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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先生主编的尼采注疏集中的《不合时宜的沉思》1月出版了。不谈整套注疏集对当代文化的意义，《不合时宜的沉思》这本书就填补了不少空白。收入此书的四个章节《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瓦格纳在拜雷特》中，第三章有部分翻译过，第一章则是第一次翻译。这本书涉及了尼采的重要的文化批评思想，而他的这一个侧面对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陌生的，尽管此书中的一个术语“知识庸人”（以前曾被译为“教育俗物”或“有教养的市侩”）在后期著作中经常出现。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的胜利让审慎的尼采体会到“一场巨大的胜利就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因为他明显感受到大多数德国人觉得“连德国文化也在那场斗争中获胜了”。而实际上当时的德国文化从歌德、席勒的巅峰跌落下来，如今已岌岌可危。对此尼采针对当时的一本短期内发行六版的畅销书《旧信仰和新信仰》，写下了《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尼采首先定义文化“是在一个民族的所有生活表现中艺术风格的统一”，而德国人“生活在一切风格的混乱杂拌中”而不自知。受过教育的“表现能人”施特劳斯的书籍在尼采看来与“报纸文章、啤酒馆闲谈、动物园散步、剧院和音乐会”并无不同，但他却敢于在书中把海顿和一道“出色的汤”相比，敢于把贝多芬和“茶点”相比，对康德和叔本华一窍不通却大发议论。尼采讥讽他那“无法医治的乐观主义以一种真正节日的愉悦来回翻滚”，“把自己的现实性当做理性世界的标尺”。这种没有创造性的书吸引了大量读者，尼采看出读者是“以不完整的注意力顺便听一听对哲学和文化的应付”。

思想的“不合时宜”就是不趋时，不趋时因而能保持更长的生命力。今天看来，知识庸人也许就是那种从教科书上了解到文化巨人的只言片语就能对文化说三道四之人，他说得越多就越自信，并觉得自己掌握了读写能力就能衡量那些巨人。他自己虽没有能力弄懂一本名著，却照样能指导别人的阅读。

 

□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九

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

治远古历史的困难，在于材料的缺乏；治晚近历史的困难，在于政治的干扰。非待“历史”已成为历史，脱离政治的束缚，则殊难有真正的史学可言。而清史研究的真正确立，恰在满清统治的终结之后，自非偶然。1913年，孟森发表《朱三太子事述》，是他个人清史研究的开端，亦可代表现代清史研究的开端。

孟氏一生的主要成就，王锺翰总结为五项：清室先世真相的挖掘、满洲名称起源的推测、满族八旗制度的考论、清初三大疑案的辨疑，清初史事人物的考证。满族曾称臣于明朝，而清室入主中原之后，却极力讳饰有关真相；而孟氏目光如炬，甫一入手，对此问题即全力以赴，从早期的《清朝前纪》，到晚年的《明元清系通纪》，尽史料考掘之能事，他曾自述：“……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八旗制度考实》一篇，论定八旗不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实为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军国民制度”，史料详实，眼光独到，为研究满族社会组织的空前创获。孟氏尤以事件、人物的考证闻名，论文既多且精，所考包括清初“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三大疑案，科场（科举舞弊）、奏销（钱粮亏欠）、《字贯》、《闲闲录》（文字狱）等案件，董小宛、顾眉、孔四贞、香妃、顾太清等名女人。

孟氏早年留日攻读法律，多有法政方面的著译，已受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熏染；以后转而治史，特别重视史料的比勘和辨析，表面上似近旧派，实际上已入新境，固非旧派史家如柯劭忞、张尔田、柳诒徵、邓之诚辈所能及。孟氏考史，以正史官书为骨干，对野史笔记多存怀疑；故作文多以“考实”为标题，类似于清人崔述所谓“考信”。例如《太后下嫁考实》质疑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事，《世祖出家事考实》质疑顺治出家五台山事，《董小宛考》质疑董小宛即顺治所宠董鄂妃事，《香妃考实》质疑香妃被俘入宫而殉节事，《丁香花》质疑龚自珍、顾太清艳情事，《海宁陈家》质疑乾隆为海宁陈氏血裔事，无不据史实之信，辨传说之伪。则孟氏之于清史，有类乎顾颉刚之于古史，孟氏可谓清史研究的疑古派。

按：罗振玉以考古名，但他据出土古钱币，怀疑《管子》汤禹铸金之说，以为周代始有货币出现，则俨然疑古作风；陈寅恪本对疑古派颇表不满，但他指出蒙古早期历史编纂“有如九成之台，累土而起，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也”，却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出一辙。可知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原是治学的基本功夫和自然倾向；所谓疑古，不过是近代史学的应有之义，此孟、罗、陈所以能与顾颉刚不约而同也。

孟氏出身晚清官僚，陈垣出身北洋官僚，皆由仕而学，中年用力，终成大家；孟氏专攻明清史，论博大不及陈垣，而论境界则并无逊色。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兼官僚与士人于一身，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清代朴学独盛，官员与学人合一，亦属常态。至清末民初，余风未歇，学术名流如王先谦、叶昌炽、沈家本、沈曾植、柯劭忞、杨锺羲、罗振玉，皆以清室遗臣的身份终老；如辜鸿铭、陈衍、余嘉锡，则曾有清廷仕宦经历而转入民国学界；如董康、夏仁虎、汪荣宝、叶恭绰，则兼有清廷、北洋政府仕宦经历而为学人，孟氏即身与其列；另如林志钧、鲁迅，则有北洋仕宦经历而转入学院，陈垣亦其流亚。由学而仕，今已司空见惯；由仕而学，则佳人难再得矣。

现代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尚有萧一山，以《清代通史》鸣世。然综合有功，考证无成，论学术史的地位，远不能与孟氏相提并论。

诗曰：易代人间事已非，纷纷野史说宫闱。君家宗旨同疑古，小宛何曾是董妃。

 

从苏丁说起

在法国导演克劳德。赖卢许的《偶然与巧合》里，土耳其裔的拍卖师自己画了一幅苏丁的画，名为《威尼斯母子》，以400万的价钱卖给了美国一家夜总会的老板。与其说这位老板热爱艺术，不如说他热爱的是苏丁，这是拍卖师“补偿”他上一次竞拍苏丁未果而画的。400万不论后面是法郎还是美元都属天价，这个行情，包括夜总会老板孜孜不倦地参拍都充分说明了1920年代那批画家在现代人心目中的地位。这与后来功成名就的文学家海明威追忆1920年代的巴黎不同，对于苏丁等现代派艺术家来说，他们在那个年代创造的艺术品并无本质的改变，无需自我修炼，也不因遇与不遇、达与不达而改变。

在苏丁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美国夜总会老板语）活在巴黎的日子里，他和大部分艺术家一样一穷二白，在性情上却不如有的艺术家那样，“无忧无虑，自私自利”，这个来自立陶宛的画家，正如我们今天欣赏另一位画家莫迪里亚尼给他画的画像一样，文静，温和，羞涩。在那个年代，苏丁曾帮助了一位来自法国勃艮第的私生女，后者正当妙龄，混迹于巴黎的艺术圈。一个饥寒交迫的晚上，凭着一面之缘，苏丁让她和她的女友在画室里过了一晚。苏丁砸烂仅有的几件家具生火取暖。1930年代末期，这位私生女已经红遍巴黎艺术圈，被称为“蒙巴那斯的王后”，她在这本名为《爱情是这个样子的：蒙巴那斯的吉吉》的回忆录里缅怀这个晚上：如今，苏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画家。我最近还遇见过他。我知道他的画很贵，他本来可以为自己的成功陶醉。

谢谢，苏丁。在一个凄凉的冬夜，你给两个不幸的小姑娘心中带来了一点阳光。

这则回忆表达了1920年代巴黎艺术圈的普遍氛围：艺术与友情，不得不俭朴的生活，狂热的艺术信仰，等等。在这位以“吉吉”（KiKi）的花名行世的女人的回忆录里，苏丁只是她的艺术家朋友之一，故事也只是那个艺术喷发力强盛的时代里一个剪影而已。

自印象派莫奈、雷诺阿声名大噪之后，尤其是在诞生了高更、凡高和塞尚之后，巴黎逐渐成为了世界艺术青年朝圣之地。右岸的蒙马尔特，左岸的蒙巴那斯，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成为艺术家们的大本营：郁特里罗、瓦拉东、阿波利奈尔、日本人藤田嗣治、法国人勃拉克、雅各布、西班牙人毕加索、意大利人莫迪里亚尼、立陶宛人苏丁、俄罗斯人夏加尔，以及那位吉吉，他们混迹其间，除了才华一无所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巴黎画派等等小山头都出自于此。

吉吉的自传写于1929年，海明威破天荒地给她写了序言。全书一共47章，每一章都很短，但吉吉的魅力之一，就是能在三言两语中勾勒出那个时代里嘴巴相当饥饿眼光又相当高眉的艺术家群像，还有诸如偶遇苏丁那样的秘辛。在探寻一代艺术家的整体成就时，我们最容易做的莫过于附会时代，但其实自小处着手未尝没有发现，恰如吉吉所写的，都是点滴生活琐事。蒙巴那斯艺术家们的阵地在咖啡馆，洛东达咖啡馆、库波勒咖啡馆和瓦凡咖啡馆，还包括吉吉登台献艺的夜总会。吉吉头次去洛东达咖啡馆，老板里皮恩老爹告诉她必须要有一顶帽子，这样才可以坐到艺术家们呆的咖啡馆大厅去。而作为常客的艺术家们，也并非全惦记艺术，他们经常蹭里皮恩老爹——什么都蹭，送到咖啡馆的面包没有及时收起来，结果齐齐短了一截。当莫迪里亚尼卖了一幅好价钱的画之后，他决定请大家撮一顿，客人之一的里皮恩老爹但见此人家里“从椅子、餐刀、酒杯、盘子一直到茶几”，都是洛东达咖啡馆的东西，里皮恩老爹不声不响地走了。正当莫迪里亚尼责怪同伴为什么如此不“醒目”地把里皮恩老爹叫来时，里皮恩老爹怀里抱着几瓶酒返来了！

在吉吉笔下，诸如这样的掌故不胜枚举。夏加尔滞留俄国期间，他的法国门房把他的油画拿来堵漏洞，因为够厚。这样的门房遍布各个时代，堪称艺术家之大敌，然而像里皮恩老爹那样勇于包容出类拔萃之辈的人物却不多见——因为包容之前，还要有眼力判别。或许里皮恩老爹这样的配角才是真正的“时代因素”。

吉吉的身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吉吉回忆录里的艺术家们都比她的名字较为有名，但她对于这帮艺术家而言，绝非仅仅是朋友的角色，工作伙伴的关系，在这些人——吉斯林、藤田嗣治、莫迪里亚尼、曼。雷、苏丁——的艺术世界里，吉吉曾是他们的宠儿和缪斯，甚至主宰过有些艺术家的生活。吉吉以她的身体，成为了不朽的艺术品，靠着她的天分和努力，她也不仅仅是模特儿的身份，而是以艺术创作的形式让自己跻身于艺术家的行列之中。

吉吉这个名字，据说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名词，暧昧时用于称呼男女隐私部位，却让阿丽斯。普兰这位私生女点石成金，将苦难化作传奇。当她遇到苏丁时，差不多已经交代了传记的一半，而这前一半无疑都是身为私生女生存的种种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进入艺术圈之前，吉吉已经充分地“展示”了她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因为她的教父走私烈酒，因此她很小就好上了喝酒，爱上了跳舞，爱俏，她唱歌跳舞有如天赋；八九岁的时候吉吉迷恋上了花边，穿上母亲的裤衩去救济院参加演出，却被修女抽了嘴巴，这一经历被她称为“舞台生涯的起步”；十二岁到巴黎依附母亲，打过“一份有意思的工作”是装订《爱经》；在她不满十五岁的时候，凭着自找的模特儿机会，三小时挣了五法郎；吉吉试图挣脱母亲的掌控，逐渐往想像中的艺术圈靠拢，身体在她的叙述里一直占据重要的篇幅，比如在一次次不如意的工作中逃跑，跟人厮混，但她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感受，比如她一直为自己的处女之身感到焦虑。在她一次次当模特儿、将自己的身体逐渐呈现在男性世界里时，也许正在印证她十三岁时的梦想：她崇拜的人只能是诗人、画家或者戏剧家，除此之外，“我不待见任何其他凡夫俗子！”

她试图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靠着对生活的没心没肺，靠着对艺术的狂热追求，吉吉的好运气从她到洛东达咖啡馆开始，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改变她的贫穷，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但正如之前的遭遇磨练没有白白忍受一样，吉吉的身体终于“派上了用场”。在洛东达，郁特里罗给她画速写，她也能给美国大兵画速写挣钱，但她一生中最为著名也最重要的，却是给吉斯林、藤田嗣治和曼。雷当模特儿。吉斯林是波兰人，属于巴黎画派，在这本书里有几张他画的吉吉，一律丰满纯洁，在大片大片的暖色调里，显得分外甜美。吉斯林画了一百多张吉吉画像。对于吉斯林，吉吉以充满包容与爱的口气回忆他，尽管他言语粗暴，可“他是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坚硬的外壳下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同样是巴黎画派的日本人藤田嗣治在“起用”吉吉做模特儿的时候，异常关心的是吉吉身上的汗毛，也就是藤田所精心勾勒的这些汗毛，后来成为艺术品探寻时代的密码——汗毛在1920年代巴黎画派的意义，还有作为一名东方艺术家笔下的异域魅力。

无论是吉斯林还是藤田嗣治，在他们的笔下，都呈现出了吉吉身体的艺术之美，虽然吉吉在回忆录里一笔带过这两人，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都对彼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最好例子则无疑是美国人曼。雷。在回忆录中，吉吉提到了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男人，一个办了好几分报纸又要靠她去夜总会挣钱支撑的男人布罗卡，其实在此之前吉吉与曼。雷过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里，曼。雷拍了很多关于吉吉的照片（包括本书的封面《安格尔的小提琴》，就是曼。雷的杰作），还剪过至少两部以吉吉为主角的片子。在曼。雷的图片里，我们可以领略到达达主义和达利那种超现实主义的精髓，比如《安格尔的小提琴》吉吉身上的两个F.曼。雷本来是想学画的，但他的镜头里的时代灵魂们（包括他的实验电影），宣告了他的功绩在摄影艺术而非画画。在他的影响下，能歌善舞的吉吉也拿其画笔学习绘画。吉吉的画和她的人一样，大胆、爽朗，也有一点滑稽，1927年和1930年，她曾经两次举办个人画展。曼。雷和吉吉，互相成就了对方。

海明威晚年写了《不固定的圣节》来回忆他放逐巴黎的好日子，此种感受早在他给吉吉回忆录写序就试图阐明。那的确是一个狂放、快乐的时代，而吉吉的美和她的魅力，就是那个时代的艺术灵感之一。

延伸阅读

《弗里达》，河西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9.80元。

《花骨头。泥砖屋》，成寒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版，36.00元。

为了快点拿到批文，《丛飞》特意加了这个镜头 图片由剧组提供

“我们没有拿到教委的文儿，现在也好像没有文件拿了。”《丛飞》的制片人刘春晓一筹莫展：为什么她拍的主旋律电影就那么难卖出去？

丛飞是深圳的一个歌手，从1994年开始捐助失学儿童，到2005年被发现得了胃癌时，一共资助了178名贫困儿童，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人民币。共青团深圳市委将丛飞树立成爱心大使，同年央视评选其为十大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

刘春晓说自己出生在部队家庭，从小对“红旗下”的事情特别容易感动，“我以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感人”。

拍“感人的丛飞”不难。刘春晓跟她所在的深圳金华南影视公司报批后，得到了支持———丛飞是深圳的英雄，深圳的影视公司拍丛飞“理所当然”。

刘春晓一边去北京立项，一边通过共青团深圳市委拿到了丛飞的授权书，共青团深圳市委对影片颇为支持，还成为制片方之一。

2006年4月20日，丛飞去世之后，剧组正式组建，刘春晓对自己的主创班底很满意：艺术总监是田壮壮，编剧是电视剧《渴望》的编剧李晓明，总导演张会军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导演是北京电影学院高职学院院长、“第六代”导演扈耀之。影片5月20日开机，6月20日关机———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丛飞》能否上映都是个未知数。

“《丛飞》的后期做完都九十月份了，找文件已经很不容易了。”负责该片发行的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的冯潇楠说，如果《丛飞》能早一两个月做完，在6月10日到7月10日的国产电影保护月内找文件，组织观看是有可能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熟练掌握“组织观看”。“主旋律分两种情况，像《生死抉择》那样上面授意拍的片子极少，更多的是下面揣测上面意思拍的。”小L发行主旋律影片已经五六年，印象里只有《生死抉择》是全国各个系统交叉下了文件的，“只要你不是社会上的游民，甭管你是在银行工作，还是在大街上扫街，只要你有收入，都能看到”。

《生死抉择》2000年在全国赢得了上亿元的票房。

小L的经验是：“没人告诉你肯定会下文件，”剧本创作时要报批，电影局给影片签发了通过令，也就是认可了这部电影，你可以拿着通过令去找“相关部门”，对方觉得有所需要，“下文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正因为“没人告诉你肯定会下文件”，主旋律跟商业片一样：一要拍得快；二要拍得准。“快”是指政治敏感性，第一时间想到有关部门需要弘扬什么，并且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影片拍出来：“准”是指电影的针对性强，“非左即右”，不能把主旋律写成一个商业片。

《丛飞》不快也不准，影片更多地写丛飞跟妻子、父亲之间的关系，“没有表现丛飞跟孩子的接触，只用翻照片的形式代替”。刘春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增加了一个“主旋律”镜头：丛飞在病床上宣誓入党。但还是没有人给她“下文件”。

“有些文件拿了跟没拿一样。比如团委的文儿就没用，比如妇联的文儿就没用，工会的稍微好一点。排名最靠前的就是教委的和中组部的，因为除了《生死抉择》以外，主旋律在2004年以前最大的观众就是学生。”小L说，这几年教委治理乱收费，想从教委拿文基本上没戏。“主旋律”基本是争取系统发文观看，比如检察院、高等法院给《马背上的法庭》下文，缉毒署给《缉毒警》下文……丛飞是歌手，组织其他歌手们观看，明显不现实。

影片最终没有拿到推荐观看的批文。刘春晓和冯潇楠决定，不如去商业院线发行。

这时已经是2006年11月，各大影院排片安排是：《夜宴》、《墨攻》、《黄金甲》、《伤城》……《丛飞》肯定没戏了。

《丛飞》坚持要上也是可能的，“没戏”是指院线不会跟片方保底分账，片方可以花钱租影院的场地，无论是否有人来观看，场租都必须得交。想收入的惟一方式，就是组织包场放映———《丛飞》在商业院线里，又得到了“主旋律”的待遇。

没法在全国包场，刘春晓尝试在深圳做组织观看，毕竟共青团深圳市委是影片的投资方之一。此时她又发现一件要命的事，“深圳包场放映出过事”。

2004年，深圳有关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中学生在上课时间自费买票观看李倩妮（小名妞妞）主演的电影《时差七小时》。媒体连番追踪，挖掘出妞妞其实是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的女儿，她不仅是女主角、编剧、小说原著作者，还是影片制作公司的总经理、法人代表，并拥有该公司的巨额股份。“妞妞事件”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深圳市委常委会议不久表示，“此事不仅对李意珍，对市委、对市几套班子领导人和全市领导干部都是一次深刻的廉洁自律教育”。从此，深圳几乎没有下文组织观看电影了。

刘春晓原本的底线是，在2007年4月20日丛飞周年忌日上映。但还是没有院线给他们腾出时间———4月20日，上映改成了记者发布会。

冯潇楠甚至想到了卖“爱心拷贝”———企业出资冲印影片拷贝，拷贝字幕前，打上企业名字。虽然投入资金并不算多，但没有商家感兴趣。直到现在，爱心拷贝只卖出去一个，还是记者招待会上，深圳团委帮忙卖出去的。

 

●“对主旋律支持是逐年增高，你立项的时候会受到电影局、当地政府、电影厂的支持，支持不仅是道义上的，而是资金上的保证，拍完后还有奖励，政府鼓励你的创作积极性。这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变成了一套很完整的鼓励系统，这个系统基本上是从主旋律口号提出之后就开始成立了的。”

——主旋律口号提出者之一，现《电影》杂志主编赵葆华

●“主旋律是电影界首先提出来的，贯彻主旋律要符合艺术规律，好莱坞的主旋律非常巧妙，懂得如何宣传美国精神，用故事、人物融解掉、融化掉。我们过去有些影片可能故事性弱、人物性格弱……影响了主旋律的弘扬，但这不是主旋律不好看。”

——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梁光弟

●“关于主旋律曾经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从１９８７年到现在有多少定义根本说不清楚，‘三性统一’，从最早的文艺定义开始；‘百花齐放’，这是一种；然后‘双百’；然后是‘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是‘三性统一’；然后‘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三贴近’也是一个……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存在。‘弘扬时代精神’，大概就是‘主旋律’的意思，这是社会的责任。但你要说谁给它一个科学的界定，我觉得没有。”

——电影局文艺处副处长陆亮

遵照邓小平指示，话剧《决战淮海》删去了３封电报的情节。

１９８７年，１７岁的山西孩子贾樟柯和他的同学，每月能领到学校发的１元钱，他负责拿这笔钱组织大家包场看电影。贾樟柯组织的都是奇奇怪怪的香港电影——一点也不像学校组织的包场。

 

“为文化安全坚守阵地”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２年）

１９８７年，刘星在总政话剧团做编剧，他跟团长所云平、编剧王朝柱编了一出话剧《决战淮海》，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评价说：“在不到两个小时时间里，见战争风云，见心灵震撼。一位国民党起义军官说，就是国民党看了，对自己的失败也是服气的。”

话剧演了七十多场，《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称其为“一部电激雷鸣的史剧”；但国外媒体从话剧里看出了更多的“政治含义”。

“１９８８年春节，邓小平同志接见中央军委几位领导时问他们，有没有看过话剧《决战淮海》，大家都说看了。问：如何。曰：很好。小平同志拿出一份密参，法国记者写的，大意是：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否认斯大林主义风潮，在中国出演的话剧《决战淮海》是扬邓抑毛的。剧中有一个重要情节，由于毛泽东和淮海战役总前委关于如何攻打黄维，意见不一致，往返了３封电报……邓小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打得很好，但都是毛主席指挥的，不要写这３封电报。”刘星说，“现在回想起来，小平同志１９８８年已经意识到后来苏联解体、政治风波是早晚要来的，这是提醒我们文艺工作者不要授人以柄，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现在看来，坚持主旋律，就是为国家文化安全坚守阵地。你说主旋律的提出，是不是非常及时呢？”

刘星和其他编剧对《决战淮海》进行了修改，删掉了“电报情节”。

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思潮。

３月，现任《电影》杂志主编的赵葆华从长影厂调到北京，帮助刚上任的电影局长滕进贤在全国电影会议上设计口号：“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主旋律”概念。同时被采用的另一个口号是“三性统一”——即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当年这些电影口号，现在都成了全党的口号。”赵葆华说。

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刘星，开始翻着日历搞主旋律创作：再过一年是１９８９年，新中国成立４０周年，他决定做一部话剧《开国大典》。

这个点子在饭局上遭到了张笑天、张天民等人的“反对”，张天民说：“这么好的主题，做话剧影响面太小了，当然该做成电影。”大家提到西影厂也有这个打算，于是有了长影和西影一起投资《开国大典》的构思。

刘星带着《开国大典》的剧本初稿到了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刚好出差，刘星等了７天，一个姓郑的副厂长才见了刘星。他把剧本甩到刘星面前，问了三个问题：“你这里有中心事件吗？你这里有主要人物吗？”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这种东西现在有人看吗？”

１９８８年，电影圈流行着一句话：“谁拷贝卖得多，谁就是爷！”

１９８０年代初，第五代导演刚刚进入电影界，拍出了很多讲究电影艺术性的实验性作品，却让影院创下了“门可罗雀”的纪录，赵葆华回忆：“田壮壮的《鼓书艺人》拷贝大约不超过１０个，李小珑的《鼓楼情话》甚至出现了零拷贝。”

艺术片卖不出去，各制片厂开始大规模创作娱乐片：《智斗美女蛇》、《无敌鸳鸯腿》、《东陵大盗》……这些“枕头加拳头”的高刺激娱乐片，虽然内容粗糙、情节牵强，却造成了另一种拷贝奇观——每部片子都能达到五、六百个拷贝。

１９８９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娱乐片大潮，电影领导部门分成两个阵营，从“艺术片还是娱乐片”演变成了“主旋律还是娱乐片”：电影局长滕进贤强调主旋律创作，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支持娱乐片主体论，强调“娱乐片主体不会与社会主义文艺主旋律构成矛盾，应当纠正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

１月２５日，《中国电影报》头版头条，以《主旋律？！娱乐片？！》为题，刊登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一年后，陈昊苏调离广电部，调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陈犀禾说，面对娱乐片的第二次高潮，国家开始在拍摄经费上对主旋律影片提供支持：“１９８８年１月广电部、财政部决定建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四年里资助了《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等六部影片，总金额为１００５万元。”

长影厂最后决定单独投资《开国大典》，张笑天、张天民、刘星、郭晨共同担任编剧。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开国大典》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４０周年的献礼片，在全国范围内公映。此后，《大决战》、《焦裕禄》、《巍巍昆仑》等一大批主旋律作品公映，中国电影市场正式成了主旋律的天下。

 

贾樟柯一直以为电影只有两类：打打杀杀的香港片；反映改革的国产片。直到偶然在一家小影院看到陈凯歌７年前的《黄土地》，他第一次知道电影也可以这样拍，原来劳动也可以不被讴歌。１９９２年，贾樟柯正在准备第三次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五个一” 怎么就不好看了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２年，刘忠德就任文化部长——他其实一直想当的是教育部长。

当年在香港电影里打打杀杀的港台明星们，已经杀到了内地。刘忠德上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狠抓“港台风”：“很多人提出让文化部、宣传部发一个文，把港台歌星和低俗选美给禁掉。”

刘忠德不主张使用行政命令：“文化部、宣传部两个部委的人加起来，就算２４小时不睡觉，也管不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他把行政命令用在了媒体上：不许中央媒体包括大报和地方省市报刊登港台歌星的演出广告和消息。

这个“行政命令”以新闻的形式发在南京一家中等日报上——仅仅一个小豆腐块，就导致江苏两台港台歌星演唱会夭折，负责的老板撤资。

三年后，中国电影庆祝９０周年，刘忠德被邀请参加了电影界的影视座谈会，他没有想到这是一次批判大会。

“大家说电影非常不景气，领导没有及时遏制电视的发展，他们恨不得让我下道命令，把电视机都砸碎。” 刘忠德说，到场的编剧、演员、导演、厂长纷纷将矛头指向了他。

刘忠德没有把电视机都砸碎，也没人把刘忠德砸碎，会议的结果是刘忠德让电影人去仔细想想，电影为什么被电视冲击了几十年还活着。

１９９５年来声讨电视并不客观，国产电影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滑坡，到这一年出现了短暂的高潮——海马影视创作中心解散，王朔等一大批作家从电视剧回归电影，《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及《红粉》四部国产片，进入包括好莱坞大片在内的票房榜前１０名。

高潮仅仅维持了一年，１９９６年３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后来被人们称为“长沙会议”。

会议在“五个一工程”之外，启动了“九五五○”电影精品工程。“九五五○”是指，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每年１０部、共生产５０部“精品”。

“一部主旋律电影至少有５种资金支持。”电影局文艺处副处长陆亮说，九五期间，每年减免拷贝税，这项措施让各制片单位一年就能得到３０００万元的实惠；影院放映大片票房收入的５％贴补国产电影；电视台广告纯收入３％贴补电影；每年国家单独拨出１０００万资助重点影片；中影１９９６年拿出２０００万资助儿童影片。总计一年有１亿到１．５亿元投进电影。

电影产量并没有如想象般上升，１９９６年，中国电影产量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４６部，降到１１０部左右，只有儿童片猛增到２２部，占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因为中影投入了２０００万元支持儿童影片。

这一年，国务院颁布《电影管理条例》，成立了“电影审查委员会”和“电影复审委员会”，王朔的《我是你爸爸》、王小帅的《扁担姑娘》等一批电影被禁。王朔对电影灰心丧气，出走美国。留下执行导演、老搭档冯小刚，写了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被有关部门以“有违社会公认道德标准的价值观念”为由毙了。

电影渐渐成了最难通过的文艺作品。

“当时的电影审查要通过广电部，文学作品的审查直接是出版社的编辑部做了就行。” 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梁光弟回忆说，这并不是因为电影人比作家思想薄弱。

李彦在《电影艺术》上发表文章《北影厂的现状与前瞻》，提到１９９６年北影发行的一个“怪现象”：其他影片发行困难重重，只有中组部、中宣部、广电部联合发文的《孔繁森》，创下发行４００多个拷贝的记录——但《孔》的票房收入主要来源于团体票房，零售票房不足５％，而且经常满场不满座。

这时刘忠德又增加了一个委屈：“五个一”工程是他和当时的宣传部长王忍之搞起来的，但不是他们搞难看的。

１９９８年，刘忠德参加一个电影工作改革会议，一个领导提出：报告文学可以组织听，为什么电影不能组织看？

“会是在礼堂里开的，人很多，我坐在这个领导旁边，面前刚好有个麦克风，他说完这句话，我就对着麦克风问他，这个方案几年前不是就失败了吗？为什么还要提？”刘忠德记得很清楚，当时整个会场都凝固了。

在刘忠德看来，是有人错误理解了主旋律和多样化：“有人说三性统一，我不同意。毛主席说过，文艺作品应该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观赏性应该包含在艺术性和思想性里面；多样化是一种形式，否则多样化不是跟主旋律对立了么？为什么《蓝色多瑙河》一奏，人们就鼓掌呢？高雅艺术也是主旋律，也很好听。不是革命题材才是主旋律。”

大家围绕“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做起了文章：认为主旋律是内容，多样化是形式的，主张主旋律也可以好看；认为主旋律和多样化都是指内容的，认为革命题材才是主旋律。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３日，贾樟柯已经拍完了人生第一部长片《小武》——一个小县城小偷的故事。这一天，他被叫到电影局，有人举报了他，理由是“不能让这样的影片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落款是某第五代导演的文学策划。电影局的处理意见是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主旋律”已经成了人们的话语中心。

 

主旋律也有实际效益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

“有人一听说主旋律电影就认为是说教的，劝我别再写‘教材’了。这是没有感受到主旋律电影的实际效益。”王兴东说话声音非常洪亮。人们知道王兴东，是因为他几年来“大批金鸡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一批主旋律影片的编剧。更鲜有人清楚，他和太太王浙滨搞了一个“主旋律工作室”：

１９９６年长沙会议后，中国电影产量连年下滑，１９９７年下降到８８部。对主旋律影片而言，１９９７年并不是减产的一年，据陈犀禾统计数字显示，１９９７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中主旋律影片占据前１０名，其中《鸦片战争》、《红河谷》、《大转折》、《离开雷锋的日子》票房均超过千万。

王兴东做主旋律是因为胡启立。１９８７年８月，胡启立视察长影时，表示知道有人在做一个老解放车改造的电影《解放》，觉得不错。《解放》的编剧正是王兴东。受到鼓励的王兴东头也不回地开始了主旋律创作。

１９９６年，王兴东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被挖出的旧闻：撞死雷锋的战友叫乔安山。王兴东立刻关注起这个人物来，他四去铁岭采访乔安山，将这个故事写成了８集电视剧。紫禁城影业公司找到王兴东，希望他能将故事改成电影剧本。

改好的电影叫《离开雷锋的日子》。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国家教委、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发文，确定其为推荐影片。“离开”上映十多天，就创下１８５万人次观看的记录，新影联２００６年将“最高观众人次奖”颁给了“离开”。

“至今‘离开’还在北京保持着国产影片最高上映人次纪录，即使现在张艺谋的大片都没能超过。”王浙滨说。

随后，王兴东、王浙滨夫妇加盟紫禁城影业公司，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潜心研究主旋律。王浙滨主要负责影片发行：“只有拿到政府批文，各地电影发行才能畅通无阻；但也得片子拍得好，这样别人组织起来不会太费力。”

１９９８年，电影产量再次减半，只有４７部。这一年有两部电影并列国产电影收入榜首位：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傅红星的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收入都是３０００万元。

“我们有７０００万党员，一人１０元，１０００万人看就是１亿元。”王兴东不是在妄想。

２０００年，配合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党中央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廉政建设，上海电影制片厂投资百万将《抉择》拍成电影《生死抉择》。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观看了影片《生死抉择》，江泽民发表了“影评”：“这部影片给人以强烈震撼和深刻警示。表现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定决心。”

此后《生死抉择》的发行势如破竹，全国上映３个月，放映场次超过７万，观众人次突破９００万，国内票房超过１亿元，这个纪录直到２００３年才被张艺谋的《英雄》打破。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３日，贾樟柯和王小帅、张元等二十多个青年导演，被电影局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局长童刚，副局长张丕民、吴克等都参加了会议，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解禁”。

吴克宣布了广电总局１８号令：一般影片只要提供千字故事梗概就可以进行拍摄——反而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必须提供足本剧本。

“更要服务于战场”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

“如果电影讲类型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是一种类型，是区别于好莱坞电影的特殊类型片。”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始终认为，“主旋律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最有艺术魅力、最有感染力、最能打动人的。”

明振江在当八一厂厂长之前，在总政文化部任影视局局长，是广电部重点影片审片委员会的成员。在他眼里，整个１９９０年代，八一厂的主旋律电影创造了发行奇迹：“《大决战·辽沈战役》一片，中影发行拷贝超过３０００个，收入破亿。”

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加上市场化改革以及盗版等因素，八一厂引以为豪的战争场面渐渐失去了优势。等到明振江就任厂长的时候，这里已经两三年没怎么拍片了。

“观众说主旋律不好看，其实是说我们有些主旋律制作得不好看。八一厂近年拍摄的《太行山上》、《我的长征》等，只要你能走进影院，真正耐心坐下来看，是耐得住看的。”明振江的判断是：越是主旋律的，越要在制作上下功夫，“防止题材决定论，防止简单地图解政治意图”。

２００１年，明振江上任后做的第一部电影《冲出亚马逊》，就“不像”八一厂拍的：两个特种兵在丛林里的遭遇，从士兵入手，借鉴了好莱坞的动作模式。

让主创人员兴奋异常的是影片“创造盗版奇迹”，公映不到一周，市面上出现了六、七个版本的盗版光碟。

《冲出亚马逊》之后，八一厂的拍片指导方向，从完全写历史事件转变到写人。

“继《冲出亚马逊》之后，《惊涛骇浪》、《太行山上》都得到了金鸡奖，这在电影圈是一个奇迹，没有一个厂能连续三年得到金鸡奖。”明振江说，“惟一的遗憾”，是这些影片在票房上比不过商业大片——此时八一厂不仅要面对美国大片，还要面对“中国式大片”。

２００２年张艺谋投资２．６亿元的《英雄》上映，媒体的报道落在两个焦点上：过亿的数字游戏；“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主题。

２００３年八一厂投入２６００万元拍摄《惊涛骇浪》，是该厂使用特技最多的一次——但跟上一年的《英雄》相比，投资只是其十分之一。

《惊涛骇浪》上映时碰上ＳＡＲＳ，影片最后收回１６００万元票房，但“在影视频道播出时创收视新高”。

“主旋律商业化我们是做不到的，《惊涛骇浪》你能选择见死不救吗？你能选择懦夫当主角吗？你能让大自然战胜人类吗？你能选择一个刁钻的主题吗？再看人物，你能在大的灾难面前，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吗？你能去无病呻吟吗？你要是演周恩来，必须神似、形似，不能说谁有票房让谁演的。”现任八一厂副厂长的刘星对此忧心忡忡。

主旋律电影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实际。

２００５年八一厂推出《太行山上》，认为最好的放映时间是８月１５日到９月１日，千方百计找院线要到了这段时间，却拿不到好的场次，不是上午１２点前，就是晚上１１点以后。“片子还没放完，美国大片就涌上来了。”刘星说。

明振江把麻烦部分地归咎于八一厂没有独立的发行机制和院线。

八一厂是现在为数不多保持着采购买片方式的制片厂——总政宣传部门每年采购１５０多个节目，其中国产影片１００多个，大约采购拷贝五六千个，以保证每个战士每周能看一次电影——部队是看片最多的一类观众，但仅仅依靠这种免费放映，没法收回成本。

《太行山上》投资４０００万元，收回了５００万元，《长征》投资２５００万元，收回１０００万元。

“八一厂也在改革，但我们毕竟是军队编制体制，我们的作品要适应市场，更要服务于战场。”明振江说，现在八一厂正在紧锣密鼓地创作《８月１日》，作为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的献礼片。

（风端、虞晓毅、张小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主旋律大事记

○ １９８７年３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电影局长滕进贤第一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

○ １９９２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设立“五个一工程”，“五个”分别是：戏剧、电视剧、电影、图书、理论文章，同时对相关组织部门授予组织工作奖。１９９５年起，增加歌曲、广播剧评选，但“五个一工程”名称不变；

○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思想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申“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表示弘扬主旋律，应该大力倡导“四个一切”；

○ １９９６年３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九五五○”电影精品工程；

○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在全国电影创作会上表态，一切反映真、善、美的影片都属于主旋律影片。

 

 

近年来，名作家的著作权侵权案突然增多了，这些天又爆出作家龙一起诉石钟山著作权侵权案。北京的一家法律杂志社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有法学界与文学界人士参加的研讨会，主题为“保护著作权，要从名人做起”。由于也在受邀研讨之列，我把龙一的小说《潜伏》与石钟山的小说《地下，地上》认真地通读了两遍，想了一些平时不会想的问题。不能否认的是，石钟山小说的“地下”部分，在设置背景、故事主要模式、男女主人公的主导性格上，与龙一的小说确有相似处。 这些相似处也可基本认定，石钟山在创作《地下，地上》时是受过龙一小说的影响的。但这种“影响”，能否被定义为“抄袭”，是值得商榷的。

对“抄袭”法律已有定义，我想说说文学上的“影响”。我们知道，文学、艺术、学术、思想从来都是在互相影响中成长起来的，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作家相互影响的历史。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或多个文学上的“父亲”，后来的作家要想被人认知，只有将前辈优秀作家或优秀作品中一些不重要的特征在自己的作品中强化，并将这种风格发展到极致，让读者看来，反倒像是前人在摹仿“我”。作家从来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而这种影响有时不仅不会损害作家的独创性，还会使他更富有独创精神，因为他要走出“父亲”的阴影。西方有个文艺批评家叫哈罗德·布罗姆，专门就此写过一本书，叫《影响的焦虑》，说的就是文学创作中的这种影响，这本书被视为近三十多年来最有创见的文学理论。

落实到一部小说的故事模式，这种影响同样存在。是不是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写了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模式，后人就不能再写了？肯定不是。可以说千百年来中西文学已经写尽了大多数的故事模式与主题。特别是婚姻爱情的主题，无非是他爱她，她不爱他，她又爱上了另一个他等等。再比如一个武则天，有多少作家同时创作过，写来写去故事母题无非还是那些故事，难道我们能认定他们在互相抄袭吗？肯定不能。

然而文学史又是无情的，你最先创造了这个故事的母体，文学史不一定记录你，它记录的永远是将这个故事母体创造得最为丰富、最为深入的那部作品。在《三国演义》以前，也有很多三国故事的小说话本出现，但历史记住了《三国演义》，因为它将这个故事母体发挥到了极致，后人无法超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故事母体只有在诞生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作品并被广泛认可后，这个故事母体才真正到了寿终正寝的一天。所以索福克勒斯在写了《俄狄浦斯王》后，人们不愿写这个故事了，不是因为有什么法律规定，而是你无法超越这部作品，你写了也会被淹没掉的。文学世界中，也有法官，这个法官就是时间，谁能经得住时间的淘汰，谁就能真正胜出。

由于近些年出版的产业化与文学的影视化，每一部文学作品被诉侵权案的背后，往往会有巨大的利益驱动。我曾与一个律师讨论过，罗贯中诞生在今天，能否创作《三国演义》？他的结论是，按照今天的著作权法肯定不能。因为前有陈寿的《三国志》，更有那么多的三国小说的话本，一旦创作出版，他将面临着无数的著作权纠纷。作家诉诸官司的目的，已不仅是为了维护文学世界的创造权了，他们要的是一个故事所能带来的利益。所以法律开始越来越多地干涉甚至修改文学创作的规则了。

我记得古人有“贤人远讼”的说法，《论语》中孔子也主张“无讼”。《易经》六十四卦是有“讼”卦的，它的结论是：争讼乃凶险之事，即使因此受到赏赐，也不值得敬重。当然，这些话今天的人已经不信了，甚至连我们的作家也不信了。不过我还是想重提这些老话，这也是我看待诸如此类的侵权案的一个基本立场。

 

作者：熊秉元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自由的身影有点像是“锯齿”———找一张纸，随手由中间一撕，分开成两半，两个半张纸的边缘，通常不是整齐划一，而像锯齿一般，伸伸缩缩、凹凹凸凸，没有明显的规则可循。自由的模样，正是如此！

这个学期教《法律经济学》，班上有好几位法研所的研究生。既然是法学背景，受的当然是传统法学的训练，言语之间，我发现有些“传统智能”大有问题。我出了一个家庭作业，要学生们仔细检验：约翰·穆勒(JohnMill)在《论自由》中的名言——一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到底合不合逻辑？在实务上能不能操作？

穆勒对自由的定义，也出现在中学的教科书里，大家都耳熟能详。可是，稍稍思索，逻辑上其实很有问题：一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来界定，而“他人的自由”，又是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来界定。显然变成循环论证———听起来理直气壮，却经不起逻辑的检验，实务上也无从操作。而且，再吹毛求疵一点，中文翻译和原文其实有一点落差。穆勒的原文，精确一点的中文翻译其实是：“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其他人不造成伤害，那么他就享有行为的自由。”

在法学思想里，这是有名的“伤害原则”(TheHarmPrinciple)。观念虽然简单，在实务操作上却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譬如如果有人自残，把自己割砍得血肉模糊，算不算伤害到别人？一个人找自己的麻烦，有没有这种自由？或者，伴侣在性行为时，自虐而自得其乐，法律能不能介入？

因此，无论是中文译文或原文，穆勒对自由的阐释，都颇有可议之处。所以，当学生缴了报告，我发挥一番之后，要他们再做一个作业：如果穆勒的定义有问题，怎么阐释“自由”这个概念比较好？既然要同学做作业，我自己也开始动脑筋———对于自由这个概念，即使不能面面俱到，至少也要有一得之愚。

最明显的，是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处理抽象的概念问题，最好不要以定义式的方式着手。比较好的做法，反而是像瞎子摸象一般，借着一些具体的事例，突显相关的几个面向。看清楚几棵树之后，往往能约略琢磨整个的林相和林貌。两个具体的事例，在我脑海里浮现。

首先，是一则电视新闻报道：美国某个小城的一所国小，学童在操场上体育课。附近空旷草坪，刚好有人在跳伞。没想到，其中一人的伞出了问题，打不开，连人带伞像石块一样直接由高空坠落。学童们目睹这一幕，一片惊叫哭喊。根据新闻报道，校方立刻做出安排，让小朋友们接受心理辅导。看到这则报道时，我心里琢磨：非洲和东欧的内战里，小朋友目睹的惨状想必不少；不过，大概不会有心理辅导的资源。

另外，是英国法院最近作成的判决：发生车祸时，往往有肢体扭曲、血肉模糊的景象，过去，保险公司赔偿时，只对肢体伤害弥补。后来，目睹惨状、精神上受的惊吓，也可以要求赔偿。再进一步，亲人闻讯赶到车祸现场，目睹惨况，也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最新的判决是，亲人知道消息，三十分钟之内赶到医院，即使已经不是车祸现场，即使是在医院里看到肢体残缺所遭受的精神伤害，也可以要求赔偿！

虽然只是两个事例，而且和“自由”未必直接相关，但是，稍稍琢磨，就可以从里面萃取出一些有关“自由”的内涵。真实世界里的自由，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递移，会与时俱进。当环境里的条件改变时，一个人的自由也跟着改变。可惜，根据穆勒的定义，无论是中文译文或原来的旨意，却感受不到“变动”的这点特质。

自由变动的轨迹，其实也很清楚。广泛来说，自由是一种权利(right)，而权利变化的路径，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由实体走向虚拟。过去发生车祸，只会针对实质伤害处理———车辆的损毁、人员肢体生命的伤残，是具体明确的。然而，随着社会的演化进展，除了车辆人员的具体损失之外，还会开始处理抽象的伤害———精神上受到的折磨。

而且，由英国的判决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精神损失赔偿的范围，也逐渐扩充。由车祸现场的人员，到赶来现场的亲友，再延伸到事故后赶到医院的亲友，他们精神上的伤害，都可以得到补偿。权利逐渐扩充，自由也逐渐地扩充。当然，这种发展的背后，是社会的资源愈来愈多，有条件支持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抽象来看，自由的身影有点像是“锯齿”———找一张纸，随手由中间一撕，分开成两半，两个半张纸的边缘，通常不是整齐划一，而像锯齿一般，伸伸缩缩、凹凹凸凸，没有明显的规则可循。自由的模样，正是如此！

随着社会的进展，人际之间有诸多摩擦和冲突出现，借着处理这些摩擦和冲突，人的自由被断断续续、点点滴滴地雕塑和再雕塑。常出现问题的部分，会被斧凿得精细一些，否则，就可能长时间不变。可惜的是，这些对自由(和权利)的体会，在穆勒的定义里却完全感受不出。

最后，香港最近的一个判例，可以更精致地烘托出自由的(某些)内涵。为了处理性骚扰，世界各地的公私机构，纷纷通过相关的规定。可是，原则性的规定，碰上具体的事例，要怎么适用呢？“眼光不能注视女性胸部过久”，是规定之一。不过，什么是“过久”？香港法院最近的判决是：眼光不能停留在女性胸部超过“七秒钟”！

那么，眼光可不可以在第六秒时移开，过了一秒钟再移回来呢？到底有没有这种自由，穆勒大概帮助不大，可能要等下一个官司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在１９５７年前后 

——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6号到7号在普林斯顿大学成功举行，本文是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在大会上的发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习惯于把若干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然后说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人来说，五十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时间长度。 

１９５７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全名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的进攻”（简称“反右”）的那场运动到今年五月，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无论全名还是简称都极具中国专制特色：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号召全国人民来反击占人口百分之零点一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然后强行剥夺这些人的正常工作去劳动改造。 

五十年来留下了一些反右的文字：右派数量的统计，右派个案的描写，运动前后历史档案的解密，阳谋还是阴谋的争论．．．比较遗憾的是，这么多文字里面，几乎没有看到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性格弱点对这场运动的影响，运动又加重了这种性格弱点，并继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夸张地说，这场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此后的五十年间，这个阶层在整体上几乎没有再发出象样的不同声音。使共产党政权从此更加肆无忌惮轻而易举地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发生最荒唐可笑的文革浩劫只是时间问题了。 

反右是当时中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政治镇压；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这种迫害和镇压，当然主要源自外部原因，但也并非没有其自身的因素。本文主要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来探索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和必然，旨在总结历史经验，避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蹈覆辙。 

二，纵向分析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 

精神上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翻开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的文字史，很少看到“独立”“自由”的思想火花。近代虽然有过１９２０年胡适等七人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有过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储安平的《客观》《观察》周刊，有过１９４７年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有过五十年代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做学问态度，但这些声音从未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调。 

组织上需要皇帝，渴望被领导。这一点是上一点的自然顺延，也是必然结果。“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人生选择。他们脑子里都有一篇向皇帝表明心迹的《出师表》，内心深处祈望皇帝能“谘诹善道，察纳雅言”，然后委以重任，他们愿意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道德上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做人标准，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奉行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旦“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通，或在官场上遭遇挫折，多数人会激流勇退，标榜“出污泥而不染”，从此退居山林，不问政治，消极遁世做隐士，静待下一任明主“三顾茅庐”。 

４９年以前的国民党政权虽然也是极权制度，但还给知识分子一点说话的空间；其它党派虽然不能执政，但可以不受执政党的领导；骂政府的话虽然难听，但鲁迅的书还让你出．．．当时的储安平已经看到，“国民党的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很难看到这一点，他们坚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做得好，因为当时共产党在这方面信誓旦旦。 

４９年开始随着共产党由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所做所为开始逐渐背离它原来主张宣传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到５７年前，它的一系列针对外部敌人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肃反；针对内部对手的高（岗）饶（漱石）案、潘（汉年）杨（帆）案、胡风案；针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喜饶嘉措大师批判、虚云大和尚批判，已经开始使人恐惧、寒心。但当时共产党的政权尚不巩固，还不能一下子走到极端，还需要一点门面。应该承认，５７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点言论自由的，不过空间已大大缩小。敏感的知识分子们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不开心，憋着一口气，他们开始小心翼翼，说话谨慎，他们需要而且必须见风使舵，窥测方向。 

５７年共产党居然让知识分子说话了，皇帝赏脸了，而且是鼓励、纵容知识分子说话，说不满的话，难听的话，这让知识分子们兴奋不已。３月２４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歌颂共产党的开明开放政策，希望共产党创造一个让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说话的社会环境。没想到共产党不给知识分子面子，甩手一个大耳光，费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信号弹。这次是名副其实的“蜜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几个月，以致关于这场运动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争论了几十年。 

当然也应该看到，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尤其是一些大右派，大多在早年受过儒家启蒙，后又受到西方民主的熏陶，超时代超朝代的普世价值比较符合他们的思想和期望，这在极大程度上与共产党的理念是相左的。 

５７年后的状况比较清楚了，经过这场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集体鸦雀无声。只有极个别的如林昭，“每当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如写《新人口论》遭批判的北大校长马寅初，５９年仍敢《重申我的请求》：“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后果更为惨烈，林昭被从肉体上消灭，马寅初的观点一直到中国人口爆炸成灾后才被承认。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无论是五十年前还是五十年后，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反复强调自己公开和骨子里都不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那个未被摘帽的“五大右派”之一的罗隆基说得更明白： 

尽管我是资产阶级，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对我有什么好处。 

而费孝通则在《认罪书》中坦承：“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从此永远老老实实跟着党走”。 

许多右派当年遭遇厄运一开始虽觉冤枉，但经反复批判斗争，教育洗脑，后逐渐自觉对不起党和人民，自觉应该彻底改造思想转移立场。因此，当有一天党给他们摘去帽子时，他们从心里感激涕淋，为回到革命队伍欢欣鼓舞。直到有一天上面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他们的激动达到了高潮。他们从未把自己看作独立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关系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的说法完全认同。这跟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当建国初期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甘心成为共产党的附庸，其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成为共产党的部长，享受４至６级待遇，不仅有住房小车，还有勤务员厨师，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发出独立声音的权利。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章罗）之所以还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声音，既有“五四”以来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影响，也有他们个人人格的作用，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专制面目也是一步步暴露的。 

三，横向比较： 

在西方，我们常能听到“我思故我在”，“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类独立自由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出现过，中国知识分子似乎缺少这方面的传统。即使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春秋“诸子百家”唐代“贞观之治”，也只是统治阶级一时的宽宏大量；百家争鸣，所争所鸣多为不同的治国谋权之道。在中国，知识分子相信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做人准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前苏联有七十多年的共产极权统治，东欧这样的历史也不短。但对比苏联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写《日瓦格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捷克写《玩笑》的昆德拉，中国巴金在《忏悔录》中的“说真话”要弱了很多，刘宾雁表现的“第二种忠诚”使我们感情上动容落泪理智上却无法认同；同样是剧作家、异议人士，中国高行健的《绝对信号》、《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剧多满足于形式技巧方面的突破创新。捷克哈维尔的剧本也注重形式革命，但他的《备忘录》《越来越难集中精神》等更关心思想内容和对大众的启蒙。前者是在法国，是在获诺贝尔奖后才发表《没有主义》的思想宣言，后者则在国内，在极权统治的七十年代中期，即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和参与起草《七七宪章》，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前苏联在五六年就开始比较彻底地否定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像至今还高悬在国家象征的天安门城楼上，而朝暴君像上泼污的勇士却被自称反专制的学生扭获送公安局判重刑。同样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已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出于良知，以其大无畏的勇气、敏锐深刻的分析，和共产党集团彻底决裂，写出了《新阶级》这本批判共产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著作。相近的情况有匈牙利的卢卡奇，东德的布洛赫，而波兰哲学家科瓦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潮》在当时的西德则几乎成为文人学者案头的必备之书。在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我们不断听到类似的反抗声音：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变，布拉格之春。据统计，波兰每十年就有一次被称为“动乱”的反抗极权制度的运动。中国似乎正好相反，每七八年极权制度就有一次对文化的批判运动。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反抗极权统治的次数、规模以及鲜明、彻底，都远远超过中国。那些国家极权统治者的妥协让步以至最终的颜色革命，一方面是整个欧美民主力量的强大影响使然，另一方面也应该看作本国反抗者一代一代反抗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也随处可见。 

另外，在西方，“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这样定义：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当然，他的知识分子概念不是我们中国几十年来划分成分时所依据的学历、职业等标准，而是沿袭西方传统，特指有知识者中对思想感兴趣的那部分，并不在乎其学历的高低或是否从事某些职业。按照这个标准，反右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可以算，反右以后就几乎没有了。而在反右中对共产党表达过不同意见并被打成右派的人并不等于知识分子。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九九三年三月，即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在德国杜塞尔道夫举行了一次有关东德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一位西德的知识分子认为，用“知识分子”一词来谈论东德的某些人，他分析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 

四，也算结论 

许多理论学者过分强调中国极权制度的专横强大――尽管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忽视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性格弱点。是的，当代中国极权制度的过分强横，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整体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软弱；同时由于后者的过分软弱，客观上助长了前者的强横。这种关系有时显而易见，有时十分微妙。经过５７年这场运动，这个政权的专制特征已经彻底暴露，那层虚假单薄的民主外衣全部撕去。这场运动期间，自感已经坐稳江山的毛泽东直言不讳，“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鲁迅在今天不闭嘴也得坐牢”。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从中觉悟到什么，他们依旧不清醒。更为不幸的是，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可贵品质几乎被消灭殆尽，而本已暴露的性格弱点则迅速膨胀，许多人还积极参与了为极权统治者树立丰碑的工程，但同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一方面，我们听到极少数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５７年发出的勇敢声音，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革命样板戏等也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作，而且很难说这不是创作者的肺腑之言。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过一个“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还是那则伊索寓言：中箭濒死的大雁发现猎人射死自己的那枝箭，正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这就是悲剧，这就是大悲剧。中国知识分子在５７年前后以及延至今日的整体遭遇，用这个比喻十分恰当。 

我们没有权利去苛求前人，更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在极权制度下发出反抗的声音。对那些在专制年代里发出过声音的许多志士仁人，我们充满了钦佩和尊敬，我们会永远记得和张扬他们。过去，马寅初、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等许许多多永垂不朽的名字，今天，独立中文笔会的出现，成都草堂读书会的存在，刘晓波、章诒和、焦国标的文章，高智晟等人的法律维权，丁子霖、蒋彦永、李大同、卢跃刚等不同的抗议声浪．．．都是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我们之所以作上述那些分析比较和结论，完全是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极权统治。 

试想一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如果有１０个焦国标，１００个蒋彦永，１０００个李大同，１００００个章诒和，中国会怎么样？

 

二零零七年以来，温家宝一改其弱势总理的形象，积极在内政外交方面展示其理念与掌控能力。

一届任期将满，温家宝一直被西方和民间认为是中共有史以来最软弱的一名总理，他的权力不仅比不上作为“不倒翁”安然度过毛时代惊涛骇浪的周恩来，也比不上个性鲜明倔强、在经济领域频频施加铁腕的朱鎔基。周恩来长期牢牢控制国务院系统，还有其独立的情报渠道，而且对军方具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朱鎔基则有财经系和上海帮两大山头的背景，且在民间颇具声望。而温家宝长期在中枢担任中规中矩的高级公务员，并没有一群个人的心腹和团队，虽然名为“总理”，却仅仅是胡锦涛的“管家”而已，他所做的工作大致只能算是国务院秘书长分内的工作。

为了改变此一弱势总理的形象，温家宝开始在经济领域整顿房地产，配合胡锦涛整肃以陈良宇为先锋的上海帮，并积极制定一系列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亲民政策。但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核心是中共一党独裁的问题，温家宝根本不敢去触动，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连赵紫阳的名字都不敢提及，又哪里有魄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呢？于是，留给温家宝稍稍能够有所作为的，便只有外交领域的一部分了。

二零零七年两会前夕，温家宝罕见地高调发表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新华社发表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重新提出赵紫阳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坚持这个方针，就要抓住机遇，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这一思路显然与胡锦涛“大国崛起”的雄心壮志背道而驰。

胡锦涛的外交思路直接承接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胡锦涛梦想成为第三世界的霸主，不惜重金收买一批非洲国家，二零零六年在北京召开“中非峰会”，非洲四十余国领导人聚集北京，让胡锦涛产生了康熙乾隆时代“万国来朝”的虚荣感。据说当胡锦涛发表讲话时，礼宾人员要求非洲各国元首起立倾听。小国元首倒还罢了，像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样的大国元首，本人也是长期执政的强人，当即表示抗议，不愿受此屈辱。胡锦涛为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不顾本国大部分国民无医疗、养老保险及不能义务教育的境况，大笔一挥便免除了非洲国家百亿的债务。对于这种败家子式的做法，温家宝内心并不认同。

胡温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异，还体现在对日外交上。胡锦涛在两年前纵容和鼓动民间的反日狂潮，试图以此缓解国内的压力，转移民众的视线。殊不知，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狂热的民族主义对于创建真正的“和谐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达两年中国对日外交陷入僵局，温家宝遂在日本首相易人之后访日。温家宝在日本竭尽各种亲民的表现，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的好感。他还在日本议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日本战后的和平与民主的发展道路，尽管关键一段话在现场被“无意”漏讲，但在公开发表的讲稿中却黑纸白字地写得清清楚楚。温家宝等务实派眼见美日联盟日渐稳固，只好对日以怀柔为主。

胡锦涛以毛主义主导外交，自然会重用红卫兵外长李肇星。而温家宝崇尚实用主义外交，自然不能让李肇星这个泼皮无赖在国际舞台上长期败坏中国的形象。温家宝在这篇文章中多次谈及“文明”一词，而李肇星恰恰便是“不文明”的代表。于是，在新一轮的国务院人事调整中，任期未满的李肇星终于被温家宝逐出内阁，代之以相当温和、形象也颇为方正的杨洁篪。李、杨二人都曾任职驻美大使，在美国外交圈子里，一般认为，李作风粗暴野蛮，杨则温和圆滑，后者更能为西方所接受。

李肇星虽然毕业于北大，但他与毕业于清华的胡锦涛一样，在毛泽东时代，根本得不到文明的教育，他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当中，蛮横、固执、斗争哲学占据了主导位置。这也正是为何当初大部分人都不看好李肇星，胡锦涛却要对其破格录用的原因，臭味相投也。李肇星有“三反”：反美、反日、反台；亦有“三亲”：亲俄、亲第三世界、亲一切独裁国家。这“三反”、“三亲”，自然能与胡锦涛获得共鸣。

胡锦涛从骨子里亲俄，企图继续联俄抗美。这种幼稚而愚蠢的看法，温家宝更是不会赞同。李肇星的反美、反日、反台，有关言论满坑满谷，而其亲俄言论亦让国人大跌眼镜。据《新京报》报道，二零零七年三月三日政协开幕会后，众多记者包围住了正要步出大会堂的外长李肇星。在拥挤中，一名记者的话筒被挤掉，李将话筒拣起来，严肃地对记者说：“这是国有财产，你们要注意一些。”于是，有马屁记者将这一细节当作“两会佳话”来大肆渲染。然而，当被问及俄罗斯政府损害在俄经商的中国人这一问题时，他却无比冷酷地回答说：“这个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大国，都有自己的国情。”

二零零六年年底，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自策划下，俄罗斯政府宣布六八三号政府令，规定至二零零七年年底，外国人将被禁止从事零售业，全国一百一十五个露天市场将被关闭。外国公民还被禁止从事酒类和药品贸易。当局还将紧缩劳工签证，限制外国人在俄罗斯的工作机会。俄罗斯政府突然颁布的法令，极大地损害了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和劳工的权益。据统计，受到波及的有超过十万名中国商人和接近一百万名中国劳工。许多长年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商人被迫挥泪大甩卖，损失难以计算。他们本来希望母国政府站出来说几句话、争一点公道，不料一向以对西方强悍著称的李外长，摇身一变却成为俄国的政府发言人。

李肇星的这句话，让百万离乡背井讨生活的同胞欲哭无泪。近年来，俄罗斯国内种族主义日渐泛滥，其政府对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态度极其苛刻。此次新法令出台，明显就是为打击在这些领域内一支独秀的中国人。长期以来，在俄罗斯经商和务工的中国人根本得不到中共使领馆的照料和帮助，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幸亏中国人的生存能力非常顽强，他们就像野草一样，无论到了哪里都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从李肇星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中共长期标榜的“爱国主义”根本就是谎言。俄国从来不把中国放在眼中，对于旅居俄罗斯的中国人，简直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中共虽然叫嚣“大国崛起”，但在雄风不再的俄罗斯面前，仍然像小爬虫一样战战兢兢。中共本来就是苏联老大哥豢养和扶植起来的儿子党，其颠覆国民政府、篡夺历史正统的每一个步骤，都得到老大哥的大力支持。中共建政之后，外交政策自然是向苏联“一边倒”。为讨好老大哥，横暴阴毒的毛泽东在更大的暴君斯大林面前，如同龟孙子般点头哈腰，并大肆出卖国家主权。

近代以来，为祸中国最深的“邻居”，不是日本，而是北极熊。日
本侵华史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一九四五年在二战中战败投降，此历史终于戛然而止；而俄国侵华史则长达一个多世纪，虽然苏联及共产制度已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灰飞烟灭，但迄今为止俄罗斯仍然在欺凌中国人，蚕食中国的土地和资源。

在江泽民时代，中俄两国勘定国界，中方作出重大让步，割让给俄罗斯大片土地，其面积相当于九十个台湾岛。中共企图以此来实现“中俄联合抗美”的战略意图，并在俄国在支持下独立于世界民主大潮之外。然而，俄国在近代以来的外交史上，从来都是背信弃义的流氓，一旦获得好处之后，立即便将中国晾在一边。江泽民耗费巨资设立“上海合作组织”，试图拉拢俄罗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肇星写过数以百计的“爱国打油诗”，也自嘲地说过，虽然本人长相不怎么样，却不曾埋怨过母亲。但是，他所谓的爱国，其实是爱独裁党，以及独裁党的领袖，当然还包括领袖的情人；他不会爱那些旅居海外“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同胞，更不会关心他们被侮辱和被掠夺的命运。他“宽宏大量”地体谅作为“大国”的俄罗斯的“国情”，金口一开便将百十万同胞的权益白白牺牲掉了。

正是看准了中共长于虐待本国百姓、视百姓如猪狗的本性，俄国方敢于如此出台强盗政策。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人和劳工赴俄罗斯创业蔚为大观，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朴实，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俄罗斯本地民众却认为正是这些黄种人的涌入，使得本地人的就业出现困难。于是，“排华论”逐渐在俄罗斯国内甚嚣尘上，俄罗斯光头党杀害中国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多次出现警匪勾结绑架勒索中国人的案件。然而，中共当局对这一切从来都不闻不问。央视“同一首歌”剧组，花费巨资到海外统战，到处演唱歌曲“我的中国心”，以此煽起某些游子的爱国之情。但是，“爱国”只是中共的一场数十年不变的“秀”，中共需要人人都爱它，却从未爱过哪一位海内和海外的同胞。

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公民组成的，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为公民服务，这种服务当然包括为旅居海外的本国公民服务。一个不能保护侨民的政府，其合法性值得怀疑，当然更不值得大家去“爱”。昔日，当印尼的排华屠杀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只是轻描淡写地表达了一下“关注”；今天，俄罗斯悍然宣布驱逐中国商人和劳工的时候，李肇星仍然是无耻而冷酷地说了一句“不可一概而论”。这样的政权当然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尽管“和平崛起”的号角吹得震天响，但中国人在国外所遭受的歧视却依旧。李肇星一语道破了天机：在这张爱国脸谱的背后，却是一副卖国的嘴脸。比起北洋时代的被五四学生唾骂的卖国贼“曹章陆”来，李肇星的卖国本领不知进化了多少倍。

温家宝将李肇星赶下台，实在是该红卫兵外长形象过于恶劣、能力过于低下。温家宝要在外交领域部分实现其意图，就必须将李肇星撤换。否则，作为国务院“第一部”的外交部，温家宝无法有效管理，而只能是“圈外人”。温家宝固然无法在对美、对港、对台的政策方面作出重大的调整，但局部的微调是可以尝试的。至少，杨洁篪出任外长，标志着温家宝对外交政策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也标志着中共当局会更为明智与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并承认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的无可争议的地位。

胡锦涛同意温家宝撤换李肇星，表明他本人在担任国家元首数年之后，逐渐认清国际格局的现实，不情愿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降低对俄国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与美、欧、日保持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胡锦涛深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几乎是靠外资投入和外贸出口来支撑，一旦与美、欧、日这些关键的贸易伙伴关系恶化，中国自身的稳定必然受到冲击。而中俄贸易目前只是一块无关大局的鸡肋。因此，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逝世，中国官方反应相当冷淡。

李肇星下台，标志着中国外交界高调反美时代的结束。虽然在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前提下，中美关系不可能步入蜜月期，但缓和的趋势是可以预期的。李肇星的下台，也是一件大块人心之事，中国人民从此不再未经允许便被这张无比丑陋的面孔所“代表”，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有希望走出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魔咒，走向更加务实和开明。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日

──《观察》首发

 

【提要：三年人祸期间，只听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没听说饿死了三千多万头牛或三千多万匹马。我们伪国家五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祸国殃民、是破坏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做人尊严！拆散美满夫妻、摧毁幸福家庭，最新例子是把师涛关起来，再逼他新婚三个月的妻子离婚！为了孩子的文盲、穷困、痛苦、愚昧而努力破坏教育，这只要看看遍布各地的金碧辉煌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和破烂的中小学校舍，看看农村几千万儿童的失学、流浪和当血泪童工。山西黑窑童工事件是国家犯罪，是执政党违宪、失职！党妈妈原来就是狼外婆，牠和黑心窑主、黑心矿主本是一丘之貉，整个中国就一间暗无天日的血汗工厂。】 

笑蜀：山西奴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令人瞠目，令人气结！ 

武宜三：更令人绝望，指对这个政权的绝望。但对上帝却充满着希望：因为这个政权已经疯狂到了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上帝让牠灭亡的日子还会远吗？ 

笑蜀：自认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对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对丑恶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丑恶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武宜三：那个后来成了诈骗犯的、红透了半边天的“儒商”就说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办不到的。人的想象力永远赶不上魔鬼的作恶，例如阳谋，例如教育产业化，例如稳定压倒一切，历来如此。 

笑蜀：那样的监工，那样的窑主，以及躲在窑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台老板，他们还是人吗？用禽兽来形容他们，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甚至禽兽不如，因为禽兽不可能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为一个产业链。 

武宜三：他们本来就不是人，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批“人性”批了几十年，所为何事？不就是为了把人变成禽兽吗？如果没有大规模的从人到兽的革命性转化，延安整风、土改、剿匪、镇反、三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血洗天安门、镇压法轮功，搞得起来吗？ 

笑蜀：而且他们吃的不是普通人，他们吃的是孩子，是那些乳臭未干，本来应该享受呵护、享受温馨的孩子。他们却被诱骗和绑架到黑窑，在监工的皮鞭下，在狼狗的环伺下，披星戴月地劳作，饥寒交迫地劳作。他们连奴隶都不如，在监工的眼里，在窑主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会说人话的动物而已，不过是牛马而已。 

武宜三：其实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眼中，中国人民统统都不过是会说人话的动物；是牛马？不对，此牛马还不如。三年人祸期间，只听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没听说饿死了三千多万头牛或三千多万匹马。 

毛高帝教老百姓一要怕不苦，二要怕不死。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关押的三千左右的“囚犯”，有近六成被折磨死了，只有六百多人活着出来，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煤矿不断地、大批地死人，是为了建设非洲基地的需要；江湖污染，多少人死于癌症，是为了赶快捞钱的需要；多少农民、城市贫民有病不能治，只能等死，是为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永远健康的需要。所以再死几千个或几万个奴工或奴孩实在算不了什么。 

至于孩子嘛，《人民日报》前记者、反右受难者刘衡老太太说：我没想到，1957年6月8日以后，党妈妈竟然变成了狼外婆，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吃掉自己的儿孙。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孩子、红色江山接班人，也在所不免。所以现在中共中央委员们据说都成了美国人的爸爸或爷爷了。 

笑蜀：这是比奴隶制还要黑暗、还要丑恶一万倍的黑暗和丑恶。而这样的黑暗和丑恶，竟发生在现代文明世界，发生在当下中国！这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甚至可以说，这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羞辱！ 

武宜三：恐怕未必，起码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章启月小姐们就一定不会这样认为。他们会像告诉亲爱的各国新闻记者“每一个被征地农民都得到合理赔偿、每一户拆迁都有合理安置”一样，也会一本正经地、庄严肃穆地告诉您：我国每一个工人和农民工都在幸福地干活着，并愉快地收取丰厚的报酬着。 

笑蜀：就不提博爱了吧，纵然可以对他人的生死不闻不问，但，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能够容忍自己的孩子落到那样的境地？但只要那样的奴工产业链存在，谁又能够担保，自己的孩子不会突然哪一天从自己的身边消失，而落入黑窑的魔爪？ 

武宜三：我比起笑蜀同志来，算是马齿徒增；但总算见识了四十年前批《二月提纲》时把“博爱”批得狗血淋头的壮观场面；锦涛同志对此当然也是记忆犹新。现在您又来讲“博爱”，当心锦涛同志会送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给您载载，到时候看您还“笑”得起来不！ 

笑蜀：那样的奴工产业链，因此不止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不止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羞辱，更是对我们，对看起来与此事似乎不相干的每个人的潜在威胁，亦即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 

武宜三：再威胁也威胁不到党的绝对领导，对于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 

笑蜀：没有哪个人应该置身事外。 

武宜三：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拉屎和放屁。温家–宝宝同志不是说过，最小的事，乘以十三亿，都不是小事吗？请问，那些关系到“鸡的屁”的砖窑大业，我党领袖和干部们当然会事必躬亲、不会置身事外的啦。 

笑蜀：不单奴役人，而且奴役少年儿童，这是对人道的彻底颠覆，这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这是一场叛乱，没错，这的确是一场叛乱，比打家劫舍更严重的叛乱，跟孙二娘与张青在十字坡开店卖人肉包子一样血腥的叛乱。 

武宜三：孙二娘比起后来成了陶铸夫人的曾志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共产党搞叛乱的历史已有八十年了，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尤优为之，早就工多艺熟。开几座黑砖窑、黑煤窑，实在小菜一碟、游刃有余，值不得大骛小怪。 

笑蜀：这场叛乱显然提示我们，当地事实上已经出于一种紧急状态。奴役罪——这个文明世界最重的罪——在当地此起彼伏地发生而得不到遏制，说明当地已经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治理，甚至已经不再属于文明世界，而已经沦陷了，成了那些吃人的禽兽们啸聚的山林。 

武宜三：中华大邦不见文明久矣，五十年多来庙堂之上盘踞的不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山大王，就是自诩为“人民的儿子”实为残民以逞的刽子手；不是口称爱国实为卖国的苏俄奸蝶，就是口称“八荣”实为“八耻”的客里空。瀛台紫阁不过是当代的分金亭、聚义厅。 

笑蜀：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基层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官员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适用举证倒置，如果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不能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当地全部的奴役罪行毫无干系，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宣布他们有罪，即便法律不这样宣布，我们也有权利在道义上这样宣布，我们就有权利，把当地基层政府、把当地官员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他们的子孙千秋万代地为他们蒙羞！道理很简单，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完全无法设想的。 

武宜三：在江泽民或胡锦涛绝对领导下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首长吴邦国委员长教训香港人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 

香港号称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看中央脸色，看“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而决定行止。山西没有一点自治权，而且就在天子辇侧，当地官员敢在整个事件中敢不看中央脸色吗？显然，这个黑窑，不，应该叫红窑，就像当年延安种鸦片一样，也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呢。笑蜀兄千万不要小觑则个。 

笑蜀：所幸，毕竟是朗朗乾坤，那样的人类毒瘤不可能永远逍遥于舆论的阳光之外，那些令人震撼的黑幕，终于大白。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这固然是不幸中之万幸，但是这还不够。如前所述，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这不是普通的法律事件，这在本质上是一场叛乱，这场叛乱威胁着我们的公共安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秩序，威胁着整个的文明世界！对这样的紧急事态，必须运用雷霆之手段，予以迅速处置！ 

武宜三：涉嫌黑工、童工的砖窑、煤矿遍布山西各地，其它省如广东、云南也有，为时数年。其实，从黑龙江到深圳，从上海到新疆，整个中国就一间暗无天日的血汗工厂。最新消息是：丢失的孩子有几千人，多位家长结成的的“寻亲联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有上海、四川、河北、安徽、山东的，还有来自新疆的。 

批示表演又热热闹闹开锣了： 

胡锦涛批、温家宝批、吴官正批、李长春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批；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来批；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批、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批；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批；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山西省公安厅公安厅厅长杜玉林批，山西省公安厅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批； 

你批、我批批、大家都批批批！ 

但是，从中共总书记到洪洞县太爷的批示，虽然有几百几十张，但赶不上一张擦屁股的手纸顶用。山西各地的公安派出所和警察根本不尿他那一壶。 

这不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双簧戏。君不见，一面说尊重《宪法》，一面把陈光诚关进牢里；一面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面又堵李昌玉的嘴…… 

笑蜀：换句话说，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对于所有后台老板，即便他们躲到九霄云外，即便他们老到风烛残年，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该进监狱的进监狱，该上绞架的上绞架，一个也不宽恕！ 

武宜三：我们贵国的暴力有的是，但那是用来对付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拆迁市民、闹事学生、上访寃民的，岂可用来对付亲爱的窑主、矿主。 

笑蜀：国家的职责是什么？国家的职责主要就是保境安民，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为了每一个家庭的欢聚，为了每一个孩子的欢颜，国家机器的铁拳应该朝着黑窑高高举起，把它们砸成粉碎！ 

武宜三：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我们伪国家五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祸国殃民、是破坏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做人尊严！拆散美满夫妻、摧毁幸福家庭，最新例子是把师涛关起来，再逼他新婚三个月的妻子离婚！为了孩子的文盲、穷困、痛苦、愚昧而努力破坏教育，这只要看看遍佈各地的金碧辉煌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和破烂的中小学校舍，看看农村几千万儿童的失学、流浪和当血泪童工。 

山西黑窑童工事件是国家犯罪，是执政党违宪、失职！ 

最后声明：笑蜀先生对本对谈及武宜三先生言论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