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青岛的文人喝什么酒

知堂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的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越好。”很难想象,生活中若没有这些“无用的游戏与享乐”,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文人与酒,缠绵了几千年,催生了无数经典诗文。事实上,酒是一种点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情趣。我在查阅上世纪30年代客居青岛文人的资料时,格外留意他们在哪里,喝什么酒。这大概是属于生活史的内容,若无这些细节,那个时代就是干瘪的,无血肉。知道了他们在怎样的境地,饮了什么酒,说了什么话,他们的个性才鲜明起来,在泛黄的纸页中,他们的音容笑貌、精神气质,才能被感知。

花雕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荟萃了国内一流的学者和作家,是文人云集之地。校长杨振声,性格豪爽,平易近人。他豪于酒,在校中“纠合”了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方令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不是顺兴楼,就是厚德福。七个酒徒加一个女史,戏称为“酒中八仙”。须知,杨振声乃蓬莱人,那里是中国历史上神仙出没的地方,传说中八仙过海的起点就是在蓬莱。

他们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花雕是绍兴产的米酒,醇厚,口感好,不容易上头,是文人清谈的最佳选择。他们宴席上戏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指划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这班人豁拳豪饮的样子,吓得立刻把他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而孤独的沈从文总是在边缘,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八骏图》。文人喝酒,寂寞孤单时喝酒,郁闷愤慨时喝酒,豪情万丈时喝酒,酒让他们宁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浪般的喧哗,在历史久远的夜空里回响。一群性情中人,一段文坛佳话,一个城市的记忆。

啤酒

以一个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啤酒,除了青岛,在国内恐怕是找不到了。1903年,德国人在青岛开设啤酒场,当时也不会想到,这坐城市会因为啤酒而驰名中外。

上世纪30年代,啤酒流行于青岛的上层社会以及欧人居住区。这可以从梁实秋在《忆青岛》一文中找到佐证。“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是国内第一。厚厚大大的一块牛排,煎得外焦里嫩,切开之后里面微有血丝。牛排上面覆以一枚嫩嫩的荷包蛋,外加几根炸番薯。这样的一分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啤酒一大杯,依稀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之豪兴。”中山路上的佛劳塞尔餐馆是当时岛上闻名的西餐馆,梁实秋曾留学美国,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他享受生啤、牛排是情理中事。在梁实秋生动的妙笔下,我们还可以得知佛劳塞尔餐馆老板善饮啤酒:“我在一餐之间看他在酒桶之前走来走去,每经酒桶即取饮一杯,不下七八杯之数,无怪他大腹便便,如酒桶然。”供应佛劳塞尔餐馆的啤酒,毫无疑问是青岛本地生产的。

1933年夏天,柯灵来青岛,写下三篇青岛印象游记,他在《岛国新秋》中以优美的文笔赞美青岛的海滨风光,让我们得知当时来青岛的游客是如何享受青岛的凉爽。“就是这样在浪花里沉浮,在沙滩上徜徉,让炎夏的白昼偷偷溜过。厌倦了,你可以向沙滩后面走去,疏疏的绿树林子里设着茶座,进去喝一杯太阳啤酒,喝一瓶崂山矿泉水,或者来一杯可口可乐罢;无线电播送的西洋音乐和东洋音乐在招诱着呢。”我们今天消夏的饮品,早在上世纪30年代,青岛人就已经享受了。

苦露酒

老舍于1934年来青岛受聘于山东大学,直至1937年离开青岛,住在市南区黄县路11号。为二层楼,面南背北,楼下为老舍全家居所。老舍在此写下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杂文,其中有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在青岛,老舍和洪深,孟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刘西蒙,王统照诸先生常在一处,而且还合编过一个暑期的小刊物。这个“小刊物”名为《避暑录话》,《避暑录话》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至本年9月15日停刊,每周一期,一共出了10期。老舍和青岛的文人聚会时,也要喝几杯薄酒的。他写于1939年的《怀友》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洪深先生在春天就离开青岛,孟超与杜宇先生是和我前后脚在七七以后走开的。多么可爱的统照啊,每次他由上海回家——家就在青岛——必和我喝几杯苦露酒。”这苦露酒是什么名堂?是白酒还是黄酒?是烧酒还是老酒?老舍言语不详,但凡是酒,喝的是一种心情,高兴时喝酒须尽兴,愁苦时喝酒,借酒浇愁愁更愁。

老舍接着写道:“苦露,难道这酒名的不祥遂使我们有这长别离么?不,不是!那每到夏天必来示威的日本舰队——七十几艘,黑乎乎的把前海完全遮住,看不见了那青青的星岛——才是不祥之物呀!日本军阀不被打倒,我们的命都难全,还说什么朋友与苦露酒呢?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什么样的美酒也都是一杯苦露。也正是可恶的日本侵略者第二次占领青岛,青岛历史上文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柑香酒

梁实秋还在文章中提到柑香酒。那是隆冬的一天,“我有一回偕友在汇泉闲步,在沙滩上走着走着累了,便倒在沙上晒太阳,和风吹着我们的脸。整个沙滩属于我们,没有旁人,最后来了一个老人向我们兜售他举着的冰糖葫芦。我们在近处一家餐厅用膳,还喝了两杯古拉索(柑香酒)。”这柑香酒是洋酒,美州的古拉索岛上特产柑橙,以此为原料制成的酒,闻名全球。有了这杯柑香酒,“尽一日欢,永不能忘”。可以想见,在寒冷的冬日,喝一杯甘醇、浓烈的柑香酒,全身温暖,足以抵御严寒。

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在青岛可以喝到国内外的名酒,由此可见当时青岛的消费水平,也可以看出当时青岛的国际化程度。

梁实秋在青岛居住期间,写了不少饮食美文,透出那个时代独有的闲情,那种欢愉和逍遥,和知堂笔下的一段文字,庶几近之:“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只不过秋郎是达观的,开朗的,文字下面有几分闹,而知堂是隐逸的,沉静的,文字中有几分凉。

革命题材的小说和电影

罗广斌、杨益言著长篇小说《红岩》,其中有个黎纪纲,非常勇敢,在白色恐怖的重庆,他竟敢在重庆大学主编《彗星报》,内容都很进步,有些话甚至说得很“左”,当重庆长江兵工总厂炮厂工人遭受惨案,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就此召开会议竟遭特务魏吉伯破坏,学生们愤怒涌向魏吉伯藏身的重大训导处,黎纪纲勇敢站出来呐喊“不许特务横行。魏吉伯在哪里,给我拉出来”,当魏吉伯悄悄跳出训导处后窗,黎纪纲又撩起蓝布长袍的衣襟奋勇追上去。黎纪纲很勇敢,黎纪纲的表弟郑克昌也很勇敢,他走进重庆地下党一家实为联络站的书店,专门购买和阅读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萧红小传》,并提着鲁迅的名字感叹道:“萧红是中国有数的女作家,是鲁迅先生一手培养的,可惜生不逢辰,年纪轻轻的就被万恶的社会夺去了生命。”没有人知道这个黎纪纲竟是中美合作所全能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即使阴险狡猾的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也险些被严醉的这个手下瞒了过去,倒是重庆地下党领导人许云峰嗅出味道,他看出黎纪纲和郑克昌是故意辉煌,是要引飞蛾都扑向烈火。

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戴瑜,他一开始是真激进,北京大学生召开纪念“三一八”大会,他戴着眼镜站在一座摆着几张凳子的讲台上大声演讲:“同学们!同志们!国民党不久就要崩溃啦,革命高潮就要来到啦,我们要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苏联!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一次会议上,戴瑜强调国民党统治危机越发严重,革命高潮日渐迫近,应该准备大规模行动,而且决不能把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朋友。当有人批评他太“左”,提醒他情况仍很紧张,他马上打断对方说:“情况紧张是暂时的,可是胜利的形势却在鼓舞我们每个革命者奋勇前进。难道可以因为害怕牺牲而停滞不前吗?”他毫不犹豫地提出口号“宁左勿右”,并力主“五一”掀起大规模游行示威。不久,他和其他人一起走进一个大型圣经会的传道会,当牧师正在圣坛上祈祷上帝,他们把圣经会大门关上,把牧师推向一旁,站到圣坛上高声演讲,挥撒传单。就是这次,他被国民党市党部请了去,他走进国民党市党部大门,他知道的组织纷纷遭到了破坏。

1937年10月,陈毅根据中央指示,按统一战线精神,出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并奔赴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二十章《死里逃生》有一段使我们如见当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来到广东边隅山区某地一个游击队岗哨身边,轿子后面跟着一些国民党卫兵。下轿的先生衣着讲究,头戴一顶呢子礼帽,上身穿着红军制服,脚上是一双黑皮鞋,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墨镜。付完轿夫的脚钱,打发走国民党卫兵,他上山来到游击队总部,拿出由政委项英签名的介绍信,信中介绍来人是‘陈毅’。游击队弄不明白的是,如果来人确是陈毅,他怎么坐上了轿子,还带着国民党卫兵呢?”湘赣游击队认为陈毅是叛徒,要把陈毅杀掉,被捆绑的陈毅赶紧大声喊:“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苏联老电影《列宁在1918年》,列宁的汽车在布哈林的目送下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瓦希里乘车急速赶来向布哈林问列宁去了哪里,布哈林说了别一个地方,瓦希里的汽车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向相反方向开去,结果列宁遭到暗杀。苏联人很会拍电影,他们知道一个高官若不可靠,越发可恨而且可怕。

1999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曹德权著《红岩大揭秘——保密局重庆集中营纪实》,21世纪初,《炎黄春秋》刊载孙曙文章也指出,当年被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誉为“党史小说”的《红岩》,其中明显存在不少史实讹误。结合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1982年10月17日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可以知道,1948年4月16日,徐远举——即《红岩》中的徐鹏飞——逮捕了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供出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工运书记刘国定,他们的双双招供,又使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川东地下工委书记涂孝文等12人叛变,重庆及四川地下党因此遭到重大破坏。

昆仑出版社1996年出版《开埠》一书。《开埠》使读者想到一段历史。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押解南京,顾顺章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使恽代英就在即将被释出狱之际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开埠》写道,1931年4月的一天,“夜静悄悄,一辆黑色轿车从南京路哈同花园东边那条西摩路(今陕西路)一拐,停在威海卫路(威海路)802号门口。这是顾顺章的家。一分钟后,又一辆汽车也停在这里,六七个身影鱼贯闪入这幢小楼。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与亲友正在搓麻将。党同张杏华谈了话。当身为党员的顾妻明确表示要跟随叛变的丈夫时,党执行了铁的纪律。顾顺章的一切关系被无情切断。”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张公甫不敢相信他的弟弟;曲波小说《林海雪原》杨子荣上威虎山的同时,少剑波带部队开进夹皮沟,座山雕率整个威虎山“天王盖地虎”,李勇奇与整个夹皮沟充满敌意地审视少剑波和他的部队。这些,都是必要的。“文革”时看过一部已传阅得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小说,小说中说,一个小部队的司令被敌人逮去,他又逃出来,带着部队往一个地方行进,待部队发现情况不对,那司令已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人说,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没有文学。但是,读了那期间的一些小说,总让人增了城府。

秋风:国家的本分

  权利经济学
  
  古怪的理论总是时运不济:东亚“儒教资本主义”及“发展型国家”理论1980年代被人提出,但该理论所依据的国家很快就陷入发展的困境:日本进入长期停滞,随后又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

  相比之下,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则呈现出一种“事后之明”,它提醒人们思考:东亚社会,从民间到官方以至经济学界,对增长的普遍迷恋是否可欲,或者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真正的善究竟是什么。

  在森看来,一个社会中最珍贵的东西是自由。自由就应当是发展的目的。该书一开篇,森就指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作者在后面又论证了,自由本身也是一种最有效的发展手段。关于后一论点,森的一个经验性论证已经广为人知:一个国家如果有基本的民主架构和言论自由,就不会发生大规模饥荒。

  森并不反对国家在一定限度内追求增长。发展型国家所追求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手段,确实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在森看来,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他决定性因素,比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措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的自由)。他说,“如果发展所要促进的是自由,那么就有很强的理由集中注意这一主导性目的,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手段,或者某些特别选中的工具。”

  而这正是发展型国家的根本问题所在:它把增长这一实现自由的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反而成为实现这一增长目标的工具。这种制度安排确实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至少在短中期内;但是,一个增长的时代就是一个好时代吗?

  森在他的著作第一章引述了印度古老的梵文经典《奥义书》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玛翠伊的妇女和她的丈夫亚纳瓦克亚在讨论了致富的方法和手段后,很快就涉及到一个更重大的、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玛翠伊想知道,假如世界上的全部财富都归她自己,她能否实现长生不老。她的丈夫干脆地回答:“不可能。你的生活会像别的富人的生活一样。但是别指望通过财富实现长生不老。”玛翠伊对此评论说:“那么,我要那些不能让我长生不老的财富干什么?”类似的故事,可见之古希腊、中国的经典,值得追求的那永恒的东西未必是长生不老,也许是幸福。

  当然,个人为了解决生计,至少要拿出人生的部分用来创造财富。玛翠伊不过是提醒人们,将生命全部用于追求财富是否值得。假如个人换成国家,问题就更尖锐了。一个物质主义的国家是否可取?
  
  国家有其本分

  如果某个成年人在孩子面前搞怪,人们就会严肃地对他说:大人应当有大人的样儿。

  同样,人们也会说,老师应当有老师的样儿,警察应当有警察的样儿。这样的朴素观念在西方自然法传统中发展为一整套精致的哲学体系。人具有其本质性的自然,国家也有其本质性的自然,一个人生活的正当目的就应当趋向于这种自然,这样的生活才是合乎道德的。同样,一个国家也应当趋向于其本质性自然。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正义”。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治理者是正义的守护者”,或者像托马斯阿奎那所说,“国王的职责是公正无私地治理他的臣民”。

  这种正义观念,隐含了人人平等、个人自由、私人财产权、法律至上等等现代宪政主义的基本要素。用现代的话语说,国家的正当义务就是通过法治,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侵犯,保障私人财产权,推进平等。相对于其财富再分配性功能,有人把这称之为国家的“保护性职能”。相对于重商主义国家和发展型国家模式中国家创造财富、推进经济增长的物质性职能,则可称之为“政治性职能”。

  国家必须优先履行其保护性职能、政治性职能。森自觉地将自己归入这个传统。另有一些学者则基于更现代的理由,而坚持这一点,森提到了发展经济学的“异议者”———皮特·鲍尔。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沉迷于国家控制、政府干预的时期,这位学者一直主张,自由市场才是发展的正道,他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说,“我把选择范围之扩展,即人们可以获得的有效备选项范围之增加,视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和衡量标准;我对一项政策措施的判断,也主要看其对于人们可以获得的备选项范围所能发挥的影响。”

  只要政府履行了这些职能,则经济、社会、文化就会分别以其内在的动力而自然地增长、发展。也就是说斯密所说的,一旦自然的自由制度树立起来,国民自然地就会走向繁荣。

  自然法传统甚至不认为国家能够创造财富、哲学或者诗歌。笔者最近翻译完成一本《自然法的观念史与哲学》,其作者海因里希·罗门曾是德国天主教活动人士,纳粹兴起之后流亡美国,与近些年来在国内学界非常热门的施特劳斯等人一起复兴了自然法哲学。他在这本书中说:“不管是自私的个体还是官僚制的工业国家都不可能从事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只属于人,属于民族共同体,它们有资格成为国家的不朽的基础和天赋土壤。”政府不可能从事创造财富的活动,按照事物的性质,它也不应该从事这样的活动。

  如此一来,则评价一个国家是否称职,主要就是看它是否履行了自己的保护性职能、政治性职能。政府热衷于经济增长,并且通过积极的政策而实现了经济增长,也许并不值得称赞。假如它为此而放弃履行那些首要职能,甚至侵害民众的自由,则这种增长的效用就足以被抵消。重商主义或者发展型国家通常就是做这种南辕北辙的事情。

  国内不少经济学人不屑于印度的经济表现,那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不像阿玛蒂亚·森那样,在观察经济问题的时候具有哲学的视野,只为肤浅的、高度物质主义化的经济学逻辑沾沾自喜。森明文指出,亚里士多德是他的思想渊源之一。他提醒人们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假如发展的目的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现代国家所应当追求的本质性目的,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等等不过是一些手段而已,那么,国家首先应当做什么?
2006-08-25  南方都市报

刘晓波: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凡是在国外唱道德高调的,凡是在国外鼓吹暴力和政变的,不论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都可能恶化国内维权的处境,如若国内的人加入到境外鼓吹暴力和政变的行列,确实是危险的。

比如,虽然不能说“天鹅绒行动”导致杨天水被重判,但当中共想重判某人时,参与“天鹅绒行动”却可以作为重判的证据之一。

直到杨天水案的判决书公开,我才上网查到了“天鹅绒行动”的文本,滑稽的是,我本人也在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的情况下,被列入“天鹅绒行动”,还担任两项职务:新闻发言人之一和北京市接收大员之一。

现在,“未来中国论坛”借声援高智晟的机会,再次煽动暴力夺权或政变;而非暴力也是高智晟所坚持的。我真不知道,他们是真心救高律师,还是自我炒作。

国内维权活动,即便是最激进的人,也至多提出政治化、组织化和街头化,至今无人公开宣扬暴力夺权或军事政变。

如果被境外的道德高调所误导,大陆维权将陷于“比胆竞赛”的危险境地;而如果大陆民间除了“比胆竞赛”之外,再无其他扩展民间独立空间的智慧、耐心和韧性,那么,胆量就只有浪漫主义的美感,而没有现实主义的实效——现实的维权恰恰拒绝充满美感的道义浪漫主义。

力  虹:愤慨已极,徒呼苍天!

据新华社济南824日英文电讯报导,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今天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名判处了我们的盲人正义兄弟陈光诚重刑——有期徒刑43个月!

 

全世界都知道,他自幼双目失明,靠勤奋自学成才;但他的心灵是亮堂的,面对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特别是穷苦的沂蒙姐妹们所遭受的大面积的“暴力计生”罪恶时,盲人陈光诚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于是,民不聊生、禽兽横行的山东大地上,降临了一位天使!

 

全世界都知道,不久前,陈光诚和他的国家的温姓总理,被共同列入了“影响世界100人”名单。这位总理是不是嫉妒了?因为盲人陈光诚系一介草民,并且是个残疾人,几乎什么都不是,怎可与堂堂大国政府首相忝列一处?而且,那一项“计生国策”正是国务院多年来所竭力推行实施的。地方上的“计生政绩”直接关系到总理的“治国业债”,怎能让一个草民来搅黄?所以怂恿山东当局用一个“莫须有”罪名打入大牢,岂不两全齐美?但在我看来,我们的好兄弟与他一起被列为“影响世界100人”,实在是陈光诚的耻辱。

 

全世界都知道,开庭前,陈光诚委托的北京律师不是被打,被关、被驱逐,就是根本无法接近法院,有的还被诬陷为窃贼关押至深夜;作为陈光诚的夫人,袁伟静遭受二次抓捕、数次殴打后,一直被贴身跟踪、监管,丈夫庭审过程和判决结果都是别人事后转告的;带头营救陈光诚,并向海内外发出营救呼吁的高智晟律师,也于开庭前的15日被秘密绑架,身陷铁窗。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的这个法庭审判与判决是多么的卑鄙、肮脏、无耻:庭审全过程是秘密进行的,法庭上站满了诬告者与凶手,没有一个被告方亲属和友人,独立媒体记者早被驱逐;当庭二个辩护律师是当局指定的,只会帮检方的忙;整个庭审的令天下人目瞪口呆的非法程序,注定了这次判决的非法本质。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对“宪法”、“法律”、“法院”、“法官”、“律师”等这些庄严词汇的赤裸裸的亵渎!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山东流氓当局为了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之罪名陷害陈光诚,事先将陈庚江等三个村民刑讯逼供长达17非法获取了构陷陈光诚的“呈堂证供”。这几个村民于818日上午被秘密审判后,已缓刑释放。我多么希望这三位村民回家后,能良心发现,勇敢地说出被刑讯逼供的真相,因为你们的盲人老乡,是为了维护你们的权益而遭此大祸的啊!

 

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影响世界100人”之一的山东沂南良心人士陈光诚,他是一个盲人,他仅凭良心为百姓仗义申冤,如今却被一个无比下流、不耻于人类的政权构陷罪名,非法重判,打入大牢!我在这里向国际社会呼吁:高智晟失去了自由、陈光诚失去了自由,多少中国人因为良心与正义失去了、或将失去自由,如此一来,请问所有生活在美国、欧洲各国和民主国家的人们,你们所无比珍爱的自由,还是完整的吗?

 

连日来,阴风四起,恶魔肆虐,神州大地被一阵倒行逆施的反正义、反文明的黑云瘴气所笼罩,我们每一个尚存良知与人性的中国人都已成了极权暴政所制造的大铁牢中的囚犯。作为一个几十年遭受当局监控、迫害,并曾身系牢狱的中国人,今天,在我的心里,只剩下无比愤慨,只能够徒呼苍天……

 

苍天在上,救救高智晟!救救陈光诚!救救中国!!

 

2006.8.25.??a

 

–?DJY

井  蛙:荒岛之恋

   我选择歌颂的日子舍弃汉奴鲁鲁(1.)
   丢掉所有爱慕我的情人
   
   
   与你,约定远行
   日暮下一颗羞涩的果子跌落
   
   我迫不及待拾起
   
   海边的塔希提岛姑娘红黑着微笑
   陪伴飞鸟
   
   一百年前
   一个孤独的旅人来了
   走了
   
   我们带着空荡的身躯也来了
   这片故土。
   我含泪亲吻你久别的脸颊
   爱情,我们最后的《旧曰》
   
   她们知道脚步是熟悉的
   
   正如敲响木门的手指
   暮色里依然粗糙而有力
   
   我惊愕
   你激情滑落的午夜如此迷人
   
   我用影子
   与你合一
   
   我们停止呼吸跃上夜的巅峰
   
   那个裸露的灵魂里闪烁磷火的女子
   她偷窥一晚雪白的月色了
   
   你扬起窗外
   风,从透汗的内衣里欲干欲湿
   
   淡黄的枯草冒着无人的喧嚣
   与吱呀的门缝相叙
   
   说滚烫的沙子
   成为一卷有颜色的花朵了
   
   说男人恋上女人的肌肤发亮
   
   他们告别了又相聚。
   
   你摇头
   在大汗淋漓的时刻紧抱
   
   一个洗涤过自己的恋人
   你在两座山峰之间嗅出南纬17度
   
   那里有阳光的芳香
   
   每天每夜
   
   熟透的芒果遇上毛利人的嘴唇
   当这一曲自然的交响再次感动
   
   北纬的椰子树就不复存在了
   
   你远离了繁华的巴黎
   还是太平洋对岸的航线迷失了
   
   我们是否
   
   也远离了孤独的自己。
   
   2006-8-20
   SAND BEACH
   (1.)HONOLULU,音译,也作火奴鲁鲁,位于夏威夷。

王心丽:“漂亮的大屁股”

这些天电视里播放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母亲不喜欢看电视剧,看了片头就换台。而这个片头却让我联想起童年时代读过的那本《诺尔曼。白求恩传》。那时候举国上下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白求恩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外科医生,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那张白求恩医生做战地手术的经典照片,这些都是毛选里的、课本上的、报纸上的、还有收音机里的在当年的中国家喻户晓。

我读的那本《诺尔曼。白求恩传》只有11岁。那本书中写了一些当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我用一个小女孩仅有的阅历猜测和想象这些事情,在以后阅读法国作家萨特的小说的时候,也联想到《诺尔曼。白求恩传》中白求恩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到中国来的潜在动机,似乎觉得同毛泽东的解释以及中国语文课本上的解释的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说法,至少说还有另解。那本书是竖版的、繁体字,我似懂非懂地去理解一个被革命舆论神话了的加拿大的外科医生。后来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联想到那本童年时代囫囵吞枣读过的《诺尔曼。白求恩传》中的外科医生白求恩。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被当局政治排斥的风流的外科医生,白求恩在来中国之前是不是风流的外科医生,我当时的年龄所有的认知不能确定,风流和风骚都不是坏词。我读《诺尔曼。白求恩传》时的年龄太小,但是我记住了他对女人的赞美:漂亮的大屁股!是不是外科医生审美同世俗审美不一样?是不是外科医生对女人的评判与世俗不一样?

这个想法当时我不敢对别人说。书中写道:他看到大屁股的女人总要回过头多看一会儿或是多看几眼。这种说法和当年中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审美眼光不一样,与被批判的地主阶级的审美眼光也不一样。丰乳肥臀是淫荡。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文字记载的。大屁股美么?当年流行笔直宽大的军裤,看不出来曲线才是美。屁股头太大是个缺点,瘦削扁平的小臀是革命的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女队员没有大屁股。倒是我临摹的那些外国的人体写生、人体素描里有曲线很美的大屁股女人。小女孩的我懵懂地希望自己也能拥有画中的样子。这句话进入的我的潜意识,进入了毛主席语录,工农兵的审美目光、都无法抵挡的潜意识。那时家里没有大镜子,我对着书橱的玻璃看自己侧影。但是每次到医院去看病,看到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就会想到这句话,发现他们注视我的时候又总是莫名地害羞。这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有什么内在的相关?

白求恩是因为和一个女人的情感挫折而离开加拿大的。无论离婚还是离开,他是带着情感的创痛来到中国的。在战争、流血和死亡的背后,中国人用民族特有的宏大叙事的方式故意忽略一个加拿大外科医生的私人情感。我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只觉得毛主席教导我们去学习的白求恩仅仅是一个被重新塑造的伟大偶像,这个偶像和中国革命文学中塑造的偶像是一样的:他、他们的存在仅仅因为“革命需要”。

昝爱宗:温家宝亲眼目睹山东政府强奸陈光诚

陈光诚的出现,是用来见证温家宝满脸笑容背后的真面目。

陈光诚有幸和温家宝共同列入影响世界100人,但并非让温家宝也觉得”有幸”.可在此之外,温家宝与陈光诚再无任何关系,尤其明显的是,陈光诚今天成为”罪犯”,而温家宝照样是”人民的总理”.在这个世上,总理能够保护一个罪犯吗?我们何时才能不再亲眼目睹赵高指鹿为马的游戏重演?

中国严酷的法律,是用来让陈光诚们害怕的,而不是用来保护陈光诚们的。事实证明,在今天的中国,在政府卑鄙手段控制下,帮助村民维权的陈光诚根本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他只能得到法律的惩处。

这样的结果,到底是法律有问题,还是整个体制都有问题?

8月24日,山东省沂南县法院判处盲人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罪名是”故意损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另三个村民陈庚江等曾被刑讯逼供17天,并在8月18日上午被秘密审判,判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这是本年度一个多么值得令全世界关注的最大的中国侵犯人权案件。

我是很难张开嘴说沂南这个法院是”人民法院”,以及它有什么合法性,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法院。我甚至怀疑中国所有冠名”人民”的机构的合法性,以及它的资格。合法性决定了它的权力,如果它没有合法性,它的权力就是乱来的,就是抢来的。

陈光诚,一个盲人,被判处重刑,却是编造的理由:”故意损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当然,今天我毫不怀疑山东政府在对待陈光诚上面的”良苦用心”,这心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当法律可以当成镇压陈光诚这些”罪犯们”的工具,当领导们可以安然目睹这一切的发生,中国怎么了?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魔鬼控制的邪恶家园?

贪官可以缓刑,不用坐牢;首长可以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不用承担责任;他们都不能例外,惟有老百姓,可以例外。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可以永远强权受欺压,不用抱怨,死了也不值得可怜。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陈光诚,下一个被抓的就是我们。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陈光诚,温家宝们从来就不能保护我们,反而是伤害我们。

8月11日至18日,我说真话呼吁真相而被公安部门行政拘留7天,违法的名头就是”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中国,什么不是故意?什么不是谣言?不管有没有发生,也不管发生了有没有造成后果,什么都不用管,政府指责你故意散布谣言你就故意散布谣言了,因为谣言在中国没有标准,中国的百姓最容易故意散布谣言,最容易不明真相。而那些冠名”人民”的单位,从来没有散布过一句谣言,从来都明白真相。

陈光诚先生的罪名是”故意损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在中国,只有百姓才敢”故意”扰乱秩序,而政府,从来都是秩序的守护神和正义的化身,即使中国的秩序一团糟,交通那么拥挤,冤案那么普遍,贪污腐败那么层出不穷,政府也没有责任,因为政府是用来享用秩序的,不是被秩序所规范的。谁扰乱制度,政府就给谁过不去,毫不手软。陈光诚虽然与温家宝在”影响世界的程度”上”平级”,但扰乱秩序的罪名只能加在陈光诚头上,而万万不能加在温家宝头上。

所以我说,一个有良知的陈光诚被山东政府强奸了,被法律强奸了,而这个负责任大国的总理,也得以亲眼目睹了山东政府强奸陈光诚的全过程,却没有任何公开说法。

十七年前的”六四”,我们熟悉的一张照片就是天安门广场上,温家宝站在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身旁,满脸的严肃。可今天,十七年后,温家宝成为大国总理,却是处处让新闻媒体宣传满脸温情,帮助农民工讨工资,帮助地方政府”揩屁股”,帮助农民进城卖桃少受刁难……几乎都是以人为本,领袖本色。可是他对大名鼎鼎的陈光诚做了什么?他对高智晟和喻华峰做了什么?他又对制定新闻法、废除暂住证和实现迁徙自由、废除劳教制度、司法独立、民选地方自治政府、多党制等做了什么呢?

陈光诚被强权强奸了,那些强奸犯们得逞了,那些亲眼目睹而无动于衷的人也在参与,只是他们得逞的时间越长,参与的越深入,他们所得到的就是最坏最坏的结果。

对强权强奸弱者而无动于衷,并不是什么沉默,也不是回避,而是助长强奸者的嚣张气焰,”上帝让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所以今天的陈光诚有福了,上帝不会让他灭亡,所以也不至于使他疯狂。那些疯狂的,早已是尚活着的行尸走肉了。

非法判决,不是判决,不能生效,只能是流氓行为,是乱来,是犯罪。

今天,让我们为陈光诚的明天而祈祷,让我们离那些臭肉远些,让我们心怀良知,满怀向善的心,分别为圣,以善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