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播杨宪宏先生就”反右”问题，在07年1月下旬，通过电话访问孙文广，并在2月2日播出。内容如下：（根据录音整理，并加上小标题）

杨宪宏（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主播）：今天的节目是焦点访谈，为大家访问的是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

今年是中共在1957年发起反右运动的50周年，一些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幸存者、受害者的后人最近都纷纷动作，联署或单独上书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要求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反省反右运动，补偿受害者及他的后人物质跟精神的损失。

事实上，孙文广教授所在的山东大学几位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早在2005年九月十八号就由山东大学中文系退休的史若平教授执笔，以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的名义共同发起签名信，题目是《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对反右运动彻底平反，并且对反右的受害者和已故者及其家属作出物质和精神补偿。目前为止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就有一千两百九十一人。（注：截止07年6月17日，签名已达3789人）

待会儿打电话到山东济南，请孙文广教授来跟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场反右运动的血腥历史，以及在中国现行的政治法律条件底下反右运动的受害人及其家属要求国家赔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稍后就进行焦点访谈。

杨宪宏（以下简称杨）：这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杨宪宏，现在进行的是焦点访谈。今天要访问的是住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

孙教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孙文广（以下简称孙）：是的，我在电话线上。

杨：哎，谢谢，孙教授，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

（一）要求平反右派的公开信始末

杨：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还有我们的主题。

孙文广教授今年已经73岁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发起的这一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之后留校当老师，由于坚持自由的精神跟敢于讲话的作风，让他在一九六0年以后中国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批斗，入狱，受到种种迫害。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平反回到山东大学工作。

孙教授在一九八五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来任教，多次发表论文批判极左的经济理论。现在孙教授已经退休了。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还有反右运动受害者，以及其子女家属要求平反和国家赔偿这个诉求。我们知道二00五年发起这个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联名信，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跟精神损失的山东大学一群退休老师啊，都是孙文广教授的朋友，那么请谈一谈你所知道签这封签名信的背景，孙教授。

孙：可以的。这封签名信，是我们学校的史若平老师还有李昌玉老师他们五六个人发起的。它们发起之前也和我商量过。这封信的发起者、反右受害者家属子女，都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其中有的人像发起者史若平老师，他今年都八十多岁了，打右派以后二十二年受尽了苦难，他一直认为右派的问题处理得是不当的，因为七九年给他们改正，不平反，而且中央再三声明：反右派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他们对这个很不服啦，一直有所反映，但是不为当局所接受。那么最后他们就搞了个签名信，而且把签名信发表到海外的网上，即《议报》的签名网上。这个信发出去以后我也签了名，后来各级党委找这些签名的人谈话，包括山东大学的，包括我，包括史若平老师，其他的有在北京的，在云南的，在四川的，凡是签名的人几乎个个都被找去谈话，问的主要就是，你们这个有意见可以写信啊，为什么要去海外发表呢？这是不对的。

找谈话的人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说我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合情合理的，国内不能发表，我们就到国外去，因为国内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

而且谈话更加可笑的是，有的（单位）不但当地党委来谈，而且带着公安局的干部来谈话，带有威胁的性质。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一些言论啊，这些要求跟公安是没有关系的，谈什么东西呢？

现在他们搞这个签名信，还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写信来要求签名，因为这个签名网络经常不通，没有签上去。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二）右派的六条标准及打右派真相

杨：我们知道孙文广教授本人并没有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可是在两年之后发起的反右倾运动以后就连续被批判，进出监狱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平反。以您的见闻跟您的经历，您怎么看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啊？什么是右派分子呢？当时迫害有多严重？

孙：是这样的，反右打右派的时候有六条标准，六条中最主要的有两条，后来他（中共）一再强调，（一条是）反党，反对共产党，另外一条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可以成右派了。

杨：就右派啦，（笑）原来是这样。

孙：当时我在学校里面，怎么叫反党呢？譬如你对党支部书记批评了几句，那就是”反党”了。你对现实有些不满，讲了几句话，那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杨：哎哟，社会主义不是常常批评吗？

孙：对啊，当时是不允许的，不可以的。你怎么（说）社会主义不好呢？那什么好呢？蒋介石好吗？那你是反动吧。

杨：蒋介石也不好吗？（笑）

孙：是啊，蒋介石也不好。

杨：那共产党也不好，毛泽东也不好。（笑）

孙：主要是这两条，还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条罪状。怎么来的呢？当时有的人对苏联不太满意啊，讲几句苏联到东北拿走我们的机器，（杨：是啊是啊，那个性质很恶劣，强盗）是啊强盗，你要是讲了几句，透露了几句，他就讲你要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笑）。当时中国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吧，所以这是很笑话的。后来它和苏联闹翻了，苏联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了，那么它就来一条，你要是同情苏联的话，你就是苏修。

杨：苏修，哈哈，又是右派？

孙：是啊，又来了。

杨：它不喜欢你，就说你是右派。

孙：有的单位就是这样啦，上边给它一个任务，要打八个右派，已经打了七个了，还差一个，那随便找一个给他加上一个什么名目，戴个右派帽子。

有的人打了右派以后，把他赶到农村，赶到农场劳动，过了二十年以后，要改正了，他回来找，要给他改正，（领导人问：）改正？你是右派吗？就查，查了半天，没有他的档案，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谁）把他打成右派？

杨：（笑），好可怜啊。

孙：是啊很可怜的。

杨：怎么这么凄惨，连个理由都找不到了。

孙：是啊，理由也找不到，这种情况不止一起，好几起。没有地方负责，可打成了右派，他已经被赶到农村二十二年了。这种情况很多。

（三）右派的平反与改正

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当时中央转发《贯彻中央有关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好长啊这个名字，到一九八0年五月，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几乎全被平反（孙注：实际上是改正，不是平反）了，有些右派后来还是被任用了，升了官，最著名的就是朱镕基，还当了国务院的总理啊。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共是为一些右派分子来平反了，那为什么反右运动受害者及其子女，就是没有在被像朱镕基平反一样，列入一个国家应该有的程序，而是他们自己要求平反赔偿呢？

孙：是这样的。他这个右派打了五十五万吧，打了之后，当时这个处分是很严重的，就是给他降职，有的开除，降职就是原来拿的工资比较高，给你降一级两级，有的降五级六级，比如山东大学我的老师束星北，很有名的一个老师，他打了右派以后，本来工资是二百多块，打了以后给他降下来，后来七九年改正了以后，就给他恢复到原来的工资，那这二十二年给降了五级了，少发的工资他不补，这二十二年是很大的一块了。

这和共产党打”走资派”很不一样。文化大革命中打”走资派”恢复了以后，是按没有降工资时来补的，不是降了就降了，不是这样的。右派是这样的，打了二十二年右派以后，回来，按照当年打右派以前的工资现在每月给你发点工资，当中这二十二年他不给补。共产党的干部打”走资派”不是这样的，他当时给降了之后再给补回来。

另外精神损失也了不得的。这几年有的关在监狱里，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的啦。精神损失要补的吧？没有。这是很不公平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共产党中央的文件写的是：反右派是必要的，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一点。这个讲法很不客观了，二十二年里打的五十五万右派啊，最后不改正只有几个呢，官方讲不改正的只有五（六）个人。那你还讲这个运动怎么是对的呢？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错了嘛，所以他这个讲法也不对，老右心里感到不服，要求重新评价，要求平反。因为原来他讲的不是平反，是改正。你不是右派，但你有错，改正之后你不是右派了，但不是平反。平反的话就要有赔偿损失了。

杨：不用平反，是吧？

孙：不用平反这个词。那么大家提出来了，要求他平反，要求他补偿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失。这个大家都很同情的。我们这些不是右派的，没打右派的也都签了名帮助他们。

杨：所以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当局对反右运动的检讨是相当反复啊。那到了一九八一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面给反右运动定性，那时是这么说的：

“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跟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的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认为反右是对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说是必要的，可是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跟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讲讲就算了。那一方面发动反右运动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可是刚刚数字在当时反右时55万人啊，最后剩下的章罗同盟等六人没有获得改正，换句话说反右的准确性只占55万分之六，大部分是错的，（孙：笑）扩大了近十万倍啊，这怎么肯定反右运动正确性呢？根本把岳飞当张飞这样打嘛。哈哈，这个怎么承担？这个不承担？这个十一届六中全会拿出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讲啊，这当然会引起人家不满啊，这是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

孙：是的。因为当年打右派的时候，五十五万右派是占了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啦，知识分子十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打成右派，这个影响面是相当大的，还有他的子女呢，还有他的配偶呢。

杨：哎呀对啊，是五十五万个家庭啊。

孙：是啊，五十五万个家庭，这不给人带来苦难吗？但是后来共产党实在是非常的不虚心啊，（杨：卑鄙，下流）他不承认这个错误。

杨：五十五万都错，还敢讲说这个整风反右是对的。

（四）邓小平与反右运动

孙：那么为什么他讲整风反右是对的，坚持不认这个错呢？

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知识分子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不是他们中共的官，不是他们内部的事；

第二个就是有一个邓小平在里面，邓小平在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81年做这个文件的时候邓小平是当红时期，他复出之后在中央里面虽然他不是总书记，但他比总书记还要高，是个太上皇。他处理反右派他是有他自己的考量。57年反右派当然毛泽东为主，但是邓小平是积极操作，他当时是中共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党中央总书记，（杨：是满手血腥）满手血腥啦，当时反右派之后有个总结报告是他做的。当年他要往上爬往上走，反右是他的功劳了。如果说反右全部错了，那么他自己岂不有一个评价问题了？所以到死，他也不会承认（杨：死也不认）根本错了。

他这样子做，有人有意见，后来一想，邓小平还在上面，你提的不好，他再打你一次右派你不倒霉吗，是吗？（杨：哈哈）就不要讲了。

后来他（邓小平）死掉了，死掉了以后，有的人就说了：你都死掉了，你后面的人应该给我们平反呀。那么现在就提出来了，也有这么一个背景。（杨：有一个背景）邓小平去世不在了，当年他给他们打成右派，要求平反，要求物质、精神损失，要赔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四）右派的女儿，一定是右派不可？

杨：可是说不定将来有部分人的需求又跟邓小平一样，需要反右，那岂不是又把这些人害惨了？

孙：是的，这一两年，有好多知识分子被抓起来了，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家里门口给站上岗，不让他自由活动，最近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她父亲被打成极右派没平反，他女儿要写她父亲，写了《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太敏感的问题她不说，政治的不让说我就不说政治，那么我说说文化可以不可以呢？政治不让写我写”伶人”吧，演员吧。但这个也不你让说，不但不让说，而且公开说以后她的书都是要禁的，（杨：还说因人废书），这不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吗？

杨：我就想说人家章诒和，父亲是右派，所以他就说那女儿一定是右派，呵呵，又来啦！

孙：是，哈哈，，就不让她出书。

杨：因人废书，因为她是右派的女儿，一定是右派不可，就禁她书，因人废书不就是有这个意思吗？（笑）。

孙：他们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就是按原来的路线走啦，凡是和他不一致的他就打你右派，不打你右派也把你划到禁书禁言的范围之内。这和当年右派也差不多嘛，就是不让你讲话。这些做法，他没有从反右派之后总结一些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放开言论自由，57年反右就是要根据你的言论定罪，根据你出版的东西，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或在什么会议上讲的几句话，打成右派。现在不是也是这样吗？比如说我在网上写了几篇文章，他后来就要把我的电脑抄走啊，把我弄到派出所里去传讯啊，几次啊，不止一次。那都是为了写文章啊，我还有别的东西吗？我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我还能干什么？（杨：新闻自由）他这个样子看起来是和反右之前一脉相承的到现在，就是这样，不让你写，（杨：没什么出息，五十多年了，又老套）对，还是原来这一套。

杨：还是这一套，被我们拿出来讥笑一顿，哈哈哈，我看着是很好笑，我在台湾看的时候是：啊，又来了，我说这个章诒和父亲是个右派直接传女儿一定是右派，书都不准出啦，哈哈哈，讲那么大声。结果你知道吗？孙教授，我前两天打电话到北京去，北京各个书店章诒和的书《伶人往事》在最显眼的地方大卖特卖，哈哈……。

孙：是吗？哈哈……。

杨：真的，所以这些头子说了不算。

孙：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山东这里有一个报纸叫《山东商报》，现在每天连载发表这个《伶人往事》。

杨：真的！？哎呀！好哎《山东商报》哈哈哈！这个不错。

孙：真的，也是新闻，是吧？哈哈。

杨：是啊，是啊，这个好事啊，这个《山东商报》。

孙：后来我们就看要不要停啊，哎，没停！今天我还没看这个报纸。（孙注：该连载最后还是被勒令停止，见本人拙文《建议温家宝看〈伶人往事〉—兼论山东商报急停连载》）

杨：哈哈，继续看。你知道那个邬书林讲那个话，真的是非常有趣啊，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的吗？不准出这个人的书，你们还出？你们还真的出啊？我就禁，我就是”因人废书”.哈哈，结果搞了半天现在没人敢承认。现在我这两天一直在追啊，因为包括台湾啊，这个新闻都追得很紧啊，大家很关心啊，因为她的书像《往事并不如烟》在台湾非常畅销，所以那个章诒和你的书啊，大家认识的，大家知道章诒和，所以她的书被禁，台湾太有兴趣了，就大大大大地报道，然后我们都关心，哎这个禁书啊，禁的怎么样啦？哎，没有禁，北京到处卖。你刚才讲说《山东商报》还连载，哎，好啊真的不错。哈哈……。

孙：前几天还载呢，今天的还没看到。哈哈……。

杨：我们就在等啊，说那你什么时候，本来要没收啊，竟然一问三不知，中宣部也一样，都没答案。好像没听说过，还有人放话说：哎呀，误会了！误会！误会！说清楚讲明白啊，我们就说，那你要赶快改正啊，说并没有这回事，检查失误，光明正大。”大国崛起”，怎么会在这种事情上面出问题？

杨：那我们再来继续请教孙教授，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发出这封信来，要求平反赔偿的反右运动的签名信中，有一段提到台湾平反2.28事件的经验。所以1995年，也是48年后，当时在台湾仍然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对2.28事件请民间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登记造册，然后对这一事件彻底平反，800余名受害者及家属普遍得到数百万元新台币的赔偿，竖立了纪念碑，建立了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我们相信今天共产党中央啊也应该能做到。

民间要求平反2.28事件的诉求是台湾民主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当时做总统的李登辉前总统还在这个纪念碑建立的时候，站在纪念碑前深深一鞠躬啊。虽然2.28事件跟他无关，可是呢，他代表国民党，当时候是党主席啊，向台湾所有的人来道歉，那一幕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都非常感动啊。从台湾的经验来看，现在中国大陆民间要求平反历史错误的诉求中共当局应该怎么回应呢？孙教授你怎么观察？

（五）不准出版记录和论述”反右”的书

孙：这五十五万打成右派啦，很多人都不在了，现在他的子女还有现在七十多岁的一些老人，因为过去五十年嘛，他当年二十岁，现在都七十岁了。他们是具体地要求右派要平反赔偿。讲起2.28的话呢，它牵涉到800多个人；那个五十五万，多大的数字啦！大家都知道，不用深入地调查，每个单位都有，现在他的赔偿几乎是一分都没有，没有钱赔。就是说呢，你1957年的话，拿100块的工资，改正之后再每个月发给你100块钱的工资。有的人觉得这个价就可以了。根本没赔偿，一分钱他也不赔。所以这个事情当然不合理，不但被打右派的家属和他们自己要求赔偿，就是我们没有被打右派的人，我们也非常同情他们。

现在他们所做的呢，一个是发了这封公开信，有的人就给中央写信，又去上访要求赔偿，另外一方面，他们就要出书，写书，写文章啊。譬如我们学校的史若平老师，他是我的好朋友，57年我就认识他了，他现在就在编书，有一本书他们编出来就叫做《寒冷的夏天》。为什么呢？当年反右派是夏天啊，当然那个夏天很寒冷啦。大概1997年就编完了。这个书里面有吴祖光写的序，还有萧乾先生的文章、戴煌先生的文章、邵燕祥，还有其他一些比较有名的右派的文章。这本书某出版社原来打算出版，清样也校了，最后仍然被封杀。

这一两年，据说上面有文件，对反右的书啊文章啊，一律不要发，他很敏感啊，怕一起来把事情闹大，影响稳定。所以出书，关于反右派方面的书，现在国内还是很难出的，在前面出过几本大概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的，没有带太敏感的，对当今没有影响的，譬如出过一本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这个是1986年的出的。后来1998年又出了一本《回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牛汉写的。这几年就很难出来了，后来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姓汪，叫汪国训的，是武汉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写了一个《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但是国内不能出啊，最后只能自己印，他印了以后送了我一本，写的也蛮好的。真正地、严肃地回忆反右派斗争的过程，这种书现在是非常难出。

（六）台湾平反2.28事件的过程

杨：其实这个都还应该要留口述历史的。2.28事件的研究里头有一段口述历史，这个中央研究院做的，有很多文件的搜集，有很多的文件，很多的文件都搜到了。包括当时候的蒋介石跟蒋经国父子以及军团之间调兵遣将，怎么样去定义。当时候最重要当然是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啊，当时他是怎么授命，因为当时候的屠杀下令是行政长官公署下令；最重要的是要追蒋介石的责任，就是说这个最高统帅，后来追追追，追到当时候的一位彭孟缉，他的责任就是很大，中间大概还有一些人，这个都是当时候的军团，后来当然这些人知道自己当年干了什么事，有的人差不多到了时间就远走高飞，就离开台湾了，跑到美国去了，像柯远棻啊这些人都跑掉了。就是说，其实2.28的平反虽然是有赔偿，可是我觉得那个平反还没有做到，就是说因为恶人，恶无恶报，这个看来有些人间真的是不公平，当时候你刚刚就提到，邓小平这个事啊，总该把他这个东西数落一下吧，（孙：是的，是的）虽然我们对他没办法，这个格屁了，没办法了，这个至少要说出他的责任。

台湾历史的处理，大概就是说这些人后来也都死了，那你对他也没办法。那就是把他的责任讲清楚。

不过呢，我对这段历史有时候会有一点警觉，所以因为他死了，会不会大家有把责任都推给他？所以也怕，这个也不应该。从治学上面去看当时一阵混乱，当然我最有兴趣还是蒋介石的责任，这个因为最高统帅嘛，当时这些军队不是你叫，怎么叫得动？要说开枪还真的是他底下的将军喊开枪就可以开枪吗？所以也不见得。所以我们在这个责任问题上面，其实有些朋友对这些事件的见解啊，都比较采取审慎的态度啦，就不会说中央哎，道歉啦，都是谁的错？都是”四人帮”的错？（笑）这不可以。我们治学还是要非常严谨啊，（孙：对，对，是的，）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死的是不是真的跟2.28有关？这个查证工作啊，倒是当时候这一部分查证的还蛮不错啦，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个一定要政府的力量，政府因为有太多的机密档案，他说我不开放，那你怎么平反呢？

（七）李登辉平反2.28

杨：所以当时候你们提到在李登辉前总统时代、国民党还在执政的时候做平反，其实说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还是有人讲说李登辉当时候利用这个东西，也等于是在把国民党的一些旧债，他只不过就是他能做个道歉啊，可是呢，有某种程度是国民党的内部的死硬派啊，他总是（说）你们做错事啊，我帮你去道歉哎，你还嚣张什么？这当然（是）叫他们住嘴，有这种作用。这个2.28的平反里头，有一点说：你们作威作福那么久了，总该可以稍微收敛一下吧。2.28这个事情我可是要帮你，你可吃香喝辣，我可要帮你去扫垃圾哎，所以这个当然有人讲说李登辉当时处理这个事情大有这个味道，就是等于是对于保守派、死硬派、国民党不改革派啊，老是给他穿小鞋。也是显示一下，第一他当然是大功，也是显示出他的民主精神，可是也是怵他们久了，所以你们做了什么好事？所以这个里头平反其实是很复杂的，不是只是说赔赔钱啊，其实代表了非常多层的意义啊。

那时候我们做记者啊，看李登辉表演这一段啊，我们当然是击掌叫好啊，这家伙真厉害！看起来也是行礼如仪，然后就是，当然我后来了解李登辉做这件事情是带有真心诚意的，他接见2.28家属。接见2.28家属以后有一次机会我见到他，他告诉我说：真惨啊，这个家人就是这个2.28以后啊，整个家属三四十年啊阴影不散，然后人家想正常生活都没办法，看了心好痛。我见了李登辉，李登辉跟我那时候就这么说，他说他真心感到真的要平反，说他见了这个2.28的家属啊，他当时候就私下见的，然后这些家属啊，就细数他们家被国民党怎么迫害，他听了心很不忍，他就一直这样说：那我一定要道歉。他那个道歉是真心的。

（八）2.28事件的经验教训

当然你说就是这样使得他在国民党当时候超级稳定，营造一个超级稳定，然后有人民的力量支持他，包括我们即便是觉得说李登辉当时候做这些东西多少有一点政治斗争味道，可是他站在正义一方，这个政治斗争也不是完全负面啊，也正面。所以这个很复杂，提到2.28有一些经验在台湾看到啊，不过说不定对山东大学的朋友们，这些老先生老前辈啊，他们想要做这些事情也是个参考。就是说这个也许是助力，也许是阻力，那就看一念之间、看国家领导人啊，他怎么样去清除掉这个党自己本身深重血债，如何清除这一块，然后让他可以没有包袱。其实这也是非常正面的，所以这一段历史可能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好像冥冥中我们这些退休大学教授他们引述2.28这一段啊，其实我看着是很震憾的，也注意到，这里头当然埋藏各种情绪，所以孙教授你觉得我刚讲那一段话你认为在中国大陆今天的政治情境底下，是个阻力还是个助力？

孙：我觉得他现在如果能够推动右派平反的话，那当然推动历史前进了，是吧。因为共产党在过去做的这个事制造了大量的错案冤案（杨：假案），如果右派能平反的话，他可能推动其他，比如”六四”事件，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学生，你现在不给他们平反（杨：永远挂着包袱）是啊，永远挂着包袱，那么你现在给他平反当年那些人也还在啦，当年参与那个活动，当然邓小平他是死掉了，其他人还在，他会有些责任，但是谁抓住这个事情给他平反，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会提高的，在人民当中的声望也会上升。

杨：对，可能胡锦涛、温家宝他们应该要想一想，这对他们的历史令名其实是影响重大，我想这点非常重要，今天非常谢谢孙文广教授你接受访问。五十年的公案，其实历历在目，其实说是五十年，这五十年过的好快，由于统治者还用同样的反右这样可笑的事情，勾起我们很多回忆，所以说其实一念之间，最重要还是应该要有悲悯之心啊，去体会这些家属五十年他们受了这么多苦，真的应该给人家一些公道，其实对国家的发展也很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孙文广教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你噢。

2007年6月17日整理于山东大学

 

是的，我们都无法容忍他们把厦门毁掉。对你说过：我18岁前最大的错误，是不曾在高考志愿表上写下“厦门大学”几个字。许多年后，走过世间岁月沧桑，第一次踩上岛城的土地与沙滩，欢喜和感伤油然而生——对容颜秀丽的厦大来说，我已经太老，而以我狭小的北方人的生活圈子，除了短暂的旅行，我没有亲近厦门、亲近厦大的其它可能。

“那么，”你说，“在厦门面前，我们就是情敌了。”

但你与我不同，你无数次来过厦门，对厦门有更多了解：风情万种的街道、厦门大学的花香、鼓浪屿的宁静、月光岩的沙滩、金门岛内的海面••••••也许，我必须承认你比我更爱这座城市。厦门实在太美，又有谁不曾爱上过她！

“凌晨，接近天明的时候，梦见自己将要离开厦门。独自去喧哗的火车站买票，站在长长的队伍里面，沉默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只有胸口真切的疼着——就这样在梦里想来，之后一整天胸口都在疼。”当然，你不会离开厦门，因为你根本就不在厦门，此刻你居住在苏北一座乏味而尘土飞扬的城市里。

作为地道的苏北女孩，你用好听的普通话描述对厦门的情感：每一次必须离开时，一走进厦门火车站，思念便重新开始了，思念便占据此后的日日夜夜。

而这种思念的最初萌生，远在你从未踏足厦门的中学时代。那是一个普通的黄昏，随高年级同学去看学校海报栏的招生广告，“太阳还没有下山，金黄色光芒斜斜的照耀在玻璃上面••••••我就这样看到厦门大学的轮廓，一边是海，三面是山，暖洋洋的红色建筑群，在安详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苏醒、生长，瞬间膨胀填满全部空间。我于是奔跑起来，遇见最好的朋友敏，她念高三正在报志愿，忧心忡忡。她说不知道要填哪里。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要到那里去。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爱。”

你尽了全力，却没有抵达梦想的国度。长到十几岁，终于爱上一座城，却没有办法考中城里的那所大学。分数并不低，可是，很不幸，不够厦门大学在江苏的分数线。你说，“真的我不虚荣，一点也不，北大清华复旦等等都很好我知道，但我都不要，我只要厦大，我不能解释怎么就爱上厦大并因此对厦门有了强烈的念想。”你在报名志愿上随便写了一个大学的名字，然后，当天晚上，很平静地吞下400粒安定。“这是我和自己打的赌，我爱的，我要的，得不着。”

你被救活了，然后，母亲陪你去了厦门。那一年夏天，厦门的天空下总有一个沉默的孩子仰面静静看着云朵，“我觉得这里很干净很安全，我觉得这里有我的前生，前生没有过完就来到今世，延续下来的意志指引我回到这里。”

18路车，一直坐到最后一站。那天中午阳光很好，照在“厦门大学”四个大字上面，金碧辉煌的样子。你站在那里，扬起面孔对着那四个金色的字——街道上很热闹，人来人往，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你就那么一直站着，直到一滴眼泪很慢很慢地流下来，然后转身离开，却不敢走进圣殿般的校园。

“很长时间，我见不得厦门大学四个字。”你说，“看到同学姐姐来信的信封上印有‘厦门大学’，便会猛然泪落如雨。感觉自己在那所不爱的大学里煎熬，内心快要被撑破。”

每一个假期都属于厦门，那时候，厦门的街道、海滩、古迹、校园、礁石、树木也都短暂地属于你。但是，每一次离别都让你想起曾经的400片安定。于是，你逃学了，父母的训斥和眼泪都不能阻拦你，你简直就是任性的疯子，如果不是疯子，那么必定是个傻子。整整半年多时间，你独自住在厦门，没有钱，不记得吃过多少苦头，也没人知晓你对厦门的感情。这是你深爱的厦门，为什么却给了你那么多的伤害？你一次次感受厦门和厦门人的冰冷，以至于你恨过所有的厦门人，以至于你根本不敢回忆那半年的生活，但一切都无法使你改变初衷，你仍然想把自己嫁给厦门。

你开始准备考研，曾经被安定片损伤过的大脑日复一日地存储英语单词和化学分子式。分数考得不低，但厦大似乎总与你过不去，这一年，考研高手云集厦大，厦大生态学专业的录取线竟然超过中国科学院。你再次与厦门大学擦肩而过。

家庭情况不允许你把当代女范进的角色扮演下去，你想离开江苏到厦门找工作。无论如何，你总要和厦门在一起的。

这时候，一个被称作PX的化工项目在厦门引起了轩然大波。美丽的鼓浪屿附近，由背负巨额债务逃离台湾的陈由豪投资兴建的厦门海沧PX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许多人担心与厦门本岛近在咫尺的PX项目一旦投产，等同于在厦门附近存放一个超级原子弹，而海沧的化工厂原本已经使臭气弥漫在岛城上空。面对赵玉芬等106位全国政协委员和岛外新闻媒体有关PX项目的环保和公共安全质疑，厦门市主要领导人却态度坚决：“要统一思想认识，委员提他们的，我们不理睬，要抓紧速度干。”

人们被激怒了，号召游行示威阻止PX项目的网贴和手机短信开始流传，身在苏北的你比许多厦门人更敏锐也更准确地记下了游行聚集的时间：2007年6月1日上午8时。赶在这个时间之前，你再次来到厦门。你无法容忍别人破坏厦门的环境，更无法想象PX项目可能的安全事故给厦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因为这是你爱的厦门，是你一次次把别人丢弃的垃圾拣起来的厦门，是每一片绿叶和海滩都让你感到欣喜的厦门，是你孤独无助时一个人走在雨中的厦门。

你说，那是我的厦门！

尽管厦门政府采取强力措施阻止游行爆发，人们还是上街了，一时间，爱厦门、爱生活的人从不同的街角处冒出来。走在游行队伍里，你一直在哭，哭得最凶是走近厦门大学的时候。哭过之后，你用全部的气力呐喊着，你要厦大的学生走出围墙加入游行队伍。游行活动的公开报道是这样写的：“很快到了厦大。厦大南门一排的保安。他们一定很紧张。校门后方也有一小群的大学生。大家齐声喊口号，为的是能动员热血大学生，借助厦大的力量。但很遗憾，校门关得死死的。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女孩子激动兼伤心地哭着说，厦大，我以你为耻。”这个女孩子就是你，你的原话是：“厦门大学，别让我以你为耻。”心里边，你早就把自己许给这个校园了。

从你魂牵梦绕的厦大校园里，最终没有如愿走出支持者，你的手机短信和呐喊全都湮没在厦大的绿树浓荫里。而游行是需要规模的，乌云暴雨中，参加游行的人数与警察不成比例，于是，持续两日的游行因为人数不足而被强力驱散。虽然政府承诺了PX项目的缓建，但这种缓建的承诺，在你看来，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你很年轻，但你并不傻。你说，当人们逐渐感到恐惧而不敢作声，政府和投资商会找出一万个理由重新开工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象你一样爱着厦门，他们更爱大把的钞票和上司手里的官帽。

绝望中，你切开了自己的手指，用年轻而鲜红的血写下血书，这大概是游行中最“激进”的举动，为此，你被同伴们大骂一场。我说我也要骂你，反对PX也不要以自残为代价。

你说，我没别的办法。不管怎么样我就要阻拦PX，厦门的环境已经在变坏，我不能容忍再上一个PX毁掉厦门。你信不信我会以死相拼的！

你这么狂热，搁1989年说不定就是柴玲了。我开着玩笑，试图缓解你极度紧张焦虑的情绪。

厦门的朋友也说我象柴玲，柴玲有什么不好，我不怕做柴玲。但我只要保护环境，保护厦门，不要让人联想到政治上去。

问题是，当你们漠视政府的一再恐吓、公开走上街头的时候，我在厦门官方的喊话中，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口气，那是426社论的指鹿为马，那是64前夜的杀气腾腾。

我不要听这些，我不要做“反政府人士”，我自私而拜金，只想快乐地生活，我不反对政府，可不管是谁，只要他破坏厦门的美丽，我都会拼争到底。

你怪那些不敢上街的厦门人，说厦门人都是温顺的绵羊，可你不知道他们已是最勇敢的中国人。和十八年前的我一样，你还不懂妥协与前行的技巧。

我没法不为你担心，相对于那些老辣的政客，你太单纯，单纯到连一点保护自己的经验都没有。不久的将来，当你来到厦门生活，你的无业游民的身份，会使你比一般市民更缺少保护；你说你不愿卷入政治，可你在用比一般政治异议者更大的冲动“反对政府”，如果有一天被请去喝茶，或者以某种理由让你失去自由，你真的能够承受吗？你的家庭并不富裕，而你的梦想是在厦门定居后尽快接妈妈来美丽的厦门一起生活。

我知道我不能阻拦你，因为我了解你爱厦门的历史。当一个人将梦中之城看得如此之重，谁也无法阻止她为这座城无怨地付出。毕竟，同样付出真情的不只你一个，至少还有勇敢而智慧的厦门作家连岳，有身穿保钓文化杉的大胡子李义强••••••

当游行终于被驱散，你只能暂时转战网络，于是你成了最活跃的反PX网络活动者。即使身份可疑的新注册ID开口骂你，你也十分耐心地与他们辩论。而你在网络上遭遇的情敌是越来越多了，与你同龄的一个女孩子说：“我简直太爱厦门••••••喜欢鼓浪屿，喜欢在鼓浪屿看浪打沙滩的景色；喜欢听鼓浪屿钢琴小提琴的鸣奏，那种感觉很棒呃。如果厦门这次可以脱离PX，我一定更爱厦门。不知她能否好起来？”你说，厦门一定会好起来，因为有太多的人热爱这座明珠般闪亮的南国岛城。

你曾对我说过，厦门是你一个人的城市，那么，越来越多的情敌让你感到紧张了吗？毕竟你对厦门的感情，近乎一种疯狂到自私的爱。

你开心地笑了。不会。这时候，只有爱厦门的人，才会站起来保护厦门，这时候，只要是爱厦门的，每个人对厦门的奉献都让我感动。没有这次游行，还以为最爱厦门的人只是我一个人。现在，太需要别人和我一起来保护厦门了，厦门不只是厦门人的厦门，她也是苏北人的厦门，是中国人的厦门。

没错，我要告诉你，厦门也是我的。我也曾和你一样，独自走在厦大的山间路上，徘徊流连于绿树红楼间，恨不能有一间校园的房子属于我，让我可以终老此地。那时候，我嫉妒所有厦门户籍的人，那时候，即使在厦大的校园里迎面走过，我也不能读懂你身上的厦门记忆。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失踪了，我会到厦门找你，哪怕你身陷黑牢，我也一定要把你找出来。和你一样，某个时候，我们都必须是厦门人。2007年6月1日之后，所有的厦门人应该学会相互扶持和鼓励。

我知道，PX还会让你愤怒下去，但这愤怒里已有了新的发现，这给你的青春和爱以更鲜亮的颜色。所以，请不要继续哭泣，要让自己快乐地生活下去。

因为，你已知道，爱一座城，不再是种寂寞的情感。

首发民主中国

 

贺卫方教授上财讲座十五点
题目：修辞学视角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演讲人：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外法学》主编）

主持人：郑少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时间：2007年6月17日（周日）下午3：30

地点：行政楼一楼报告厅

讲座要点整理：东方木匠

1、近两年的司法改革戛然而止、无疾而终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司法改革在诸多方面成绩斐然，但就在最近两年左右，戛然而止、无疾而终。上峰已经发话，任何进一步的改革都不能采取地方的尝试性发起的形式，而必须在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尤其要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推动司法改革贩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那套黑货。

政法委一位最高领导不久前在《求是》杂志撰写了一篇定调子性质的重磅文章，实际上也不点名地对我多年来倡导的一些观点进行了驳斥和批判，由于其级别实在太高，我也无法与他商榷，即便想商榷恐怕也无法公开发表，就此作罢。

在这位政法委最高领导定调之后，实际上最高法的一些同志们转入“消极抗战”，这从最高法的许多领导的公开讲话中可以品出，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做一天和尚装一天钟，搁浅进一步的改革尝试。

所以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不进，其他任何领域搞得再风风火火，最终都将遭遇瓶颈，而实质上所有的变化就都可能成为幻影。

2、司法不独立，复辟毛主席

广东的番禺事件、四川的汉源事件以及早年的仁寿事件等等，都是缺乏法治有效监督和保障下的市场化过程中，农民合法权益遭到公权力大举侵犯而引发的农民群体性事件。

北京有些人认为上访是对国家的一种威胁，是有损国家颜面的一件可耻行为，而个别地方政府也持同样的态度围追堵截。

四级法院这样的覆盖各个区域和层面的法制体系也不能把正义的阳光输送到每一个公民的家门口，很多事情必须捅到最高层、捅到北京才能得到解决，建国五十余年，这种情况没有彻底改观，是悲哀。

我们的总理是一个好总理，这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他经常流眼泪，还亲自为一个农民工讨薪，但这也从侧面映射出中国司法力量之孱弱，是耻辱。

司法不独立，人们就不会有一个长远的预期，握有正义的一方也仍然会心有所惧，他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因为最终的结果并不基于正义，而是存在某些“不可抗力”。

和基层的法院的法官、律师们交谈中，时常会发现他们竖起大拇指无奈地往上一举，“我也没办法，这是上边的意思”。上海最近也遭遇到一起比较复杂的大案。这个案子当然是表面上看来都是公开审判的，但实际上刻意安排在一个空间很狭小的法庭，在此基础上再人为地撤掉几排椅子，就可以对外称不能容纳更多的记者了。社保基金案的审理需要在社会的公开监督下进行，而不能仅仅依据“上边的意思”搞小动作。

由于司法的不独立，中国基层许多老百姓已经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回到过去”的向往，在毛主席的家乡湖南，老百姓们交口称赞毛主席那时候多么多么好，毛主席那时候贪官贪了一万就枪毙了，毛主席那时候夜不闭户，毛主席那时候大锅饭人人平均没有差距，毛主席自己也艰苦朴素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主席就不吃肉了。当然，后来我在查到了一点资料，有人写了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文章，把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菜谱贴出来了，我发现他老人家虽然不吃肉了，但是改吃海鲜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司法的不独立，使得法律的尊严黯然无光，人们就只好求诸强人政治、政治强人。

3、小侃北大清华

政治强人、强人政治的思路不改，对短暂性的人事更替而不是长远的制度建构的关注就会成为全社会的焦点，成为一幅有趣的政治循环图。

马上九月份要开一个重要会议，各地媒体也禁不住喧嚣起来，最近《南方周末》用了好大一个版面渲染北大毕业的政治人物。

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构成比较有趣，五年前中共十六大刚刚结束之后看中央委员的组成，大部分是理工科出身的，确切地说，理科也不是很多，大部分就是工科出身的，所以我看应该叫做第十六届中国工程师大会。而九常委中，清华出身的有四个，所以某种程度上常委会又类似一个清华校友会。

这很是勾起了北大一些老师和学生的北大情结。编了好多有趣的笑话，清华的bbs讨论“清华距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有人就说“清华西门出去往南300米就是”。有些人甚至于做了详细的统计，说从年龄上和数量上，现在北大毕业生已经占有完全的优势了，再过五年，很多老清华们就退出政治舞台了，届时就是北大翻身之日。我们法学院好多老师已经开始为我们的某位李姓校友祝福了，祝福他一路走好。

4、民主社会主义之论争

我们北大还有一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老校友，他是胡风先生的朋友和助手，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到了迫害，这位老先生叫谢韬。他在今年年初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一些老先生和一些年轻的朋友愤怒了，有人称谢韬为“搞和平演变运动的集大成者”，有人称他为“全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反动派”，有人称他为“死不悔改的老右派”。据我所知，全国性的比较大的学术批判会就开了三次，其中有一次也是在贵校召开。而小打小闹的胡扯也有，比如有一则新闻就是“毛泽东旗帜武汉网友与工农之声网友在东湖之滨联合举行座谈会批判谢韬反动言论”。

我看了主要的批判会的材料，看了每个人的发言，基本上都是一个调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之类云云，不禁让我又想起了四十年前的“美好”时光。

不过官方的态度比较暧昧，既不排除可能授意进行一些批判，但也不排除可能有在这方面进行某种程度尝试的可能性。比如最近媒体很热衷于报道瑞典这个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典型的国家。

假如进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尝试，就必定要在很多方面更大地开启改革的闸门。

5、从文学中发现法律，在法律中寻找文学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可以从多方面来观察和分析，比如，我们就可以从修辞、审美的角度来解读。把法律与修辞结合起来不是我的首创。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申辩就是一典型。

苏格拉底成为民主制度第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专家治国的支持者，理发要找最好的理发师，买衣服要找最好的裁缝，类似地，一个国家应该由专业人士来治理。苏格拉底认为民主应该为雅典的衰落负责。

在审判苏格拉底的500多个人的法庭上，他面临着教唆青年和渎神这两项指控。苏格拉底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他如果通过自己的法庭表现和语言表达成功地说服了这500个人，最终得以免罪，则说明他所致力于批判的民主制度是宽容的、成功的，竟然能够容忍他这样的民主制度的批评者；但如果他用语言激怒这些人做出错误的判决来证明民主的耻辱，则自己要付出死亡的代价。他选择了后者。苏格拉底的论辩术就是法律与修辞的一种美妙结合。

在中世纪漫长的欧洲历史上，有法律的专业写作和法律文书的固定格式。在17世纪的德国，当事人在辩护之前先要读一段冗长的赞美法官的词句。而在晚近的美国，兴起了一场法律文学运动。

这个法律文学运动的要义有二：一是从文学中发现法律。比如狄更斯的小说中体现的英国司法程序，莎士比亚与法律，在我们中国则是《红楼梦》里显示的清代民事诉讼程序，包公案与宋代司法制度的关联等等。二是在法律中寻找文学。比如法律文本、司法判决、立法文件都有着一定的文学风格。

6、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

在我翻译的一些法律论著中，我比较喜欢用文学化的方式翻译一些谚语，比如“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

我前年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听审，感慨很大。9个联邦大法官，平均年龄72岁，须发皆白，稳如泰山坐在上面，给人一种神圣感和信任感。

必须承认，许多领域都不乏少年天才，在很早就显示出某一方面的特殊天赋。比如中国科大少年班，比如15岁考入大学的伟大的诗人海子。比如韩寒，那种调侃而又不乏睿智的文笔是不可复制的。再比如音乐神童莫扎特，据说贝多芬五十多岁的时候说自己刚刚到达莫扎特8岁时的境界。

但是法律这个职业有其特殊性，它必须排除这种少年天才，它要求一种对人情练达、人生历练、人世阅历的更深沉、更持久的经验。因为经验和阅历可以帮助法官洞察各种案件所涉及的人情世故，法官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总结前人、阅读社会、审视自我，一个须发皆白的大法官，显然比一个“嘴上没毛”的小年轻儿更具智慧和优势。法官的工作是对各种纠纷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解决，法官只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美国，法官必须从最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担任地方法院的法官(不包括治安法官)，必须有不少于7年的出庭律师的经历；担任高等法院法官职业者，必须具有10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的经历。法官最初时的平均年龄为47岁，高级法院的法官年龄一般都在60岁以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年龄最小的是55岁，最大的已经是80多岁了。

因而美国的律师在法庭上不敢小瞧这些看上去坐在上面眯缝着眼睛似乎摇摇欲坠进入梦乡的老家伙们，他们可不是老糊涂，美国的年轻律师们在这些老家伙面前来不得半点马虎。因为他们深知，这些老家伙们在年轻的时候做律师时见过的世面要比他们多得多，是作律师作得成了精才坐到现在这个法官的位置上的。此外，不同于中国的是，你要贿赂这些老家伙们，几乎不可能，成本趋近于天价，他们不会像我国某些年轻的没有多少经济基础和名誉积累的法官那样，至少不会见到一点小钱就眼开心动。寻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其特殊的国情，现在的这批五六十岁的法官们，正是没有接受过正规科班教育、来源极其多样的一批人，因而中国首先要完成法官的职业化过程，加速这个新陈代谢之后再考虑“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

7、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信誉基础

从最优秀的律师中选取法官也有助于建立律师与法官的职业共同体。法官从律师中来，会更加理解律师的思维方式，会分享共同的职业伦理和价值判断。

我们现在的体制则是实质上让法官和检察官捆绑在一个战车上，公检法三方共同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未审之前，早已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公论摆在台下，法庭的辩论也就成为一场儿戏。因而我们看到一些法官当庭殴打律师、检察官走出法院就当场逮捕律师这类的怪现状也就见怪不怪了。

1995年制定的《法官法》第30条和《检察官法》第32条中都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应当给予奖励，其中有一款就是“勇于同犯罪行为做斗争”，这就是让法官必须有一个超脱于其职业身份之外的先在的价值主张。

而《刑法》第306条还专门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安排了一条律师伪证罪。

著名的律师田文昌到北大去讲座，期间一个学生动情地站起来对他提问，说“田老师我一直很敬重你，但这次你居然为刘涌这样一个流氓辩护，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彻底倒掉了，你走吧你”，我很难理解一个接受了法学专业训练的学生竟然如此地不理解律师的职业道德。

律师要保障他与客户之间交流的信息永远不被国家取证，正如牧师要保障他与信徒之间的交流信息不被取证一样。律师职业的光荣和信誉奠基于此，动摇了这种基础，则律师的价值和尊严就不复存在。

对这种职业伦理的破坏，文革时期最为严重。鼓励老子揭发儿子，儿子揭发老子，夫妻之间划清界限，互打小报告，我最为不齿的是某些领导人的秘书在这位领导人倒台之后撰写文章炮打、批判自己的领导，无论这个领导是对是错，这个秘书的这种做派本身就严重损害了秘书作为一种职业的伦理道德和信誉基础。

8、动之以理，形式逻辑

一种真正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辩论氛围也是有效展示各方意见和产生公正结果的必要条件。西方很注重形式逻辑，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大量运用三段论的步步为营的形式化逻辑。

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讲，在西方国家，英美法德，一个律师只要在逻辑上站得住脚，“管***天理人情”。而事实上，逻辑上的技巧表达最终也大多会与天理人情所指向的结果相吻合。

法庭上的对抗制的最大特点，在于法官要保持中立，不能介入太多，英国有句谚语——“多嘴的法官没脑子”。

9、晓之以情，语言艺术

西方国家的司法体制中正规的陪审制度。把若干完全是法律的外行人摆到台面上来参与庭审。

这就要求律师不能单纯地依靠法言法语，还必须晓之以情。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动情，还是在作伪证，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肢体语言。如果一个人虽然口若悬河，但目光呆滞，身体不自然地扭动，彷佛是在唤起某种遥远的记忆，那就一定是在背诵。

锦涛同志语言表达能力极强，十六大之后的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直接放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不必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社论，但你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到底是背诵还是即兴。

美国有一个案例，一个工人由于工伤失去了双臂，要求企业赔偿，法庭上争论的一场激烈。中午休庭的时候，这位工人的律师陪着他的客户一道吃了饭。下午开庭后，这个一向以滔滔不绝长篇大论著称的名律师在辩护时只说了一句话：“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刚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客户就像一条狗，我的发言完了，谢谢。”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

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能够鼓励和引导这样的情与理的交融，而不是把这样的富于思辨和表达的律师当作另类以扰乱法庭秩序的缘由给打压下去，那么那些想方设法在琢磨去台下做工作、搞小动作的律师们就会转而集中精力在业务上有所专攻。

10、法院的威仪

法庭上扇扇子的，在电脑上打牌的，穿拖鞋的，当众抠脚丫子的，凡此种种，都严重毁坏了法院应有的一种庄重的气氛。

一些法院大楼修的富丽堂皇，院长的办公室是80多平米，仔细一看，后面那个书橱还是一道暗门，里面是一个卧室，还有浴室，十分易于腐败。而一般法官则是四个人一间办公室。这种过分拉大的等级差异也不利于建立法院内部平等的氛围。

11、中国的法律教育

这位同学请我讲讲对中国法律教育的评价。

我认为中国目前法律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混乱。我一向主张我们学习某种模式就最好学的彻底，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

如果说我们整体上是大陆式德—日系的法律教育体系，那么就好好地学，在学的时候也认识到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如日本模式，他的法律本科教育比较宽泛，缺点就是缺乏专业化的人才，但整体上可以在社会上大范围地普及法律意识。在德国，好多不同领域的人出身法律，比如卡夫卡，去当了作家；门德尔松，当了音乐家；马克思，当了革命家；韦伯，当了哲学家社会学家。

似乎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提供一种最基本的法律的概念。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它真的能够影响到社会成员的一种思考方式。代价是这样的一种法律教育必须得有其他的方式去弥补，也就是说他太宽泛了。它不足以让一个人真正具有法律职业所需要的那样一种技能，所以这就一点都不奇怪的是在法国，在德国，在日本，一个人通过法学本科教育以后，通过司法考试以后面都必须在经过一个学徒似的，两年左右的培训，这两年时间里你仍然是教育，但这个教育是有法律实务经验的人是来担任这样的角色。

我们目前的状态是瘸腿，既要理论，又要实践，既要英美，又要德日，号称要将大陆式与英美式合二为一，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为我所用。事实就是，两张凳子都想做，结果坐到了地上。

12、战时与闲时

刚才这位同学问到我今天的讲座主题是否有些隔靴搔痒。我需要解释一下。

首先，我从不认为形式上的东西不重要，我也不认为形式与内容有着截然的界限。形式就是内容本身，没有了形式就没有了内容，所以讲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其次，众所周知，近年来我个人的确卷入了一些论战，也亲身参与了推动司法改革的进程。我期待着能够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期间有些事件非常剧烈，有些事件令人寒心，有些事件给人很大压力。有关部门明确表示希望畅所欲言，没有媒体参加，不会秋后算账，于是在去年3月的西山会议，提出了被人总结为“贺七条”的这么一个意见。后来有些人在最高层运作推动对我进行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态度是坚持理性，激烈的同时要坚持建设性。

我始终认为“政党登记”这一条是一个法律范围内的ABC级别的常识，任何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前提当然是这个政党要登记在册。这完全是一个法律程序的常识性问题。

当年胡适先生在国民党内推动宪政举步维艰之时，论战之余，专心考证《水经注》聊以调剂。我自问没有胡先生那般博大的知识驾驭能力，无法跨越过多的领域，只好把我所关注的法学领域做一个区分，有一些是战火纷飞的硝烟战场，有一些则是风花雪月的小憩之处。所以闲时做点浪漫的研究，也算调节心情。当然，有一些闲时的研究其实也含着一些用意，读者当可看出。

13、政治体制改革的要点

这位同学如果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过于敏感而不便详述的话，只要我稍作列举即可。感谢同学的好意。我想一个话题的敏感性也是会随着时间和历史条件而变化的。我们有时候需要去敏感化。当很多人都无论是出于作秀还是出于真心在谈论一个所谓敏感话题的时候，其实他就早已经不敏感了。

简单地说，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政党制度要改革，学习西方；

第二，人大制度要议会化，不要搞成一年一度世界上最大的party，而要在选举制度、立法程序、行政监督方面强化人大职能，如果再不走上议会化道路，人大不要翻译成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了，直接音译为Ren Da，以显示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特殊性吧；

第三，新闻自由，要真正的新闻自由；

第四，司法独立；

第五，军队国家化；

第六，切实保护私有财产，可以考虑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问题；

第七，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具体到中国司法制度改革，我认为则应该注意这么三点：

第一，保证每个法官的独立性，赋予法官独立审判权的同时也确保了对审判结果的真正负责；

第二，逐渐形成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这有助于法院摆脱地方党政机关的干扰；

第三，党与司法的关系，要逐步实现司法的非党化，担任法官应该避免具有任何政党背景。

14、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

学者应该是青灯古佛悉心研究自己专业的人，而作为知识分子又必须为公共利益鼓与呼。

我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期许并不高，甚至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早已超额完成了任务。我小时候，在那个举国混乱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有朝一日毛主席会逝世、文化大革命会终止、高考会恢复、我会考上大学、会作教授。当我大三的时候，开始立志做一个学者，一个好学者。

这些年来我写了不少论著，也翻译了不少论著，也主编了两本还不错的学术刊物，我自己对此很知足。我认为评价一个学者的主要标准不应该看他写了多少书，发了多少论文，而要看他思想的生命力和深刻程度。而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手段本身是反学术的，是鼓励制造学术垃圾的，是扼杀学术思想和创造力的。

我自己非常认真地看待在媒体上发表的文字，我很珍惜这些在媒体上向公众直接表达的机会，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或是一种不务正业。

每当网络上每隔一段时间就周期性地提出“贺卫方这几年怎么不做学问”的问题时，我都很感激我的很多朋友的这种善意的爱护，但是我自己确实有我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规划。

15、司法改革要立足世俗

你提到了小凯他们所做的宗教与宪政之间关系的研究。我很尊敬他们。但同时我也感觉到自己不大适合皈依基督教。因为我总是无法从内心里说服自己上帝的存在这件事，做梦时也没有梦到过上帝。

我个人觉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个良好的宪政基础乃至司法制度应当建立在世俗主义之上，包括也可以从我们的先人的思想中梳理出某种自然法性质的脉络，以及其他一些超验的近似宗教信仰和习俗之类的思想要素。

去年圣诞节期间国内有所谓十博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耶诞”一类的闹剧，其实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宗教，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选择基督教作为炮轰对象完全是贻笑大方。

总之，我赞同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我认为学界的同仁不妨多从世俗角度论证宪政和法学的存在基础。

 

帕丽丝·希尔顿的故事是经典的从小被宠坏的富家小姐故事：含着金钥匙出生，眼前有数不清的机会，似乎可以为所欲为，是许多人羡慕或者嫉妒的对象。她是著名的希尔顿酒店遗产继承人之一，酒店开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只要说是那个“希尔顿”，大家就都知道。她能够得到的遗产估计在三千万至五千万美元之间。美国当然也有许多低调的“大家之后”，大家说起来，就是家教比较好。帕丽丝·希尔顿不仅是富家女，本人也已经是娱乐界名流。帕丽丝·希尔顿想选择怎样狂放的生活，当然是她的自由，可是在一个法治社会，就必须遵循一条，你的自由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

帕丽丝·希尔顿第一次被警察抓住，是因为交通违规，听上去好像不是严重的事情。可是这里几乎人人在开车，车速又快，所以，上了路，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是驾驶员个人的问题，你自己可以不要命，但不能不顾他人性命。帕丽丝·希尔顿第一次上法庭，罪名是酒后开车和失控驾车。她在法庭上对罪名表示“不争”，即不认罪也不否认，最后被定罪判三年缓刑和1500美元罚款，并且签下禁止开车确认书。今年2月，帕丽丝·希尔顿天黑后没有开前车灯，再次被警察扣下，才发现她缓刑期间无证驾驶，也没有遵从法庭命令完成对酗酒开车者的教育听课，算是累犯。这才裁定她入狱45天。这是个说大也不算小，说小也不算大的案子。因为具有潜在的极大危险，却还没有酿成后果。假如酗酒驾车最后肇事了，在这里甚至会按照谋杀罪起诉。

帕丽丝·希尔顿第二次学乖了，以认罪态度和表现好争取获得减刑。按照规定，减刑都是必须服刑到原刑期的过半，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少了一半。对帕丽丝·希尔顿来说，虽然45天突然减到23天，虽然监狱为防止名人和公职人员被骚扰，可以让她住在一个相对隔离的区域。可是被宠惯的二十几岁的年轻富家女还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五天后，据说是家长出面说服了洛杉矶警方，以健康原因提前释放，改为佩戴电子监控脚镯在家里软禁。消息出来，公众一片哗然。法官马上要求重新审核释放的理由是否充分。开庭之前，法院外面已经挤满了媒体和各种举着牌子表达自己意见的团体。

争执就在于是名人。一方认为，帕丽丝·希尔顿因为是名人就得到额外的优待，是法律不平等的表现，是“双重标准”。另一方，也包括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她最初受到的处罚已经超过一般民众在同样情况下的受罚水平，起因是公众给予名人以过分关注。就是说，给了判决以无形的额外压力。从法律上来说，尤其是这一类案件，法官的权限都有个上下限，上下限之间有差别。警方在执行过程中，他们的权限也有一个上下限。因此，判定本身是有一个争议空间的。如果是普通人，只要在这个限度之内，大家习惯于接受，也都可以说是公平的。名人就确实不一样。大家盯得比较紧。最后法官判定释放理由不充分，当场要求她回到监狱，服满刑期。

这个案子不算太大，但可以看到美国名人受到公众监督的程度。这个监督的关键是由制度规定的。例如，司法判定要依据既定的法律和司法程序。法官有一个判定的幅度，但是有限的。法官是司法分支，并不参与执法。警方是执法的部分，权力是有限的。假如出现“执法不力”甚至徇私，司法有权对执法的情况提出司法核查。司法核查的判定，执法者必须执行。其中关键是公众通过透明的媒体获取信息。知道每一步的进展，可以要求法律专家对这些进展作出咨询的判断意见，给大众一个判断的参考。这一次，媒体甚至在发掘希尔顿家族的政治捐款和案件的关系，大家看到，即便如此，个人政治捐款的数额也是事先由法律规定，哪怕你是亿万富翁，你也只能和大家一样，捐出不足以定大局的区区几千美元。因此，名人争执是存在的，法官确实可能在无形压力下判得略重一点，也可能在名人名家族的名声影响下，判得略轻一点，但不会超越法律规定的幅度。帕丽丝·希尔顿在再度被判必须服完刑期的时候，在法庭上失态叫喊，无法接受再度入狱的事实。但她必须服从，最后也服从了。

现在，帕丽丝·希尔顿待在监狱里，按照警方的说法，安静也合作。警方还是给了一点优惠，两人的牢房，让她一个人使用，也没有给出理由。这点优惠大家普遍还是能够接受的。法不包罗一切，还是要有情理的结合。但愿安静下来接受惩罚的帕丽丝·希尔顿，还是能够在被迫的闭门思过中学到一点什么。公众对名人要求更高，名人更应该对自己有更高要求，因为你的一举一动，无形中在社会上有更大影响。而帕丽丝·希尔顿的父母扬言，在女儿出狱的时候，要在豪华酒店为她举行盛大宴会压惊。看来她的父母一点没有要反省的意思。这就是生活，各自在每一步作自己的选择。

同时有消息出来，假如有一张帕丽丝·希尔顿在狱中的照片“流出来”，获利至少五千美元。看到这种消息，监督着名人的大众和媒体，似乎也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什么值得检讨的地方？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索尔仁尼琴。在上世纪的大作家中，卡夫卡深刻，乔伊斯高妙，普鲁斯特丰富，但要论伟大，仍然非索翁莫属。他凭着一支笔，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普京总统6月12日向索翁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高度赞扬他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此举也在表明，俄罗斯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仅仅靠丰富的石油，强大的军力，更是靠着俄罗斯作家创造的不朽业绩，尽管这一业绩是揭示俄罗斯一段沉重的经历。

这位88岁老人一生坎坷，因为对现实持批判立场，他坐过牢，患过癌症，遭过流放，但他却始终关注着俄罗斯的命运。他爱这片土地，是因为他生在那里，更深刻地说，是他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今天，他的祖国终于承认，他才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因为在他心中，祖国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古拉格群岛上的千百万囚徒，他对此的揭露与批判，使人民这个字眼重新有了能够感知的热度，为俄罗斯文学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许多中国读者都曾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像熟悉自己的家乡一样，熟悉那里的白桦林和雪原，但有了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在我们心里才变得更加清晰而真实。他作品里透出的深沉、阴郁和悲怆，蔑视权威的勇气，铿锵有力的文字，就像是一根钢钎打进岩石。牛犊抵橡树是由于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俄罗斯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来自笔比剑更有力的确信，相信即使最残酷的年代，也压抑不住人性。从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知道了在古老的“诗言志”传统之外，文学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追求真理。

索尔仁尼琴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在他看来，文学的生命正在这里，它既不迎合权力，更不是徒有形式。作家深知，现代人最大的人性缺失就是对谎言俯首听命，面对不义熟视无睹。为此他曾写下一文《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希望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讲违心话，至少不要参与撒谎。按说，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个共同的底线和常识，但他却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句真话的份量的确太重。在这方面，艺术家和权势者之间的较量，其实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可以说，索氏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后世的人要了解这个世纪，就必须读他的作品。从心理学讲，一个人没有记忆，就没有人格。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特征。正如索氏引用的一句俄罗斯谚语：“提旧事者失一目，忘旧事者失双目。”正是为了这一点，为了那些生者和死者，索氏才决心把看到与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以强烈的使命感创作出一部部传世之作。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讲述过同样的事。一次，她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看望她的儿子，一位老妇人转身问她：“您是阿赫玛托娃吗？”她说：“是的。”老人又问：“您是否认为有一天您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女诗人沉默片刻，然后回答说：“是的，我会试试的。”老人激动地望着她，毫无血色的脸上显出一丝微笑。

这就是俄罗斯灵魂，将苦难变成一种意义，而不是轻盈的逃避。在获奖感言中，索尔仁尼琴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俄罗斯将在今年举办“索尔仁尼琴与世界”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索尔仁尼琴在中国”也将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中国学者可以告慰作家的是，他的许多作品在中国都已经出版，中国读者知道它们，甚至比俄罗斯读者还早。然而，我们是否也能无愧地告慰作家，我们没有失去双目，此刻我们也在倾听他发出的历史的声音？

 

一，背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邓小平时代有一个惯例：前届党代表大会的第六次全会为下届党代会确定思想路线，大概就是1986年胡耀邦创始的。当时，中共中央的权威被不同的领导人分享：邓小平是无可争议的军事权威、政治权威，陈云是经济权威，胡乔木和邓力群是意识形态权威，胡耀邦是不稳定的党务权威。这样，在中共13大前，胡耀邦和邓力群之间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就成为谁将为13大定调子的关键战役。

争夺的核心，一是在12届6中全会上要不要通过一个精神文明决定；二是这个决定以什么思想为核心，是松开还是拧紧新的思想紧箍咒：清楚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

二，胡耀邦胜了第一招

1986年8月16日，我们办公室的头儿陈进玉从北戴河回来，召集各组负责人开会，我参加。汇报完情况后，进玉说，有几件重要工作要特别抓一下。他特别强调要学习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决定的稿子，要统一思想。

他说，这个稿子在起草过程中，有些不同意见。有人（邓力群）认为稿子写得不过瘾，没有提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一开始，薄一波不赞成搞什么决定。针对这种情况，书记处决定一个一个地做工作，由胡启立、王兆国、温家宝一个一个去谈，去说明，争取通过。情况不错。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了一天会，讨论第三稿，胡启立介绍了起草经过。李鹏、田纪云、王兆国、姚依林、乔石都发言，基本肯定稿子，只提了个别意见。

邓力群讲了一个多小时，提了两点意见。一是这个决定与十二大以来的其它文件之间缺乏连贯性，我想他主要是指二中全会反精神污染的内容；二是反映近几年来的新经验、新问题不够，新问题大概是自由化和精神污染之类。

杨尚昆发言，对文件也给予肯定。薄一波也肯定了。赵紫阳发言指出，连续性当然要，但把要把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难，还是要有新话。给胡耀邦最大支持的显然还是紫阳。胡乔木先前说没有什么意见要讲，可是临到书记处开会前，他让杨尚昆带来意见，说文件不成熟，建议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不开了。中央认为，取消经过讨论决定的书记处会议的理由不足，会议照常进行。

9月8日晚，陈进玉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大局很好，六中全会决议一通过，就等于从思想上宣判了胡乔木、邓力群之流。如同“两个凡是”破产一样，紧接着就是组织上的失败。我当时也认为，看来，13大邓力群被逐出书记处，已成定局，顶多就是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但种种迹象表明，邓力群并不愿意主动缴械。6中全会越临近，气氛越紧张。那几天，邓力群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忙得很，他们每天出好几期《情况简报》，专门挑“尖端言论”，想给老人家们造成一种印象：现在大势不妙，越来越多的人要夺权了，要搞资本主义了。赶快在精神文明决议中加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吧，肯定邓力群们的论调吧。

华夏出版社出了一套回忆文革的书：《历史在这里沉思》，据说发行量很大。报纸发了消息，就有人报告说大事不好。于是正在开会的书记处的书记们立即让王青林同志（当时的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等索要全套书来审查，看有没有泄漏什么内幕东西。

三，邓力群还以连环掌

可能认为光整材料难有急效，9月11日，邓力群给中央常委们写了一封信，历数当前思想、理论、文艺界出现的种种所谓“越轨”言论。在信中，他不点名地批评了胡启立和朱厚泽同志，说他们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地提倡宽松、宽容和宽厚，并把近来出现的“不正常东西”与作协会议和“三宽”联系起来，点了王若望和张贤亮的名，还批评报刊、出版界喜欢鼓吹资本主义言论，不喜欢维护马克思主义言论。

邓力群还召集一批人，仔细修改了六中全会决定稿，把各种反自由、反民主、空谈共产主义的私货塞了进来。总之，要肯定他们过去的错误，要保住他们赖以孽生的土壤。在《决定》稿上，他们还到处贴标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处打棍子。邓小平同志看了邓力群的修改稿，删掉了一处：“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其它的，小平未动。看来，进一步的反修改，只能由胡耀邦自己来做了。

上午，温家宝、周杰叫我去，说要给胡耀邦写一个说明，为什么这个决定稿不沿用十二大的一个提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正是邓力群的主攻点，他说决定稿没有和十二大保持连续性，把一些明确的提法模糊起来，将导致严重后果。

我晚上加了一个班，写好说明，交给温家宝了。

四，胡耀邦的情绪开始失控

9月12日陈进玉嘱我去找一点材料。主要是12大以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怎样利用十二大报告中的那个提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大做文章，散布与现行改革政策不符的言论。他要我绝对保密，现在双方对峙，正是剑拔弩张的时候。

9月13日早晨，温家宝让我去。他说胡耀邦对我们的稿子以及他的大秘书郑必坚的稿子都不满意，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言辞锋利的稿子，直截了当地宣布，现在提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说不清楚，也办不到。这次决定稿修改12大的提法，从组织原则上说也是允许的。他对温家宝和周杰说：“你们拿去抄一份，不要改。改一个字可以，改两个字不行。”温家宝说，胡耀邦看上去很生气。看来，邓力群把他激怒了。

“你们看到过我以前发过火吗？”胡耀邦问家宝。

看来，邓力群达到目的了。

温家宝、周杰、永海（家宝的大秘书），还有我，一起推敲了胡耀邦稿子的字句。送给郑必坚。胡耀邦准备给赵紫阳看看，他们要联名给中央常委写信。

五，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

9月15日传来好消息，陈进玉说，邓小平同志看了胡耀邦、赵紫阳送呈的信，批了两句话：“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好。我完全赞成。”

进玉喜形于色地说，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听说李先念也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见。可前两天，他也同样同意邓力群的意见。目前，只有陈云尚未表示任何态度。

周杰通知我找张宏遵有事。为了防备有人在全会期间发难，指责决定稿不用“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必须事先准备一点材料和思路。任务交给了张宏遵、王永海和我。

9月18日，进玉一早告诉我，胡耀邦近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全会准备情况。胡耀邦对小平说：“会上有可能挑明，可能有人发难。”

小平回答说：“挑明好，表决嘛。”小平还说：“他（指邓力群）在修改稿里多处引用我的话，是想把我拉向左转。按他那个改法，人们就要说我们的政策又要变了。除了个别意见可以采纳，其它的不管他。”

据了解，邓力群那封信除了送给5名中央常委，还散发给了其他人。共发了20多份，杨尚昆、彭真都收到了。小平同志在第10页删去的那一段，是胡乔木加的。可见，他们那个修改稿是纠合了不少人，精心炮制的。邓小平同志还说了些对胡耀邦很信任的话，说十三大班子由他主持搞。还说13大老同志要退。

此外，当时6中全会决议稿征求意见时，有10部委和6个省委不同意“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

邓小平的支持，以及省、部的态度，让胡耀邦对形势有了过分乐观的估计。

六，胡耀邦再次动怒

9月24日全会正式召开。会上，何东昌、王忍之多次发言，要加一些共产主义的词句，要减少向西方学习的东西。这些话被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听成是要加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并迫不及待地给张宏遵（胡启立的大秘书）打电话。张宏遵向上一报告，这可犯了大忌。胡耀邦立即要把王忍之的发言登在简报上，然后组织人反驳。我告诉他们，王忍之并没有用这个提法，这才作罢。如果真有人挑战，胡耀邦大概是不会放过他的。

结果，胡耀邦大获全胜。各小组在讨论《决定》草稿时，都不同意沿用12大报告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但保留一个尾巴：没有完全删掉“反自由化”的提法，这大概让胡耀邦很不舒服。这个提法像一枚鱼刺，卡在他的嗓子里，不吐不快。不过，政治是讲究节制、耐心和妥协的艺术，胡耀邦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胜利，而且情绪不稳，在大会闭幕当天，终于酿成大祸。

七，决定命运的30分钟

9月28日上午9时，6中全会闭幕会议正式开始。宣读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后，胡耀邦询问与会者有没有新的意见。

问了两遍之后，一个老者突然说他有意见要说，场内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家定睛看时，原来是陆定一。胡耀邦显得很兴奋，要他到讲台上来。陆定一上了讲台，颤巍巍地说，“我建议把决议稿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删掉。这是五十年代苏联用来批判我们的，说我们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造反派和‘四人帮’又用这个帽子整了不少老同志，也包括我。”

这个局面的出现，对其他人可能是始料不及，但对胡耀邦和我们来说，却在预料之中。文件起草小组事先准备了一个说明，说可能有人要在大会上提出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但胡耀邦没有拿出自己的看法。我想是小平关于“挑明好”的说法鼓励了他。

陆定一发言后，胡耀邦说自己没有倾向性的意见，请大家发表看法。他这个态度本身就有倾向性。万里首先发言。他说：“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只是民主与法制。建议去掉那句话。”

形势似乎很有利。陆定一和万里的发言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注意到，掌声是从中间爆发出来的，那里坐着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候补中央委员们。

他们和胡耀邦刚刚得意了几秒钟，就听见有衰老的嗡嗡声从前排座位上传来。杨尚昆和余秋里发言，说要保留这句话，他们赢得了更热烈的掌声，这回主要是会场两边的中纪委和中顾委的委员们在鼓掌。接下来，薄一波作了较长的发言，主张保留这句话。天平已经很明显地倾向了对胡耀邦不利的一边。

这时，一个干脆而权威的声音从主席台上传来，那是邓小平的。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的。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像郭罗基、魏京生、王炳章那些人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包括香港一些人，就是希望我们搞自由化。这个提法不仅现在要保留，将来二、三十年都要保留。”

这下胡耀邦不出来说话不行了：“保留这个提法比较有利，有利于政治安定。至于过一些时候还要不要再用，还可以研究。”他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没听见，要么是不同意小平刚刚说的“将来二、三十年都要保留”这句话。

李先念马上接着说：“几十年后都要用……”

陈云也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取消，几十年不能取消。”

赵紫阳也发言。他没有正面说用不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只是说，“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能走老路。”

前后历时大约30分钟，我想胡耀邦遭到了重创。他也许纳闷，邓小平告诉过他，不怕在会上挑明，等挑明了，为什么邓小平没有支持他？

八，反思

没有理由认为是邓小平故意陷害胡耀邦，先鼓励他“挑明”，“表决”，等挑明了，又不和他站在一边。事后想，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第一，全会闭幕式是不是“挑明”的合适场合和时机？第二，如果当时陈云在邓小平之前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的提法，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里的领导地位将受到何种影响？

也许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党内出现了必须挑明和表决的形势，最好在中央委员会上表决，而不是在三个委员会上表决，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表决。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在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会支持胡耀邦，而在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里，胡耀邦争取不到多数；二是邓小平不在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邓小平可以事后调控的主动权，不必当下表态，选择自己的立场。在杨尚昆、余秋雨、薄一波表态之后，邓小平已经别无选择，必须在陈云之前讲话，把“反自由化”的倡导权握在自己手里，否则，不是导致中央分裂，就是导致他本人失去领导权。

不要以为在这次决战中失败的只有胡耀邦和他领导的改革派，邓小平本人也受到重创。从此后，他牢握在手中的接班人建议权开始松动，后来的事态表明，他虽然在中共党内还享有崇高威望，但接班人的安排权已经像握在他手中的沙子一样，一点点流走，到最后，他只能推荐别人已经向他推荐的人。

这场决战表明，胡耀邦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但还不能说他是一个成熟圆融的政治家。也许，他永远不会成熟，谁看见过一柄利剑的成熟？锋芒，就是他唯一的身份。前几年都梁写了部很雄性的小说叫《亮剑》，胡耀邦的一生，就是一把出鞘的剑，放在剑匣里，它会整夜哀鸣。

如果说12届6中全会上演的是一出悲剧的序幕，胡耀邦就是这出悲剧中的英雄。

2007年6月8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6月号

García Márquez’s ‘Total’ Novel

By ILAN STAVANS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celebrates its 40th birthday this year. This is also the author’s 80th birthday, and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his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Maybe it’s the coincidence of numbers, but Gabo, as García Márquez is known among friends, has never been so popular. Celebrations are occurring in his native Colombia and elsewhere in the Hispanic world. And an inexpensive anniversary edition of his epic novel, overseen by the author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aegis of the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with a first printing of a million, is on sale throughout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García Márquez’s fame is nothing new. It came almost overnight, in 1967, with the hoopla surrounding the publication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in Buenos Aires by Editorial Sudamericana. The novel was translated into three dozen languages, and for a while, almost everyone on the globe seemed to be reading it. But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450 millio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is larger and more complex today. No other of its artists has since come even close in reputation.

Before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García Márquez was respected as a journalist and the author of a handful of books, including No One Writes to the Colonel, about a poor, forgotten army officer and his wife in a tropical town. As he anxiously awaits his military pension, the officer considers selling a rooster whose value in cockfights might be the family’s only ticket to redemption. Already in that book and in García Márquez’s stories, there were references to Macondo, the fictional setting of the novel that would make him famous. After 1967, at mid-career, it didn’t seem possible García Márquez could supersede himself. He went on to write an admirable shelf of novels, from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to Memoir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 They might be more measured, maybe even more mature, but when it comes to depth, all of them pale in comparison to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The legend behind its composition holds that Gabo and his wife, Mercedes, living in Mexico in the mid-60s, were on their way in their Volkswagen to a vacation in Acapulco when the writer was struck by inspiration. They turned around, and in subsequent months García Márquez went into hiding. Borrowing money, Mercedes became his guardian angel, bringing him food, keeping away strangers. A handful of chapters began circulating among friends, among them the writers Julio Cortázar and Carlos Fuentes, who publicly referred to what they read as a tour de force.

Ours is the age of mediated kitsch. A single episode of a Mexican telenovela today is watched by far more people than all the readers of García Márquez’s novel, maybe of his entire oeuvre. But like the firefly, the soap opera perishes almost the second it stirs up its audience’s passi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is imperishable. True, when read closely, as I’ve been doing this semester with my students, it’s clearly first and foremost a melodrama, albeit a magisterial one, with syrupy scenes of unrequited love, sibling animosity, and domestic back stabbing.

But the signature mix of exoticism, magic, and the grotesque that García Márquez employs doesn’t come from the world of soap operas. Known as “magical realism”  a category loosely connected to what the Cuban writer Alejo Carpentier called “lo real maravilloso”  the term has achieved such ubiquity and elasticity as to become meaningless. For a while it denoted an attempt to erase the border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 But its current ue is chaotic. It helps in cataloging García Márquez’s second-rate successors, like Isabel Allende, as it does in understanding Salman Rushdie’s baroque hodgepodge of dreams and nationalism in Midnight’s Children and Toni Morrison’s phantasmagoric meditation on slavery in Beloved. All have been linked to “magical realism,” with various degrees of success.

García Márquez, however, is its acknowledged fountainhead, and for good reason. At the beginning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Macondo is a small, nondescript town on the Caribbean coast of Colombia (modeled after García Márquez’s birthplace, Aracataca which, 40 years after the novel’s debut, is still a dusty place without running water). In 20 symmetrical chapters, each made of approximately 20 dense pages, a third-person narrator  is it Melquíades the Gypsy?  chronicles, with frightening precision, the town’s rise and fall, exploring its geographical, tempor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In spite of the title, the narrative time spans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genealogy of the main characters, the Buendía family, contains dozens of archetypal figures, surrounded by a cast of thousands. The need to belong shapes each of the Buendías and their entourage. There’s an epidemic of insomnia, a rainstorm of small yellow flowers, a woman who eats earth, a clairvoyant, and a character obsessed with photographing God. The novel’s matriarch is Úrsula Iguarán, a patient, down-to-earth woman, the closest one gets in Macondo to Mother Nature, who keeps the family afloat during almost a century. Afloat but not together: Úrsula’s progeny don’t know how to love healthily. Indeed, the novel’s central motif is incest.

All that is narrated in a flamboyant style but with equanimity, as if nothing was out of the ordinary. García Márquez himself shows up in the latter part, and he makes coded references to hi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t might all be a joke, the reader finds himself thinking as the novel reaches its climactic conclusion.

Or is it? Fortunately,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hasn’t been turned into a film, a process that usually ends up diminishing the value of the literary source. In an op-ed, García Márquez wrote that Francis Ford Coppola offered to buy the rights to a cinematic adaptation. García Márquez declined, among other reasons, because he wanted Macondo not to be imprisoned in our imagination in the form of a set cast. (Some of his other novellas and stories, like Eréndira and 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 have made it to the big screen, with atrocious results.)

In 2002, García Márquez published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his autobiography: Living to Tell the Tale. It contains keys  García Márquez’s own home in Aracataca as the model for the Buendía house, he and his friends 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Barranquilla literary cadr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ovel, a famous massacre of workers in 1928 that finds its way into the book  to deciphering the origin of his images and motifs. But should one be looking for such explanations in a novel that begs to be read autonomously, as a door to a parallel reality? My suggestion is to leave biography outside. Take the case of García Márquez’s politics, which to scores of readers, especially Cuban exiles, are troubling. Since he was young, García Márquez has been a leftist. In the 60s, he followed the intellectual wave and embraced the Cuban revolution. But when many supporters switched sides, denouncing Fidel Castro’s regime not only as intolerant but hypocritical, García Márquez did not. He remains a loyal friend to Havana, even serving occasionally as a broker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A few critics would like to turn the commemoration of García Márquezs achievements this year into a referendum on his ideology. The same question was raised in 2004, when Pablo Neruda’s centennial gave place to accusations that he had written not poetry but propaganda. It doesn’t take too much intelligence to realize that in Latin America, the crossroads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s particularly messy. Jorge Luis Borges received a medal from Gen. Augusto Pinochet. Mario Vargas Llosa was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 Peru in 1990, on a center-right platform. It’s impossible to disentangle these forces. It is precisely that messiness that make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so compelling as it addresses the obstacles Latin America has encountered on its road to democracy.

My own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ok has changed over time. I first read it in my teens and was transformed. It was the late 70s, and García Márquez’s impact was being hailed: He had reinvented Latin America through his pen, infusing the region with magnetism. He had rejuvenated the novel, which after World War II seemed to have reached a dead end of insurmountable depression, helping move its center to the New World.

As I matured, I remained in awe of García Márquez but didn’t want to feel stifled under his shadow. Many writers of my generation, the so-called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boom, were from urban centers and didn’t empathize with his worldview. We wanted to write not about, or from, the tropics, but about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as Jorge Volpi has done on Naz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in In Search of Klingsor, Rodrigo Fresán on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 Edmundo Paz Soldán on antiglobalization in Turing’s Delirium, and Ignacio Padilla on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s eastern front in Shadow Without a Name. For many of u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seemed too parochial. The novel as a literary genre needed to be feisty, oppositional, and unsanctimonious.

In my 40s, I’ve returned to García Márquez’s masterpiece. Now it seems to me that, like Cervantes’s Don Quixote, it decodes the DNA of Hispanic civilization. It’s a “total” novel, designed by a demiurge capable of creating a universe as comprehensive as our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has done something astonishing: It has survived, accumulating disparate, at times conflicting, rereadings. Isn’t that what a classic is, a mirror in which readers see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Ilan Stavans is a professor of Latin American and Latino culture at Amherst College. His collection of stories, The Disappearanc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6), was just made into the movie My Mexican Shivah, produced by John Sayles. In the fall, Yale University Press will publish his book, with Verónica Albin, On Love.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Richard Rorty Richard Rorty What made him a crucial American p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李剑虹女士述说被扣留的经过   【2007年6月18日狱委讯】中国信息中心记者上海报导/6月16日，观察网曾经报导了上海市女作家、”侠女”李剑虹女士遭到当地国保扣留的消息。一天过去后。17日中午12时，李剑虹女士被放了出来。她是为什么被扣留的？她对此次事件如何看待？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李剑虹女士。 记者（以下简称”记”）说：昨天我们报导了你被国保扣留一事，刚才得到消息说你出来了。你的消息在观察网上报导出来后，大家对你非常关心。能不能向关心你的人们说说这次为什么扣你？经过情形怎样？  李剑虹（以下简称”李”）说：谢谢大家关心！本来是约好和建强都去北京的。当时给他也发了短信他没回复，怕他关机看不到，所以请那位朋友告诉一声他，好让他知道我去不了。去也就是会会朋友，本来想请李海约几位因为64长期坐牢才出来的朋友下周二一起过端午节。 昨天11点多出门，被堵。不知道市局还是浦东分局的，来了一辆车，停在小区院门口，我们小区只一个出入口。开始来的只有3个人，2男1女。男的不知道名字，其中一个似乎是上次3月份拦过我的，自称姓吴。后来在门房争吵时又来了两个人，浦东国保的钱晓燕、曹梦飞。  记说：哪个钱晓燕？是不是那个找到深圳去”训”你的，自以为了不起，却还强辞夺理的那个女警察？还是上次去青岛将你无理押送回来的？ 李说：钱是浦东分局日常负责跟我联系的。其他许多人，不敢给我电话，告诉我名字。钱晓燕是去年去青岛接我的警察之一，深圳没去。他们扭送我上车时，钱对我进行了扭打。她今天是动手了，但没敢太用力就是。钱的电话是：13386285013 记说：这上海女公安，怎么跟女流氓一个德性？ 李说：一开始来的三个人带不走我。就又来了钱和曹这两个老打交道的，上来拖拉，又开来辆车，走的时候两辆。 记说：这么大阵势？五对一！纳税人的钱，都被用来干这个！ 李说：先说”谈谈”，让我跟他们去派出所。我说”谈谈”改天，今天没空，警察也不能想什么时候找就什么时候找，除非有逮捕证。但他们不让我走，还一定要跟他们去。在门房间发生了争执。估计他们带着空白传唤证，一开始没给我，我说要手续，就当时填了一张给我： 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什么行为，他们说不上来。我说没有具体行为，不去。然后动了手，把我强行扭上车，带到局子里。差不多昨天中午12点多带到梅园派出所。  记说：你的朋友说开始能接到你发出的短信，后来再给你去短信，见不到回复。什么原因？ 李说：给那个朋友发短信，就是在门房跟他们争执时，后来包被抢了去，就没法回应了。 记说：原来如此！还抢包？开眼了！这上海公安，跟黑社会没太大区别嘛。 李说：到了梅园派出所之后，把我扔在候问室，没人理。下午3点多时。我胃痛，要求去医院。候问室的民警叫来国保，他不给我看证件，我不知道姓名。问我什么事。我说你们带我过来，好几小时了，没人问我话，没事请跟领导反映，我要求回家。不让回家的话，我现在胃痛得厉害，要求去医院急诊。他看看我，冷漠地说：”想都不要想。”  记说：以前听说，做国安国保的，都是公安里的精兵强将。现在看来，这些国保呀什么的，现在大概都是些存在严重人性障碍的人在做。好一点的警察，素质高一点的警察，真正想为人民做点有价值工作的警察，现在大概都耻于干这些脏活了。所以，过去的国安，可能是精兵强将，现在也许就只剩些干不了刑警的闲散不想做正事，只知道对领导俯首贴耳的，也就是所谓的渣子，还愿意秘密警察。难怪得国内的正义之士，通常会把这些警察称为狗腿子，看来确实不无道理。 李说：然后我看快到时间，估计走不脱。就自己问：今天我要去外地的，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许离开上海？前头他们什么都没问，只是威胁：你自己心里清楚。后来我自己问他们，不让走，车票的损失你们赔不赔？ 他们说责任自负。我说了去北京，还说去年也去过两三次，我说我已经很”配合”，知道64之前有人会过敏，现在64都过去10来天了，我以为没什么。他们就反问，你去年去，我们没拦；你前一阵去江苏，我们也没拦。这一次，什么原因，你心里清楚。 我说不清楚，清楚就不问你们了。然后把我带到隔壁小间问话，估计7点多。本来8点半火车票。问去北京见谁，我说是我隐私，说出来免得你们又打电话去调查别人。后来我说，看男朋友，不可以？他们问男朋友谁。我说和你们无关。他们问还见谁。我说还打算见几位因64长期坐牢出来不久的人。问见他们干什么。我说了解一下他们当年的情况和现状，免得你们说我写文章都是道听途说，我找他们实地调查情况，顺便慰问一下。  记说：你的这些行动和打算都是完全合乎中国法律的，是一个公民自主决定的事情。一个公民如果连旅游的权利都被限制和剥夺了，还是个什么公民？限制公民旅游权利的，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了。这些执法机关，堕落得违法执法。中共的法律本来好的就不多，可就那么一点点还有点道理的法律，到这些肆意妄为的警察手里，也成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李说：后来就这些内容做一个简单笔录，要我签字。我说签可以，我要加上：”以自书为准，附页两张”。别的朋友再问，说明一下。然后他们给了我两张纸。我觉得我说的重要的，你们笔录里都没记。记的一些，也是我说的，但我觉得不重要。所以我要求补充，自己写。然后拿了两张纸来，我大致写了今天自己的安排，声明我去和朋友吃饭，然后去北京会私人朋友处理点私事，没有任何违法。所以，他们今天对我的法律措施毫无法律依据，我保留向监察部门投诉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然后让我在笔录上签名，但只准写名字，给我加那句话：”以自书为准，附页两张”。我说没有这句话，就没有签名。后来没签。  记说：好！有理有节！ 李说：还打印了我两篇关于64的文章，观察的《八九上海学运风云侧记》，民主中国《幽禁在历史阴影里的六四”暴徒”》。问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没错。让签名。我说不签。他们说敢做敢当，为什么不签？我说不是说不敢当的问题，我文章的每一句话，都有来历有事实依据，如果你们觉得有任何失实造谣诽谤，可以上法庭，我承认是我写的，但宪法上写着，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写文章不够成”犯罪证据”，所以不想签。后来他们没有问题问了。估计也就晚上8点多。手机不许我用，我不习惯带手表，只能估计大概时间。问完了他们就说，到隔壁去。又让我回刚才那间候问室。我说你们要问的问完了，我可以走了。他们说等会还要调查，不让我走。隔壁候问室，是派出所值班民警看着。我过去后，那些待在别处的国保不再理我。估计11点多时，我跟他们吵过一回。我说12小时到了我可以回去了。浦东分局的钱晓燕说：可以延长到24小时的。我说延长是问题复杂时间不够，现在你们明明已经没有问题问我了，就是不想让我去北京。你们又拿不出任何的法律依据继续留置我。  记说：据理力争！有理走遍 天下，但在中国，现在成了无理吃遍天下，有理的反而寸步难行了。 李说：跟他们吵了没有结果。从上午8点以后我又没吃东西，后来很累，只得作罢。我跟他们吵累了，夜里只好在候问室椅子上睡觉。第二天也没人理我，直到中午12点。浦东国保曹梦飞和其他两人又带我到隔壁，说我们打算送你回家，但你要保证不乱跑。我说法律依据呢？如果不准我出门，我涉嫌什么案子，请给我”监视居住”的手续。他哑口无言。后来又威胁，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你这样搞，只有对自己不利，云云。然后开车送我回家，现在楼下有人站岗。  记说：你这是被软禁了。据我所知，软禁这种做法，在中国毫无法律依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没有？ 李说：这几天不让出门，打算在家写申诉材料，往上海以及中央的监察部门投诉。 记说：好的！要保重自己！当然，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不管是公安的，还是什么的，进行斗争都是应该的，只有这样，公民权利才有可能得到落实。在这一点上，我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