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后，法律在中国遭受重创，八十年代后始有恢复。但即便到如今，中国法律的玩具性质，宪法的装饰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立法和司法不独立，中国就是立再多的法，也大多是聋子耳朵——摆设。不特如此，有不少法律不仅侵略个人权利，而且成为强势者的保护伞。不少司法过程中，由于碰到政府和强势者的阻力，视法律为玩具——需要时拿来用用，不需要时一脚踢开——的情形非常普遍。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的法律是越来越多，但法院是党产，并没有独立审判的权力，法律的公正公平没有保障，只会让老百姓对法律越来越丧失信心，更多地走非法的路子，来解决本来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
八月二十七日，全国人大批准了据说经过酝酿二十年的《监督法》——监督法的内容我不想引，大家用搜索引擎都可以搜索到——似乎迎来了一片叫好声。但人大代表多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且不是民选，再且代表多系业余而非对社会各问题有专深了解的专职代表，这样的人大代表能监督什么呢？让一个人自己监督自己，让独裁政府自己监督自己，让一党监督自己，这不是白日做梦是什么？我自己就是成都市的人大代表，深知人大在一党独大的领导下，它的权力和制衡作用之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我在人代会上经常批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诸多事情，哪一次是真正得到他们响应并且改正的呢？所以人大的性质不改进，有所谓的《监督法》也不过是多件好看的外衣，予人以依法治国的假相而已。
别的不说，你只要玩味一下党产黄喉、常常不说人话的新华社配发的全国通稿，你就知道《监督法》将来的命运了。新华社说“关于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法律明确应坚持四项原则”。第一条便是“应当围绕国家工作大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把党、毛、邓和三个代表，置于法律之上，在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原则下，这样的监督你能对它有什么太大的指望么？
以色列，不可不弘毅
上星期五（８月１１日），联合国安理会连夜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中东冲突的决议，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双方立即停火。随后，联合国将派遣一支多达一万五千人的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帮助也将进驻该地区的同样人数的黎巴嫩军队，隔开以色列和真主党。决议当然不会解决中东问题，安理会这类决议太多了。而且，维和部队的主力，估计来自欧盟国家，以他们在八十年代的贝鲁特（黎巴嫩早有前车之鉴！）、还有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明哲保身、无所作为来看，真要撞上真主党的自杀肉弹，肯定是夹着尾巴跑回家。不过，有了这一张纸，黎以冲突至少会暂时消停一阵子。
以色列的军力自然占绝对优势，不过，美国和欧洲都有军事评论家说，真主党打了一场枪炮辅助媒体的新型战争，阿拉伯国家的电视台天天重复播放黎巴嫩儿童死亡的镜头，以色列在争取世界舆论的宣传战中失败了。而在新闻全球化的时代，宣传战的失败，最终可能导致你有真枪却不敢放实弹。以色列这一次就不敢像从前那样地面猛攻，速战速决。
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谁都知道真主党轰进以色列的火箭就是攻击平民的，以色列同样有儿童死亡，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电视里没有以色列方面的血淋淋镜头，甚至以色列本国的电视都没有？
原来，以色列人对恐怖攻击的原则是“生活不应被打断”。他们有专业的现场清理人员，一旦事件突发，立即出动。伤亡平民抬走后，以最快速度勘察现场，然后立即冲洗血迹，疏通道路，尽力恢复原样。在两、三小时内，人们就可以继续之前的活动。《环球时报》驻以色列特约记者刘欣伟说（该报８月４）：“入夜的特拉维夫依旧歌照唱、舞照跳，酒吧依旧爆满，沙滩上还是一片喧闹；周末，喜爱户外运动的以色列人也在尽力地亲近大自然，特别是在这样阳光明媚的夏季，因为‘生活不应被打断’！”原来，以色列人希望世人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在战争面前的刚毅不拔；对于死者，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维护其尊严，而不是用惨状来赚取观众眼泪。
这是一种视敌手为无物的欧洲老派绅士的态度。就像英国绅士走在街上遇到下雨，他依然保持不紧不慢的步子。就像二战时德国飞机来轰炸，练琴时间他照样练琴，他不听爆炸只听音乐。去年７月７日伦敦地铁遭到恐怖袭击，一位嫁在当地的中国女士写道（《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８月４日）：“伦敦爆炸以后，我发现我们中国人谈论这事远比英国人自己多。……爆炸后的第二天，婆婆照例给我电话。我正想问问小里〔她的英国丈夫〕的姐妹和弟弟可好，他们都在伦敦工作，一个在学校，一个在银行，一个在医院。可是电话里，婆婆好像不知道家门外的伦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一样，只字没提爆炸的事。照例问我家里花园的草坪是不是长疯了，如果两天不下雨就要给竹子浇水，玫瑰花谢了要及时修剪。”女人如此，男人扯得更远，“说得差不多了，婆婆把电话递给公公。……我正准备问问公公伦敦爆炸的事，可是他也跟婆婆一样，仿佛不知魏晋，关切地问起我北京筹备奥运的事。”电话打到后来，作者恍然大悟：“当然不是公公婆婆不知道伦敦爆炸的事，而是他们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在中国，这种态度则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古典精神。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最著名的典范，大概要数东晋宰相谢安。公元３８３年，前秦八十七万大军南下，与八万晋兵沿淝水对峙。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当捷报传来时，“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后来，毛择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淝水之战作为可资红军学习的以弱破强的实例。
无奈时变世移，今人已淡忘了此种古典精神和绅士态度。那位《南方周末》的女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我这中国小女人，大事临头，实在做不到处变不惊，装都装不像，是喜是悲，都忍不住要跟同胞们交流交流、议论议论、八卦八卦……还有，俺就是喜欢知冷知热、问寒问暖！”今天的中国人，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好男儿加油”，那种哭宝宝真实秀，才是同志们最能欣赏的。
据说韩国有学者认为，他们才是真正保存了儒家文化的民族。韩国现在那位女总理韩明淑的前任李海瓒之所以下台，居然是因为今年３月铁路工人在国定假日罢／工时，他去打了一场高尔夫。似乎国家有点不大不小的事，领道人就必须上电视，庄严宣示真心疼爱老百姓。否则，老百姓的感情就被伤害了。这哪是什么儒家文化，这是现代传媒煽动出来的煽情文化，哭宝宝文化。难怪韩剧里只见到小白脸和小娘们哭哭啼啼。
安史之乱时，李白写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安石”是谢安的字）。谢安再生于今世，在韩国，连个市长都做不成。
在今天的世界上，以色列不会在军事上被打败；他们坚持弘毅之气，却可能被全世界哭宝宝的泪水所淹死。
笔者读小学时，教科书里说解放战争中我军“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当时中国人口四亿，八百万就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为了夺取政权，我党“消灭”了百分之二的中国人口，而且这只是敌方军队，平民伤亡从来就没有统计过。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伤亡，离这比例都差得太远。其实，按毛择东的军事思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等——以色列那种发了警告再炸房子、把人赶走的打法，根本算不上有效军事行动。
当然，发了警告也会死人。据美国官员透露，一向言词谨慎的国务卿赖斯，在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会谈时，听他讲到“我们已经通知黎巴嫩人撤走”，赖斯动了气。赖斯摇头说：这我们有经验的，卡特里娜飓风来的时候，不是每个想走的人都能走的（路易斯安娜城里想走而没出路的人，大多是赖斯的同种黑人）。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战争毕竟仍是国际政治常见手段，刚刚通过的安理会决议，也仅是要求以色列停止进攻性行动，仍然承认以色列武装自卫的权力。历史经验也表明，以人道理由盲目反对一切战争，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今年是我党建党八十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国庆前夕，全国目前正在开展对青少年的红色传统教育。当官方媒体也在因为中东冲突而争当哭宝宝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的经验。
如果联合国在今天讨论犹太人立国问题，大概会请地广人稀而又乐善好施的加拿大捐一片土地出来。现在，以色列人也常会带着遗憾说起：我们当年要了乌干达就好了。英国治理巴勒斯坦时，曾建议犹太人移民乌干达。但是，历史无法倒转，以色列也只能在巴勒斯坦弘毅到底了。
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民族。特别是那些从俄国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既读托尔斯泰，也读狄更斯。大概只有以色列的外交官，被问到中东冲突的前途时，会给出如此回答：结局肯定是悲剧，区别只在于是契可夫式的悲剧，还是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只怕别国听众里，并不是人人知道：俄国作家契可夫的悲剧，主角们最后都倒了大霉；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终场时主角们都死了。好在犹太人不但有文化，还有文化带来的智慧，说话人并不自以为高明而向听众解释，说过后他陷入略带忧伤的沉默。于是听众也跟着暂为沉默，为今世惟存的尚有一丝中华古典精神的民族致哀。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２日）
王 怡：王怡诗歌新两首
我以往的诗歌史，都是未信主之前的挣扎。结束在哀歌和赞美诗的路上。以往的日子，诗越写得美，人就越愁苦。以审美代替宗教，这种观点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虐待。已经5年没有写诗了，前天在聚会前写了一首短诗。昨晚的聚会，孙文波送我他的诗集，《简单的赞美》，“世界如此美好——需要赞美诗”。这句话令我怦然心动。今天另成一首。感谢主，迈过里尔克的深渊，终可以“重新开始那不可企及的赞美”。
木匠
你终身汗流满面
在木头和木头之间
你的手拿来糊口
你的口不住思念
一个拿撒勒的同行
用他的手摸过
你摸过的一切
他死之后
留下荣耀
你仍然汗流满面
在木头和木头之间
紧握一柄斧头
但你的劳苦不再出于咒诅
但他在世上摸过的一切啊
如摸过你的灵魂
如你紧握的斧头
2006.8.13,双桥子
异象
躺在世界的怀中
你的睡意朦胧
你的罪不被惊动
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你和你的后裔要承受地土
因为自己不是孤岛
因为他人不是地狱
但谁将看你为眼中的瞳人
在世界野兽吼叫之地
没有异象
没有异象
没有声音被喉咙听见
没有圆可以画得饱满
没有焚而不毁的事物
没有自强不息的理想
没有人在梦中遇见你
但乞丐怎样站在豪门
耶稣站在你的门口
比他更为持久
但没有赐下另一个榜样
值得你伏案书写
如此滔滔不绝
2006.8.15
《呼兰河传》与《混沌初开》
1996年冬天，我以东北师大“支点文学社”的名义请当时《青年月刊》的编辑王元涛来学校做“讲座”。海报早早地就贴了出去，因此听讲座上的人很多，经济系的大教室坐满了，还有人在站着听。海报上标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走向’；主讲 ：《青年月刊》首席编辑 王元涛”。首席编辑这个词是我自创的，后来才知道有些单位把这四个字当成头衔，是跟待遇挂钩的。我当时只觉得把主讲人说的神气一些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听。元涛看到了海报，在讲座上解释这个词：“其实我就是工作的时间比别人长一些而已。”这让我有点汗颜。更让我汗颜的是，他还提到了《呼兰河传》。他问，各位谁读过这本书，请举手。台下稀稀拉拉地只有两三个人举手。他说，现在《呼兰河传》大概躺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落满了尘土吧？我看他脸上是一副很真诚地奚落的表情。其实，这本书读过没读过又能怎么样？没读过四大名著的，海了去了，也没见人家缺了吃还是缺了喝。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元涛对《呼兰河传》的推崇。元涛的意见，在我来说，那是非常极其而且特别的重要。
大学毕业以后我才读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事实上，在学校里，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德国、美国的作家。我不爱记人名，也不爱记书名，就是连故事也记不怎么完整。往往人家提到某个作家时，我觉得非常陌生，人家又提到某本书名，我还是陌生；人家把整个故事讲一遍，我才影影绰绰觉得有那么点印象。真不知道，当初这样的阅读有什么意义。现在想来，其时大概就是觉得好玩才读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读了《呼兰河传》，或许也像狗熊掰棒子一样，边读边扔掉了。
我读《呼兰河传》的第一印象是：它不该被称为长篇小说，如果说是一篇大散文，倒更确切一些。该书写民国初年的东北风情，语言朴实无华，像是在东拉西扯，其实前后都连贯着。在很多小事上，萧红不惜笔墨，比如她写大街上的道路一经雨水浸泡，便成了烂泥塘，经常有小猪被淹死在里面。人们忌讳吃病死的猪，只要吃死猪肉，就说是在泥塘里淹死的猪。这种描述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又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简直被强烈震撼了。我很轻易地把这两者对上了号。一样的恬淡，一样的平中见奇，一样的给人阅读的快感。如果非要找出点区别来，那就是前者更疏离，素描的味道更浓，而《我与地坛》雕琢的痕迹明显一些，显是经过了精心构思的。后者感情要浓烈许多，可以让人潸然落泪，前者却只会让你唏嘘一番。
元涛判断的没错，不读《呼兰河传》确实是一种遗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中，萧红是独一无二的。及至我重读《混沌初开》，才发现这本书比《我与地坛》更接近《呼兰河传》。
《混沌初开》的作者是骆宾基。先说说骆宾基这个人。他1917年出生，比萧红小六岁，也是东北作家。萧红和萧军分手以后，怀揣六甲嫁给了萧军的朋友，同是东北作家的端木蕻良。但是萧红过得并不幸福。后来，骆宾基投奔到端木蕻良那里，暗恋上了萧红。1944年，在萧红弥留的44天里，端木狠心离开萧红，是骆宾基照顾萧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将她安葬。后来，骆宾基对外宣称：萧红在端木离开以后，曾经答应自己，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但端木并不相信这种说法。解放后，萧军、骆宾基、端木这号称“东北三大佬”的作家，都成了文坛健将，有机会经常见面，但他们互不理睬，判若路人。很久以后，萧军和骆宾基渐渐和好，但二人仍一直敌视端木，认为他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人。需要说明的是，骆宾基送走萧红以后，长时间未娶，或许是一直在挂念梦中的情人？嫉恶如仇、大爱大恨的萧军能够和他握手言和也许与此有关呢！骆宾基老年落魄时，曾受恶邻欺侮，萧军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前去助阵，很有东北人打群架的豪迈。
骆宾基在文革后弃笔从学，不再写小说，搞起了金文研究，这有点像沈从文。骆宾基没有沈从文名气大，作品没有沈从文多，但他留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即《混沌初开》。和《呼兰河传》类似，这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也是写东北风情，语言也是一样的舒缓宁静。《混沌初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幼年》，第二部分是《少年》。据作者在后记中介绍，《幼年》出版于1944年，《少年》于1946年创作完成，但只连载过，未出单行本。而这部足本的《混沌初开》于1994年出版，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我手头的《混沌初开》，1994年8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一版，印数只有三千，不知道后来重印了没有。1995年我在东北师大一间书屋里购得，翻阅以后喜欢得不得了，一直保存到今天。那年冬天，蒙元涛推荐，我到《中学生博览》当了特约编辑，还从《混沌初开》中摘取一段，加了个题目——《藏起我的好东西》，发表在“名著选读”栏目。
张洁和旅欧作家赵淑侠在描述骆宾基时，不约而同都用了“不修边幅”字样，赵甚至还说骆宾基的形象颇似“苦行僧”。这样一个人，写的东西却很纯净。他的小说，在语言节奏上，有《呼兰河传》的影子，在故事叙述上，有《马伯乐》的影子，总之，处处都是萧红的痕迹。《混沌初开》这本书，将我印象中《呼兰河传》和《我与地坛》的重叠，生生地分开了。他能在若干个男人之后，依然坚强地走入萧红的生活，其文字风格紧紧拴在萧红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把《混沌初开》和《呼兰河传》放在一起读，一定会很有意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试。
道路与意义的追寻——读钱理群〈生命的沉湖〉
钱理群先生说，他的学术研究动因无非是“圆梦”、“还债”、“结缘”（《名作重读．序言》）。他说这句话，离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他的“梦”、“债”、“缘”，都是沉重的，也是难以言说的。倒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让他的人生之路，既坎坷艰辛，又意义非同寻常，他以学术研究寻找一个道路来抚慰一种伤痛，这伤痛，是自己的，也是他人的，抑或是大众的。
我还清楚记得。在读《周作人论》时的冥思和阵痛，“我（和）……我的同学、朋友辈都是‘同代人’。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代人’，而是我们是在同一历史机遇下，同时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上，担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冥思和阵痛的原因是来自于一种思想的启发，按理说，这位被大家伙称为“老钱”的人，完全可以按照王乾坤先生说的那样“学问形而上一点，纯粹一点，”，不要在文学之外“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他能做得到吗？能做一个不关注普罗纯粹的学者吗？他做不到，肯定做不到的，“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跑的猛士”，他在“人”与“文”的天平上，关注的还是生活在中国底层的阶层，“并且一发不可收”，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很多的时候，现实的情况都是为人熟知的，但，众人已习惯了昏睡或者眯盹，像鲁迅说的那样“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毁灭，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要久要闷死了……”，在我看来，这些习惯了昏睡的人，实际上是已经进入了“待死”的状态，至少灵魂早已死去，唤醒他们也与事无补。不要说鲁迅时代，人麻木到了极点，就是当今世界，麻木者、昏睡者也不在少数，甚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老钱觉得唤醒昏睡者是很必要的事情，殊不知，即使他们醒了，也还是呆在铁屋子里，很难出来，他们会受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因此，每次读老钱的书，我很不“开心”，他书里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身边发生的事，与其几无不同，基本没有任何差别，可是在他的眼里，他的心里，变成了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想，老钱的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他是痛之深，恨之切，他的文字没有粉饰，也缺少文学般的温情，有的是直达人的内心深处的爱与责，痛与梦。在他的每本著作都如此，这或许成了学术上的喃喃自语了。
他的新作《生命的沉湖》便是保持一以贯之的学术上的自语，他试图唤醒沉睡者的执着和坚定，其次，也充满了他生命中的悲与痛。为何叫“生命的沉湖”这样的书名，大概老钱也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他也许“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这么多年来，学术和思想上的艰难跋涉，贵州、北京、鲁迅、北大等字眼，也是构成了他的精神和空间。五十年代“发配”在贵州，在一个清晨开始了鲁迅研究，七十年代末在北大一间小屋，退休后，从事中学语文教育（研究）到南京师大附中任教……他追求的道路，在说明他在追寻的是意义，可以说是形而上的生命意义，也可以说形而下的生存意义，但，时常是“无路可走”或者遇到“无物之阵”——无法抗争，也难以挣脱，只能拼命地挣扎，老钱的年龄也接近王瑶先生说的“垂死挣扎”的阶段，人到了这个年龄，也算是能洞彻人生和社会了吧。
可以这样说，读《生命的沉湖》是我从没有遇到过的沉痛。在“后记”《本应归全家所有》中，我流泪了，“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能够出四卷本的《文集》，为已经过去的六十年的生命、二十年的写作生涯做一个小结，这在我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纪念。还要感激几位老朋友的帮助。此刻，我特别怀念我的家人——长眠于地下的父亲母亲，大姐、大姐夫，大哥、三哥，二姐与二姐夫；仍然健在的大嫂，三嫂，四哥、四嫂，三姐、三姐夫，五哥、五嫂。作为“小弟”，六十年来，受到了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厚爱，这永恒的亲情注入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的精神支撑，帮助我度过一个个人生难关………”
在书中，可以窥见他的心痛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短文：（一位上海的研究生寄来的书法作品，“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老钱说：“正是我这几年的心情”这或许也是一种“寂寞的悲哀”，虽然是寂寞的，却也为更多的了解、理解。
长途跋涉者，是善于思考的人，沿途上，总会遇到挫折。他看到的是“风景”，也许也是“幻景”，他能从虚幻的景色中，找到一种力量。《生命的沉湖》是一种沉痛的真实的力量，真实往往让人窒息，喘不过气来，《1999年总结》一文中，他说“我的一些观点、我的工作，触犯了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他们出来和我出来论战，就只有借助政治之力，以济自己思想之穷了”。其实，江湖历来如此，用农村的话说，打不过人逃跑之前也“抓”一把，占点便宜。但，对于一些所谓的利益集团来说，却是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有点都不光明磊落，龌龊至极。老钱却在打击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态度。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呢？我照抄如下：
今年（1999）4月8月，北大有人两次出面禁止我在全校学生中作公开的学术讲演，参加学生的活动。我写信向校长报告了此事，居然不作任何回答。
接着有人打报告，控告我在“大一国文”教材选了“汉奸周作人”两篇写于五四时期的散文，选了“汉奸的老婆”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逃亡分子”北岛的一首诗，试图“毒害”青年。
——《生命的沉湖》190页
看这些打小报告的理由，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样的“诬陷”何须辩解，何须给北大校长写信，即使写信了，何须答复。他们保持的统一的口径，也不“方便”答复啊。
这本书，是我2006年读到的最好的书，因为里面讲的全是真话，全是我们老百姓爱听的话。当然，这本书的出版，同样会一部分人极不痛快，甚至怀恨在心。既然是“沉湖”之作，也不用去管那些龌龊的人与事了。
我1998年去北京去拜访钱理群先生，八年过去了，这几年，国内外都不宁静，老钱的内心的寂寞与悲哀，我深知，但无能为力，说是话，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出版，我所听到的关于老钱的“困境”的消息，几乎全部来自于“民间”，文学研究界都知道老钱“出事”了，“倒霉”，究竟出了什么事？倒了什么霉？全不知晓。一看文章，原来如此，一笑了之。
胡因梦：李敖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她是李敖“千分之一千的爱人”，短暂的婚姻影响了她之后的每一步人生
因为深深的崇拜，嫁给了李敖，却最终分道扬镳，一场耗时三年的官司彷佛是两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在胡因梦未婚生女的时候，李敖在媒体上大肆攻击，无奈之下，胡因梦决定写一本自传为两人如戏的人生记录下真实的一笔，在不断自省的过程中，她也最终发现了自己的价值，35岁告别演艺圈，专事有关心灵探究的翻译与写作，胡因梦首度将印度哲学家吉达·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引介到台湾，并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的意识革命及生态环保等议题。百转千回，如胡因梦所说：“李敖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此次胡因梦带着她的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和译作《爱的觉醒》走访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以《回归心的生活》为题将进行多场公益演讲（见本报8月25日新闻《胡因梦：李敖对爱贡献不多》）。然而对于这位传奇女性，人们更关心的是“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昔日感性演员，今日知性女性，岁月多像一把无情的刻刀！
■人物名片
胡因梦，台湾著名演员、作家、翻译家。又名胡茵梦、胡因因、胡因子，1953年生于台中。1971年考进辅仁大学德文系。20岁主演《云深不知处》，15年的演艺生涯，出演过40余部电影。
35岁告别演艺圈，专事有关心灵探究的翻译与写作，首度将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引介到台湾，并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的意识革命及生态环保等议题。
著有《胡言梦语》、《茵梦湖》、《古老的未来》、《死亡与童女之舞》，译有《般若之旅》、《超越时空》、《克里希那穆提传》、《生命之书》、《恩宠与勇气》、《转逆境为喜悦》等书。
1 演艺生涯：拒绝出演琼瑶戏
有趣的是，少女时期的胡因梦裤子口袋里插着李敖的书，受其影响，尽管拍了40多部电影，一再拒绝接拍琼瑶的戏。
有人曾经告诉胡因梦，她的前世是一位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演员，在欧洲一辈子就演一出戏，还不是女主角。
对于这个说法，胡因梦很是认同，“但不知道是哪出戏，搞不好是《奥塞罗》。至今一看到莎翁的戏剧，一听见里面的对白，我就想哭，就有一种莫名的震撼。”
胡因梦拍的第一部戏是《云深不知处》，这部戏使她跻身演艺圈，当时副导演是侯孝贤，“侯孝贤有一种沉稳的气质和抽离观察的本领。”胡因梦说。她记得有一回在片场等打光的时候，侯孝贤对她说：“你比同龄的女孩要成熟许多，好像已经有很多经历了。”
有趣的是，少女时期的胡因梦裤子口袋里插着李敖的书，受其影响，尽管拍了40多部电影，一再拒绝接拍琼瑶的戏。在自传中，胡因梦写到，15年的从影经历中她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贴近人生），以她四岁就开始看西片所培养出来的鉴赏角度，这些影片中只有《海滩上的一天》堪称佳作。“导演杨德昌比较能掌握受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一代人与上一代人之间的冲突。”回想当年，胡因梦笑着说：“其实我对自己的演艺工作从未有过真正的尊严感，我时常一边演出，一边跳出剧情自嘲对白的荒唐和肤浅。”
“我在演艺界的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胡因梦，学习德文出身的她翻译了被誉为“美国演员圣经”的《尊重表演艺术》之后，才长舒了一口气。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国内能找到的少数探讨演技的著作。李安甚至要求她戏中的演员以此书作为演出前的家庭作业。
2 婚姻生涯：结婚不久患上焦虑症
第二次见面是在李敖家，聊着聊着李敖突如其来吻胡因梦，“……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的发紫’的吻痕。”
自传中胡因梦用了一万多字描述她和李敖从认识到热恋直至分手的全过程。胡因梦坦言，这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与李敖短短三个多月的婚姻。1980年5月6日，胡因梦和李敖结婚；同年8月28日，这对“才子佳人”分手。胡因梦说，结婚离婚，对自己最大的意义，就是激起了她的创作欲。
胡因梦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萧孟能家里，那时候她觉得阅读李敖是非常时髦的事情，这暗合了自己独特叛逆的性格，但第一面时，李敖看见她们母女俩，竟然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第二次见面是在李敖家，聊着聊着李敖突如其来吻胡因梦，“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后来我赫然发现上唇和人中之间被他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的发紫’的吻痕。”胡因梦回忆。
李敖曾经对媒体放言，胡因梦和自己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她人生中状态最好的时候，但胡因梦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跟李敖在一起生活没有多久就患上了焦虑症，李敖有很强的绿帽恐惧症，她出去慢跑他会怀疑她跟人眉来眼去，种种事件导致她压力很大，那段时间她曾经一个礼拜的时间全脸长满青春痘。尽管李敖曾在《李敖回忆录》中数落她的种种不是，但她还是给予其宽容，“我从小就崇拜李敖，但是等到与他结婚零距离的接触后，深刻感受到李敖的封闭和专横，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在我看来，其实他和平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谈起李敖对胡因梦终生的影响，胡因梦用一种像说别人的语气说道：“我跟李敖的婚姻让我从愤世嫉俗慢慢转向自省。同时从过度崇拜有才华的人、对人类社会有影响的人，也转为找到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我不崇拜外在的人，我希望活出自己的价值。”
3 离婚：一场无聊的戏
“就像跟她离婚时，他牵着我的手，我握出他手里的温度，发现爱还在，当时摸着他的后颈稀里哗啦哭个不停。他望了一下四周说，小心被记者看到。”
离婚后两人打起了长达三年的官司。她从香港拍戏回来后出庭，李敖也坐在远处的长椅上等候法院开门。
胡因梦说：“我突然觉得这场戏是我们两个约定好自编自导自演。随后，我就像当年与李敖初次见面时一样，很规矩地向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李敖狐疑地看着我，不知道我在搞什么鬼。”厅审结束后，她蹦蹦跳跳地走到李敖面前：“咱们两个太无聊了，这个戏别演了。”李敖也放下架子，叹气说：“我也不想演，只是骑虎难下。”
在胡因梦未婚生子产后忧郁的日子里，李敖经常在电视里指责她。胡因梦自己分析李敖骂她的原因是：“他那时候东山再起，有很多书要出版，他把我视为假想敌，他认为我万一放出什么声音来对他一定不利，他先骂我，让我的信用瓦解，我说的话别人也就不会再相信了。”为了让大家看清事实真相的另一面，胡因梦索性拿起笔写了这本自传。
胡因梦时常提起的一件往事是多年后与李敖偶遇，坐在咖啡厅和朋友喝茶的她，瞥见窗外有个穿着红色夹克的男子，很疲惫的样子，好像是李敖，她起身追出去，红夹克也突然掉转头，朝自己走过来，正是李敖。“我看见他的第一眼，心就软了。
尽管他骂我已不下几十次，但他见我的第一个表情骗不了人———他是很高兴看到我的，孩子似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有爱的。就像跟我离婚时，他牵着我的手，我握出他手里的温度，发现爱还在，当时摸着他的后颈稀里哗啦哭个不停。他望了一下四周说，小心被记者看到。“胡因梦认真地复述着。
4 翻译：为爱疗伤的方式
“可第二次再用的时候，感觉就淡下去了，因为心已经打开了。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情绪太当真了，尤其是美好的情绪，特别是执着。”
如果不是和李敖失败的婚姻，可能胡因梦也不会去美国“疗伤”，也就不会看到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也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充满理性的胡因梦了。
她第一次看到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是在纽约一间小书店里，有一个书架上都是他的书。她拿起了一本中文译作《观察者就是被观之物》的书，这个书名正是当时她在一直探索的一句话，她当即买下了克里希那穆提所有的著作。从克氏的传记里胡因梦看到了包括环境问题、人类心灵的困境。“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打动我的内心深处，我边看边一直掉眼泪，心跟他进入了一个解脱的境界，我觉得那个境界太美妙了，我从没有尝到那么开放的感觉，然后就决定慢慢翻译他的著作，尤其是这本传记。”
单凭借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治疗女性的一些问题，胡因梦觉得还不够，还要借助一定的工具。她在医学里找到了一种名为“花精”的治疗方法。她解释到，每一朵花都有能量场和频率振动，用西式振荡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频率振动收集到一个瓶子里，这就是“花精”。医生可以根据病人自身的情况来使用不同的花精。她自己体验过野姜花的花精治疗。
她说用过花精之后心里就发出声音：我爱我自己，我爱我的身体，我爱大地，我爱众人。“这种感觉太好了！可第二次再用的时候，感觉就淡下去了，因为心已经打开了。
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情绪太当真了，尤其是美好的情绪，特别是执着。“胡因梦愿意和众人分享她从心理学研究中的种种体验。
对内地现在比较流行的占星学，胡因梦也比较有研究。她正在翻译荣格学派的占星学书。她希望通过翻译这一系统的书，告诉人们如何在不好的情况下转化，让生活更美好。
高官裸奔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恶搞”时代，玩一下裸奔，一则见得时髦，二来也可吸引些眼球，因此有时简直就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在常人看来，当前这裸奔的干活，基本还属于演艺人士与左愤们的专利。不料，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盛华仁同志，最近也耐不住寂寞，在《求是》杂志上狠狠裸奔了一回。
盛华仁认为，由选民直选乡镇长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并提出换届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从基层选举中寻找突破口，进行渗透活动”之类的新问题。
这样的言论，放在文革，当然是正确100%；放在20年前，也还说得过去，但在改革开放已进行近30年、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民主执政”理念的今天，中国的高官居然这般评说中国的选举，至少与“与时俱进”的党训是背道而驰的。
对胡总书记提出的“民主执政”，人民群众的理解，就是扩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其中，由选民直选乡镇长是必然而然的一步。中国人从来是把“乡”与“村”并联的，谓之“乡村”，现实生活中，民众与乡官本身也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由人民直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乡官，只可能让基层组织与群众更加心连心，这即使不是盛华仁眼里的“依法执政”，但估计也无可否认，这肯定是“科学执政”。
中国的“村官”直选，已连续进行6届了。村级选得，乡镇怎么就选不得？放眼世界，人家的总统都这样选得，我们一个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乡官，又怎么选不得？
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换届选举中出现一些所谓的“新问题”，既在所难免，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恰恰是那些从中看出是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渗透活动”的人。中国的民众难道天然就是顺民，就不会有自己民主的欲望与诉求？民主没有姓氏，它属于全人类，它也从来没有把中国民众摒弃在外。亚里士多德2000多年前就说：“没有政治生活的城邦，不是人的城邦，那是动物的城邦”，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再能把人民驱赶回“动物的城邦”。
宪法和法律固然是我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但常识告诉我们，那东东总是必然落后于时代，不适合时代潮流，也因此才有“修宪”或重新立法等工作。动辄拿“法”作杀威棒，对人民的正义要求与情感进行恫吓，不排除能得惩一时，但也必将被时代与人民所抛弃。这是由宪法和法律的本质决定了的：它毕竟是服务人民的工具。
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盛华仁这种反民主的言论与思想，其实质是对中国现化化进程尤其是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之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有良性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才会稳步得到提高。自十八世纪起，西方“列强”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工业革命，而是紧随其后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民主革命的产物。一个个欧洲国家，籍着民主的新风，推倒了封建制度，从而让自己的国家步入了发展快车道，也跻身于“世界列强”。阻碍民主，就是阻碍中国的富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官当然也可以裸奔，但相应的支出应该也更多。在日本，尽管小泉已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但同样在日本，发表有军国主义色彩言论的政坛高官，几乎总是以罢免告终。中国也开始推行官员问责制了，相对于官员具体工作或行为的失误，言行的“失误”更应该受到“问责”，如果说前者是污染了水流的话，后者则是污染了整个水源。
女作家法院起诉《忏悔无门》作者剽窃
以慈善家李春平生平为素材的畅销书《忏悔无门》的作者王春元被指剽窃，女作家刘云萍将王春元和长江文艺出版社一同告上法院，要求两被告停止侵犯其著作权并公开道歉，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共58万余元。昨天，朝阳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女作家刘云萍笔名泠风。刘云萍起诉说，去年她多次受到王春元的邀请，在进行了5次与李春平的面对面采访后，决定与王春元合作写书。按照约定，刘负责故事的撰写，王负责在每部分故事前撰写自述。书稿于今年3月完成。出版前夕，两人就已在署名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后来两人口头约定，写清署名顺序并注明各自创作的具体字数。刘云萍说，此后王春元一直未主动与她联系，她通过责编了解到，王春元对书稿中人物名字做了改动。她当时觉得王的做法对其很不尊重，向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声明退出此书的写作，要求出版社不能使用其独立创作的部分。但今年6月，王春元以独立署名的方式出版了此书。
刘云萍经对比后发现，“《忏悔无门》整体剽窃了我的原创作品，剽窃字数达22万字，除主要人物名字改换外，图书仅对原书稿略作了段落或词语的调整、句式变换及少量文字添加，从头至尾几乎是通篇抄袭。”刘云萍认为，除了王春元侵犯了自己著作权外，出版社也有责任，理由是出版社明知该作品为两人共同创作，却以王春元为惟一作者出书。
昨天下午，记者两次拨打王春元的手机均被呼转到秘书台。 此后王春元的助理告诉记者，王春元正在外地，不便接受采访。她表示，此前刘云萍就公开说过此事，“我们要等待开庭再发表意见，现在不便多说。”据了解，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曾表示，出版社未收到法院的传票和起诉书，有关刘云萍和王春元之间的纠纷和利益分成情况他并不清楚。此前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王春元通过其助理出示了李春平就《忏悔无门》给他的授权书。授权书称：授权王春元以李春平为生活原型的艺术创作、加工和处理，由此形成的文学传记、纪录片、电影、电视剧本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均由王春元独家全权处理，李春平不享有著作权。
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赫福兹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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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福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人 |
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赫福兹在开罗逝世，享年94岁。
今年7月中一个晚上，马赫福兹散步时摔倒后，一直在医院接受诊治。
他的著名作品《开罗三部曲》生动地描写了埃及首都开罗的风貌，并使他在1988年获得了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
马赫福兹也因为在一本小说中对上帝的描写触怒了穆斯林极端分子，在1994年被人刺伤了颈部，自此健康一直出现问题。
文坛地位获国际承认
这次受伤使他在医院里躺了7个星期，书写的能力受到限制、视力和听觉都被破坏。
马赫福兹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最优秀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并因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受到了国际间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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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福兹生平简历
1911：开罗出生
1934年：开罗大学哲学系毕业
1955-1957年：发表名著《开罗三部曲》
1959年：因涉及先知和上帝的情节，小说受到穆斯林世界的禁制
1988年：成为第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人
1994年：被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刺伤颈部
2005年：发表小说集《七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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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出版的《开罗三部曲》描述一个穆斯林商人家庭的经历和不幸，书中的主人翁赛义德、一位专权但紧紧维系家庭关系的父亲成为了埃及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30年的创作生涯中，马赫福兹出版了30本长篇小说、短篇故事、戏剧、报纸专栏、政治评论文章、游记和回忆录等。
他在2005年发表了最后的创作《七重天》，收集了一系列关于轮回转世的故事。
他在2005年12月接受采访时说，他写《七重天》是希望相信，他死后能得到好的结果。
刘晓波：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金正日政权试射导弹，使自称北韩盟友的中共政权在国际上颜面扫地，中共也开始对小金政权发出警告。中共举手赞成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开始减少对北韩的原油供应，向国际社会解释金正日如何不可靠。中共外交部首席发言人刘建超对韩国媒体说：最近北韩连中国的话也不听了。
与此同时，自北韩试射导弹以来，国际媒体不断爆出北韩的负面信息：
8月27日，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金正日在上月平壤举行的朝鲜驻外大使会议上批评友邻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不可信赖”，并表示“必须以我们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所有的挑战”。韩国《朝鲜日报》评论说，金正日如此公开声明指责中俄两国”不可信赖”，看来朝鲜明确了在国际上甘愿处于孤立的态度。
8月28日，南韩《朝鲜日报》报道，去年八月，美国有关部门通过秘密调查，在美国逮捕了五十九名走私伪钞及假烟的疑犯。疑犯试图走私数百万伪造美元、四千万美元左右的冒牌烟以及导弹零件等。其中，被美国调查部门控以走私假美钞罪的华裔美国人吴兆东在接受审判过程中证实“超精密伪钞”（Super Note）由北韩制造。
8月29日，南韩《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情报机关发现在朝鲜境内可能的核武试验点有“可疑的车辆活动”。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金升圭在首尔强调，北韩核子试验场所周边设施一直处于准备状态，其技术能力也达到百分之一百，只要北韩最高领导人、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一声令下，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核子试爆。为了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核试验，韩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应急反制措施。
至此，由于金正日的翻云覆雨，中共主持的朝核六方会谈，已经连清谈馆都算不上了。北韩的国际形象再次倒退到9•11时期。那时，美国总统布什将朝鲜与伊拉克、伊朗一起列为“邪恶轴心”。
当初，国际舆论大都对布什的指控持批评态度；现在，除了邪恶轴心中的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之外，伊朗和北韩在核武问题上的强硬和无赖，再次验证了布什的指控绝非偏见所致，而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而对布什指控的批评，大多是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出发，而非出于对伊朗和北韩的同情。
特别是金家政权之邪恶，堪称当今世界的邪恶之最，甚至超过了萨达姆政权。现在，就连对北韩支持最多的中共政权，也公开指责金家政权的无赖。否则的话，中共决不会与美国合作，对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北韩的决议投下赞成票。
走私、贩毒、绑架、造假钞，皆是大恶。这些邪恶对社会危害大小，取决于其犯罪的组织化程度和规模。个人犯罪的危害最小，小团伙重些，大规模的组织化犯罪再重些，由一个政权或国家支持的这类犯罪，堪称邪恶之最，而金家政权正是这种五毒俱全的邪恶之最。除了挥舞核大棒敲诈国际社会之外，这个政权还进行国家走私、国家贩毒、国家绑架、国家制造假钞。
记得曾看到过一份关于北韩大规模迫害人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题为《神秘的古拉格-揭露北韩拘留营》，由“美国北韩人权委员会”于2003年10月22日公布。这份报告又揭露出金家政权的又一邪恶之最——制造人权灾难之最。
据该报告披露：在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朝鲜，“奴工营”中居然拘禁著多达二十万人犯。一些人仅仅因为唱了南韩流行歌曲、听了南韩广播，就被关押进“奴工营”的。在“奴工营”中，饥饿是普遍现象，酷刑和处决也是家常便饭。
这份报告中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还与中国有关。报告指出：数千名从中国遣返回朝鲜的孕妇，如果她们腹中胎儿的父亲是外国人（也就是中国人），将被打催生针被迫堕胎，眼睁睁看著自己的婴儿被杀害；有时，看守甚至用铁钳戳婴儿头骨。
这一切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是在严格封锁信息的情况下的调查，如果有一天能够将北韩的人权灾难全部曝光，必将令世界再次震惊。
当年，中国人用血肉筑起了金家极权统治；今天，中共政权拿中国纳税人的血汗喂养着金胖子，维持着这个邪恶之最的政权的苟延残喘。而金正日却公开表示“中国不可靠”，把中国血统视为仇敌，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连一个混血婴儿都不放过！
经过了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极端种族主义残暴，当今世界，消灭混血儿的极端种族主义已不多见。移民带来的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生育，已经是普遍现象。即便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外国人通婚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受迫害是难免的，但还不至于残忍到将混血婴儿集体性地扼杀于母腹的程度。
迫害人权是罪，迫害孕妇是罪上加罪，迫害致死是三重罪，致死母腹中的婴儿，就是故意杀人罪之最。
更重要的是，这种虐待孕妇和杀婴，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黑社会行为，而是国家行为，是极权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合谋的杀戮，其罪之性质之严重，决不亚于希特勒政权。
放眼当下世界，也许，只有金家政权才能够将这些邪恶之最集于一身！
对这个疯狂虐待自己同胞的政权，南韩人却基于蒙昧的民族主义而伸出阳光之手，即便金大中的阳光早已消失在金正日的阴影之下，韩国现政府仍然是非不分地继续阳光下去。难道这不是民主韩国之辱！
这样的邪恶政权，居然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联合国安理会至今拿不出制裁北韩的议案，联合国人权机构也不积极干涉其大规模的人权灾难。难道不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大亵渎？
由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功利算计，致使强大如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也只能基于现实权衡与之谈判，却拿不出有效遏制邪恶轴心的强硬方案。难道不是自由国家的最深耻辱！
中共仍然与这样的政权为友，无论出于什么样内政外交之需，只能说明中共本身的恶性不改。这样的盟友关系，仅仅是中共的政权利益之所在，非但与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毫无关系，反而只能有损于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比如，胡锦涛大手一挥就给金胖子送上20亿美金，如此奢侈的金钱外交，如果用于内政扶贫，能够让多少贫困人口脱贫。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禁要问：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中共政权，为什么还要拿中国人的血汗喂养这个忘恩负义的无赖政权？
作为一个人，我也要问，世界还要容忍这个极端邪恶的政权多久？
2006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