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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到达日本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就是每天都要观察日本的五份最重要的报纸，这五份报纸在世界前十名报纸里头就有三四个，它们是《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其中《读卖新闻》的发行量达到了1000万份，由此你就能看到它对整个日本的影响力。

我们每天都仔细观察整理这五份报纸报道中国的内容，从3月5号一直到现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统计每天这五份报纸报道中国的消息都在 30 条以上，也就是每张报纸平均每天都有六条以上关于中国的消息。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量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量。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和历史相关的报道，而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的发展。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月27号上海股市下跌导致全球股市的下跌，日本这五家最主要的报纸都在好几天的时间里，用很多文章进行消息报道和评论分析。还有对中国两会的报道也十分集中，特别是像两会期间涉及到的像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民生等报道得更多，而且他们还会用很多资料性的报道来解析中国的人大制度。还有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要点，温家宝答记者问的要点等等，他们都进行了的报道。这是两会期间他们对中国社会话题的报道，在经济问题的报道中，他们也有自己的角度，比如他们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所得税法的修改建立上，而我们可能关注更多的是物权法，后来我想明白了，日本当然是从他投资中国企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所得税法对于他来说的实际利益要远远高于物权法。另外比如说中国利率上调0.2多个点，很快日本第二天的报纸都登了这条消息。

总体来看，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更多关注中国的现实，而且这种关注是非常精细入微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媒体对中国现实的观察要远远强于中国媒体对日本现实的观察。出发前我曾经说过，我们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菊花与刀》等一些文章对日本分析上，而日本已经开始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解剖，没想到现在依然是这样一种状况。

记者：作为一个有着13年警龄的民警，突然被辞退当时心里怎么想？

吴幼明：当时我很平静，也是预料之中。我在大事上一般都是比较平静。

突然被辞退了，心理上的确还是有点不适应。以前每月可以领到工资，以后没人给我发工资了，我就像一个孩子被突然断奶，以后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更担心我年迈的父母能不能承受住压力。

不想让自己痛苦

记者：你觉得对得起父母吗？

吴幼明；对不起，严重对不起。我也不能对不起自己啊。人得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价值观。我不能为了让父母高兴，就自己痛苦一辈子。

记者：父母后来还是知道了。

吴幼明：是我妹妹告诉我父母的，我被辞退后的第二天。父亲还好，母亲哭得像个孩子。

揭露弊端导致辞退

记者：你认为什么事情是导致你被辞退的根本原因？

吴幼明：揭露体制弊端，矛头所指的是内部不合理的体制。

不想为当英雄牺牲

记者：你发帖应该清楚会给警队造成多大的影响，考虑过吗？

吴幼明：考虑过，我就觉得我必须说出来。当时就做好了被辞退的思想准备。如果我知道要是会坐牢的话，我保证不发。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从自身做起，也去讲真话，也去披露。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想当英雄，更不想为了当英雄而流血牺牲。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记者：你觉得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吴幼明：小人物，一个真正的小人物。我不做英雄，我一直强调理性、温和。

记者：但是在外人看来你的行为非理性。

吴幼明：非理性，绝对非理性。其实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有人就觉得你完全非理性，但也有人认为你的想法太理性了，中国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是一个警察叛徒

记者：你对得起领导吗？

吴幼明：如果按体制内的思维，我是严重对不起领导，而且是严重体制内的叛徒。可以这样讲，我就是一个警察叛徒。

艾未未欣赏《水沫》

记者：怎么想起自己做刊物？

吴幼民：受了别人的刺激。南京那帮人做了个《中间》，我觉得水平一般，太纯文学了。所以我就想自己做一本。《水沫》定位是多元，各种观念冲突交织在一起的民刊。

记者：你跟艾未未是怎样结识的？

吴幼明：他以前看过《水沫》，感觉挺好。他给我赞助。他是艺术圈大腕，扶持了很多艺术家。

记者：你以后的生活有无打算向艺术类发展？

吴幼明：有啊，好几个人给我打招呼，安排我再就业。所以说我从来不担心生活的问题，自己在家写作弄个低保。以个人经历为素材，写一个非虚构小说。还是想暂时安稳下。

“对不起，我是警察。”

这是吴幼明常挂在嘴边的字眼，来自电影《无间道》卧底警察陈永仁死亡前拒绝黑帮警官刘健明时的凛然之词，旋即成为2003年最经典的电影对白之一。

吴幼明没有经历过《无间道》中警官的无间苦痛和生死考验，他只是湖北省黄石市西塞派出所的一个普通民警，工作无非是换发二代身份证，调解一些家长里短的民事纠纷。

再朝前溯，他也仍然是一个普通民警，扫过黄抓过赌，也抓过抢劫犯，后来调到交警岗位，在繁华的黄石市中心执勤了6年。那个留着板寸头、走路有点摇摆并略微前倾、乍一看有点像乒坛名将马琳的人，就是他。

在人口约250万的长江中游城市黄石市，32岁的吴幼明过着白开水般的生活。工作之余，酷爱读书和文学创作的他便一头钻进书堆。

然而半年前，他却干了一件“桀骜不驯”的事，竟致改变了他的生活。2005年12月18日，吴幼明写信给黄石市公安局领导，反映他在交警大队时因未完成罚款任务而被扣款803元一事，并对制定罚款任务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几天后，他整理行装，从市中心来到西塞山区的西塞派出所。西塞山区地处城郊，中间有一公里的土路，只有破旧的中巴车才愿意继续往里开。半个月后，此信以“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为题，在天涯社区上发表，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评。

有人说他另类，有人说他是怪才，有同行指责他是不合格的警察，也有人说他有良知。一时之间，或褒或损的形容词，都堆积在他身上。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湖北黄石报道

那个看《红楼梦》的孩子

吴幼明成为一名警察，实属偶然。

幼年之时，吴幼明就表现出了不同于玩伴的早慧。他的父亲、62岁的吴业权在家中回忆说：“那时我就在这地面上用粉笔写字，每天教他一个。100天后回头考他，竟然全部记得。”那时，吴幼明不足三岁。

上小学后，吴幼明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天赋迅速显现。在吴业权的记忆中，儿子每天放学都不喜欢和同学玩耍，回家完成作业后，就跑到邻居家中看书。

小学时期，吴幼明就看完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其中他屡读《红楼梦》更让老师和父亲惊讶。在吴幼明曾经就读的沈家营小学，虽时隔20年，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师对这个学生仍然印象深刻。“吴幼明，就是那个爱看《红楼梦》的孩子吧？”

当其年少之时，吴业权已然对儿子寄予厚望。就像任何一个传统的中国父亲一样，一家之长的吴业权甚至已经设想好儿子的未来：考上大学，回黄石，做个机关里的公务员，安稳地过日子。

然而，吴幼明让自己的父亲失望了。上高中后，吴幼明逐渐反叛，为躲避老师的管教，一度逃课在外头看书。自然，1991年的高考吴幼明无缘大学。

1994年，黄石市公安局要组建巡警支队。吴业权觉得这是个机会，警察工资稳定、福利好，于是帮儿子报了名。孝顺的吴幼明按照父亲意愿进入巡警队，后来通过自修取得大专文凭，算是弥补了父亲的遗憾。

昔日的创收骨干

“虽然当警察不是自愿的，刚开始时感觉还是很良好，充满了正义感。”吴幼明经常怀念那段简单充实的日子。

在1999 年9月调到交警岗位之前，吴幼明先后在黄石市巡警一大队、肖铺乡派出所和老下陆派出所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石市，罚款是警队收入的一个来源。吴幼明至今仍清楚记得1994年7月进入巡警队后上的第一课。上班不到两个月，他们就被老民警带到步行街上对违规摊贩们收取罚款。

之后为了争取表现，吴幼明一大早就出去巡街，每天都能收到100多元罚款，1500元的月任务经常超额完成。他成为单位的创收骨干，每个月不仅率先完成任务，还时常帮助别的同事完成。“那时想法单纯，领导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也轻松简单。”

1996年5月，吴幼明被调到肖铺乡派出所，开始了抓赌的经历。由于辖区仅有五个村，抓来抓去，附近的赌徒几乎都成了所里的“熟客”。荒诞的事情也屡有发生。一次巡警队在一个小村抓赌，三个老头凑了十几元打个小牌，结果每人被处罚100元。

吴幼明当时对这一套路驾轻就熟，很快就因表现出色被嘉奖了一台1400元的精英型汉字传呼机和一辆供他上下班使用的摩托车。那一时期，吴幼明充满了成就感。

从怀疑到不合作

在1999年前，吴幼明亦步亦趋地执行着命令和任务，对自己的工作几乎从未有过怀疑，尽管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也会让他感到羞愧。

1995 年冬的一天，他和同事在街上执勤，怀疑一对男女有不正当关系，欲传唤两人到公安局接受讯问，结果遭到男青年的拒绝。吴幼明觉得警察的威严被冒犯了，愤怒中掏出手铐准备强制传唤。双方扭打起来，男青年很快被打倒在地，巡警机动队开来警用吉普车将男青年抓了回去。审问后吴幼明才发现猜测错了，原来他们是夫妻。事后，这对夫妻却忍着伤痛，带着礼物向吴幼明道歉。

转变发生在1999年。酷爱读书的吴幼明此时已经进入阅读和文学创作的高峰，萨特关于人自由存在价值的哲学、卡夫卡笔下“现代人的困惑”、贝克特荒诞又洞察现实的戏剧……大量外来知识的潜移默化和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使他开始理性梳理过去。

他悲哀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名暴力滥用者，长期以来以执法者自居的道德优势也开始瓦解。“暴力像是职业病一样，挥之不去。打完人后，被打的还要说‘警官再见’。”吴幼明自嘲道。

1999 年9月，吴幼明调到交警支队西塞山大队才刚满3个月，枯燥单一的执法方式和盲目追求罚款指标的做法，进而激发了吴幼明的抵触情绪。2003年11月调入交警黄石港大队后，随着任务量的上调，吴幼明开始他的“不合作”进程，先是不完成任务，到后来，每个月的违章罚款数只有三起。

这一年的12月29日晚，大队开会，吴幼明与大队长的矛盾首次公开化。会议宣布要扣吴幼明等几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交警的工资，吴幼明当场表示反对：“如果要扣钱请给我一张收据，我再拿它向上级机关反映。”

吴幼明的话激怒了大队长，他当着全队成员的面拍桌怒斥吴幼明。所有的同事都沉默着，包括那些同样面临扣钱命运的交警。

吴幼明的不合作一直持续到2005年5月宣布失败。随后的4个月里，长期没有完成任务的吴幼明被扣款803元，这成为他后来在网上发帖的导火线。

张立新是吴幼明在网上发帖以来最重要的反对者，也是第一个在网上用真名表达反对意见的黄石警察。时任黄石市公安局政治部宣教科科长的张立新曾与吴幼明有一面之缘。大约是两年前，他们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相识，随后张立新还看过吴幼明写的文章和办的杂志。

“吴幼明在文学方面有很好的天赋，我也很欣赏他在思想和文艺方面的努力。”张立新说，“但吴幼明在网上公开警队的一些所谓的阴暗面以博取网民的喝彩，我认为他很不尊重他所在的集体以及那些仍奋斗在本职岗位上的同事，连最起码的‘令行禁止’都做不到，我甚至认为他不适合当一名警察。”

事后很多朋友担心他会遭到排挤，纷纷劝他离开警察岗位，并表示愿意提供经济支持。吴幼明婉言谢绝了所有好意。他觉得，既然迈出了这一步，那么留在警队内做一个不合作的警察，将更有意义些。

他把自己比喻为交警队伍里的刹车装置，时刻提醒领航者减速。“如果因为我说了真话而遭到开除，我将感到光荣。但我目前仍然在警察岗位上工作，生活如常，这是时代的进步。”

2006年1月27日，也即吴幼明发帖后的第23天，大队补发了803元扣款。吴幼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回家后，他在日记本里写道：“参警12年来，我目睹了众多不合理因素和问题，如果现在还不公开向社会正视这些问题，解决的那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距离无处不在

当一个人过分坚守个人世界的价值标杆时，与现实的距离也就在所难免。

武汉 路是黄石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也是吴幼明当交警时执勤了三四年的区域。路上有一家汉源书店和一家龙云茶行，交警们在执勤的间隙大都喜欢到这两个地方稍作休息。但当同事们聚在一起喝茶小聊时，吴幼明却经常独自一人泡在书店里看书。

5月8日下午，记者在龙云茶行碰到一个正在歇息的交警。他与吴幼明在这一带已共事了5年。一提及吴幼明，他马上摇头苦笑：“我们都看过他的帖。大家都要吃饭，日子还不是得照样过下去？”

这位交警最后评价道：“这人思维方式异于常人，平时话不多，很少跟大家交流，好像总融不进圈子里。”

吴幼明其实并非意识不到这种状况，每逢同事结婚或喜庆，他都会备上厚礼前往祝贺，只是他的固执和较真通常会使大家不欢而散。

单位里如是，回到家里也如是。一心希望儿子读书致仕的吴亚权尽管在外人面前时时维护自己的儿子，但私下里，时不时会对他越来越不能理解的儿子大动肝火。

以吴幼明为原型并出任主角的纪录片《黄石大道》，曾在不经意间拍下了父亲与儿子的一场争论。

父亲威严地端坐餐桌边，盯着菜，眼皮儿不抬地对儿子说：“隔壁的小陈已经是科级干部了，你怎么还是个民警？”

“爸，吃饭吧，你不懂。”

“就你懂。你这么能写，怎么不在《黄石日报》上登篇文章出来给我添点光？这么多年，你有过什么成绩？”

“我要的不是这些。”……

固执的父亲往往不听儿子的解释。通常，争执都以吴幼明扔下碗筷跑回房间而告终。

“两代人隔了30年，思想观念相差太大了。”眼看儿子走的路越来越背离他的期望，吴业权摇头叹息不已。

戏里戏外皆是警察

工作之余，吴幼明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他在《小说界》、《大家》、《天涯》等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并自费创办了一本名叫《水沫》的民间杂志。

他的房间里珍藏着一百多本其他诗人和作家寄来的作品集，他与其中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文字来构建他们的友谊。朋友们因此称他为文学青年，尽管吴幼明并不十分喜欢，觉得这个称呼有些表面理解了他在思想艺术方面的努力。

他的父亲和同事依然不太能理解他，可他还是我行我素。他喜欢“生活在别处”这句话，觉得里面散发的那种难以触摸的气息，恰能形容他与现实世界的若即若离。

这原是1968年法国学生刷在巴黎大学围墙上的一句标语，后被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用做了小说的书名。再后来，这句话还成为吴幼明参与的一部纪录片的名字。

吴幼明一共参演过四部电影和纪录片。处女作《黄石大道》拍摄于2001年夏天，描述了一名普通交警的小城生活。故事在1998年的长江洪水中达到高潮，他与全城人民共同击退了洪水，却永远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大历史的进程与小人物的悲喜在瞬间交织，最后消融于满天的落霞中。画面中的吴幼明身穿警服坐在马路花坛边，一边抓着头发，一边向天空发问，眼神中充满了压抑和迷茫。此时，这部短片的导演卫铁，尚是北京 电影学院一名大三学生。

在任何一部影片中，他都以警察的形象出现，同样的沉默寡言、较真，外加一份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

吴幼明说，他演的就是现实中的自己。

2006 年5月，此时距网上发帖风波已近半载，吴幼明的生活也恢复平静。他的理想已经完全转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杂志上。在偏远的西塞派出所，吴幼明不忘带记者去参观他摆在值班室的书柜。“最近附近一家钢厂的车间图书馆大扫除，旧书论斤出售，我淘了一堆书，其中的《列宁全集》、《马恩全集》和《斯大林文集》，都是绝版的那种。”

虽未来得及整理，吴幼明的话中分明流露出了一股成就感。

吴幼明的博客：http://wuyouming.sohoxiaobao.com

 

有右派就有左派。在中国，右派是少数，左派是多数。左派斗右派，总是左派赢，右派输；左派得到提升，右派被打翻在地。但是黄万里是一个例外。这里总是右派不输而左派不赢，虽然左派不断得到提升，但右派却始终打不倒，而且在民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黄万里是毛泽东钦定的全国著名右派，他以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而著名。黄河三门峡大坝已经耸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了，到头来，那些左派对手们连承认他们当时曾经支持过这个大坝工程的勇气也没有。长江三峡大坝也已经封顶，黄万里的左派对手此时却不得不承认，“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

一、钱正英转向批评三峡工程

动向2006年11月号登载了未撇写的“点评中国媒体新困境”一文，其中有“钱正英转向批评三峡工程”一节，摘录在下∶

“十月二十七日十八时湖北随州发生4.7级地震，造成2218户、7763人受灾，波及武汉、襄樊、钟祥、荆门、荆州、宜昌等地，许多人在网上质疑是否因三峡工程引发地震。尽管官方对此讳莫如深，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组织的“三峡工程建设技术与管理”论坛，改变过去的立场，开始批评三峡工程有诸多隐患。

作为中共六朝“红色水利专家”钱正英，是当年三峡工程论证的三名主持人之一，曾力挺三峡工程上马。如今八十三岁高龄的钱正英终于回归良知，坦诚三峡工程还需经受历史检验。虽然大陆主流媒体都报导了钱正英出席“三峡工程建设技术与管理”论坛，却隐瞒了钱正英对三峡工程的批评和担忧，只有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时报”在十一月二日作了披露。其实钱正英此前已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留下了伏笔，（三峡工程）“人大也算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这说明钱正英已后悔当初在三峡工程论证书上签字。”

二、钱正英阻止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由水利部具体组织。当时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参加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也由钱正英拍板决定。在挑选三峡工程专家上，有四个重要人物钱正英不得不考虑∶林一山和李锐，张光斗和黄万里。五十年代，中共中央举行南宁会议，毛泽东邀请对长江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两个人到会阐述他们的观点，一个是当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主任、并有“长江王”之称的林一山，一个是后来成为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钱正英貌似公正，说由于没有邀请林一山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所以也就不能邀请李锐参加此项工作（其实当时林一山已经双目失明）。张光斗和黄万里同为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在这两位教授身上，钱正英就不搞什么所谓的一碗水端平了。钱正英邀请张光斗先生作为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最重要的顾问，后又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小组组长之一。但是将黄万里排斥在外。众所周知，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张、黄两人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而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运行的实践证明，张光斗的观点是错误的，黄万里的观点是正确的。

为什么钱正英不敢邀请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因为黄万里在学术上有十分高的造诣，钱正英知道，她自己加上张光斗根本不是黄万里的对手。虽然张光斗被称为中国水利界的泰斗，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但是他不敢在学术上和黄万里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张光斗这五十多年来的最大本事就是向党委写思想汇报，为党排除困扰。如给李岚清写的一个思想汇报∶“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您好！您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已恭读了，深受教育。……您指示，当前着重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谈一下读后的体会……以上体会是否正确，请批评指正！”钱正英不让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有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黄万里是（摘帽）右派。

三、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右派和左派之争

黄万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右派，而且是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大右派，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失败了，这是当今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总共耗资达40亿元（不包括后来的巨额改建费用）。对于生活在2007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和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来支持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四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多泥沙的河流上建造大坝，没有考虑到泥沙淤积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淤积的泥沙会占有水库的库容，而使水库失去调控能力。现在回头再看，谁都会觉得这个错误十分可笑，因为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决策错误看上去是一个类似初学者的错误。但是，为什么在1955年到1958年期间，中国这么多伟大的政治家、这么多水平高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除了黄万里和温善章外，没有一个人指出这个简单的错误？在那个期间，政治家发表了那么多演讲，科学家们发表了那么多论文，说明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必要性，工程经济的合理性，工程的可行性，并且在政治上残酷、无情地打击了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反对者。五十年过去了，除了张含英（原水利部副部长）外，还没有一位政治家或者科学家在公开的场合承认他们本人在这个工程上所犯的错误，并请求公众原谅的。

2003年秋五年一遇的降雨造成了陕西渭河五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之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张光斗还在多种场合下向媒介表示，黄河三门峡工程是个错误的工程，他和钱正英当时都是反对这个工程的。张光斗还不知耻在全国政协上说，1957年只他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大坝的。

张光斗和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同事。两人几乎同时去美国留学，张光斗获硕士学位，黄万里获博士学位。学成之后，两人也几乎同时回国，服务于国民政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求时，两人也都没有随国民政府去台湾或者美国，而是留在新中国。但是在这里，两个人却有过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黄万里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他的文章也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当作反面教材供批判，并被注上了“什么话”这三字，而“这是什么话”正是毛泽东对黄万里的这篇小说的评价。黄万里在水利系和清华大学被多次批判，也包括了张光斗对黄万里的“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打击积极分子、孤立党、丑化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的批判。在批斗会上，黄万里据理力争，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的就是美的。例如黄河规划讨论时，我提出正常水位不可靠，上游修水库淤泥在西安泛滥是嫁祸于人，下游放出清水冲刷堤防引起灾害等意见，大家不同意，一比三十。我一个人和他们辩论了一个星期。水利系哪一位年长先生能和我比一下开朗？”虽然头戴着右派的帽子，黄万里还提议，如果黄河三门峡大坝一定要建，千万不要堵塞导流底孔，以利于排沙。他心中想的就是祖国的江河，生活在那里的人民，而不是个人的政治处境。对于同事的下井落石的做法，黄万里的评论是∶“文人多无骨”。

“文人多无骨”是对张光斗等的最好写照。张光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支持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的最重要的技术力量。早在1950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张含英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还有张光斗。这次赴苏考查是为把黄河三门峡工程列入苏联援华计划之内和在“一五”计划中立项做技术准备。1955年，张光斗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主任。1955至1956年，他多次应邀参加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195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学生党治国在《三门峡争辩史料》一文中以详实的历史史料说明，在黄河三门峡工程争论中，张光斗从来没有反对过三门峡工程，而是一直积极支持这个工程的。党治国在文章中写道，当他听到张光斗说他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时，“使我吃惊得气都上不来！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竟沦落到如此程度！我们的心灵竟麻木、堕落到如此地步！”

四、正确者得不到平反，错误者却步步高升

右派份子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这就更证明了这个工程体现了中苏友谊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金秋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北京盛传黄河水变清的好消息，人们为之欢呼，而忘记了当时笼罩中国的饥饿。同时年11月至次年6月间，在张光斗的亲自主持下，对三门峡工程的导流底孔用混凝土进行了最后堵塞。

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万里先前指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蓄水的第二年，大坝上游泥沙开始大量淤积。1962年3月，潼关河床淤高了4.6米。从1960年10月到1964年10月，平均每年水库淤积10亿立方米，335米以下库容已经损失了43％。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有5至6年，334米以下库容将被全部淤积。潼关河床淤高导致了渭河洪水位抬高，威胁西安的安全；渭河流域地下水位抬高导致关中平原土地盐碱化。从三门峡大坝出来的黄河清水，冲垮了黄河河道，使两岸损失了八十万亩农田，迫使一个县城弃城而走。

1964年12月国务院召开治黄会议，讨论如何挽救三门峡工程。会议决定修改原来制定的三门峡工程的防洪、发电和航运目标。修改工程目标，实际上是宣告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彻底失败。三门峡大坝工程运行的实践证明了右派份子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在国务院治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黄万里说话，公开承认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提议，请黄万里来参加会议和来主持三门峡工程的改建工作。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决策是错误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设计是错误的。
但是改建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任务，却交给了支持这个错误决策的钱正英和张光斗。在钱正英和张光斗的主持下，从1964年起，多次对三门峡工程进行进行改建。在张光斗主持下堵塞的导流底孔，又在张光斗的指挥下，以每孔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们重新打通。也正是在钱正英和张光斗的支持下，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又增加了发电装机容量，将水库的运行模式重新改为蓄水发电，从而加重了2003年的渭河洪水灾害。而在灾后，张光斗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好像三门峡水库蓄水和发电都与张光斗和钱正英没有任何关系。

在西方国家中，工程技术人员也犯错误，有时甚至是重大的错误。但是犯错误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为其错误承担技术和经济责任，甚至法律责任，吊销工程师资格，进行经济赔偿，这是常见的处罚，有时甚至要进几年监狱。按照西方工程技术界的规则，钱正英和张光斗必须承担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设计和决策上的技术和经济责任，工程的改建任务绝对不能再委托给他们，而是只能交给意见正确的黄万里或者其他人。但是这是中国，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钱正英和张光斗不但不用承担技术和经济责任，反而受到更大的重用，反而升官。钱正英从排位最后的一名副部长一步一步地升为正部长，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张光斗则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而黄万里则必须戴着右派的帽子，在三门峡工地上接受劳动改造，担任打扫厕所的任务。即使是失去了教书的权力，即使是担任打扫厕所的任务，黄万里想的还是治理黄河的大事。他利用劳动改造的机会，再次实地考察了黄河三门峡大坝上游的潼关地区，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和方法”等重要论文。他期望中国的领导者能听取他的意见，希望他的学识能服务人民。

五、左派和右派争斗的继续

1986年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张光斗担任顾问。虽然黄万里在1978年被摘除右派份子的帽子，但仍然被拒绝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1989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束，1991年可行性论证通过了国务院的审查。1992年，国务院、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批准了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方案。许多中国人认定，这一次，共产党不会再犯黄河三门峡工程的错误。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长江截流，2003年6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接着船闸通航，发电机开始发电。2006年10月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56米。人们以为，三峡工程的争论尘埃落地。

虽然黄万里被排除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他在这期间完成了诸多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文∶
——论长江三峡大坝修建的前途（1986年）
——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1987年）
——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1992年）
——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1993年）
——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续，1995年）
——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不可修！（1995年）
——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问题（1997年）

黄万里在文章中从自然地理环境、水文、经济、国防等诸多方面论述了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建的道理。十分可惜的是，在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摘帽右派黄万里的文章，很少有报刊杂志敢于刊登，因此当时有机会读到黄万里这些文章的中国人并不是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在举手表决时，根本就没有知道黄万里关于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

六、无情的历史

压制不同意见，最终将被历史严厉地惩罚。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是这样，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也是一样。历史证明了，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是右派对，左派错；历史正在证明，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又是右派对，左派错。人们可以看看张光斗是如何掩盖其在三峡工程上的错误∶

——三峡大坝右侧非溢流坝5号坝段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施工事故（1998年）

1998年，三峡大坝在施工过程中使用了低强混凝土。负责三峡大坝工程质量的张光斗给领导的写了书面意见∶“右非5号坝段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是十分严重的质量事故。对于这一层低强混凝土，建议从一侧进行掏挖，向内掏挖质量事故的低强混凝土，要把绝大部分低强混凝土挖出。为了便于工人进入工作，要求有一定的洞高，要用风钻凿掉周围的强混凝土，这是必要的。掏挖验收合格后，用高强混凝土回填，做好固结灌浆。在重力坝断面以外的事故低强混凝土可以不加处理，因为坝的传力不会经过这部分混凝土的。1999年将是大坝混凝土浇筑高峰，要吸取这起质量事故的教训，提高施工质量，加强质量控制。”

三峡大坝质量问题关系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安危。1972年葛洲坝大坝建设中出现的空穴和架空，周恩来下令停工并撤换工程领导班子第一、第二和第三把手的职务。大坝浇铸中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是比出现空穴和架空更严重的问题，张光斗建议所采取的措施，不能保证大坝的长期安全。就是潘家铮也不敢苟同张光斗的处理意见。

——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

2000年3月16日至18日，张光斗和钱正英赴重庆考察，4月1日就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给国务院三峡建委郭树言主任、李进忠副主任写信，反映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张光斗在信中说∶“国内外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我们表明能够保护好生态环境的，为此必须作出努力。特此报告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了解到的情况。”

张光斗认为国内外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所以，不能让外国人看到他们是对的，而中国科学家是错的。张光斗对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个事特别不放心，希望中央领导能重视，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好。张光斗说，按照上海的经验，治理三峡水库重庆库区水污染问题，估计需三千亿元人民币。张光斗建议中央要投资。但是张光斗忘记了一点∶三峡工程的所谓总造价（动态价值）二千亿元（虽然全国人大批准的造价为五百七十亿元），治理三峡工程造成的水污染需要三千亿元，那么三峡工程的经济可行性又在哪里？

——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

2000年5月17日，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郭树言和张光斗就4月1日来信做了长时间交谈，其中关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

众所周知，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标是防洪，而水库大坝防洪，靠的就是水库的防洪库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防洪组提出，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最起码250亿立方米（加拿大人提供的可行性论证，防洪库容最起码300亿立方米）公布的三峡工程方案，防洪库容只有221.5亿立方米，已经比最低要求少了近30亿立方米。在三峡工程开工6年后，张光斗告诉政府领导，这个221.5亿立方米也是错误计算的结果，实际没有那么大（三峡水库的真实防洪至今没有公布）。当然，左派不愧是有左派的本领，张光斗向中央建议，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公开这个错误，对张光斗和钱正英这批左派不利，对政治家同样不利。三峡工程将中国的所谓精英阶层的利益连接在一起到，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中可见一斑。

——三峡大坝的裂缝问题

在中国，左派之所以能成大事，是因为他们总是撒谎。林彪说过，不撒谎办不成大事。这也是左派常输的主要原因。张光斗告诉政治家，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不能告诉老百姓。接着张光斗就谈到了三峡大坝的质量问题∶“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2002年，三峡大坝出现众多裂隙的问题曝光，张光斗则出面做解释，说，无坝不裂，大坝出现裂隙是一般的温度控制问题。但是2006年三峡总公司宣布，三峡大坝三期工程由于加强管理，没有出现一根裂缝。可见2002年张光斗又一次欺骗了中国的老百姓。

——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问题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前，有记者问张光斗，三峡水库有没有水力坡度。张光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只有当水库的水位无限高时，水库才没有水力坡度。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不可能达到无限高，所以张光斗间接地承认了三峡水库存在水力坡度。张光斗可能忘记了，在他担任顾问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问题，起码有两个结论∶泥沙组认为，三峡水库有水力坡度问题，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移民组认为，三峡水库基本没有水力坡度问题。作为顾问的张光斗难道不知道，同样一个水库，在同一时刻，怎么可能处在一个有水力坡度，而又没有水力坡度的状态？为了证明泥沙问题可以解决，泥沙组需要有水力坡度，而且水力坡度越大越有利；而对移民组来说，水力坡度越大，水库淹没越大，移民越多，没有水力坡度，涉及的移民人数最小。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这个报告必然是错误的，而且是个致命的错误。2006年三峡大坝封顶，全体中国领导缺席，显然他们是不愿为这个错误背黑锅。

其实，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错误，黄万里在“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问题”中就有专门论述，他以1983年丹江口水库安康洪水为例，说明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不是一个平面，特别是在大洪水的情况下，上游水位上升很快，会超过计算的洪水位。如果再往前看，在1957年，黄万里就已经对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一根水平线提出疑问。提出正常水位不可靠的论点。

七、结束语

有右派就有左派。在中国，右派是少数，左派是多数。左派斗右派，总是左派赢，右派输；左派得到提升，右派被打翻在地。但是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是一个例外。从1957年到1979年，黄万里戴了22年右派的帽子，从1979年到仙逝，是一个摘帽右派。他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写信，希望能有三十分钟的时间，讲述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理。可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黄万里感慨地说，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他还有机会，可以和支持者争论七天，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他连争论的机会也没有。可见，中国并没有吸取反右斗争的教训，在扼杀科学民主上，和1957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黄河三门峡大坝已经耸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了，到头来，那些左派对手们连承认他们当时曾经支持过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建设的勇气都没有了。钱正英是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负责人，张光斗是顾问。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结论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名对三峡工程几乎是一窍不通的人民代表举起了他们的手。现在三峡大坝也已经封顶，黄万里的左派对手此时却不得不承认，“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钱正英的这句话，是对她领导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论的否定。如果一个工程需要运行的实践来证明其对错，那么决策之前的工程可行性论证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常规，长江三峡工程运行的结果，应该和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结论相符合，否则就不需要工程可行性论证，只需要领导排脑袋做决策了，因为实践也可以证明这样得到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正因为长江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的实践结果，偏离了可行性论证的结论。钱正英才有点后怕了，才说需要“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

50年前，黄万里被毛泽东亲自钦定为大右派。50年后，这位右派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成为一代知识份子的楷模，而名垂青史。

黄万里夫妇与长女且圆、长子观鸿

1998年黄万里最后一次讲学

 

● 普选，不但是天赋人权，也是中、英两国对香港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中国共产党拖欠中国人民的巨额债务。在政权越来越腐朽、执政合法性不断流失的今天，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的「接班人」们还可以依仗什么再继续赖债呢？

曾荫权对「选举」竟如此紧张：「亲自上台监票，紧盯着作人员的一举一动」；当选举主任冯骅宣佈「二号候选人曾荫权先生得六百四十九票」时，曾荫权深深一揖达五秒，抬起头来已经两眼通红；当冯骅「宣佈曾荫权先生当选」时，他又两次九十度鞠躬致谢，还热泪盈眶，几乎落泪人前。纵横官场四十多年，早已是「金刚不坏之身」的曾荫权，面对一场必胜的、毫无风险可言的伪选举，居然还能做出「惊喜」、「激动」的戏剧性效果，确是第一流演戏高手。

传媒问及曾荫权因何激动落泪时，他形容自己那一刻「百感交集」，「首先我很衷心感谢选委对我的信任，感谢选举办同事不吃不眠、全心全意、不求回报；很多坚守岗位的公务员在背后维持高效率的政府；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香港市民对我一直不离不弃。」曾荫权比谁都明白，他的「当选」不但与「香港市民」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与「选委」也没有什么关系.「选委」只是北京当局的木偶；六百四十九小木偶选一个大木偶者，只是遵命差事，需要「衷心感谢」吗？木偶者，行屍走肉也；行屍走肉当得起「衷心感谢」这四个字吗？！

这种「选举」，是对民主的戏弄；这场闹剧，是对香港民意的强奸。有幸当木偶的冒牌「人大代表」王敏刚先生却十分享受这种被戏弄、被强奸的滋味；不以为羞，反以为荣.他说，「普选不等於一人一票。」那么请问王敏刚先生，你认为的普选应该「等於」什么呢？受过西方民主理念教育的精英，居然可以为了一己之私，向专制独裁当局献媚，为小圈子「选举」当辩护士。王敏刚，你应该为你的「人大代表」感到耻辱，你的子孙将会为你的假代表而永远蒙羞呀。

同样是「以赢利为目的」生意人，李泽楷的腰桿显然比王敏刚「刚」得多；李泽楷敢於再次强调他支持二○一二年双普选的立场，并联署支持由二十一名民主派议员提出的二○一二年双普选方案。「我今日只想讲一句话，我希望五年后的今日，即特首选举日，可以和全港市民有一样的权利，去投票选特首！」掷地有声。李泽楷认为，现时选举制度跟「真民主」相差很远，强调会坚持争取「真民主」。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更发表声明，促请政府研究改进二○○八年立法会选举的可能性。这就是香港人的良知！

普选，不但是天赋人权，也是中、英 ？ 国对香港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中国共产党拖欠中国人民的巨额债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回答路透社记者问题时就向中国人民开了一张期票：「「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的无记名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不但不给中国人民什么「普遍平等的无记名选举」，连香港人这点由英国人留下的「选举遗产」也要剥夺了去。如果说，过去的六十年，毛邓们可以依仗暴力和权术来拒绝兑现诺言的话；那么，在政权越来越腐朽、执政合法性不断流失的今天，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的「接班人」们还可以依仗什么再继续赖债呢？

首发开放杂志４月号

 

4月2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核心层”9+1″个成员，空前十分团结地向毛泽东最后一个儿子毛岸青做最后的告别。中央电视台报道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规格这样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马列著作优秀俄文翻译家毛岸青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等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并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同志也以不同形式对毛岸青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毛岸青身着解放军军装，身上盖有中共党旗。据报道，毛岸青的生前军中级别是正军级，其妻子邵华是少将军衔。4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重要位置刊登文章《”凡人”毛岸青》称这位毛泽东的后人是”伟人的儿子”，又是”伟大的儿子”.前几天，上海新任市委书记、据传有望成为中共所谓第五代领导核心成员的习近平，第一次公开活动就是到中共一大旧址参观学习，其实就是表一个姿态宣布”效忠党”，和胡锦涛2002年底当选中共总书记后到河北西柏坡学习党的优良传统一样，都是表一个姿态，证明自己是毛泽东的后人，而且还是党根红苗正的接班人。这次，江泽民和中共要员一道到八宝山出席毛泽东最后一个儿子的告别仪式，也是一种意味，中共后人都是毛泽东的后人，毛泽东主席和革命烈士的后代们都要毛泽东的好孩子，还要继续掌管红色江山，打天下坐天下，名正言顺。

毛岸青曾用名是随母亲的姓”杨永寿”，是中共前独裁头子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的儿子，1923年11月23日生于湖南长沙，于2007年3月23日在北京去世，终年84岁。去世后，新华社记者不会写稿子，居然第一句就错成”毛泽东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的儿子”，众所周知，毛泽东不是中共中央的终身主席，也不是死后的挂名主席，为什么还直呼前主席毛泽东为主席呢？错上加错。

毛泽东生前不信上帝，但若不是信奉上帝的一个仆人——在上海开办幼稚园的牧师董健吾照料，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恐怕到后来一个也找不到了。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至今还保存有一张上海大同幼稚园部分幼儿合影的照片，其中有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毛岸龙在上海因生病夭折，毛岸英后死在朝鲜战场，最后84岁的毛岸青活过了83岁毛泽东的年纪，还多活一年。当年，董健吾以基督教王牧师的身份为掩护，同情中共，为中共做一些情报工作。1936年2月间，他曾设法秘密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递送信件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相隔数日后，又秘密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延安。董健吾的小儿子董寿琪介绍，在1932年到1936年期间，他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生活近四年，后来又受张学良资助十万法郎，他们同往法国巴黎，后转到莫斯科。

毛岸青和邵华生有一个儿子毛新宇，于1997年12月7日和山东泰安御座宾馆工作的郝明莉结婚。后来又离婚，与一女青年刘滨结婚并生下儿子，即被媒体吹捧的毛泽东曾孙毛东东。

不过，论起毛泽东的后人来，对比邓小平的后人来，中国普通老百姓倒有不少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主要是人们认为那个时代贪污腐败没有今天这么多，那个时代有所谓的公平、理想，其实这些都是上了中共历史封锁的当。毛泽东时代照样腐败透顶，毛泽东本人整人一流，极权害人，”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四清”、”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各种政治运动一来，斗争不断，人命如草，毛泽东本人的罪恶超过斯大林加希特勒，罄竹难书。而邓小平的后人、即邓小平女儿的女人卓玥，先是到美国留学多年，现在已是北京一个公关顾问公司的董事长，报纸上多是宣传，其生意也做大了，自然比毛泽东后人风光多了。

有趣的是，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凡人”毛岸青》文章称：”毛岸青作为伟人之后，不去风风光光亮相，不去媒体上凑热闹，不去向人们传递什么，只是按照他的父亲毛泽东的家训，默默走完人生历程。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显现出一代伟人之后的高风亮节”，似乎这正是对邓小平后人一家追逐权势和财富的讽刺。邓的后人有的当官至正部级、中央候补委员，有的留美多年，利用权势开公司，赢家通吃。现在看看中共领导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过是把毛泽东当旗子晃给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看，拿邓小平的经验赚自己的财富，继续江泽民”三个代表”腐败大业，将”打天下、坐天下”进行到底罢了。

 

今年1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中国狱中作家文选》，编者黄河清、王一梁。全书共489页，收入了53位狱中作家（包括已获释者）的文字，按体裁分为文学篇和时论篇两卷。书后附有74位狱中作家简录和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博士在序言里指出：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因而中国的狱中作家人数也最多，如果不累计中国自1949年以来曾关押的人数，仅自八九民运以来18年内累计就有数百名之多。据国际上有关人权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的狱中作家目前至少有60多人。”

读《狱中作家文选》，首先让你感到的是作者们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湖南浏阳日报编辑喻东岳，因为在八九民运中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投掷鸡蛋而被判处20年徒刑，在狱中备受折磨，以至精神失常，但矢志不渝，壮志不改。他写下了一首短诗《我的宣言──仍然》：砸不烂的铁屋──仍然要砸，捣不碎的酱缸──仍然要捣，战不胜的死神──仍然要战，登不上的巅峰──仍然要登！浙江富阳市的徐光把自己比作蜡烛。他说：”假如你需要光明，就将我点燃／假如你需要温暖，就将我点燃／假如你需要天堂，就将我点燃。”浙江杭州的朱虞夫，早在民主墻时期就投入民主运动，1999年3月2日、3日，地方员警两次上门，警告朱虞夫在两会期间不得外出，明目张胆地限制人身自由。朱虞夫非但不恐惧不退缩，反而激起了抗争与挑战的冲动。他在《致员警》的诗里写道：”我本已安于命运的蹇舛，／驽马恋栈，儿女情长；／二十年前的鼙鼓日渐远去，／偶尔提及也只是闲话一场。””我感谢你的到来，你的唤醒，／没有使命的生活何等悲凉；／我渴望，我等待暴风雨的时刻，／随时听候召唤，我已备好行装。”这些用生命写成的诗句雄辩地证明，人类甘冒风险争取自由的伟大动力，不是仅仅来自人的物质利益或欲望，而是来自人性中的气魄和血性。

四川的欧阳懿在《别样的俄罗斯，别样的中国》一文里，记叙了身边的几个民运人士的母亲和妻子，记叙了她们对自己的亲人参加民运的坚定支持，尤其是在亲人身陷囹圄之际，默默地承受巨大的痛苦和沉重的生活压力。正如作者所说，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她们是我们英勇不屈和勇往直前的永恒动力。

《狱中作家文选》里有很多篇记叙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文章。北京的何德普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89年6月3日夜晚北京市民英勇抵抗戒严部队的浴血格斗。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我特别要向读者介绍湖南陈少文写的长篇报道《湖南涟源市三甲农民大起义揭秘》，1996年4月，湖南涟源市三甲乡的，因不堪地方政府的横征暴敛，欺人太甚，在教师黄主祥、黄国卿、萧早云的带领下，成立了农民自治协会，他们围攻乡机关，攻打市政府，扣押政府官员，封锁重要铁路公路干线，查抄市委书记别墅，甚至迎战政府的防暴士兵和特警部队。威武雄壮，可歌可泣。早在2002年春天，陈少文就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下这段历史，并因此而被当局逮捕，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受到当地农民的鸣炮欢迎。在农民的帮助下，作者把这篇报道重新整理，充实史实，昭示于天下。

收进本书的另一篇长文是四川民运人士刘贤斌的《川中地区农村社会调查》。作者指出当时农村的5个重大问题，它们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已走到尽头，计划生育政策业已失败，教育滑坡，农民负担过重，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的重新出现。作者的结论是，民主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实行土地私有化，使农民有固定资产，实行生育自由，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普及国民教育，减轻农民负担。民主力量应积极参与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抗争，并用自由民主理念启发农民，使他们的抗争成为真正的民主运动。这篇调查报告写于1994年9月（发表于1997年6月号的《北京之春》杂志），比2000年3月湖北的李昌平上书朱镕基讲三农问题要早5年多。

正如井蛙女士在给这本书的献词里写到的那样：”狱中作家给世界留下了最为珍贵的文字。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谎言，拒绝暴力。是他们使我们看到了人民的灾难以及这个政府反人性的一面。”

－－北京之春

 

今年2月25日，美国洛杉矶好莱坞，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金像奖出炉，颁奖礼照例隆重而盛大。德国电影”The Lives of Others “（中文译名《窃听风暴》），荣膺最佳外语片奖。在此之前， 该片已经横扫今年的德国电影奖，囊括最佳影片、导演、制作、男主角、男配角、剧本、摄影七项大奖，轰动德国。摘下奥斯卡奖，更使该片享誉世界。

《窃听风暴》袭击中国

然而，《窃听风暴》却在中国遭到禁演。原来，该片剧情，描述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东德，秘密警察通过窃听、跟踪、和卧底等手段，大规模监控民众和社会的情形。看过该片的中国人都惊呼：这分明是今日中国的翻版！今日中国，与当时的东德，简直太像了！

正如其他被禁书籍和电影的命运一样，中共禁演《窃听风暴》，顿使该片的盗版 DVD在中国疯狂流行。春节期间，许多中国民众见面的第一句问候语，竟然是：”看《窃听风暴》了吗？”那些长期被监控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更是感同身受，在便衣警察密布的监控之下，他们悄悄在家中观看该片，不时发出长长的喟叹：人类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 那些在东欧和前苏联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故事，竟然还在中国上演！相关导演且乐此不疲！

东欧清算前共产党线民

实际上，那些故事，不仅已经在东欧和前苏联成为过去式，如今的东欧国家，还纷纷开始清算前共产党的同谋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刚获得民主新生的捷克，就制订《刑法增订条例》，依据该条例，凡担任过捷共县级以上官员者，均可被处以 2至5年有期徒刑。

今年1月8日，波兰，刚刚 被梵蒂冈教宗本笃十六 任命为华沙大主教的斯坦尼斯瓦夫。维尔古斯，在正式就职前一刻，宣布辞职。原来，波兰媒体揭发，维尔古斯神甫年轻时，曾与波兰共产党情报机构合作，充当线民。在丑闻越闹越大的情况下，维尔古斯神甫承认曾经做过不光彩的事，并宣布辞职。

鉴于波共曾大力渗透天主教，波兰神职人员中， 15%曾充当波共政权的线民。 维尔古斯神甫事件后，波兰主教团决定，让全国每位主教都接受真相调查，以鉴定他们中是否有人曾与共产党秘密警察合作。波兰的圣座国务卿也要求，将类似调查扩大到全国党政人员，以示清白。

波兰议会随后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前共产党政权的同谋者担任公职。依据该法案，至少70 万人必须坦白是否曾为波共充当线民。包括公务员、学者、记者、国营企业负责人、以及学校校长等，都必须填报表格，鉴定身份，否则将被径直辞退。

说到这里，不言而喻，前东欧共产党线民的下场，应足为今日异常忙碌的中共特务、奸细、线民之警戒。

俄罗斯的例外

除波兰之外，清算前共产党政权线民的工作，在东欧各国，都已展开。然而，俄罗斯成为例外。目前的俄国社会，居然并不认为同前苏共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合作，是件耻辱的事情。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就曾经是克格勃高级特务。普京当政后，大量前苏共克格勃成员进入政府，占据俄罗斯统治阶层的比例，超过70% .这便是俄罗斯没有出现类似东欧清算潮的现实原因。

实际上，在俄国，谁都知道，克格勃曾经在东正教中大量招募线民。乌克兰东正教会领导人揭露：在俄国东正教领导层和高级神职人员中，许多人从年轻时代起，就完全被克格勃操控，充当内奸或者线民。对此，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塞二世曾含蓄表示，希望社会能够原谅教会中的那些昔日线民。

俄罗斯的例外，恰恰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俄罗斯民主遭到削弱的原因。尽管俄罗斯还有民主基础，但显然已经被普京弱化。普京当政后，瓦解了俄罗斯地方政府的选举制度，地方长官由他一人任命，大权独揽；普京将原先的俄罗斯富豪一个个送进监狱，将大企业的主导权收归己有，然后让自己的亲信成为新的首富或者富豪；普京当政期间，反对派人物中毒和死亡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仅在对政府持批评立场的记者中，就有 14人遭暗杀或”神秘死亡”.普京连任两届后，竟然还打算在2008年之后充当”太上皇”，垂帘听政，足见其独裁之心。

尽管如此，在俄罗斯，普京的支持率依然高达70%.这里折射的，是俄罗斯民族中根深蒂固的盲目个人崇拜心理。这种集体守旧心态，使俄罗斯民主大打折扣。普京受到支持，出于两点：其一，在车臣战争中，普京表现的强悍；其二，普京当政后，正值世界能源市场需求激增，普京利用俄罗斯最丰富的能源储藏，大作能源买卖，制造俄罗斯经济起飞，迅速重新崛起。

毫无疑问，对前苏共线民的清算，已经无法在普京时代展开，只能留待俄罗斯的另一个时代。而这种清算，即便对于俄罗斯，也是注定的，区别只是迟早而已。

中共间谍战：人海战术

当年，中共篡取国政，依仗的法术之一，就是间谍战。在国统区内，中共疯狂发展间谍、奸细、线民。或者直接从”解放区”内，集中培训并源源不断地向国统区输送间谍、奸细、线民。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间谍战，以人海战术展开，令国民党防不胜防。以至于，国民党的要津，大都被中共特务所据。不仅国军高级将领左右，布满中共眼线，就连南京总统府内，也密布中共奸细。到 1949年4月，南京陷落前夕，总统府内，7名机要报话员，就有6名是中共特务。蒋公焉能不败？

中共建政后，更将间谍战进行到底。毛泽东迷恋明史，尤其推崇明王朝的特务治国术。1989年之后，中共强化特务治国，达到登峰造极。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窃听、跟踪、卧底、与监视，并将这种监控扩及海外、布及网络。中共监控的对象包括：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其他抗争人士（如坚持抗争的拆迁户、访民、和疆蒙藏少数民族等）；以及香港民主派、台湾和海外反共人士等。

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更将其间谍战中的人海战术，发挥到极致。中共特务和线民，无处不在，密如蛛网。据资深观察家估计，仅在香港一地，中共安插的特务、内奸、线民等，就数以 10万计；在台湾，中共特务和线民遍布，甚至在”大陆新娘”中，也不例外。中共女特，不惜以身体为赌注，混迹”陆娘”队伍，伺机窃密或生事。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于去年公布一份报告，披露：中共以学者、学生、艺术交流等名目派往美国的间谍，就达10万之众；掩护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在美国境内，则达3000多家。而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先后爆出中共向该两国分别派遣间谍达 3000多人的新闻。间谍风波，一度导致中加关系紧张。据中共自己人透露：实际上，中共驻外新闻和外交人员，大多担负间谍任务。

发展线民，中共连反对派人士都不放过

单说针对反对派人士（民运人士或异议人士）这部分。中共除了监控和迫害，还对他们展开争取工作。国家安全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分片分点，任务落实到人头，采取类似球场上密集盯梢或贴身紧跟的战术，对异议人士及其家属展开联络和游说工作。

针对海外异议人士，中共的”统战”工作，主要通过其家属进行，以乡情和亲情为感召。当家属受到优待，或者，从家属那里传来国安人员”友好”和”善意”的口讯时，一些流亡人士最初都以为，中共的目的，仅仅是要他们降低批评声音与反对活动，低调行事。但随后就发现，中共的用意，却深长得多，不仅要”统战”，还要”策反”：中共居然要发展异议人士当线民！

各地国安人员，为了立功受奖，施出浑身解数，全力诱惑兼游说，连曾被他们投入牢狱、受尽迫害的人，都不放过。此举，对怀抱崇高民主理想的异议人士而言，形同羞辱。对中共而言，却十分自然：既然是人海战术，中共发展线民，就不放过任何人与任何可能性。

极少数理念模糊、信仰不坚、意志薄弱、或在海外生存维艰、经不起中共以利相诱的异议人士，或沦陷其中。这是中共”统战”的最大成果。如果回国经商，很容易被中共”吃定”.如果中共许以”生意上的好处”，则是更大的绳套和陷阱。

少数人经中共”打招呼”，甚至不由自主地，在言行上与中共配合起来。比如，有人经中共打招呼”你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和法轮功搞在一起”，于是回避法轮功，乃至视之为敌；或者，有人经中共打招呼”你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和台独搞在一起”，于是激烈反对台湾绿营，整日侈谈统一、空谈统一，仿佛统一高于民主、高于一切。由此转移焦点，变相淡化中共独裁这一最大世纪课题。

少数异议人士，虽婉拒充当线民，却在中共的反复劝说下，言论与活动趋于低调，甚至完全消音，则是中共工作的次大成果。如果策反和统战均不能奏效，中共还可能利用某人曾经回国、并遭安全局约谈的情节，对外放风，抹黑该人士，使其在民运中站不住脚，达离间之效。

中共手段多样，目的多重，异议人士，不可不慎不防。如果在黎明前的黑夜里倒下，则诚为可惜可悲。从政治策略而言，为国家计，对立双方，并非不可接触、不可对话。面对中共的”柔性”攻势，异议人士大可反其道而行，籍机诚意劝说中共：扬弃专制，接纳民主，谱写民族和解，共建文明中国。如此，个人化被动为主动，家国化干戈为玉帛。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4月号

 

2008年奥运会能够在中国举办，对炎黄子孙来讲都是利大于弊的。中国能够取得奥运举办权，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整体国力的上升，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明的认同。

据内部人士透露，北京政府本来是对取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势在必得，而且相关单位也提前对各参与投票的人打了招呼，有的还重重打点了，有关部门秘密统计的结果也显示北京胜券在握。可是等到秘密投票时，悉尼胜出了。

据说在争取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某些领导人终于认识到世界并不都像中国一样贪污腐败，靠打招呼、小恩小惠以及行贿达不到目的的。于是就加强了环境和人文的改善，暂时节制了去行贿的习惯和愿望。结果，反而争取到了。

因为这件事，当时的总书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漏了嘴，闹了笑话，他说，今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要清正廉洁，不要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哈哈，这句话的语病就在于“在国际舞台上”，说明总书记都知道要内外有别。

上次希腊奥运结束时北京组织了一个奥运演出团前往表演并接收奥运大旗，北京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说很有小聪明的张艺谋正在绞尽脑汁搞一个几分钟的表演，如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给什么人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人，那就是江总书记。当时奥运开幕式的总策划鹿死谁手还未知晓，大家都在觊觎。

希腊八分钟的演出结束后，褒贬不一，在国内大多是贬多于褒。可是朋友就立即来电，说，张艺谋真聪明，他肯定要成为奥运开幕式的总策划。我问为什么。朋友说，总书记家乡扬州的小调，加上总书记最会拉的二胡，配上总书记最喜欢的小姑娘，而且穿上外国人时兴的超短裙——我靠，你以为张艺谋是浪得虚名吗？你以为总书记是瞎子吗？你以为张大导演绞尽脑汁是为了搞给你看的吗？

我才知道，那次张大导演把一群穿着超短裙的中国辣妹赶到希腊舞台上边跳边拉是为了做给一个人看的。

这些都是逸闻，不提了。前两天看报纸，看到中国设计的奥运金牌终于出笼了，设计美轮美奂，中间镶玉，而且每块都选好玉，每块玉的纹路都精雕细作，《南方都市报》以“金镶玉惊艳亮相”、“金玉结缘，相得益彰”作了详细介绍。第二天就有奥运金牌得主出来声称，这块金牌最有保存价值——我也认为这块奥运金牌最有价值，是咱们中国人的，可是我最关心的还是这块奥运金牌的价格，而不是价值。这块奥运金牌花费多少？由谁出钱？和历史上各届奥运会金牌相比，造价如何？

我不了解奥运金牌的历史，就问了热衷收藏此类玩艺的朋友，他说，百年奥运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化大钱搞奥运金牌，有些别出心裁，还有用国家的艺术品当奖牌，1994年挪威拿自己盛产的花岗石作奖牌，但自从1920年后，总的趋势是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就越来越小气。小气是小气，可创意不断，把奥运金牌也搞得奇形怪状，结果在1978年奥运会不得不通过章程，正式规定了奖牌的大小（直径不得小于60毫米，厚度不得小于3毫米，金牌至少要镀金6克等等），这规定让那些想节约的和任意发挥创意的国家有所节制。

朋友说，中国的玉一向是无价之宝，奥运金牌选择的玉自然不会差，用黄金镶嵌玉石又是中国最高的艺术品之一……

朋友还告诉了我很多，但我已经没有听下去，我心中不禁感叹道，历史上最牛逼的奥运金牌终于诞生了！

我应该感到高兴，还是难堪？

高兴是应该的，历史上最牛逼的奥运金牌出在北京奥运会，最有保存价值，最昂贵，做工最细，把以前各国的奥运金牌都比下去（连世界最富有的头号强国美国的奥运金牌也不值一比），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自豪肯定会被愤青定性为汉奸。可是，我们大概忘记问一句，这奥运金牌的费用从哪里来？不会是党费开支吧，就算是奥运会赚的钱，那么这赚的钱也应该是属于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又或者该不是从纳税人的钱里掏吧？

几百块奥运金牌花费不了多少钱，我不应该这样钻牛角尖的。可是，既然花不了多少钱，以前各国办奥运为什么都尽量往便宜折腾，唯独到了咱中国就搞得这奢华——而且把这种奢华说成是中国特点（什么连“玉在中国象征着高尚的品质”都搬出来了），中国人有多少人有镶嵌着黄金的玉石？

说我钻牛角尖的朋友不妨先静下心来，回顾一下：奥运会总共办了多少届？那么每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的国民收入排名是多少位？人民的富裕程度在当时世界众多国家中排在哪里？大家大概不用去认真算了，因为历史上最穷的奥运举办国家就是中国，至今还有几千万人在赤贫线以下。除了中国，历史上举办奥运会的各个国家最差的也在前三十名以前，只有中国至今无论是以任何一种方式计算，其国民收入在世界各国的排名都在一百位以后。

我们是最穷的国家，我们要举办历史上都是由比较富裕的国家举办的奥运会，这不可怕，也用不着自卑，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因为中国的整体国力确实提高了（虽然这整体国力是多多少少牺牲普通百姓的福利、医疗待遇等为前提的），目前正在进入一流大国的行列，人民虽然还很穷，贫富差距虽然更大，但咱大国毕竟是崛起了。

问题出在如何举办这场奥运会？是勤俭举办，做到全民参与，让中国人民真正收益（从经济和政治、社会等多方面收益），还是把奥运会办成和民众无关（甚至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贪污腐败盛行的奥运会？

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告诉我的外国朋友北京奥运金牌的事。而且这让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作为国家干部的我第一次出差美国，在和美国官员以及公司交往时，我们为了不给中国人丢人，把在国内的小气暂时收了起来，于是住好的酒店，在给小费等各方面也显得大气。美国人见了一笑置之。十年后，当时接待我的一个美国人已经成了我的朋友，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他们当时觉得我们非常过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工资水平，甚至知道中国政府出差美国的补贴标准，他们想不通的是，无论按照工资标准，还是按照补贴标准，我们都应该拿不出那么多钱，也自然不应该那么大方的……听了这话，我的脸是实实在在地红了。

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北京政府，或者北京奥运会筹备组，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在一百位之后，世界都知道我们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世界都知道我们还有几千万孩子并没有享受到免费教育，世界也知道我们的农民还是世界上最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我们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至今都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世界都知道全中国每天都有好几万看不起病的人带着病体回到家里，有些人在大国崛起的时候在家里孤独地等待死亡……

如果你们搞出了历史上最牛逼的、最昂贵的奥运金牌的话，你们就算不用向中国老百姓交待，你们在世界面前不脸红吗？

写这段话，并不只是针对奥运金牌，奥运会就要到了，我也想提醒有些人，权力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举办任何形式的奥运会，甚至可以再搞一次希特勒式的奥运会。但要记住，对这次奥运的最终评判权绝对不在你们手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你们的评判权也不在你们手里，当有些人要把奥运会办成某党、谋利益集团的宣传舞台时，搞不好那舞台最终会变成人民评判他们审判台。

－－博讯

无论阅读他的书，还是听他说话，都会进入一个王朔制造的“场”，说“被唾沫淹死”可能太过夸张，可是他的这个“场”确实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聊天是我强项呀，是我的主要娱乐。”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王朔一人，舌战几十家媒体的文化＋娱乐记者，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境。感觉就像儿童游艺机里面的“敲榔头”，哪儿冒一脑袋，就管哪儿敲一下——哪儿出一声儿，他就“灭”哪儿，见声灭声，枪枪命中，无一脱靶。正为他的表现惊诧着哪，忽闻“聊天乃娱乐”之说，才知道咱众人今儿是陪王大师娱乐来着，只是顺带各自完成了写稿的任务。

王朔说：你们都是文化记者吧，我和文化记者还愿意聊，娱记不行。他不知道，这年头，文化、娱乐都不分家了，全民娱乐。谁让他一出马，就替人娱乐明星打官司呢？注定了这次复出再也脱不了“娱乐”的名义。

4月1日，愚人节，王朔的新书发布会在上海最贵的私人会所星公馆内召开。王朔一出场就有惊人之举。台上原先摆着一张皮制的古典沙发椅，主办方原想让他坐那儿好好聊，谁知道王朔不乐意了，说我一人坐在上面，你们都在下面站着(当时他一出来，前面的媒体都站起来了)，这不行，那我也下来吧。于是他便也走下台，站在“人民”中间，拿一话筒，摆开了聊天的架势。本来以为他就站那儿聊，聊不长，谁知我们都累了，他还“欢蹦乱跳”着呢，说着“你们都没问题了吧？怎么没声了？聊够了吧？”一副小孩游戏胜利后的洋洋得意。

在根据《六祖坛经》而写的小说《我的千岁寒》中，王朔写惠能出场说法，面对台下一千多民众，“臊了”，因为“人一多就起急”。“为什么人一多，称赞我，我就严重不舒服，只能忍受五分钟——这五分钟臊眉搭眼，过了五分钟，对方话头再不收，心里就翻脸了。”“翻脸后心理处于临战状态，最大的渴望是眼前这称赞变成敌视，不礼貌就发生了。”现在，王朔面对的也是台下的人群——主办方邀请的和未邀请的从各地赶来的记者，可我想他不会“起急”，“臊”那是他刚出道那会儿吧，现在他百炼成精了。但是后面这一段微妙的心态，私以为还是跟王朔自己挺像的。

就如同他的新书《我的千岁寒》一样，他的聊天也是“语言乌托邦”。王朔用北京白话来写历史、写经，是个尝试，话语极端膨胀。无论阅读他的书，还是听他说话，都会进入一个王朔制造的“场”，说“被唾沫淹死”可能太过夸张，可是他的这个“场”确实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他说，“我就一京油子”，谁敢跟他“单挑”呀，他啊，还真适合“群聊”——车轮战。

王朔能“侃”，他说侃大山应该是这个“砍”，而不是“侃”。所以呢，王朔聊天，好像也暗藏把大刀，聊着聊着，冷不防就朝某某人“砍”去。不是都说他攻击性强吗？王朔说了，“你们为增加发行量找我聊，还不是我聊得有杀伤力吗？”不过，王朔也知道自己，聊多了，会“没谱”。可现在他与媒体是共生的关系，他爱聊，媒体也需要他聊，哪能说停就停呢？

王朔说，我的书，现在出，10年后出，其实都一样，20年后谁也见不着谁了。这是我的谢幕演出了。人不看怎么上台，而看怎么走下场，要好好下。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原谅他一时的口是心非、一时的目空一切、一时的咄咄逼人吧。现在，全中国媒体都记着这个圆圆脑袋的说话大师了，连带他那仰着头、露着牙、特别的呵呵笑声。

后记：

这连绵不断话语的高潮让人兴奋，也容易让人疲劳，一如他2007年高调登场至今的全过程。在这个兴奋又速朽的王朔的高潮中，最后出场的是一本27万字的书，提醒世人这滔滔不绝的中年人的身份，原来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作家。是的，一个作家。他的新作甚至一改从前的语言风格，显示出突破的努力，可惜，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在盛大的发布会上，媒体将滔滔不绝的他包围在中间，几乎无人提及这本白色的书。写作的得与失，成与败，都不再重要，也无人评价。这个高度兴奋的“人来疯”，这个文学上曾经的重要人物，他的影响还在方方面面发挥余热，本人却乘着娱乐的狂潮，在口语的自我复制中，一阵阵爆发出微醺般的高亢大笑，越行越远，渐渐难辨来路与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