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
用西方眼光看中国女性
西方人研究中国女性经历了大概这样几个阶段：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教士文本；二、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社会史文本；三、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文本。2006年起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就是第三个阶段妇女史研究的成果总汇。
这些面向西方读者的研究，每个阶段都和西方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西方历史学研究者们以其坚韧而笃定的学术态度，克服语言以及文化想象的双重障碍，在零星、残缺、杂乱的与妇女相关的史料里，捕捞中国女人的生命气息。这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
阅读女性系列丛书本身，也是一次历险。作为一名中国读者和一个中国女人，历史、文化、尊卑、男人、情欲、身体和技术，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语境、文化前提，是从心里从肉里长出的东西，是困惑、欢乐、痛苦、迷茫交织的布匹。首先，妇女史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将刚性的历史言说转换成“情景真理”，经由这个秘密通道，是要看清个人经验以及个体生命的来龙去脉，将问题意识安放在个人焦虑的精神空间，然后再来打量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是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还是鲁迅先生的“吃人”说，看起来既不对立，也不矛盾，因为历史本身正如伊沛霞描述的宋代妇女生活一样，是“流动的、复杂的，谜一般的”。
以文化为载体和机制而运行的中国古代社会，宗教、政治和伦理一锅煮的社会，任何概念的刺探都显得捉襟见肘，比如为什么见了皇帝要跪拜，不关乎平等，是某种宗教情怀的转喻行为，跪拜高堂父母亦同此理。为什么讲阴阳平衡，而又阴阳有序，女人服从丈夫，丈夫服从父亲，父亲服从父亲的父亲，没有谁不服从谁的，服从是每个人的核心命题。做君子真不好玩，在外君子，在家也君子，这累坏了男人，于是一堆女人围着他们，妻、妾、仆。不做君子的女人就有了相对宽松的行为可能性，比如不想生孩子或者生不了孩子，就让妾去干这事儿；比如不想做妾，可以让父母或者相好的把自己赎回去；比如还可以离婚，带着孩子到另一个地方生活。这些《红楼梦》里全有，但残忍、虚伪和“吃人”也同样真实，也同样是历史。不仅女人，包括男人，家庭也是他们主要的活动空间。一个不商业、不公共、不民主的社会，男人们也没有多少工作要做，男性精英们泡在书房，只关心文化、个人趣味、品质、性情以及少量的仕途安危，而家庭内务交给妻子管理，类似今天的公司管理。中国古典精英文化的涵养与传承，是在家庭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得力于女人们的默默奉献。默默奉献的女人们都是一些即兴表演者，勤劳、朴实、善良以及隐忍，是男人们派发的道德符号，因为得到的回馈同样多，比如尊重、安全、物质保障以及家庭空间内部的主导权。谁要像贾母那样做一个女人，在今天看来也是无比成功的。因此，今天的一位中国大陆职业女性(台湾与香港有些例外)，对丈夫与家庭的期待，和宋代、明代女人也没有多大区别，文化的魔力就是如此顽固，谁要叹息传统文化的沦丧，这也是有表演的成分了。
复兴传统文化，让男人做回君子，这无异于天方夜谭；让女人回归家庭，这比较好办，但前提是一个男人得打三份工，买十份保险，才能保证家庭的供给。文化焦虑的思维困境依然没有摆脱对比模式：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通过妇女史去体会历史中的女人，不是谁更好或者更坏的问题，而是在历史中找到古人的深幽智慧，他们是如何处理困难，如何安顿精神，如何体验快乐与自由的深意，并在学术研究领域拓展新的思维空间，为理论阐释者标示了更多的思考方向。
海外女性研究丛书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性别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范畴，意味着方法论的革新，一种方法论的想象而不是西方中心的文化想象，正如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对物质生活的关注，当代中国新史学学派关注历史的“情境化写作”。复兴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范畴，正如当时的宋明理学，在“复兴”的诉求中挽救人心，培养德性，女人收获的则是缠足的推广、烈女和贞节牌坊的剧增。当然，从现成的主流结论出发去关照古代妇女的生活不是女性系列丛书的套路，同时给“受压迫”话语翻案更加不是此套丛书的宗旨。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国内就出版了陈东原、谭正璧、陈顾远、金仲华等人的妇女研究著作，其中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影响最为深远。该书已经对妇女作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从周以前至民国止进行了历史的系统的论述。女性研究丛书的新意在于，尽量找到性别理论和历史史料之间的平衡点，低调处理史料以及理论相激发的新结论，于是人们获得了这样一些古代女性的另类形象：既不英雄也不凄惨；既不绝望也不乐观；既不温良也不刁蛮，历史亦如生命本身一样，是抗争与妥协，偶然与必然，文化制度与文化操作的复杂织体。因此，也许在主流史家看来，妇女史有冒名顶替之嫌，是这样一些“断断续续，声音微弱，需要更多注意力才能捕捉到的信息”，妇女史本身像女人说话一样，无中心、无主角、无主线，显得蔓延、随意与松散，历史不再显得雄辩与无可置疑。
海外女性研究丛书的“海外”二字，使得研究者们面对中国文化这庞大而悠长的历史文本，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礼貌与温情的学术姿态，这是本人作为一名中国读者的直觉印象。她们，那些海外学术同行们，不满足于现成结论的学术创新姿态与这种礼貌感觉构成的某种奇怪的书写风格，因为颠覆总是在自身话语系统中进行的，比如尼采、福柯、拉康、德里达，甚至包括史学界的布罗代尔等等，要说到中国的事情，因为有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汉学研究的分寸感始终是一个微妙的距离，是戴着手套的触摸。这样的礼貌属于文化空间地理学的问题，这样礼貌或许从侧面给予人们这样的启示：对自身所浸淫的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解剖，并不意味着背叛与自轻自贱，自家人说自家事，因为熟悉，倒是少了些温情，多了些凶猛，比如鲁迅先生，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正是这痛苦，才能完成蜕变，完成理解之后的更高认同。
道德、个体以及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永远都在生成之中，会在扔掉一些东西的同时吸收一些东西，汉民族本身也是在兼容并蓄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没有哪一种文化哪一种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为人类提供解决方案。即使在某一类文化共同体内部，人们接受什么或者排斥什么，都不是恒定与决绝的，这是历史的吊诡，这是历史告诉人们的虚无的力量和力量的虚无，但创造与扩展自由的边界，是人类历史共同的方向。
■ 张念(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上海)
细读之一：《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三代中国女工的相遇
在商场的一幅巨大的香水广告牌中，一位玲珑有致的女人胸前放着一瓶香水，它的球状造型几乎与女人的身体“完美”融合，它既是女性的象征，也是女性魅力的延伸。而在不远处另一幅广告画中，一位青春永驻的老男性明星正风情万种地凝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在当下中国，谁能指望摆脱这些无孔不入的性别暗示呢？
五十年来，中国人对于性别的感受无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刻意模糊生理和社会性别特征的单一模式，到当今的俊男美女、非男非女或亦男亦女都有无数人追捧的年代，性别话语与性别时尚变得前所未有的喧嚣庞杂。虽说大家公认性别具有生理、社会和文化的层次，然而我们所经历的变迁究竟怎样才能够把握？更准确地说，我们自身是怎样的男、怎样的女？
由此看来，在众多关于性别／女性研究的著作中，美国学者罗丽莎的《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是独特而深刻的一部。作者将中国社会对性别认识的变化过程与中国当代的现代性想象与实践过程联系起来，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都不能离开中国人苦苦想象和追求的终极目的——现代性／现代化。于是，我们究竟是怎样的男、怎样的女，就已经不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调侃，而是实际上预设了某种现代秩序的重大话题。
作为一位人类学学者，罗丽莎的分析建立在对杭州某国营丝织工厂女工的田野调查之上。“女工”在这项研究中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而是被划分成了不同的代群。作者在两年半的多次实地调查中发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成为工人的女性有着一种强烈的政治代群身份认同。她们大致按照不同政治时期——20世纪50年代、文革、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自觉形成三个小圈子，可以分别称为“解放一代”、“文革一代”和“改革一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三代女工相遇了，她们以各自不同的铭记和遗忘的方式来定位自己与当时现代性想象之间的关系。
“解放的一代”女工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坚持叙述由革命获得解放的故事。“劳动”(来自马克思主义意义层面的“劳动”，强调的是家庭之外、为国家的劳动)成为这一代女工女性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而所有的劳动几乎都是跨越性别界限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年代，市场取代劳动成为生产现代主体的新的关键因素，而且在效率、优胜劣汰等“男性气质”的市场原则下，老一代女工成为“过时”人物，她们以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诉苦来表达对当下现代性图景的含蓄意见。“文革的一代”女工也称为“失落的一代”。随着工人尤其是“国营工厂女工”在改革背景下从社会中心到边缘(甚至被视为潜在的麻烦)的转移，她们以何种态度面对这个新的世界？与老一代工人习惯性地诉苦和怀旧不同，她们发展出一种有关权威的政治，对于改革背景下的工厂纪律表现得最为抵抗或者不在乎。对于“改革的一代”，工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在微观和具体层面细化了对她们的身体进行约束的技术。为单身女工介绍婚姻对象、管理有危险的性、统计女性与生育相关的所有细节、奖惩合乎或违背生育政策的行为等，它们与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体建构起来的美丽、幸福的现代女性形象一起，鼓励了女工对家庭生活和母亲身份等女性特质的热爱，却又同时难以说服这些女工对劳动持有热情。
全文的分析是以社会生活中的性别故事为中心。故事中偶尔流露出作者和受调查者之间因为文化间离而产生的幽默与浪漫色彩。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审视自己的研究经验和过程，对自己可能会陷入的各种习惯性陷阱如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本质主义等进行了反思，虽然这种自我质疑在文中偶尔穷尽到神经衰弱的地步，但也反映了一位研究者追求本真的诚意。
■ 吴菁(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上海)
细读之二：《千万别娶大脚女人：世界谚语中的女人》
“大风吹不走月亮”
荷兰莱顿大学米尼克·斯希珀教授著《千万别娶大脚女人》的中文译本由新星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在此之前，早在2006年初秋，这部跨文化研究的著作就已在我主持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上研讨过。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耳顺之年金发素白的米尼克教授。我惊异于不懂汉语的她对于汉语谚语的熟悉程度，竟超过我们当时在座的中国文学学者。更加令我惊异的是，米尼克教授要求将书的封面设计成简洁而抽象的女人形体，以配合谚语这种简洁生动的文体；在书的扉页，一双脚与一行字构成了道路，这是以谚语为镜子揭示大家在通向世界公民的路上前进了多远。
而米尼克教授从欧洲到北京春天的路，就像由谚语的书铺成。2007年春天我们又见面了，书按照她的理想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位秋天也出席了沙龙并看到了米尼克教授画封面女形的男性学者，向米尼克教授提问，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主义者？米尼克教授借中国西藏谚语说：“完人集一百个男人和女人的品质于一身。”
我们在亚运村湄江茶苑的双语座谈，可说是谚语之珠的碰撞。米尼克教授用她在世界各国搜集的谚语发言，她说：“德国有一句谚语说的是‘一个人坐在一张床上，一个人躺在上面’；在阿拉伯有谚语说，‘每一件东西都是从他妻子那里得到，甚至包括他自己’；或者在我的母语当中也有这样的谚语，‘一个最好的妻子就是一件最好的家具，你可以在每个房间里来使用她’。因此很明显，在每个国度中，妻子是一件不能破例的物品。在阿拉伯有这样一个谚语，‘你有了妻子就会富有’；在日语中的则是‘妻子就是这个房子里的财物’。”米尼克教授总结道，这些谚语提到男性不愿放弃他们的特权，因此世界各地的很多谚语都有很多针对女性的限制。谚语反映了这种真实的情况，反映了一种假设的美好，这种假设的美好来自男性的视角。因此对女性的限制和想象都在谚语中做出了讨论。所以，妇女应该如何，出自男人的想象。
米尼克在《千万别娶大脚女人》的序言中称谚语为“万学之母”，并引用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的观点为佐证：“我想，桑丘，没有哪则谚语是不真实的，因为谚语全部基于对经验本身的观察，是万学之母。”所谓万学之母，强调了谚语作为人类知识生产的原生细胞的意义。人类沐浴在谚语的智慧中也框定在谚语的刻板经验中，对谚语所做的研究，不能不是深入到人类知识结构的经验潜层的探险。由于谚语是古老的口头文学之一支，各地各民族谚语各不相同，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需要搜集整理。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全球化的今天，不能借助先进的电脑记录和统计工作，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的谚语，就不可能集中到米尼克的资料库中。十多年中米尼克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支持，从非洲到中国西藏，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和寂寞，收集了来自各大洲150多个国家240多种语言的15000多条口头和书面谚语，并遴选归类形成女性的身体、爱、性、生育和女性的权力各章节，清晰地为我们呈现了地球村各种语言的谚语矿脉，正如芝加哥大学的温迪·唐涅格所说，任何人只要在不经意间拿起此书，就不会把它放下，因为书中的每一页都会涌出如宝石般发人深省的谚语、名言和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以及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世界各地的谚语有着自己不同的意象，米尼克教授把它们归类串珠，发现其中的规律和两性经验结构，在湄江茶苑的发言风格，便是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事实上谚语由于它的经验性，更深层地呈现了人类价值文化的多元可能，人类基于自己的经验不仅记录男性特权的维护，也反映对于女性才智和能力的恐惧，而且客观地表达对于美好两性关系的赞美。比如以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谚语，就能够带给我们文化多元的启示：“男人有两条裤子时，就想另娶新欢”(波斯谚语)；“两位妻子是两罐毒药”(吉库尤谚语)；“妻子是丈夫最好的朋友”(保加利亚谚语)。
谚语不仅对于两性关系有不同经验体会和思考记录，对女人生命历程的认识和人类爱情认知，也有不同经验感受，带给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因此而来的会心微笑。英国谚语说，“女人十岁是天使，十五是圣人，四十是魔鬼，八十是巫婆”，这把女人生命力和不可知却神秘的经验进行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描述。而土耳其谚语“恋爱中的人不觉巴格达远”，也让中国读者对于土耳其爱情时间有全新了解。
米尼克说她发现世界各地谚语中都有“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的说法。也许人类源于同一个祖先。全球化时代令人类要寻找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要避免那不要的弯路。我想，“两只老虎”也许意味着人类早期共同的平等但各有不足之处的生活？包括男人和女人两个人的生活？
如果说1949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她的《第二性》宣告了世界女性主义哲学诞生，1969年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出版表明了政治女性主义的实力，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从谚语这样一个人类知识的原生细胞探求人类文明／两性关系的多元构成，无疑是文化女性主义者们策略性的工作。《千万别娶大脚女人》从容、温和与幽默快乐的话语风格，见证了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融合的信心，正如谚语在人类语言中的信心。“大风吹不走月亮”，女性主义源于人类经验并为了人类更好地经历生活，理论与经验的融会贯通也许是文化多元时代必要的选择。
■ 荒林(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 延伸阅读
女性主义：知识的传播和再生产
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场域的风景，恰如物质繁荣在中国经济空间的景象，以物质生产的可持续性特点来理解精神生产，则我们会理解女性主义作为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再生产之基础：城市化和必需的人与人的关系调整，男人和女人对于自我身份日益迫切的需求，一切的精神渴望，都为女性主义知识消费提供市场。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们，不仅大量从事译介工作，将外来女性主义知识传播到中国，也活动在中国文学文化及社会各广泛领域，把中国转型之际复杂丰富的经验提取到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程序之中，通过写作、批评和教学及社会活动，使得女性主义话语如今已在纸质出版物和网络媒体上，成为与其他知识并存甚至更加吸引读者的知识。除了丰富多彩的女性文学，生生不息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也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生活在如此疾速演变的时代，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面向未来，一些女性主义著作都值得一读再读，正如一些经典服装并不在物质繁荣中失却美丽存在的价值一样。下面是部分推荐。
《第二性》(全译本)，(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
集哲学家、作家、戏剧家等身份于一体的当代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于1949年在法国出版，立即轰动一时。该书在当时毁誉参半，有人礼赞它是“有史以来的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又有人居心叵测地说这是“让男人憎恨的一本书”。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性》被西方女权主义者奉为“圣经”，从而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1986年，我国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了《第二性》的第二卷，书名为《第二性——女人》。自此以后《第二性》备受国内女性主义者和妇女研究者的青睐，成为推动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形成、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托。
本书共有两卷。第一卷“事实与神话”是全书的理论框架，由“命运”、“历史”、“神话”这三部组成，将近占全书的1／2，从生物学、历史、哲学、文学和古代神话等角度条分缕析女性群体是何以“变成”居于从属地位的他者、次要者、客体、第二性的。第二卷“当代女性”，由“女性形成”、“处境”、“生存之辩”、“走向解放”四部分组成，探讨了各类女性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发展史。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此书共计八章，分别介绍了不同派别的女性主义。第一章介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第二章从自由派和文化派的不同角度介绍了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并对比了两派不同之处；第三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第四章围绕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阐释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根源，关于它的探讨以及对于弗洛伊德的批评；第五章主要介绍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着重介绍了写出《第二性》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第六章，后现代女性主义，并把它和生态女性主义相比较；第七章是多元文化和全球女性主义；最后一章是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
每一章基本上按照女性主义流派的理论背景或根源、基本观点、探讨、批评和结论这样的顺序来布置的，使人能更好地、由浅入深地了解女性主义发展的脉络和主要观点。从多种流派的女性主义采取的不同方法、视角和框架结构，可以了解女性主义者对妇女为什么受压迫的种种解释，甚至能看到这些女性主义者们为消除这一社会现象所采取的解决办法。而置于本书前后的导言和结语等能为读者提供成书的缘由、经过以及译介的过程；而参考文献和人名与概念术语英汉对照表则能帮助精确地核实具体的名词及细节。
《男性的终结》，(英)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男性研究必读书。作者通过重新剖析弗洛伊德和霍布斯这些思想家的观点，通过发明“男性气质”这个概念，解释了现代社会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即男人和女人表面上虽拥有同等的权利，而实际上却过着如此不同的生活。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陈永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版。
安东尼·吉登斯，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剑桥皇家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他试图阐述以下这些问题：性革命这个富有争议的术语，在今天能被赋予什么含义？“性态”是如何形成的？这与已经影响到更大范围的个人的生活的变化究竟有什么联系？这本书旨在为妇女、儿童、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祈求进行辩护，不乏社会学大师理论上的严谨和经济范例运用上的恰如其分。
■ 荒林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
《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美)艾梅兰著，罗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00元。
《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澳)杰华著，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23.00元。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美)白馥兰著，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30.00元。
《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美)费侠莉著，甄橙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