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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窑童奴事件出现后，我写了《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情绪比较激动，骂了街，后来看到熊培云先生的文章《黑窑与装甲车考验国人的想象力》，才发现在现实面前怀疑自己是否失去了想象力的大抵不止我一人，也就释然了。

可是不管你是不是写小说、弄文字的，一个人是不能失去想象力的，这也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想象力，没有一点幻想和憧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那就是行尸走肉，是生不如死，是和动物没有区别的。

面对暗黑的黑窑童奴和光天下日下的黑社会装甲车，我痛苦和绝望，然而，也正在这痛苦和绝望中，我也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真地看到了，但愿这不是我死灰复燃的想象力弄出的幻象？！

事件在互联网上披露后，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看得人心如刀绞。然而，就是从这些文章和其后的跟帖中我看到了希望。在这些文章和跟帖中，新闻人和网民都在积极找原因找根源，——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不像美国的枪击案以及前几年的马加嚼杀人案，很少有文章去追究那些黑窑窑主的个人责任和内心世界，有人质问，但没有人去质问这些黑窑窑主为什么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不是黑窑窑主的生长环境造成的，更不是他们心理有毛病，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制度问题。就算不是这几个黑窑窑主作恶，在这种社会氛围和体制、制度下，还会有人去作恶（鄢烈山在《我怎么就不“震惊”》里列举的丑恶现象大家真不知道吗？）。于是大家都很理智的把目光集中在非个人层面：例如地方政府失职，警匪勾结，舆论监督不力，以及缺乏民主制度等等。读者也显出了大智慧，我没有看到几个网民把仇恨发泄在黑窑窑主的身上，叫杀叫打的，他们在激动得要失去理智的同时，却理智地质疑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根源，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我一度并不同意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好像警察不受贿了，地方政府多跑跑，或者马上搞个民主制度，这一切就都解决了。按照我的最初看法，这和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失去了道德标准有关。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能够有多坏？再坏也坏不过北朝鲜吧。可是失去了信仰和道德底线的人性和人心能够在邪恶之路上走多远，那才是你我的想象力望尘莫及的——我最初的愤怒和绝望主要针对当今大陆人心和人性的沉沦。

不过当我看到那么多人写文抨击黑暗并探寻光明，而且更让我感动的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跟帖都义愤填膺，在字里行间充满人性的光辉，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悲观和绝望。毕竟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毕竟我们大多数人还怀揣一颗善良的心，虽然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把它掩藏起来，免得受伤。我想，只要人心还没有死，只要良心还隐藏在深处，总是有希望的，没有必要绝望。这件事出现后，我们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展示了几乎沉睡的良心和良知，我由此看到了希望。

第二件让我在透不过气来的黑窑里看到光明的事件是有关方面对此事的回应和处理。中央是很重视的，地方政府更是竭尽全力。先是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一位省长公开检讨，随后看到这位于幼军省长向农民工道歉。这种事毕竟是很少看到的。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了点温情和希望。大家大概也记得，前些年的孙志刚案，还有非典，还有一次次煤矿灾难，有谁出来道歉过？

我们都清楚，这种丑恶的事情不是靠上面开会，发通知，然后抓人，然后道歉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必须还有更深的思考和更大的行动。然而，这一次这么快就看到一位省长出来检讨和道歉，我还是没有能够忍住激动，请允许一位一直仰视中国官员的小民发挥一下他的想象力吧：……今后中国会有所改变的，这次事件太邪恶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重视了，他们大概也终于被“震惊”了，他们也不想中国小民一次次“出离愤怒”，他们毕竟是爱我们的，他们这次要彻底——注意是彻底，改变这一切……（啊，我想象力真地恢复了，而且在继续……）

第三件让我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又恢复得一塌糊涂的是这次事件中媒体的表现。当朋友告诉我很多以前只能在论坛出现而且很快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文章都上到国内新闻网站，其中还包括我自己的文章的时候，我充满绝望的心脏可谓死灰复燃。随后一想，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互联网上，随后大量的调查和评论文章出现，接着是过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跟帖。这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下来了。让我们不但对事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也几乎是全民介入地分析事件，积极找理由，找根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还是愤怒或者“出离了愤怒”，虽然还是震惊或者“不震惊”，但我们却找到了地方说出我们的心声，提出我们的看法，表达我们的感情，而且恢复了一些想象力的我甚至想，网民的心声显然已经直达北京了，至少山西的于幼军省长是看到了。他在昨天表示“媒体在黑窑事件中发挥积极监督作用”并“欢迎媒体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于幼军省长特别提到了网络媒体，脸上有竟然有感激之情。

我也是一名网民，而且也写文章，还可以算是半个媒体人，听到省长的话，我受宠若惊呀。想一想，我们在虚拟的空间里折腾来折腾去，以前不是被删除写了半天的文章，就是被封了IP，现在省长来感谢我们了。

不，省长大人，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感谢你让我们对你进行监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发表意见！

中国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每一次媒体都想出力，每一次网民都想提供自己的意见，每一次我们这些小民都想让上面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可是，没有几次是像这次事件后一样畅通的——非典算一次，孙志刚算一次，不过都那么短暂，短暂得让人泄气和心痛。

就在这两个月，中国各地出现了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厦门某项目，北京学生折腾老师，突袭半夜增加印花税，还有更严重的，可是事件一旦出现，总有人马上会汇报到上面，然后就是某部门的一纸通令，甚至一个电话，于是，所有相关文章就从虚拟的网络蒸发了，——

他们怎么不想一想，删除的是文章，你能删除那些邪恶事件，你能删除老百姓心中的痛楚和质疑？他们是否知道这些的文章，甚至一个歪歪斜斜的跟贴正是网民和老百姓的心声，不但凝聚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寄托了老百姓表达意见、积极参入治理国家的愿望？

黑窑童奴和河北黑帮装甲车事件让我在绝望之余看到了希望。中华民族苦难了几千年，一旦在最危险的关头，总会现出新的希望和曙光。超过我们想象力的悲惨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也许是我们完全失去了憧憬未来和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这一切不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吧？！

（杨恒均于2007年6月23日）

 

2007年5月21日，初闻湖北省郧西县政府主办的信访之家聘请了一位在当地信访群体中很有公信力的访民刘贵琴出任调解员。我是大大惊奇了一下，觉得在极权政体下产生这种情况，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不过我认为这是个值得肯定的尝试。这在一定程度表示着当地政府对民间声音的尊重与民间力量的重视，并试图通过民间代言人的确认来达成官民的沟通与协商，从而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如果这种尝试是真诚地立足在解决日益加大的官民对峙上，是立足真实而全面了解问题、掌握争议各方的态度立场，进而提供一条双方畅通的谈判途径，那么这种建设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我甚至还一度惊叹湖北郧西县基层居然有这种有识、有胆，且真正能理解胡温和谐社会建设真谛的人。这真是大材小用，明珠草埋了。说实在的，我还曾一度想为此写篇文章，对这种创造性的尝试鼓与呼一番。

然而，根据我对极权政体一贯的认识，这种聘请民间调解员的举动显然是反常的，是背离极权政体固有的轨迹的，当然也正是如此，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面对出现的这种现象，我在惊奇之余寻求的解释是可能有个别体制中的良心人士在借着胡温的东风而扬帆驶船。看来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尝试，有可能先在中国基层再生。然而，对这种现象在我还没有找到足够支持的理由时，6月11日，就又传出消息说刘贵琴被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档案罪”刑事拘留。据后来6月14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

“上任不到一个月的中国首位民间信访调解员刘贵琴，被当局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档案罪’刑事拘留。有维权人士相信刘贵琴是因揭露官员贪污及带领访民抗争而被打压。

“刘贵琴于周一晚被湖北省郧西县公安分局国保人员从家中带走，同时亦没收了她的电脑。刘贵琴在周二致电丈夫熊玉国告知目前被关在郧西县看守所，并叫他前来拿拘留通知书。通知书指刘贵琴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档案罪’，由周二起被刑事拘留。

“记者致电熊玉国，但他对妻子被拘留一事不愿多谈，只是说他长期在外工作，最近因办工的地方要搬迁，他才回家一趟。不过，言谈间，熊玉国亦不禁流露对妻子被拘留感到担忧。

“向外透露刘贵琴被拘留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相信，熊玉国可能怕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会触怒当局，对妻子不利。

黄琦表示，刘贵琴上任后，不时向他反映工作得不畅顺，目睹官员对访民的态度及打压的手段，她感到很气愤，难与他们共事。

在刘贵琴被带走前几天，刘贵琴向黄琦透露她的手机最近又开始被监听，当时她已感到有被捕的徵兆。

“黄琦表示，刘贵琴长期带领访民抗争，又勇于揭露官员的贪污行径，他认为，当局委任她为信访调解员时，有意借此拉拢她，但其后发觉此举并不奏效，因而编造罪名对付她。

“认识刘贵琴的湖北访民郑大靖表示，刘贵琴很关心访民，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维权代表，他不相信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刘贵琴能触及国家机密文件。

“记者曾多次致电陨西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但电话接通后不久就被挂断。而该分局的值班人员就表示对事件不知情。

“刘贵琴因房屋被当局低价强行拆卸提出诉讼不果，因而长期上访。她在上月21日获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官办信访之家聘任为首位信访调解员，作为官方与访民的桥梁，任期一年。”

说实在的，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远没有听到聘请刘贵琴为调解员的惊奇。相反我觉得这才是事物本来的结果，这才是极权的必然本色，而原来那种聘请充其量也只是极权的一个插曲。从后来刘贵琴被捕的结果来看，我们知道前期的聘请不过是极权政体下地方小官僚自认为聪明而耍的小手段，他们以为权力可以赎买一切，来个政府的聘用就可以不让刘贵琴上访，并且还可以通过刘贵琴的影响来达到控制其他访民的目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刘贵琴完全秉持良心，遵从事实，立足公正来解决问题，这样肯定与贪官污吏格格不入，也必然招致官僚的阻扰，所以她一再跟黄琦表示工作不顺心。在此刘贵琴与官僚事实是一种正邪、是非、善恶的冰炭之势，是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当然，在此官僚显然也误解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对权利捍卫的决心。他们以为天下百姓也如自己一样为了权力可以出卖一切。当他们发现这种所谓的聘请不能达到他们赎买的目的时，他们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抓捕刘贵琴。

由刘贵琴被聘请不到一个月又被抓捕的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湖北郧西地方当局根本就没有解决访民问题的诚意，从始至终，当局不过是在欺骗利用刘贵琴，也在欺骗利用天下关心中国上访民众苦难的国际国内舆论。这些官僚们在本质上就是将访民看作他们的敌人，而不是反思产生访民根源在官僚自身，不觉得自己有义务来解决这些访民的问题。从最后刘贵琴被逮捕，也再一次给那些对极权抱有幻想的人以一次响亮的耳光。它宣告着中国官僚阶层从来没有真诚地考虑过跟民众的沟通、协商，更没有准备要跟民众就一些利益问题来谈判。对于民众，极权下的官僚只将其视为要么为自己利用的工具，要么就是镇压的对象。面对官僚对民众的这种敌视，一切对现存政体下官僚来申冤的指望都注定要成空！所以我们从刘贵琴的遭遇应该更清醒地看到中国官民的对峙，看到官僚对百姓的仇视！

（2007-06-19于北京）

民主论坛

 

刘军宁：中国教育“病”在哪里？ 

按：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特贴此文。

自由的公民 自主的个人   中国教育“病”在哪里？——刘军宁访谈录

刘军宁  向继东

国家应该放弃对教育的垄断

向：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是不是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教育的发展？

刘：你所提的涉及到教育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的国家化问题。中国教育的政治化或是国家化特别严重，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太过密切了，国家与教育之间应该有一个分界，国家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

“参与”这两个字有着太多的含义。国家全面垄断教育是参与，国家让教育独立，仅给公立学校提供财政补贴也是参与。这两种参与在性质与后果上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私立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由国家出钱兴办的最好的大学也根本无法与最好的私立大学相媲美。所以，要想办出好大学，就要限制国家对教育在某些形式上的参与，准确地说是要限制国家对教育的无节制干预。

向：公立大学不能办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无节制干预”吗？

刘：应该说是这样。国家掌握学校的命脉，导致教育听命于国家。教育与学校便成了国家与政府的附庸，其存在的目的是为政府服务，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在中国，教育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尤其缺乏，受到的限制尤其严重。现在许多人在讨论北大的改革，我认为，北大的改革只涉及到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学内部怎么样进行优化组合，怎么样调动一部分教师的潜能，怎么样树立学术规范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么样发挥教授更大的作用。当然，其中许多措施本身是很有争论的。但是根本的问题则没有被触及，如果最重要的问题不被触及，那么这个改革是不会有结果的。这问题是什么呢？这问题就是治理大学的权力是从哪来的。

在我们国家，管理学校的权力是从国家那里来的。谁在花这些钱，谁在任命教师，谁在给教师提职称，谁在给教师分房子？都是代表体制的校党政领导。北大的改革没有触及到这一方面。国外的大学权威是从哪来的？即使是公立大学，它们的权威也不是从政府那里来的，大学的权力是从学校董事会来的。校长是董事会任命的，校长的权力是董事会授予的，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董事会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给学校提供资助的个人，一种是懂得教育的社会名流。那么，在中国，这个权威是从哪来的？是从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来的。说得直接一点，在中国教育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因为教育与教育机构被要求首先为国家与政府服务，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首先应该触动的是这一点。

向：中国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把教育制度纳入到政治制度之中。

刘：这样一个传统，到现在更加厉害了。因为古时候尚允许私人独立办学，现在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什么叫私人办学？什么叫民间办学？私人办学不是说有没有权利去招生，去赚钱，去收费，而是说有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教材，有权自主确定教学内容。在我们国家，教育体制上是绝对不允许你使用自己教材的、自己的教学大纲。

向：你认为国家在教育中应该起什么作用？

刘：教育应该与国家分离，简单地说，就是政教应该分离。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校董事会是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并不是由政府来说了算的。

统一高考与中央集权大一统

向：现在中国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央集权的考试制度，高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刘：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本质上是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它存在的目的是帮助政府培养与挑选官员。凡是培养官员不需要的专业，它就不设置。国家垄断了教育权，把教育变成了政治的一部分，并通过组织统一考试来使教育服务于建立和维持中央集权大一统。科举制度随在后来背废除了。但科举教育制度的核心——集中统一考试以及国家垄断教育，却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这个继承下来的制度坏在哪里呢？坏在它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的原料，当作国家的建筑用材料。换句话说，通过这样的考试安排，个人丧失了自主性，而只能被动地服从“需要”。所以，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禁锢了人的思想，是教育制度中弊端最大的一个部分。

这个考试制度现在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教育中心是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当时的口号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站出来让国家挑选”。这里，“人”被转化为“才”，活的人变成了死的东西。国家需要你，国家安置你，你就属于国家的；国家不要你，你就自己流落到社会上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向：按人道主义观点来看人应该把人当成人，但在很多时候人就是成为工具了。但国家需要也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

刘：国家的需要无论多么具体，都不应该把个人当作国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你讲得非常正确，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想做工具还来不及呢。你愿意做工具，那你就做工具；你愿意做奴隶，给人当牛做马，就给人当牛做马呗。这样的人多得是。但是它应该给不愿做这些的人一个机会，是不是？

向：那么教育可以做些什么呢？

刘：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独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而不是让个人依附于国家。国家的需要应该变成个人的选择对象。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谁在选择，你是让国家选择，还是你选择国家？如果你选择到政府里去工作，这是恰当的，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如果是国家让你去选择，指定你去做国家分配的事情，这就是国家的选择。这有一个谁选择谁的问题，并不是说不应该去政府部门工作，而应该是国家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应是开放的，个人有权选择。

向：个人利益可能要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它应该有助于个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

刘：国家机器的目的应该是把个人变成“人”，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才”。如果一部分人变成“才”了，就会产生使用“才”的“人”。“才”是被“人”使用的，是吧？那么为什么一部分人就是“人”，另一部分人就是“才”？那些使用“才”的人或者叫做救世主，或者叫做皇帝，或者叫做领导，或者叫做书记。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必然出现分化。一些人变成天然的统治者，一些人天然地被统治着；一些人天然地支配他人，大部分人天然地被支配着。

有的人受的教育高，有的低；有的人钱多，有的人钱少；有的人社会地位高，有的人社会地位低；有的人学问多，有的人学问少……这些都很正常，这在任何教育制度下都会出现。但是中国教育制度的结果是要求一部分人无条件地服从另外一部分人，你不要去碰他们，不要去挑战他们，你的任务只是听话，服从。

不能以虚幻代替真实

向：你说的都是常识。那么当下的教师们可以做些什么？

刘：教师要为学生的发展负责。教师要为学生的需要而教育他们，而不是为国家的需要而教育他们。国家的需要应该满足于个人的需要。

在中国，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常常只是教育的工具。由于存在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有统一的考试大纲，每个老师都必须按照大纲尽其可能地将许多学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用上的知识、甚至是早已过时的知识灌输给学生，使孩子接受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对于老师而言，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是国家的教育“工具”。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大脑装满了许多一辈子也用不上的知识，而没有了想象的空间。具体学习什么内容，可以探讨，但将孩子的大脑装满知识这一点是不合适的。例如，小学生学奥林匹克数学，有多少是因为有兴趣去学的，有多少是为了考中学去学的？有多少知识是基于启发孩子的潜力授予孩子的？很多人说，美国的基础教育差，数学太简单。我的看法正相反，如果在学校里教授太多没有用的东西，这对人力和物力都是极大的浪费。美国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浪费，更何况我们第三世界的中国呢？

向：现在一方面在浪费，另一方面是教些虚幻的“微言大义”，强调虚妄之说的意义。

刘：语文课则常常是一些八股的东西。老师根据参考书，指定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你就必须按照老师的解释来说，跟老师的解释不一样都是错的。

向：我读高中的女儿，也常翻我桌上的书。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为什么她书上说的与我书上说的正好相反？问得多了，她也渐渐变得明白起来，那天她终于理直气壮地问我——为什么她的书不能说真话？

刘：这就是现行教育的后果。我们的教育常常在散布制造谎言，有些谎言连小学生都能看出来，因为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跟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该不该触动这体制，而不是能不能触动。该不该触动是道理问题，能不能触动是一个策略问题。如果道理问题不讲清楚是不会有策略的。道理清楚了，路径就清楚了。如果大多数人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的话，是没有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向：现在需要大家都去关注这件事。

刘：我们首先应该允许民间介入教育，比如提供教材、组织讨论、交流经验，或是组织教师或是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到学校去培训教师。公民教育是一件启蒙工作。中国的教师本身需要启蒙。在中国，我们看到一种现象，许多中小学校校长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起来，声嘶力竭地训话。这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一群人在听一个人的话，中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放大的学校教室。

创造能力来自独立思考

向：我们大学培养的人才创性能力比美国的要低很多，这是事实。但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是比美国的基础教育要好吗？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刘：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中国人的创性能力差是因为中国人被当作“才”，只是一个原木，国家把你当做才的时候，既可以把用你来做火柴，或者做牙签，剩下的就不要了，这个原木没办法决定自己做什么。一旦变成“才”的时候，99%的都要被扔掉，国家只取你一点，其余都是浪费的。

你说的中国基础教育比美国的基础教育好，你看到的是硬性的指标，比如说数学，中美两国同年级学生比，中国学生程度是高些。但我觉得美国的教育设计是有道理的，它是根据社会的未来需要来设立自己的教育。未来不需要的东西，没必要学，学了也是浪费，比如解析几何，如果以后你不做工程师，干吗要在高中学？中国本来教育资源很有限，又浪费惊人，反而把自己这些学了没用的东西当作优势。

向：美国在培养人的公平竞争意识、每个人的进取心以及每个人表现自己的机会等方面，中国是无法与其相比的。

刘：在美国的学校，大家都平等地对话，老师和学生在身份上也是平等的，学生和学生之间通过小组的重新分配，每个人的表现机会也是平等的。美国中小学没有统一的教材，就发几张纸或是参考书，自己去编。大学教材也是自己编的，老师也不完全按照教材讲。

向：美国的考试也是民间组织的。

刘：他们考试成绩仅供升学的参考，因为升学是由大量的平时成绩积累的，不是由一次性考试成绩来决定的。还有，美国给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以更多的机会，如组织学生乐团，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等。在美国，教学生做一个项目，这项目当然包括自己的想法，想法的论证，然后是想法的实现、验证等，这都是由学生自己选择的，与其自身的生活有关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从小就有具有一种能力，即独立地操作一件事情的能力。

向：从你的观察来看，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操作的能力，是这样吗？

刘：不仅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更是培养学生的合理的想象能力。你要瞎想，比如你猜想月亮上的土，磷的含量会少一些。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验证。所以你的想法无论多么丰富，抑或是奇思妙想，但一定要是你自己可操作完成的。如果你自己不能动手操作，就要把它放到一边去。

向：美国的教育就是鼓励学生把想象力与务实精神最好地结合起来。

刘：对。这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到大学，他的创造能力就自然而充分地展示出来了。这也就像我们研究人员做的科研项目一样，你报一个选题，然后论证，论证后做完。不过，人家在小学时就开始这样做了。所以我们能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比别人的基础教育好吗？中国学者到美国为什么表现更好？因为美国没有人才教育，中国学者的潜能在美国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这是主要原因。

向：我读过黄全愈的《高考在美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出版），美国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考的。

刘：美国也有名牌大学，学生也是从高中选拔的，但没有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它怎么选拔呢？它依据学生的平时成绩和学校校长写推荐信。即使有考试也是民间组织的。你想一想，如果中国名牌大学的招生建立都在校长写推荐信的基础上，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会腐败到什么程度？谁敢相信校长写的推荐信？但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个问题。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太依靠诚信了。

而中国最缺的就是诚信，不仅在教育领域如此，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不仅校长的权力不受制约，那些任命校长的人还要通过校长来走后门呢。因为校长是上级任命的，教育局长或是书记来要他写个推荐信，把某学生保举到某重点大学，这不太容易了吗？但是在校董事会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统一招生制度存在的本身就说明我们的道德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向：招生制度本身是次要的，主要是看校长是怎么产生的。

刘：只要校长是上级任命的，他就只能两眼向上。诚信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如果校长由校董事会聘请，或是把校长的任命由黑箱操作变成公开竞选，把校长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个人素质马上就会提高了。否则，舞弊、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向：当下似乎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制度了。

刘：那也未必，因为我们许多问题是出在高考之后吗。从以往网上已经披露的一些大学的招生黑幕来看，是我们根本无法抑制作弊和腐败。

向：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刘：我觉得你首先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了，让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去想。写教科书的，讲解教材的，出考题的，可以各自从自己的角色去考虑，做点切切实实的事。

向：那你的意思是说，还是需要靠个人？

刘：当然需要靠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道理深入人心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努力。如历史老师在出考题时，就可以出那种比较接近真相的考题，回避那些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考题；可以挑一些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东西放到他的考题里去，这样就会对考生起很大的诱导作用。如阅卷的老师，对不合乎教科书标准而又有独立见解的答卷，可适当放宽标准，这样必然会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校也可有所作为，对那些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学校的教材，可以采取一定的宽容态度。这样，教育也许慢慢地就改变了。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自主

向：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做一个现代公民，他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品行方面，一个是能力方面。从品行方面去说，我觉得应该是自由、自律的公民。能力包括有一定量的硬性知识，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你的想象能力，你的操作能力，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向：教育领域的一个惊人浪费就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刘：这当然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你不能找个地方把你所学的知识全部发挥出来，你学的东西可能就是用不了，因为这个教育制度是为国家设计的，为老师设计的，不是为学生设计的。一个好的教育制度是既适合于认为学习有乐趣的人，也适合于认为学习没乐趣的人。这两类人走出校门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制度。理想的教育就是让每个人从学校出来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中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可能没有多少知识，你可能没有学问，你可能不能做研究写论文，但是你依然可能工作得很充实、活得很好。

向：理想的公民是什么样子？

刘：我想，理想的公民应该是自主的公民。有自主的能力，自主的意识。自己替自己做主，自己谋取自己的利益，自己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这就叫做理想的公民。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自主意识。自主是第一位的。那么在自主的基础上你首先要克制，要跟他人合作。你必须温文尔雅，恭敬谦让，这温良恭俭让有助于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同时能够帮助人与人形成他们之间的合作。要不然，每个人在社会上都绝对是有个性的话，就不能合作了。

向：那就是说，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自主，其次是合作？

刘：自主基础上的温良恭俭让。强调自主，但也强调礼让。他们重视合作，在学校就安排许多培养孩子合作的活动，使孩子理解自主、礼让与合作的关系。由于他们很多事情都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因而也知道要尊重别人的自主性。

向：这种素质和能力是我们所缺少的。这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吧？

刘：这种素质本来应该是先天具有的，但在学校的教育中常常被压制了。也就是说，这一素质不是靠教育来养成的，而是靠教育把它焕发出来的。教育不能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让它存在，特别是在人性当中，教育就是要把潜在的人性调动起来，焕发出来，给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一个机会，提供一种基本的素质和技能。我想，这就是公民教育的根本目的。

（朱新梅女士对该访谈也有贡献，特此致谢）

 

前言：鼓起我们的道德勇气

中国人似乎不能善待历史。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历史”是用得最滥的词，它无所不在，事事都能派上用场：师长们以历史的名义，要我们发奋读书，刻苦锻炼身体；报刊、广播、政治权威以历史的名义，要我们搞大批判、大串连、到乡下去吃苦。最后，我们发现，那一段历史是一场雷梦，以历史的名义发号施令，动辄以“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来警告别人的人成了历史的丑角。在此之后，中国人好像患了历史恐惧症，人们淡忘历史，回避历史，因为历史会打乱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使志得意满的心境被令人尬尴的回忆破坏。

不能善待历史的人，也不会被历史善待。

城然，历史不会——模一样地重演，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还有一些垃圾没有清理打扫，它们包藏的毒素就有可能再次爆发，酿成瘟疫。在悲剧的年代，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心灵中的阴暗暴露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图根本的救治，而靠缄默来掩盖。那么当道德考验重新降临时，我们会又一次遭通滑铁卢。

回顾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受的不幸和劫难，很容易发现我们失去了许多：我们失去了清洁的空气和河水，失去了碧蓝的天空和海洋，草原和森林在急剧地缩小，但难于看到的是，这个民族的道德资源也在流失。我们的心态与暴发户相似，我们只对当下和现实感兴趣，过去成了心病，精神文化是不堪回首的历史。

我们无法，也无权改写历史，但我们可以正视它，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获得智慧。惟一需要做的，是鼓起道德的男气。失去的，只是隋性和怯懦，得到的，却是整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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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夏总是寂寥，外面又骄阳似火，人难免为大汗淋漓所苦；如在家中，于空调之人造凉爽的环境里闲翻藏书，或有一种难得的快乐。于是随手拿起一本书，是日本近代作家德富芦花的散文集《自然与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陈德文译。这个陈德文还选编过《德富芦花散文选》、《日本散文选》等书。），书已略略发黄，那是岁月的痕迹，触手有一种时光悠悠的感慨，封面朴素大方。扉页上写着我购书的时间：1985年于白下大厂。那时还是翩翩少年，无忧无虑。而今人到中年，重睹旧物，剩下的只是片断的记忆与感伤。时光无法倒流，正如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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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芦花（1868-1927），日本著名作家。生于熊本，贵族家庭。18岁皈依基督教。一个富于民主思想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者。芦花是笔名，据说取自宋诗“天南地北年年客，唯有芦花似故人”。主要作品：小说《不如归》，长篇小说《黑潮》，随笔集《自然与人生》、《蚯蚓的梦呓》。日本文学一向就有对大自然的热烈歌颂的传统，在日本文学里，自然比人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与尊重。《自然与人生》这部日本文学的经典作品，曾被定为近代日本国民实行“情感教育”的通读书目，可见其影响之大。小说《不如归》曾经被五四时期的古文大师林纾先生翻译介绍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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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芦花是日本较早写作白话小说的几位作家之一，生活于明治到昭和初年间，本名德富健次郎，号“芦花”。其故居坐落在东京近郊的恒春园。以前我接触到德富芦花这个名字时，在潜意识里总会和一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萧瑟秋景叠加在一起。没想到，作家却以“恒春”来为自己的居所命名。春与秋，乃是一年之中两个最有魅力的季节，分别代表着播种与收获。看来，德富芦花是有心将秋色与春光“兼容并包”的。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明民族比日本更爱四季了，日本民族的感官，似乎天然为时令而生，养成了“对季节变换十分敏感，喜爱花草树鸟”的传统习惯，可以说日本人具有“基于植物的世界观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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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生》里的文章，基本上写于1898年，当时断断续续发表在日本的《国民新闻》上。1900年由东京民友社结集出版，题名为《自然与人生》。出版后佳评如潮，销售成绩可观，德富芦花于是离开民友社，专事写作。德富芦花在论及自己的写作意图时说：“题目定为‘自然与人生’，并不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大地和人类的关系，只不过是将几页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写生文字公布于众罢了。这些文字都是作者经过耳闻目睹。心中有所感，随即亲手直录下来的。”作者说的很谦虚，但这样优美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常常能够见到的，而那种对待自然的静观态度更为现在的人所稀缺也。《自然与人生》没有执着于写作艺术的打磨，而是确有所感，越自然，文字反而越美，符合中国传统所讲究的“清水出芙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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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芦花对于景观极富敏感，体察细微，描绘新奇，譬如写落日的寥寥几笔：“伊豆山已经衔住落日。太阳落一分，浮在海面上的霞光就后退八里。夕阳从容不迫地一寸又一寸，一分又一分，顾盼着行将离别的世界，悠悠然沉落下去。终于剩下最后一分了。它猛然一沉，变成一弯秀眉，眉又变作线，线又变成点–倏忽化作乌有。”这种极其细微传神的笔墨看似用力轻巧，其实蕴涵着作者对自然深切的爱，是爱培养了他的美感，所以，语言的使用在他那里才变得那么亲切，简单朴素而饶有诗意。日本人惯于从一滴水看大海，长于制作盆景式的艺术，古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近代有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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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生》在以文字点染大自然的山野林木、霜晨月夜、落霞黎明、倒影炊烟的同时，并不忘人生的现实一面。德富芦花之所以成为人们永久记忆的文学家，正在于他又能以清醒的头脑，冷澈的目光，透过社会的表象，洞察现实生活的底蕴，写出了不少的愤世嫉俗的作品，这些文章直刺时弊，流露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怀，诸如《写生帖》一辑里的文字。完全在世外桃源里的人生看来是不可能的，正如鲁迅先生所云：恬淡如陶潜者，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德富芦花毕竟不是生活在桃源里的农夫，他也并非纸人，而是有所见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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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芦花的散文在文字上非常用心，譬如《泛舟河上》的结尾这样写道：“日暮，水白，两岸昏黑。铃虫、松虫、蟋蟀，夹河齐鸣。山色暝蒙，枭鸟呜咽。空中传来白鹭的叫声。”一派空灵清淡的笔墨，读之令人沉醉。至于《良宵》一篇，“关上柴扉，立于廊下，时间已过十点，四周不见行人。月色当空，满院月影，疑是梦境。”简直有东坡小品的味道。译者陈德文先生认为：“《自然与人生》里的散文，篇什短小，构思新巧，笔墨灵秀，行文自然，语言晓畅而富音韵之美，精确描摹了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德富芦花的散文对日本现代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今天，这部作品连同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等一起，依然被当作日本近代散文随笔文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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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官方散文家刘白羽同志在读到日本大家川端康成的散文名篇《我在美丽的日本》以后，深为那清淡而纯真的日本文学之美所倾倒，真正感到川端康成之美，并说：“川端康成这篇名文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的美。”那么可以说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美，以日本人的审美方式。“德富芦花，用文字为自然画像的作家，他对自然的出色专注，将让每一个阅读《自然与人生》的读者顿悟：我们功利之外的世界多么亲切美好”——已故散文家苇岸如是说。

 

安德烈亚斯·艾希巴赫先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曾在一家电子数据咨询公司担任业务经理，闯入文坛已成了科幻文学方面的得奖专业户。

德语科幻文坛黑马再推新作《燃烧殆尽》

艾希巴赫：我的火焰尚未熄灭

　　安德烈亚斯·艾希巴赫（Andreas Eschbach）是德国近年最红的科幻作家。他生于1959年，大学里主修宇宙航空技术，却在临毕业前转入电子数据行业，如今成为科幻作品奖专业户。

　　凭借《发毯编织工》崭露头角

　　艾希巴赫从12岁起就开始写作。1995年春他推出长篇处女作《发毯编织工》，成为德语科幻文坛上的一匹黑马。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世界里，那里自古有个习惯，男人要用自己妻女的头发编织地毯，地毯是那样的精美，每位编织工一生只能编织一条。一天，一位星空的陌生人循着发毯而来，一个惊天大秘密就此曝露出来……《发毯编织工》于1996年荣获德国科幻作品俱尔部奖，被译成多种语言，法语、西班牙语版都在当地获奖。

　　另一部重要的惊悚小说《耶稣的摄像带》（又译《喋血圣城》）问世于1998年秋：在以色列挖掘一座两千年前的古墓时，人们发现了一台摄像机。分析显示，使用手册的纸张确实有两千年的历史，而里面介绍的摄像机要到三年后才会上市。惟一的解释似乎是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现时间旅行的原理。可这能够做到吗？可以这么做吗？该书除了在多国出版、获奖无数，更被拍成电视剧，收视率破了记录。

　　文风日趋成熟

　　2001年，艾希巴赫迄今规模最大的长篇小说《十亿美金》面世。主人公是纽约鞋匠的儿子约翰，他继承了一位远房亲戚在16世纪留下的一笔意外财产，经过五百年，本金加利息达到十亿美金，但他同时也继承到了一个预言：遗嘱中说，这笔财产的继承人会将失落的未来还给人类……该书已被译成土耳其语、波兰语、意大利语等，2001年被法国科幻奖评为“最佳外国作品”。

　　2003年诞生的作品《同类的最后一个人》，主人公费茨杰拉德是个生活在爱尔兰沿海一座小渔村里的孤独男人。他惟一想要的就是安宁与和平，大多数当地人只是见过他而已。没人知道他其实是半人半机器的生命，是一次想创造完美士兵的秘密试验的结果……该书现已译成了捷克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荷兰语等。2004年分别被评为库尔德—拉斯维茨奖的“最佳德语长篇”、SFCD的德语科幻作品奖的“最佳长篇”。

　　新作接二连三

　　除了成人科幻作品外，艾希巴赫还创作了许多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科幻作品。最有影响的是《火星计划》三部曲。2001年面市的第一部《火星计划》的故事，发生在2086年，人类已经成功地移民到火星上。其中有四个孩子，他们出生在这个红色的星球上、成长在一所研究所里，从未去过地球。突然，政府宣布火星计划失败，决定关闭这座殖民地，所有的居民都要返回地球。4个朋友决定留在火星上，然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第二部《蓝色塔楼》中的发现改变了一切：人们不再谈放弃火星居住地了，相反，科学家们纷纷来到火星，研究那些陌生人的遗留物，也包括不招人喜欢的总督一家———他的妻子和宁可留在地球上的15岁儿子，他们的到来使火星孩子们彻底乱套了，孩子们不得不鼓起勇气，因为火星陷在前所未有的危险中。在2006年2月问世的《火星计划》第三部《玻璃洞窟》里，火星上的形势激化了。当蓝色塔楼之谜越来越多时，一支考察队出发去研究奇怪的火星岩石的成因。考察队站在神秘的废墟上，成员卡尔掉进玻璃洞窟，在那里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今年2月，艾希巴赫再次推出长篇新作《燃烧殆尽》，这部长达752页的巨著以世界油荒为题材，主人公马尔库斯终于来到了美国，想在这里干出一番飞黄腾达的事业。虽然第一步的尝试失败了，但后来他认识了一个人。此时的世界正陷在油荒中，油的消耗大大超出油的开采量，油价飞涨，一升油的价格高达四个欧元。那人声称，能在专家们认为不会有石油的地方找到石油———多得足够再用上几千年，而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干的合作伙伴，马尔库斯认为机会来了。全世界也相信了他俩的承诺，他们一起对世界经济呼风唤雨，石油行业也嗅到了生机，以亿计的利润唾手可得。在几次成功之后，人们甚至谈论起石油时代的文艺复兴来了。可这只是欺人的假相，在沙特阿拉伯的地底下，一场地质戏剧正在发生。波斯湾边最大的油田爆炸，使全世界最重要原料的供应陷于停滞。油田枯涸了，沙特阿拉伯不惜一切代价掩盖这一骇人的真相。为保护油源，美国出兵干预，事情失去了控制。不仅仅是近东出现了不安，人类突然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世界的末日正在到来。只有马尔库斯相信还能再次扭转乾坤……该书现已登上《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榜，并已被率先译成了俄语。

　　根据博客来网络书店、金石堂网络书店、诚品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拜托！单字根本不用背》

　　《NEARGO子猫絮语》

　　超人气绘本《猫国物语……NEARGO》第二弹———《NEARGO子猫絮语》珍藏上市啦！《猫国物语》第一弹曾经将102只活灵活现的猫咪形象植入人心。《子猫絮语》收录了从第一集102只猫中精选出的41只猫主角小时候的可爱模样，另增加30只前所未见、同样个性派的小猫们逗趣的姿态和种种古怪癖好，以及猫咪与主人间故事性十足的生活样貌，透过笔触柔和细腻的插画，和活泼的语言，记录下人猫之间亲密的互动。本书更满足了所有对NEARGO充满好奇心的读者们。除详细介绍NEARGO城的观光信息，让读者一窥猫国知名景点的风光；对于NEARGO基金会的起源、运作方式与基金会日的欢乐活动，都有更深入的采访。

　　《金字塔原理：思考、写作、解决问题的逻辑方法》是麦肯锡三十年来的经典培训教材。

　　是一本提升写作、简报能力的必读好书。21世纪是写作的时代，不论是写作文、写情书、写e-mail、交报告，这本书都可以帮助你。本书作者芭芭拉·明托为麦肯锡等世界各大顾问公司开设过写作课程。《金字塔原理》自1973年出版以来，经过多次修订，建立了不朽的名声，成为顾问界乃至学术界的必读书籍。大前研一《思考的技术》书中所提到的金字塔结构思考法，也源于此书。本书为读者提供最完整、最经典的关于思考与表达技巧的重要观念。透过学习金字塔结构，对于提升写作、思考、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必将大有帮助。

 

田方萌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最近，山西黑砖窑工厂奴役工人的丑闻曝光于天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据报道，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的众多青少年被连拐带骗地卖到这些砖窑，身价低到只要四五百元。这些孩子每天从事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稍有懈怠即遭到监工抽打，有的童工即被打至残。黑心工头甚至将两名不能痊愈的奴工扔到坑里活埋了事。此等人间地狱，较纳粹集中营亦无不及，居然能够长期存在于笔者的家乡，实在骇人听闻。

黑煤窑只是被拐卖儿童的去向之一，更多的孩子被卖到贫困地区家庭，或是被街头乞丐作为博取路人同情心的工具，甚至走私到海外充当劳力或是雏妓。失踪儿童的案件自八十年代以来就常见于国内媒体报道，近年来似乎有增多的趋势。仅在2004年，中国公安机关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让中国父母感到恐惧的是，一旦孩子丢失，就不大可能再找回来。笔者在网络上没有查到公安部门有关拐卖儿童案件破案率的数据，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个别统计做出大致的估算。据2006年9月《南都周刊》报道中提及的一份名单，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记者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已被找回。按照10%-20%的破案率计算，每年应有三至六万名中国儿童失踪，十年累积下来恐怕在二十万上下。这其中当然包括不少离家出走的孩子，但相当比例还是遭到了人贩子拐卖。

相比之下，儿童失踪案件在美国虽然也很常见，但绝大多数失踪的孩子都会被找回来。中国国务院发布的《2006年美国人权纪录》称，美国儿童失踪数量惊人，美国司法部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报案。此话不假，但其中70多万是由于家长和孩子沟通不畅，或是孩子离家出走造成的，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在美国，每年只有几千件失踪案属于非亲属绑架性质（Non-family Abduction），真正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案件只有一百件左右。笔者刚到美国时，曾经看到福克斯新闻频道连续几天跟踪报道一起在校学生失踪事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失踪案在美国很少见，否则媒体不会如此关注一起个案。而对于大部分发生在中国的失踪案件，我们顶多会在报纸中缝看到一条寻人启事。

拐卖儿童的事件在美国几乎没有，一是因为美国不存在人口贩卖的市场。历史上美国曾是全世界第一大奴隶工厂，但那是一两百年前的事儿了。二是因为美国为寻找失踪儿童投入了巨大的警力资源和社会力量。2006年9月，得克萨斯州一名两岁男孩凯文-布朗失踪，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在凯文家附近展开了搜救行动。随后，50名警察开始在数公里范围里内大面积搜索，还动用了两架直升飞机，其中一架配备热感应装置。尽管如此，警方还是没有发现凯文的踪迹，于是启动了“全国儿童警报系统”，向当地5000个家庭发布寻人公告，引发当地社区的关切。第二天，100多名志愿者加入搜救行动，他们走入茂密的丛林，还打捞了许多野外池塘。第三天，直升飞机终于在一个池塘边上发现了凯文。笔者若是美国家长，即使警方找不到孩子，也会为他们提供的优质公共服务所感动。

除了接到报案后紧急行动，美国还设有“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开通多种语言全天候的热线救助服务。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制作标准化的寻人布告，也可以请求该中心出动配有警犬的专业搜救小组。笔者曾经在弗吉尼亚州一家邮局内看到过寻找失踪儿童的传单，每张传单上印有六名儿童的照片和资料。与中国家长张贴的寻人启事不同，这些传单是由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通过美国邮政署向全国各个邮局网点发布的。此外，美国一些大型公共场所还加入了名为“考德-亚当”（Code Adam）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如果家长在超市购物时发现孩子不见了，可以马上救助于这一系统。超市会有专人立即开始寻找孩子，如果十分钟内找不到，即会报案寻求警力支援。美国几家电信运营商也加入了这一系统，失踪儿童家长可以通过短信向手机用户发出求救信息。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十分强大，主要工作还是帮助家长联系警方，或是提供警方更多线索。即使在市场化十分发达的国家，孩子失踪这样的事情也只能依靠政府解决，私人和社会力量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2004年，湖南怀化的五岁男孩戴特株在家口门失踪，其家人随即展开了长达三年，耗资五十万的寻子行动。仅寻人启事戴家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500万份之多。戴特株的祖父戴子初因为寻找孙子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可还没有能够找到孩子。戴家已经算是较为殷实的小康之家，倾家荡产尚且如此，普通家庭更是无力寻找孩子。

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于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拐卖儿童虽非命案，但某种意义上比命案对社会治安的影响还要恶劣。人类诸种感情中，亲子之情乃是中最为强烈的一种。在父母眼中，孩子的人身安全恐怕超过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许多家长为了找到孩子，宁可付出生命代价。然而，当前中国司法部门对拐卖儿童案件的重视程度十分不足。比如公安部门规定，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警方不能立案。在戴特株的案件中，即使24小时过后，警方还要求戴家出示拐卖证据，最终还是没有给予立案。这给戴家后来的寻子行动带来许多不便。其他被拐儿童父母也有过类似的遭遇。这一失踪一天后才立案的规定在设计上只是为了方便执法人员，丝毫不考虑最初24小时乃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此期间不采取行动，过后人贩子就可能将孩子转移到其他省份。而失踪儿童家长若是向异地公安机关求助，结果往往更令人寒心，因为当地政府不仅扯皮推委，甚至有可能包庇非法购买儿童的家庭或是工厂。

低效失职的治安服务不只是丢失几万名孩子的问题，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八十年代笔者上小学时民风尚且淳朴，笔者每天上下学自己步行回家，不用家长操心。可怜今日父母，他们因为担心孩子的安全，不得不天天去学校接送。至于寻找失踪儿童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此次黑砖窑事件令中国高层震动，几位政治局常委均作出批示。然而彻查黑砖窑只清理了拐卖儿童的源头之一，街头流浪儿童和贫困地区被卖的儿童都没有得到有效救助。尽管中国公安部门最近几年已经开设了失踪人口求助热线，也在逐步建立有关的信息数据库，但比起惊人的发案率，政府投入的警力依然不够。在位者应当明确意识到，儿童失踪案件乃是危及政府威信的大事—-你连人家小孩都不管，谁还敢在这个国家居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已经过上了不亚于美国普通居民的小康生活。可是，在孩子失踪这样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天壤之别。美国人不见得就比中国人活得更幸福，但是他们遭遇巨大不幸的可能性的确较小。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公安机关目前就能像美国警方那样调动直升飞机漫天遍野地找人，但是通过邮局张贴寻人告示，或者在失踪一小时后给予立案，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警察叔叔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山西“窑奴”事件之后，我们对人性恶，对挣扎着的悲惨人群，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一次接一次的矿难、拆迁、官员侮辱民意、城市贫民与管理者的冲突之中，我总是会想，应该触底反弹了吧？在十八层地狱里，我们不是又坐了下行的电梯，再下到十八层的地下室吗？虽然索尔仁尼琴说过，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但是我不相信他这句话，埋得太深，种子都会死，何况是人。

果然，“窑奴”之后，向着两个方向，告诉目瞪口呆的人们，你们看到的，只是开始。一些人的回忆与描述表明，山西的砖窑，“强迫劳动”，在时间上可能纵深十数年，在范围上，可能遍布全省。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事件一经披露，我们习惯见到的危机公关又出现了，这与集中营有得一比的“窑奴”事件，却变成了“非法用工”问题，似乎补补工资就了事了，那些残忍的屠杀，比如把人打晕了直接扔进搅拌机打成肉泥(据6月18日《燕赵都市报》)，似乎在一句“拿出证据来”的轻松反诘中，也可当成奇谈来对待了。

这才让人陷入更深的恐惧。既然“窑奴”只是“非法用工”，那么，还有什么行为可能触犯法律呢？这样我们国家不就成为一个零犯罪的国家了？幸福来得这么快，让人不敢接受。还好，这种愚蠢的做法得到了纠正，新华社6月20日的新闻中，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山西省官员在会上作了检查之外，“会议指出，山西‘黑砖窑’不仅存在严重非法用工问题，而且存在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要彻底查清、严肃处理这一事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和黑恶势力，解救全部受害人员，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样定性，可能就更能服人了。

如果在国家层面上也只是定义为“非法用工”，那么，社会崩溃的可能性都会有，因为这种说法已经离人性太远——让人产生的观感是，为了维护罪犯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由网络揭露而大白于天下的“窑奴”事件，让那些对监督没有好感的官员来处理，这些人甚至就是利益共享者，他们当然要极力掩盖，甚至指责为“谣言惑众”，处理起来，“非法用工”都觉得罪己诏下得太严厉了。事实上，不是已经有倒卖奴工的干部还被“留用”吗？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嘛……

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往往都是由普通民众发现的，想瞒他们可能性是不大的。一个好的法治社会，民众发现问题了，就会及时解决，不然官员就会被民众给解决掉——失掉他们的选票；如果民众发现问题了，官员就及时把发现问题的民众给解决掉，让问题继续存在。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近来，从厦门巨型化工厂到山西“窑奴”，全是普通民众把声音发出来，大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同时反证了一些官员治下的小社会坏到了何等程度。在这种对峙情势当中，决策层的判断若倾向于民众，这才是我们走向“好社会”的一个良好信号。

 

山西黑砖窑事件曝光后，举国震惊，世界震惊。面对这种公然挑战人类文明底线和基本良知的极恶，我们感到惊愕，感到愤怒，感到悲哀，感到无奈，乃至感到绝望――因为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中国。不要说“社会主义中国不允许这种事情”，整个人类社会都不允许，因为这是一种极恶，犯罪分子所犯的是一种反人类罪。正因为这样，由这种恶引发的惊愕、愤怒、悲哀乃至绝望感，没有国界、不分民族、超越制度。

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极恶

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恶，也是在我们关于“恶”的知识系统中难以理解和解释的恶，因为我们还没有发明解释这种恶的理论。在我看来，“反人类的极恶”可能是与之最接近的命名。

首先，其恶的程度超过了黑社会所作的恶，因为一般情况下，黑社会也讲究“规矩”，所谓“盗亦有道”。黑社会的通常对手是国家机器或其他黑社会组织，它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伤及无辜，更不会拿未成年人和智障者开刀；

其次，其恶的程度也超过了买卖奴隶，因为即使是在奴隶买卖中，买卖双方至少存在名义上的协议或相互同意，卖方（通常是被卖者的父母）至少在形式上参与了买卖交易，而且拿到了那怕最少的报酬。

这种恶使我想起了法西斯主义――虽然它不属于种族灭绝。黑砖窑犹如纳粹集中营。黑砖窑中的那些民工在被拐骗后装进面包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从公共世界中消失，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公民身份和法律身份，在这点上他们还不如监狱中的罪犯，罪犯至少还有自己的法律身份。正因为这样，公共世界无法知道砖窑中发生的一切，当然也无法维护这些民工的权利，惩罚那些彻底丧失了人性的罪犯。

由此事件引发的值得反思的问题真是太多了。这决不是几个黑窑主、包工头以及人贩子所能完成的极恶，它反映了我们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到底哪些力量参与了这种恶？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会在公共世界上消失？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为什么除了自己只身去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孩子以外，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我们的一些公安机构、执法机构为什么成为作恶者的保护伞？为什么在这种骇人听闻的极恶被曝光后，我们的主流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和黄金时间仍然在歌功颂德和歌舞升平？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各种令人发指的事件总是等“中央领导”批示后才得以“迅速解决”（其速度之快让我们更加坚信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办事效率，也更加相信这些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是因为政府不能有所作为而是不想作为，所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如果所有重大的侵犯人权的恶行都需要中央领导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这倒底是国家之幸还是国家之不幸？还有多少同样令人发指、同样灭绝人性的事件因为没有这样的批示而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而且就在这个事件最最猖獗的时候，多少中国民众正沉浸在于丹的“快乐哲学”中！这正是我感到无奈乃至绝望的原因！

黑砖窑事件也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危险处境，在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安全权利不能获得保障的社会，受害民工的遭遇很可能明天就发生在我们或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国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于那些鼓吹中国已经“脱第三世界”，并正在“和平崛起”，甚至早已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的知识界人士，黑砖窑事件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反讽！

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是怎么发生的？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黑砖窑事件暴露的集体性的道德败坏和人性的集体沉沦。依据我在农村长大的常识，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就越是保留了前现代社会的特点：村和村之间、乡和乡之间是一个类似放大的家族社会，虽然没有发达的媒体，但是这种熟人社会自有自己的传播和沟通方式。说山西运城等黑砖窑集中的本地人不知道砖窑里有童工、奴工是决然不可能的。那些当地的派出所人员则更是心知肚明。然而他们在欲望和金钱面前集体沉默了。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么多人的人性是怎么败坏的？

一个最可能被人们接收的解释是市场经济和利益驱动。但是这个解释不能让我们信服：为什么在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没有出现类似事件？我不相信人性本恶或者本善的形而上学假设，我相信人性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直接对接。文革极权主义极大地败坏了人性，它的最大灾难在于摧毁了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人的权利的随意侵犯在人们的心目中种下了道德虚无主义的种子，这个虚无主义的种子曾经掩盖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的堂皇旗号下为所欲为，为了“革命”可以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而在今天，这个虚无主义的怪兽又遇上了中国式消费主义的“大好时机”，“革命”的位置被“金钱”占据，于是，为了“革命”可以肆意践踏人性的道德虚无主义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化为“为了金钱可以无恶不作”。在极权主义的遗毒没有得到清算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就匆匆地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消费主义刺激了人的欲望，而道德底线的阙如又使得这种欲望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受制约的欲望，不受制约的欲望就是兽欲，而且是集体性的兽欲！正因为文革极权主义把太多的人变成了野兽，才有今天这么多丧尽天良、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作的黑窑主、包工头、打手以及地方官员和公安警察。可以想见，今天为了金钱挥向童工的铁铲，在“革命”年代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挥向黑五类，挥向自己的老师、同事乃至亲人。从全民革命到全民赚钱，时代好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目的变了，人性的尊严却没有树立起来，防止人作恶的道德防线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惊人的相似：如果对人的生命和权利没有的敬畏和尊重，还有什么令人发指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文革”，他们的人性沉沦和道德沦丧和“文革”有什么关系？不错，他们是没有参加过文革，但是他们是在被“文革”毒坏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文革所造成的道德虚无主义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有效清除（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一直没有彻底反思文革也没有这种反思的良好环境），反而在新的中国式消费主义的大潮下恶性发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文革的人才受到文革的遗毒更深。

谨防感恩代替了反思：三论黑砖窑事件

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一个怪异现象是：弱者在蒙受了强者的专横跋扈、无礼对待后，只要强者事后做了“道歉”和“自我批评”（常常不是真心的），弱者就不再反思强者为什么能够屡屡虐待自己？自己为什么总是蒙受冤屈和虐待？应该如何彻底根除强者虐待自己的制度原因；相反对后悔、自我批评的强者感激涕零，心存感恩。结果常常是，虐待和冤情不久就再次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如此循环往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感恩文化传统。

纵观近日来媒体关于黑砖窑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个悲剧性事件的反思和批评真在悄悄转化为对各级政府，包括黑砖窑所在的地方政府的正面报道，甚至可以感觉到人们的愤怒真在逐渐被对官员们的感恩戴德所取代。今天是某某领导公开道歉，明天是某某领导到医院看望受到虐待的奴工，后天则是某某领导亲自把慰问金送到奴工的手中。比如，据报道，那个虐待奴工最严重的黑砖窑所在地之一的广胜寺曹生村，其所属的洪洞县领导，专门派工作组到湖北看望曾经在那里受到虐待的民工水道宇及其家人，并发放赔偿金4000多元，慰问金1000元。

于是人们心里逐渐温暖了起来，愤怒、惊诧、批评的声音渐渐淡出，好像希望又回来了：人家已经知错了而且道歉了，就不要再不知足啦，应该感激才对。

我当然不反对洪洞县领导的这个举措。但是我认为这不能替代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洪洞县的最高领导对发生在自己所辖领地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事件到底负有什么责任？就是在这个县，有些警察公然只允许家长解救自己的孩子而不要管别的孩子，并任由窑主恐吓家长，也是在这个县，有劳监部门工作人员参与了倒卖童工从中牟利；还是在这个县，有人为黑心窑主通风报信使其销毁现场逃之夭夭。试问：这个县的领导对此没有责任么？他们的道歉和慰问能够抵消人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么？当然不能。而且我说的这种反思精神还不仅仅针对洪洞县，还有他们的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因为洪洞县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独立王国，而是一个庞大且联系紧密的巨型组织的一个小小细胞，这个细胞的坏死不可能和整个组织无关。

中国的历史反复见证了一个事实：那些轻易地以知足乃至感恩来取代反思批判的人，很快灾难就会再次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