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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读者，皆知报刊娱乐版标题的用处不在揭示一篇报导的主旨，不在提其纲挈其领，而在制造另一则新闻，与该篇报导不甚相关的新闻。假如某位女艺人在露天场地开演唱会，载歌载舞，大汗淋漓，于是会后对记者抱怨今天天气太热，全身像泡过桑拿一样。那么编辑或记者多半会定下这么一条标题：《xxx自爆：我湿晒》。

大陆报纸仍有文化版的传统，很叫香港人羡慕。可是文化的处境在哪里都差不多，所以它们也得自强不息，力求更新，办法之一就是向香港同行的娱乐组看齐。今年初，我陪陈丹青在北京座谈，谈了两三小时，其间有记者问起陈丹青偶遇范冰冰的故事，他遂应答了几句。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出来，报导的题目赫然是《陈丹青梁文道共话范冰冰》，好像我俩闲着没事，很花痴地谈了一下午范冰冰似的。为此，陈丹青后来还在另一个场合里训斥当今中国媒体之堕落。

本来我觉得这也挺好，让文化沾点娱乐的星光，不失为一道续命苟存的良方。可事情若是一再重复发生，那又叫人情何以堪呢？上周我在杭州有场讲话，主办怕我敏感，不让我早定主题，最后搞成了一局漫谈。但我还是尽力整出一条线，从朱陆异同讲到《伊利亚德》，看古人研读经典的意义何在。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出来，标题变成了《梁文道：韩寒是下一个鲁迅》以及《梁文道：金庸加入作协毫无意义》。可怜朱晦翁陆象山泰山乔岳，皆不及韩寒金庸夺目。记者并不关心我的主题是什么，他们只对市场负责，只对自己代表市场提出的问题感兴趣。可堪告慰者，乃金庸韩寒仍能形成一个市场。恰恰是这种文化市场的出现，使得金庸自动申请加入作协的举动变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荒诞。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大陆作家手中接过名片，上有国家一级剧评人的头衔。当时我还很不理解，怎么剧评人也有国家评级？那一级二级又该如何评定由谁评定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不只是个荣誉，还是切切实实的身份待遇；好比经理、高级经理和总经理一样，三级作家、二级作家与一级作家也有很实际的差异，他们领的薪资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医院也不同。而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为官僚体制的等级，例如王安忆，贵为上海作协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

也就是说，作协是种把作家纳入官方体制的机构，让作家（尤其是专职作家）全都变成公务员，领取国家的好处，接受政府的俸禄。在改革开放之前，作家和其他艺术家都必须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员，除此之外，再无谋生之径。不能单靠稿费版税，不能卖画求存，也不能凭上佳演出在市场争出一条活路。可现在，文化产品的市场形成了，像韩寒，光是版税就能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又何必要国家颁个一级作家的身份让他分配一幢好住处呢？所以他去年火拼作协的时候显得特别有本钱，能够直斥作协内的专职作家都不是好作家。比起韩寒，金庸简直更是华人文化市场的天皇，百年来第一富豪作家。他要加入作协，难道谋的是副部级医疗待遇，甚至部级的养老服务吗？

作协当然不只是实际利益的分配工具，它还是象征资本的分配系统。很久以前，加入作协，得到分级，你才算是个有身份的人，才算得上是个好作家。可如今，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的文学场域又见成形，相对于官方评定的天下公论也早已回归。圈内圈外都知道，国家一级作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国家一流作家，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也不一定真是全国文坛祭酒。作协的象征作用又还剩下几斤几两呢？最主要的问题是这套体制强把文学场内的身份化约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统，不只用官僚级别的方法判断作家的地位高低，还使得文学艺术的尊严屈从在政治的权威之下。例如全国作协主席是个部长级的职位，那是不是意味着全天下排名第一的作家的象征资本还及不上国务院总理呢？当然不能，因为这根本是两套不可比的系统。中国固然有以官职代别号的称呼传统，但有谁会相信杜工部王右丞传颂千古，全凭他们的官做得够大？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以一句汶川地震灾民“纵做鬼也幸福”名扬天下，莫非我们以后会把这位王副主列进杜甫、王维等人组成的仙班？

虽然阿来和贾平凹等一众好作家都是作协成员，但他们生在内地，各有因由，我们外人不该置喙。可金庸他是何等人物？公认的武侠小说宗师，影响几代人的小说大家，理应是国家领导人对他敬重有加才对，又何苦自贬身价跑去和官员们部来部去？

天子呼来不上船。假如我是金庸，我宁愿继续闲话范冰冰，也好过自动报名加入作协，再等人家通知你的申请被接纳了。

在新疆7.5事件一周年之际，我吁请各界人士关注维吾尔族记者海莱特?尼亚孜。

去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国内有两位维族知识分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另一位就是海莱特?尼亚孜。

海莱特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是资深记者，担任过《新疆法制报》总编室主任，《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维吾尔在线》的编辑和管理员。去年10月1日，海莱特被当局拘捕，至今未起诉未审判，一直关在乌鲁木齐天山看守所。警方对海莱特的家人说，拘捕原因是海莱特在7?5事件后接受了多家境外媒体的采访，泄露了国家机密。

我以为，所谓“泄露国家机密”，很可能就是指海莱特在去年7月21日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谈到他曾经在7月4日向有关方面提出预警，并在7月5日上午面见自治区主要领导，提出化解民怨、防止暴乱的三条建议，但是新疆政府一条都没有采纳。海莱特并非异议人士。他以为当局会接受他的建议。事后他发现当局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并造成严重后果，自然十分失望，因此忍不住要讲出这番话。殊不知他的这番话，无意中捅破了新疆政府的一个大阴谋。新疆政府恼羞成怒，为了封口，所以把海莱特拘捕关押。

我在去年7月28日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节目里（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07292009111331.html/story_main）指出：7?5事件幕后大有玄机。因为7.5事件并非突发事件，自从6?.6广东韶关事件传到新疆后，维族民众群情激愤。很多人都意识到要出事，不止海莱特一个人向新疆当局提出预警。在7月5日这一天下午，大批维族学生在广场和平请愿，当局立即出动大量人马，当场抓走70多位和平请愿者，迅速地控制了场面；其后，当部分维族抗议者冲到自治区常委机关大院时，那里早已有军警护卫，固若金汤。可见，当局在打压和平请愿和保护政府机关不受冲击这两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采取了强硬的应对措施。当局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当然不是疏忽大意的问题。因为在维汉聚居区发生的暴力行为整整持续了4个多小时，大部分地方连警察的影子都看不见，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并不需要再去请示上级；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因此我推断，警察很可能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新疆政府拒绝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故意刺激事态恶化，促成暴乱发生，等到暴乱发生后，又故意按兵不动，导致平民――主要是汉族平民的大量伤亡，然后新疆政府再以“反恐平暴”的名义残酷镇压维族民众，并把这一切推到境内外疆独势力头上。

这一年来，我从多种渠道获知，在国内，甚至在中共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同样的怀疑。上个月出版的《明镜月刊》发表署名文章，说“王乐泉故意引发新疆暴动”。文章说，“有一种‘阴谋论’说法在中共内部都流传”，“2009年7?5事件并非海内外疆独势力所挑起，而是新疆当局的阴谋”。之所以有大量群众死伤，却极少有警察“因公殉职”，可见这不仅是警察和武警失职、渎职，“更说明王乐泉内部下达了指令”（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85/n-12585.html）。

应该指出，中国政府并不是第一次玩弄这套阴谋。2008年西藏3?14事件他们就玩过一次了。通过这种十分阴险狠毒的手段，中国政府极大地激化了汉族民众和维族藏族民众的深刻猜忌与仇恨，并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严厉管制。

还要看到的是，在未来，中国政府还可能采取同样的手段。在去年年底出版的政治预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里，作者陈冠中就写道，在2011年，全球经济崩盘，中国经济也发生严重危机，各地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政府故意撒手，听任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老百姓惶惶不安，四处逃难，然后解放军大军出动维持秩序，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军队立即展开全面严打，震慑了一切反抗。

不消说，作者以上描写正是基于他对新疆7?5事件和西藏3?14事件的洞察。我们决不可排除在未来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在当前，我们必须对仗义执言的海莱特咸表示关注，大力声援，并彻底揭露新疆政府制造7?5事件的罪恶阴谋。

自从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半岛的局势再度紧张，仿佛战争的风云又要降临，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金正日，硬充手持核武器的世界巨人，企图绑架全人类。其之所以出尔反尔，动辄讹诈，谁都知道他自以为背后有座大山，即中国，他的父亲金日成的经验给其内心的烙印过于扭曲而深刻，总以为只要开战，中国就会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我不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会使中国人产生唇亡齿寒的感觉，特别是造成国富民穷两极分化的中共，也需要用战争转移社会矛盾和大众视线，但就我父辈的切肤之痛，反思韩战，冷静回忆，应当悟出真理：在互联网普及和强人已失的今天，再打一场韩战，如果中国支持金正日政权，必将引火烧身！

 

图片：姜维平先生的父亲姜启德1955年4月回国前在朝鲜留影，照片由姜维平提供。

我是1955年出生的，我的名字储存了父亲对生活的全部希望：维护世界和平！父亲姜启德对战争的憎恨，来源于他的经历：当1950年6月，金日成发动韩战之时，他成了御用作家魏巍笔下称的所谓的“最可爱的人”之一，他跟随彭德怀领导的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在火线上拼搏了三年，后来回国，在此之前，他由山东“闯关东”从乳山县来到大连谋生，并当上大连水产养殖公司的小职员，显赫战功曾使他的命运有所改观，但据称是美帝国主义飞机投下的细菌弹，破坏了他的健康，伤寒病几乎伴随他的一生，55岁时他死于肺癌，他坚信，这是美国侵略者造成的恶果。他是“幸运”的，不仅是因为，他是韩战的幸存者之一，而且毕生至死不渝地相信官方的谎言。

我则没有这种可怜的“幸运”。虽然我在辽宁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但多是中共伪造的史料和八股观点，只是到了90年代中期，我才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首次得知韩战的真相，我想，如果共产党有本事，就一定把藏着真实的潘莫拉盒子捂紧，否则给他的国民带来的只能是巨大的精神打击。就我父亲来说，他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韩战，曾使他深为自豪，但其实，这是一场不义的侵略行为，它不过是靠谎言染上了光彩，他晚年动辄流泪怀念的战友们，不过是充当了斯大林，毛泽东等政治骗子的炮灰而已！所幸他一点都不知情，而且他更不知道，被俘虏的1，4000个士兵自愿去了台湾！我知道了真相，则对中共产生了新的认识：如果第二次韩战再燃刀枪火海，我们这一代及下几代人，还会重走父亲的老路吗？

最近，我拜读了何清涟撰写的一篇关于韩战的大作，其中引用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平的观点，真是巧得很，她是我大学同班同学，2009年2月4日，正是她把我送上了由北京飞往加拿大的班机，据其文称，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通过媒体、因特网和大学课堂教育，国内的民众越来越知道这场战争，不是像人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是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燃到了鸭绿江边，威胁着新中国。实际上，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是金日成打响了第一枪，首先挑起了战争。她还说，战争更深远的背景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苏联就失去了雅尔塔体系中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中国收回了旅顺口和大连港。而斯大林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一个不冻港，以便与美国和日本对峙，于是，就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金日成收复朝鲜南方的要求。这样金日成才敢发动这场战争。

我印象中，许平在大学校园期间，学术思想相当开放，但她从来没有讲过类似的观点，很简单，那时辽宁大学图书馆里，根本就没有与官方的谎言矛盾的任何书籍，想必是老同学许平日后到上海当研究生，深入研究的结果吧！而且，现在她这样公开地捅破窗户纸，似乎也风险不太大！总之，中国知识精英大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当年其实是在帮助朝鲜的金日成作战，而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是在帮助斯大林和毛泽东作战，这样一来，抗美援朝战争的合法性就受到了空前的质疑。许平教授的论述，真是一针见血！现在，天安舰的事实已暴露无遗，如果金正日步其父金日成之后尘，胆敢发动第二次韩战，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会像毛泽东那样，下令国民支持他吗？既使令下如山倒，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如同我的父亲姜启德那麽顺从吗？既使服从了，依目前中共军队的病态和腐败，能获得胜利吗？我的回答很简单：骗了我父亲，别想再骗我们！

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统治者要想使士兵送死，用他们的鲜血染红顶子，必靠编织的谎言，把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打扮得天衣无缝，这一点在信息闭塞的毛泽东时代易如反掌，但今天呢？有几个官兵不用互联网呢？尽管部队对互联网的管理密不透风，对士兵的监控史无前例，但有多少效果呢？战争还没宣战，最新的动向和矛盾的原因，就已经妇孺皆知了！谁愿去为一场不义之战卖命呢？即便父亲再生，知道了真相，也不会参战，被迫去参加了，也只能倒戈！

其次，假定中国官兵再次跨国鸭绿江，也不一定获胜，因为50年代时刚解放，国民对中共还抱有极大的幻想，以为战争胜利之后，就离丰衣足食，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近了，所以，能舍生取义，如今，老百姓大都看明白了，官员们都是诱骗别人学雷锋，自家的孩子不是经商捞钱，就是留洋出国，别看高官在讲台上振振有词，没有一个会像毛泽东那样，能把儿子送到前线作战的！毛泽东愚顽地坚信自己的理想，现在，他的继任者只贪钱财！所以，靠金钱拴在一条利益链上的部队，只要开战就会一泄千里，如同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一样，好看不中用！在这方面，人们只要深入了解了中共部队的贪腐情况，就不会怀疑我的判断了。谁能相信，习惯于用金钱疏通关系的部队官员，能带兵打仗呢？相信钱能通神的士兵能前赴后继，战无不胜呢？

据6月26的国内媒体报道，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最新出版的一期《文史参考》半月刊上撰文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这就使韩战的残酷性赤裸裸地展示在国人面前，处于小康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每天都看到共产党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瓜分，谁心里不像明镜似地，谁会去再当炮灰呢？哪个愿意成为下一次史料中记载的阵亡者之一呢？如果是正义之战，卫国之战，雁过留声，倒也值得！然而，为了一个专制政权去卖命，谁会心甘情愿呢？人们会想，从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直至国内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一直未对外公布过朝鲜战争中的伤亡数字，试问：连所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数字都隐瞒的统治者，还能再有傻瓜跟他们上当吗？

或许，我父亲的切身经历，足以说明参战者命运的多舛！文革前他经常自豪地回忆抗美援朝战争，把战士诗人未央的诗挂在嘴上：“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我的亲娘！”还经常把朱叔等战友请到家中饮酒聚餐，大谈韩战中朝鲜阿妈妮对他们的关照！还把他们战场上的照片高挂墙上……但1968年以后就性情淡然了，父亲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里因根红苗正，未被整肃，但晚年则受到冷落，郁郁而终，他不再相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他说，人家局长的孩子留在城里，我们的子女却一个接一个上山下乡！中国离理想越来越远了！

是啊！参战和取胜需要高远的理想，现在，金正日有理想吗？中国领导人有理想吗？我多次亲临辽宁省丹东市，曾漫步于鸭绿江边，我既看到了沿江开发区的灯红酒绿，又听到了北韩饥民的哭泣，专制政权不论富裕还是贫穷，都只能给它的国民带来灾难！我从未与任何人谈论过我的父亲，因为他的一生是一幕悲剧，参加韩战是剧情的高潮，命运把他从火线上留下来，是为了叫他承受更多的没有思想和自由的苦难：他不知道韩战的真实起因，不知道14000个战俘选择台湾的故事，不知道6000个回国的战俘送进过阜新集训营，不知道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的秘密交易，总之，不知道人生最宝贵的知情权，选择权已被彻底地剥夺！我可不想模仿他的一生！如今，面对战云翻卷的朝鲜半岛局势，我想告诉7000万南北韩的人民和广大读者，骗了我父亲，别想再骗我们新的一代！

2010年6月25日韩战60周年写，7月1日修改于多伦多

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中国的改革进程出现了两年多的停滞，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才使改革在新的基础上再次开始。15年来中国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

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政府的强控制以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不民主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十五年进步不输“剧变”国家

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与这些象征相表里的，是15年来的实际变化。在“不争论”、“少说多做，做而不说”的“小平智慧”下，这些变化之大可以说不亚于所谓发生了“剧变”的一些转轨国家。1992-1997年间，在对外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政策大幅度开放的同时，中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取消了粮票，“票证经济”的结束预示着中国开始由命令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二是开放股市，并且很快升温到狂热的“股潮”。虽然尚非正常的资本市场，但中国式的股市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原始积累模式。三是在苏南等传统集体经济（所谓“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发达地区进行了一场雷厉风行的私有化运动，随着“苏南模式”的过时，1997年出台的《乡镇企业法》首次明确了“乡镇企业”概念的非特定所有制含义，由“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渊源形成的乡企属于“集体经济”之说从此成为历史。受“乡企转制”成功的推动，许多地区（山东诸城等）出现了县域范围内地方国有企业“全卖光”乃至“送光”的实践。

1997年的十五大开始了又一新阶段。这次大会吹响了“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先是维持“国有”以便用国家权力迅速实现“减员增效”，避免了私人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继而把已完成减员的企业脱去“国有”帽子，在“就业优先”旗号下以内定价格实现资产“置换”，避免了公开竞价的麻烦。中国人娴熟地交替使用“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权（应为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调控加强，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致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

这期间，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也在加快。尤其是2001年的两件大事意义重大：这年的9·11使中美在反恐问题上找到共同利益，中国的国际环境自此明显改善。而这年11月中国顺利加入WTO更是中国走向“全球化”之路上的里程碑。在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投资与外贸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双轮驱动”机制。没有什么比外贸数字更能说明中国的剧变：1956—1973年，我国先后与西方和苏联集团闹翻，外贸萎缩至微不足道，18年间有16年小额顺差，但这除了显示闭关自守外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有什么竞争力。1974—1989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后国门逐渐开启，接着是改革开放，外贸骤兴。但那时产业结构落后限制了出口值，百废待兴的建设造成投资品进口大增，加上当时改革带来的普遍性生活改善导致进口消费品增长，因此出现我国外贸史上的大逆差时代：16年中有11年逆差，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达149亿美元，远远超过建国至此前30多年的累计顺差。但这个工业化投资拉动的“大逆差”形成的生产力，加上我国突出的低成本优势，使1990年后中国走上出口导向型起飞之路，从此转入大顺差。而2001年的“入世”更使我国加速成为“世界工厂”，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增长，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为1019亿美元，2006年更达1775亿美元，两年竟有5倍之长！而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

这十五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致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说。

无疑，15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15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转轨国家“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由于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15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致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说。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前就不该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如那时杨帆建议的），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跌到900多，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的改革才大举出台，一下就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这真叫来得恰是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你说他们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转型成败关乎世界福祸

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长远地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表面上，今天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令人艳羡，各派经济学者都力图以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奇迹”，由此引起一片赞扬声：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然而实际上，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因此这种既非福利亦非自由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对当今世界左右两种主流经济模式都形成了日益严重而且无法回避的挑战：在势不可当的“中国竞争”面前，那些发达的福利国家不得不降低福利水平，自由贸易国家则又酝酿重树贸易壁垒。而不发达国家则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整个全球经济因“中国概念”而面临大洗牌。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以“天平效应”取代“尺蠖效应”

如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民主与法治，以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这将是下一个15年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复杂背景下，2002年接任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对改革战略进行了调整。打破单纯GDP崇拜而提出“科学发展观”，意识到经济增长不能承载一切而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下决心通过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基础上又提出以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为实质内容的“新农村建设”。这一切反映了高层对当今社会矛盾的认识和使改革重获推动力的努力。按高层的说法，“和谐社会”应该达到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者之中，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赫然居首，应当说这的确是解决当前各种问题的关键。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经济的深刻悖论与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都有根深蒂固的背景，不是简单的调整能够解决。事实上，这一轮改革当初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因与如今改革困境的形成也可以说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第二轮改革启动后，各方都力图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改革成为大势所趋，但这可能不是终结而是深化了改革中的矛盾。当年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一“优越性”在后来的改革中更加突出。

然而这样的改革方式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形成了顽固的“尺蠖效应”：这些年来改革方向经历了或左或右、一放一收的几度调整，然而在某些特权利益集团影响下无论向左向右都会发生扭曲：向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向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政府变“大”时扩权却难以问责，政府变“小”时卸责却不愿限权。政策一收就容易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政策一放则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向左增加福利、向右增加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的平衡。

显然，过去1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都取得了惊人成就。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因此没有理由躺在已有成就上盲目乐观。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到如今这个敏感阶段，面对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紧张加剧的现实，如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民主与法治，以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这将是下一个15年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毛泽东。”我八岁戴上的红领巾，这首少年先锋队队歌伴随着我渡过了少年时代。每每唱起，都会热血沸腾。“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这句话出现在我参加工作后的每一篇日记上，下笔时，我总是热泪盈眶。那时我真诚地希望在我死后，人们会从我的日记中发现我这个“狗崽子”是真心革命的，会将我追认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曾经是我欢乐灿烂日子里的太阳，是我凄苦暗淡日子里的北斗星，是我心中的神明，是我愿意为其献出一切乃至生命的伟大领袖。我曾由衷地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比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的人们都幸运，比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民都幸福。

这座神像是哪一天在我心中彻底坍塌的呢？确切算来，应该是1976年的4月5日。那天晚上，我和那时还是我的男朋友的悌忠站在我们所在的三线工厂的山坡上，听着高音喇叭中传来北京的声音，宣布对天安门广场上“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夜是那样黑，风寒得让人打战，我说“中国反革命复辟了，我们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在那一刻我认识到的是——毛泽东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我比很多同时代的人懵懂得多，但是我开始梦醒了。

接下来的八月唐山大地震，悌忠家的房子山墙在地震的那一天倒了，悌忠和我先后回到北京帮助家里修房子。9月9日，在北京从广播里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这一刻，我已等待了许久，好朋友间也议论过许许多多次，我们这一代人将经历毛后的时代，将亲眼看到没有毛的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是幸运的。但是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我很难说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我的中学好友丹华，很是失魂落魄地一头撞进了悌忠的家门：“毛主席去世了！”跟她满脸的惊惶一比，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心静如水。“我已经听到广播了。”我的平静，甚至有些无动于衷地对待毛泽东的去世，让丹华一下镇静下来。我们开始谈论那已经谈论过太多次的话题：“中国将向何处去。”我和悌忠后来到天安门照了像，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时刻，应该记录下来。

说来就那么巧，悌忠的中学好友迎潮和他的女友，就在那一天那一时刻走进派出所办理结婚手续。前脚刚踏进门槛，后脚就跟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婚当然没有登记成。接下来的那几个星期对于全国人民实在是太难熬了。一切文艺演出都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都被禁止，人们脸上不能有笑容，甚至一点点似乎是笑意的表情都会被人举报，遭到灭顶之灾。有人因为实在熬不住那没有音乐，没有消遣的生活，偷偷在家里打扑克，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那笼罩着全国的肃杀、毫无表情、甚至一声咳嗽都会让人胆战心惊大概是“十年浩劫”恐怖的顶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独幕话剧就是这个名字），那打倒“四人帮”的霹雳在人们的神经已经崩得要断裂的时候到来了。它先是以小道消息的方式在朋友们中悄悄传播，就像是雷声由远处沉沉地低声地轰鸣着，然后一声炸响，电闪雷鸣，撕开了亿万人的胸膛。我记得那天是好朋友槿长从他二楼家里的窗口高声向对面四楼“七。二一”大学的宿舍叫我，都岔了声儿：“有好消息告诉你！”我曾经设想过千千万万的可能，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快，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完蛋了。那天我们“七。二一”大学的校长，中国汽车工业的鼻祖——孟少农先生买了酒和我们一起痛饮，那天朋友们好像要把一生一世的笑都笑尽。

接下来是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复出，我万万没有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把彭德怀庐山会议的案子都翻了过来，我自己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间从“黑五类”变成了“红五类”。然后是右派一风吹，农村地主、富农统统摘帽，无论出身，适龄青年都可以参军、上大学。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封闭三十年的铁幕。那些过去背着沉重的海外关系，香港、台湾敌特关系的人成了最受人们艳羡的一类，首先蜂拥出国门，或者投奔亲友或者留学。人们真地以为中国自此将彻底走出毛的时代。

晃眼间，毛泽东已经是110岁的逝去之人了，我自己的青春岁月也早已流走，进入知天命之年，方晓得我们还是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去年我在大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在书稿交出之前，父亲和悌忠都对我说，书中的有些说法太过，应该改写。我执意不肯，觉得时代变了，应该是可以说实话，可以提诚恳的意见的时候了。可是书刚刚发行不到两周，就被禁了，据说中宣部的批示是：“放肆地攻击共产党”。这个结果在父亲的意料之中，但是实实在在于我的意料之外。

上个月回国出了趟公差，到晓梦那里拿一些积压在她手里的《李锐其人》一书，帮助她在朋友中推销，听到了另一个想不到的故事。彭德怀的一位警卫员看到了这本书，他一边看，一边落泪，激动得不得了，看完书就找到晓梦，说他要一千本，要拿到彭德怀家乡的彭德怀纪念馆去出售。那个纪念馆是他从朱熔基的手里搞到了特批的四千万人民币修建的，当地的政府和老百姓对他是感恩有加，他对这件事有完全的把握。晓梦还是保留了一下，只给他发去了五百本。结果这位警卫员刚开口向当地官员介绍这本书，就被硬硬地堵住了：“李锐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本书不能在我们这里卖！”彭德怀可是被毛整死的呀！他家乡的父母官要纪念彭德怀，可是不许说毛有错，彭德怀地下有灵，会作何感？

认真想想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这些过来人最深入骨髓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十亿国民的头脑要统一在一个思想下，即：毛泽东思想；全体人民的社会行为要服从于一个意志，即：党的意志，亦即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说，除了毛泽东有随心所欲的自由，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其他人都没有思维和行动的自由，哪怕你官位高至国家主席，也是个呜呼哀哉的刘少奇！记得父亲说过，毛泽东曾经问过黄克诚（可能记忆有误，是个别的什么人）：“你说总统—President，主席——Chairman和皇帝——Emperor的区别是什么？”黄克诚认真地回答：“总统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镇压人民的，主席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领袖，皇帝…”，毛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都是一回事。”毛确实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个可以“无法无天”的真命天子。那么这个情况现在有了根本的改变吗？邓小平先可以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包揽国庆35周年大典的一切程序，把国家主席李先念晾在一边；后又可在退出政治局后，以一介普通党员的身份统领全军。为什么？他是无冕的皇上，就这么简单。可他毕竟还是打天下的一员，为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将中国推向了市场经济的世界潮流，有他功勋极其卓着的一面。而到了江泽民，用李慎之的话“没有尺寸之功”的他，竟然也当起了太上皇，以一介普通党员的身份占住了军委主席的位置，而且处处对新的领导班子掣肘。不管是否真做得到，宣传上还是全国人民必得遵循一个思想：江的新发明——三个代表；全国人民还是得服从一个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不管这个党的腐败已经到了“处级以上的干部全杀了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程度。

是呀，时代是进步了，四个伟大没有人提了，小红书也不再摇了，人们不需要早请示晚汇报了，余杰也有了用两支笔（一支大陆，一支海外）写文章的自由；老百姓的生活与毛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农民也可以走出土地到城里做工了。但是政治制度改革的那条腿太短了，短的有些地方、有些事还不如毛的时代。比如三峡工程，父亲只要有机会就会对人说：“我要告诉你，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从来没有说过建三峡。”毛周是知道三峡的份量的，在有了原子弹的时代，即使浪漫如毛泽东，“高峡出平湖”他也知道是个永远的梦。到邓当了一把手，“好嘛！”轻轻一句话，三峡就上了马。这次回国听有人说李锐没能阻止三峡上马是因为他太直，其实稍稍拐点弯儿，邓老爷子未必听不进他的话。我拿这话去问父亲，他立即激动地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根本不会听进我的话。”周恩来曾评价邓小平有时会“举重若轻”，这位第一把手的个性决定了父亲不可能再有一次“御前辩论”的机会，因为邓认为建个三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到了以江为核心的时代，父亲再次上书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上之原委，希望立即停建，他得到的是朱熔基总理的电话，让他不要再说话。至此父亲对三峡的一切意见完全被封杀。当年毛听说有个三峡反对派李锐，请他出席中央会议，让他发言、写文章；四十年后，父亲却不许作声了。

父亲说“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不使领导人由于其个性而作出的错误决策或者由于其个性而无法纠正错误的制度，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要务，也是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目标。”这话精辟之至。可我们现在还是不得不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寄托在新一代领导胡温的个性上，我们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一把手说了算的时代。但是我是乐观的，因为今天的青年一代和大多数的国民已经不再像我们年青的时候那样激情地关注国家命运，狂热地投身政治运动，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住行、奔的是自己充裕的物质生活。在我和父亲最后一次探望病中的王若水先生的时候，他曾叹息这是一种精神的堕落。但我却不做如是想。我觉得这种非政治的、以物质追求做动力的人生努力和美国的现状非常接近，这种追求的力量是实在、韧性和巨大的，它使任何要将中国从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拉出去的企图都成为螳臂挡车。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有一批知识精英们在注视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其中有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代，虽渐斯人已去，以王若水和李慎之先生的最近过世最为可惜，但是这些耄耋之人还在奋勇向前，且完全不势单力薄；在他们之后有一大批中青年的精英，年轻如余杰，方29岁。这些知识精英们是国民的头脑，国家的脊梁。头脑清，脊梁硬，中国就充满希望。精英们的思考是理性的、深刻的、专注和执着的，他们不会盲目地发动“运动”，因为他们懂得中国的事情不是一、两个运动就能解决的，由占人口少数的他们来思考中国的问题，社会就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在我有生之年，也许不能看到中国完全走出毛泽东时代浓厚、绵长的阴影，但是一定会看到中国离开那阴影的最深之处。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了19世纪阴沉的帷幕。纪元更始，20世纪的中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仓皇西逃，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这才有了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发的那道变法谕旨，这是20世纪出现的第一线微弱之光，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新政”的起点，它意味着慈禧开始接过戊戌变法染满鲜血的衣钵，尽管她的出发点只是要挽救摇摇欲坠的宝座。当年10月2日，慈禧再次下达懿旨，表示“变法自强”的决心，在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推动下，晚清新政开始启动，不过步履缓慢，到1905年7月之前，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清廷决定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枝枝节节的变法这才逐渐指向政治体制的层面。我们可以把此举看作是清廷决心改革政治的信号，当然这个时候慈禧还没有下决心实行立宪。9月，也就是清廷下诏废止运转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不久，五大臣大张旗鼓地出国考察，结果在上火车时遇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吴樾当场取义成仁，五大臣有惊无险，但出国的行程被推迟了几乎半年。11月，清廷颁发上谕，要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当年12月和1906年1月，鉴于上次的教训，五大臣悄悄地分两批出国考察，他们足迹遍及日本及欧洲许多国家，重点是考察君主立宪制成功的英、德、日等国。

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归国后，1906年7月24日，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另外两位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设立议会，学习外国，地方自治，做好实行预算决算的准备等等。张之洞当时认为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反对宣布立宪，袁世凯、岑春煊、徐世昌、孙家鼐、张百熙等人则赞同立宪，皇族中的奕劻以及年轻的载沣也都持支持态度。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立宪的声音，包括荣庆、铁良等人在内，对此，皇室贵胄载泽的反击最为坚决有力。慈禧太后本身对立宪没有什么太深的成见，她所在意的是君权不得受到损害，服制不能更改，辫发不能变，典礼不可废。

当年8月27日，袁世凯应慈禧之召进京，他主张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他在北京的立宪热情空前高涨，声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谁反对立宪，谁就是“吴樾”，就是“革命党”。他的这些言论一时博得了“倡导立宪”的声名。29日，慈禧召见大臣会议宪政之事，只有两个人默然不啃气，一个是王文韶，一个是鹿传霖，其他人都表示应该实行立宪，最后慈禧态度明朗了，王、鹿也只好勉强表示同意。9月1日，清廷正式发表“仿行宪政”上谕，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以及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等内容。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和国内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更是欢欣鼓舞。立宪派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祝贺9月1日这道破天荒的宪政上谕。9月5日的北京街头，商务印书馆分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以及多家报馆、阅报社，挂出龙旗庆贺，各个学堂乃至军事学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本来人民都很冷淡，并不理会，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各学堂学生上万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天津、保定教育界也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的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最热烈的还是在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那些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新兴的教育、报纸，无疑都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上千人，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登载在《时报》上，我们现在还能读出他当年的激动和兴奋：“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也都召开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是当时普遍的心声，其中有“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搜人材，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就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据当年10月2日《申报》报道，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光绪“颇深嘉悦”。

善良的国人，在专制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的人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以为清朝真的要走上宪政的轨道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这次宪政萌芽是从官制改革入手的。就在颁布“仿行宪政”上谕的第二天，朝廷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徐世昌、张百熙、戴鸿慈、袁世凯等一批王公大臣共同编纂官制，两天后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他们制定官制之前首先确立了五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认同三权分立原则，因为议会一时难以成立，所以先从行政、司法着手这一条。当然，官制改革意味着一次权力的最分配，可以说牵涉到所有官员的切身利益，阻力之大是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公心、没有慈禧的坚决支持，这是没有办法搞下去的。晚清的宪政萌芽从这里起步，从一开始就显得艰难，比如想裁撤吏部、都察院，因为反对的声音之大令慈禧都感到为难，最后只好妥协，保留这两个传统的衙门。所以，清廷虽然只化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改动的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11月5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封疆大吏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早在1905年8月起，朝廷就决定以奉天、直隶作为地方自治的试点，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自治局，将自治知识编成白话，广为宣传，从1906年11起，袁世凯下令自治局在天津县一级试办议事会与董事会。奉天在1906年12月设立了全省地方自治局，次年2月开办调查员养成会，又办了自治研究所。

1906年9月2日，清廷早在一年前计划设立的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正式启动（1907年8月，“考察政治馆”易名为“宪政编查馆”），12月处又将会议政务处的工作并入，直接归军机大臣领导，性质有点类似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法制局，任务包括调查各国宪法，制定宪法草案，考核法律馆制定的各种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制定的单行法、行政法规，等等。筹办代议机关资政院、各省咨议局要晚一步，从1907年才开始着手。

法制改革走在行政的前面，早在1902年5月13日的一道上谕，就命沈家本、伍廷芳参酌世界各国法律，将当时的一切律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目的就是与国际接轨，在1904年设立了专门的“修订法律馆”。这一进程在1906年9月1日以后显然加快了，仅仅从这一年到1907年6月，就完成了欧洲、日本13种刑法、诉讼法及其他司法类著作的翻译，还有10种译而未完，接着又用大约一年的时间翻译完成了34种各国的商法、民法、诉讼法等著作。沈家本在主持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同时，不但非常重视派人去国外考察，而且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法律专家，“随时咨问”，1906年10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总教习就是从日本请来的。沈家本和伍廷芳从1905年起着手对《大清律例》进行修订，着重在删除酷刑、重罚，削减死罪条目，变革行刑旧制，删除奴婢律例，禁止买卖人口等，其中有多项是1906年提出并完成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一系列推动近代经济的商法都是1903年到1908年间出现的，与立宪的进程基本同步。

当然，最热闹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

第一个立宪派团体是1906年 9月中旬开始在上海酝酿，当年12月9日正式成立的“宪政研究会”，提出“务求尽国民参预政事之天职”，选举马相伯为总干事，雷奋为副总干事，有会员300多人，出版《宪政杂志》月刊，有比较浓厚的学术气息，但不是一个学术社团，而是 讨论国家大事、乃至直接参加政治活动的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的产生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有相当关系，他一个人就捐资万元，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到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最初会员不过百余人，却都是一时精英，他们来自商界、学界、报馆、书局，其中包括张謇、汤寿潜、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年轻的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无不都是江南知识界的佼佼者。状元实业家张謇早在1904年起就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要人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朝廷立宪，甚至代拟了折子，还给袁世凯写信，请他赞助立宪。汤寿潜等曾参与其事。张謇、汤寿潜、还有张元济等在1904年6月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几]和其他达官显贵，推动立宪，如今机会终于来了。“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葳、南洋各地，后来像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都加入进来。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存在的时间比较长，“预备立宪公会”做过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

慈禧的“仿行宪政“上谕颁布后，远隔重洋的流亡客康有为也坐不住了，1906年10月21日，他起草一篇布告会众书，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或“国民宪政党”），大弟子梁启超不同意这个名称，主张叫“帝国宪政会”，被康采纳，于1907年2月13日正式改名，对外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主要的诉求除了召开国会，就是开放党禁。“帝国宪政会”在海外开办商务公司、银行，出版报刊，到处募捐筹集资金，不过对国内影响有限。

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初名“宪政讲习会”，又叫“中国宪政讲习会”），时在1907年6月，此前他已经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宪政。1906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意联合杨度、蒋智由、熊希龄等人成立一个政治团体，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他还称许湖南人杨度为谭嗣同一类的人物，结果意见不合、各怀心思，合作不成。1907年10月杨度因为奔父丧回国，联合了湖南名流谭延闿等，成立湖南支部，1908年1月干脆把“宪政讲习会”改名为“宪政公会”，湖南支部改名为湖南宪政公会，接着在北京设立本部，当年还被清廷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国内许多地方设立支部，极一时之盛。也是杨度首开了“和平请愿”的先河。

梁启超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已渐行渐远，他不想在老师过时的旗帜下做那些力不从心的事，通过《新民丛报》的平台，他以那支常带感情的笔锋赢得广泛的读者，他的影响已远在戊戌年的康氏之上。本来他打算与杨度合作成立宪政会，以杨度为干事长，自己不出面，本部设在上海。与杨度合作破裂，他于1907年6月秘密到达上海，目的是争取岑春煊的支持，并寻求与张謇、郑孝胥这些江浙立宪派代表人物的合作，其实，张、郑等有实力、有声望，他们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正蒸蒸日上，自然不愿屈居康、梁之下，再说他们对康、梁的通缉犯身份还身存在顾虑，所以会谈毫无收获。梁回日本后，组织了“政闻社”（1908年2月发展到500多人，本部迁到上海，马相伯等出面主持），创办《政论》月刊，在上海发行，以蒋智由为主编，他在日本遥控笔政，不过再也没有像当年《时务报》、《新民丛报》那样一纸风行。

早在1906年底，富有学识、思想开通又有能力的旗人松毓捐出1000两白银，联合其他当地绅筹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他认为地方自治是立宪的基础，而地方自治的基础在于知识的普及。1907年1月6日举行成立大会，松毓被选为会长。不久会员发展到700多人，改名为“吉林自治会”，月出《自治报告书》三册，后改为《公民日报》，还开办了自治宣讲所、自治讲习所等。到1908年10月被清廷下令解散。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的出现已经是1907年11月，偏远的贵州也在这年12月开始酝酿成立“自治学社”，以后还有“宪政预备会”，其他各省也有各种立宪、自治团体相继诞生。

1906年9月1日“仿行宪政”上谕的颁发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到1910年，就是远在新疆，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拍下了一幅“新疆谘议局”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谘议局毕竟是新生事物啊。在广西桂林，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从上海到日本东京，那些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早在19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和杨度这样的留学生代表还是初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但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是他们的时代，这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新思想或者他们的水平、能力更高，只是生逢其时而已。无论成也败也，如果只问是非，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脚窝、一个脚窝过来的。

余生也晚，赶上的大革命，就是文革。说是赶上了，也是懵懵懂懂，不明里就，因为还是个孩子，1966年，我9岁。长大以后，读历史才发现革命不一定要禁欲，辛亥革命就不禁欲，革命党人该泡妞的泡妞，逛窑子的逛窑子。革命党人的风流逸事，是革命的佳话。后来的大革命也不禁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杯水主义盛行。男男女女，都在性的享受中非常欢愉。大革命中的武汉，还出现过裸体游行。但是，我赶上的革命，在男女性事上，却相当严厉。性似乎专属资产阶级，一度，大人们谈性色变，也感染了孩子，觉得那种事特别不好，特别可恶。记得当时的我，还跟一个父母都是医生的同学争起过，说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做过那样的事。

但是，我当时所在北大荒，却是个在性事上特别开放的地方。自打有人以来，人们都正经不起来。男多女少，而且都是移民，原来的社会的规矩，到这个地方就不大灵光了。一个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有一个或者几个拉帮套的（副夫），稀松平常。土著（其实也是移民的二三代）如此，我所在的由转业兵组织起来的农场，也好不了哪儿去。我家周围的若干位漂亮的阿姨似乎都有拉帮套的，也没有什么人看她们不起。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有这样的风流逸事，大人们说起来，眉飞色舞，说是他妈妈对拉帮套的特好，每晚上只要栅栏门一响，只一脚，就把他爸从床上踹下去，他爸也只好乖乖让位。其实那时，大家的住房都挺紧张，所谓让位，也就是从这个炕上挪到另一个上面，大抵还是在一个屋檐下。当年的北大荒，有多少多夫制的家庭？没数。但从来没听说有争风吃醋打架动家伙的。都说东北人野，动辄拔刀子，但好像那时候真的挺和谐的。这和谐，不能说没有性开放的功劳。北欧国家性开放之后，犯罪的事也直线下降。看来无论中外，食色性也，疏与堵，自是不同，天下的道理都一样的。

可是，革命一来，一切都变了。一大批出身贫下中农的男女，突然发现，他们的乐事，变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派生物。若干农场局的头头，在挨批的时候，虽然说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怎样反对毛主席，但真正让大家兴奋的，还是他们跟女护士、女办事员之间的那点事儿。反复细致地让他们交待，死抠细节，就是要细节，多多益善。斗来斗去，最后发现耗费最多时间的，还是性事。凡是揪出反革命，只要是女的，游街的时候一律挂上一串破鞋。我们一位女老师，也被学生揭发，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跟一个号称表哥的人一个被窝。斗的时候大家同声喝问：为什么一被窝？！一个低我一班但似乎已经成熟的女同学，突然之间被大人们发现跟她的姨父睡了很长时间，这点事，由于涉及乱伦，居然让大人们兴奋了好几个月，几个月里，大人们一直在纠缠这个事情，深挖每个细节，细到每次的过程，从头到尾。最后发现其实整个事情，都是小女孩的主动。但革命中的性事，一旦大白于天下，就是性虐，必须带有惩罚性，所以，最终那个倒霉的姨父，在审讯中被打得半死的家伙，还是被定性为强奸。并且将情节公布，让所有人举手表决，该给他什么刑罚，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有表决权。记得好像我们当时就在操场上举手投票，所有人都是同意判他死刑。人们对所有的性事都兴奋，但对所有的涉案人都残忍。性，就这样扭曲地在这革命热潮之中肆虐着。

但是，上面说的是革命已经深入时候的事。革命刚来那阵，在我们那里，有点像狂欢。斗争还没开始，人们只知道有了红卫兵，弄块红布，用纸板刻上红卫兵仨字，印上去就行。红卫兵在我们这里盛行的时候，其实在北京老兵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我们这里的人，根本分不清联动之类的老红卫兵跟后来的造反派有什么区别。大家只是感觉，能当上红卫兵挺神气，连场领导都另眼相看。排成一队，走到哪个连队，都可以白吃饭，吃好的。那时候，我们那些享受多夫制的阿姨们，还挺年轻，觉得红卫兵她们也可以做。但是她们心里也知道，一边跟拉帮套的鬼混，一边当毛主席的红卫兵，似乎不大好。于是想了又想，一咬牙，一跺脚，就断了帮套，挺身，扭着硕大多肉的屁股，上街革命去也。说实在的，这样的阿姨红卫兵，其实相当不错。她们上街游行，喊口号，扭秧歌，甚至还演节目，但斗争性却不强。对我这样的狗崽子，也狠不起来。有时候，阶级阵线还挺模糊，看见你，如果手里刚好有个胡萝卜，还可能塞给你。所以，到了后来两派打起来的时候，她们就悄然隐退，重新跟旧相好重续前缘，享受性福。当然，经过一番变故，她们跟相好之间也有一些重组的迹象。

再后来，我们这些狗崽子不能在场部待了。跟一些来自农业连队的子弟，一并塞到一个废弃的连队，挂了牌叫五七中学。这种学校，是半工半读的，每天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虽然是废弃的连队，但老职工还都在，只是没了知青。原来知青住的宿舍，给了我们住。由于要半天劳动，不得不跟老职工接触，实际上，等于是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提前进入了农场人最底层的生活。农场的老职工，多半都是从山东、河北和辽宁一带来的盲流。不知道他们在老家如何，反正到了北大荒，早就一切从俗，在性事上随随便便。革命在高潮的时候，上面管的严，收敛一下，高潮一过，大家的嘴巴连带身子有开始“犯自由”，领导管都管不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放映队一个月才能来一次，放的不是样板戏，就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别说麻将，连扑克都没有一副。谈性，说性，操练性，是大家唯一的消遣。学校没有电，老职工都不喜欢电灯熬油，天一黑，就脱衣睡下。无论男女老幼，睡觉都是绝对的裸睡，每人都坚信“睡一宿穿三朝”的古训，即穿衣服睡觉，对衣服的磨损，睡一晚等于白天穿三天。那时大家都穷，买布还需布票，省着点也对。这样的睡觉习惯，只是让我们这些场部来的学生娃有点尴尬。那时候我们接到指示，要帮贫下中农做家史，做村史。白天不是上课就是劳动，只好晚上访贫问苦。到一家敲门人家不开，换一家还不开。最后才知道，人家都脱光光了，不乐意为了这种事再费事穿衣服，况且还得点灯费油。后来时间长了，跟老职工混熟了，我们的同学也有家就在此地的，带我们去他们家玩。时间一到，人家爹妈什么的，还是到点就脱衣睡觉，根本不避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后来才听说，我们这些土著同学，他们爹妈做爱，也不避他们，就在一个炕上。底层社会的性教育，就是这样直接。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闺房，闺训之类的玩意，大概只给绅士们准备的。后来做社会史研究了，发现在多数的时候，中国农村，从南到北，生活居住条件都不怎么样，农民男女之间的间隔，根本做不到。所以，孔夫子说，礼不下庶人，绝对是对的。

晚上访贫问苦，唯一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叫二哥的人。他姓甚名谁，现在我不记得了，其实当时大家也都不记得。人人都管他叫二哥。在东北，二哥就跟上海骂人戆肚，四川说人哈儿一样，是个贬义词，意思是说人傻。二哥很能干，待人也热情，但就是喜欢吹点小牛，吹的又不高明，经常被人识破。年轻的时候，据说跟老毛子（俄国人）干过（可能是给俄国人做过苦力），因此会两句俄语，真的会说，每次吹牛都说。说是在老毛子那里还做了官，有老毛子娘儿们喜欢他，非要跟他上床。俄国娘儿们如何高大，皮肤如何白，奶子大到什么地步云云。每到这种时候，大家都会追问：上了没有？二哥肯定支支吾吾，从来不肯给人个肯定的回答，只是有一次吞吞吐吐地说，那些俄国人，生活作风可那个了。二哥喜欢说话，一说就是当年俄国“稍鞑子”（士兵）如何，“格皮但”（军官）如何，稍鞑子和格皮但加起来又是如何的蠢，他如何高明。讲到兴奋处，还会唱歌，因此，经常给人带来欢乐。其实，二哥最令人传诵故事是他的婚姻。我们那里，老职工找老婆，多半得回老家，老家半数以上在山东。二哥当然也不好破例，攒了些钱，也回老家找媳妇。只是二哥出来的早，山东老家没有正经亲戚了，加上他钱又不多，找起来就有困难。正好当地有个寡妇，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活的很艰难。于是有人就打二哥的主意，说是给二哥介绍一个对象，让着寡妇的妹妹出来跟二哥见面。二哥一看不错，答应了。临到上火车，才发现原来是寡妇，还带着四个孩子。二哥想要不干，架不住寡妇哭，大伙劝，二哥心一软，带着寡妇连同四个孩子回来了。牛还是要吹的——人家找媳妇找一个，我一找就是五个。二哥好吹牛，其实是个实在人，在学校，苦活累活净他一个人干。吹牛说自己力气大，吹到最后让人绕进去了，有一阵子，学校磨豆腐居然不用驴了，二哥在那里亢哧亢哧地抱着磨杆推。所以，唯有二哥这样的实在人，我们去访贫问苦的时候，才会给我们开门，但麻烦的是，他经常会忘记穿上衣服，下体赤裸，后来我们也就不敢去了。

我们学校的老职工里，还有一位著名的“破鞋”，很多老职工谈起她来，都眉飞色舞，兴奋异常。谈的内容，好像都是她如何如何自己送上门，跟她做爱如何如何有趣，她的技巧如何如何的高之类。当然，听那口气，几乎每个人都跟她有一腿。但是，如果看见这个“破鞋”本人，却似乎一点都感觉不到人们所说的风骚。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说话平平常常，眼睛似乎还有点呆滞，只是比较丰满而已。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红楼梦》，觉得按老职工的说法，此人就应该是《红楼梦》里的多姑娘，可是怎么看，就是看不出多姑娘的感觉来。由于是半工半读，我们学生也要养猪，第一批猪是原来连队的猪号拨过来的刚断奶的小猪。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弄了一群刚断奶的猪崽，根本喂不了，猪崽什么都不吃，吱哇乱叫。一时间，师生束手无策。“破鞋”是饲养员，走到小猪群里，摸摸这个，摸摸那个。说：小猪想妈妈。你们养不了，还是让我来吧。然后她就到校长那里，把小猪换给她养了，把一些半大的猪给了我们。我看过她养小猪，真像猪妈妈似的，真叫上心，真叫慈祥。说实在的，后来在农场连队干了四年，见过的贫下中农多矣，干活卖力，真正让我感动的，还就是这个“破鞋”。那时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每月32元，干多干少，一个样。像她这样操心的饲养员，不会多拿一分钱，而且，什么表彰也不可能有，因为她是“破鞋”。那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队（相当于村庄）都有一两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是不是都像我们学校那位温和而慈祥，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无非是比其他结过婚的女人的尺度稍微大了一点而已。她们的风骚甚至淫荡，多半是占了便宜或者想占便宜的男人，用自家的嘴巴制造出来的。造出来好叫单调的生活，多一点滋味。

再后来，革命在名义上还在继续，我已经从中学生变成了一个农场连队的养猪人。在黑灯瞎火的村庄里，除了知青还偶尔开开会，出期板报之外，革命其实早就死了。大家最热衷的，其实就是性事。知青有知青的性事，老职工有老职工的性事，基本不交叉。老职工们有条不成文的禁忌，知青不碰，碰了倒霉。那是个全体人民出工不出力的时代，上班磨洋工，工休期间就做性游戏。结过婚的男女们，互相扒裤子，在性器官上做文章，每次花样不多，但人人乐此不疲。这种游戏的规矩是，不跟没结婚的女子做，据说也不兴玩真的。只是私下里，还是断不了有玩真的的，因此争风吃醋，打架的，还真不少。其实，这种游戏，看起来像模拟，实际上真摸，真弄，真假之间很难分辨，玩大了，自然就真了。由于游戏不像拉帮套那样伙伴固定，流动性过强，所以纠纷就难免。好在即使有纠纷，也不厉害，小醋一壶，没人会为了这个玩命。如果都是男人，老职工就讲段子，没有一个段子不黄的。东北人，越到底层，口才越棒，段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老职工告诉我们，在解放前，这种事都是由二人转包办，过瘾极了。除了性游戏和黄段子，扑克也开始被默许了，买不到，就有能人开始自己做扑克，用薄纸壳，高级一点的用医院里的X光底片。居然这种自造的扑克，也有性。我就见过一付扑克，老K就画一根棍，Q就画一个圆圈，大王画一头公猪，小王画一头母猪，性器官写意而清晰。这样的扑克，如果还能找到的话，博物馆该收藏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幸运，在我年少莽撞，经常触犯政治禁忌的岁月，能生活在北大荒。那里的人们，由于对性事的爱好，长期的“死不正经”，即使在革命最火热的年月，革命的激情也不那么高。因此像我这样的人，犯了事，跟性事无关，固然挨整，也整得比较马虎，虎头蛇尾。中学毕业那年我被人出卖，一封发牢骚的信，白纸黑字，有反文革的言论。全团批判，每个连队都要把我的言论挂出来开大会批。我也躬逢了其中的几次，但在特别难堪的时候，总是能看到阿姨大妈们慈祥怜悯的目光。听到她们喃喃私语：这小伙子，白瞎了，这下找不到对象了。然后，我就去放猪，除了个别小孩子，没有人再提这回事。我这样的人如果放在城里，多半是要进监狱的。

高瑜：李鹏记录的杨尚昆非常鲜明（4）

外参：虽然您认为这部日记出自李鹏之手的可能性相当高，也记载了许多事件的细节，但李鹏在日记里似乎刻意避开某些事情，比如陈希同的部分，对天安门广场“没有流一滴血”的描述也遭到强烈批评，日记或许真实，但内容不一定真实。整体而言，您对这部日记的评价如何？

高瑜：我认为这本日记作为史料，有非常突出的价值，当然不代表我对人物做出正面或反面的评价，比如研究希特勒，也需要看他的自传。虽然日记里对同样镇压学生的李锡铭提了30多次，但却不提陈希同，尤其赵紫阳口述历史中提到“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稿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李鹏日记中根本没有。如果站在他的立场，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就抹掉，真实性当然要打折扣。李鹏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特色，人物描述都以六四成败划线，这更令日记的历史真实性要打折扣，但是记录下来的东西还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研究“六四”、中共党史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所以出版是好事。

李鹏是“四？二六”社论和大屠杀非常关键的推手，没有他，社论出不来，学运历史也许是另外情况。他对赵紫阳当然是极尽丑化，但是在不同立场的人看，恰恰是赵紫阳的光彩。李鹏书中记述了许多人，重要的有杨尚昆及八大政治老人，常委、军委、人大主要成员，以及省部长们，写出邓小平镇压前后他们的政治表态，确实把中共政权的大人物们都紧紧捆绑在一起了。但是被李鹏首肯的，并不光彩，为李鹏诟病的并非耻辱。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伙同邓小平李鹏一样负有血债的仍旧是少数。血债是用墨写的文字洗刷不掉的。

李鹏记录的杨尚昆，历史面目非常鲜明，和他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也是六四镇压的推手和执行者，这和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赵紫阳记述的杨尚昆可以做一个比较，很有吸引力。

外参：《李鹏六四日记》中提到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有的目前仍在世，日记的许多内容可能令这些人感到难堪，您觉得这本日记出版后，会不会促使他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版本？

高瑜：我倒希望这样，可是未必会发生，因为这些非常重要的人几乎都去世了，比如邓小平一代的八老：薄一波、李先念、杨尚昆，剩下的主要是15大的常委，不是拿枪桿子的人，比如宋平、江泽民、田纪云，这些人未必有李鹏对“六四”这么大的热情、一定要写一本日记来记录当时情况。有心表白的被处理的军头杨白冰，公开的发言权更受限制。

高瑜：李鹏日记算不算泄漏国家机密？（5）

外参：日记出版后，在中共内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高瑜：鲍彤被定的七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开始的依据是泄漏戒严，因为邓小平警告全体常委：“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他还说：“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李鹏日记》里随后就认定是鲍彤泄露了戒严。被鲍彤否认后，法庭又认定鲍彤泄漏赵紫阳辞职，实际赵紫阳没有辞职。鲍彤泄密案就成为中国司法的大乌龙，大冤案。到二十一年后，鲍彤还是受到人身控制，24小时36个便衣轮班监控。那么李鹏谈的邓小平的讲话、常委会详情，算不算泄漏国家机密呢？这肯定是中共当局非常头痛的一件事。基本上现在中央採取的政策就是不提六四、封杀舆论，遗忘历史。不过李鹏具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应该能够自由发表作品。现今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与共产党的政策和纪律，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冲突，给了当今胡温一届出了一个大难题，就看怎样解决吧。

外参：您认为《李鹏六四日记》会如何影响社会对“六四”或对赵紫阳的评价？

高瑜：影响非常大，我从《李鹏日记》里就看出赵紫阳当时在推进民主法治的道路上解决学潮问题是多么的艰难，跟着他下台的有一大批人，包括阎明复、芮杏文、胡启立，朱厚泽，还有参加和支持学运的广大的百姓、知识分子、干部、军人和党员。但是民心和党心抗拒不了邓小平的专制体制，抗拒不了暴力镇压。赵紫阳作为一代中共领袖，能在中共建国后首次发生这么大、持续这么久的学生运动的历史关头，真正推动中国现代化，走民主法治的道路，他的功德无量，虽然他失败了，换来的是15年残酷的监狱式软禁，因为人民也失败了。

“六四”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在毛泽东身后进行了10年改革（也就是改错）的一次拐点，结果开始以牺牲底层人民的利益，以低工资、低人权、低福利换来中共权贵、资本家和知识精英先富起来，建成了世界上最不公正的，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维护的都是中共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样的改革不是人民需要的。

今年是六四21周年，当时说“杀他20万，可保20年的稳定”，这句话基本上已经实现，但现在不管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必须改变出口加工型产业结构、必须扩大内需，或是富士康的12跳加割腕、全国的罢工运动、杀儿童杀法官杀警察的事件四处发生，都让我觉得中国的改革进程又要发生一次拐点。维稳目前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目前中央对地方的指令是，哪里出现群体事件、哪里的领导就下台，从甕安事件到新疆七五事件，我们见到王乐泉这样的领导也得下台，但中央的责任谁负？现在是该反思的时候了，必须正视六四屠杀的严重后果，邓小平确立的“中国模式”不改变，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会越来越不好办。

外参：谢谢您接受採访。

（四）

我在《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中写道：“1989年3、4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李曙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陈子明、陈小平），首钢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于浩成、张宗厚）等，就民间修宪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宣活动，并明确指出了‘发展议会政治’的方向。”议会政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绝非单纯理论研讨、舆论鼓吹或者宪法条文规定了就能实现，关键要靠它在危机和转折关头的政治表现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政治形势，为议会政治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日记》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在政治局会议上）紫阳讲话要害是……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5月10日《日记》）

“下午3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同志来找我。他说，6月20日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议程包括‘学潮’问题，要国务院准备向会议作报告。我当即表示这样做不妥。我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动乱’问题是不合适的，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化，这也不能体现党领导一切事业的原则。在电话里，赵紫阳态度还不错。他说，由他与万里同志去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更改常委会的议程。后来赵紫阳又来电话告诉我，昨天人大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将听取整顿公司和听取学潮的汇报，不好改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早已商定好了的。”（5月11日《日记》）

“万里临出国前曾经告诉我，5月12日赵紫阳亲自登门到他家，说中央意见分歧，在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求助于人大常委解决问题。所以，请万里早日回国，主持定于6月20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以人大常委反对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定，是蓄谋已久的。是赵紫阳一手策划的。”（6月20日《日记》）

“尚昆告，上午10时他和赵去邓处。赵对邓提出，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5月13日《日记》）

由此可见，赵紫阳“通过人大……来解决学潮问题”的想法，是经政治局同意并报告过邓小平的，据赵紫阳说，邓小平当时讲了三个字：“都同意”。而李鹏则说（他没有提供消息来源），邓当时讲：“我现在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厉害，你讲的我听不清。”

5月19日，赵紫阳下台和即将戒严的消息已经泄露出来。陈一谘主持的“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率先发表《关于时局的六点紧急声明》，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同日下午，笔者和周舵、杨百揆等人起草《告人民书》，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告人民书》当即被送至天安门广场广播并送至北京大学印成传单，后来又被人改写为《人民日报号外》。5月21日，我们（何家栋、陈子明、王军涛、高瑜等）掌控的《经济学周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强烈呼吁：“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还刊登了曹思源的长文《出路在于主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指出“民主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乃民主建设的严重落后”，应当“主动地发展社会主义的议会民主”，“充分发挥人代会的作用”。在同一天，曹思源起草了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呼吁书，并经胡绩伟同意，以胡的名义发起了征集人大常委联署该呼吁书的活动。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层也紧张地运作起来。据5月22日《日记》：“19日，中央常委收到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请万里中止出访，提前回国并于五月提前召开本届第八次常委会的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内容是：最近许多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来信来电，要求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和代表大会，采取稳妥措施缓和当前的严峻局势。11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都赞成将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为此，今天上午由彭冲同志主持召开了党组会议。

“党组同志考虑到，法律规定临时召开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一致认为提前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学生游行示威、绝食请愿问题，已势在必行。

“胡启立说，5月20日彭冲打电话问我，人大拟定的要万里回国的电报，中央批发了没有，我回答说让我查一下。然后胡启立即打电话送给赵紫阳，赵紫阳口头表示同意让万里中止访美回国。第二天，胡启立便要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发这份电报，温家宝看了电报稿以后，就对胡启立说，这个电报中办不能发，胡启立才去找赵紫阳签发的。”“吴学谦同志发言说，5月21日赵紫阳给他打电话，同意签发电报，让万里中止对美国的访问回国。”“我查阅了有关来往文件。事情是这样的：5月19日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央写了报告，是彭冲签发的，要万里中止访问美国回国。当日我接到报告后就批示，‘外事不变动为好’。并请常委乔石、姚依林阅示。文件传到乔石和依林同志处，他们都圈阅，表示同意我的意见。21日文件传送完毕，返回中办，中办就将我们三人批示内容通知了彭冲。这时由赵紫阳批准的以人大名义给万里的电报已经由外交部发出。万里同志在加拿大同时收到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两份不同内容的电报，人大常委会叫他回来，中央叫他继续去美国访问。”（6月20日《日记》）

据5月22日《日记》：“中办报告，人大召开了委员长会议。因为万里委员长已出国访问，会议由彭冲副委员长主持，不少副委员长在发言时情绪激昂：有的说，对学生还是疏通教育的办法好，用强制办法越搞越对立。一个月来香港对我们都是赞扬的，现在改变态度。当然，政府没有镇压学生，但是，实际放弃了疏导。从共产党的章程来看，怎样才能撤换总书记，是不是五个常委中有四个人一反对……

“有的说，这么大的事，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却没有声音，我很着急。一个戒严令，我非常痛心。只有民主党派讲话不行，现在只有请大学校长读出来讲话了。我建议，以委员长会议名义邀请各大学校长来座谈。第一，肯定学生爱国运动。第二，政府秋后不能算账。现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梆。如果政府与人大对立，政府不能解散人大，人大有权罢免政府。（有人插话：不能以人大常委会名义邀请大学校长。）

“有的说：关键的一条，学生是爱国行动，不是动乱。（有的人插话：中央没有说过学生都在搞动乱，那是指少数人。）

“有的说：我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由委员长会议做决定。我们呼吁学生停止示威游行，给政府一个时间，也给我们最高权力机关一个时间。

“有的说，学生的要求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了，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承认是合法组织。

“有的说：双方都撤退，学生回校，军队也撤退。国务院颁布的错误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销。

“有的说：宪法规定，副委员长的委托，可以代行委员长的部分职权。（有人插话：万里出国没有委托谁代理，是万里的责任。）

“有的说：不必拘泥这些了，国务院已发布了戒严令，人大应该立即开会。

“有的说：是部分戒严，北京还有十个县，并没有戒严。

“有的说：现在情况下，人大常委和国务院不一致可不得了。

“有的说：今天会议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明天要公布出去，不是要讲透明度嘛！

“有的说：大家一致决定的，才能公布。

“有的说：不是讲透不透明的问题，而是要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有的说：按惯例，还是由党内副委员长先向中央通报一下吧！”

李鹏不肯明白地告诉读者，上面的话究竟是谁说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副委员长都有哪些人：习仲勋、乌兰夫（蒙古族）、彭冲、韦国清、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藏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周谷城、严济慈、荣毅仁、叶飞、廖汉生（土家族）、倪志福、陈慕华（女）、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女）、王汉斌。

“晚上8时至11时，我和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出席的有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等六位同志。他们反映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北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与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汇报。”经过李鹏等人的劝说，六名党员副委员长中，“陈慕华和王汉斌同志态度明朗。廖汉生同志不知情，有些牢骚，但态度正确。”仍有半数人“同情学生”、“情绪激动”、“态度不正确”。（5月22日《日记》）

“乔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十分激动，认为他们提的要求，中央一条也没有采纳。他们对局势捉摸不定，心中打鼓，怕出大问题。他们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乔石同志就动乱发生经过以及中央常委决定，耐心而详细地作了解释，指出戒严的必要性。大部分副委员长表示接受，少数副委员长思想仍然不通。” （5月23日《日记》）

5月25日上午，由彭真出面邀请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六人谈话，继续做工作。李鹏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援引彭真的话说：“人大无权撤销总理按照宪法规定行使的戒严权力。”这句话有双重的谬误：首先，宪法六十七条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四)解释法律；……(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其次，按照《国务院组织法》，像北京市局部地区戒严这样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李鹏没有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就擅自签署戒严令，是明显“同法律相抵触的”命令，纠正这种违法擅权行为，正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与责任。据这一天的香港《文汇报》报道，已经有57名全国人大常委同意签署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议案；而该届人大常委一共只有135人。

“万里同志已提前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今天凌晨3时回到上海。中央派丁关根同志到上海迎接万里同志，向他传达中央5月17日会议情况，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央宣传小组为万里起草一篇对外发表的书面讲话稿。今天凌晨1时，我将万里讲话参考稿发到上海江泽民同志处，请他当面转交。”（5月26日《日记》）显然，万里一回国，就处于李鹏、江泽民、丁关根等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我在《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中指出：“在八九民运中，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邓小平从全国调集几十万军队到北京，把坦克装甲车开上长安街，不仅仅是要镇压学生运动，更是要恐吓、威慑党政军机关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扼杀刚刚露头的议会政治萌芽。在‘六四’镇压之前，与人大常委胡绩伟保持密切联系的高瑜和曹思源成为第一批被捕的知识分子，表明‘六四’黑手邓小平、李鹏、陈希同之流，最害怕的就是院内活动家与院外活动家的联手，用新的‘议会政治’合法性来取代旧的‘老人政治’合法性。”“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一旦召开，是有可能决定撤销戒严令和解除李鹏总理职务的，一些人大常委已经将此列为紧急会议的议题。鉴于此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才在6月2日做出‘决断’（江泽民语）：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所以，‘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从《日记》中可以进一步看出，邓小平、李鹏等人之所以急于开枪镇压，不仅仅是针对学生与市民，针对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和以万里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还是针对军队的。“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5月22日《日记》）军队如果长时间受阻街头，师老兵疲，就有掉转枪口的可能。事实上，在“六四”镇压时，就出现了武警司令员、政委和多名军级干部抗命、怠工的现象。所以，邓小平必须让军队尽快染上民众的鲜血，才能“稳定军心”。

（五）

《日记》多处提到我以及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的同仁王军涛、高瑜、陈小平等。在与我有关的问题上，官方媒体和出版物曾一再造谣诽谤，歪曲事实，李鹏这一次也不例外。

李鹏写道：“今天，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人在蓟门饭店召开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5月19日《日记》）“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以赵紫阳为总后台，他的秘书鲍彤所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这是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受政改室领导的‘三所一会’则是宣传自由化、组织动乱的急先锋。……另外一条线索是‘精英’们从后台直接跳到前台直接指挥动乱。其中最明显的是5月19日由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王军涛、周舵等12人参加的蓟门饭店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维宪会’主要口号是‘保卫宪法’，维宪是针对戒严。”（5月27日《日记》）这里面有两个错误。

5月18日和19日，陈子明、王军涛、包遵信、周舵等人确实在蓟门饭店开了会，但是与“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无关。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戒严，因此根本谈不上针对戒严提出“保卫宪法”的口号。当时开这个会，主要是要想办法解决学生绝食的问题，包括动员大批高校教职员工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不排除采取强制性手段将学生带离广场。我曾在会上说，与其让军警动手，不如由老师动手。在军队进城以后，我们才开始酝酿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但此事与蓟门饭店无关。

不论是蓟门饭店会议，还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均有数十人先后与会，而不是李鹏所说的12人。但是其中都没有严家其。我推测李鹏在这里无中生有的目的，是想把他所说的“另外一条线索”与赵紫阳、鲍彤的“总指挥部”挂起钩来。我在2008年问过鲍彤，他当时严格禁止以陈一谘为首的“三所一会”与我和王军涛这样的所谓民运“三朝元老”（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参与者）联系，所以李鹏没有办法把我和王军涛与赵、鲍直接拴到一条线上。但是严家其当过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鲍彤。所以只要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与严家其挂钩，就可以进而与赵紫阳、鲍彤挂钩。

李鹏说：“另外还有一些线索，如党内的自由化分子，《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发动一场50多名人大常委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对抗中央在首都戒严的决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这位神通广大的高瑜还与严家其、王丹、刘瑞绍（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支持动乱者）（笔者按：应为刘锐绍）、张洁凤（香港反动杂志《百姓》记者）等保持联系。”（5月27日《日记》）这里面又有两处错误。首先，人大常委签名活动主要是由曹思源进行的，不是高瑜。其次，高瑜并不是“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她是《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经济学周报》的主办单位是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实际上的经办单位是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三所一会”中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没有任何关系。李鹏硬是把高瑜与“体改所”拴在一起，也是要把“还有一些线索”与赵紫阳挂钩，把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纳入所谓赵紫阳的“阴谋活动”。

以前有人指责我“设计”、“提出”了一个“三线计划”，还说在“六四”之前，“‘老一辈科学家’通过自己的渠道，已经掌握了有关‘三线计划’的信息”。我曾觉得匪夷所思，因为我在那时不仅没有说过“三线计划”，也没有听到过“三线计划”。看了《日记》，我才发现“三线说”的源头。李鹏写道：“我在5月19日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有在二线的，还有在三线‘摇羽毛扇’的，相当老道。”（5月22日《日记》）

我还从《日记》中得知：5月24日，“晚上常委碰头，对在幕后指挥的那一批人，经过讨论，还是不宜马上下手，目前重要的是掌握证据。”但是一直到后来审判我的时候，公检法联合办案组也没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把我打成“六四黑手”的政治黑幕——二十年后谈当局对八九的定性》已经一一列举和驳斥过这些所谓的证据。判我“阴谋颠覆政府罪”的罪证一共只有五条：一是我在4月23日提出“加速完成知识界的组织化过程”。二是我在5月15日建议“最好是善用威慑，少用力量”，“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三是包遵信在5月18日的蓟门饭店会议上“宣读了反革命《五•一七宣言》”（我本人没有签署，还劝阻了别人签名）。四是5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乘车沿三环路窥察了堵截戒严部队的情况”（当时戒严令尚未生效，所谓“乘车窥察”就是坐在车上绕了一圈）。五是5月23日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没有指控我有何种言论和行为，事实上我只是为它的名称贡献了“维宪”二字）。当然，在起诉书和一审、二审判决书里，都没有提到所谓的“三线”，因为这纯属李鹏信口开河，并没有事实作为依据。

（待续）

四、维权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

我想这是在公民维权领域里最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也很值得去讨论。在争论中，实际上有很多概念混淆的地方，形成鸡同鸭讲，自说自话。首先要理清楚维权运动中“政治化”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概念、词语和现实不是一一对应的东西，它不是像我手里的这支“笔”，能看得到、摸得着，毫无分歧。一个概念的确切含义要看它在具体语境当中的含义，要看它是如何被人们使用的。我说的“政治化”和你说的“政治化”的语境可能不一样，我所理解的那个含义跟你不一定是一个东西，所以一定要看哪些文本里面提到了政治化，它有什么样的语境（上下文）。

大家在讨论维权是否政治化的时候，首先要区别价值判断的陈述和事实判断的陈述。很多人在文章里面说，你再避免政治化，你也避免不了，政府就把你政治化。中央领导有一次讲话里提到“维权分子”，将之与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疆独分子、藏独分子并列，当做需要警惕和打击的势力。我们要区分一种描述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从“维权客观上是（被）政治化的”，并不能够推论出“维权应该政治化”。

政治化的含义。有的人把街头化叫做政治化；有的人把搞组织、组党叫政治化；有的人把在案件之外有一些制度上的诉求，你不谈当事人的案件，去谈这个案件之外的东西，这个叫政治化；还有的人把接受采访，就叫政治化；或者说把接受外媒采访就叫政治化；有的人把高调叫政治化，低调的，不出声音的，就叫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

还有的把是否承认现有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当做是否政治化的标准，比如说言论自由的案件，《刑法》的105条第二款，是否符合《宪法》的35条言论自由条款，如果你在法庭上去质疑《刑法》这一条文是违宪的，那你就是政治化，如果你仅仅在条文之下，去讨论证据问题、程序问题等，那你就是非政治化的。

还有的把介入敏感案件叫政治化，介入法轮功、介入西藏的案件就是政治化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去介入。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做法。李劲松说，中国的法律80%是好的，80%的案件是不敏感的，政府不会打压的，小区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等。李劲松说他只做这80%的东西，另外的东西他不管。高智晟则说，维权不能挑肥捡瘦，这么多宗教迫害的案件，这么多良心犯的案件，还有一些政府以各种理由贴上敏感标签的案件，你不去做，那谁去做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理解、看法。

第一点：与律师伦理有关。虽然维权有个大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宏大的理想，但是具体维权案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是律师伦理要求的。你不能伤害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无论是因为拆迁还是信仰受迫害找到你，你作为代理人或者辩护人，首先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你不能在这个案件中，把其它的诉求当作最重要的，炒作出名啊或者借这个案子来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这都是不行的。是否政治化首先要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

当然这里面也没有那么简单。对于多数案件，比如说拆迁的案件，实际上律师和当事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还是私下谈判，是否通过媒体等等，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让被拆迁者得到最大的补偿。虽然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你不能有其它目的。

有一些案件就比较复杂，比如法轮功的案件。从我介入的法轮功案件来看，无论是当事人、家属，还是他们的同修都很清楚，再厉害的律师介入也不可能改变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定下来的，而且不是法院定的。你在法庭上表现得再好、证据再过硬，你在法庭上把公诉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样改变不了结果。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找律师呢？他们就希望你在法庭上把610、公检法违法的情况讲出来，通过法庭辩护把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说出来，把《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的荒谬之处点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目的，他们根本不在乎结果。我们在石家庄王博这个案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非常清晰地梳理了相关法律，发现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在实践当中，法轮功发传单也好、下载光盘也好，都是按这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提起公诉。我们在法庭上质问，什么叫破坏法律实施，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等等，公诉人根本回答不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只看结果，还要看案件的社会意义，当事人也希望你这么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一提政治这个词，就好像政治是肮脏的、黑暗的、危险的，政治就是官商勾结、黑箱操作。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它应该出于良知。搞政治就是服务公众，应该把政治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好的东西。应该把被颠倒的历史关系再颠倒回来。

第三点：要保持维权形式的多样性。生物学上讲生物多样性，如果所有的生物都只适合同一个环境，那一旦地球的环境变了，生物就都没了。维权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是高智晟、郭泉，很容易一网打尽，维权就没有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做环保、劳工维权，或者是最温和、最低调的那部分，那也不行，因为没有充分利用制度空间。这些最温和的东西当然有用，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仅仅做这些东西，就没有尽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经济学上讲，不能够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维权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东西，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当然这也跟个人有关，你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根据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根据自己对社会形势的判断，来做选择。

第四点：关于所谓激进维权。张思之和莫少平都是我很尊敬的律师和前辈，但他们对高智晟的批评，我却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高智晟那种激进的、高调的做法，甚至绝食、抗暴，不但把自己给毁了，而且把民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空间给毁掉了。这种判断我是不能认同的。高智晟自己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首先这种精神值得敬佩。我们没有他那么勇敢，我们更多地考虑老婆、孩子等等，但不应该指责他太过勇敢。我们不敢那样，主要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假如说组党不进监狱的话，我现在就组一个。我觉得这些走在前面的人，付出的代价更大，他们的贡献也更大。没有高智晟、胡佳，我和李和平就是最激进的，很显然激进的人对我们起到了保护作用。

高智晟、胡佳、“激进维权派”，缩小了民间活动的空间吗？我看到的现实不是这样的。高智晟被抓以后，维权律师越来越多，高智晟那个时候活跃的维权律师我都数得过来，现在恐怕都数不过来了。民间NGO、家庭教会、公民记者、互联网，没有因为刘晓波或者高智晟进监狱就不发展了，黄琦、谭作人、郭飞雄、陈光诚、严正学等等都判了刑，把我们谁给吓唬住了吗？谁因为刘晓波判11年就不敢做事了，文章不敢写了，案子不敢代理了？没发现。

我对中国近30年的历史有一个粗略的判断，大的趋势是更开放、更自由，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反复，个案上会有一些倒退，但是总体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并不是政府赐予的，并不是某党主动地去和国际接轨，拥抱主流文明价值，并不是这样。这种进步主要应该归功于在这么多年里付出巨大代价的行动者，大致可以认为，付出的代价越大，他的贡献就越大。如果你的行为没有任何敏感性，当局都不理你，你没让它感到疼痛，那你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没有那些人更大。社会的进步主要应该是归功于先驱者、勇敢者、持续进行战斗的公民，而不是搭便车的人。一场战斗，你不能够因为冲在最前面的人都战死了，就把胜利归功于那些幸存的人。幸存者立功受奖，旁观者坐享其成，但是对这场战争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在黎明之前倒下的人。

第五点：关于个案维权的效果。有人把维权失败或没有达到满意的结果归结为政治化，我觉得这也是成问题的。你不能说政治化导致了维权失败，你只能说某一个案件，哪些策略或行为是不合适的，导致了一个案件没得到好的结果，你不能够笼统地说不应该政治化或不应去政治化。现在的政法体系缺少制度化，缺少规律性，一个案件成功的策略未必适合另一个案件。不同的案件是不太好类比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给某一个人贴标签，艾未未、艾晓明、冯正虎、李和平、黎雄兵、许志永、万延海、屠夫、老虎庙、刘晓波、唐荆陵，你说谁是政治化的？谁是非政治化的？贴标签没意义，你只能是说在什么案件或事件上，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更合适的。

第六点：维权更多地跟法律制度有关，但是法律制度不是能够从社会、政治当中抽离出来的。我们在法庭上辩护，是在政治网络中的一个法庭，它不是像西方那种独立的法庭。这些年中国法律制度的推进，也是和整个政治制度的推进是分不开的。比如说法官原来是大圆帽，现在是法袍。比如说一些证据规则的修改，表面上看是一个纯法律的东西，但实际上和整个的社会转型、政治转型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介入刑事案件较多，深刻地体会到，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的话，对于解决很多冤案、促进人权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光去考虑一些大事：没有政党竞争、没有选举制度、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所以就没有活动的空间，没有进步的可能性，并不是这样。

试分析几个关于维权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例子。比如说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我曾写过文章来分析里面的策略，其中一个就是非政治化的策略。因为当时孙志刚事件在网络引起巨大的反响，中宣部已经下令不准讨论孙志刚事件，我和许志永、俞江已经准备了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为了能让这样一个行动有更大的效果，就需要传统媒体，从而需要采取非政治化的策略。我们在那个文本里完全没有提孙志刚，也没有提收容遣送制度带来的各种危害。（一开始我们有个附件，把收容遣送站的各种罪恶，打死的，打残的，全都在附件上，后来都去掉了。）文本就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技术分析，《宪法》、《立法法》、《收容遣送办法》，一个专业化的东西。（当然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并不仅仅是个别学者、个别记者的功劳，全国网民都发挥了一个集体的合力。）

比如关于特定问题的签名。甘锦华这个死刑冤案，为了救他一命，我也公开地征集签名。这种签名就要注意，不能有太敏感的人在里面，有一些很敏感的人，我的一些朋友，也支持签名，我就很为难，这个写还是不写呢，我必须考虑他们的名字在里面对这个案件会不会有伤害。

比如王天成诉周叶中抄袭案。周叶中是给中南海老头子们讲过课的，王天成是因为组党被判过刑的政治犯。在这样的案件里，就必须要非政治化，要把政治犯的因素、《著作权法》之外的因素要抛开，否则的话，《中国青年报》也不可能给你报道，民众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更少。

比如说公盟介入的毒奶粉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毒奶粉受害者得到的赔偿是很有限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其中有一个品牌，它的广告有问题，我们就去告它，后来它就跟我们私下谈判，只要不声张，它拿出100万，让我们分给那些受害者。如果你去声张，那这个钱就拿不到，我们当时做毒奶粉案件做得非常辛苦，大量的资料，无数的电话，非常辛苦，但法院不立案，看不到效果。所以为了让这些受害者真正地拿到补偿，我们就采取了低调的、非政治化的方法。

另外一起案子，可能必须政治化，或者用政治化的方式更适合。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法轮功案子，你必须接受采访，把这个意义讲出来。再比如谭作人案，一开始是涉及地震，涉及到“六四”日记什么的，后来判决书上就没提地震调查，只认定了“六四”的事情。地方当局实际上想用这样一个伎俩来吓唬律师，吓唬其他人。因为他是调查地震被抓的，所以你们这么多人关注，现在说跟地震没有关系，他是因为“六四”日记，因为跟海外反动分子勾结被抓的，你们还敢关注吗？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被他吓倒，所以浦志强、夏霖他们就说：我们让李鹏、陈希同他们来做证人。虽然未必能改变结果，但是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案件的意义更充分地阐释出来。

还有唐吉田、刘巍的这个事情。北京司法局早就想收拾唐吉田、刘巍，它可以找很多借口，找来找去找了个法轮功案子做借口，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律师退庭抗议，所以是扰乱法庭秩序，所以要吊销你的律师证。这就是想让别的律师害怕，不敢声援他们。在听证会那天也是，很多访民去声援，警察就说，“跟法轮功有关的，你们赶紧走”。这样的案件，你就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司法局的行政处罚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能站得住脚，你就必须要谈唐吉田、刘巍为什么被吊销律师证，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介入人权案件，因为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举报北京司法局长的敲诈勒索，所以司法局对他进行报复。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个案件里面谈专业问题，还要谈唐吉田、刘巍之外其他的维权律师受打压的情况，整个的维权律师群体被判刑、被劳教、被吊销执照等等，这样才能让这个案件有更多的关注，才有可能对当事人有好处。虽然当事人也不指望结果有所改变，但是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意义阐释出来。还有邓玉娇案。如果仅仅去谈正当防卫的法律问题，或是否有精神病，那邓玉娇肯定完了。必须有网络上的呼吁，没有网络的推动，邓玉娇的命运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没有一个统一的、不变的标准，维权应该政治化还是不应该政治化，要根据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情况，要根据案件的性质，根据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来判断；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说律师愿意承受多少风险，比如说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应该更高调还是更低调，比如说媒体对这个案件关注的程度，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比如说对手的实力等等。有的案子两个代理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的案子，前期用非政治化策略，以免打草惊蛇，后期用政治化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加强舆论攻势。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能够在每一个案件都找到最合适的策略，实际上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比如说2008年“3•14”之后，我和李苏滨发起了一个声明，二十几个律师参与。我们说，愿意为被捕的藏民提供法律援助，结果呢，这个事情就被司法局严重关注，旧账新帐一起算，导致我的律师证被吊销。有人批评说，你应该先介入一个西藏的案件，然后再发这个东西，谈汉族律师介入西藏案件对于法治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反过来看，这个声明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二十几个律师有这样一个声明，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的，和仅仅有个案援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接受媒体采访，有的案件就不应该接受媒体采访，有的案件就应该多多接受媒体采访，还有的案件你要看情况。一般来说，只要国内媒体能报道的，没有封杀的，首先要考虑国内媒体，不要把新闻首先给国外媒体。国外媒体也要有个选择，如果你需要国外媒体来关注你这个案件，一般来说，有权威的、大的媒体，BBC、《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五、维权的发展前景

我介入维权运动以来，有些经验和感悟，也看到了维权运动发展壮大，也经历了其中的艰难险阻。可以说维权运动开创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局面，它也将会成为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维权既是改革又是革命，有一个学者阿希（Timothy Garden Ash），创造了一个新词叫“refolution”，既是改革又是革命。关于革命，我比较认同王天成的看法，他说国内的学者，包括非常有名的自由派学者，他们提出渐进改革、渐进民主，碎步前进，循序渐进等等，他说这些东西是很误导人的。如果自由派都不敢提革命，都不敢提彻底的政体变革、民主革命的话，那共产党就不可能真正地朝着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走，你的诉求根本对他没有任何压力，他根本就不会在乎你。你提碎步前进，他碎步50年、100年也是碎步前进。所以一定要明确地、清晰地提出来建立宪政，建立多党制，必须提出政体革命这样的东西。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必须明确地提出这一点。至于具体的路径，那恐怕也不是我们能够设计和预测的，在讨论和实践中总会形成基本共识、摸索到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们要盘活现在所有的制度资源，现有制度框架允许我们做的各种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尝试，各种制度工具（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把它充分地利用好，这样才能去逐渐地积累民间的力量。我相信官民力量的对比，会逐渐朝着有利于民间的方面发展。通过个案维权，通过公民行动，通过个案一点点的积累，总有一个历史时刻，民间的实力让官方不得不坐下来谈判。

在一个极权体制下，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受害者和施害者，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形成了这个制度的全貌，这个体制的运转依赖我们每一个人的默许。每一个人的选择在这个节点上也就会对整个制度的运转形成影响。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型阶段，我们面临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转型，这恐怕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处在一个苦难和罪恶之中，我们必须去行动，必须去记录，必须去抗争——这些抗争与其说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后代免于恐惧、免于野蛮，不如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自我救赎。

2010年5月1日于北京

6月3日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