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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博客来网络书店、金石堂网络书店、诚品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姑获鸟之夏》是京极堂系列第一本，出自日本最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推理小说家京极夏彦之笔。在成为作家之前，京极夏彦原本是平面设计师。《姑获鸟之夏》是他在工作之余写下的处女作。1994年出版至今已成为推理史上的不朽名著。

　　以阴阳师中禅寺秋彦为主角的“京极堂”系列，开创了结合推理和妖怪传说的独特书写新纪元。丰沛的妖怪知识、推理解谜的乐趣、鲜明的人物设定，构成了京极堂系列风靡全日本十数年至今不衰的超凡魅力。与古代阴阳师不同的是，斩奸除魔的京极堂，除的是栖息在现代社会中人心幽暗处的妖魔。

　　《东京铁塔：老妈和我，有时还有老爸》是一本以“母爱”为主题的小说，是LilyFranky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自2005年出版后即在日本热卖，佳评如潮，销售至今已破210万册。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前半生的自传体小说，从小时三岁前与父母一家三口共住的记忆，一直写到母亲患癌症过世，用点点滴滴的生活纪录写出母亲对儿子无尽的爱与关怀，全书行文令人笑中带泪，文笔幽默感人。不仅写母亲的亲情，也写与阿嬷、外婆的祖孙之情，以及在那个物质不富裕的时代，儿时玩伴的父亲对自己的关怀。这是一本日本媒体界公推的国民小说，也是2006年度日本书店店员票选最想卖给读者的书。

诺奖得主曾流亡2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亲手送上国家奖

　　普京亲自来到索尔仁尼琴家中，为他颁发国家奖。

　　莫斯科方面传来消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被祖国放逐海外长达20年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终于获得了祖国的肯定。12日俄独立日当天，总统普京来到了88岁的索尔仁尼琴的家中，将文化教育领域杰出贡献国家奖颁给了他。

　　总统亲手送奖

　　普京对索尔仁尼琴说：“即使到今天你还一如既往地从事着自己的事业，绝不妥协，自始自终在自己的生命中坚守这些原则。”普京还说，“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把你和你的作品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相连。”索尔仁尼琴居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12号他的老房子里，当年他就是从这儿被驱逐出境的。目前，88岁的他已没法出门，和夫人娜塔利娅安静地生活在这房子里，很少公开露面。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也曾想给索尔仁尼琴颁一份国家级的奖，但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不能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人的荣誉。

　　曾写作《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齐名的俄罗斯作家，前苏联期间在劳改营中度过8年，1974年，被驱逐出境，流亡海外长达20载。

　　然而苦难没法阻止他在文坛受到的尊重。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他出版了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这是第一部纪录前苏联劳动营悲剧的著作。

　　今年，索尔仁尼琴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收入地方行政官员必读书目。

　　俄罗斯还将举办主题为“索尔仁尼琴与世界”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索尔仁尼琴在中国”也将成为此次学术会议的主题之一。

 

近日，山西两起非法用工的报道震惊全国。一起是山西洪洞县黑砖场残酷奴役、虐待31名外地包身工，行为令人发指，堪比人间地狱；一起是河南媒体披露，山西众多黑砖窑拐运、扣留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惊动河南上千个失子家庭。百位父母自发组织，遍访山西数百家砖窑，揭开血泪黑工之路。目前，中央领导已就洪洞黑砖场案作出批示，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也已赶赴当地督促调查，由公安部协调豫、晋两省，更大规模解救黑工的行动正酝酿展开。

从上述报道来看，两案情节之悲惨，手段之残酷，实属罕见。而由零星个案，发展至横跨两省的社会现象，且存在多时，其发生发展的社会气氛离奇诡异，应有的政府管制荡然无存，证明当地基层官员的渎职失职，已非局部现象。这表明，基层渎职失职所抽空的执政能力，已经形成一种体制性的迟钝。这使地方政府不仅在社会风险管制上丧失先机，同时也在公众权利救济时姗姗来迟，所累积的执政恶感不容小视。

残酷奴役黑工的现象，所涉及的政府部门，至少包括劳动监察、公安、计生、工商、税务、工会等诸多部分，任一基层部门执法或运作有效，都可以成为阻遏这一残暴现象长期存在的力量。然而，山西当地普遍存在的黑窑黑工，并没有基层政府及时施手整治，甚至还有当地劳动监察人员将获救的黑工转手获利，地方公安也一度以管辖不当拒绝施救。于是，这一罪恶蔓延的黑工链条，直至失亲的父母孤身寻找，义愤的媒体深入调查，所谓“非常震惊，令人发指”的罪恶才得以昭示。基层政府保护公民的主动救济，竟然落后于家长与媒体的“越俎代庖”。

如果当地政府不转移视线、敷衍塞责，接下来，公众必然要问，这些渎职失职的基层官员会受到怎样的处理？山西洪洞的黑砖场，以及那些狼狗当道、监工把守的黑厂黑窑，完全可以等同于一场不小的人道灾难，而这些人道灾难的发生，即在于基层政府保护公民的失责。就在此事曝光、高层追查的同时，媒体报道，山西洪洞各级政府层层转包，层层强调，最后竟将善后责任转到了事实上的行政末梢——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村里的处理方式更加令人惊愕，这些遭受一年多非人待遇的“黑奴”，竟被每人打发200元路费，送到当地火车站和汽车站，不知去向。

基层政府对公民保护的失职，对违法犯罪的迟钝，对公共责任的推诿，甚至是间接侵害，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对这种普遍的失责，已经有诸多分析，或是条块分割，或是政出多门，或是地方保护，分析的预设似乎是地方政府为民谋利而不得其旨，是方法不当的问题。然而，基层政府是否真正围绕公民利益而运作，这却是最大的疑问。基层政府公共立场的实际架空，使任何法律法规、政令强调都如坠虚空，名存实亡。但事实上，却无人对此负责。

就在山西奴役黑工事件的同时，据称是中国首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即将于下月起施行。条例涉及农民工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方面，是重点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省级地方法规。两者并提，并无抵消法规价值之意。但两相对照的结果提醒我们，徒有法律法规，而无有效运行的机制，其不过是一件空洞的摆设，是公共生活的奢侈品。当法规声言要保障农民工的积极权益，现实中的黑工却想要免于恐惧、殴打、奴役的起码人权而不得。基层官员的渎职失职，制造了这些离奇撕裂的社会现实。

山西黑窑黑工事件，事实上表明了当前基层政府运作与公民利益之间的背离。政府之职能，最低目标为保护国民，最高目标为创造福祉。黑工遭奴役甚至殒命的悲惨事件，在一地呈现出普遍态势却久无遏止，可见基层政府与公民利益的疏离与隔膜，官员渎职失职可能制造怎样的公民悲剧。因此，我们谴责无良残暴的个人之恶，也尤其要揭露，那些不能容忍的基层官员的失职渎职之恶。

 

考试作弊，在任何一个学校，尤其是高校，从来都不是新鲜事。但是高考作弊，多少还算新闻，当然，跟十几年前相比，这类新闻的社会关注度已经大大下降了。尽管如此，发生在此次高考过程中河南郸城和云南宣威两地的高考舞弊事件，还是令我震惊。因为，就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作弊情景而言，在那两个地方，作弊已经成为司空见惯寻常事，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众，作弊程度之深，足以让所有人惊掉下巴。没有什么是人家做不到的：广泛而且公开地招募枪手，收买监考，伪造证件，篡改考生档案，利用高科技手段，以及销售专门的作弊技术产品，等等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作弊呈现某种组织化制度化甚至产业化的迹象，已经有证据显示，枪手替考，是考生学校有组织进行的，学习好的高二学生，如果不当枪手，反而会受到惩罚，枪手替考，从买方到卖方，从组织到掩盖罪证，已经形成一条龙服务系统。

大学里的作弊达到普及化的地步我是知道的。学生作弊万一被抓住了，犯事的十有八九会理直气壮地跟你争。看那意思，以及周围人的眼光，好像做坏事的是你，而不是他。但连我们一向视为神圣的高考，也堕落如斯，我还真没想到。按常理推测，如果现在被揭露出来的弊端已经达到制度化的地步，那么作弊十有八九已经早就存在了，而且没有被揭露的问题肯定会有。很可能，暴露出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当一个社会诚信缺失的时候，制度成本就大，它们之间呈反比关系；当一个社会连基本的诚信都无法保障的时候，制度成本就达到人们无法承受的地步。任何的制度性防范，都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所有的人都必须由制度设计者亲自来监督。纵然技术手段允许，人的精力也使之难以负荷。就目前而言，已经有人感慨县以下的考试机构不能信任了，说明我们的高考制度已经在其运行的基本层面出了难以克服的问题，更高层面有没有问题还很难说。想要维持，今后大概只能异地调派武警，现场监督了。

社会基本诚信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是人们的基本耻辱感消失。自古以来，作弊，尤其是考试作弊，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丢人事，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每每听见学生在人前高谈自己如何作弊，监考老师如何可恶，其沾沾自喜之状溢于言表。一个学生告诉我，现在大学生作弊已经到了制度化的程度。当然这个制度是学生间流行的隐性制度，作弊不仅是捞分的手段，而且是学业的必要过程，学生中如果谁敢于检举，那么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吃错了药，反而会受到孤立。如果这样下去，诚实求学的人大概很快就会被视为怪物了。到了这个地步，跟社会上人所不齿的笑贫不笑娼，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是为什么？如果这种事情出在古代，人们首先会把板子打在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屁股上，打在政府身上，现在是不是也应该如此？我们社会的精英，尤其是在学校教书的精英们，我们的政府部门，造没造过假？作没作过弊？有些地方政府不是年年都在制造假指标？有些学者不是年年都在编故事骗课题？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高校本科评估，不少学校的迎评工作，不都是学校有关部门以及老师带领着学生造假作弊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古代如此，今日亦如此。

 

从二○○五年七月到二○○七年五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国股市从一千点猛涨到四千零四十九点，大盘涨幅百分之四百。特别是，从三千点飙到四千点仅用了三十二个交易日。有经济学家预测，该指数很有可能在一个月内再涨一千点，跃过五千点大关。这种乐观预测的理由，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中共政权本来就奉行稳定第一的统治策略，越是在官权操办重头戏的时刻就越强调稳定。今年是中共十七大，明年是北京奥运，胡温政权一定要力保在两台大戏接连上演时期的社会稳定，所以，政府不可能让股市出现「大跌」。

失去理智的中国股市

疯狂牛市再次为中国人制造出一夜暴富的神话，带动全民炒股热的持续升温，大量普通市民加入炒股大军。一段时间以来，新开户股民数屡创历史纪录，日开户的最高纪录，从三十一万一千户到三十六万八千户再到五十六万户。截至五月十日，沪深两市账户总数已经接近一亿户，两市股票市值总量突破十四万亿元。Ａ股市盈率已超过四十倍，而成熟的资本市场平均市盈率一般在二十倍以下。这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失去了理智，用美国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这叫作股市的「非理性亢奋」。

面对如此疯涨的股市和疯狂的股民，专业人士的告诫不管用，人民日报社论《群体疯狂藏隐患　股价很危险》的降温不管用，央行行长周小川担心股市泡沫的警告不管用，中共高层召开专家谘询会议也不管用。有股民说：人们都说中国股市疯了，眼看着一夜暴富的机会来了，炒股的人才正常，不炒股的人才疯了。年轻人借贷炒股，中年人倾其所有炒股，老年人拿出「棺材本」炒股，中产人士抵押汽车和住房炒股。即便在爱国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中国，「爱国主义」也抵不过「爱钱主义」，庄严的《国歌》被改成戏谑的《股歌》：「起来，还没开户的人们，把你们的资金全部投入诱人的股市，中华民族到了最疯狂的时刻，每个人都激情地发出买入的吼声！快涨、快涨、快涨！我们万众一心，怀着暴富的梦想，钱进！钱进！钱进！进！进！」

社会癫狂非今日中国景观

虽然，股市疯狂也有市场性的原因：一，资金流动性严重过剩和存款利率过低（官方公佈的通胀率已达百分之三，而银行存款年利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四左右，存钱等於亏损），使大量资金涌向股市；二，人民币升值使境外热钱涌进中国股市（通过地下钱庄逃避监管）；三，中国的投资渠道过窄，国债的收益率也很低，外汇管制和资本控制，又使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投资外国金融产品，所以才出现千军万马涌向股市独木桥的景观；四，社会的金融意识加速觉醒，金融市场的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资产转化为证券资本的速度加快，导致了市场对股市、基金等金融投资前景看好。

如果金融体制健全，上述因素会带来股市的正常增长，但决不会带来如此疯狂的股市景观。中国股市的疯涨，更有金融制度和社会心理的原因，与制度的畸形和国人的浮躁高度相关。事实上，社会癫狂绝非今日中国的景观，而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现象。清朝官民的排外癫狂酿成「义和团」骚乱，让中国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光赔款一项就高达四点五亿?白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癫狂导致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埋下了共产极权的种子；抗日战争结束后，来之不易的和平被争夺最高权力的癫狂所葬送，国共内战造成的社会损失甚至超过八年抗日；寻找新救主的癫狂让毛泽东变成人民的大救星，极端的个人崇拜把所有中国人变成现代奴隶；争当世界霸主的野心使毛泽东连续发动全民参与的癫狂竞赛，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导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使中国在国际上变成孤家寡人；镇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等一次次癫狂，最终导致登峰造极的文革造反大癫狂。

对邓小平改革模式的质疑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穷光蛋，那么，后毛时代的中国人，虽然摆脱了物质穷光蛋的命运，却并没有摆脱精神穷光蛋的命运。斗争哲学造成的人性极端堕落并没有得到改观，「一切向权看」变成「一切向钱看」，阶级斗争的不择手段变成了追逐金钱的不择手段，文革式打砸抢的癫狂变为发财致富的癫狂。

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之后，发展经济和发家致富变成主流。尽管，相对於斗争为纲、大公无私的苦行僧毛时代而言，改革以来的经济优先、自利意识和大众消费的回归是一种进步，它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是，由於鼓励特权、说谎、无耻的独裁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中共坚持的跛足改革将中国引入双重误区。一面是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导致普遍腐败、两极分化和公正奇缺；一面是效率优先的经济改革导致GDP崇拜、拜金主义和高消费膨胀。

在权贵们一夜暴富的掠夺中，也在暴富阶层挥金如土的炫耀中，两极分化的现实越来越刺眼，底层不满越来越强烈，草根维权事件越来越频繁，对邓小平模式的质疑声越来越公开，跛足改革中的最大受益阶层及其辩护者成为众矢之的。但在中国的独特现实中，新老左派和网络愤青只敢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私营老闆及主流经济学家，而不敢把矛头指向造成公正奇缺的独裁制度，更不敢对当下中国最富有的新老权贵家族发出怒吼。於是，中国的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双双陷於畸形心态之中–富人鄙视穷人，穷人仇恨富人。一方面，新老左派不断强化「为富不仁」的道德指控，用资本原罪将所有先富起来的群体一勺烩，只要是先富阶层的一员，不管是怎样富起来的，都逃不脱「禽兽」的嫌疑。所有的富豪都让穷人们眼红咬牙，网络上和现实中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大宣泄，富人被绑架被灭门等恶性犯罪频频发生。云南大学贫困生马家爵，仅仅因为穷的心理倾斜就连杀四个同学。对於这样的杀人狂，网络上居然出现类似「马家爵杀人有理」的帖子。

另一方面，由贫困所导致的悲惨故事不断曝光，公开「哭穷」的典型越来越多，上网募捐的案例层出不穷，给自己取个代表草根的或弱势群体的网名，也是近年来很流行的时尚。在某种意义上，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情绪使贫困变成了「硬道理」，只要贫困，不管原因，不论理由，都会变成新老左派发飙的酒精和媒体煽情的卖点。

弊端丛生的畸形市场

一个鼓励以富欺穷的国家，肯定是个冷血而暴虐的国家；但一个纵容杀富济贫的国家，也肯定是个野蛮而贫困的国家。放眼今日世界，根本找不到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国家。衡量一个国家体制的好坏，标准不应该是绝对平等与否，而应该是公正与否。一个好的国家，决不会是个绝对平等的国家，而只能是个公正的国家。在这里，穷人权利和富人权利得到平等尊重，社会为全体成员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富人有爱心变成慈善家，但任何国家也无法提供财富的平均分配。恰恰相反，那些以财富的平均分配为理想的国家，必然产生极端的社会不公正。

但在今日中国，邓小平开启的致富之门，不是取之有道的发财，而是没心没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与责任的平衡，而是既无自由也无责任的纵欲主义；不是理性的致富谋划，而是疯狂的发财梦。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态中，中国人普遍怀有非理性的暴富梦，动不动就出现全民性癫狂。富人们的高消费攀比，制造出一个接一个的高价神话，天价的车牌、月饼、烟酒、盛宴、国画、玉器??层出不穷。

众所周知，自一九八八年中国出现股票市场以来，已经有过五次被称之为「井喷」的行情，但这几次冲天牛市都是短暂的，疯狂过后是如同长夜漫漫的熊市，股市的长期低迷，使大量散户血本无归。之所以如此，就在於跛足改革下的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弊端丛生的畸形市场。股市监管形同虚设，市场欺诈，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提供和散佈虚假信息，买空卖空，恶性透支等违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另外，追逐暴利的过度投资，必然造成越吹越大的经济泡沫。中国经济的过热至今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与消弭，反而在疯狂的股票牛市中加速放大。

中国最富的人是权贵家族

中国人富了，老外在中国也搞了「富豪排行榜」。但最为奇特是，中国的富豪排行榜上，上榜的全是民营老闆，而他们并非中国最富有的人。目前中国最富有的人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但对他们的资产，老外无从瞭解，即便瞭解了，也不敢曝光。所以，国内外都知道新老权贵家族在挣大钱，但没人知道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权贵家族有多少资产，也没人知道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新一代权贵家族有多少资产。

太多的超级豪富不愿意上榜，是怕露富招致不测之祸。在这种财富安全感极度匮乏的背后，是独裁制度造成的两种怪胎：一是那些最富有的权贵家族取财之道太黑，其钜额财产见不得阳光；二是制度本身也无法保证那些取之有道的私人财富的安全，人们普遍缺乏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说不定哪天就会倾家荡产。

独裁体制的黑箱很难为外人瞭解，中国人的黑暗心理也很难让人摸透。经过权力化市场历练的权贵们变得越来越精明，他们开始通过操控民营老闆来获得暴利和洗钱。比如，上海周正毅等人就是一群权贵的前台门面。出事了，周正毅倒霉，幕后的权贵家族则毫发无损。陈良宇若不是与胡温叫板，也不会闹到今天的下场，他操控的那些私营老闆也不会出事。现在中国股票大牛市，也肯定有官商勾结大庄家在幕后操盘，但没人能拿到确切的证据。

疯狂股市孕育巨大金融危机

在制度畸形和人心畸形的中国，「新政」泡沫已经破碎，又吹出「和谐社会」泡沫，加上媒体鼓噪的「盛世」泡沫，正随着奥运的临近愈发鼓涨，「股市」泡沫也就成为必然。

一九九九年，中国曾出现过类似的炒股热，数百万新股民在一夜暴富的诱惑下加入股市。但二○○一年股市开始大跌，绝大多数股民被套牢，许多股民血本无归、负债纍纍。当时的官方媒体报道过多例股民自杀的消息。

当年，美国股市崩盘前的涨幅也是四倍，用了三年时间；中国股市涨四倍，才用一年半。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奏，是外汇储备高增长和外资大量涌入，直接导致了亚洲银行系统流动性的泛滥。於是，本币升值，房价疯涨，股市暴涨，好一派遍地黄金的繁荣景象。但谁也没想到，金融危机会突然席卷东南亚，让诸多国家的百姓积累数年的财富付诸东流。现在的中国几乎就是一九九七年东南亚的克隆版。自二○○一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近八千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超过六万亿。现在股市疯狂正在孕育着巨大的金融危机。可以预言，一旦股市泡沫破碎，哭的大都是平民百姓，偷着笑的大都是可以操纵股市的权贵。

二○○七年五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争鸣杂志６月号

 

王朔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我一直喜欢读他的小说。他的书我几乎都看过，有些还不止一遍。他的被称为痞子文学的小说很搞笑，也隐含了很多我当时能够感觉到却无法表达出来的情趣和涵义。可是，喜欢归喜欢，却一直没有参加进入讨论。为啥？因为自从开始看有文化人写的书评，并开始阅读带思想性的文章后，我发现，我佩服的其他一些人对王朔是很排斥的。这就让我迷糊了。

后来知道了什么原因，大致是说王朔是痞子作家，没有思想深度等等。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可是人家是写小说的，难道写小说就一定要写成《1984》《百年孤独》和《古拉格群岛》这种具有沉重思想的千古名篇？可以看出王朔在完成他主要的作品前，不但没有接触过外面比较先进的文化，甚至也没有阅读过多少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可是，人家就写出了人人喜欢、老少咸宜的小说。这说明王朔是一天才，特别是语言天才，也说明他悟性很好，观察社会也很仔细，而且也是一位懂得思考的人。最后就是他很勤奋，我算计了他当时的作品，发现，他应该是每天伏案写作的，不要说读书了，就是吃饭拉屎，都没有多少时间。

一个人的生活的环境和接触的各种思潮和思想最终决定他的作品，王朔文革中没有受苦（住在干部大院里），自然不会写伤痕文学，人家那时过得自由自在，写起来也就充满幽默。他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沉重的东西。

只是人是变化的。王朔后来虽然不写小说了，但我还是经常看到他的行踪和文章。我发现王朔也开始有了些变化。这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但由于批评家们的成见，加上王朔本身也想保持痞子本色和痞子文学大佬的地位，所以虽然思想越来越沉重，他还是竭力转出一幅痞子的德行。可惜，既然是他的作者，我自然也注意的他文章和发言。王朔已经无法逆转的转变了。

几乎在这同时，我就向朋友断言，王朔再也写不出痞子文学，再也写不出受到欢迎、我喜欢看的那类小说了。不是江郎才尽，而是他已经不再适合写那类小说。王朔终于跳出了四合院，开始观察更广大的世界，开始思考更沉重的玩意——这一切都让他无法再写出轻松的，大家喜闻乐到但却没有什么沉重的思想的文学作品。什么东西促成王朔的大变化，我无法断定，但以我对他观察社会的能力的判断，他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应该给他补充了非常多的思考和思想来源。

就这么简单，一个玩主一旦开始思考，说出来的话还能够带痞子气，还能够让人捧腹大笑吗？我的判断没有错，王朔后来又写过两个大东西，包括他最近的《我的千岁寒》，听说都卖不出去了。不过，王朔和王朔的读者不用担心，大家不妨设想一下，《1984》在中国能够卖出几本？肯定卖的数量还没有木子美的《遗情书》的零头多。当然这不是说王朔的新书能够和《1984》相比，而且我自己也还没有看，但他卖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少了痞子气，多了一些思想。

按说多了一些思想本来是好事，但是如果让一个痞子文学的掌门人来写那么有思想的书，就有点不伦不类了。按说，不管你多大年龄，接触新东西、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永远不晚。但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一下，王朔一思想，就写书，是不是操之过急？你写书的本领是第一流的，但不要忘记你写的是玩弄北京语言、滑稽搞笑的通俗小说。一旦想向更深入的，特别是人类大脑更加深入的领域挺进，你毕竟还是一个新兵。这是一个问题。

王朔过一段时间就会跳出来发炮，大家以为这个人本性难移，耐不住寂寞，可却没有人注意到，他发炮的目标在慢慢转移，这种转移和他本身的转变有大大的关系。我甚至想说，和他在美国的那段经历有直接关联。

看看王朔日前在自己的博客向审查制度发的炮，铿锵有力，我几乎要为他跳起来欢呼了。这才是最牛逼的作家，这才是我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作家，真了不起。特别是王朔最后的落款，“公民王朔”——王朔终于说出了最牛逼话语：当什么作家名人都没有当一个公民更加有力度和更加牛逼！

下面把王朔的帖子转贴在后面：

 

附录：王朔：给高检的举报信

为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发起的打击渎职犯罪专项斗争月，特公开举报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普遍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严重渎职犯罪行为：
    自90年代以降，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政治审查。这本来是一项加强管理、制止电视剧愈演愈烈的港台化庸俗化倾向的举措，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一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自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到目前为止，这一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三万至五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你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呢，除非你不和他们打交道了。
    我国电视剧每年生产将近两万集，以平均20集一部算，有近千集。我讲的三万至五万是北京广电系统价，外地可能各有出入。这近千集不管是否都能播出，但都要政审。以最低价每人三万论乘一千是三千万乘10年是三亿，再乘第二轮是六亿。这还不算饭钱，每次审查剧组都要包豪华宾馆，请审查人员大吃二喝唱卡拉 OK，找小姐。这笔账任何一个制片主任心里都清楚。他们和各电视剧导演都是证人。一问就清楚。
    中国每年电影的全国票房在去年以前也就是10个亿。这帮孙子，每组不下于三五人，六个亿乘三五人也许五六人，我都懒得算这笔账了。神马老同志——败类！反叛！

                                                          举报人：公民王朔。2007年六月10号

 

6月12日，复制六四“民主女神像”的“共产政权受难者纪念碑”在美国国会广场附近落成，美国总统布什在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称，这座纪念碑能让人们记住自由是宝贵且来之不易的。

6月12日揭幕的“共产政权受难者纪念碑”（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其实美国主流媒体只对这座坐落在新泽西大道和马萨诸塞大道交汇处的一个很小的广场内的纪念碑进行了一些介绍。而布什参加揭幕仪式并发表演说，也并未在美国引起多大重视，但在中国却遭到强烈谴责。

从关注这座纪念碑引发中国强烈不满的几家媒体报导中可以看出，中国官方先后在6月13日和14日发表的措辞严厉的评论，主要是对布什在揭幕式上的演说进行抨击和指责，但同时也是对“共产政权受难者纪念碑”复制“民主女神像”原型表示不满和愤恨，只是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而已。

那么，布什在揭幕式的演说中都说了中国什么？实际上，布什只在两处提到了中国。布什说：“学术界精确统计认为，共产主义夺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苏联人的生命。……共产主义残暴统治导致成千上万人默默无闻地死去……，其中包括中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去的很多人。”

布什指出，这座纪念碑能让人们记住自由是宝贵且来之不易的。布什表示，冷战说明“邪恶切实存在，必须得到遏制；一旦得到机会，受到残忍恶毒的意识形态驱使的人就会犯下磬竹难书的罪行，扼杀千百万人的生命”。这些教训在今日各国抗击暴力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时仍有现实意义。

美国媒体报导说，揭幕仪式是在美国前总统里根于1987年在柏林发表演说20周年纪念日举行的。里根总统在演说中敦促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拆除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将柏林城和欧洲大陆分割成两半的柏林墙。布什指出，柏林墙最终在两年之后倒塌，使中欧和东欧人民获得解放，并使世界面貌焕然一新。

布什表示，在共产主义政权下惨遭杀害的无辜民众多达1000万人，导致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布什说：“我们从来无从了解所有遇难者的姓名，但通过这个神圣的纪念碑，无名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受难者将被载入史册并被世代缅怀。”

法新社说，针对美国总统就共产政权遇难者所发表的演说，中国官方在表达出强烈不满的同时，还指责美国的“冷战”思维，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在6月13日中国外交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一个基金会组织日前搞了一个所谓“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美国领导人出席并在发表的讲话中指责中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当今时代，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各种社会制度不应相互排斥，而应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出于“冷战”思维和政治需要，挑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是逆时代潮流的行动，是不得人心的。

秦刚强调说，中方对美方的言论和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要求美方放弃“冷战”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错误做法，停止干涉别国内政，多做促进各国间平等对话与合作的事情，并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在6月14日的记者会上，当有记者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时，秦刚重申说：昨天我已就此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出于冷战思维和政治需要，挑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这不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美方的行动和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方放弃这种冷战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停止干涉别国内政，多做促进各国平等对话、增进互信的事情，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

当天，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称，据外电报道，美国领导人出席了纪念碑落成仪式，并发表讲话胡说“全世界的共产政权使1亿人丧失了生命”，并对中国进行了恶毒攻击。美国的这种做法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决定的，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美国的这一本质。

文章指出，要说建立什么“受害者纪念碑”的话，美国应该建立的不是“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而是应该建立一块大大的“帝国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才对。只要翻翻近代与现代的世界历史，人们就不难发现，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残杀了无数的无辜生命。1900年8月，由美国参与的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杀死多少中国人！八国侵略军在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绝人寰。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又杀死了多少无辜生命！美国军队入侵加勒比海的海地，入侵中美洲的巴拿马，入侵中东的伊拉克，遭到美国入侵的国家简直不胜枚举，杀害的无辜人民成千上万，其罪恶罄竹难书。

文章最后说，目前，中国正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使自己的国家早日强大起来，以争取不再遭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美国有人还是不放弃“冷战”思维，还是要搞什么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中国人民不会上当。中国仍将按照自己的强国富民路线，在本国建设和谐社会，并谋求建设和谐世界，不会去理会美国少数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的无理胡闹，继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美国媒体报导说，这座4.2米高的青铜纪念碑建在国会广场附近，以中国学生在1989年举行抗议活动期间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为原型，设想来自历史学家爱德华兹（Lee Edwards）和前大使多布里扬斯基（Lev Dobriansky）。他们花费10多年的时间为纪念碑工程筹集了近100万美元资金。

纪念碑青铜像前座的题字是：“献给那些在共产政权下死亡的一亿多受难者和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民”，碑后的题字是：“为了所有那些遭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距离美国国会很近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共产政权受难者纪念碑”。（路透社）

华盛顿邮报说，谦逊是这座刚建起的“共产政权纪念碑”主要美德，尤其是在这个拥挤的两条大道交汇处的小公园内。与其它高大的纪念碑相比，这个纪念碑实在很微小，青铜像加石头底座，没有特别艺术兴趣。但对绝大多数过路人来说，它却是非凡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骑着一匹马的家伙，而是一个“民主女神”。

华盛顿邮报还说，华盛顿已经拥有纪念在二战阵亡的40多万美国人的巨大场所，还有纪念在越战中死去的5.8万多美国人的纪念碑，而且很快还要出现第三个纪念建筑物。但在共产政权中死去的1000多万受害者的纪念碑，只得到一个街角的位置，可这个小建筑物对这个城市的美学来说，却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不过，芝加哥论坛报指出，这个距离美国国会很近的纪念碑，已引起一些质疑，尤其是对组织者要在华盛顿建造这个纪念碑的程序，以及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或事件应该在这里被纪念。在华盛顿建造纪念碑或纪念馆的审批程序需要24步，要经过三个联邦机构的审批，然后还有得到国会和总统的批准。由于华盛顿的其它纪念碑都与美国历史有关，因此这个纪念内容也引起一些争议。

此外，因为这个纪念碑的原型是来自天安门广场，中国大使馆已抱怨称，它是在“企图诋毁中国”。有分析指出，用六四“民主女神像”来纪念在共产政权中死去的上千万人，而且还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距离美国国会不远的地方，这无疑会激怒中国。

 

从去年开始，中国连续发生多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最近太湖、巢湖的严重水污染，长江漂浮的大量污染浮游带，说明中国的生存基座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连串的环境生态危机并非源自天灾，而是人祸。

以2006年十大环境污染事件为例，甘肃徽县铅污染、湖南岳阳砷污染、东海废电池污染、贵州遵义磷污染、泸州柴油泄漏污染事件等，无一不是人为制造的。而今年几起严重的水污染更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乙太湖为例，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曾创造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国家财政收入16%的“奇迹”，这一数字曾让当地政府骄傲不已。可惜的是，当地政府忽视了起码的常识：这种“经济成就”完全是以对环境的掠夺性使用为代价的。即使在农耕时代，为了保持地力都还实行休耕制，太湖又怎么能经得起这种挟现代科技之力的超强掠夺式开发呢？

于是惩罚自然随之而来，太湖湖泊生态系统遭受空前破坏，除了湖泊萎缩、功能衰退、水质污染、湿地减少等现象之外，蓝藻更是早已成为每年光顾太湖的“游客”，只是没有今年这么来势凶猛，并成为驱赶不走的“常住客”了。据官方保守估计，因太湖水质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大约在50亿元左右。上述这些，又岂是当局一句“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就能推诿了的？

这类大规模污染事件的频频出现，说明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

这种政府管制危机首先表现为法律失灵。如果说中国政府从不重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也并非事实。近20年以来，在环保立法上，中国政府还算主动，自从1989年12月颁布《环境保护法》以来，针对某一具体领域的环保法律相继出台，诸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杂讯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无一不备，各种条款看起来也具有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对媒体有关环保的批评报导亦网开一面。无论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惯例，还是按照中国政府高调宣称的“依法治国”，80年代乡镇企业那种毫无约束地将污染这种负外部效益转嫁给企业周边地区的无理性行为应该能够遏制。但事实上却是产生污染的“五小”乡镇企业虽然关掉不少，代之而起的却是国有、外资等高污染且具有规模效益的中大型污染企业。

其次是审批制度失灵。所有有关环保法律均规定，对于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在立项之前均需要由各地政府环保部门做出专业评估。2002年，全国人大还专门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法》。但各地污染项目屡上不止，许多企业的污染物甚至未做最起码的环保处理，污水直排更是常见现象，中国的江河湖海及农田受到严重污染，就是拜这类专案之赐。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政府的环保审批制度已经完全失灵，原因亦很简单，各地环保部门官员的乌纱帽都捏在当地市委和市政府领导手中，如果当地政府官员考虑的只是GDP增量与作为升迁资本的政绩考核成绩单，完全忽视当地的环境将受到何种影响，那么环保部门在环境评估时按上级意愿造假就是无法避免的。

第三则是企业的外部约束管制失灵。按照法律规定，各地环保部门都要定时定点对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监测，如果发生污染，将处以罚款甚至关厂等处罚。但从上述污染事件来看，各地的环保部门似乎都处在休眠状态。

更有甚者，近年来各地的环境维权事件一直不绝，但每发生这类事件，各地政府毫无例外地都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捍卫污染者的利益，绝妙的讽刺莫过于“太湖卫士”吴立红事件。就在蓝藻污染发生前的两个月，为保护太湖环境而奔走呼号的吴立红被当地政府抓捕。从地方当局捍卫污染企业的强硬姿态，以及那种将民众针对污染企业的维权当作反抗政府的思维模式来看，不难猜想其中奥妙，那就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已经将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法律失灵、审批制度失灵与企业的外部约束机制失灵，标识着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种种迹象显示，这种高度软政权化已经导致严重的政府管制危机。

 

奥运金牌何价？

自从一九八四年中国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以来，全国上上下下对国际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了兴趣，闪光的金牌仿佛给我们这个民族注射了强心针、兴奋剂，金牌已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倡导体育时主要的乃至唯一的追求。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体育场上的拼杀正好合乎民族心理，至於金牌背后的血汗和泪水，金牌和体育的真实意义，统统都可以不管。为了金牌，可以倾一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惜代价地去追逐。

千千万万运动员奉献青春、血汗换来的金牌到底有多少价值，渐渐已成为一个问号。曾经是世界马拉松冠军的艾冬梅因为生活所迫，在网上出卖她过去在国际国内赛场上获得的十六面奖牌，金牌开价不过一千元，铜牌只值极为可怜的一百元。艾冬梅的境遇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特例，除了个别体育明星之外，大部分的运动员，哪怕是在国际上拿过金牌的，一旦拼不动了，退下来，他（她）们的处境往往都好不到哪里去。国内多家媒体披露，目前中国的三十万退役运动员，其中近百分之八十的人正不同程度地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等问题的困扰。这些运动员的悲剧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体育的悲剧。

政府投入公共体育少得可怜

追根溯源，体育的目的大体上不出三个：一是个人性的，以健康为唯一诉求，体育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团体性的，在体育活动中可以得到合作的训练，包括群体性的庆祝、联欢和娱乐等；三是竞赛，由体育的个人性和团体性逐渐发展出相互之间的竞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竞技体育。第三个目的本来是从前面两个目的而来的，然而到了我们现在，第三个目的成了国家性的目的，压倒了其他所有目的，一说起体育好像就离不开竞赛，最重要的健康目的反而被忽略了。赛场上下来的运动员往往伤病纍纍，他们的竞技水平建立在严格的、高度强化的、不断重复的训练基础之上，那些训练常常是残酷的甚至无情的，有时候甚至不惜以牺牲身体为代价，去获得竞技的提高和比赛的胜利。这当中包含了太多与人性相背离的因素。当然，这是就专业体育（或者叫职业体育）而言，在民间，还是有很多与体育无关的普通人，凭着兴趣爱好，或者锻炼的目的，每天在跑步、游泳、打球或从事其他的体育活动，但这些活动纯粹是私人性的，与政府所支持的、财政投入的体育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与其他国家简单比较一下，在专业体育之外，我们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公共的体育设施、体育活动空间的建设投入方面，是很可怜的。

金牌小国是体育大国

前几年雅典奥运会时，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正在加拿大，他一边在网上关注奥运会，一边观察加拿大人对奥运会和体育的态度，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谁是体育大国》。他发现，加拿大人不大关心奥运会，不在乎拿金牌，但他们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等等。加拿大的公共绿地多，体育设施多，大部分都是对公众免费开放，人们可以不分贫富自由享用。在加拿大，体育「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他因此不无感慨地说：「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相反，「中国的体育，从少年体校到国家队，好像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除此之外，别无目的。於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因此也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至於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不再当回事。」

这种中国式的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体育本身，赛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赛场，体育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体育，称之为体育政治或者政治体育是恰当的，因为在体育当中附上了太多政治的含义，给体育注入了太多非体育的成分。

中国的体育有太多政治含义

在体育政治当中，体育更多地承载了一个大国虚骄的民族主义符号，成了统治者向世界、向本国人民展示威力、强盛的一个砝码。体育不再是全民身体的锻炼活动，更不可能是培育公民的一项活动。在雅典，人类最早的大规模体育盛会诞生的地方，体育天然地就带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训练合格公民的功能。王云五先生对於现代体育精神有深刻的领悟，他曾经精闢地指出，一个人从幼年、少年到青年，在体育运动中，可以无形中养成团体精神、正当竞争、守规则、忠诚、毅力、勇敢、忍耐、不骄、不自私等美德。他认为运动场不光是养成优良运动家的地方，也是优良公民的养成所，体育设施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民教育的设施。这些话，我们今天听来是何等的陌生、何等的隔膜，如同天方夜谭。在以金牌为唯一目标的体育政治与公民美德、公民教育之间，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的关联。

金牌寄託着虚荣的大国梦

北京○八奥运会已进入倒计时，奥运会在这个以金牌为目标的体育政治国度，将掀起新一轮狭隘民族主义狂热。这种虚骄之气骨子里其实是虚无和虚弱，类似於生命的回光返照现象，但还是有很多国人会喜笑颜开，在体育政治的光芒中感受大国的荣耀。在他们心目中，金牌甚至已不再是一场比赛胜负的标志，而是寄託着一个虚荣、虚伪而空洞的「大国梦」。从体育我们可以确信，在这块土地上，政治仍然笼罩一切、涵盖一切，政治覆盖了我们的全部生命，时时处处关心我们、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无所逃於天地之间。奥运会的精神内核是什么？生活在体育政治中的人们不会去追问。体育精神是什么？早已在体育政治中迷失了方向感的人们不会在意。艾冬梅的金牌能不能卖出去，她们一家人的命运，以及百分之八十退役运动员的命运，又有多少人会放在心上？

首发争鸣杂志６月号

 

4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92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至今已经一个半月了。一个半月来，据中共新华社公开报道响应此条例而布置实施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各省市与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可说寥寥无几。从五月份《新京报》等几家媒体先后连续两次就政府信息公开而采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请他谈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行，可以想见响应信息公开的部门的极其稀缺，要不然媒体肯定会多采访几个部门领导，或者干脆让各部门轮流出来谈公开的，而不会出现这种围绕一个部门领导转的现象。事实上，据我所知在国务院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第二天国家环保总局就公布了本部门响应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方案，然而之后就很少看见其他部门与各省市政府对此的表态，更很少看到切实推行信息公开的报道。今天，我上网再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时，竟发现有些政府部门网站已经将此《条例》删除了，而有的却只留下个点不开的标题。由此可见，中国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遭遇各级权力部门的消极抵制，进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使这个政府行政公开改革的标志性法规几近名存实亡。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张穹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所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的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就会大大地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从公开报道显示，信息公开条例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看来《信息公开条例》初衷是良好的，并且在中国行政改革上是具有推进政府行政向现代文明迈进的真正作用的。然而这样一个具有一定现代文明内涵的条例，却被中国各级权力部门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置于消音状态。

从一些在中共体制内的朋友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中所了解到，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级政府部门很是开动过脑筋、聚集过智慧，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的。信息公开显然对权力私用的腐败是一种很大的克制，而中国目前权力私用已经是各级政府部门的第一要务，若没有这种私用的动力，可能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就失去了活力，甚至可能陷入瘫痪。可以说中国今日各级政府权力就是用来谋取本部门与权力拥有者个人私利的工具，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了。现在中国国务院推出信息公开，那不是公开地夺他们的饭碗，封他们的口袋吗？因此各级权力部门肯定不会答应。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各级政府部门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仅没有任何积极性，而且已经采取了一致的应对之策，具体可以归结为如下几步骤：第一是拖延悬空：即采取尽量拖延，消极等待，让时间来消磨掉这一政策，慢慢等待风头过去了，这个政策也就跟以前出来过的不少对权力私用有碍的政策法规一样，成为一种高悬于纸上的改革了，到时中国各级权力部门，还是一如既往地渔利分赃天下；第二是虚假掩盖：即是在迫不得已时政府也会应付性地公布一些信息，不过这些信息通常都是“过去时”，或者“将来时”，而“现在时”那是通常不公布的，实在要公布通常也是不牵涉部门利益的，如一些重大项目，土地征用，矿山资源开发，招投标等等，那是绝对不可能在网上查找到的，或者干脆就来个胡编乱造，毕竟老百姓上网的就少之又少，而上网又懂得政策来核对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一般欺上瞒下是没问题的。对此我记得有个到下面去调查过一个土地案子的朋友曾经跟我说，他去当地了解情况时，也曾直接问当地政府这块土地征用有合法手续吗？这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过网吗？结果当地政府拿不出来手续，也就无所谓公开了。虽然如此，但当地政府却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土地征用都是在网上公示的，是事先让老百姓知道的。于是那个朋友就上网去查，结果发现全是多年前的老项目，而现在的项目却一个也没有涉及到。于是他又去问当地政府，结果政府以经费紧张，维护网站困难，信息更新跟不上为名来推脱，总之就是现在真正牵涉利益的信息那是不会公布的，公布也是不真实的；第三是增资增员:即利用政策来对抗政策。你上面不是说要公开信息吗？那你就给我投资，搞信息建设工程，给增编，组织信息管理队伍，若没有这一切，那信息公开自然也做不到。而如果增加这一切，又势必与政府提倡减员节支相矛盾，于是各级政府只要不断强化这种矛盾，使政策陷在两难中，最后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当然在中国权力在没有科学规范、监督、约束的情况下，任何好的政策，通常在“上有政策与下有对策”的过滤中，最后落实的也只有对权力的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利的，而那些真正限制他们权力私用的政策的最终命运，要么是出不了中南海，要么是出来也完全变了味。而那些真正得到彻底，甚至强化落实的有关政策、法规，必定是因此能带来又一批人以此获利的、寄生于其上的。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让中国多少官僚因此而暴富，并且非常惬意地寄生于其上。他们是坚决支持计划生育，忠实执行计划生育，并顽强抵制一切质疑计划生育的人。在此，计划生育的落实是立足在这个政策衍生出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大的利益集团，造就了一个新生渔利团伙，而这个集团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政策，于是两厢依靠，互为推进，形成中国计划生育如火如荼的形势。类似政策比比皆是，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的政策，都是在这种造就渔利集团情况下推行，所以中国任何一个政策的推行，最终造成的是对民间的深一层掠夺与侵害。

今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遭遇无声的冷落，这是中国极权政体下的必然结果。在一个权力完全私用的时代，首先权力的来路就不正，因而也就导致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逃离监督与约束，而拒绝公开与透明。这样一个不正的权力，在无限的行使中，结果只能成为残害天下、鱼肉百姓的工具，而绝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幸福与和谐的。所以从一个并不坏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命运，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看到中国极权政体下，任何良政都不可能产生。中国今天若不能从权力的根本上，即权力的来源上医治权力的腐败，别的一切努力将都是虚空！

－－ＹＳ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