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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二审判决：对谭作人维持原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四川好人谭作人

“你是永川的，我知道”，这是谭作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两年前的5月21日，在成都大慈寺的茶桌旁，有冉云飞、陈云飞、王怡及《新京报》记者、某民间NGO赈灾人士，与主角谭作人畅谈。我亦从重庆匆匆赶赴，幸与谭作人交心而谈，至今不忘。我谓谭作人为“主角”，是因他向来务实不务虚，此前此后就曾23次奔赴地震灾区，凭借他在环境保护、外科医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凭着他对四川深沉的爱和“四川好人”的良心，在震区独立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一干文人与之相比，明显激情有余而出力不足，更无谭作人那种不眠不休的执着坚持。

我眼中的谭作人，言语间具有强烈的证据论辩色彩，没有大而化之的废话，没有空洞无力的呐喊。更多时，他在以具体的案例，一一列举在灾区亲眼目睹的惨状，以及导致这种惨状的各种成因，包括预测、上报、豆腐渣工程，等等。人人都知道地震之惨的首要因素是豆腐渣工程，诸多老建筑未倒，而新建筑则纷纷倒塌，但你说得清楚这些工程为什么是豆腐渣吗？是你的直觉，听人说的，还是有样本、图片、科学依据为证？某个工程用的是铁丝还是钢筋？用的是水泥还是沙子？材料都是什么型号的？哪一年哪一月在哪里出厂？谁承包？谁运输？谁施工？谁应该负责？为什么？

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不可一笔带过，你必须得有证据，否则就成了人云亦云，多问你几句你就蒙了。四川强震，政府行动比之以往有所进步，官方媒体的调查、报道、倡议亦有所贡献，但不可忽略另一半的重要努力，这种自发的努力来自民间。当时，全国志愿者纷纷赶往成都及各灾区，虽然不一定在专业上过硬，但显示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爱心。然而，诸多志愿者的切身体会却是迷茫、不知所措，他们找不到救灾的方向，被一一安排，事事都被牵着鼻子走。那些徘徊在红十字会门外的志愿者们，总在寻找谁是组织者。虽然人人都能明确地知道自己会干什么，但不能明确地知道自己被允许干什么。

谭作人绝非是受政府安排、乖乖听话的志愿者，他要做深刻详尽的独立调查，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前线的独立调查者。倘若不抢到先机，一旦等到政府、军队、媒体赶来，自己能做的事及空间就十分有限了。灾情的确惨绝人寰，刹时天昏地暗，排山倒海，哀嚎遍野。人在这样的境况中，救人送物的同时，还必须战胜内心的强烈恐惧。你呼吸到的，是尸体在渐渐发臭的空气，各种复杂味道长久刺激鼻腔；你的脚下，随时都能踩到一只断手，甚至是一颗脑浆迸出的人头。我也去过灾区，回到重庆后就曾长达半月做噩梦，严重的心灵创伤延续至今。那么谭作人呢？在他的记忆深处，人们能想象得到那种痛心疾首吗？

谁还敢于关心国家？

我原本以为会在灾区流泪，等你到了以后，你才发现，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情绪太多余、太奢侈了，你得板起脸，赶紧把牛奶、面包、饼干、大米、方便面送过去，他们就快饿死了。甚至，面对无法完全获救的灾民们，你会认为连“谢谢”你都没资格接受，你应该说“对不起”。独立调查者所去的地方，多是媒体报道的盲点，他们不是去有着大量帐篷摆设的地方凑热闹、讨感动的。那时演员明星、娱乐名人去的地方，我们不去；那些要拍地震电影并打算在全国公映的地方，我们不去。谭作人更是如此，一次次如孤胆英雄，他和他的车不分白日夜晚地颠簸在危险惨烈的伤亡之地，获悉了太多的真相，拿到了太多的证据，也救了太多的人。

抗震救灾的功绩，绝非政府专利，类似谭作人这样独立的调查，更令人钦佩。这跟“共产党员先进性”神话无关，只跟人性相关。难得的是，一忍再忍的谭作人终于提起笔，不再用嘴巴讲，他写下了《5•12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谭作人做的比说的多，说的比写的多，在成都勇义之士的群体里，无人不知谭作人，尤其是在很有影响的成都读书会，他的证据论辩色彩，堪比律师，令众人信服。他写的文章不多，但篇篇都堪称沉重有力的大作，语言有诗一般的忧郁。在针对环境污染的演讲里，他又极其专业，专业得甚至让我听不大懂。还有他在医学上的造诣，譬如他曾经营的“激光医学应用中心”，这些在我是绝对的外行。再看其人，连长相都极为诚恳，是那种用眼睛能将你望穿的人。

《5•12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提笔时，谭作人曾说：“即便提笔就死，也要把真相说出来；即便为此坐三五年的牢，也心甘情愿。”果然，此话一语成谶。他分明清楚那根恐怖的警戒线摆在哪里，掐准了自己的险境所在，分寸自知，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个国家是这样循环的：纷至沓来的灾难，激起人们的良知；但良知者若找到政府犯罪的证据，政府就要迫害良知。天灾已经是国难了，再加之迫害良心犯，国家就是天灾人祸，难上加难。天灾未了，良知者却大遭迫害，今后谁还敢于关心国家之命运？谁还愿意体恤民众之生死？

良知在乱世被扼杀

2009年3月28日，谭作人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政府的指控，无一处不苍白。我将之与自己的行为一一对照，发现我也够这罪名。譬如，纪念“六四”，写文章，这种人“海了去了”。每年“六四”，我还绝食一天呢；谭作人更实际，他竟跑去献血。说谭作人跟王丹用电子信箱联系就是罪，我跟王丹也有过联系啊，甚至很想说一句：王丹怎么了？就算比他敏感一百倍的人，在我眼中也仅仅是人而已。政府以为他们是洪水猛兽，我却认为他们可敬、可爱。至于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那也是正当而正常之事，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谭作人被判五年刑期，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本是爱民救民，求真相，反腐败，却被以煽动颠覆政府治罪。这种判法，若非恨到了骨子里，是断不会下手如此之重的，谭作人的独立调查触到了地方政府的命门。四川的地方当局很狡猾，为了让中央放心，绝口不提独立调查灾情，也绝口不提反对四川的污染项目，只说你跟这个党过不去。

我实在很想说，你以为如今的人写点“六四”纪念文章、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就很牛吗？这点小小举动，太平常，太无力。谁都不傻，谁都清楚谭作人栽就栽在以证据说话，身体力行，是政府和污染企业眼中的定时炸弹。倘若他当个狂狷人士天天写文章，不干别的事，说不定政府既不睬你也不踩你。谭作人与黄琦都是实干派，没那么多废话可说，他们要说的是具体的事实，不是空喊。结果，做实事的人栽得最惨，黄琦被判三年，谭作人被判五年。政府以此警示异议者：写文章可以，但不可行动，不可介入公共事件，也不要起草什么呼吁书。

我认识的谭作人不是判决书里的那个谭作人，真实的他是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2008年5月21日，我欲与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见面，是谭作人亲自开车送我去的。在车上，他提到当时被逮捕的XXX，说：“何必呢？何必跟政府硬碰硬？不值得啊。”他的观点，与黄琦一致，关键是要做事，只要能够做成事，个人得失不必计较，也没必要一根筋地跟政府过不去。谭作人的父亲谭英华曾是四川大学历史系右派，他本人也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天安门运动，他刻骨铭心。多年以来，他沉默着，忏悔着，总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那些人，自己不过是侥幸多活了一二十年，是苟活。他忍过，克制过，退却过，但这次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谭作人被捕入狱，表面看是地方政府杀一儆百，但往深层原因看，是良知在乱世被普遍残酷扼杀。我想起战斧乐队的摇滚乐《对话》：“我原来不是这样的，可现在握紧了拳头，你根本就不让我说话，憋得我都受不了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病了，你老了，你完了，你完了！”人有同情心，看见别人受难，自己就想帮一把；人有正义感，看见天在变灰、河在变色、水在变味，自己就想站出来保护环境，反对污染。这都很正常，但真正做起来，却阻力无限，恐吓无数。当今的政府和企业，强强联手，加上还有媒体无休止地为他们鼓吹卖命，干掉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你若要给穷苦人一些钱物，那他们是不计较的，甚至给你一个“成都文明市民”的称号。但是，你如果往深层去做，搞什么《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5•12学生档案》之类，就刺到了他们的心窝，他们就一定要收拾你，除掉这块心病。

谭作人是专业知识分子，经商也不错，但他每时每刻都想着给予社会。他参与设计了多个环保项目，譬如长江源碑、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柏条河、天府广场；担任民间刊物《文化人》的主编；就彭州石化项目发起“和平保城”行动；23次奔赴地震灾区……他的良知和奉献不断扩宽加深，由专业到公共，由沉默到公开，由言语思想到直接行动。由此，政府的迫害也随之而来，停了他的刊物，逮捕了他，还给他一个混淆视听的罪名。谭作人被捕后，还有人在网上骂他汉奸、走狗；那些受惠于谭作人环保努力，能喝上干净水的成都人，鲜有人站出来为谭作人说话。“人民”，这个词究竟是个什么？谭作人究竟在为谁打拼？“人民”，他们知道吗？

我也是从调查起家，大致因这个缘故，更青睐于有行动力的务实之人，而非侃侃而谈、高谈阔论之辈。谭作人很低调，但如此低调最后却还是进了监狱。是不是他的名头不够响亮？难道非得成为“中国第一博主”韩寒，才能幸免于难吗？倘若我们这样认为，那就幼稚了。我们虽然尚在监狱之外，但只要我们的良知一天不灭，那么这条道路走着走着，就可能撞到了监狱大门。

我们活在牛头马面的人鬼之地，而非公民社会，相比于权贵资本的既得利益者，我们太弱，那个叫“国家”的东西，太强大、太阔绰。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状况。谭作人坐的是身体的牢，我们坐的是心灵的牢，既然都在牢中，那么我们就得共同承担点什么，要把这薪火竭尽全力地传下去。这薪火是责任感，是爱，是良心。听起来，这又像是在蛊惑、煽动，但其实是在挽救你、保全你。是的，我们的确有罪，这种罪不是政府所说之罪，而是欠着像谭作人这样的脊梁，一份深厚得还不完的情义。我们实在是不能将谭作人救出监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感动中国的好人无辜受难，但是他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宁死而看守良知，而这就是在扼杀中，对良知的英勇拯救。

（参与网2010年7月2日讯）：6月28日，著名民运人士刘贤斌被四川遂宁警方刑事拘留，自从1991年起，刘贤斌多次因参加民运活动入狱，现在距离他上一次出狱还不到两年，28日，在刘贤斌被传讯之后，她的妻子陈明先和年仅13岁的女儿受到骚扰，女儿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被警察威胁恐吓，当场吓得大哭，警方这一不人道的做法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7月1日，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会议的杨建利先生身穿书写着“我是刘贤斌”的衬衣走上讲台，引起了现场与会者的关注，杨建利先生在原定的会议发言结束后，对全场人士发表讲话说：“我衬衣上的这个名字，是一个刚刚入狱的中国良心犯的名字，这已是他第三次入狱，他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有13年是在监狱中度过，而今天，中国政府再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他刑拘，而他所做的，是书写呼吁民主的文章，是参加中国的维权活动。”

杨建利的发言和展示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和支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Carl Gershman、副总裁高宝玲对杨建利展示的“我是刘贤斌”当场表示高度认同和支持，对中国政府再次拘押刘贤斌表示愤怒，Carl Gershman先生希望大家”support Yang jianli’s action”，高宝玲女士认为“我是刘贤斌”是很好的行动概念，值得好好推广。Carl Gershman先生和高宝玲女士表示NED一定参与声援刘贤斌的行动。

据了解，早些时候，“刘贤斌公民关注团”决定以“我是刘贤斌”为主题，发起救援刘贤斌的行动，许多网友开始在推特上自称：“我是刘贤斌”。7月日下午，刚刚结束会议的杨建利先生就这一救援主题接受了《参与》记者的采访。

记者：请你谈一下身穿“我是刘贤斌”衬衣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好吗？

杨建利：好的。刘贤斌再次被抓后，和许多朋友一样，我很着急，被迫打断原先的工作日程，开始忙这件事，这是我目前主要关注的议题，虽然今天会议的内容不是这个主题，但我决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到中国最新发生的人权迫害。

记者：可否解释一下“我是刘贤斌”这一主题的含义？

杨建利：这是在刘贤斌被抓后，我们国内外朋友共同确定的救援刘贤斌的主题语，其主要含义包括：１，我们与刘贤斌一样是人权受害者，我们没有自由；２，我们与刘贤斌一样选择抗争，而不是放弃和等待；３，我们为刘贤斌这个名字自豪，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听到并记住这个名字；４，你、我、他，我们都是刘贤斌，我们为刘贤斌呼吁，为自己的权利呼吁。我想，“我是刘贤斌”这五个字，可以让了解刘贤斌的人增强责任感，让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通过我们的一次次重复，记住“刘贤斌”这三个字，产生了解他的欲望。这五个字简单好记，容易给一般人留下印象，所以，推动“我是刘贤斌”行动应该可以促使对刘贤斌的救援的广泛展开。这次行动应注意一些基本原则：广泛性、低成本，可持续性和风险分散，不搞有形组织。

记者：这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做吧？

杨建利：是的。我相信在中国有很多人在关注刘贤斌的遭遇，刘贤斌的再次入狱让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难以接受。我建议关心刘贤斌的朋友以各种方式向周围的人宣示：“我是刘贤斌”。比如，可以在衣服上书写“我是刘贤斌”，在网路上传播“我是刘贤斌”，印制“我是刘贤斌”文化衫等物品，总之，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使用“我是刘贤斌”标示。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人来传播，就会借助现代传播方式形成放大效应，提醒全社会关注刘贤斌这样一个高贵公民的存在。这个主题是与国内救援刘贤斌的主要组织者一起商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力参与，以便形成合力，我个人会长期佩戴这一标示，直到刘贤斌被释放。刘贤斌值得我们这样去做。

记者：为什么刘贤斌被抓在国内外人权、民运届引起广泛的抗议？

杨建利：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一半以上的时间刘贤斌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即使如此，他用不到一半的时间做出了许多让我们敬佩的勇敢之举，可以说，他是最勇敢最真诚的“六四”学生之一，作为一个普通的“六四”学生，刘贤斌所做的大都是默默无闻而又最具风险的事情，这样的牺牲精神只有圣徒才可以具备，当他再次入狱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尽全力救援，那么，我们会愧对自己的良心，我们就不能指望中国社会凝聚浩然正气。

记者：为了救援刘贤斌，国内很多人在筹备、动员和行动，海外人权、民运活动者如何可以更好地呼应和配合？

杨建利：海外一致有很多关注中国维权及社会运动的人士，他们采取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我认为在救援刘贤斌这件事上，大家都要尽快行动起来，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为刘贤斌及家人捐款，帮助国内朋友持续有效地救援刘贤斌，另外，我们有自由的言论空间，无论针对海外华人还是西方人士，我们都可以采取“我是刘贤斌”等行动来宣传介绍刘贤斌，集会活动可以采用“我是刘贤斌”的标示，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力。

记者：你对刘贤斌被刑拘后的前景乐观吗？

杨建利：尽管有些信息令人沮丧，但我仍然乐观，因为我接受不了刘贤斌再次入狱的现实。目前，国内朋友正在展开救援，从公民关注团，到律师援助团，工作正在展开，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那就是：对刘贤斌的援助工作必须进行广泛动员，如果异议、维权人士这样一个个被抓，象刘贤斌这种刚出狱没多久，甚至没来得及喘口气的人都要抓起来，我们古姑且不谈法律，仅从人情、人性上，也是讲不过去的。

记者：除此之外，你还打算为救援刘贤斌采取什么行动？

杨建利：下一步的行动要根据国内的情况，与国内外朋友协调再定。对救援刘贤斌的行动，国内朋友表现出了很好的协调合作精神，我们一方面要各尽所能，另一方面注意配合，尽量提高救援的动员力和效率，增加中国政府抓捕刘贤斌的成本。我希望脏政府是一个具有理性计算能力的政府，尽快释放刘贤斌，刘贤斌尽管名气不是很大，但在异议“圈子”内被共认为正直、勇敢、诚实、朴实、谦虚、勤勉，考虑到他长期以来所受的各种迫害，如果这次再次对他判刑，将会大大增加民间维权人士对于政府的不满，对于转型中国声称建立“和谐社会”的政府来说，将会发现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张宪）

群体能够施加一种迥异于个体的力量，如果这一力量被用来针对一个现存的制度，群体会造成一种别样的威胁。

群体行动与个人行动的不同在于，群体行动更难开展，而一旦开始，也更难阻止。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所言：“对密谋的处罚与对个体犯罪行为的处罚是分开的，而且，对前者的处罚也更严厉，即便密谋者未能实现其目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群体存在某种非法企图，事态要比个体拥有同样的非法企图危险得多。”不光在犯罪企图方面是这样。群体能够施加一种迥异于个体的力量，如果这一力量被用来针对一个现存的制度，群体会造成一种别样的威胁。

欲明了这种差异，不妨回顾一下1989年在东德城市莱比锡发生的事情。那一年的年初，一些莱比锡市民开始抗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抗议常常隐蔽在正在进行的活动当中——如一个街头音乐节，一个展会——因为这样可以聚集一大群人，又不必担心会引起怀疑。抗议起初是小规模的，后来变成了常规性的，每周一都会举行。

开始的时候游行人数很少，政府如果强力阻止，就会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每周游行的规模都有一点点增长。从政府的角度看，一场小游行不值当使大力气，而到了下一周，游行人员不过增加了那么一点，也不值得去在意。直到9月，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才下令给地方政府“把敌对活动扼杀在萌芽之中”，然而，他已经迟了：抗议活动过了萌芽阶段，开始开花结果。昂纳克没弄明白的是，“群众基础”并非由参与者的人数来衡量，而是由知道抗议未受惩罚的人数多寡来确定。历史学家苏珊娜·洛曼把莱比锡抗议形容为“信息级联”（InformationCascade）。每一位莱比锡市民都有一个他们可能加入抗议的限度。当游行每周如期举行而未被干预，意味着把游行当作出气孔获得了一点额外的支持；每一次成功的游行都驱除了市民中更多一部分人的恐惧。

军方常常谈论“共享的认识”（sharedawareness），它指的是许多不同的人和群体了解一种情形，并了解还有谁拥有相同的了解的能力。如果我看到一场火起，并发现你也看到了，也许会更容易协调我们的行动——你给911打电话，我抓起一部灭火器。如果我还要告诉你着火了，或者我不确定你会在火灾面前会有何反应，协调行动就要困难得多。共享的认识使得本来互不协调的群体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

这类社会认识存在三个层面：一是每个人都知道某件事，二是每个人都清楚别人也知道这件事，三是每个人都知道，别人也知道这件事是人人都清楚的。东德的许多人都能够看出政府的腐败和其治下的糟糕生活；这构成了“每个人都知道”的前提条件。慢慢地，这些人还看出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邻居和同事也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清楚别人也知道这件事”。此时情绪开始四处扩散，但因为没有人在谈论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当局也不必用任何正式的方式作出反应。最后，市民看到有人因对国家腐败的了解而展开行动——“每个人都知道，别人也知道这件事是人人都清楚的”。这种共享的认识构成真正的公共行动的必要一步：莱比锡街头的百姓和从住处窗口向外观看的百姓想着同样的事情。

到9月，这样的信息从小群体级联到更大的群体，游行人数增加到上千人。10月，规模达到10万人。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有40万人走上街头。此时政府意识到自己被将了一军，军队里没有人愿意同这么多的公民作对，在缺乏关键力量的支持、无法发出可信的威胁的情况下，东德政府垮台了。11月的第一次游行之后的第二天，东德政府宣布辞职。两天后，柏林墙开始被拆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存在。

莱比锡抗议对抗议者的教训是，抗议者应该用一种当局不太可能干预的方式来举行抗议，并把自己的行动的见证四处散布。如果当局没有反应，这些见证会告诉人们抗议是安全的。如果当局果真反应了，对反应的记录可以用来引发国际上的反对。对于高压性的政府，教训则是另一面的：不要让哪怕是最小的抗议出现，因为抗议会壮大，也不要让任何记录流出。这两种教训在抗议者和被抗议的机构之间促成了一场猫鼠游戏，这一游戏流行至今。像所有包含协调行动的情形，社会性工具也在这场游戏中改变了力量对比。

 

 

年初收到一册《曲人鸿爪》，未及细阅，搁置到一边去了，昨日又得到《古色今香》，便想起前书来，忙取来展于灯下，竟不能释卷。二书都是关乎张充和女士的集子，前册为张女士集藏曲人书法绘画，后册是张女士自己书法的结集，可合作上下辑或称姊妹篇。民国女子中张家四姊妹与宋氏姐妹颇有类似之处，便是所嫁男人皆不凡者，不同处在宋氏姐妹嫁的是政治人物，有叱咤风云之势，而张家姊妹则在知识圈里荡漾，以文字作品或文学研究为世人所闻。前月得傅汉思《梅花与宫闱佳丽》中文版，作者正是张充和夫君，据说早年张嫁傅氏，情为昆曲所牵，前年有册《合肥四姐妹》谈张家旧事，少不了要有这些情感故事。是书为耶鲁大学金安平所写，她丈夫便是史景迁，这位美国汉学家拜于傅汉思门下，这样一来，金安平礼张充和师母之情，得授张家旧事大约皆自张充和口述。如今这二书也由孙康宜撰写与编注，可见女性间嫁得好郎君的相互欣赏。

这些民国旧事或因换了一个朝代，到今天便格外令人羡慕，毕竟每个时代所倡导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大有不同，四九年后的阶级斗争使人们相互之间产生敌意，七九年后的竞争意识再使人与人之间充满对立，使得中国几千年来传统里的温良恭俭让礼义孝敬廉都遭破坏，这是最可悲哀的事，因而民国旧事的那番温暖，引人遥想，使人感念。《曲人鸿爪》为张充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藏集的与昆曲相关的人物旧迹，“1937年春，充和二十四岁。有一天她捧着那本全新的《曲人鸿爪》册页，独自前往吴梅先生（1884-1939）在苏州的家。”书中所记此段是张充和《曲人鸿爪》的开端，此后一路下去，杜岑，路朝銮，龚圣俞，陶光，罗常培，杨荫浏，唐兰，卢前，王季烈，李方桂，胡适，王季迁，蒋复璁等等，皆鸿爪留泥，如此便有了《曲人鸿爪》、《曲人鸿爪第二集》《曲人鸿爪第三集上》、《曲人鸿爪第三集下》四册，书法绘画静藏其间，月容明霞，妩媚絢丽。

这些曲人鸿爪中，有樊诵芬、陈戌双、吴逸群、汪东、韦君一、李方桂、吕振原、王季迁、吴子深、张毂年、陆永明、王令闻的画作颇为赏心，见出民国时期文人才艺与清雅。书前插有张大千为张充和演昆曲的绘像，水袖纨扇，芭蕉清影，步态妖娆，从张充和那些演唱昆曲时的照片看，倒与张充和年轻时杜丽娘的扮相很贴切。又有水仙图一帧，花姿灵动，线条卷舒，清香秀雅，让人想起董桥说张充和那句“九旬寿星奶奶不仅嗓子清润，字正腔圆，连台上风韵都不减当年”的话来，董先生的文字写张充和能描绘出神采，读来如见身姿轻展，桃面羞红。昆曲能引人入境，化身戏里，藉此而作想象，虽无缘得观赏张充和唱艺与扮演，也可感受到古意和情趣。从当年张充和收集曲人手泽见出她的兰蕙之质。

《古色今香》集藏的是张充和历年所作法书与题耑，早年她在国内便以授书法课而得才女名，去美国后仍以此业谋生，耶鲁大学曾举办张充和题字选集展览，大约是此书的成因。书前孙康宜《代序》说：“书展中所展出的‘题字’大多是充和女士为各种书本封面所题的书法（即书名）。在中国，书籍出版一向很讲究书法的装饰作用，封面题字便直接构成了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部分。眼前的书法展也可视为书的展览，是那些娟秀的书法让不同的书籍亮丽出各自的风貌。”从张充和书法看，她习欧体，又得褚遂良笔意，师从沈尹默，每日研墨练字，积几十年功力，自成稳健娟秀面貌。不过细观她题写的书名，撇捺间则极似钱玄同手笔，若将张充和题耑拿来与疑古玄同题写的那些书名相比较，几近一致，惟区别在张充和笔锋瘦硬，娟秀如闺中女子，钱玄同笔道厚实，丰满如儒雅之士。更未知此为二人不谋而合，还是张充和属意玄同笔意，走到玄同那三隶七真的书法境界里去了。

2010年6月4日星期五，在北京

《这样事和谁细讲》  出版社：时报文化   2009年11月

二○○九年，过得格外小心。小心，是因为这一年隔叁差五就遇到敏感日，从“五四”到“六四”再到“十一”，管它是吉日还是忌日，一律敏感，且高度敏感。这不，又添了“叁一四”、“七五”等新的敏感日。政府搞得挺累，百姓过得也挺累。

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神经兮兮的。这样管理国家，管理者不比我们聪明，也不比我们幸福。书里，我写了千家驹先生。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千夫人杨音梨本是知识妇女，证婚人还是胡适。但她几十年来，活得像个小媳妇。“文革”中，随丈夫受尽折磨。千家驹每日归来，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机关没有事吧？”听到一句“没有事”，才放心地去做晚饭。杨音梨每日拣煤渣，街道邻里也白眼相看。患病的她经常对丈夫说：“真想找个地方让我大哭一场，我的病就会好了。”后来，夫人走了，千家驹恨自己无力保护妻子，恨了一辈子。这个细节，给我们描述出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氛围和国人的生存状态。不客气地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官府干的事情，就是如何监管和便于监管百姓；而对知识分子干的事情，就是让他们不断处于恐怖状态。今天的情况，改善多了，但是，内心的不安全感并未彻底消除。过去经历种种灾难和不幸，改头换面地传承繁衍下来。大家或小心翼翼，或圆滑处世。

民族和个人是一样的，都有自己的生命之途。我们民族很伟大，也很悲哀。从思想意识到政治制度到心理情愫，有一条坚韧的脐带维系着内在连续性。没有一个国家能灭绝它，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改变它。中国只有从内部生发出的力量，才能逐步导致它产生实质性变化，达到洗心革面，焕然一新。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属于这力量的一部分。

从《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牛津版为《最后的贵族》）到《这样事和谁细讲》，我写的几乎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上层人士。其中有政治家（罗隆基、史良），学者（千家驹），报人（储安平），文人（张伯驹），艺人（马连良）以及交叉党员（李文宜），另外还有卧底（冯亦代）。自叹没有本事，写不出一部盟史来。这些零星人物荣耀过，耻辱过，高尚过，卑鄙过，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挫折。他们的经历、表现和命运，也许多少能够让人们找到中国民主党派的兴衰轨迹来。写作，在我是很痛苦的，因为它们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字字连着血和肉。书内《满腔心事向谁论》一篇，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六年，每次都由于伤心过度而搁笔。这类文章，未必有人阅读，遂有“这样事和谁细讲”的感叹。它是清人王庆澜所作散曲中的一句，读来很“水”，想来有味，便拿来做了书名。眼下的生活有如北京的车流，只是向前开去，看不到方向。我怀念从前那农舍与四合院在黄昏时分冒出的炊烟，淡淡的，最有人间气息，令我温暖又怅然。我也相信好日子在后面呢，可惜的是发如雪，鬓已霜。

二○○九年八月十叁日于北京守愚斋

分手                     

金荣与钱红恋爱三年多，不知什么原因，彼此说要分手了。俩人都对天发誓，决心摈弃传统腐朽的观念：情人虽做不成，但彼此还是好朋友，决不会成为仇人一个。因此，他们互相约好，今晚七点，俩人在老地方见面，作最后一次仪式告别。

夕阳西下，微风习习，月亮悄悄地挂上了柳梢头，那蚕虫儿吱呀吱呀地叫个不停。看来今晚的形势不错，天公作美，确是俊男美女幽会的好时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

金荣全副武装：西装甲服，打着领带，梳着油光滑亮的头，一路吹着口哨，迈着雄赳赳/气昂昂的八字形步伐，向老地方走去。

到了老地方，正值七点，钱红小姐已在那棵老情人树下站着了。今晚她打扮得特别漂亮：穿着他喜欢的那条迷你裙，上身穿着一件薄绸紧身短袖衣，窝凸有别，线条分明，看来她还是那么耐人寻味呢，金荣禁不住上前抱住她，给她一个甜甜的吻。

“哎哟！这样不好呢，我们说好是来分手的。”钱红半拖半推地扒开他的手，眼睛还睄着几分情。

“美人儿，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我舍不得你耶。”金荣还是把手伸过去，缠着她的腰肢。

“金，金兄，我们说好已分手了，这样不好，万一被我的男朋友看到。”钱小姐还是半拖半推，努力挣脱他的手。

“哟！我以为与我提出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原来是你另有所爱！”金荣收回他的手，装作生气的样子。

“金兄，你别装蒜了，一年前你与富甲一方的黄鑫女儿黄金花混得火热。这事方圆十八里谁人不晓，谁人不知？是我这个傻女，才糊里糊涂与你继续维持一年的关系。”

钱小姐轻轻地叹了口气。可是她内心既感到一丝的满足与骄傲。好在她做事精明，三年来她不断从金荣身上敲到好处：他给她买一条金链子，一个金戒指，一对金耳环，一只金手表。一一出入高级宾馆，游山玩水，花的都是他的钱。一年前当她得知金在追求黄金花，她不动声色，悄悄地移情别恋，既然你做初一，我就做初二，天经地义。如今她的新男朋友高富财，在一个大公司做部门经理，月入丰厚，比金强多了。现在她只想尽快结束这场告别仪式，回到她新男朋友身边。金荣被她点出黄金花，一时愕然。可是作为情场老手，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他感到非常自豪与得意：娶了黄金花，就等于取得一颗摇钱树。以后的人生富贵，不就要什么有什么了吗？他自我欣赏做人的高明，一年前他巧识黄金花，悄悄地撒下他蝴蝶花朵情网，一边追逐黄金花，一边与美人儿钱红维持关系，情财两得。现代的社会，谁不是一脚踏两船？待他与黄金花情蒂花落，他也与钱红过足了罗曼蒂克的情爱生活。人生丰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可惜，他花在钱红身上的钱太多，他有些于心不甘，无论如何也要向她讨回些，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男子汉来说，怎能做折本生意？

“既然我们已决定分手，也就是说了却了这份爱情关系，那么以前我买的那条项链/戒指及金手表等定情物，就该物归原主了。”他慢条斯理地说，“当然，这是合情合理的。”

钱小姐终于听到她担心的事。可是她也不示弱，既然你撕破脸皮，我也不讲情面了。

“金兄，你作为一个男子大丈夫，还好意思提这个？三年来我为了你，失去了我多少的情和意，浪费了我多少青春？这点，你几个臭钱能补偿回来吗？为了你，我已失去我最珍贵贞操！”

她呜呜地哭了，哭得好伤心。可是她在内心既暗暗发笑，“这些臭男人，就是要用这些方法对付他，什么贞操？这是你快乐我快乐的事。”她在心中计算着如何推掉金荣的追债。

他有些不知所措，听到女人的哭声他心就发软。可是他于心不甘，三年来花在她身上的钱实在太多了。他一把她抱过来，不断地吻着她的泪水，喃喃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呢，我是不得已呢，你知道我收入不高，结婚需要一大笔钱。再说，三年来我们一共逛过三百次大街，进出高级宾馆五十次，夜宵六十次。我想要回的，也只是一点点，那几件定情物。”

“一点点？哼！”她想，“就那么一点点，比割我的肉还痛呢。那有到手的鸟儿又飞出去的道理？精神的快乐源自于物质。”这是她学习唯物主义时所体会到的。

“金兄，若果这样算，你还欠我一大笔钱呢。”她说，“按我每与你上一次床一百元算，三年来我与你上三百五十次，你起码欠我三万多元呢。”

“你不能当妓女？”金说。

“那你怎能把你当嫖客？”钱说。

可是金先生老是于心不甘，三年来花在她身上的钱财实在太多了。可钱小姐也不服气，那有人财两空的道理？双方沉默不语，看来这分手真有些不易，彼此不是说过，好来好散嘛。

不知过了多久，俩人的身体慢慢地靠在一起，他的手悄悄地挽着她的腰肢，两对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那亲吻声开始“噼叭”作响。

他想，“这三年来花了那么多的钱财在她身上，怎么就这样便宜了她？”越想越有气，他把她抱得更紧了。

她也想，“三年来失去了多少感情，多少青春？还失去了她宝贵的贞操。”越想越感到委屈。在他的热烈拥抱和亲吻下，她好伤心好痛苦，不禁“伊哟伊哟”地叫起来。

情与欲把俩人的情感推向新高潮，彼此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美境界。

最后俩人都心满意足。他觉得三年来的经济损失，终于得到了一次性补偿。而她呢，感到这次他特别来劲，终于领略到一次物质文明的最高享受。

他们各自提起衣裤子，愉快地握手告别。

 

 

保险箱

                     

振邦嫂这几几年来与先生努力奋斗，做生意发了大财。她买了好多金银戒宝，还有上百万的存款。她忧心重重，觉得藏在家里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唉，如今的社会那么乱，盗窃那么多，万一—–？”振邦嫂越想越觉得不安全，“就不说有盗贼，万一房屋起火了，这一切不就烟飞灰灭了吗？”她忧心重重，天天为家里的财富担忧。

振邦看在眼里，为她心痛。说，“老婆呀，你何必为此担忧呢？现代技术那么先进，我们买一个保险箱，与一个录影机连接，只要有人打开保险箱，录影机就会自动录像。盗贼跑不掉，大火也烧不坏。这不就很安全了吗？”

振邦嫂听了很高兴，这可是个万全之计。于是买了一个保险箱，放在房子最隐蔽的角落里，还请人安装一个闭路录像系统，只要有人摸到保险箱，就会自动录像。

振邦嫂把值钱的财宝都锁在保险箱里。把保险箱的钥匙系在腰带上，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可是，过了几天，她就有些担心了：“万一钥匙丢了怎么办？有时上则所或不小心丢失怎么办？”她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安全。两把钥匙，看来还是一把系在身上，一把藏起来比较安全。万一身上的丢了，还有一把做备用。

可是，这既难倒了振邦嫂，把钥匙藏在哪里呢？藏在枕头、被窝或鞋底？都不成。万一被小狗嘟嘟含走或是被盗贼翻到怎么办？或是不小心拿被子去洗时连钥匙也沖洗掉了？这家里，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呢？她忧心重重，总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她想了三天三夜，突然开朗起来。“老公，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放钥匙了。”她高兴地向振邦卖个关子，“这是一个秘密，暂时不告诉你。总之，这是一个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连小狗嘟嘟都找不到。”

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一家人正在用午餐的时候，振邦嫂突然惊叫起来.

“哎呀，老公，我身上的保险箱钥匙不见了，这可怎么办？“

“不必惊慌失措嘛，你把你的秘密武器拿出来，你不是还有另一把钥匙吗？”

“我，我—”振邦嫂摄摄地说,“我把钥匙锁在保险箱里了。”

“你？你？你怎么会把它锁在保险箱里面？”振邦有些生气了。

“我以为，保险箱是最安全的。”—-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2010年7月1日香港讯－图片报道】今天是香港回归中国13周年，香港五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人权和普选。独立中文笔会在港会员参加了此次游行，与香港民众一起为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中国范围内的民主目标而努力发声。以下是自委会的图片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主办的“七一大游行”，主题是“七一向前走，香港前途在我手！”图为游行前导队伍。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出发前，拉起“要求中共开放言禁、释放在狱作家”的横幅。右一为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蔡咏梅，右二为副会长潘嘉伟。

 

独立中文笔会走来了。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游行队伍中。

 

孩子们也要向罔顾民意的香港政府维权——在孩子们的眼中、手里，不顾民众疾苦的官僚成了坏分子。

 

游行队伍一景——中华民国国旗在香港街头飘扬，“没有普选，统一无望。”。

 

一个名为“社会主义行动”的团体，在游行队伍经过的路边打出大幅横幅，其成员身穿写有“6.4斗争不息“的T恤，在用扩音器宣传——“中港劳动人民共同抗争，反对功能组别，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一党专政！”

（译者按）亚当·米奇尼克写于1976年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波兰独立社会运动的最早、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在阐发“新演进”（A New Evolutionism）运动的起点之前，米奇尼克回顾了在此之前波兰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声音：它们是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和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 借用“教会”（世俗权力机构）和“圣经”（意识形态信念）这一对比喻，米奇尼克指出“修正主义者”相信“圣经”（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信任教会（现政权）；而主要来自天主教立场的“新实证主义者” 为了争取政府的让步，采取了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其意识形态的做法。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指望“从上面”来解决问题，都倾向于面对权威而不是面对公众。

“新演进”认为，新的社会冲突早已经不是发生在“保守与改革”之间，而是在“公众与权威”之间。在它面前，这种修正主义的、党内改革的思路已经失去了活力。新形势要求必须发展出一套面对公众而不是面对当权者的表述；告诉人们每一个人自己该怎么做，而不是对当权者劝说如何改进他们本身。

与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不同在于，“新演进”信任“来自下面的压力”，而不是来自领导层的明智；信任“独立的公众”，而不是政府机构中的开明派；信任社会的自我组织，信任由这样的组织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政府之间进行平行的商谈妥协，而不是组织一场流血事件。

米奇尼克甚至分析了苏联领导层、波兰当局与反对派三者互相依存的“共同利益”。通过这种分析得出结论，反对派的活动需在“勃烈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进行，至少第一步如此——即在目前权力框架之内，发展独立的社会、独立的舆论、独立的目标及运动，从而与这个权力系统相平行并共存。因而这是一场“自我限制”的运动，这或许才是波兰公民运动的实质。

传统上所谓“革命还是改良”的思路，只是十九世纪左派运动的遗产而已。

新演进

我们称作“波兰十月”（1956年）的历史事件，是共产主义可能发生演变的一个希望之源。这个希望立足于两种图景、两种不同的演变的概念。我将它们称之为“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和“新实证主义者”（neopositivist）。

修正主义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党内观点之上。它从来没有提出一种政治纲领。它提出权力制度可以更人性化和民主化。官方马克思主义教条（应该）有能力吸纳当代艺术和社会科学。修正主义意欲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框架之内采取行动。它们意欲将教条主义和这个党朝向民主化改革和常识的方向转变。在很长的时间内，修正主义者寻求让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人掌握权力。Wladylaw Bienkowski是这个团体最典型的代表，他将这些观念表述为开明的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

Stainalaw Stomma，第二种演变的主要阐释者，称自己的方向为“新实证主义”。在这种图景中，世纪之交由Roman Dmowski（1864－1939，民族民主党的精神之父和政治领袖）所选择的策略，运用到今天的历史和政治形势中来。Stomma将自己视作一名天主教徒，认可天主教作为波兰公共生活中的一种持久的组成部分。作为天主教Znak教派的领袖，他想要重复民族民主阵营的领袖及意识形态策略，像Dmowski所做的那样，后者在1906年加入沙皇杜马。Stomma和他的伙伴在1957年1月加入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议会(Sejm)。围绕着Stomma的天主教活跃分子团体，同意他对于地缘政治学形势的分析，这些人的目标在于在适当的时机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引导波兰民族。对于Dmowski来说，这个时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Stomma来说，这个时刻或许是苏联阵营的解体。

从1956年到1959年，Stomma的理念得到了教区主教的支持，也赢得了哥穆尔卡统治集团对于天主教会的让步。一句话，新实证主义将波兰效忠于苏联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修正主义则相反，它们倾向于反苏联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像在匈牙利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

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都指望由党来推动的积极演变，由聪明的领导人的明智政策来造成新的局面，而不是持续不断的公众压力（public pressure）。他们都指望共产党王子的开明思路，而不是独立的机构获得对于权力的控制。大多数人也许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假设，不管是新实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都没有能够采取公众行动，尽管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采纳这种假设会不可避免地遭致政治和思想的失败。不管是“教会”的修正主义批评家还是“圣经”原则的新实证主义对手，结果都归于失败。

修正主义倾向在其消极面的另一侧，肯定有其积极的特色。人们会记住修正主义时代的精神果实，也会记住由修正主义所激发的知识界重要团体的行动。

精神果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回忆得出由这些人所写的那些杰出的书——克拉科夫斯基、Oskar Lange、Edward Lipinsi、Maria Hirszowicz、Wlodzimierz Brus、Krzysztof Pomian 、Bronislaw Baczko和Witold Kula。就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修正主义还在Kazimierz Brandy、Adam Wazyk、Wiktor Woroszylski的著作中得到呈现。所有这些著作，不管其科学或艺术价值如何，都将那些在官方宣传中受到损害的真实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加以传播。每一本这样的著作出版，迅速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除了积极影响波兰的学术和文化，修正主义还在人们中间激发政治运动。由于反对消极和国内流放，修正主义将基础放在公民生活的独立参与方面。相信一个人有能力对社会的命运施加影响，对政治活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前提。对修正主义来说，这个信任建立在这个党可以改良。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信任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之上，然而从1956年到1968年的公民活动和公开的反对游行来看，是有其真实的和积极的结果。大多数后来的反对派这个期间都在这些圈子中活动，而不在老牌的反共产主义者之中。正是这些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知识界创造了和传播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在波兰最困难的现实中帮助恢复了公众生活。

修正主义在其源头上不可救药在于相信党的机构中的“自由派”这一翼，认为其追求和目标与修正主义知识界是相一致的。我认为修正主义最大的过失并不在于他们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失败（在那里他们不可能赢），而在于这种失败的性质。它是个人从其权力和影响位置上的消失，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左派和民主政治的平台受到阻遏。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创造这样一个平台。

1968年3月事件是修正主义的终点。在这个月内修正主义知识界与党之间的脐带断了。1968年3月之后，人们便不再认为在党的领袖中，存在着进步、民主的一翼。只有极少数人抱有这种政治希望，Wladyslaw Bienkowski是其中一位。尽管他的提议普遍被认为是保护色而非真正的理性。在Bienkowski的著作中，他创造了一种完全是新的政治活动的模式。

他提出“留在党内”，是修正主义不成文的法律。Bienkowski给予陈旧模式以新的基础。基于幻想存在一个明智的党的领导层，修正主义转变为无情和无休止地批判现存领导人。一方面，他清晰地传播了对权威的敌意，清晰地传播了反对派的要领；而另一方面，他的要领不是向公众提出的而仍然是面向权威。Bienkowski的那些不是党员的读者从他的书中，不可能学到如何生活，如何行动，为了未来的民主改变应该做什么。

也是在1968年，修正主义寿终正寝的这年，游行的学生喊出“全波兰都在等待自己的杜布切克”。一段时期内，捷克和斯洛伐克成为希望的象征。对这些非同寻常的日子来说，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的神话在波兰扮演者一个重要角色，神话的意义远非简单。它为激进的乐观主义和最忧郁的悲观主义都给出了合理解释，对屈从者的态度和英雄姿态都提出了一种辩护。为什么？

1956年10月，在苏联干涉波兰之际，出了一个民族英雄哥穆尔卡，此人由此步上政治舞台，在其后14年内臭名昭著、丢脸之至。他的例子透露了党的领袖神话在本质上的含混歧义。这就有理由相信，即使不存在武装干涉，党内的进步一翼和党外反对派KAN(club of the Non-party Engages movement)之间的激烈和公开的冲突，也要浮出水面。预言未来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多一个“杜布切克”，多一份对于风起云涌的反对派的一个损害。

“好”的党的领袖神话，必然是含混歧义的。很多加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人，以下列方式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这是我可能服务于波兰民主事业的方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有效地支持波兰一旦出现的杜布切克。”照此说来，服务于民主的事业变成了等同于服务于极权的权力。那些没有入党并宣称自己是彻底反共的人也运用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来为自己回避所有反对派的决定做辩护。这些称反对派为“政治麻烦制造者”。这些人视捷克斯洛伐克为这样的例证：“这里没有可以改变。”对我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意味着改变是可能的，同时存在着自身限制。捷克斯洛伐克是极权的基础显示其脆弱的一个例子，也是处于威胁之下的一个国家绝望和无根基的体现。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是——演进有其限制，然而是可能的。

新实证主义的经验也必须就近检视。无疑，他们的行动对于创造一种独立的公共舆论和传播完全不同于党的官方宣传，有着积极的影响。

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1956年Znak运动的起点是地缘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它是从1944年华沙起义的悲剧中得到的教训——遏制在波兰人中间可能存在的、易受感染的造反情绪。由于返回到求助于哥穆尔卡新的党的领导层，Znak运动接受了权威方面富有意味的让步。好几个天主教知识界俱乐部得以成立，Tygodnik Powszechny和Znak月刊、Znak出版社得以复活。Znak运动获得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提出自身的民族文化的构想。当然，不应过高估计波兰精神生活吸收当代基督教思想的重要性。同样也不应过高估计这样一些人著作的影响——Stefan Kisielewski、Hanna Malewska、Jerzy Turowicz、Jeezy Zawieyski、Sanisslaw Stomma、Antoni Golubiw或者Jacek Wozniakowski。因为这些著作在波兰有着一个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远远独立于官方的那些教条框框。因为Stefan Kisielewski在波兰国民议会所做的发言，年轻的波兰人得以熟悉一种政治多元化的代用品。从一开始，Znak就命中注定地在“社会主义陛下”面前，完成一种现实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天主教的反对派角色。

波兰天主教的Wiez团体制造了一个不同的壁龛，将修正主义的希望和Znak的新实证主义政治策略结合起来。Tadeusz Mazowiecki、Anna Morawska和其它在Wiez上面发表文章的作者们所拥有的革新的观念，造成了杂志编辑和教区主教的冲突；但是这些观念造成了和世俗知识界对话的可能。听起来是如此充满悖论，Wiez团体使得左倾知识分子改变了传统的对待基督教和教会的看法。

Znak和Wiez对哥穆尔卡的支持限于具体的政治目标——拓展公民自由的版图。这个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教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例如释放被关押的波兰主教，收回对于教会的行政干扰，宗教组织的合法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Znak运动将其活动与权威的政策结合起来，尽管是克制和富有尊严的。像很多修正主义者一样，天主教的政治家更相信来自上面的让步而不是来自下面组织起来的压力。它们寻求协调而不是冲突，他们关心秩序、关心与党的一致，努力避免将他们当作反对派的责难。

Znak的领导人从来没有犯修正主义所犯的那种基本错误。相反，他们总是强调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不同，从而激发了一种批判意识，成为天主教新实证主义所采取的行为路线。

一种调和的政策只有在双方都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对共产党的权力来说，其政治词汇中根本缺乏调和（conciation）这个词，这样一种政策仅仅在有地位的人实施时才有意义。否则，调和便转变为投降，调和的政策转变为通向政治自我歼灭的一次进军。这就是Znak团体所经历的。

……

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包含了对于1957年到1964年政治上二难处境的两种基本回应，这是一个社会正常化和政治上的融解时期，是物质增长时期和公民自由相对拓展的时期。这两者都反映了政治平和与社会心理稳定的某种气氛。

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当社会冲突变得越发真实，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脆弱便浮现了。1968年3月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1976年6月的工人爆发，都将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带入终结。在与真实的社会进程的冲突中，这两种从历史哲学中得出的抽象公式和从这些公式得出的策略方案，都暴露了其无用。在公众和权威之间的冲突，暴露了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所抱希望的空洞性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必须做出戏剧性选择的形势当中。当发生公开的冲突时，一个人必须公开自己的位置，宣称他自己属于某一方——是属于挨打者还是打人者。在公开冲突的地方，顽固的修正主义者和顽固的新实证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同当权者取得联合，采取当权者的立场。而支持罢工工人、支持集会的学生或抗议的知识分子，则挑战了修正主义的党内策略和新实证主义的妥协政策。社会的团结一致瓦解了这两者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接受政府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19世纪左派运动的难题——“改良还是革命”并不是波兰反对派的难题。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只要苏联的政治结构不改变，指望在波兰颠覆这个党是不现实的。去策划密谋行动是危险的。鉴于缺乏一种真实的政治文化或民主生活的水准，一种地下存在仅仅会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和无从改变。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

在我看来，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是东欧的持异议者所承担的事业。波兰的例子表明，真正的让步在于构成对于政府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与我们大陆的另一端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比较，人们会说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理念更加接近西班牙而不是葡萄牙。这就是建立在逐步和片断的改变之上，而不是运用暴力和强力推翻现存制度。

在波兰的苏联军队和政治的存在，决定了这种演进可能所受的限制，决定了有时候未必能够得到改变。反抗的要求始终被苏联军事干预和大街上的苏联坦克这类幽灵纠缠得精疲力竭。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记忆使得许多人们相信，苏联领导人不会允许任何改变。但是仔细审视一下，事情似乎要复杂得多。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哥穆尔卡是在1956年对苏联问题做出富有技巧性的界定而大受欢迎。每一个胜任的党的领导人通过聪明地玩弄恐惧和玩弄公众对于安全的要求，才可能赢得服从和忠诚。Mieczyslaw Moczar试图说得非常得体，而Franciszek Szlachcic则利用华沙的这样一个短语来吁求公众的同情：“波兰－苏联的友谊应该像好茶——强烈、浓郁，但不是太甜。”这两个政治家（和安全官员）都想寻求更多的支持来获取权力，尽管不是很成功，苏联的问题变成宣传广告中的一个惹眼的舞台。

当分析波兰－苏联关系的局面时，必须首先注意到苏联政治领导层、波兰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之间，在利益上有着基本的共存。对这三个部分来说，苏联武装干预波兰是一场政治灾难。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样一场干预，预示着他们从一个三千四百万人口的民族领袖的位置上被赶下台，或者削减他们的权力。然而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当然会记得他们干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国际反应，同样还有1971年12月和1976年6月解决波兰工人问题所引起的反应。如果我们把波兰人传统的反俄情结考虑在内，还有他们斗争到最后一刻的绝望（如在1944年华沙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苏联人的胜利无异于选择一场与波兰人的战争。这将是一场波兰人在战场上失败、苏联人在政治上失败的战争。苏联人的胜利对于波兰人来说，意味着一场民族大屠杀，对苏联人来说意味着一场政治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苏联领导人，包括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竭力想避免这样一场冲突。这种举棋不定描绘出了这个地区可能的政治策略：利益上的结盟决定了这个地区可能的妥协。

我并不是想争辩说，苏联入侵波兰完全不可能。我相信，如果莫斯科和华沙的权威作为一方，而波兰的公众作为另一方；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的。反对派必须知道，波兰的改变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至少第一步是如此。

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也相信演变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参数之内进行谋划。——不同在于，今天偏离了这套表述的反对派其演进的纲领，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对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这样一套方案必须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

“新演进”信任工人阶级的权力，信任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立场，同时也相信它拥有不只一个迫使政府采取深思熟虑让步的理由。很难预见工人阶级的发展前景，但是无疑当权者小集团最恐惧这种社会团体。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这种演进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种演进并非容易。它要求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延缓这个过程的因素包括缺乏真正的工人阶级机构和缺乏政治抗争的模式及传统。当一个独立的工人自卫组织的建立，当什切青和格但斯克的船厂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工人阶级觉悟的一个新舞台也随之出现。很难说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另外一个更加持久性的机构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他们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形式。这些工人委员会是否遵循西班牙模式、还是走向独立的劳动联盟、抑或社会互助的道路？但是，一旦这些机构浮现，新演进就不再是停留于头脑中的构想了。

在波兰局势中，天主教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大多数波兰人觉得教会有亲近感，许多牧师有着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波兰主教管区的新演进方案需要仔细分析。这种演进很容易在官方的教会文件中得到观察。反对自1945年以来所有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教会僧侣集团，其特殊的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已经演变为一种更为宽广的反极权主义姿态。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在写给教会教友的信中，波兰的主教们捍卫真实的权利，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

始终站在反对官方压力、捍卫基督教原则同时也在捍卫《人权宣言》原则的天主教会，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要求打破常规、实现尊严的人们之间一个交汇点。因为它成为寻求更广泛的公民自由的人们其勇气的一个关键来源。

新演进的目标是逐步的和缓慢的改进，它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但是这并不是说改进的运动总是温和的。这项运动部分地由工人和学生地群众运动所组成——这在未来也将继续。这种行动通常在掌权的小集团之内引起非议。那么我们要问：党内及其领导层是否还有能力采纳一个改革的方案？在这个党内是否还会出现修正主义？民主的反对派是否能够在党这个排外的小圈子内发现一个同盟？

50年代出现的修正主义是党内复苏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现象。很难想象，现在有一个运动仍然将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或者其中一些元素，来推进今天的波兰改革。因为这种教条已经成了没有生命的东西，一种空洞的姿态，一种官方的仪式。它不再能够刺激讨论和点燃热情，它不可能引起内在的张力和分歧。

尽管这样，我相信党内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在成千上百的党员中，有人对辩证唯物主义毫无兴趣，对他们来说，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仅仅是参与波兰公众生活的一个先决条件。他们当中也的确有人是强权政治、实用主义和经济改革的信徒。他们的政治信仰和决定受着公众舆论和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地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与赞同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结局不可能事先预见。

党的实用主义者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能成为民主的反对派的一个伙伴，他们可能达成一个政治上的妥协。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盟友。我认为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民主的反对派不去区分党的机构之内不同取向，这也许会导致无视现实，变成狂热的最高纲领派，误入政治上冒险主义的歧途。如果是将自己的目标等同于党内实用主义的一翼，可能使得我们重复修正主义的错误，建立虚幻的联盟和失掉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个性。民主的反对派不应该对“明智的”党的领导人抱有过分的希望，或者屈服于这种争论——“不要对现今领导人制造更多的麻烦，因为换一个上来将更坏。”民主的反对派必须提出自己的目标，只有通过自己手上的这些目标，而达成政治上的妥协。例如，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政府宣布它要和造反的工人“商量商量”，而不是组织一场流血事件。民主的反对派不要以为这是（政府）真正的让步，（“但是他们没有开枪”），也不要以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幻想。相反，民主的反对派必须坚持不懈地在公共生活中出现，必须通过组织群众的行动来创造政治现实，必须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否则一切都是幻想。

知识界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更确切地说，我希望这些知识分子能够续上二十世纪之初“不服从”的知识界的传统。这个传统中的著作者有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我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我也许是过高地估计这个传统的最后一人。但是，这些声音尽管是微弱的和零星分散的，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以其打破常规和反对派的思考，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这项事业被后来不同的传统和社会阶层所继承：前修正主义（包括这个圈子里的作家）、前实证主义和1968年以后变得觉悟起来的人们。

年轻一代所采取的思想方向——同样也是波兰和其它东欧国家政治改变的流向——要建立在知识分子团体和工人阶级活动的交汇点上。当自由的出版和独立的组织不存在，这些团体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比在其他任何时期都显得重大。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责任，反对派分子必须放弃物质利益和官方的评价，这样波兰人民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真相。

在寻求真理的活动中，或者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来说“生活在尊严中”，反对派的知识分子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每一个挑战的行为都将帮助我们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它不仅仅是一个宪政结构，而是真正的、日益改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

 1976年10月于巴黎

（崔卫平译）

严打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时代周报：2004年，中国刑事政策发生了一个转向—由“严打”转向“宽严相济”，很多学者以为“严打”已经淡出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但是，公安部在今年的 6月13日启动了“2010严打整治行动”，开展为期7个月的严打。作为一名法学家，您怎么判断当前的社会形势和这一治理决策？

贺卫方：现在多多少少有一点所谓的严打依赖症。1980年代初期开始，不断地通过严打、依赖严打对社会秩序加以管理。出台严打政策的时候，人们总相信严打可以很好地维持社会治安。可是，为什么总是打击完了以后还需要不断地再严打？这本身恰恰说明严打这样一种刑事政策的贯彻收效并不大的。

从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来说，罪与非罪的界线和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应该在法律上加以明文规定，国家权力不可以因为拥有暴力机器而超越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去行动。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的社会，就不应该动辄把法律抛到一边，运用一种超越法律规范的行动，通过造声势、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威慑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的转化。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现在看起来，严打期间所进行的一些惩罚，往往要超出非严打期间，甚至个别情况下还有把不该被判死刑的判死刑的事例。这样的情况，都是严重地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

时代周报：一般的说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三次全国规模的“严打”。分别是在1983年、1996年和2001年。您怎么看待历次的严打所引发的社会后果，有哪些正面或负面效应？

贺卫方：在严打开展期间，往往伴随着社会治安迅速地变好，犯罪数量减少。因为这种威慑力在短期内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关键在于长久来看，严打制造的隐患很多。由于严打，一些不是犯罪的行为可能被作为犯罪来对待，本来应该从轻处罚的却从重处罚了，或者说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处罚，某些地方的“打黑”可以非常明显地表明这一点。对在牢狱里面的不少人，和那些不该被杀却被杀掉的人的家人来说，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在制造着人民对政府的仇恨。比方一个人本来是无辜的，或者说本来是不应该被杀却被杀掉了，这会给家庭其他的成员与亲友带来多大的心理创伤。长久来看，这样的例子如果积累多了，将是社会的一个巨大隐患。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严打必然伴随着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这几乎已经是一个规律了，包括现在一些地方进行的“打黑”。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大三长会议”。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他们需要开会协调。一个案件往往还没有审理，就提前决定了，整个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设想的相互制约机制根本不存在了。

这可能要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信仰。我们常说，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就需要真正地实现司法独立，让法院能够公正地处理案件，能够让前期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得到纠正。比如说，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能够被排除掉。

时代周报：人们一般是以“从重从快”来理解严打的。刚才您提到公检法联合办案，实际上也是对“从重从快”目标的机制保证和配合。它可能会带来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破坏，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剥夺等。这也是广受批评的一个弊端。不过，这一次严打有点不同，仅仅是公安部一家来“单挑”。您如何看待这个变化，并理解这次严打的性质？

贺卫方：如果整个刑事诉讼的权力结构不变化，也就是刚才谈到的法院没有办法独立地对证据和案件进行判断，没有办法对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那么，所谓的公安部一家，其实还是所有的都必须要按照过去的“严打”模式来执行。尤其是考虑到全国的省级层面上，公安部门首长同时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占一半以上，到了基层更不用说，公安部门的权力都是“老大”。如果这种权力结构不变化，我觉得这种严打本身，法院、检察院名义上的参与不参与对后果不会有多大影响。

时代周报：实际上，我们看到“严打”的有效性也遭到质疑。比如，一些国际组织就质疑中国对盗猎行为的 “严打”，认为预先的大张旗鼓有故意走漏风声之嫌，显得执法水准不够专业。那么，这一次的严打是7个月，7个月之后呢？往往在严打之后犯罪率会反弹。

贺卫方：是的。我们现在比较缺少一种真正的定量分析，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下犯罪和刑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犯罪跟不同刑事政策之间的相对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但是，其实没有比又一次严打的发动更能够说明，过去的“严打”只能够导致更多的犯罪。我觉得这个是官方用这样一个政策不打自招，说明了严打的边际效益在递减，越来越无效了。

时代周报：严打作为一个刑事政策，这是由最高司法机关推出来的，在下面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很荒唐的做法。比如，指标化的做法，据报道，昆明公安局在此次严打中就表示，刑事警情破案率环比要上升15%以上。

贺卫方：对。“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中国的社会历来是上面如果给下面一点好处，上面给的是一座山，到了下面可能变成是一粒土；上面要是对下面有所要求的话，那上面要求的是一寸布，下面能把整个世界的布匹拿来。这样一个治理模式下，必然会产生一个情况：上面要求“依法从重从快”，下面肯定把“依法”给搞没了。最后，下面出现的这样那样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上面还要买单，还要帮助去遮盖。因为大家对于下面的行为的指责，往往连带着对整个政策的批评。所以，最后上下又结合成为一种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最后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过去一些错误的决策本身是正确的。

迎合民粹情绪只能迎来暴民

时代周报：尽管从法理和程序上，乃至在有效性上，“严打”遭到很多的质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括重庆打黑，“天上人间”关门，至少在网上所展现的情况来看，严打的确获得了民意的赞同，甚至被认为是“大快人心”，如果不严打的话，这些现象可能会继续猖獗。

贺卫方：我觉得，首先所谓的北京的“天上人间”，其他某些个别案件的处理，越是严打才能动，越是表明权力的常规运行是完全失效的。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检讨，为什么许多的问题都必须依赖于严打，才能够“打”出来；不严打的时候，为什么政府的执法工作做得如此地漏洞百出？小民百姓根本看不到黑恶势力受到常态的管束。这本身就显示了国家在治理方面的重大缺陷。而且，你不可以想当然地说，严打真正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如果常态性的机制不建立，你会发现那些情况根本不会变化。“天上人间”可能没有了，没准还会有一个“太阳系人间”生意正火爆呢。这同时也会给被打击的人一种不公平感，他们感到这是在选择性执法。

一般百姓对严打的态度，我觉得特别值得执政者认真反思。老百姓当然同意，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当然希望一个没有犯罪的、阳光灿烂的社会。越是弱者，越容易幻想那种没有缺陷的社会。但吊诡之处在于，一个最糟糕的社会的出现，往往不是来自于人民对坏事情的追求，而是来自对好事情的向往。对一个最完美社会的向往，是许多社会走向人间地狱的前奏。这就是常说的，“通向地狱的道路铺满了鲜花”。

这方面有许多西方的经验。比方说，意大利的黑手党很严重，墨索里尼政府上台后，就开始了对黑社会的专项治理、打击，黑社会简直是毫无生存空间，全部没了。老百姓自然欢呼雀跃。但人们逐渐地发现，随着社会中间某些丑恶的东西的消失，这个社会最大的一个丑恶产生了，那就是人民全部的权利都被剥夺掉。如果一切东西都貌似在朝着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去发展，老百姓也很高兴，觉得治安好了，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要说治安情况，最好的莫过于监狱。你总不能因为要治安，就把社会变成监狱。

时代周报：我们的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那种呼唤铁血政策、强权政治的民间思维或民粹情绪，实际上可能是十分有害的，也很容易被利用的。

贺卫方：对。据当地官方媒体报道，文强被判死刑后，老百姓上街庆祝。其实我有点怀疑这到底是老百姓自发的，还是组织搞出来的。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需要对社会中间某些坏的现象的一种宽容。社会中间不能没有低俗，因为人本身就是低俗的动物，或者说至少在人性中间有相当低俗的成份。这个社会不可能纯洁无暇，一定有些让我们不大喜欢的东西。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你不能追求一个至清的社会。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网友的话说，“长不出毒草的土地也长不出鲜花来”，这也是很好的说法。

时代周报：说到群众心理，中国历来有“治乱世用重典”的说法，当下这种说法也很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刑事犯罪成为一种重要的刑事政策，这实际上也是“重典治乱”。但是在我们整个国家确立了现代法治社会诉求之后，如何看待重刑主义的传统及其对当下这个时代的影响？

贺卫方：从中国古典的历史传统来说，有“乱世用重典”和“刑期去刑”的惯常思维，后者是把刑罚作为手段，期望能用刑罚来消灭再用刑罚的条件，用重刑以威慑一切人，使其不敢犯罪。这导致对重刑的一种迷信，和常态的重刑主义。当然，我们用重典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歌舞升平。在说社会很美好，但实际上却在用重典，用严厉的刑罚去对所谓的犯罪进行制裁，甚至眉毛胡子一把抓，对无辜的人进行严厉地制裁。

所谓“乱世用重典”，我们看中外社会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实重典之后的社会也很难被称之为秩序。没有哪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是通过重典来建立起来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其实相反是要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关怀，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保障社会秩序之间实现一种比较良好的平衡。

现在的一些法制建设比较良好的国家，可以说都是越来越趋向于“非犯罪化”，“非刑法化”，越来越宽容，过去认为犯罪的现在不认为是犯罪，对于犯罪的制裁是一个适度的制裁，并且一定要考虑到犯罪的人能够通过刑法来获得调理，然后能够让他重新回归社会，成为这个社会中间一个合格的成员。这样的一种宽容的人道主义的刑法制度，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造，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良好，有绝大的好处。

著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说：“刑法的有效性在于它严格的实施，而不在于它的严厉。”非常严厉的震慑，其实谁也震慑不了。人们说死刑能够惩罚犯罪，这种仇恨的情绪，这种嗜血的情感，会蔓延到整个社会中间去。大家都会模仿国家的一种方式去行为，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相当不稳固，可怕的社会，或者万马齐喑，或者有朝一日大家都是暴民。

健康社会治理重在常态性

时代周报：那么，在您看来，如何在法治的框架内对严打进行科学的定位，或者说如何从技术上克服其弊端？

贺卫方：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它本身并不是科学的，相当令人质疑的政策。把它放到一个现代法治的框架内，揭示出它某些合理之处，我觉得看不出来。前不久，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证据问题的一些要求，涉及到死刑犯的惩罚，对证据的规则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比如说要排除掉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文件，我们应该知道，过去有多少冤案包括被冤杀的案子，都是在所谓的严打这样一个运动式执法中产生的，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去确保检察院能够真正严格地去审查有关证据，对于警察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范；一定要保证法院能够独立地裁判案件，而不是公安说什么，法院就判什么。所以说，这个体制方面必须要理顺，否则你没有办法避免严打所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

时代周报：那该如何从严打这种刑事政策来反观，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缺陷？德国刑法与犯罪学家弗兰茨·冯·李斯特有一个著名论断，“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贺卫方：一个社会的健康治理重在常态性，不是依赖这种运动式的执法模式能实现的。一个国家如果社会治理做得好，刑法就不会承担这么多。或者说，假如人们相信，只有经常突破刑法规范来去制裁，依赖严刑峻法，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那一定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缺少一种真正精神意义的追求，整个社会是没有信仰的。官方的权力往往跟标榜的崇高道德相结合，但是这个道德又是一个空壳，导致权力的实际行使与道德话语之间发生矛盾，那件道德外衣根本掩盖不住这种矛盾。

另外，教育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教育该如何去培养正直和健全的人格。这方面，我们的教育确实基本上没有多大追求，反而鼓励人们去迷信权力，最后的结果导致这个社会更多的仇恨感。当然也包括，如何去通过严格的法律规范去约束政府的权力。这些方面，可能都是作为一个社会治理方面，应当去研究的大课题。

在六四二十一周年的前夕，由流亡海外的“八九一代”学生正式投票评选，决定将2010年“中国青年人奖”授予因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党而被判11年重刑，至今还在狱中服刑的吴义龙。我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奖项的评选工作。

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决定颁奖给他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青年人权奖的特点之一就是关注不知名的政治受难者—在中国为了争取民主而坐牢的人的名单中，他只是不起眼的一个。然而，我们希望外界知道他，是因为他做了一件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拒绝自由。

吴义龙， 1987至1991年就读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天安门运动爆发之后，他是安徽大学89民运的积极组织和参与者。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同时仍旧继续从事推动民主的活动。 1998年3月酝酿筹备「杭州三联读书会」，每两周举办一次读书会活动，讨论社会现实问题。同时主编读书会会刊《读书人》杂志。6月，他与王有才、祝正明等筹组中国民主党，并向浙江省民政厅正式提交政党注册申请。在王有才等被拘禁期间，吴义龙组织各项营救活动。从8月底开始，吴义龙作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发言人和联络人先后二次前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联络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并为成立全国筹委会做好了准备工作。同时参与主办《在野党》杂志，并将杂志寄给杭州市、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有关部门。1999年1月19日，浙江大学将尚有三天便毕业的吴义龙开除学籍。后于该年10月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目前正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

作为一个曾经出版过文学研究专著的人，他本可以凭自己的才华，在日益喧嚣的都市中为自己谋取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传承了安徽桐城学派先辈们独立思考的风骨的吴义龙，决定将个人的命运，和身处的社会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由于在农村缺乏医疗条件，吴义龙右腿患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但在98组党期间，他却拖着病腿全国奔波。吴义龙更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他在坐牢期间，双亲相继去世，女友离他而去，嫁给别人。这样的的痛苦经历，非但没有让他意志消沉，反而促使他更加坚强。前年，鉴于已服刑将近10年，按照有关规定，早已经有资格提前释放，所以监狱方面找他谈话，要求他写一个认罪书，然后就准备给他自由。然而，无日不渴望早获自由的他却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他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也是坐过牢的人，深深知道人在牢中，对于自由的那种饥渴。更可以感受到，拒绝自由，需要多么大的意志力和勇气。而吴义龙做到了。今年10月，他就要真正获得自由了比应当有的晚来了2年。我们颁奖给他，是因为，他用两年的自由，坚守住了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