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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尚未取得胜利，解放军的无情机枪和坦克便制造出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无辜学生和市民为了中国的民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共当局虽然一直以来都极力抹煞那段历史，但无数中国人至今仍对此事记忆犹新，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六四”精神仍然在中华大地上薪火相传。虽然今年不是“六四”逢“五”逢“十”的特别年份，但海内外纪念“六四”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各种纪念活动难以尽数，有关“六四”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香港民建联领袖马力的无耻言论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声讨之声不绝于耳。今年两会期间的湖南永州骚乱和前不久的广西博白骚乱虽然在诉求上有别于当年的民主运动，但抗争民众的那种英勇却和当年的民主人士不相上下。

八九民运标志着中国人权利和民主意识的觉醒，更标志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土崩瓦解。如果说18年前中国人走上街头是出于自觉，那么，今天中国人对强权的抗争就是出于无奈。“六四”的枪声曾使得偌大一个中国风声鹤唳、人心惶惶，面对日益泛滥的官权，之前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中国人变得出奇的沉默。在渴望生存的心理状态下，即使很多人牢骚满腹，但依然乐意做一个言听计从的顺民。江泽民时期的横征暴敛创造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富悬殊社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声中，无法无天的地方当局一切镇压行动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毛泽东等人所建立的专制政权曾让人欢呼雀跃，误以为其统治下的社会是憧憬已久的世外桃源。“人民当家作主”的空头支票背后是史无前例的奴隶时代，工人、农民累死累活地劳作，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非人生活，更为不幸的是，还得在对红色君主的顶礼膜拜中忍受接踵而至的运动煎熬。一代暴君毛泽东曾大言不惭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要靠枪杆子，治天下更要靠枪杆子。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沦为无辜的牺牲品，成就了毛泽东翻云覆雨、为所欲为的一代帝业。

中共政权对国民党政权的取代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从中共对民众的疯狂杀戮和民众的穷困潦倒来看，这种取代无疑是历史的大倒退。毛泽东曾在他剽窃胡适的那首《沁园春•雪》中神吹自己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殊不知自己在明眼人的心中他只不过是一个精于权术的怪才和暴君而已，如果一定要说他超越了这几个人，那么只表现在残暴和治国无能方面。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在中国也许还存在争议，但在资讯渠道发达畅通的海外，其暴君本质早已盖棺定论。邓小平当年对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违心评价完全是出于自私，所以，他在行将就木之际能够对民主运动的参与者痛下毒手也就不足为怪，不敢彻底地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意味着对其恶习的延续。

邓小平执政之初，因为有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辅佐，神州大地上一时间呈现出繁荣发展、政通人和的景象。然而，之前曾广受支持的邓小平也绝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坦荡荡之君子，其专制思想并不亚于当年的毛泽东，他所搞的改革开放只是延续专制统治和为自己建功立业的一个手段。胡、赵二人虽然都曾得到邓小平的信任，但其本质和邓小平是格格不入的，他们遇而不遇的政治命运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一向以开明形象示人的邓小平在当年的民主运动爆发后终于原形毕露，一句“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的话让人不禁大失所望。

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的历史，诸如《三国演义》这样反映政治集团和人物斗争的历史小说他更是刻骨铭心。常言道：“学坏容易学好难”，不是凡夫俗子的毛泽东亦不例外。毛泽东最崇拜的三国人物不是深明大义、德冠古今的诸葛亮，而是一代奸雄曹操，暴君秦始皇以及杀害功臣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他心目中的学习榜样。从玩弄权术、乱杀无辜方面讲，毛泽东确实是一位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人物，无人能出其右。

毛泽东不仅能让中国人斗得昏天黑地，而且能够能让很多人发自内心地对其感恩戴德，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最黑暗也最混乱，但政权的稳定性也前所未有。即使是饱受折磨，很多人在当时还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没有毛主席，中国怎么办？”的愚蠢疑问，毛泽东愚弄百姓的伎俩可见一斑。时至今日，仍然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出租车内和饭馆里甚至一些人家里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其流毒之深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当下，十年文革浩劫的错误虽然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但持和邓小平的一样观点，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大概连党与国两个概念都混淆不清了，站在中共这个政治利益集团的立场上讲，这种评价也许还讲得过去，但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讲，毛泽东绝对是一个历史罪人。

毛泽东虽然出生于农民家庭，而且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充分地利用了农民，但是，在他登上红色帝王的宝座之后，人为地制造出了一系列的不平等制度，使得农民成为了社会最底层民众，任劳任怨的农民反而饱受政策的歧视，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中共的政治教科书中经常提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其实从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的实际收入状况看，这样的社会剥削最严重、最无人性。

如今的中国人虽然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期的精神奴役，但肉体的奴役仍然如影随形。不少失地农民在背井离乡之后成为都市的另类工人，他们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不得不忍受繁重的劳动和极不相称的工资待遇，并接受统治者针对他们制定的不合理条条框框。原本在毛泽东时期比较有保证的城市工人也逐渐沦为比农民强不了多少的底层“贱民”。中国的经济水平看似年年攀升，但得到实惠的几乎都是权贵阶层，一般的工人和农民往往一生不吃不喝都买不起一套房子，这样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是什么？就在几天前，海外媒体突然爆出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骇人听闻，称被拐骗到山西砖窑做工的河南未成年人约有1000人，此事后来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的证实。中国召开奥运会的日子日益临近，就在这关键时刻，制造奥运商品的工厂更是频传雇佣童工和让工人超时工作的丑闻。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中国应该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

胡温上任以后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不能说不好，但在一党专制的大环境下，真正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社会仍然带有浓厚的奴隶社会色彩，连奴隶社会都无法告别，“和谐社会”的遥遥无期可想而知。

2007年6月15日

首发议报第307期

 

对“戴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甲午战后虽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投资，于是不便继续禁民间设厂；再加上此时清政府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在危机面前，清政府不能不公开改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而1895年8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清政府虽然此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成立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这一阶段相对发展较快，但其内部其实一直有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因此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直到甲午战后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结果必然是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与斗争，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在李鸿章的反对下，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官办的提议不了了之1872年创办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大获成功，在此鼓舞下，洋务派又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轮电之争”中的“轮”，便是指“轮船招商局”。1877年山西道御使董鯭翰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此奏一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立即坚决反驳，他提出办招商局是“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商局关系国课最重”，如果任意干扰，“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在首先强调招商局对国家富强的意义之后，他接着辩解说招商局全是商股，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也。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李鸿章在此折中用的词是“中华”而不用“华商”，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联想到私人的词汇。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而且华商得利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煞费苦心，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练。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居奇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始垫有官款，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十几年后，即甲午战后的1896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置散，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反驳了王鹏运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清政府想将电报总局收为“央企”，袁世凯则想将之变为“地方企业”

所谓“电”，是指创办于1880年的“电报总局”。架设电线、成立相关机构对近代以来一直军情紧急的清政府本是重中之重，但与所有新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因顽固派认为这些是西方的奇技淫巧而迟迟未有进展。李鸿章于1879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线，后又于第二年藉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犁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敷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划下，电报总局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完全是商股商办。

或许因为轮船招商局创办在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成立稍后的电报总局命运则相对平稳，在1902年前未遇将其“收归国有”之议。

1902年秋，李鸿章病逝未及一年，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开始设法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收归国有。袁以强硬著称，主张“强政府”，由政府兴办新式企业，所以想把“北洋”的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增强政府、同时也增强自己的实力。此时，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经营者盛宣怀父亲病故，袁世凯乘盛丁忧守制之机，夺去了盛宣怀的“督办”之职。

刚开始，清中央政府想派人将轮、电二局收归“央企”，以利中央财政，对此盛宣怀坚决反对，错误地想争取“实力派”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也反对将此二局收归中央，但他的真实想法是一定要将其收归“北洋”，即“地方国企”。

盛宣怀是个复杂异常的人。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精明超常，本身即是官员，对官、商两界都非常熟悉，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李鸿章乃至后来张之洞创办企业，都对他十分倚重。他于1885年担任招商局督办，与前任相比，他主政时的“官督”大为加强，官的色彩较浓；但与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他又是“商”的代表，坚决反对“官办”。这种亦官亦商的两面性，在他的官、商生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早在1894年2月初，他奉李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官收回，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以前的企业都是“局”，“局”乃官方机构名称，“厂”则是企业名称。由“局”改“厂”，一字之易，却是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901年，由于棉花价格猛涨，工厂亏本，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称由于亏损严重，“自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后，盛宣怀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营的企业，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集成纺织公司，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曰“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今天许多“戴红帽子”企业其实也是如此改制，盛氏百余年前的手法依然适用，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早就担心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可能被收归国有，盛宣怀在经营轮、电两局时就多次想方设法将盈利及各项收入转为商股，以便万一将来政府按票面价值将轮、电二局购归国有时，包括他在内的股东利益不至损失太大。

然而，此时“商人思维”的盛宣怀面对的却是“强政府思维”的袁世凯，他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1903年1月中旬，袁世凯被清廷派为电务大臣接收电报局。袁世凯以政府资金紧张、无法全付商股为由，表示商人仍可“附股一半”，而另一半商股则以大幅度煞价“购回”。此法一出，商情哗然，但毫无办法。此时清政府因要支付巨额“庚子赔款”，连超低价的“价购”都付不起，在降旨袁世凯接收之时宣布：“该局改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对这种完全的“商股官办”，朝廷还说是在维护既有体制之中“寓体恤商情之意”。无论盛宣怀及众商人多么不满，想出种种办法，都无法改变收归官办的命运。袁世凯的基本思路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官。

接收完电报总局，袁世凯紧接着就强迫盛宣怀辞去招商局督办之职，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担任该局总理。这样，袁世凯通过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轮船招商局由他派人督办，从而将这两个大型企业实际收归己有。

以前有李鸿章作靠山，盛宣怀做事一直顺风顺水，现在靠山已去，且面对的是“强势政府”袁世凯，自然毫无招架之力，顿时败下阵来。他当然不甘就此作罢，于是暗中准备，窥测时机，以图夺回企业。他本来就是亦官亦商，现在对“官”权之大的体会更深，于是在积极联络股东的同时又向大太监李莲英巨贿买官，终于在1908年3月授邮传部右侍郎。铁路、电报、航运和邮政都归邮传部管，盛氏顿时权力大增。有了权后，他首先联络电报总局的入股商人与政府交涉，要求退还收归官办的电报总局的商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最终按每股180元的价格将全部股票从股商手中买回，股商挽回部分损失。

就在这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政坛风云突变，袁世凯骤然失势，被贬归家，盛宣怀明白机会来临，于是开始努力夺回招商局。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的短短几年中，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不仅未添几艘船只，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盛宣怀以挽救招商局为理由于1909年8月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组织商办隶部章程”，“注册立案”，并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会议上报后，邮传部（盛宣怀任右侍郎）复电承认轮船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同意设立董事会。招商局终于完全商办。

在“轮电之争”中，中央（清廷）、地方（袁世凯）和商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产权不明”的混沌状态下，自然是谁力量大，权益就归谁所得。

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导火索铁路最开始引入时受阻力最大，但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路耗资巨大，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所以又不得不招商股，而更多靠举借外债。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此举遭到这几省民众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之际，清政府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于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张下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国有”，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怒不可遏，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两湖”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属邮传部管，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推行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

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日甚一日。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即转向“国有”。

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没有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1890年成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机器织布的开端。在盛宣怀主持下，经过逐步改制，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

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1844－1916，如图）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日甚一日

 

75岁的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加洛（Max Gallo）上周获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从而成为40位“不朽者”之一。

他在学院坐的是去年4月去世的名记者和哲学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Jean-Francois Revel）空出的座位。

加洛十分多产，写有大量历史小说，以及关于拿破仑、戴高乐和雨果等人的历史著作。

加洛1932年生于法国尼斯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早年曾积极投身共产党活动，作品充满爱国主义激情。

他曾出任左翼的社会党议员和政府发言人。在右翼的尼古拉。萨科齐竞选总统时，加洛却出人意料地向右转。

大选结束之后，加洛对德国《明镜》周刊说，萨科齐的胜利标志着“现实战胜了乌托邦”。

噢，如果雷蒙。阿隆还活着，想必也会说出同样的话。

“在大选开始前，我就选了萨科齐，”加洛说，“这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什么？只因为他是更好的候选人。也许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时像个老派的中学教师，但我会给萨科齐一个B，给罗雅尔一个D.如果有人能带来变化，那便是萨科齐。”

 

批评文坛名家在“回归”传统潮中无一不退步，表示中国文学自身要站立必须向西方学习上月，先锋作家残雪出版了新作《残雪文学观》，全面展示她近年来对文坛的观察和思考。在书中，她直指“作家灵魂深处的懒惰与自卑”，将当代作家不约而同地向传统致敬的行为，称作是他们掩饰退化的借口。残雪说，对本国文学我是持批判态度的，批判才会有希望。

残雪说，“那些回归作家的创作都没有立足点，也没有自发的冲动，所谓回归传统只不过是掩饰退化的借口罢了”。她一一列举了文坛如王蒙、王安忆、格非、阿城等名家的创作情况，认为他们无一不在回归潮中“退步”了。

“回归传统的趋势在年轻一代畅销作家身上更厉害，几乎所有的畅销书里头都是一点现代性的影子都见不到。即使模仿国外的动画之类的作品也是一个传统模式。”“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不是像现在这样违背良心地胡说一气，他们早就应当指出文学的水平已下降得不成样子了。”

残雪表示，当代作家求回归而不得，究其根源，“主要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精神这个内核”，创作的自觉性“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个空白”，“而绝大部分作家又寄生在这个文化上头，从那日益干瘪的身体里头去吸取营养，结果可想而知。”

残雪说，中国作家最大的障碍，在于不能“突破传统的束缚，承认人性的文学”。而人性文学的源头在欧洲，本质上是一种“有自我分析能力的，有精神层次的”。“因此，中国文学作为文学自身要站立起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一旦我们掌握了西方启蒙的武器，我们就比国际上的同行走得更远，挖掘得更深。我们通过在创作中批判我们的文化，将消极面奇迹般地转化成了积极面，创造性地挽救了垂死的传统。”

但“我们的文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了。”绝大多数作家对西方的方法既不理解又害怕，往往只学些皮毛的东西，就转而投向传统，“说到底，这不是自卑又是什么呢？”残雪说，这样的结果就是文学的整体滑坡，“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步步地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

 

乔治。奥威尔1948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在英国最近的一次全国性调查中，获评为最具20世纪特色的小说。

此活动由《卫报》主办，读者通过该报网站，在专家开列的50本书的候选名单中投票，结果《一九八四》以22%的得票率拔得头筹。

以出版时间为序，得票最多的十本书如下：《黑暗之心》（约瑟夫。康拉德）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罗伯特。特雷塞尔）

《大人物盖茨比》（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勇敢新世界》（赫胥黎）

《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

《愤怒的葡萄》（约翰。斯坦贝克）

《安妮日记》（安妮。弗兰克）

《麦田里的守望者》（JD.塞林格）

《第22条军规》（约瑟夫。海勒）

《布里吉特。琼斯日记》（海伦。菲尔丁）

 

近期举行的“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引起人们对这一波“非遗热”的注意。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不无担忧地对记者说：“现在，各地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而我们要警惕的却是，这股热潮有可能演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集中毁灭。”虽然中国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这位专家的忧虑并不是子虚乌有，《经济参考报》的报道显示，许多地方政府在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感兴趣的只是那些“申遗”能够成功的。能评上世界级的、国家级的往往是全力支持，能够评上省级、市级的，也会适当支持。如果什么级都评不上，基本上就不予支持。即便是那些“申遗”成功的，也只是在申报上积极、包装上积极、表演上积极，要的是某某级的等级，好在对外做广告宣传时有凭据。简单地说，就是不想在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真正下工夫，而是着眼于旅游开发、文化产业的角度寻求眼前的实际好处。其实，不光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对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如此。

为什么“非遗热”可能会畸变成“毁灭潮”？今天，许多投入到“非遗热”中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奉行的是唯经济论。唯经济论就是遵循实用主义原则，能不能赢利，能不能赢大利，在多快的时间内实现赢利，怎样才有可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什么事情都是经济挂帅，什么事情都要量化，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经济上的计算压倒一切，文化只能纳入经济框架内加以考量，以经济价值为衡量世间万物最首要的乃至是唯一的指标。在这一指标之下，如果无形的文化不能带来有形的经济利益，那么文化就是随时可以舍弃、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文化也能带来GDP，而且无形的文化可以成为有形的产业，换言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直接创造效益，文化立马就会变成香饽饽。“非遗热”由此而来，在“非遗热”中的抓大放小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唯经济论者看来，抓住最有含金量、最能创造效益的项目才是根本，至于那些没有多大经济价值的文化遗产失传与否，当然就顾不得了。

在“非遗热”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行政官员，专家意见在这里常常只是辅助性的、次要的，是为行政服务的。行政官员有其特定的思维惯性，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他们真正看重的不是这些本身蕴涵的精神价值，在意的不是其非物质的意义，而恰恰是其物质上、经济上能否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效，能否给地方当下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能否给行政官员的政绩目录增添新的光环，能否将非物质的因素尽最大可能、最快速度转化成物质因素。行政有自己的强大逻辑，行政主导的车轮滚滚向前，几乎能碾碎一切与行政逻辑不和谐的声音。在行政主导下，那些有幸上了某个等级而受到保护、包装和宣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看重的也只是其中可以挖掘的经济能量，而不是文化本身，所以这种保护到底是祸是福，还是个未知数。看看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一点也乐观不起来了，以自然风景著称、富有独特魅力的名山，还有几个能免于现代机械的摧残？看看缆车之类在名山之间穿梭往来，我们就会进一步明白，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工具，人类的破坏能力之强。对此，我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这种不安感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体会到的。

“非遗热”的兴起本来绝对是好事，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体现出人类创造精神、审美理想、智慧含量，展示人类的生命记忆与精神源泉。专家之所以担心“非遗热”很可能变成“毁灭潮”，就是内心有了一种不安感，这种不安来自对现实的真实感受，毋庸讳言，我们当下的现实有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浮躁气，浮躁的背后是一种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的心态，眼前利益几乎遮蔽了一个时代的天空，我们的目光不能投向远方更辽阔的空间，我们的手脚为自己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所捆绑，我们成为经济的奴仆，而不是相反，我们来驾御眼前这个物质世界，在“非遗热”中也不例外。

首发南方都市报

汉堡国际戏剧节的正式邀请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德国汉堡国际戏剧节的艺术总监芮纳特。克尔特（Renate klett）女士为挑选参演剧目来到当时我任院长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四十岁左右，说话简洁，精明干练，对戏剧极富经验，是专门组织领导戏剧活动的戏剧家。简单交谈之后，我向她推荐了我院的三齣戏，并请她看了演出录像。她看了一天，并索取了我创作的剧本《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的英译本。

三十一日上午，一九八八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又来到我的办公室，她对我说，汉堡国际戏剧节是欧洲很有影响的戏剧节，虽然举办方从未提出该戏剧节需全球化的要求，但她本人对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戏剧很有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戏剧。她说她来上海之前，已经去过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剧团，总共看过二十二个戏剧录像和剧本，最后锁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狗儿爷涅槃》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她说，这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剧目，但考虑到《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在内容上更富「全球化」，更易为国外观众理解和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这是首选剧目；况且上海和汉堡又是友好城市，她更应做这样的选择。

我和芮纳特。克尔特女士还进一步就演出细节和技术要求进行讨论。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俩的意见都很一致，气氛也极为友好，这使我深感艺术家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易沟通。芮纳特。克尔特女士的精细和率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我的诚挚与随和也使她感到我是一个无障碍的合作人。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我接到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寄来的正式邀请《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参加汉堡国际戏剧节的公函，演出时间是七月一号和二号，这将是整个戏剧节最后两场的压台戏。她还说德国总统魏兹泽先生会来观看最后一场，这显示了总统先生本人和德国联邦政府对上海和对该剧的兴趣和重视。芮纳特。克尔特女士还说他们正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联系，想取得他们对我们路费的赞助。

风云突变：「救场如救火」

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也相信我们和汉堡方面的合作一定会成功。

可万万没想到当年的夏季，在我们去汉堡演出之前，中国就上演了一场令地球颤栗的政治悲剧：中枢发威，兵临首府，心区喋血，形同内战！它震惊了世界，更震惊了所有的中国人。顷刻间，原有的气氛变化了，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原有的角色变换了，原有的关系重整了。举国上下，混乱、紧张，徬徨，不安？？

不久，惊魂甫定，但冤恨未消；血迹虽已抹去，而伤口尚待癒合，此时此刻，在政治悲剧还没落幕之前，我们还有无必要、还有无心情去汉堡参加戏剧节？我们还想不想去、还能不能去汉堡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如之何，如之何？？

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在此以前，我们去汉堡演出，仅仅是一次重要的国际艺术活动，即便有附加使命，也不过是例行的友好和平之类的任务。而在这以后，这次演出本身则变得政治化了；而我们能否顺利出访，能否进行正常演出，也複杂化了。

我作为该剧的编剧，当然希望我们能去汉堡演出，能在国际戏剧节上展示我们中国话剧的艺术魅力。我作为剧院的院长，也希望政治风波不要波及甚或中止这次艺术活动，否则将影响我们剧院的声誉以及上海的国际形象。当时剧组人心惶惶，一筹莫展，但我和剧院同仁决定，在没有新的指令下达之前，一切都按原计划做好出访的准备工作。

六月八号，成立剧组，请来导演，加工複排，申办护照，筹措经费，托运佈景？？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六月二十二日，几经曲折，上海市文化局终於开具证明，批准我们去汉堡演出的申请，剧组为之振奋.我们立即上报上海市「外办」。可是「外办」的「出国处」鉴於当时德国对北京政治风波的反应非常强烈，认为此时去德国不很合适，需要「研究研究」。可此时离出发日期仅有三天了！

中国的戏剧艺术家都知道一句如「圣旨」般的戏剧守则：「救场如救火」。於是我们发动「救火」：求爷爷，拜奶奶，走上层，找领导，说明利害，疏通关节，为的就是去汉堡演出，为的就是不失信於众，为的就是要昭示国际同行，中国的戏剧家即便在刀光血影中也会轻生死重言诺，迅速而坚定地走上舞台，唯一的原因就是那里有观众的期待！

在这最后决定命运的三天，几乎每隔一两小时便有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消息传来，时而让人高兴，时而让人失望，剧组的每个人都如热锅上蚂蚁。尽管如此，准备工作依然进行，排练更加严肃认真。

可是，六月二十三日晚，我们得到上面的正式指令，不去汉堡了！

峰回路转仍难免胎死腹中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我们召集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宣佈此事。剧组人员大失所望，沉默无语.可就在此时，突现转机，文化局领导打来电话，说剧组暂不解散，我国驻汉堡的总领馆发来了电传。上午十点，我们看到电传，标题是《建议上海人艺按约如期访汉堡》，全文如下：

文化部、上海市政府、外交部、驻西德使馆：

汉堡世界戏剧节主办剧院「塔利亚」剧院院长佛里姆向我总领事呼急，说原定七月一日在该院演出的上海人艺剧团，至今尚无抵汉堡消息。上海人艺演出的各场门票均已售出，海报也早已发出，如不能如期演出，将发生巨大影响。恳请上海方面给予支持，如期来访.世界戏剧节已於十六日在汉堡开幕，十几个国家的话剧团将进行演出，是西德文化大事，联邦总统魏兹泽在书面贺辞中，还专门提出希望上海剧院来演出。

为表明我国内局势稳定，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并恪守信用，按约行事，请国内考虑，是否仍让上海人艺如期访问，演出对我更为有利。

以上供参考。

驻汉堡总领馆

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应该说，这封电传说的很有道理。但此时上海已经难以作出决定，只得请示国务院。据说国务院需要上海做出保证，保证所有剧组成员在演出结束之后不得滞留，如期如数返回。我虽然可以做出保证，保证自己以及全体剧组成员，决不会利用演出而流亡，这至少是对艺术的玷污。但我作为当事人，这样的保证不可能取得认可，而更高级别的领导也无法作主，於是赴德演出之事就胎死腹中了。

艺术终究要战胜讨厌的政治

六月二十七日，我给翘首以盼的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写了一封信，正式通知她我们不来汉堡了，对此我表示万分的歉意，同时对她所做过的种种努力由衷地表示感谢.信写的很简短，除此之外，我还能多说什么呢？

此信由上海市「外办」电传至汉堡的芮纳特。克尔特女士。

这一天，上海整天下着大雨，剧组的两个演员大哭。

六月二十八日，汉堡——上海「汉森公司」的钱蔚丽小姐给我打来电话，说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已经知道我们不能前来汉堡演出，她为此非常伤心。她知道这不是我和我们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过错，她能够理解我们此时的处境。芮纳特。克尔特女士打算七月一号召开记者招待会，发佈消息，说明情况.我在电话中请钱小姐转达我对芮纳特。克尔特女士问候，并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弥补这一损失。

以后的事情都发生在汉堡了，我是从朋友来电和当时的报纸上知道的这一切。

七月一号，汉堡的「塔利亚」剧院居然照常演出了《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但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演出。舞台上搭好了上海人艺早就运去的佈景，天幕上播放着上海人艺的演出录像，「塔利亚」剧院的两个演员站在舞台两边，用德语配合录像朗诵此剧的全部剧本。报道说：「这样巧妙的结合，使观众不仅对剧情也对中国人的表演方式有所瞭解」（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莱茵法尔兹报》），这样的演出在世界演出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居然没有一个观众退票，没有一个观众退席。还有的报道说：「当塔利亚的两个演员谢幕后，观众掌声仍不绝於耳」（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世界报》）。

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看到当时的报道，非常感动，心中无数次地说：「谢谢你们，德国同行，谢谢你们完成了我们的演出，否则我们就太对不起观众了。那不绝於耳的掌声应该是属於你们的！」

三年后，一九九一年《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再次被德国邀请去慕尼黑演出，因达赖喇嘛也同时接受邀请参加这次的国际文化活动，所以中国方面又突然取消了我们的行程。《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两次去德国演出都受阻，都是因为政治，都是和这齣戏、和艺术毫无关系的政治！

政治考量的是权、利、谋，艺术遵循的是真、善、美。政治是多变的，艺术是永？的。政治是血污的，艺术是清洁的。政治是不讲诚信的，艺术是恪守真实的。

又过了三年，一九九五年，我所创作的另一齣戏《东京的月亮》终於出现在汉堡的「塔利亚」剧院的舞台上，而《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也早已译成德文，由德国大学在校园里演出。艺术终究战胜了讨厌的政治，我说的是在德国！

首发《动向》6月号

 

中共元老之一的陆定一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中共高层担任领导职务长达五○年之久。去年六月九日是他的百年诞辰。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座谈会。有党内民主改革派舆论阵地之称的中共党史刊物《炎黄春秋》七月号上发表了李锐：《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和龚育之：《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执着追求》。该刊在今年四月号上又经「党最高领导层审阅后批准」发表了陆定一长子陆德：《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首先提出「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方针是陆定一首先提出的，鉴於苏联在学术领域也大搞阶级斗争，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如在遗传学上支持米丘林学说，压制摩尔根学派；反对形式逻辑，说它是反对辩证法的，等等）阻碍科学和学术发展的教训，陆定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於双百方针》的专题发言。这篇发言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双百」方针却反应冷淡。五○年代中共有些重要举措都向苏共中央通报。陆定一曾经和于光远到苏联大使馆，告诉尤金大使关於「双百」方针的事，没有想到尤金虽然答应要转告苏共中央，却又对此不感兴趣，拿出列宁的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回来时在汽车上，陆定一感慨地对于光远说：「苏联的教条主义真是厉害！」」（见陈清泉：《陆定一的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二○○六年一月出版，第二○七页）实际上毛泽东对「双百方针」也是口是心非，伪装开明，故作姿态.仅仅在一年以前，他曾把向中共中央三十万言上书，提出自己对文艺方针意见的胡风打成反革命，并制造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毛还在《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提出「舆论一律」的方针；又在仅仅一年以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将「双百方针」完全废弃，后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把学术争论变成阶级斗争，从此「百家齐喑，一家独鸣」。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的五十周年，毛泽东发动这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把全国五十五万知识份子通统打成右派分子，其动机和目的何在？阴谋还是阳谋？直到目前在史学界、知识界还有不同看法，争论不休。

关於党内反对派合法化

最近读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一九九五年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的《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一文才使我豁然贯通。这篇文章提到米高扬报告中关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致电史达林的一段话：「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这封电报表明，毛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一直就是一党专政，李锐也曾透露，他在延安曾亲耳聆听毛说过：革命成功后，民主党派都要成为革命对象，其理由就是苏、南革命成功后，都实行的是一党制（以上转引自牟传珩：《揭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从米高扬秘密报告谈起》一文）。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反右派斗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民主党派退出政治舞台，实现中共的一党专政。

瞭解了这一内幕以后，我们不能不讚扬陆定一继续坚持思想上和政治上多元化的卓识和勇气。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在中央文教部门的大组会做了两次发言，赞成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的党内反对派合法化主张（邓力群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一文中转述毛的话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二○○六年六月出版，第三三二页）陆定一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提出对中央的不同意见，不管正确与否都应当允许，党内不但允许有反对意见的个人，还应允许有反对意见的派别，即党内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这对防止党内思想僵化有利。另据香港传媒报道：陆定一在一九九六年五月逝世前夕曾对前去看望他的中央高层官员表示：「以我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经验，我认为中国应实行多党制。」

现在看来，毛在大会讲话中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化，正如他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双百」方针一样，也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他在这个讲话公开发表时就把这段话删去，以后再没有提到过.正像他在多年以前曾批评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后来不但不再批评，而且向国民党学样，也搞起「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把戏，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临终前主张实行多党

制由此可见，陆定一临终前主张实行多党制，其来有自，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总结中共建国以来的政治实践后提出来的，可谓悟道之言。他这种毕生追求真理，敢於承认并纠正错误，真诚坦率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至於陆定一何以能做到这一点，我以为并非偶然。他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出身（毕业於上海交通大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的高级干部，又长期担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后被斗下台），对於中共党内左的教条主义危害是有较深体验的。加之他是中共一些「大秀才」中比较能独立思考并有骨气，不那么一味紧跟上面，唯唯诺诺的一位。曾在中宣部多年工作的阮铭说：「他除了文采，还有自己的思想和骨骼。」说得是非常正确的。

在陆定一离世十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针对中共一党专政提出的思想和政治上多元化的主张是如何地富有远见并切合实际.他在《晚年的几点反思》中说：「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对於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在这里，允许成立反对党，建立监督制衡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说是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此我想到，陈独秀在其晚年才认识到「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之一是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写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中评论说：「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短短的一句话，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陆定一提出允许反对党派合法存在这一主张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七年五月十六日

首发《动向》6月号

 

很巧，正当我在梳理十年来第二次「德国游」体会时，近日有两个新闻再次表明德国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其可比性远远超过中国近三十年重点学习的日本和美国。中国可能出现第三次「以德国为师」浪潮。

德国与中国的可比性大於日本

一个新闻是：首个「全球和平指数」在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公佈，全球前十五大最和平的国家大多集中在欧洲，依序是：挪威、新西兰、丹麦、爱尔兰、日本、芬兰、瑞典、加拿大、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捷克、瑞士、斯洛伐尼亚；号称以「科学发展观」全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大陆，却在一百二十一个评比国中名落第六十，不仅远低於香港台湾，比结束战乱才三十年的越南（第三十五名），还落后二十五位。

这一信息表明，今日影响一个国家世界形象的第一要素不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发展速度，而是社会共生态；没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不可能达到和平社会，仅仅有自由民主也难以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共生度。英美虽然是实施民主自由制度最早的国家，但今日却并非安全度高的国家，可见民主自由制度虽是社会和平的重要基础，却并非全部，还须有一种更高的追求牵引民主自由制度才行，这个牵引力可称为共生追求。这从德国仅仅在五十多年中就由一个遍体鳞伤的战败国成为世界排名十二的和平大国，可以清晰地看出。

德国与中国的可比性和参照性大於日本，主要有五点：一是同为一九四九年重新开国建设；二是同样有部分地区实验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同为二战后的国土分裂国，「统一情结」深厚，皆以追求领土统一为重要国策；四是许多法律文本源头相同——中国的法律文本，大多是辛亥革命以来直接参照德国法律文本修订而成；五是同样在谋求复兴世界大国地位。不同的是，德国已经实现了东西两国统一（二战后的国土分裂国有中德朝三国，德国是唯一实现统一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和先进和平国，德国虽然国土只有中国的一∕二十七（三十五点七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中国的一∕十六，仅仅八千二百二十六点四万，年对外贸易额却比中国多五千多亿美元。

这就成为了第二个新闻的背景——应德国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於二○○七年六月六日至十日出席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G8）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这是胡锦涛近六年来第三次访德，任总书记以来第二次访德。

三次「以德为师」思潮

如果这一次中国人真的在自觉以德国人为师，中国可称有三次「以德为师」思潮。

第一次高峰在明清王朝。一六二二年，着名的德国科隆人汤若望抵达中国，被明清两朝骋为主管天文气象历法的权臣，他指导了中国明末的历算改革，清初又编订《崇祯历书》，为中国学习新科技、实施新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以德为师」始於「五四」时期，先是由德国十八世纪以来着名文学艺术家歌德、海涅等人的文艺作品，体会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深厚艺术，继而以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等人的哲学，为中国人富民强国之策，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长达八十多年。

第三次「以德为师」的政治轨迹可以这样寻觅：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至今，曾留学德国的罗干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破了中共政治局中只有「留苏派」的惯例；随后的胡锦涛近年三次访德，新任留德博士和奥迪公司经理万钢为科技部长，再加上中德两国贸易额三十二年间增长了二百倍，德国在华直接投资项目累计四千五百一十六个，六百家中国企业在德国兴业，十五万中国人留学、移民德国，展现了中国第三次以德国为师的新浪潮。

可歎，一九二一年来，中国人对德国的学习始终在两个误区之中，一是通过「以俄为师」来迂回曲折地学习德国的马克思学说，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和西方永远先进的哲学，致使中国半个世纪不得安宁；二是一九七二年中国与西德建交以来，中国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德国人的共生态与共生术，中国人始终没有真正关注，更无系统研究。不久前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虽然对德国经验浓墨重彩，但也仍然在误区之中。

民间「以德为师」更深入寻根

如果说中国官方的「以德为师」，目前仍停留在「政客意识」，中国文化界和民间对德国人共生态与共生术的研究和追求，则是诚心诚意，深入寻根。

北大知名教授焦国标二○○四年因「讨伐中宣部」遭受迫害后，先后去了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先进国家做访问学者，但他最感兴趣、研究时间最长的国家是德国。二○○六年秋到德国笔会做专题研究，预计二○○七年底才可能离开德国。这期间，焦国标在港台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由德国看中国、看世界的文章。

二○○七年五月十八日，焦国标博士与《德国之声》电台资深记者史明博士、德籍华人作家彭小明在莱茵河畔一个「二战遗址」聚会，三人交流了德国人正在纠正对马克思学说中关键词义的误译误读，相信将此引向中国大陆，对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共生态意义深远.

德国人认为，俄国人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关键词义有不少误译误读，这使得一些人将马克思学说「郢书燕说」，激化阶级斗争，破坏人类共生态.

比如「无产阶级」，马克思着作中这一词的德文原意并非是「没有财产的人们」，而是指「没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但财产权有三层涵意：一是佔有权，二是支配权，三是受益权。「没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可以通过租赁获得「支配权」，没有「没有财产佔有权和支配权的人们」，还可以得到「受益权」。如他人拥有的商铺，你虽无佔有权和支配权，却可以通过在其中购买商品而获得「受益权」。这就说明，「没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并非等於「一无所有」，他们可以通过「支配权」和「受益权」而与拥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进行利益共享共生。但是一旦翻译成「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的人们」），误导为「无产者在斗争中只会失去锁链」，则会迷惑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与「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世代为敌，人类世界便会永远在无休止的嫉妒、怨恨、仇恨中相互专制。

德国人自从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词的马克思德文本意重新解读诠释后，几十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全国性大罢工。德国的劳资关系、多元文化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可说世界上最和谐的。

德国独特的共生态似乎源於两个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一，虽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和健全的民主制度也并不能让国家免除动乱；其二，欲求大统一须先有共生态——人与自然万物共生，人与人共生，人与一切异见思想共生。

这才是中国第三次「以德国为师」浪潮的理性方向。

首发《动向》6月号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播杨宪宏先生就”反右”问题，在07年1月下旬，通过电话访问孙文广，并在2月2日播出。内容如下：（根据录音整理，并加上小标题）

杨宪宏（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主播）：今天的节目是焦点访谈，为大家访问的是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

今年是中共在1957年发起反右运动的50周年，一些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幸存者、受害者的后人最近都纷纷动作，联署或单独上书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要求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反省反右运动，补偿受害者及他的后人物质跟精神的损失。

事实上，孙文广教授所在的山东大学几位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早在2005年九月十八号就由山东大学中文系退休的史若平教授执笔，以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的名义共同发起签名信，题目是《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对反右运动彻底平反，并且对反右的受害者和已故者及其家属作出物质和精神补偿。目前为止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就有一千两百九十一人。（注：截止07年6月17日，签名已达3789人）

待会儿打电话到山东济南，请孙文广教授来跟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场反右运动的血腥历史，以及在中国现行的政治法律条件底下反右运动的受害人及其家属要求国家赔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稍后就进行焦点访谈。

杨宪宏（以下简称杨）：这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杨宪宏，现在进行的是焦点访谈。今天要访问的是住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

孙教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孙文广（以下简称孙）：是的，我在电话线上。

杨：哎，谢谢，孙教授，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

（一）要求平反右派的公开信始末

杨：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还有我们的主题。

孙文广教授今年已经73岁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发起的这一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之后留校当老师，由于坚持自由的精神跟敢于讲话的作风，让他在一九六0年以后中国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批斗，入狱，受到种种迫害。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平反回到山东大学工作。

孙教授在一九八五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来任教，多次发表论文批判极左的经济理论。现在孙教授已经退休了。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还有反右运动受害者，以及其子女家属要求平反和国家赔偿这个诉求。我们知道二00五年发起这个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联名信，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跟精神损失的山东大学一群退休老师啊，都是孙文广教授的朋友，那么请谈一谈你所知道签这封签名信的背景，孙教授。

孙：可以的。这封签名信，是我们学校的史若平老师还有李昌玉老师他们五六个人发起的。它们发起之前也和我商量过。这封信的发起者、反右受害者家属子女，都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其中有的人像发起者史若平老师，他今年都八十多岁了，打右派以后二十二年受尽了苦难，他一直认为右派的问题处理得是不当的，因为七九年给他们改正，不平反，而且中央再三声明：反右派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他们对这个很不服啦，一直有所反映，但是不为当局所接受。那么最后他们就搞了个签名信，而且把签名信发表到海外的网上，即《议报》的签名网上。这个信发出去以后我也签了名，后来各级党委找这些签名的人谈话，包括山东大学的，包括我，包括史若平老师，其他的有在北京的，在云南的，在四川的，凡是签名的人几乎个个都被找去谈话，问的主要就是，你们这个有意见可以写信啊，为什么要去海外发表呢？这是不对的。

找谈话的人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说我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合情合理的，国内不能发表，我们就到国外去，因为国内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

而且谈话更加可笑的是，有的（单位）不但当地党委来谈，而且带着公安局的干部来谈话，带有威胁的性质。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一些言论啊，这些要求跟公安是没有关系的，谈什么东西呢？

现在他们搞这个签名信，还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写信来要求签名，因为这个签名网络经常不通，没有签上去。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二）右派的六条标准及打右派真相

杨：我们知道孙文广教授本人并没有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可是在两年之后发起的反右倾运动以后就连续被批判，进出监狱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平反。以您的见闻跟您的经历，您怎么看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啊？什么是右派分子呢？当时迫害有多严重？

孙：是这样的，反右打右派的时候有六条标准，六条中最主要的有两条，后来他（中共）一再强调，（一条是）反党，反对共产党，另外一条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可以成右派了。

杨：就右派啦，（笑）原来是这样。

孙：当时我在学校里面，怎么叫反党呢？譬如你对党支部书记批评了几句，那就是”反党”了。你对现实有些不满，讲了几句话，那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杨：哎哟，社会主义不是常常批评吗？

孙：对啊，当时是不允许的，不可以的。你怎么（说）社会主义不好呢？那什么好呢？蒋介石好吗？那你是反动吧。

杨：蒋介石也不好吗？（笑）

孙：是啊，蒋介石也不好。

杨：那共产党也不好，毛泽东也不好。（笑）

孙：主要是这两条，还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条罪状。怎么来的呢？当时有的人对苏联不太满意啊，讲几句苏联到东北拿走我们的机器，（杨：是啊是啊，那个性质很恶劣，强盗）是啊强盗，你要是讲了几句，透露了几句，他就讲你要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笑）。当时中国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吧，所以这是很笑话的。后来它和苏联闹翻了，苏联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了，那么它就来一条，你要是同情苏联的话，你就是苏修。

杨：苏修，哈哈，又是右派？

孙：是啊，又来了。

杨：它不喜欢你，就说你是右派。

孙：有的单位就是这样啦，上边给它一个任务，要打八个右派，已经打了七个了，还差一个，那随便找一个给他加上一个什么名目，戴个右派帽子。

有的人打了右派以后，把他赶到农村，赶到农场劳动，过了二十年以后，要改正了，他回来找，要给他改正，（领导人问：）改正？你是右派吗？就查，查了半天，没有他的档案，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谁）把他打成右派？

杨：（笑），好可怜啊。

孙：是啊很可怜的。

杨：怎么这么凄惨，连个理由都找不到了。

孙：是啊，理由也找不到，这种情况不止一起，好几起。没有地方负责，可打成了右派，他已经被赶到农村二十二年了。这种情况很多。

（三）右派的平反与改正

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当时中央转发《贯彻中央有关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好长啊这个名字，到一九八0年五月，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几乎全被平反（孙注：实际上是改正，不是平反）了，有些右派后来还是被任用了，升了官，最著名的就是朱镕基，还当了国务院的总理啊。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共是为一些右派分子来平反了，那为什么反右运动受害者及其子女，就是没有在被像朱镕基平反一样，列入一个国家应该有的程序，而是他们自己要求平反赔偿呢？

孙：是这样的。他这个右派打了五十五万吧，打了之后，当时这个处分是很严重的，就是给他降职，有的开除，降职就是原来拿的工资比较高，给你降一级两级，有的降五级六级，比如山东大学我的老师束星北，很有名的一个老师，他打了右派以后，本来工资是二百多块，打了以后给他降下来，后来七九年改正了以后，就给他恢复到原来的工资，那这二十二年给降了五级了，少发的工资他不补，这二十二年是很大的一块了。

这和共产党打”走资派”很不一样。文化大革命中打”走资派”恢复了以后，是按没有降工资时来补的，不是降了就降了，不是这样的。右派是这样的，打了二十二年右派以后，回来，按照当年打右派以前的工资现在每月给你发点工资，当中这二十二年他不给补。共产党的干部打”走资派”不是这样的，他当时给降了之后再给补回来。

另外精神损失也了不得的。这几年有的关在监狱里，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的啦。精神损失要补的吧？没有。这是很不公平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共产党中央的文件写的是：反右派是必要的，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一点。这个讲法很不客观了，二十二年里打的五十五万右派啊，最后不改正只有几个呢，官方讲不改正的只有五（六）个人。那你还讲这个运动怎么是对的呢？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错了嘛，所以他这个讲法也不对，老右心里感到不服，要求重新评价，要求平反。因为原来他讲的不是平反，是改正。你不是右派，但你有错，改正之后你不是右派了，但不是平反。平反的话就要有赔偿损失了。

杨：不用平反，是吧？

孙：不用平反这个词。那么大家提出来了，要求他平反，要求他补偿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失。这个大家都很同情的。我们这些不是右派的，没打右派的也都签了名帮助他们。

杨：所以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当局对反右运动的检讨是相当反复啊。那到了一九八一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面给反右运动定性，那时是这么说的：

“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跟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的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认为反右是对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说是必要的，可是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跟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讲讲就算了。那一方面发动反右运动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可是刚刚数字在当时反右时55万人啊，最后剩下的章罗同盟等六人没有获得改正，换句话说反右的准确性只占55万分之六，大部分是错的，（孙：笑）扩大了近十万倍啊，这怎么肯定反右运动正确性呢？根本把岳飞当张飞这样打嘛。哈哈，这个怎么承担？这个不承担？这个十一届六中全会拿出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讲啊，这当然会引起人家不满啊，这是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

孙：是的。因为当年打右派的时候，五十五万右派是占了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啦，知识分子十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打成右派，这个影响面是相当大的，还有他的子女呢，还有他的配偶呢。

杨：哎呀对啊，是五十五万个家庭啊。

孙：是啊，五十五万个家庭，这不给人带来苦难吗？但是后来共产党实在是非常的不虚心啊，（杨：卑鄙，下流）他不承认这个错误。

杨：五十五万都错，还敢讲说这个整风反右是对的。

（四）邓小平与反右运动

孙：那么为什么他讲整风反右是对的，坚持不认这个错呢？

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知识分子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不是他们中共的官，不是他们内部的事；

第二个就是有一个邓小平在里面，邓小平在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81年做这个文件的时候邓小平是当红时期，他复出之后在中央里面虽然他不是总书记，但他比总书记还要高，是个太上皇。他处理反右派他是有他自己的考量。57年反右派当然毛泽东为主，但是邓小平是积极操作，他当时是中共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党中央总书记，（杨：是满手血腥）满手血腥啦，当时反右派之后有个总结报告是他做的。当年他要往上爬往上走，反右是他的功劳了。如果说反右全部错了，那么他自己岂不有一个评价问题了？所以到死，他也不会承认（杨：死也不认）根本错了。

他这样子做，有人有意见，后来一想，邓小平还在上面，你提的不好，他再打你一次右派你不倒霉吗，是吗？（杨：哈哈）就不要讲了。

后来他（邓小平）死掉了，死掉了以后，有的人就说了：你都死掉了，你后面的人应该给我们平反呀。那么现在就提出来了，也有这么一个背景。（杨：有一个背景）邓小平去世不在了，当年他给他们打成右派，要求平反，要求物质、精神损失，要赔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四）右派的女儿，一定是右派不可？

杨：可是说不定将来有部分人的需求又跟邓小平一样，需要反右，那岂不是又把这些人害惨了？

孙：是的，这一两年，有好多知识分子被抓起来了，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家里门口给站上岗，不让他自由活动，最近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她父亲被打成极右派没平反，他女儿要写她父亲，写了《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太敏感的问题她不说，政治的不让说我就不说政治，那么我说说文化可以不可以呢？政治不让写我写”伶人”吧，演员吧。但这个也不你让说，不但不让说，而且公开说以后她的书都是要禁的，（杨：还说因人废书），这不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吗？

杨：我就想说人家章诒和，父亲是右派，所以他就说那女儿一定是右派，呵呵，又来啦！

孙：是，哈哈，，就不让她出书。

杨：因人废书，因为她是右派的女儿，一定是右派不可，就禁她书，因人废书不就是有这个意思吗？（笑）。

孙：他们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就是按原来的路线走啦，凡是和他不一致的他就打你右派，不打你右派也把你划到禁书禁言的范围之内。这和当年右派也差不多嘛，就是不让你讲话。这些做法，他没有从反右派之后总结一些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放开言论自由，57年反右就是要根据你的言论定罪，根据你出版的东西，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或在什么会议上讲的几句话，打成右派。现在不是也是这样吗？比如说我在网上写了几篇文章，他后来就要把我的电脑抄走啊，把我弄到派出所里去传讯啊，几次啊，不止一次。那都是为了写文章啊，我还有别的东西吗？我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我还能干什么？（杨：新闻自由）他这个样子看起来是和反右之前一脉相承的到现在，就是这样，不让你写，（杨：没什么出息，五十多年了，又老套）对，还是原来这一套。

杨：还是这一套，被我们拿出来讥笑一顿，哈哈哈，我看着是很好笑，我在台湾看的时候是：啊，又来了，我说这个章诒和父亲是个右派直接传女儿一定是右派，书都不准出啦，哈哈哈，讲那么大声。结果你知道吗？孙教授，我前两天打电话到北京去，北京各个书店章诒和的书《伶人往事》在最显眼的地方大卖特卖，哈哈……。

孙：是吗？哈哈……。

杨：真的，所以这些头子说了不算。

孙：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山东这里有一个报纸叫《山东商报》，现在每天连载发表这个《伶人往事》。

杨：真的！？哎呀！好哎《山东商报》哈哈哈！这个不错。

孙：真的，也是新闻，是吧？哈哈。

杨：是啊，是啊，这个好事啊，这个《山东商报》。

孙：后来我们就看要不要停啊，哎，没停！今天我还没看这个报纸。（孙注：该连载最后还是被勒令停止，见本人拙文《建议温家宝看〈伶人往事〉—兼论山东商报急停连载》）

杨：哈哈，继续看。你知道那个邬书林讲那个话，真的是非常有趣啊，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的吗？不准出这个人的书，你们还出？你们还真的出啊？我就禁，我就是”因人废书”.哈哈，结果搞了半天现在没人敢承认。现在我这两天一直在追啊，因为包括台湾啊，这个新闻都追得很紧啊，大家很关心啊，因为她的书像《往事并不如烟》在台湾非常畅销，所以那个章诒和你的书啊，大家认识的，大家知道章诒和，所以她的书被禁，台湾太有兴趣了，就大大大大地报道，然后我们都关心，哎这个禁书啊，禁的怎么样啦？哎，没有禁，北京到处卖。你刚才讲说《山东商报》还连载，哎，好啊真的不错。哈哈……。

孙：前几天还载呢，今天的还没看到。哈哈……。

杨：我们就在等啊，说那你什么时候，本来要没收啊，竟然一问三不知，中宣部也一样，都没答案。好像没听说过，还有人放话说：哎呀，误会了！误会！误会！说清楚讲明白啊，我们就说，那你要赶快改正啊，说并没有这回事，检查失误，光明正大。”大国崛起”，怎么会在这种事情上面出问题？

杨：那我们再来继续请教孙教授，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发出这封信来，要求平反赔偿的反右运动的签名信中，有一段提到台湾平反2.28事件的经验。所以1995年，也是48年后，当时在台湾仍然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对2.28事件请民间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登记造册，然后对这一事件彻底平反，800余名受害者及家属普遍得到数百万元新台币的赔偿，竖立了纪念碑，建立了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我们相信今天共产党中央啊也应该能做到。

民间要求平反2.28事件的诉求是台湾民主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当时做总统的李登辉前总统还在这个纪念碑建立的时候，站在纪念碑前深深一鞠躬啊。虽然2.28事件跟他无关，可是呢，他代表国民党，当时候是党主席啊，向台湾所有的人来道歉，那一幕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都非常感动啊。从台湾的经验来看，现在中国大陆民间要求平反历史错误的诉求中共当局应该怎么回应呢？孙教授你怎么观察？

（五）不准出版记录和论述”反右”的书

孙：这五十五万打成右派啦，很多人都不在了，现在他的子女还有现在七十多岁的一些老人，因为过去五十年嘛，他当年二十岁，现在都七十岁了。他们是具体地要求右派要平反赔偿。讲起2.28的话呢，它牵涉到800多个人；那个五十五万，多大的数字啦！大家都知道，不用深入地调查，每个单位都有，现在他的赔偿几乎是一分都没有，没有钱赔。就是说呢，你1957年的话，拿100块的工资，改正之后再每个月发给你100块钱的工资。有的人觉得这个价就可以了。根本没赔偿，一分钱他也不赔。所以这个事情当然不合理，不但被打右派的家属和他们自己要求赔偿，就是我们没有被打右派的人，我们也非常同情他们。

现在他们所做的呢，一个是发了这封公开信，有的人就给中央写信，又去上访要求赔偿，另外一方面，他们就要出书，写书，写文章啊。譬如我们学校的史若平老师，他是我的好朋友，57年我就认识他了，他现在就在编书，有一本书他们编出来就叫做《寒冷的夏天》。为什么呢？当年反右派是夏天啊，当然那个夏天很寒冷啦。大概1997年就编完了。这个书里面有吴祖光写的序，还有萧乾先生的文章、戴煌先生的文章、邵燕祥，还有其他一些比较有名的右派的文章。这本书某出版社原来打算出版，清样也校了，最后仍然被封杀。

这一两年，据说上面有文件，对反右的书啊文章啊，一律不要发，他很敏感啊，怕一起来把事情闹大，影响稳定。所以出书，关于反右派方面的书，现在国内还是很难出的，在前面出过几本大概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的，没有带太敏感的，对当今没有影响的，譬如出过一本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这个是1986年的出的。后来1998年又出了一本《回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牛汉写的。这几年就很难出来了，后来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姓汪，叫汪国训的，是武汉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写了一个《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但是国内不能出啊，最后只能自己印，他印了以后送了我一本，写的也蛮好的。真正地、严肃地回忆反右派斗争的过程，这种书现在是非常难出。

（六）台湾平反2.28事件的过程

杨：其实这个都还应该要留口述历史的。2.28事件的研究里头有一段口述历史，这个中央研究院做的，有很多文件的搜集，有很多的文件，很多的文件都搜到了。包括当时候的蒋介石跟蒋经国父子以及军团之间调兵遣将，怎么样去定义。当时候最重要当然是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啊，当时他是怎么授命，因为当时候的屠杀下令是行政长官公署下令；最重要的是要追蒋介石的责任，就是说这个最高统帅，后来追追追，追到当时候的一位彭孟缉，他的责任就是很大，中间大概还有一些人，这个都是当时候的军团，后来当然这些人知道自己当年干了什么事，有的人差不多到了时间就远走高飞，就离开台湾了，跑到美国去了，像柯远棻啊这些人都跑掉了。就是说，其实2.28的平反虽然是有赔偿，可是我觉得那个平反还没有做到，就是说因为恶人，恶无恶报，这个看来有些人间真的是不公平，当时候你刚刚就提到，邓小平这个事啊，总该把他这个东西数落一下吧，（孙：是的，是的）虽然我们对他没办法，这个格屁了，没办法了，这个至少要说出他的责任。

台湾历史的处理，大概就是说这些人后来也都死了，那你对他也没办法。那就是把他的责任讲清楚。

不过呢，我对这段历史有时候会有一点警觉，所以因为他死了，会不会大家有把责任都推给他？所以也怕，这个也不应该。从治学上面去看当时一阵混乱，当然我最有兴趣还是蒋介石的责任，这个因为最高统帅嘛，当时这些军队不是你叫，怎么叫得动？要说开枪还真的是他底下的将军喊开枪就可以开枪吗？所以也不见得。所以我们在这个责任问题上面，其实有些朋友对这些事件的见解啊，都比较采取审慎的态度啦，就不会说中央哎，道歉啦，都是谁的错？都是”四人帮”的错？（笑）这不可以。我们治学还是要非常严谨啊，（孙：对，对，是的，）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死的是不是真的跟2.28有关？这个查证工作啊，倒是当时候这一部分查证的还蛮不错啦，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个一定要政府的力量，政府因为有太多的机密档案，他说我不开放，那你怎么平反呢？

（七）李登辉平反2.28

杨：所以当时候你们提到在李登辉前总统时代、国民党还在执政的时候做平反，其实说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还是有人讲说李登辉当时候利用这个东西，也等于是在把国民党的一些旧债，他只不过就是他能做个道歉啊，可是呢，有某种程度是国民党的内部的死硬派啊，他总是（说）你们做错事啊，我帮你去道歉哎，你还嚣张什么？这当然（是）叫他们住嘴，有这种作用。这个2.28的平反里头，有一点说：你们作威作福那么久了，总该可以稍微收敛一下吧。2.28这个事情我可是要帮你，你可吃香喝辣，我可要帮你去扫垃圾哎，所以这个当然有人讲说李登辉当时处理这个事情大有这个味道，就是等于是对于保守派、死硬派、国民党不改革派啊，老是给他穿小鞋。也是显示一下，第一他当然是大功，也是显示出他的民主精神，可是也是怵他们久了，所以你们做了什么好事？所以这个里头平反其实是很复杂的，不是只是说赔赔钱啊，其实代表了非常多层的意义啊。

那时候我们做记者啊，看李登辉表演这一段啊，我们当然是击掌叫好啊，这家伙真厉害！看起来也是行礼如仪，然后就是，当然我后来了解李登辉做这件事情是带有真心诚意的，他接见2.28家属。接见2.28家属以后有一次机会我见到他，他告诉我说：真惨啊，这个家人就是这个2.28以后啊，整个家属三四十年啊阴影不散，然后人家想正常生活都没办法，看了心好痛。我见了李登辉，李登辉跟我那时候就这么说，他说他真心感到真的要平反，说他见了这个2.28的家属啊，他当时候就私下见的，然后这些家属啊，就细数他们家被国民党怎么迫害，他听了心很不忍，他就一直这样说：那我一定要道歉。他那个道歉是真心的。

（八）2.28事件的经验教训

当然你说就是这样使得他在国民党当时候超级稳定，营造一个超级稳定，然后有人民的力量支持他，包括我们即便是觉得说李登辉当时候做这些东西多少有一点政治斗争味道，可是他站在正义一方，这个政治斗争也不是完全负面啊，也正面。所以这个很复杂，提到2.28有一些经验在台湾看到啊，不过说不定对山东大学的朋友们，这些老先生老前辈啊，他们想要做这些事情也是个参考。就是说这个也许是助力，也许是阻力，那就看一念之间、看国家领导人啊，他怎么样去清除掉这个党自己本身深重血债，如何清除这一块，然后让他可以没有包袱。其实这也是非常正面的，所以这一段历史可能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好像冥冥中我们这些退休大学教授他们引述2.28这一段啊，其实我看着是很震憾的，也注意到，这里头当然埋藏各种情绪，所以孙教授你觉得我刚讲那一段话你认为在中国大陆今天的政治情境底下，是个阻力还是个助力？

孙：我觉得他现在如果能够推动右派平反的话，那当然推动历史前进了，是吧。因为共产党在过去做的这个事制造了大量的错案冤案（杨：假案），如果右派能平反的话，他可能推动其他，比如”六四”事件，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学生，你现在不给他们平反（杨：永远挂着包袱）是啊，永远挂着包袱，那么你现在给他平反当年那些人也还在啦，当年参与那个活动，当然邓小平他是死掉了，其他人还在，他会有些责任，但是谁抓住这个事情给他平反，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会提高的，在人民当中的声望也会上升。

杨：对，可能胡锦涛、温家宝他们应该要想一想，这对他们的历史令名其实是影响重大，我想这点非常重要，今天非常谢谢孙文广教授你接受访问。五十年的公案，其实历历在目，其实说是五十年，这五十年过的好快，由于统治者还用同样的反右这样可笑的事情，勾起我们很多回忆，所以说其实一念之间，最重要还是应该要有悲悯之心啊，去体会这些家属五十年他们受了这么多苦，真的应该给人家一些公道，其实对国家的发展也很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孙文广教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你噢。

2007年6月17日整理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