁著称的炳将军接任总理，组成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内阁。炳将军以其出色的领导才能和与经济专家合作，大大促进了泰国的经济发展。1988年泰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而就在这一年，炳将军谢绝连任，志在泰国能实现军人政权到政党政治的转换。可是炳将军的良好愿望并没有持续的效果。

1988年差猜在大选在大选中胜出，担任总理。差猜政权很快出现贿赂腐败，引起民众不满。军方中的反民主势力乘机回潮。在1991年2月进行政变，恢复军事政权。但它向公众许诺：一年之内将进行自由选举，将权力交还给民间。可是在1992年大选中，没有被选入众议院的素金达将军自任总理，引起公众强烈不满和反抗，导致军方悍然进行举世震惊的5月大屠杀。

1992年3月大选，胜出的五党联盟提名纳隆任总理，但由于纳隆涉嫌贩毒，未能就任。此时素金达违反多次所作承诺，于1992年4月就任总理，引起反对党及民众强烈不满，指其违反民主程序。但素金达不予理会。

1992年4月20日，5万多名不满素金达的民众在曼谷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军人执政。5月4日，抗议的民众增加到9万多人，他们要求素金达辞职。7日素金达表示绝不辞职。17日曼谷再次聚集了10多万名示威者，在皇宫前的皇家田广场集会抗议。入夜后警察开始包围市民，发射水炮，双方发生暴力冲突。18日军方宣布曼谷地区戒严，军队向一群正在和平集会的群众间歇开枪扫射，稍后封锁叻差喃隆大道一带道路，令数千人被迫滞留区内。下午军队下令拘捕带领示威的前曼谷市长占隆及100多名示威者，当中包括多名自由联盟的领袖及前来救援伤者的医疗人员。示威群众被迫撤退，军警甚至向进入区内的一些汽车司机开枪，阻止运送伤者。但是民众没有屈服。20日，就在素金达宣布曼谷市实施宵禁之时，晚上仍有10万人在兰甘亨大学内和平集会。泰王蒲密蓬终于出面调停，召见素金达和示威领导者占隆，谕示他们共同解决危机，24日，素金达决定辞职，其屠杀罪行得到泰王赦免。9月23日举行大选，民主党的川立排当选总理。据政府公布的数字，5月流血事件中有52人死亡，200多人失踪。但实际伤亡数字不止此数，有传媒报导说军队共逮捕3000多人，数百人失踪，近千人受伤，超过100人死亡。

二、围绕塔信崛起与受挫的社会动荡

1992年5月烈士的鲜血荡涤了泰国的军人政权。军方势力虽仍然在政治结构中发挥作用，但终究不能走向前台明目张胆地持续把持政权。文职人员川立排，班汗等相继执政。在这种社会情势下，一个平民子弟崛起了。他就是塔信。西那瓦。

塔信于1949年7月26日出生于泰国北部清迈一个普通商人家庭。1969年考入曼谷警官学校，毕业后在警界工作，后弃警从商。他曾于1973年获政府奖学金赴美攻读犯罪学，先后获得刑事司法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2年塔信创办西那瓦电脑服务与投资公司。1990年公司上市，基本上垄断了泰国的电视卫星天线和移动电话行业。到90年代中期，塔信已拥有4家上市公司中超过50%的股份。泰国、东南亚及西方媒体称他信为“电信巨子”或“电信业大亨”。

塔信1994年10月出任外长。后来，由于泰国宪法规定私人企业高阶主管不得任政府高级官员，塔信于1995年1月宣布辞去外长职务。1995年5月至1996年11月，塔信担任泰国正义力量党领导人。1995年7月至1996年11月任泰国副总理。1997年8月至1997年11月再次出任泰国副总理。1998年塔信创建泰爱泰党并任主席。2001年1月，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塔信2月出任泰国第23任总理。2005年3月塔信大选再次获胜，蝉联总理。

塔信任职总理办事有两大特点，一是效率，二是亲民。2001年2月19日塔信第一次主持内阁会议。就发给36位内阁成员每人一台笔记本电脑。规定今后内阁会议一律使用电脑，要求大家摆脱对秘书的依赖。这一举措使每次内阁会议的费用从18万铢降为4万铢。曼谷素万那普机场建了40年，经历了15位总理都没有建成，塔信执政时高效率督导此项工程，3年多就把它建成了。

塔信的亲民也堪为模范。他曾走进建设工地的厨房，亲自为工人炒菜；2004年年初禽流感突袭，他走进一家快餐店当众吃了3个鸡腿。有次塔信率领一队官员访问距离曼谷东北400公里脏乱不堪的萨马特村，在那里住了一星期。73岁的老农妇告诉塔信，她是如何靠每周5美元的收入一边偿还两个儿子欠下的5000美元债务，一边挣扎活下来的。她的两个儿子都在一次曼谷交通事故中身亡。欧安奶奶问塔信：“你能帮我还债吗？你能帮助我的孙子们上学吗？”塔信回答说他能。2005年2月6日塔信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再次获胜时，他宣称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使泰国摆脱贫穷。”

执政几年，塔信政府从发展农村经济入手，提高基层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推出了为民众提供便捷的创业融资渠道；实行“仁爱住房”、“仁爱电脑”、“仁爱出租车”等仁爱计划，由政府给中低收入者提供廉价的生活生产资料；大力开展乡村教育，发放贫困助学奖金，在农村推行3年缓债计划，免除农民3年国债利息，政府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网络，让农民付少量费用就能得到医疗药品。组建农业技术培训等等。在曼谷大力扫除盘剥出租车业的黑社会，使广大出租车司机安心安全执业。

塔信执政期间，泰国农民平均收入提高60%，社会失业率下降到1.5%，GDP增长率为5%-6%，在亚洲排名第二。他信执政4年后的民众满意度曾高达75%.2006年1月，塔信家族向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出售大部分股权，一些反塔信组织认为塔信家族的这笔交易存在严重舞弊行为，使泰国国家经济受到损失。虽然这一说法缺乏根据，但此后反塔信活动却藉此不断加剧，要求塔信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这一形势，塔信于2月24日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定于4月2日重新举行大选。2006年4月3日上午，泰国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选举结果时，泰爱泰党已经在人口密度大的北部和东北部获得约200个席位。该党在这两个地区的支持率高达70%，然而，大选被宪法法院以“存在舞弊行为”宣布无效，选举委员会的数名核心成员也于7月被解职并监禁。

在这种情况下，塔信迅速作出抉择。4月4日他觐见国王，当晚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自己将不再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塔信说：“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想，是维护团结的时候了。如果每一方只想赢，那么输的就是国家。”他向支持他的选民道歉说：“抱歉，我将不接受总理职位。我们没时间吵架……我希望看到泰国人民团结，忘记发生的事情”。说到激动处，塔信几度哽咽，热泪盈眶。

塔信既作了如此明确的表态，反塔信阵营只需在大选日程上与拥塔信阵营商议妥后，在大选中一决高低。可是军人干政霸道横蛮，急不可耐，已等不到大选，而且对大选也没有信心。当年9月19日，泰国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趁塔信到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之机，发动政变。

20日凌晨政变当局觐见了普密蓬国王，之后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上下两院、解散内阁，由陆军总司令颂提代理总理职务，建立忠于国王的临时政府。泰国普密蓬国王发表声明说，他已任命颂提中将为新的执政机构领导人，国王还敦促所有泰国人“保持平静”，公务员必须服从颂提的领导。这说明国王支持军人政变。10月1日，政变当局（泰国管理改革委员会）提名退役将领素拉育（前陆军总司令）任总理。这一提名同日获得泰王御肯。

毕竟民主基本理念已在泰国深入民心，即使民众对国王有愚忠，但对军人政权则普遍不予接受。素拉育当局不得不允诺泰国举行大选。2007年12月大选中泰爱泰党的继身“人民力量党”获胜，获下议院480席位中的230席。反塔信阵营的人民民主党获161席。由于未过半数（总席数为480席）“人民力量党”谋求与某些中间小党派联合执政。2008年1月28日，人民力量党主席沙玛在泰国国会下议院举行的总理人选表决会议上，以310张的支持票当选为泰国政府总理。

在这种有利的社会情势下，塔信于2008年2月28日回到泰国。塔信回国前一再表示回国后不再重返政坛。班机到达时，大批支持者到机场欢迎。塔信下飞机后，立即用跪吻土地的泰国传统礼仪表达其对故土的思念和热爱。随后，塔信先到泰国最高法院投案，在交了约26.7万美元保释金后获得保释，又到最高检察院投案，交了约3.3万美元的保释金后获得保释。充分表达了他对法制的尊重和自信心。3月12日，塔信在最高法院首次出庭，为自己面临的一系列指控辩护。

由于沙玛来自于塔信派的政治力量，反塔信派遂把斗争矛头指向他。5月间有参议员指控沙玛违法宪法，不能继续担任总理。根据是沙玛出任总理后继续为泰国一家电视台主持烹饪节目。宪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款有“总理和内阁成员不得在私营企业、公司或其他营利性机构中担任任何职务或成为任何个人的雇员”的规定。沙玛在9月8日接受法院庭审时拒绝上述指控，并说明他主持电视节目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并没有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但是9人法官团还是裁定沙玛违宪罪名成立。沙玛遂失去总理资格。大约在沙玛下台之前，政治敏感性极高的塔信偕同妻子再次离开了泰国，行踪保密。10月21日，泰国大理院、即最高法院缺席裁定塔信贪污罪名成立，处以两年监禁。

9月17日的众议院表决中，人民力量党副主席颂猜（塔信的妹夫）以298票对163票压倒反对派候选人——民主党主席阿披实。维乍集瓦，成为接替9月9日被判违宪下台的沙马的新总理。

仅仅12天之后，29日泰国选举委员会接到了一项针对新总理颂猜翁沙瓦的正式诉讼，控告他持有一家从国有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的电信公司的股份，从而违犯了宪法。对于与国有机构或企业有合同关系或者取得国有机构或企业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泰国宪法严禁议会成员及其配偶或子女持有其股份（从这些情况可知泰国法制比中国不知严明多少倍）。

在法庭还未对颂猜违宪案作出裁决时，由反塔信的“人民民主联盟”组成的“黄衫军”以包围国会，迫使国会取消会议，控制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飞行控制中心和曼谷廊曼机场等街头抗争方式逼迫颂猜下台。占据总理府达数月之久，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使政府机密档案大量散失。“黄衫军”的这些行动得到军方暗中支持，军方敦促解散下议院。12月2日宪法法院以大选“舞弊”为由，下令解散人民力量党，并判决包括颂猜在内的多名党内高官5年内禁止参政。在亲塔信势力被大力清除的情势下，12月15日泰国民主党主席阿披实在国会下议院总理选举特别会议上，以235票获得多数议员支持当选总理。

但是，人民力量党虽被宣判解散，其政治力量组成“红衫军”从2009年春拉开了与政府长达一年多的街头抗争的序幕。“红衫军”认为2008年12选举不公正，要求重新大选。2009年4月，东盟在泰国举办峰会，数千名红衫军突破军警防线，冲进峰会新闻中心，围堵峰会举办地所在的酒店，峰会被迫取消。随后阿披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红衫军与警方发生冲突，几十人受伤。从那时到2010年5月，这场持续的社会动荡，以阿披实政府军对“红衫军”的血腥镇压，与某些“红衫军”泄愤式破坏行动后的溃散，暂时画上不圆的句号。

三、泰国社会动荡的症结

很多评论文章都把泰国社会动荡的原因归咎为贫富悬殊，这当然正确。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得更细致些具体些，就会明了，贫富悬殊是泰国这几年来激烈社会动荡的基因，但不是直接原因。穷人对贫富悬殊当然不满。可是如果缓解了或起码在着手缓解贫富悬殊，让穷人在缓解中受惠，或可期盼受惠就不会“闹事”。消除贫富悬殊不是讲句空话可以奏效的。除了发展生产外，就是要重塑社会分配机制，让社会财富较公正地分配。而社会公正的实现又与民主政治挂钩。

市场经济有着发展生产的巨大推动力，但是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财富不均衡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为了解决这个这个问题，需要民主政府恰当地地介入。塔信当政时就是在这样做。于是那时没有社会动荡。

但是，在市场机制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社会精英中的很多人并没有欧文式的胸怀。他们总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他们不满意乃至反感消除贫富悬殊的政策措施。他们要设法干扰或扭转这些措施。这就造成两种社会力量的反复较量。

在巩固地建立了民主体制的国家里，如美国，这种较量在社会上的竞选活动以及议会殿堂中进行。在泰国，这个较量走上了街头。本来，反塔信政府与支持塔信政府的政治较量完全可以在议会里有秩序地进行，不必诉诸街头对抗。可是，包括民主党在内的“人民民主联盟”预计自己无法凭选票赢得议会多数，而他们又有实力在议会之外发动曼谷的城市中产阶级走上街头时，便出现“黄衫军”围困总理府和冲击东盟首脑会议的行动。他们要以用激烈社会运动的压力来逼迫塔信就范。在逼迫不能奏效时，与精英阶层有心灵相通之处的军人集团就以武力发动政变推到塔信政府。

而泰王对政变的迅速御肯，也说明王权与军事强人的暗通款曲。

泰国军人集团和社会精英阶层以及王室对塔信都不感兴趣，乃至反对仇视。其实塔信本身也属精英阶层。塔信曾是泰国首富，又拥有留美博士学位，应是双料精英。但是塔信却被精英阶层打为另册，这是为什么呢？

有评论从个人角度去考察，说塔信行事作风独断，得罪了许多人。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并不足以解释反塔信运动的深层性、广泛性。

泰国有两个名叫颂提的人在反塔信运动中发挥极大作用。一个颂提是泰国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他主导发动9.19军人政变。另一个颂提是媒体大亨颂提。林通恭。他于2006年2月组建“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的主要成分），持续进行反塔信的街头运动。颂提。汶耶拉卡林的军事政变与颂提。林通恭的街头运动是遥相呼应的。也可以说街头运动为军人政变提供舆论准备。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的事实是，2006年9月颂提。汶耶拉卡林的军事政变后，黄衫军再没有进行反政府的街头示威活动。这两个颂提可以视为两种反塔信缘由的代表人物。

军人颂提反塔信代表着一种反民主的深层社会势力。这个深层势力反感塔信的草根路线。因为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必然导致军人势力退出政治舞台，必然导致有产阶级人们财富积累的速度减慢；必然导致王权进一步走向象征化。于是这三种势力便联合起来推到塔信政府。

2006年9.19政变从媒体上看到最多的是枪、玫瑰、黄丝带。据说枪代表军人，玫瑰代表民众，这两者由代表王权的黄丝带连接在一起，成为压倒塔信政权的联合力量。“枪”代表军人显而易见。泰国王室崇尚黄色，黄丝带代表王权也顺理成章，但值得质疑的是玫瑰所代表的“民众”是全体民众还是大部分民众抑或小部分民众？毋庸疑问，这“民众”是“黄衫军”民众，因为“黄衫军”支持政变。在政变之前的半年多，“黄衫军”就以街头运动谋求推到塔信政府。而“红衫军”则是反对政变的。以小部分民众（黄衫军）模糊义为全体民众是极不正大光明的做法。

媒体大亨颂提。林通恭本来与塔信有着不错的私交。2001年塔信出任总理前后，颂提。林通恭掌控的媒体一直在为塔信摇旗呐喊。赞美他信为“泰国最好的总理”。塔信当选后，颂提。林通恭的几名助手进入泰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担任要职。但后来其助手努凯由于隐瞒巨额坏账被塔信撤职。从此颂提。林通恭翻脸走上处心积虑，不遗余力的倒塔信之路。

但我们并不能把这完全归咎为个人报复。颂提反塔信其实也有着广泛性的政治因素。颂提。林通恭所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热衷的只是他们的利益。不合时代精神的军人干政心虚理亏。精英阶层觉得，干政的军人无论在政治层面上或在经济层面上，其实会比草根阶层更容易“沟通”。

颂提。林通恭曾到大陆访问。他对中国媒体说：“我有点担心中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受西方消极文化的影响。我在美国读书并在美国报纸工作共10年，按常理，应该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正因为有较深的了解，我从思想基础上并不喜欢西方的那一套。我感觉一些中国年轻人盲目受西方影响，这是令人悲哀的。我们不应该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不能无视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颂提。林通恭讲出这样的话，说明曾留学工作于美国多年的他内心存活着“母国”的专制主义的基因。他的思想完全停留在共产党控制新闻舆论的层次上，是一个卑鄙的两面人。他把新闻言论自由视为“西方消极文化”，反对中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的进程。而他在泰国则狂烈使用“西方消极文化”去打击走草根路线的塔信及其追随者。

情势的发展，使泰国的这场社会斗争超出了拥塔信和反塔信的政治格局，演变成维护和发展泰国民主政治与把泰国民主拉向后两者之间的斗争。

在阿披实政权未能成功镇压红衫军之前，为了压制政治政治反对派，精英阶层的“人民民主联盟”中甚至发出“议会民主制不适合泰国”的论调。他们甚至主张议员70%由泰王任命。只开放30%由大选产生，乡下穷人不宜享有投票权等等。这个挂着“人民民主”招牌的政治组织开历史倒车，把泰国民主程度大大拉向后的劲头已达疯狂地步。不过，我们对他们并不陌生。我们不是早在享受中共优渥待遇的金灿荣们那里听惯了“西方民主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吗？

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践踏民主游戏规则，导致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反抗。精英阶层为军人政变和政变继承者的鼓噪加油，导致泰国社会的大裂痕。大撕裂。这就是泰国持续几年社会动荡的症结之所在。如果那些认为“议会民主制不适合泰国”的颂提。林通恭们愿意在议会民主制里与塔信政治势力一较高下，大规模的街头抗争和暴动本是不会发生的。

四、泰国、中国、美国及香港、台湾

阿披实政府对红衫军镇压的烈度令人震惊。2008年“黄衫军”街头运动的激烈程度甚于被镇压前的“红衫军”。但所受损失相对十分轻微，只有数十人受伤。2010年“红衫军”政治诉求的深度不比“黄衫军”更深，其街头行动对社会的干扰不会比2008年“黄衫军”更强，可是“红衫军”却遭到残酷得多的对待。报道说38人被政府军打死，上千人被打伤。而确实数目会还要多得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红衫军”没有深厚的社会背景，而“黄衫军”有。“红衫军”凭藉的是底层民众的血气之勇和组织的力量。

泰爱泰党被法庭裁定解散后，人民力量党继起。人民力量党被解散后，为泰党、反独裁联盟继起。这种组织运作的存在，使这一派政治力量得以结集。可是这种民间结集的力量，始终难敌政府的军队。而且以曼谷中产阶级组成的“黄衫军”也比“红衫军”占尽地利优势。许多“红衫军”是长途跋涉来到首都曼谷的。有人很奇怪，为什么“红衫军”起后“黄衫军”消匿？其实，与政府“心有灵犀”的“黄衫军”明白此时自己是不必介入的。“红衫军”的闹事，自有军队去收拾。

“黄衫军”的领导人物颂提。林通恭曾被袭击，但那可能来自民间。而“红衫军”最主要的领导人卡迪亚被不知来自何处的子弹一枪击毙，则明显是政府军狙击手奉命用高能狙击枪远距离的“斩首行动”。这个“斩首行动”实质上是政治谋杀。社会正义永远要追究其幕后指使。

既然塔信能允应再行大选，并表示不寻求连任，为何阿披实不能？既然“红衫军”支持的沙玛。颂猜两任政府不以强度武力“清场”“黄衫军”，那么“黄衫军”支持的阿披实政府为何要用如此血腥“清场”镇压“红衫军”？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来自民间底层的“红衫军”始终与有组织的武力—军队脱节。

现在有一种较普遍存在的对“红衫军”的否定，理由是“红衫军”是暴民。对此我们并不陌生。中国的八九民运也被说成是暴徒危害社会，中共军的血洗北京说成是必要的正确正义的“平暴”行动。

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在整个镇压过程中“红衫军”死亡38人，而军警只一人身亡，（尚存疑）谁更使用暴力？有记者报道，几名“红衫军”举着国旗冲向政府军，政府军大可以将其制服，但政府军却开枪把他们击毙。在被残酷镇压溃散后，少数“红衫军”做了焚烧商店银行等的泄愤行为。这当然不对。但“红衫军”的泄愤行动没有伤及生命。其实，对这种弱者被残杀前最后丧失理智的行动应于理解。阿披实政府说“红衫军”中混有500名“恐怖分子”，并握有武器。如果真是如此，军警为何伤亡如此轻微？阿披实政府说“红衫军”用妇女儿童做“人肉盾牌”，这是污蔑。“红衫军”许多是拉家带口从乡村来的农民，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的维权运动已经出现了十几年，但其规模和诉求深度与泰国“红衫军”相距千里。究其原因，除中国民众的抗争精神不如泰国民众外，还由于泰国有着基本的民主架构。民众可以组党。一个党被法庭裁决解散后，可以立即再组新党。有了组织就有了发动机制和力量。泰国的动荡给了中共极好的教训。可信，中共今后会加力缩小中国的贫富悬殊；会更加力打击任何组织行动，对任何以反对现政权为目标的组织活动都要扼杀在萌芽之中。

可是，众多的中共官员未必与中共最高层有以缩小中国贫富悬殊为紧迫任务的共识。而中共官员的贪婪和中国精英阶层的利己心态则与泰国官僚集团和精英阶层类似。这会导致中共最高层的救党和维持政权的努力难以永远奏效。同样，泰国官僚集团和精英阶层虽然以镇压换取了暂时的胜利，但他们若不切实解决泰国的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的基因就仍然存在。而且泰国不像中国那样有共产党一党铁定执政的政治逻辑，不像中国那样绝对禁止反政府的政治组织存在。“红衫军”这次虽在残酷镇压下溃散，但它仍然有重新聚集起来的基础。

市场机制下社会必然会分成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在普选权下，如果精英阶层、大众阶层各自选举自己的人做民意代表、做行政长官，那么精英阶层永远是输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精英阶层曾长期拒绝普选权。用财产、学历、居住时间、性别等项目把选举权局限在少数人里。普选权是在底层民众的催生下才得以产生。如在英国，是经过1832年。1867年。1884年三次选举制度的改革才基本建立普选制（妇女仍无选举权）。在此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的三次宪章运动高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英国基本实现普选制时，欧洲大陆许多国家还没有实现。资产阶级（精英阶层）一度对普选制的拒绝和阻扰给予了共产专制的实践型鼻祖-列宁-大力抨定“资产阶级民主是残缺不全的民主”的把柄。

既然在普选制下精英阶层是输家，那为什么欧美许多国家仍然常有代表精英阶层的政党，如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执政？

这主要来自5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的发展使传统劳工阶层和城市贫民阶层人数减少。二是无论从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状况还是其他方面来看，底层与精英之间有了愈来愈大的中间模糊带。三是精英阶层使用各种理论洗脑，使相当数量的社会人士自我提升社会层次，明明自己并不属于社会中上层，却以社会中上层自况。四是有许多人愈来愈接受平衡理论。无论哪个党，都不要让它独大，不要让它永远执政。五是得益于某些不合理的选举制度。如在美国，明明高尔比布什多了40几万张选票，但布什却比高尔多了几张选举人票而当选。英国也有同样问题。英国保守党所得选票与其所得议员席数是不合比例的。美国和英国都有改革这种不合理选举规则的呼声，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泰国的精英阶层如果想主导社会政权，应该去走正路，去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去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甚至不妨学习美英保守派去向社会大众“洗脑”，叫非中产阶级者灌满满脑子精英意识。而就是不应该去利用泰国底层民众的思想“软肋”，拿王权束缚民众，更不应该与反民主的军事强人勾结。

一人一票是民主精神的精髓是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点。它运载着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原则。泰国精英阶层中若有人想推翻已在泰国生根的一人一票制实在是痴心妄想。

当今还有地方实行“部分议员民选，部分议员变相任命”的制度。典型之一就出现在中国的香港。这无疑是种“残缺不全的民主”。香港泛民主派为结束这种“残缺不全的民主”实现普选已抗争了许多年。但香港的精英阶层在中共的授意和支持下竭力反对普选，起码是尽力把普选的时间表拉后。只不过我们还应该要看到的是，即使香港目前实行的那种“残缺不全的民主”，也要比中国大陆那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要要民主得多。

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溯，并从泰国移到台湾，就可以检视到2006年的台北也爆发过“红衫军”浪潮。那就是民进党第六任主席施明德发动的号称“百万红衫军”的“倒扁”运动。

陈水扁任职总统，凭籍权力全家贪污受贿，证据确凿，导致民情汹涌。百万“红衫军”走上凯达格兰大道，集会示威，要求陈水扁下台。从2006年8月12日开始，“红衫军”风餐露宿3个月，包围总督府和陈水扁官邸。有风言，“红衫军”若冲进总统府，陈水扁政府就会垮台。但是台湾“红衫军”坚持走和平理性的道路。对此“红衫军”领导人施明德有这样一段话：“在那段时间，多少人对我说，占领‘总统’府。对于我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百万人包围‘总统’府的时候，就连守卫那里的宪兵也表示对于红衫军的支持，那时候抓陈水扁易如反掌，我也曾心动过。但是，非暴力的理念支持着我……我坚持对民主体制的忠诚，我不会突破那最后的一道防线。……红衫军运动既然是和平非暴力的，我不能因为我力量大——上百万人—就去施用暴力。”“一旦冲入总统府，那就是政变，也会毁灭台湾过去几十年没有政变的发展传统，这个潘朵拉盒子不能打开。”2006年台湾的“红衫军”运动虽然没有成功“倒扁”，但一年多后，2008年3月人民用选票成功“倒扁”。台湾“红衫军”运动留下台湾民主发展史上的佳话。

反观泰国“黄衫军”占领总理府达数月之久，泰国违法民主准则的潘朵拉盒子系由“黄衫军”打开。既然如此凭什么责怪“红衫军”效仿？而且“红衫军”占领的只是广场和街道。政府可以以非法集会阻碍交通来起诉“红衫军”领导人，为什么非得血腥“清场”？这样就要“清场”，2008年的沙玛。颂猜政府不是早就该对“黄衫军”大开杀戒？说到底是“黄衫军”有军队做后盾，是精英阶层与反民主的军人结盟。而底层民众除了自己的血气之勇无所依仗，连他们顶礼膜拜的国王也暗中站到军事强人一边。

检讨泰国“红衫军”的失败，塔信也有失误之处。塔信过于把重心放在社会底层，过于忽略城市中产阶级掌握的媒体的作用。他觉得掌握选票的多数就会稳超胜卷。他没有想到政治对手会不遵守民主游戏规则，想到颂提。林通恭之流蛊惑人心的宣传可以动员相当数量的城市市民，也没有想到这些宣传还给予反民主的军事强人践踏民主原则的决心。

把话题再回复到台湾“红衫军”，我们大可以给中共教授金灿荣一个答复，中国人有足够的质素拥抱民主。看看台湾中国人的理性，这理性不单表现于2006年“红衫军”的自我控制，也表现于2008年绿营败选后的沉着接受。我明白金灿荣们所说“给幼儿园孩子发了一把真枪”云云系以泰国社会动荡借题发挥，暗指中国不能搞民主。本文告诉金灿荣们，你们的论断不能成立。你们的企图也不能实现。

1989年当局下令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据说邓小平讲了一句话：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不管这是不是邓小平的原话，但是这句话确实反映了中共治国的基本心态：用压制的方式维护统治的稳定。

这种治国思路短期内看是有效的，1989年之后到现在，当局对一切国内的社会矛盾都采取压制的方式。因为有六四的前车之鉴，社会面对国家的威权噤若寒蝉，这才有了20年来的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假如，靠压制的方式可以长治久安，那么，历史上那么多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为什么都没有一个好下场呢？

事实上，靠压制的方式面对矛盾，完全是饮鸩止渴的做法。20年来，中共压制下了不少矛盾，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矛盾就已经解决了。当局只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本来，很多社会积累的问题，越早解决越容易解决，而拖延的后果，只能是积重难返。中国的改革恰恰逆行，把问题都堆积在一起，都用GDP的数字掩盖起来，期待随着时间流逝，矛盾就消失了，问题就解决了，真的可能如此吗？

时间进入2010年，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现象，社会的焦虑情绪与日俱增。一方面是报纸上的和谐社会，歌舞升平，另一方面是现实中工潮渐起，社会治安败坏，通货膨胀蠢蠢欲动。我们不能不提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中共当初血腥镇压换来的“20年稳定”，是不是已经到头了？

暴力危机在酝酿

夜色深沉，依旧燥热。友人压抑不住愤怒，拿起手机连拨了几个号码，开口即是：“是我。帮我召集一帮人，要懂武术的，来回的车费我全包。到时你们不一定出手，壮壮声势就可以了。我和几个徒弟来收拾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眼见事态被复杂化，我几次阻止，力求友人一定要走代价最小的维权途径，不动武力，不跑冤枉路，把劳资问题摆在谈判桌上，通过施加行政压力，使对方被迫低头，遵守劳资协议，按原定价格计酬。但友人怒火难熄，“江湖事，江湖了”，他的拳头紧紧捏着，不时发出“嗒嗒”之声。我深知，这是一对一出手就能致人于死地的拳头，别说对方是未经任何格斗训练的寻常肉身，就是铜铁护身，也将被打得稀巴烂。友人并非三脚猫功夫的一介武夫，而是与李小龙极为相似的高手中的高手。

这年来，拖欠工资、克扣工资、撕毁合同、工伤工亡、工人被打、工人罢工等等，我已介入甚多。仅从事情本身看，友人的父亲所遭遇的问题，无非是被资方强行压低工程价格，导致工人不满，继而罢工，部分工人离开，部分工人停留在工地天天等工资，此事已持续半个月。友人的父亲，是第一次承包建筑工程。手下100多人，跟着他这个包工头吃饭，罢工后留在工地的人现在还有近40人，这些人即使不干工也要钱吃饭，而付这笔钱的人，就是包工头，大约每天须付2000元。包工头原定为资方修建10层居民楼，价格约是120元/平方，10层楼盖完以后，资方突然要求再盖一层，但这一层的价格必须是75元/平米，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仅这一层楼，包工头就要损失10余万元。工人认为工资太低，纷纷罢工。包工头找老板谈，但得到的答复却是：“随你怎么搞，文的武的都行。”

友人的父亲，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局面：第11层楼的四个单元已经建了一部分，加上前10层有一半的工程款没结清，同时有几十万价值的建筑机械还停在工地。包工头已经按照合同完成了所有乙方任务，在并没有续约（仅有口头协议）的情况下，建了第11层的部分工程。若要散伙，甲方就必须迅速验收工程，并在验收合格后立即全额支付工程款。因劳动强度相当，第11层已完成的部分工程之价格，应与前10层相同，照样应为120元/平方。尽管包工头并没有与甲方签订第11层楼的合同，但这属于“事实劳动关系”，与合同劳动关系同等对待。要解决这种问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复杂。既可以通过仲裁与诉讼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内部谈判和行政协调来解决。无论如何，武力都不是最佳的途径，一旦诉诸暴力，在这虽不是法治却是法制的国家，劳方在今后会被逼得很被动，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没有。

为何不谈判解决？

友人常以“自己的事，自己了”作为人生座右铭。连我这种一见到劳资矛盾就欲赴汤蹈火的人，居然也是刚刚从友人处得知这一情况。以常规的做法，首先，我必须采访到友人的父亲，看到工程协议书和工单。上面签字的甲方，究竟是公司法人代表，还是普通的项目经理或者某个转包人？对第11层工程压低价格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公司法人代表的决定？这就有必要与公司董事长级别的人进行谈判。迫使其坐下来谈判的办法，一种是带着材料直奔董事长办公室，另一种是形成书面报告，叙述事实经过、提出诉求，并提供法律依据和其它理由，邮寄或让人转交。必要时，报告中还应为双方分析利弊，迫使对方妥协。如果对方不妥协，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可以迫使劳动局、工会、建筑商会及媒体介入。基于多年维权经验，我揣测，这应当是甲方的基层负责人，出了什么事情或者有“捞一笔”的念头，背着董事长，出这个鬼点子。即使是董事长不顾《劳动合同法》，持着“吃得过就吃定你”的傲慢，不管此人是何背景，总有某种权力和趋势足可令其低头。

友人说：“我们那边的人，没谁看重什么法律不法律的，全是凭拳头和后台说话。有的拼武力，有的拼关系，没人拼道理。”我跟他讲了一大堆维权的具体步骤，犹如下棋一般运筹帷幄，但友人接到家中母亲来电，愤怒之气盖过了一切，不再寄望温和之道。他说：“我们家从来没怕过事，要武力有武力，要关系有关系。市公安局局长跟我们就有亲戚关系，父亲今天去找局长了，局长也派人去了，但那些老板没把局长放在眼里，说不关公安局的事。他们说，无论如何，你要把第11层楼给我盖完，这层楼的价格就是75元/平方，管你接不接受，反正你要把工程给我搞完。楼没盖完，现在就想拿钱走人，没门。”友人一边叙述，一边痛骂：“他妈的，老子回去整死这帮狗日的，不然他们不知道被打的滋味。”我好几次要求友人把他父亲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由我来打这个电话，以更有效的办法避免流血，顺利解决问题。但友人偏不给我，他说：“按你说的这么做，实在太便宜这帮人了。他们不知道工人每天累死累活干十个小时有多苦，不在乎我父亲要赔多少钱进去。我要用武力的办法，让他们把工程款发了，把父亲多余垫付的钱拿出来，同时还要把他们打得跪在地上求饶道歉。”

这股愤怒之火，谁都可以理解，当年的阿星、刘长青，不也走过此道吗？但其代价实在太大，《刑法》在此，扰乱秩序、寻衅滋事或故意伤害，囚徒生涯何苦要去度过？那些老板确实冷漠嚣张，但他们有句话没说错，劳资矛盾，在未有涉案冲突前，不关公安局的事，否则就是行政越权。你可以找公安局长，对方可以找公安厅长，斗来斗去，气是出了，但两败俱伤，非但拿不到钱，说不定还可能为此坐几年牢，大可不必。另一位朋友再也压抑不住沉默，批评这位堪称“武林高手”的友人：“幼稚，小孩子的思维。现在这个社会，要摆平事情，就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你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看看在签订合同时是不是在条款上、字眼上被人陷害了？对方的法人代表叫什么？公司总部在哪里？必须搞清楚。不然，你跟那一帮马仔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大陆和港澳台的问题都可以谈，为什么百来个工人和一个建筑公司的小矛盾就不能谈判解决呢？这个社会，谁都不是天王老子，总有人收拾得了，能把对方吓得屁滚尿流。”友人听了这一番话，仍然止不住愤怒，拳头往墙上狠狠一击。

文人的笔与武者的拳

当今中国社会，开个公司，必然受到重重限制，有舆论的，有抗议的，有行政的，有司法的，有黑道的，有同行的，有客户的，有市场的。无论哪一项，都能制约罔顾法纪的人。深圳富士康、佛山本田，这么大的公司，到最后也被逼得屡屡妥协，你一个小小的建筑公司算什么？法律，不是拿来当摆设的，其中每一款每个字，都有其严格的定义。针对不法奸商，不是用暴力来消灭他们，也不是用政治运动来共产他们，而是用头脑与之斗争，共入法治轨道。那种提几把枪、扛几把刀，打伤或弄死几个人的办法，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街头江湖，已经过时了。如今是热兵器时代，别说一个李小龙，就是1000个李小龙，一旦在现实社会以武力解决问题争端，只要公安机关的法医出具一份“轻伤”及以上结论的鉴定报告，就可以将你刑事拘捕，且使你面临法庭公诉。我们众多朋友力劝友人，但他显然已被怒火冲昏了头脑，非要去当荧幕上李小龙式的“唐山大兄”，完全听不进去。到此时，我终于理解他的父亲为何拖了十多天才把情况讲给他听，这种担忧是建立在对其性格的深刻了解，怕他走暴力之路。

我对友人不愿意向我提供其父亲的电话号码，始终有怀疑。友人无奈地说：“父亲搞建筑，投入了大量血本。他绝不是接了这个工程以后，别的工程就不接了。他还要在当地做下去，如果把事情搞大，打官司也好，新闻报道也好，或者劳动局、工会、商会介入也好，都可能影响他以后的工程。你知道我父亲走到今天，经过多少坎坷吗？他小时候饿得没饭吃，沿街乞讨，后来挑着东西到处卖，最后有了店铺，有了超市，终于筹足钱可以包工程来做。没想到第一次做就遭遇这辈子最沉重的打击。”我问公安局去做协调时，警方有什么表态。友人说：“局长打电话给我父亲，叫他把建筑机械直接从工地拉走，别做了。但是，那个公司还欠着父亲一半多的工程款，这些钱如果拿不回来，民工天天向父亲要工资，我们家瞬间就可以变得一无所有，连超市都有可能关门。”友人的父亲，一心想着找各种关系来做中间人，大家彼此让一让，让自己的损失少一些。但友人认为这是绝对的耻辱，他自小就体会过家族被各种势力横加欺辱的伤痛，这次眼看家庭经济有可能被彻底摧毁，再也无法忍受。

友人说：“我马上收拾行李，坐火车回去。人还不够多，还得召集。”遂再次拿起手机向另一号码拨去，“是我。你手上还有多少出来混的人？……帮我收拾一个公司，我带着你们……没事，我有分寸。人给我找齐，带上家伙，我一到，就可以干了……好的，就这么定了。”友人曾把希望寄予公安局，在他看来，警察的力量足以震慑建筑公司，但未曾想到那些老板根本无所畏惧。这个血性男儿，最大的资本就是“以一抵百”的武功。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连我仅仅想索要该建筑公司的全称，也被他拒绝了。他说：“作家，你的心意我领了。不是我不相信你的实力，我知道这个社会一支笔可能比一百对拳头还有用，但是，人在江湖中混，就不能任人宰割，你必须让对方在一瞬间知道你的厉害，彻底怕了你，以后这一行、这一片的人，都会给你面子，给你一个地位。民工们赚的是血汗钱，他们等不得，我有这个义务帮他们尽快拿回工资。打官司时间太长，找政府又推皮球，找记者以后又没法接生意，怎么办？只要靠这个，拳头！你们都别劝我了，我决心已定。火已经憋了很久，谁再劝，我对谁都不客气。”

房间里，气氛刹时紧张、肃静。友人说：“都看过《叶问》吧？叶问最初只是个武痴，他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劳苦大众。但是，当武友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当朋友的工厂被土匪抢劫，这时，他站出来，打日本人，打土匪。在那个年代，国民党的政府帮过叶问吗？叶问之所以成为叶问，不是因为他武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用武力来对抗强者，对抗仗势欺人的败类。你说叶问触犯法律没有？国民党应不应该把他抓起来？该啊，他打死了人，就得拿命去抵，但是他的这种抗争精神，是可贵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他们帮过叶问吗？当叶问的妻子生病、孩子饿肚子，当叶问的朋友被欺负，靠的是文人的笔，还是武者的拳？”友人再次把拳头捏出“嗒嗒”之声，“我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跟这些有钱人讲道理，他们不听，甚至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么好，我会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哪根葱，让他们知道我父亲有我这么一个敢跟他们抗衡的人。他们不是说了吗，‘文的武的都行’，我们是先礼后兵，到了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代价最小的维权途径

我长叹了一口气：“我希望你在动手前，一定要把形势看清楚。我不希望你需要我的时候，恰恰是你被戴上手铐的时候。我知道，别说是建筑公司的一群没用的保安和保镖，除非他们手里有枪，否则你是一定打得过的。可是，刑警乃至防暴警察一定会来，你如果袭警，被警察开枪打伤或击毙，到时我怎么救你？我佩服杨佳，同情杨佳，但杨佳的死在根本上是制度的牺牲品，你不应该去当这个牺牲品。你以为我很愿意等到你成为阶下囚的时候，来向政府和社会呼吁营救吗？”友人“腾”的一下站起来：“作家，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我心里的苦闷你不知道。我这些年走南闯北，到现在虽然名声响亮，但在我眼里，我是一事无成。我觉得亏欠家人，让他们失望。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为父母办过一件惊人动地的大事，他们很多事都不跟我讲。现在我必须出力，给家人一个交代，那就是我有我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当家庭陷入危机的时候，我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让父母和民工们可以放心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来向这帮以为有几个臭钱就飞扬跋扈的人挑战。”友人如即将上战场的勇士一般，眼神笃定。

我问：“我们是朋友，对吧？”友人点头。“我们都是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对吧？”友人再次点头。我拿来笔和纸：“那好，我来教你这种劳资问题的常识，你要揍我还是不揍我，随你便。与普通包工头签合同的人，一般是项目经理或转包人，在公司里属于第三层负责人，纯属小角色，他们无权降低工价，因为他们在法律意义上仅仅是甲方法人代表的委托人而已，并非法人代表本身。劳动部门，在镇、街道以上，有区县级，有地市级，有省级，有国家级；工会也如此。处理劳动争议的，劳动部门当中有专门的监察职员，相当于‘劳动警察’，负责调查、协调和执行。劳动争议，必须先仲裁后上诉，不能直接到法院进行民事自诉，所以，有一个劳动仲裁委员会。打官司我也不赞成，因为仲裁之后的审理，是二审终结制，加上强制执行的成本，可以拖你一两年。要对公司法人代表构成压力，必须让公司、劳动部门、工会、商会的一把手知情。中国的行政体制，向来是层层对上负责，给一把手造成压力，一把手才会给下面的公务员造成压力。权力与资本，向来是一条藤上的蚂蚱，权力被更高权力支配和制约，这时权力就会被迫向资本施压。因此，从程序上讲，第一步就是通过互联网查出所有施压力量的具体姓名、职务、地址、邮编、传真、电话和E-mail。”

友人听得云里雾里。我把话尽量说清楚：“这一切，我来搞定。最多三天，你父亲就能坐在谈判桌上。但前提是，你不能意气用事。”这时，友人接到他妹妹的电话。挂完电话，友人的愤怒再次浮于脸上：“父亲还在到处找关系，送钱，请人吃饭、唱歌，搞东搞西，把人家哄开心。我觉得，这真他妈可悲，真他妈可笑。明明是我们被人欺负，反过来还得像个奴才似的求人家，还有什么‘公理’两个字？等我回去后，我一定要整死这帮王八蛋。他妈的！”友人匆匆离开房间，搭车走人，留下一群朋友在房间里深深沉默。隔了几分钟，我们彼此约定，每人掏出手机，都给这位友人发一条短信。我发的是：“一定要三思。我还是建议你把你父亲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们一定要找代价最小的维权途径。我有非诉讼的多种解决办法，就是让对方被迫坐下来谈判，而非武力。”然而，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收到友人的任何回复。再打电话过去，友人却未接我的电话。我不禁为友人的前途担忧。这群朋友，多年相处，情谊浓厚，实不忍看见杨佳式的悲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写罢此文，我再发一条短信给友人：“人不是在看见危险的时候才讲和，因为危险之后是无限循环的报复。人是在害怕危险的时候才讲和，因为人会想尽办法避免危险和化解危险。这是人性和人之常情。请你和你父母及民工们，慎重考虑我的意见。”

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邓小平悍然命令中共军队在北京屠杀了数千名要求民主的市民和学生；二零一零年的六月四日，北韩边防军枪声响起，三名“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的中国公民不幸殒命，鲜血流进滚滚鸭绿江。

六十年前，中国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至少战死二十万人、伤亡总人数近百万的代价，维持了金氏王朝对北韩的独裁统治，使得两千万北韩民众此后六十年里不得不生活在比中国人更加“水深火热”的处境下。而作为两国边境线的鸭绿江，也见证了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如今，三名中国公民的鲜血则成为这一“颠扑不破”的友谊的巨大的嘲讽。

六四真的是中国人的国殇，旧日的血迹尚未抹去，今日的血迹又在流淌。我相信，这两次规模不一的枪杀事件之间，有着某种草蛇灰线般的联系。既然本国政府可以视本国公民的生命如草芥，那么“亲如兄弟”的北韩当局也就敢于以帮助中共“清理门户”为名悍然枪杀中国民众了。中国人的命就是如此卑贱，中国人从来都处于引颈待戮的命运之下，如同晚清诗人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中喟叹的那样：“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这一次，北京方面终于对平壤方面说了几句重话。那个向来指鹿为马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严正交涉”。看哪，这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的面子与气象。小小北韩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金小弟难道不知道，胡大哥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人一不高兴，全世界都要颤抖；中国人刚站起来，全世界都要跪下。

然而，我再没有看到下文。既没有看到北韩方面的道歉和赔偿，也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对三名死难者的关怀与悼念。对比一九九九年北约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时殉难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妻子朱颖三人来，这三个被北韩军人枪杀的中国人至今仍然是“无名氏”。

当年的三名殉难者被追封为民族英雄，享受到几乎是国葬般的待遇；如今的三名死难者者却默默无闻，死不瞑目。前者是国家公务员，是“因公殉职”，且死于敌国的炸弹，可成为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猛料；而后者是平头百姓，是“人为财死”，且死于友邦的子弹，还成了干扰“中朝友谊”的“不和谐因素”。所以，前者一定要拔高再拔高，后者一定要低调再低调。

同是中国人，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同是中国人，有的人杀人之后二十一年亦不知忏悔，比如在日记中仍然张牙舞爪的李鹏；有的人却只能一辈子生活在屠杀的血泊中——在天安门广场消逝的生命与在鸭绿江中消逝的生命，就这样在历史的起承转合中相遇了。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透露许多党内分歧和武力镇压的内幕。而且借此暗示杀人责任人人有份，谁敢为六四翻案？

 

●今年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维园的纪念大会。（BBC）

早在二○○四年、“六四”十五周年之时，李鹏就想出版他的“六四”日记，取书名为《关键时刻》，却遭到胡锦涛当局封杀。打压言论自由的李鹏，最后，连他自己也丧失了言论自由。六年后，在香港（李鹏仇视的“民主基地”），由鲍彤（李鹏政治上的死对头）之子鲍朴出版了这部《李鹏六四日记》，帮助李鹏实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了却其生前一愿。出版之前，该书内容已经全文上网，凡熟知中共特性和“六四”历史的人，都能体认，该书确为李鹏本人所撰，作者与书稿的真实性，几乎毋庸置疑。

李鹏并未推卸屠城责任

关於李鹏日记，港台或外国媒体的评论大多是，李鹏企图推卸责任洗脱污名，“把屠城责任都推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但通读全书，看不出李有任何推卸和洗脱的意思，反倒是描写自己如何强硬，如何拒绝对请愿学生让步，自始至终坚持镇压，甚至从一开始，就抱定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卫一党专制的决心。行文中的“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活脱脱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写照，毫无反省，毫无悔意。

关於八九民运，曾有人反思：“学生没有珍惜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把事情搞砸了。”但李鹏日记却透露，不管学生有没有与政府好好对话，党内强硬派都已经铁下一条心：镇压。五月十八日，李鹏等人虚与学生对话周旋，但在头一天，即五月十七日，中共高层就在邓小平家里，做出了调兵进京、实施戒严的决定；李鹏纪录，在与学生对话中，“我也留下了一个伏笔.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上，李鹏发表杀气腾腾的讲话，挥着拳头，厉声喊叫：“必须採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李鹏日记中，始终把呼唤民主的学潮称为“动乱”，并动辄把民主运动比喻为“文革”动乱.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发生在也仅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由中共头目毛泽东一手制造。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尤其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类似中共文革般的闹剧？倒回去说，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又岂能恣意妄为？浩劫又岂会持续十年？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中国八九民运，何曾以破坏该国文化文物古迹的“文革”似疯狂登场？何曾以大规模暴力、迫害和残杀的“文革”般血腥呈现？李鹏疯人呓语，对民主运动扭曲定性，怎能不误国害民？

李鹏日记再次坐实了他留给世人的固有形象：强硬派，极左，仇视民主，誓死捍卫“党的利益”，是策划和实施六四屠杀的主要元凶。

“六四”屠城，邓李合谋

至於邓小平部分，李鹏的书写不过就是印证外界了然的事实：邓提出戒严和拍板镇压。李详细记录，学潮期间在邓家中多次召开高层会议，证实请愿学生指控：邓垂帘听政。一九八九年，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在紫禁城外，在中国民众中其支援率已经接近於零；但在紫禁城内，在中共高层那个小圈子内，其威势依然压倒一切，压倒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紫禁城内外截然相反的政治空气，反映中国政治的反常生态.

邓调动军队后，大概没有料到军队会受到民众群起阻拦，一时动弹不得。这一期间，邓忧心忡忡，最担心“军心不稳”。李鹏写道：“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六四”屠城后，邓并不露面，直到屠城后第五天，六月九日，眼看局势已经完全处於掌控之中，邓才亮相，接见戒严部队干部。

日记首次披露邓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讲的这么一句话：“如果是用坦克从人群中轧过去，就会引起全国的是非不清。”事实上，“六四”屠杀的主要情节之一就是共军用坦克压轧人群。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方政作证，六月四日晨，方政随其他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行进到六部口一带时，共军三辆坦克从学生队伍背后冲进人群，方政当场被坦克辗断双腿。三辆坦克呼啸而去之后，现场留下十一具血肉模糊的屍体.

邓讲的那句话，仿如“此地无银三百两”，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体现一个独裁者当面说谎不脸红的厚黑功夫。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

长篇日记隐瞒了什么？

声称要写出“事实”、“作为最重要历史见证”的李鹏，并没有完整的写出事实，比如，参与“六四”屠城的重要帮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鹏书中只字未提，仅在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一带而过.原因无非是，陈於一九九五年在权争中失势，被江泽民以“贪污罪”下狱.李不便在书中再提到这个名字。不一而举.由此可见，李鹏日记选择性的记录，有所暴露，也有所隐瞒.

隐瞒最深的，当推李与邓之间的秘密交流。当时，除了对李鹏，邓小平对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信任，或不完全信任，许多决策交待部署，极可能就只在邓、李两人之间进行，包括允许共军扫射人群、用坦克辗压人群、施放毒气弹等，极可能就是邓、李二人背着他人，所下达的密令。否则，远道而来的共军官兵，哪有那么大胆子，擅自作为？

李鹏暗示：江泽民是滑头

关於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前后经过，李鹏纪录：先是由陈云、李先念二老向邓小平推荐，邓於当年五月十九日正式决定，并知会李鹏等“常委”。五月三十一日，江泽民再次奉召进京；次日，邓当面告知江，要他出任总书记。但江并不同意马上接任，以“党章规定”为由，婉转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而很明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开“中央全会”。

江趁机提出：“在此之前，他不能以总书记名义对外，可先在中央担负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况.”可以看出，江耍的是拖延战术.实际上，江仍然在左右观望。一方面，在党内，邓赵之间两条路线的纷争还没有最后结论；另一方面，共军进京受阻，军队和民众谁佔上风，军心是否生变，都还不明朗。江坚持，一线工作仍由李鹏负责。李写道：“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杀展开时，江待在警卫大楼，坐观形势。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才正式出任总书记。李鹏日记暗示，江泽民是滑头，看风使舵。

卖力表演，实被利用

李鹏在日记中称，学潮开始后，赵紫阳的智囊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李鹏日记虽没有提到江泽民的智囊们如何，但可以推断的是，江的智囊或手下，如曾庆红，给江的建议极可能就是：在局势没有明朗前，不可轻易接过“总书记”这一烫手山芋般的职位。

日记显示，许多时候，李鹏一人被推到前台，竟至於，六四屠城后六月五日凌晨，只有退休老人王震一人，陪同李鹏到人民大会堂，为参与屠城的共军官兵打气。直到六月九日邓小平露面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和老人才随同邓一齐露面（唯江泽民仍託辞不出）。

这个挽救了党、有功於党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在重新巩固后的党内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即便邓小平，对李鹏也只是利用。镇压功成，邓并未对李加官进爵，而是把李单独叫到书房，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

在一九九八年的人大内部投票中，被内定转任人大委员长的李鹏，竟从“自己人”那里，得到二百张反对票和一百二十六张弃权票，创下中共领导人内部得票率最低纪录。这正如，一个凶人，对外面人凶，也让内部人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年那个满脸横肉，不可一世的李鹏，在党内却当了“冤大头”。

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以中共自订的机密标准，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所调共军，为民众所阻，无法进京，最后以隐蔽和乔装分散方式入城。此前，这些情节，止於人们的推测.而今经由日记，李鹏透露：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一带，确有“人防地下通道”，共军以隐蔽方式，经由这些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

李鹏日记，也间接证实杨得志等七名上将写信反对镇压的事实。李鹏日记还泄露，学潮后期，即便组成了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宣传小组”，但共军屠城后，“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李写道：“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弔丧。”李鹏还哀歎：“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佈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李鹏强调“党的团结”，但在日记中却泄露出这个党的严重分裂。不仅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常委会中，多数副委员长、甚至委员长，都不赞成镇压学生。万里委员长外访回国后，被江泽民截停於上海，并塞给他一份由李鹏部属起草的文字，让他照读，算是表态.

孤注一掷要拖众高官下水

日记中李鹏毫不掩饰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为理所当然而顽固不化的一党专制意识，但非要公开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鹏要表白於世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部长达近十五万字的日记里，李鹏详细罗列了他发佈戒严令、邓调动军队后，中共高层人物和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多数“拥护”（部分犹豫，部分含蓄表示不赞同），包括当时在地方任职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主持“中办”工作的温家宝等，均属“拥护”之列。这恰是李鹏日记泄露的最大“国家机密”。

原来，李鹏借此日记，警告后来的当政者：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谁也别想提“平反”。你们当初都支持镇压，你们和我，都在同一条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扣到我一人头上，谁想清算我，你们也跑不掉。

这是晚年李鹏的孤注一掷.在该书“前言”和“后记”中，李鹏再三提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诫：“党的团结”，尤其是“领导集体的团结”，至关重要。这流露，党内外“平反六四”呼声的经久不息，让李倍感焦虑.正是出於这种焦虑感，迫使李整理出长篇日记，并急於公开发表。

然而，被李鹏视作“护身符”的这一重大“国家机密”，却留下漏洞：当邓、李作出调军戒严的决策和动作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以及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即便拥护者，也只是表态支持戒严，并没有表态支持军队对民众开枪坦克压人，甚至大规模屠城。如果今日或日后的中南海当政者有意翻案，仍然可以凭籍这一漏洞，将屠城责任，尽数推到李鹏和已经死亡的邓小平头上。

诋毁赵紫阳适得其反

李鹏日记竭尽对赵紫阳的诋毁，仇恨情绪弥漫字里行间.但却从反面突出了赵的伟岸形象。李透露：赵自始至终坚持与学生和市民对话，要求通过缓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进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张。有人指赵的儿子“官倒”，赵主动要求中央调查。期间，赵还提出“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供”，这显然触动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养尊处优的“老人帮”，如邓小平等。赵的表现，在恶人当道的中共高层，难能可贵.

李鹏日记，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但历史必将记载，对中华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滚滚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赵紫阳。

连续废掉三任党主席或总书记的强人邓小平，留给中南海的残局，便是邓之后的任何继任者，都属於弱势，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巩固权力，几乎长达整个任期，於是无心作正事；待权力巩固之后，任期已近结束，无心再有作为。换一届当政者，周而复始。

整个中国靠惯性运作，当政者的主题，除了经济还是经济。至於政治民主与社会开放等话题，连碰都不敢碰。对重商主义的中华民族而言，只要统治者不发动类似文革或大跃进那样的破坏行动，国民经济自然会积累式发展。只可惜这个被新专制主义牢牢束缚的古老民族，如今除了钱还是钱，竟无从着眼那些人类普世的奋斗目标，与现代文明隔绝.

中共18大越是临近，薄熙来越是焦虑，虽然，胡锦涛最近放话“干部任职可以不受年龄限制”，但年近退休线的薄熙来依然忐忑不安，为了集聚太子党的力量，加强他接班的合法性，他使出浑身解数，充分表演，以“为穷人造房”的响亮口号迷惑百姓，还一改常态，放低了身段，邀请邓朴方访问重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微妙的中国政局的新动向，它似乎表明薄熙来用文强案顶住了团派对其贪腐的调查，已自保平安，很可能反败为胜。

据重庆媒体报道，6月1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一行在力帆汽车制造厂考察电动车项目。《重庆晚报》还配发了照片。这是6月11日至14日期间活动的一项，报道说，邓朴方在渝考察重庆市残疾人工作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坚持把残疾人工作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联系，扎实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为残疾人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表面上看，这是邓朴方的份内之事，但这些“大话”，“套话”，“空话”不过是烟幕弹，了解薄熙来与邓家关系的人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以前他们关系不睦是公认的事实，这回是否要冰释前嫌？第二，2007年12月薄熙来下重庆，绝非其本意，他卧薪尝胆之始，为何邓朴方没有明示同情，而今却忽然与叶挺的后人一样，去给薄熙来捧场？

我认为，在中共太子党里，邓朴方是卓有影响力的人物，多年来他一直是薄熙来的一块“心病”，在大连任职期间，薄熙来与许多高干子弟来往密切，互通有无，但有两个人几乎老死不相往来，一个人是习近平，一个是邓朴方，在我印象中，薄熙来对邓朴方下属的康华企业在大连设的分公司也保持距离，从未听说他和邓家的人私下交往，或生意上给他们任何好处，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巨变，薄熙来抓住时机，向邓朴方伸出了橄榄枝，他要和他冰释前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攻破太子党群体里最后一个不认同他的坚强堡垒，如果邓家的人也由过去的拥护胡锦涛，转向依靠薄熙来，那麽，中国政局可能会有大变，只要冲进政治局常委，薄熙来将转败为胜，胡温必将成为可怜的阶下囚，像邓朴方这样的既得利益者，经历了文革灾难，他可不想重蹈覆辙，所以，薄熙来的“唱红”，首先温暖了他的心，给他吃了一枚“定心丸”。薄熙来的“打黑”，使他似乎看到了其父邓小平对民主运动坚决镇压的果敢身影和血腥手腕，他觉得薄熙来比习近平更令中共太子党放心，尽管他们以前有矛盾，有隔阂，但毕竟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生死与共的“政治联盟”，只要不被人民推翻和清算，不失去奢侈豪华的物质利益，他们愿意求大同存小异，冰释前嫌。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胡锦涛为了延缓习近平依次接班的速度，有意让薄熙来以“党内民主”为幌子，大肆表演，薄熙来抓住老百姓的心理，咬住“团派”提拔的文强，揭开了中共地方官员与黑社会一体化的黑暗内幕，一方面和胡锦涛，汪洋，贺国强进行了肮脏的交易，改变了自身贪腐被调查的危险处境，使王珉在辽宁举棋不定；另一方面，又通过媒体，为自身涂粉抹脂，欺骗舆论，争取了民意的支持，给胡温施加了巨大的民意压力，可谓一举两得，以退为进。面对这一切，可能太子党内部发生了最后的力量对比的变化，由过去的主要是叶剑英家族后人力挺薄熙来，变成了如今邓家后人也认同他，顺势加入的新局势，如果我的分析没错，这标志着薄熙来已成为中共太子党集团的总领军人物，他已告别了2009年5月20日“将军后代合唱团”的彩排，正式地与胡温为代表的团派展开了生死大决战。不论如何，依我对薄熙来的深入骨髓之了解，只要有可能，他将在太子党的支持下，果断地发动军事政变，如力量不足，他会继续运筹，于18上志在必得，一旦权力在握，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曾挡住了他仕途的人，中国将囹圄成城，血流成河！

据重庆媒体报道，邓朴方考察了重庆市容市貌，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说，近年来重庆克服重重困难，经济社会取得了飞跃发展，各个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前景，令人信心十足。我认为这句话已经透露了上述分析出的重要信息，他所说的“大家”意味深长！当地报纸还强调，邓朴方在渝期间，市领导薄熙来、黄奇帆、邢元敏、马正其、范照兵、刘隆铸或陪同考察，或参加座谈、看望。这种表述，对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来说，也是异乎寻常的。

2010年6月15日于多伦多

朋友赠我一本由三联出版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封底56元标价的旁边有4个放在括号里的字“内部发行”。我问朋友，这书是哪里来的，他说，是书店，就是一般的书店啊，有什么不对吗？我指着这4个字对他说，你看，这是内部发行的，你算是什么内部呢？他说，什么内部不内部的，愿意掏56元买这本书的，都是内部的。

他说得很轻松，但却勾起了我的一件很不轻松的往事。1974年，我从插队的农村“病退”回城，街道办事处把我分配到苏高中的校办工厂当临时工，每月工资19元。这家校办工厂生产的是电子仪器用的二极管，工厂潘书记对工人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运行，向宇宙播放“东方红”乐曲，用的就是我们小工厂生产的二极管。

工厂的生产是流程化的，先是烧结大块晶片，切割成半粒芝麻大小的单个晶片，放在显微镜下测试，称作“测小片”，测试合格的就再到下面的工序中做成二极管。我被分配在“测小片”车间。“测小片”有时段性，测完一批晶片后，在等待烧结、切割车间送来下一批晶片的时候，没有活干了，领导便叫工人不断地擦桌抹凳。实在没有事干了，工人们便闲聊、唱歌。

文革后期有许多流行的革命歌曲，广播里翻来覆去地播放，在“测小片”车间干活的都是20来岁的年青人，很喜欢唱歌，什么“乌苏里船歌”、“闪闪的红星”，歌手郭颂、李长江，都是他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潘书记喜欢工人搞卫生，不喜欢工人唱歌，但工人唱的都是革命歌曲，又不耽误工作，他也不好说什么。工人唱歌时，我会找一个角落，抽空看一会儿书。谁知有一天就出事了。

那天我正在看书，没在意潘书记走到我面前，从我手里一把夺过书去，大声责问，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啊。他说，这是工作时间。我说，活干完了，大家唱歌，我看书，没耽误工作。他把书翻了翻，更加厉声地责问：你这是看的什么书。

那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叫《多雪的冬天》，文革的最后几年间，出版过一些这样的翻译小说。在8个样板戏的中国，这样的翻译小说就已经算是一阵域外的清风，人们在朋友之间悄悄流传这些书，心里还是有害怕沾上“封资修”罪名的顾虑。

我知道潘书记是什么意思，但我故意装傻，回答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书，是最近在中国出版的吧。潘书记正色道，这是“内部发行”的书，限县团级以上人士阅读。我继续装傻道，我怎么会知道，书上是有“内部发行”这几个字，虽然我不是什么县团级，也不是什么外部人士啊。潘书记勃然大怒，他把我像犯罪分子一样带进他的办公室，当着所有在场者的面对我吆喝道，你的工作到此结束。就这样，我被当场开除了。

除了在生产队当社员，“测小片”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每月19元工资已经足够让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够自食其力。在被开除那天，我慢慢走回家去，神情沮丧。已经是傍晚时分，我看到街上有骑自行车回家的工人，车后架子上绑着一个铝饭盒，我觉得他们太幸福了，能够每天上班下班，而我自己连临时工都做不成，成立一个社会不需要的人，一个多余的人。

既然“团级以上人士”可以阅读，潘书记就不能说《多雪的冬天》是一本反动书籍，虽然不能给我定一个思想罪，但足以用作开除我的理由。对我而言，书扉页上“内部发行”四个字的分量也因此增加了许多。这四个字让我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丢掉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

我为之受到惩罚的是不小心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待遇，我犯下的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僭越之罪。以前，老百姓就算是缝制一件小马褂，要是误用了皇帝专用的黄颜色，是要杀头的。凡是官老爷能用的、能穿的，按他们的“道理”，当然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享用的。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些高贵的用品、服饰、待遇必须“内部享用”，因为高贵的东西如果给下贱的人用了，那还能算高贵吗？但是，在已经轰轰烈烈批了七、八年“四旧”的文革中国，僭越仍然是普通百姓一不小心就可能犯下的一种罪过，当然这个“僭越”是以“革命”的名义，并且按照一种被称之为“内部”和“外部”的等级标准来确定的。

一本从“苏修”那里翻译来的小说为什么也必须“内部”阅读呢？这个“内部”的“外部”又在区分哪些不同的人群呢？如果真如潘书记所说，“内部”是指“县团级”，那么为什么书上不写明“限县团级以上阅读”，或者再加上一句“违者后果自负”呢？再说，一所中学的一个小小校办工厂车间的领导，他的“级别”一定不会是“县团级”吧？他和我一样是一个“非内部”人员，却在为维护“内部”的特权不遗余力，是不是有点太“外部人”瞧不起“外部人”呢？

《多雪的冬天》是一本苏修的书，县团级以上人士大概不会用“享受”的心态去阅读它。文革中有一些“内部电影”，是供批判用的。以此推理，苏修的书也是翻译过来供高级有识人士批判用的，他们抗毒的能力比一般人强，所以可以毒害一般人的书，在他们那里起不到危害的作用。而且他们的批判性特别强，除了批判国内的“四旧”，还要批判国际上的苏修、美帝。如果县团级是“内部”，那么谁是“外部”呢？如果因为容易中毒而不允许阅读此书的人群（县团级以下）算是“外部”，那么苏修、美帝国家中的人是不是该算作“外部的外部”呢？但是，就能够自由阅读此书而言，苏修、美帝国家中的人们都是与中国县团级以上人士享受同一待遇的，他们似乎也身处一般中国人所望尘莫及的，县团级以上的“内部”。

然而，这样也似乎说不通，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内部”和“外部”在与苏修、美帝相区别、作斗争时，都应当算作是“中国内部”吧？这么一想，把“内部发行”理解为“中国内部发行”，也不应当算是一种误解吧？那么，潘书记所说的“内部”指“县团级”以上，不就是有问题了吗？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就算用尽了“辩证法”，就算绞尽脑汁，想到精神分裂的程度，也不可能为这些问题找到合理的解答，而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解答，又必定都是自相矛盾、荒诞古怪的。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都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无解问题”。

自从1974年我被潘书记以“内外不分”的罪名开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6个年头。但“内部发行”的问题在中国仍然还在发生，并且衍生出“翻墙”的问题来。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英文本1951年在美国出了初版，翻译成多种文字，全世界都有它的读者，而且已经有好几代人了。这样一本书到2008年才以中文出版，就阅读者的“内外有别”而论，中国读者当“外部”人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现在中国这个“外部”的群体的内部，又还要分出“内部”和“外部”，界限在哪里呢？县团级的说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不然我那位不是县团级的朋友也不可能掏56元钱，就在书店里买上一本。能掏钱就能买书，不会是“能掏钱”的就算是“内部”，“不能掏钱”的就算是“外部”吧？

中国书店里的书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书籍，除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如果还有别的什么书籍是“内部发行”的，想来也是凤毛麟角。既然谁都不需要用表明“内部人员”的身份证，到书店里就能买到这样的“内部发行”书籍，想来“内部发行”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一个躲躲闪闪的代号，意思是“这本书有问题”。

赖以维持“内外有别”的是一堵堵试图阻隔信息和知识自由流通的墙，一堵堵将人强行分等并加以歧视的墙，一堵堵建立在权力想象之中的，并由潘书记这样以歧视“外部人”为己任的“外部”奴才来维护、看守的墙。当没有潘书记这样的奴才来尽职的时候，这道“内外有别”之墙也就形同虚设，成为虚张声势的摆设。

但是，还有别的墙确实还在起着阻隔的作用。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墙，它也无法起到万全的作用，因为总是有要翻墙的人，也有碰巧翻得过墙的人。一切无视内外之分的行为，一切哪怕是因为不小心而破坏了内外之分的行为，都属于“翻墙”。就信息和知识而言，“翻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的行为，因为到底是谁在墙里，谁在墙外呢？翻墙的人，是往墙里去呢，还是往墙外去呢？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加入到那神秘的，不可知的中国“内部”去呢，还是融入到其他人类可以在朗朗乾坤下自由交流的“外部”去呢？只要你知道有人在用筑墙的办法限制你与其他人类的自由交往，确实弄明白你自己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那又有什么重要呢？

 

2004年5月15日，南非取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承办权，举起“大力神杯”的曼德拉喜极而泣。

第十九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很遗憾缺少了那位里程碑式人物的身影——南非黑人斗士、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曼德拉。没有他与他的战友和几代人的奋斗，就不会有南非的今天；没有他的支持，南非就不会成功地申办这届全球瞩目的赛事。

南非历史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臭名昭著，因此南非曾被1964年奥运会拒之门外，长期遭到国际制裁。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宣告结束仅仅是十七年前的事。本届世界杯能在南非举办，也是国际社会对新南非进步的肯定。中国球迷不妨将目光从球场伸向更宽广的时空，从昨日的南非审视一下中国，也许能拓展新的视野。

南非与中国：曾经和正经的“隔离”

1652年4月6日，3只荷兰帆船抵达南非桌湾建立补给站，从此开始建立殖民地。随后荷兰人与英国人长期争夺，逐步吞并南非，建立起种族主义统治。英国二十世纪初打败布尔人（荷兰人在南非的后裔），1910年建立了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地。

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执政。第二年，与南非执政党同名的中国国民党被中共武力赶出大陆。

南非国民党开始全面系统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到1961年南非宣布退出英联邦，改名为“南非共和国”，这13年里，南非当局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在就业、薪酬、教育、结社、迁徙、居住、婚姻、公共场所等方面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直至1993年12月22日，《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获得通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才宣告结束。

如果说在实行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南非，黑人和有色人尚有一定空间的话，那么中共的一党专制则是全面的，渗透到红色帝国的每个角落。中共执政后30年，对外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隔离；对内用愚民政策将国人与真实的现实和历史相隔离，不仅导致现代蒙昧的悲剧，而且殃及至今几代人信仰的缺失、理性的匮乏和道德的沦丧。

中共暴力夺权后，为了建立所谓红色乌托邦，巩固其专制统治，通过历次运动将国民以政治和身份划线，分为三六九等进行控制，对底层和异类实施有形和无形的隔离与歧视。

中共通过户籍制度把国民隔离成市民和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成为没有国民待遇、被盘剥的二等公民。甚至在三年大饥荒中不能外出逃荒，被持枪拦截的民兵或者打死或者堵在家里饿死（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黑五类”分子及其后代，成为中共现代种姓制度下的比“红五类”（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低下的贱民，不但在革命暴力中没有生命保障，而且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婚姻等方面倍受歧视，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经济等权利。所以，一位25岁的青年在红色恐怖的1966年夏愤怒地公开写道：“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遗作与回忆》20页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两年后，这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亲自批准枪决令的据说正是那位“毛主席”（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2006年）。

中共迫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逐步打开与世界文明隔离的大门，刚走出国门的人恍如隔世，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以至闹出不少笑话。然而中共一党专制体制在保留一些歧视和隔离的同时，又制造新的歧视和隔离。

对于“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民主政治机制，无所谓姓社姓资，但是中共为了一党私利，以“中国特色”为名，对现代文明实行双重标准，凡利己的均与世界接轨，而将自由民主的制度文明拒之门外，将中国隔离在世界民主大潮之外，进而权贵集团及官二代、官N代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导致人才和市场竞争缺失、扭曲，人才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贫富两极分化，底层向精英层的流动和发展被不平等的垄断所隔离，社会严重分裂。相比之下，当年南非另一半的白人社会至少还有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形式，为民主变革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中共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民间社会的发展依然实行不平等的隔离政策，对民间组织在政策上歧视，规模上限制，行动上压制，不时迫害其突出者。

中共对维权组织和人士，以权代法，压制迫害，将他们隔离在法律的公正之外。致使一些人铤而走险，诉诸暴力，殃及社会。

中共对待异议人士，或者将他们隔离在监狱；或者监控起来，与民众隔离；或者封杀其言论，隔离在国内媒体之外。对海外流亡的异议人士，剥夺其归国权，无法与亲人相见，将其与中国社会隔离。

至于近年新疆、西藏的骚乱，更证明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

面对信息时代强大的互联网，中共依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耗费纳税人巨资打造所谓“金盾工程”，建立封锁信息的网络柏林墙，将中国网民与真相隔离，与真话隔离，与世界隔离；同时收买“五毛党”做所谓网评员，制造谎言，混淆视听，欺骗舆论，营造假象。

与当年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相比，中共真是大巫见小巫！

南非与中国：反抗者的道路和命运

由于历史、文化、信仰、制度等差异，南非与中国对压迫的反抗走过了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从争取平等权利开始，以和平非暴力为主的斗争方式，从群众运动到挑战现存的国家法律和秩序，进而重建国家机构，走向宪政共和，实现全民和解，建立公民社会；另一条则是以反抗压迫为名，以暴易暴，恶性循环，旨在夺权，制度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以人民的名义实现专政，即表面上奴隶们成为主人，实际上只是以反抗者的名义，将少数人推上权力的交椅，成为新的奴隶主而已，而过去的奴隶依然还是奴隶，有宪法之名无宪政之实，名为共和实为专制。

当改良先是被扼杀、后是被拖延，待清廷面临崩溃、被迫立宪已回天无术。1911年辛亥革命名义上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这场革命也开启了中国历史新一轮权力的暴力更迭……第二年，在遥远的南非，被白人压迫了二百多年的黑人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组织——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办了机关刊物《人民报》。该组织为两院制，是知识分子与部落酋长的结盟，通过和平抗议和请愿来改善黑人的地位（1925年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1913年，律师出身、在南非工作了20年的甘地，成功地领导了南非印度人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电影《甘地传》中再现了当时和平队伍迎着警棍前仆后继的生动一幕），迫使政府第二年废除了几项歧视印度人的法律。

1943年，中共一面消极抗日、扩充实力，一面通过残酷的延安整风，建立内部专制体制和领袖独裁。“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而此时，以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坦博等为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改革派，正在民主酝酿成立青年联盟。第二年联盟成立。

1949年，梁漱溟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但民主人士这样的中间路线被中共所不容，国共双方自持武力，内战继续令生灵涂炭。同一年的南非，青年联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领导地位，在新制定的“行动纲领”中，他们提出“使用包括罢工、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和停工等”为手段进行斗争。

中共武力夺取大陆后，违背《内瓦战俘公约》和1949年4月2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页），即对放弃抵抗的旧政府军政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概不追究”。 1950年和1955年，开展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运动，致使许多无辜甚至曾为中共做过贡献的人惨遭关押或被处死，许多人被滥施酷刑致残致死，有的连材料都没有，只写一个“坏”字。死者亲属不得哭泣、不得戴孝。

1950年镇反过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经报告，“镇反运动全国共捕了‘反革命’分子262万余人，杀了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人，管制了120万人”。因许多地方出现了瞒报，实际上被杀害的人数大大超过71.2万。（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17页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这次运动中，我祖父因曾在民国时期任北平怀柔县（今北京怀柔区）县政府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被开除公职，在街道被监督劳动（三年大饥荒时病饿而死）。

1951年12月，在南非，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主席。出于基督教信仰和南非多民族、多种族的历史与现状，借鉴甘地的思想，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非暴力抵抗是反抗残暴政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我们可以在纪录片《啊曼德拉：四党联合之解放》（2002年）的镜头中，领略示威游行那如波涛起伏的人潮涌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山歌声。1952年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蔑视运动正式开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们高呼“让非洲回来！”的口号，边舞边唱：“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他们勇敢地用行动挑战种族隔离，进入白人的各个公共场所，并骄傲地自愿被警察带走，塞得监狱无法容纳，令官方大为头疼。不得不考虑实行所谓黑人“自治”。

1955年中共在全国展开肃反运动，除了胡风集团案以外，进一步清查历史反革命。各级领导生怕自己右倾，凡是历史上与国民党、三青团有瓜葛的人员一律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2009年） 这次运动中，在部队任职的我父亲（1948年在北平参军）向党组织汇报了在民国时期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由于当初入党时没有讲，被指隐瞒历史问题，所以我父亲受到“停止党内生活”的处理，被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一所谓“历史问题”屡次给他带来厄运，长期被压制（1979年12月被恢复党籍），并牵连我后来多年无法入团。

就在中共清算历史、制造恐怖、迫害无辜时，1955年6月21日，在南非，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倡议联合其它有色人、白人各党派、组织、团体组成的全国行动委员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自由宪章》，宣告“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就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第二年12月，政府逮捕了156名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引起成千上万群众的示威抗议。1957年12月，由于缺少证据和国际舆论的压力，61名被告被免予起诉，其他被告均获得保释。最终在1961年3月，所有被告被宣判无罪释放。

1960年3月，南非发生了镇压黑人的沙佩维尔和兰加惨案；4月，南非当局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面对当局的血腥暴力，1961年，转入地下活动的曼德拉组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非洲之矛”，把有限制的暴力作为辅助斗争手段，对物不对人，袭击种族隔离目标和重大经济设施。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展开了武装斗争。同年，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卢图利荣获196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被捕。11月，被判五年监禁和苦役。同年，曾把毛泽东称作“父亲”的北大才女、基督徒林昭第二次入狱，她在狱中用血书这样写到：“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1999—2005年）林昭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杀害灭尸，年仅35岁。

1963年6月12日，南非当局不顾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判处曼德拉等8名被告终身监禁。被关押在罗本岛时，曼德拉在狱中曾写信告诉孩子们要踢足球以保持坚韧。被囚期间，曼德拉获得了国际社会极大的支持和各种殊荣。

为了实施种族隔离，南非当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强迫黑人迁出长期居住的家园，搬到偏僻贫瘠的地区。当局派军警烧毁房屋，逼迫黑人搬迁。1968年甚至动用推土机摧毁黑人钉子户。近些年，中国官商勾结，制造了一幕幕更加残忍的搬迁悲剧。

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悼念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被当时的中共政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遂行暴力镇压。同年6月16日，南非索韦托一万名中学生上街抗议将白人的阿非里卡语作为授课语言遭到警察残暴镇压，175名非洲人被打死，1140人被打伤，1300多人被捕。一时间震惊世界。同年，南非司法部长到监狱与曼德拉讨论释放的条件，曼德拉严词拒绝了与政府合作的要求。第二年，“黑人觉醒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在拘捕后有的被害死，有的不明不白地死去，还出现坠楼死、上吊死、逃跑中弹死、被邮包炸弹炸死……与之相比，如今中国大陆拘留所的躲猫猫死、掉床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等各种“奇特”死法更具有“创造性”。

1978年上台的南非总理博塔放宽了非洲人组织工会的限制，取消了几十个控制非洲人流动的法令。与之相反，1979年，中共却收紧了一度宽松的政策。3月逮捕了魏京生，4月逮捕了任畹町，9月封闭了“星星美展”，11月正式宣布关闭了北京西单民主墙。而后，在1980年和1981年对中国民主运动展开了更加凛冽的镇压……（陈力 芦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同年8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30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从1980年开始，南非国内外掀起了要求释放曼德拉的运动。1982年后，南非当局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做了让步。1984年，分离22年后，曼德拉夫人被允许“接触性探视”。1984年后，劳工运动、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是白人政权难以招架，1986年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法，但遭到国际社会的全面制裁。南非当局从1986年开始，不得不与狱中的曼德拉进行对话。

1989年中国爆发群众民主运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坚持与各界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武力镇压，遭到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反对，被迫辞职。6月4日，中共血腥镇压了八九民主运动。但是在一个月后的南非，7月5日，从1984年开始兼任南非总统的博塔邀请尚在狱中的曼德拉，到总统官邸喝茶，曼德拉向他递交了一份政治声明，坚持他的一贯立场：“政府与群众民主运动对话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话，是结束暴力冲突，在我国实现和平的惟一途径。”曼德拉的话仿佛是赵紫阳讲话的南非版。

1989年9月，南非各种族参加的反对紧急状态法的蔑视运动达到高潮，时任总统德克勒克决定对和平示威不予干涉。10月，德克勒克会见了一批黑人宗教领袖，征求他们对政府与黑人反种族隔离力量谈判的意见。10月15日，8名黑人领袖被无条件释放。接着，为了突出其开明形象，德克勒克采取了一些宽松的措施。11月，德克勒克解散了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并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12月13日，德克勒克在总统府会见了曼德拉。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八项重大改革措施。2月11日，被囚禁28年的曼德拉出狱。在开普敦市政厅广场（现为本届世界杯足球赛新闻中心），他对10万名欢迎民众讲话时，重申了消除种族隔离的原则，并赞扬了德克勒克的改革措施。

经过南非多方力量的努力，遏制了激进的种族暴力冲突，各党派不断谈判，1993年12月12日，南非议会通过了《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至此，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宣告结束。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双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5月2日，南非人国民大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曼德拉在讲话中说：“让我们向过去曾经打过我们的人伸过手去，并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南非人’。现在是医疗创伤建设新南非的时候了……我们期待着在一个全国团结的新政府中工作。”德克勒克以特有的政治家风度表示将同曼德拉合作，他说：“经过这么多世纪之后，所有南非人如今自由了。……在曼德拉凝视着下一座山的时候，我向他伸出友谊与合作之手。”5月9日，南非多种族议会开幕，曼德拉在回顾历史后说：“这些里程碑预示着实行这样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将受制于宪法所体现的更高的一整套条例，不能随心所欲地管理这个国家。”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正式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德克勒克任第二副总统。

14年后的200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夜，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起草、中国303名各界知名人士，在互联网联名发起签署《零八宪章》，它秉承英国《大宪章》、捷克《七七宪章》、南非《自由宪章》的精神，旨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但是，中共的回应却是威胁签署人，当晚将发起人刘晓波逮捕，2010年2月11日判处他11年。近两年，由于司法不公，当局惯用高压专政手段对待民众的和平诉求，中国社会进入了矛盾激化期，导致暴力事件频发，从杨佳、邓玉娇到今年的多起杀童案、暴力事件，血光四起。

中国与南非为何差距如此之大？正如中共《新华日报》的社论所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6年3月30日）

南非与中国：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

对比南非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南非的种族矛盾比中国国民内部的政治矛盾要持久尖锐得多，但是南非最终能够得到基本解决，其中在传统、思想、文化、信仰、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地方。

对于社会这一庞大复杂的生态体系，传统犹如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对现实发挥着稳定的作用，任何简单化地破坏传统，都会导致社会生态失衡，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南非当局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但是在广大的基层，黑人和有色人种保持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和组织，有相对独立集中的空间，为团结起来争取民族权利创造了基础。而中共早在执政前的“苏区”、“解放区”，就破坏农村社会传统，改造成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单一生态。执政后更是用政治经济一体化将社会吞食，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家全能主义收缩，民间社会才慢慢复苏，但一党制依然严重压抑着民间社会的正常发育，社会自组织能力差，导致人的精神发育普遍迟缓，没有凝聚力的社会呈溃败趋势。

当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出现断裂，失去了变革的坐标；同时又没有信仰和文化的自由环境，靠官方权力推行意识形态，是无法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在南非，各种族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官方政策造成的，无论白人、黑人还是有色人种，大多数都有基督教、天主教等信仰，这有助于坚定追求民族平等的信念、也使博弈的双方拥有共同的人道主义底线。根据詹姆斯?格瑞格里所写的《再见，巴法纳：纳尔逊?曼德拉我的看管犯我的朋友》一书改编而成的故事片《再见，巴法纳》（德国、比利时、南非、英国、卢森堡合拍  2007年），就再现了这位看管曼德拉二十多年的狱警，被曼德拉的人格和理想所感染，人性逐渐觉醒，从敌对到同情，进而理解、敬佩，最终与曼德拉成为好友，从效忠种族主义政府逐渐转变到为自由平等的南非而战斗，令我感慨不已。正如曼德拉对格瑞格里所言：“你我的自由是相连的。”与之相反，中国这个缺乏信仰的神州，讲权谋而不守规则，重私利而轻私权，以犬儒废原则，有官权无人权。在这样的国度，谁也无真正的自由可言。

南非黑人和有色人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仅仅是在高压统治下斗争策略的选择，也是站在基督教信仰平等博爱的高度，打破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从根本上创造和谐共荣的社会土壤。所以与甘地同为律师的曼德拉，坚持通过斗争实现宪政，改变种族主义的法律，而不是为了争夺权力的宝座。他在法庭上，无论是作为辩护律师还是作为被告，都充分据理力争，同时肯定英美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表现出开放的精神和对法律的尊重。而中共自恃有苏俄的支持，无视法律的重要性，另起炉灶，在“苏区”、“解放区”建立国中之国，推行武装恐怖主义，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笼络煽动民众，煽动仇恨和暴力，表面上用武力加速了推翻独裁的进程，实际上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残暴的专制，无论国体还是民智都未进步。

有了平等博爱的精神，才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斗争胜利前能够联合其他党派包括争取白人反对党，执政后并不是唯我独尊，将法律当作私利的工具，用黑人统治代替白人统治，实施新的专政和压迫，而是联合执政，将自身同样放在宪法之下。反观中共，执政前拉拢民主党派，建立所谓统一战线，完全是为我作用，待夺权后，立刻以大救星自居，为所欲为，将统一战线当作假民主的花瓶，奴役流血流汗地将它推上权力宝座的广大民众。

除了政治权力的制衡和分享，在社会层面，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各民族、各阶层的彼此平等、宽容、和解。如果说影片《再见，巴法纳》反映了与种族主义的斗争历史，那么我们根据《成可以从事在人：纳尔逊?曼德拉和改变世界的游戏》一书改编的故事片《成事在人》（美国  2009年），看到曼德拉任总统后如何从自己做起，推动种族和解、促进民族团结的真实故事。当他第一次走进总统官邸，望着白人职员心存疑惧，收拾东西，准备被炒鱿鱼时，他安慰他们留下；曼德拉把白人保镖与黑人保镖安排在一起工作，他对一时想不通的总统保安队黑人队长说：“种族和谐的彩虹之国就从这儿开始，种族和解要从总统保安队开始。……宽恕也从这里开始。宽恕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解放，无所畏惧才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他不放过细节：在橄榄球赛场上，他发现在满场旧国旗当中有一位白人观众挥着南非的新国旗，便来到看台向他致谢。当体育部投票要换掉由白人组成的南非国家橄榄球队的标记和队服时，他赶到那里说服大家：“……现在白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民主伙伴。……我们必须同情他们，用慈悲的心怀和宽广的胸襟来感动他们。我知道他们过去排斥过我们，但是现在该做的不是秋后算账，重建家园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团结所有的力量，即使他们有人曾经是我们的仇敌……”

另外，当年南非黑人解放运动还存在一些其他有利条件：民间党派在一定限制下可以办报，司法有一定的独立性，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长期、广泛的支持，许多白人包括白人反对党给予一定的同情和帮助……

体育是力量与技巧的体现，更是人的综合素质的展示，它是个人和社会多方面因素成就的。放眼世界足坛，一流强队都诞生在民主体制的国家，说明体育不仅靠物质条件。没有自由，就没有足球，更没有真正的体育精神。

在影片《成事在人》中，曼德勒赠给南非橄榄球队白人队长一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在曼德拉漫长的牢狱生活里，此诗总是给他带来力量。让我们重温这首诗，为了像曼德拉那样奋斗，赢得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美好未来：

走出覆盖我的深夜，
黑暗像地狱一般层层笼罩，
感谢上帝赐我不屈不挠的灵魂，
就算被地狱紧紧抓住，
我不会畏缩，
也不会尖叫，
在命运的恫吓下，
我伤痕累累仍誓不低头。
在愤怒和泪水之外，
恐怖的阴影在游荡，
然而经历多年的威胁，
终会发现我无所畏惧。
无论我将穿过的门有多窄，
无论我将承担的责罚有多重，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是自己灵魂的舵手。

2010年6月27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便将“历史”当作一种“次宗教”。从古代的皇帝到共产党的领袖，无不视“青史留名”和“永垂不朽”为最高理想。他们并不畏惧历史，而是以历史为其奴仆。自古以来，秉笔直书的史官少，唯唯诺诺的史官多。皇帝们将史官“倡优蓄之”，除了盘踞在史书的头版头条之外，还让史官将自己的尸体、内裤、毛发和笔迹统统保存起来，以供子子孙孙和亿兆“屁民”瞻仰。于是，神州大地成了“萎人”们专享的博物馆：古代的帝王生前就挑选风水宝地，劳民伤财地修建宏大的陵墓；而“中共国”的开国之君毛太祖的尸体，则被后继者别出心裁地放在纪念堂的水晶棺内展览。

当年负责处理毛尸的著名医生吴阶平，在回忆文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回顾》中写道：“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而且又必须及时采取保护遗体的措施，不能丧失时机，以免出现不能弥补的损失。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在那个普通民众吃不饱饭的时代里，中共当局不惜血本，研制出“气态、液态相结合”的方法，终于使得毛尸跻身于全球“四大木乃伊”（其他为列宁、胡志明、金日成）之列，且显得最为“栩栩如生”。

虽然今天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中国成功地让宇宙飞船升上了太空，但要让毛泽东的木乃伊死而复生，仍然力不能及。毛不能起死回生，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却薪火相传，胡温不仅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阅兵大典上让“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巨幅方阵重新出现，而且让毛时代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再度兴盛。

文革结束之后，个人崇拜的风气一度淡化：邓小平比较看重实际的权力，满足于垂帘听政的地位，并未主动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江泽民爱出风头和耍小聪明，有扬州人特有的戏子人格，却没有自塑金身的“雄才大略”；李鹏自知千夫所指，遂不再致力于改善自身的形象，而是纵容其家族闷声发财；朱镕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经济专家，对意识形态领域兴趣不大……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人总算可以挺挺腰、伸伸腿了，不必向神坛上的偶像顶礼膜拜了。然而，到了胡温执政期间，胡温两人珠联璧合，一个扮演严父，一个扮演慈母，宛如当年的毛周之绝配，其施政特色跨越了邓、江，而直接与毛太祖时代对接。胡温让个人崇拜的恶习死灰复燃，其证据之一便是胡温的“御笔”亦像毛泽东的尸体那样，享受到了“永久保存”的待遇。

胡温的黑板题字花了多少钱保存？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温家宝在视察劫后余生的北川中学临时教学点时，在一间临时教室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后来，这个临时板房不复存在，可这块黑板被精心保护下来，继续在新建的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使用。温家宝随手写下的四个粉笔字，被有关部门用特制的有机玻璃覆盖起来，“有幸”在这间教室中上课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时刻瞩目这四个“伟大”的字迹。

过去帝王将相、骚人墨客的题词，一般是用毛笔写于宣纸之上，故而可以长期保存。而胡温视察灾区学校的时候，随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几个字，以显示对学生的关爱。粉笔字是所有字迹中最具“不稳定性”的一种。老师写的粉笔字随时会擦去，再写上新的内容；但作为最高领袖的胡温的题字，却不能被擦去，那么，如何让这些题字得以“永久保存”呢？

《南方周末》就此一课题作了深入的采访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李玉虎的专家。《南方周末》指出：“即使在全球档案保护界，他也是顶级专家。”美国国会图书馆保护专家唐纳?德赛伯尔博士曾对李玉虎说：“在这一领域你们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落后了。”在这个领域，中国当然会走在美国前面：美国政府受国会和舆论的严密监督，一块美金都不敢拿出来交给有关专家，让他们用在保护布什或奥巴马视察学校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的字迹上面。所有美国人都深知“总统是靠不住的”，如履薄冰的总统哪敢搞这种个人崇拜的糗事？可是，中国政府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胡温的粉笔字当作“国宝”，命令字迹保护专家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李玉虎早已处理过一块与胡锦涛有关的黑板。胡锦涛曾经在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金山寺村金山寺小学的简易帐篷里，在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六个字，并和孩子们一起朗读。这个消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后，宁强县档案局的主要领导马上意识到，小黑板是重要的历史档案。一个星期后，档案局向县委报送《关于收藏胡锦涛题字小黑板的请示》。县委副书记李芳当即批示：“经县档案局汇报邀请，省档案局已来我县查看取样试验，并提出了科学的保护保存措施。县档案局已基本具备了保存条件，故可由其收藏。”县委书记张雁毅亦批示“同意”。

但是，粉笔末在黑板上停留的时间有限，如何让“御笔”永不变色？在此领域有权威地位的专家李玉虎遂受邀奔赴宁强。此时灾区百废待兴，民众的日常生活尚未恢复正常，但在地方官员眼中，老百姓的生命远不如总书记的几个粉笔字重要。李玉虎从千里之外抵达灾区，并受到当地官员的隆重接待，他刚一抵达，便与省档案局副局长刘卫实地察看小黑板的材质、漆面等情况。当天，他们将小黑板漆粉取样带回西安化验。经过夜以继日的实验，李玉虎终于拿出了一套让总书记的题字“永不磨灭”的保护方案来。

两年后的玉树地震中，胡锦涛在第一所复课的孤儿院中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十二个粉笔字。像以往一样，这块黑板在总书记放下手头粉笔的一刻，便成了“重要档案”。这块黑板很快穿越海拔五千米的青藏高原，被送到八百公里外的青海省档案局。小黑板还在高原上时，青海方面便拨通了李玉虎的电话，邀请他赴青海，为保护小黑板提供技术支持。李玉虎再次出马，果然不负众望，经过四十多天的“技术攻关”，拿出针对这块铁质黑板的技术方案来，使得这块小黑板成为青海省档案局的“镇局之宝”。

然而，这篇报道最大的缺憾就是：保存胡温的黑板题字究竟花了多少民脂民膏，这些花费是否会在财政预算公开的项目中出现呢？

技术专家可以保持“学术中立”吗？

《南方周末》将曾经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的李玉虎当作一名“行业英雄”来报道。不过，这篇文章中有一处留下了弦外之音：“和保护敦煌壁画、保护陕甘宁历史文档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在保护黑板上的粉笔字迹的研究之余，还饱受来自社会及网络的过度关注干扰。”对待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李玉虎不以为然：“保护黑板，是我的工作；别人的评价是他们的自由。”他强调说：“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研究，我的学问。怎样保护粉笔字档案，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应该把学术问题社会化。……我一辈子做过那么多的文物保护，并不只是保护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档案。”

这篇报道当然不敢将那些“别人的评价”一一列出来。在公民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胡温继续搞毛时代个人崇拜的那套把戏，已经无法诱使大众全身心地参与和赞同了。究竟是抢救灾民的生命更重要，还是保存歪瓜裂爪的“御笔”更重要，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李玉虎所标榜的“学术中立”因此备受质疑：你的“工作”、“研究”和“学问”不是你个人的兴趣爱好，耗费的是民脂民膏，所以它究竟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还是有害于国计民生？

技术本身可能是中立的，但技术为谁服务却并非中立的。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门格尔，分别获得过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在医学上有相当之造诣。门格尔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他最为著名的试验是关于眼球的试验：他将颜料注入孩子们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说。据另一位集中营医生说：“一九四三年九月，当我来到吉普赛营地时，看到一张木桌上摆满了眼球。所有这些眼球都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眼球的颜色有淡黄色、淡蓝色、绿色和紫罗兰色。”显然，门格尔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专家，而是一个邪恶的纳粹分子，是人类的公敌。

我不是说李玉虎真有门格尔那么坏。跟纳粹相比，中共似乎要温文尔雅许多；跟门格尔相比，李玉虎似乎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取消或泯灭了对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判断，从李玉虎到门格尔就是一步之遥。今天的中国社会，是非善恶的判断日渐模糊，那些帮助中共当局打造金盾工程的网络技术员们，那些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五毛党”（如“什锦饭”、“八宝饭”）们，那些为毛、邓、江、胡绘制高大全的肖像的画家们，那些为“中国站起来”声嘶力竭地鼓吹的文人学士们……他们并未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件邪恶的工作，他们的良心不会有愧疚之感。我们的社会亦变得越来越“宽容”，包括对罪恶的“宽容”，人们会体谅以上这些人士的选择：大家都是为了谋生嘛，不可责人过苛。而这种缺乏是非善恶判断的社会背景，正是一切专制独裁制度得以延续下去的“群众基础”。

与之相反，我们应当营造一种新的、健康的社会论理和价值立场，一种真正的“荣辱观”。整个社会应当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李玉虎用公费来保护“御笔”，就是助纣为虐，尽管他只是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下游环节”，但他绝对不是“无辜者”。我们要有一种对尊严与自由以及罪恶和败坏的“敏感”。有了这样一种强大的舆论取向，李玉虎自己也会逐渐恢复正常的是非善恶的判断，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于良心有亏，从而自发地拒绝将技术应用在“保护御笔”之类的荒唐事情上面。如果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强烈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即便是掌握巨大权力的胡温，也不敢公然违背主流民意，而肆无忌惮地为个人崇拜的恶劣传统招魂。

胡温的统治逐渐滑向“苏丹式”的劣质专制

当然，比起李玉虎，以及那些用保护御笔来献媚于胡温的地方官僚，更应当谴责的是胡温本人。胡温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御笔”所获得的“崇高待遇”，他们默许和纵容这样的事情发生，乃是个人的虚荣心使然。他们身为最高领导者，放纵个人的虚荣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人品问题，而是带头败坏公共生活品质和社会风气。从此一事例即可发现，胡温的统治逐渐滑向了“苏丹式”的劣质专制。

同样是专制制度，恶劣的程度亦有所差异。比如，在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统治集团当中，罗马尼亚的专制就比其他国家的专制更加恶劣。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指出：“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更有学者将其命名为“苏丹式”的、最恶劣的专制模式。“苏丹式”带有相当程度的“东方色彩”，这也许跟齐奥塞斯库曾经到北韩和中国“取经”有关。齐奥塞斯库败亡的时候，便计划到中国或北韩政治避难。如果成功的话，齐奥塞斯库也许就是北京城里的“西哈努克第二”了。

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规划和建设上便可看出“苏丹式”专制的残酷、伪劣与荒诞。《战后欧洲史》如此描述道：在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样大的古城区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五公里长、一百五十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四万多栋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拆除。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窝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头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建筑师佩特莱斯库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怪诞、残酷而有品位低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是凡尔赛宫规模的三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五十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曾经是（而且今天依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的准确体现。

“苏丹式”的统治意味着统治者对奢靡的仪式的热衷，宫廷政治取代一切的“显规则”，腐败成为一颗不可能切除的毒瘤。统治者本人低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被克隆为全社会所有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齐奥塞斯库做梦也有想到，二十多年前他在罗马尼亚没有做到的一切，二十多年后却在中国被胡温一一实现了。今天的北京与昔日的布加勒斯特是何其相似！看看北京城里因摧毁了无数历史遗迹和街区而矗立起来的“鹅蛋”（国家歌剧院）、“鸟巢”（奥运会主场馆）、“裤衩”（央视主楼），无不是当年齐奥塞斯库“人民宫”的翻版。对国家权力的炫耀式的展示，对没有节制的暴力的迷恋，对领袖的个人魅力的歌颂，对征服历史的无穷的欲望，在建筑、音乐、美术、文学及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各个方面无不泛滥成灾。权力的仪式化、偶像化，正是提过类似于保护胡温“御笔”的行为征服了各阶层的民众。于是，即便是一个小小单位的看门人，也会将他拥有的一丁点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折磨比他更弱小的同胞为乐。

胡温的“御笔”并没有任何一点书法和美学意义上的价值（甚至还比不上希特勒的素描），仅仅因为书写者是胡温便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胡温比江朱更接近齐奥塞斯库，他们的文化品位更为低下，他们的危机感更为强烈，才不惜使用“永久保护御笔”这样的“下下策”来营造自我麻醉的安全感。但是，胡温刻意回避的一个真相便是：他们的政权的寿命，不会比被李玉虎运用尖端科技保留下来的他们的“御笔”的寿命更长。当中国人民过上自由和民主的生活的时候，当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修建一座“共产暴政纪念馆”的时候，胡温的“御笔”一定会被转移到这个纪念馆之中。不是被瞻仰，乃是被唾弃。这算不算是胡温和李玉虎为真实的中国历史所作出的一点点贡献呢？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至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