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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4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张敏采访报道/ 胡啸律师：郭飞雄要求向中央紧急举报 5月29日，采访报道了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太太张青转述郭飞雄28日在看守所会见胡啸律师，自诉遭受酷刑逼供，要求紧急向中央举报的消息。 张青接受采访的时候，胡啸律师正乘飞机在返回北京途中，第二天胡啸律师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证实了张青转述的郭飞雄自述，同时也作了些进一步说明。 胡啸律师说：“郭飞雄一方面反复强调要肯定辽宁省看守所以及广州市第三看守所对他的一些文明对待，但同时又说，在辽宁省看守所（被带到秘密地点）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用高压电棒电击男性生殖器等情况是他不能容忍的，也是要坚持抗争到底的。我们在会见他的时候，他在第一时间就表达，要求紧急向中央举报。在我理解，他不仅是为了他个人，也是为了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遇到的这种刑讯逼供所作出的一种抗争。但是我们作为承办律师来说，只能根据他个人所遭受的这种以武力以及其它手段对他进行强迫性供述的这种情况，作为控告申诉。” 郭飞雄和郭案简介  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2005年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事件，2006年参与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 2006年9月14日，郭飞雄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9月30日，以同样涉嫌罪名被逮捕。涉案经营的出版物是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沈阳政坛地震》，经向胡啸律师证实这是一种杂志。 据郭飞雄的亲友说，郭飞雄早在被捕前五年已经停止了所有经营活动。 今年1 月20日郭飞雄被由广州移送转押到沈阳的辽宁省看守所。  郭飞雄被转押沈阳之前，被羁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他在会见律师的时候曾经自述，在此被连续审讯七天七夜，被殴打、刑讯逼供，还曾经被双手双脚绑在木板床上四十天。  郭飞雄案送交检察院后，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3月30日第三次移送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郭飞雄也被换押回广州。 5月14日，郭飞雄案移至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预定6月15日开庭。 5月28日胡啸律师在广州第三看守所会见了郭飞雄，郭飞雄自述遭到酷刑逼供。 胡啸律师：郭飞雄承认事实，否认犯罪 ，强调新闻出版自由 胡啸律师还说：“他一方面表示，对于检察机关指控他非法经营，他对主要事实供认，同时又表示这是在刑讯逼供之下作出的。他当时表示，第一方面对于他出版发行、复制印刷《沈阳政坛地震》这本杂志。。。” 问：“是书还是杂志？” 答：“杂志。九十六页。他说对具体事实承认，但不认为此事是犯罪行为，他认为，这件事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一种行为。并不是涉及犯罪。” 胡啸律师：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  胡啸律师又说：“第三方面，郭飞雄向我们反复表示，对于在辽宁省看守所所遭遇的一些情况――用高压电棒电击男性生殖器的情况，是他所不能容忍的。说‘具体承办人员必须给我以道歉’。秘密道歉，并不是说公开道歉。 他说，对他的这种刑讯逼供，和这些政府行为是无关的，但他对这些具体行为表示抗议，希望这种行为在中国能够消失。同时希望律师能够为他作无罪辩护。 杨茂东同时表示（判决后）不上诉。” 问：“郭飞雄作了这样的自述，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作为他的代理律师，您怎么想呢？” 答：“按照中国的法律，律师在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在羁押过程中遭受到刑讯逼供，以及侵犯人身权、民主权的过程中，有责任为其带为申诉控告，所以我们要通过正当、合法、合理途径，维护被告人合法的辩护权以及人身民主权利。” 张青：家人着手向中央举报酷刑  郭飞雄的家人6月1日再次接受我的采访，表达他们的心情，并且说已经着手准备向中央举报。 郭飞雄的太太张青说：“5月28日，律师会见以后，胡啸律师就告诉我这些情况――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使用了人类文明的底线都不能承受的一种方式，用电棍击打男性生殖器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气愤的。 杨茂东在跟律师会见的时候反复强调，他要求马上向中央举报，口吻是把这当成非常紧急的一件事情，并且要求这件事情在中国彻底绝迹。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丑恶了。 我们作为家属，准备把这件事情向中央举报，可能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写出来。 他的姐姐今天（6月1日）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在（下午）四点鈡的时候，她说，刚刚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打电话告诉我，不要跟他的哥哥讲，因为他最近身体不好，脸色不太好。但是她今天告诉我‘实在不能把这件事情藏下去，我今天已经告诉他了’。 我们一家人现在为这件事情举报的事，已经开始做了，准备文件。 对于杨茂东的案件，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作无罪辩护。” 杨茂平：会不会报复再施酷刑？很恐惧  郭飞雄的姐姐，现在住在湖北省的医生杨茂平说：“今天跟我另一个弟弟说了，我们都非常气愤。我们请我们当地的律师也在起草几个东西，肯定处境很艰难的，但是我们要向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控告。 因为太残忍了，那像扒皮一样的痛苦。对我们杨茂东，他们这是想做到底了，陷害到底了，他们用这么残酷的手段，陷害，还打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杨茂东到底跟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常不理解的，真是无法无天了！ 我弟弟从小是我养大的，他很小没有母亲。既然别人叫我弟弟这样，他今天受的一切，比我本身受到这样更叫我难受。 律师说了‘他们会不会报复性再作？’是很恐惧的。” 杨茂平：回想警官上门说的话  杨茂平听了郭飞雄对胡啸律师的自述后，回忆起2月份以来警方上门对她讲的话。 杨茂平说：“杨茂东说他在2月12日被打，2月13日他自杀。在2月14日或15日那时候，是春节前，辽宁省警方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姓杨，他们叫他‘杨政委’，这个人到我家来过两次。 他来找我们单位，找到我说‘我们现在是为了挽救杨茂东’，他都扯到政治的事件。他说‘太石村他（杨茂东）扯什么，他算老几？他什么事？他如果说得好，我们可以不判，或者轻判，如果说得不好，可以说‘两万册’，‘五万册’，‘六万册’，我们都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虚判，也可以判他五到八年’。就这样亲自说的话。 当时他让我给杨茂东带去一些问候的话，我给他带了。他要叫我劝杨茂东写一些悔过，我说‘杨茂东有什么东西要悔过呢？’ 他是警官，他是公安局的，他有什么权力说判几年，不判几年？走法律程序，只是一个过场。” 张青家中电话工作不正常  杨茂平说张青家中现在电话线路工作不正常。她说：“我今天下午给她打电话，打了好长时间，就好像她在跟别人通话，最后我大概在五点多鈡又给她打，她接了，她说（那个时间）没打电话。” 我在这个星期也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滕彪博士：中国《刑法》禁止酷刑，中国酷刑逼供普遍  在北京的法学博士腾彪律师说：“我看到了郭飞雄遭受酷刑的相关报道。我觉得这种酷刑是非常残酷的，也是中国《刑法》明确禁止的。我觉得相关的一些人员可能构成了刑讯逼供犯罪。 在我参与过的一些刑事案件当中，我发现这种酷刑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有一些我介入的死刑的案件，也是一些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把一些完全无罪的人给安上死刑的罪名，在中国也不是个别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要想减少酷刑，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滕彪博士：办案机关施酷刑，报案常无结果  问：“像现在这种情况，法律上规定有什么途径能够向有关方面，比方起诉啊，有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规定？” 答：“刑讯逼供是属于违反《刑法》的犯罪，可以向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报案，要求立案。但是，由于这些酷刑本身就是这些办案机关他们自己施加的，所以，在实践当中，来自于受害人，或者普通公民的这种报案，往往也没有什么结果。只能靠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揭露出来的这些案件，或者受到处理的官员，往往都是因为各种偶然的原因，或者是政治斗争的原因，才得到处理。” 问：“您看关于向中央举报，是不是从程序上说，或现行法律规定上有这么一个途径呢？” 答：“在《宪法》上规定了有公民的检举控告的权利。但是，从实践来看，这些信访、举报、检举经常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渠道。” 滕彪博士：法庭使用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 问：“一般在开庭之前，如果发现现有的口供，或者相关的被叫作‘证据’的材料里，有刑讯逼供因素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个‘证据’和即将开庭的庭上来使用这些所谓‘证据’材料？” 答：“在实践当中，刑讯逼供得到的这些‘证据’，在法庭上，还是没有加以排除。即使参与刑讯逼供的这些办案人员受到了处分，或者受到了法律的追究，他们通过这种非法手段得到的‘证据’也往往被法官加以使用。 因为中国没有法官独立的制度，所以这些案件往往在开庭之前就定了结果。所以，这些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可能仍然被加以使用。” 滕彪博士：需立《刑事证据法》，缓解酷刑  问：“在这样一个阶段，作为一个法学方面的专家，您觉得有什么可做的事情能够使您上面所说的这种状况终结？” 答：“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说，召开一些研讨会，关于‘律师在场权’的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预审的时候，应该有律师在场，给他们提供法律帮助。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律师、学者在着手进行《刑事证据法》的起草，或者立法建议。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刑事证据规则’，如果这个‘刑事证据规则’能够公布，并且付诸实施的话，对于酷刑的现象可能也会有所缓解。 滕彪博士：中国欺骗国际社会，司法体系需大变革  滕彪先生认为 ：“总体说来，还需要整个的司法体系的大的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关于酷刑的问题，从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正式签署、并且批准了联合国的《反酷刑公约》。按照这个公约的要求，中国每隔几年就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履行《反酷刑公约》相关义务的报告。 但是，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提交这些报告的时候，完全无视中国现实发生的一些事情，实际上等于是在欺骗国际社会。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郭飞熊遭受到这个酷刑也不是偶然的。整个的这个体制一直是在默许，甚至怂恿这些酷刑的存在。” 范亚峰博士：“法治”建设与“人治”酷刑传统的斗争  在北京的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体现了中国走向法制，在法制建设过程当中非常艰苦的挣扎。在郭飞熊先生的身上体现出这种‘法治’和这种极为漫长的‘人治’的酷刑传统的斗争。 应该说，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既有检察院系统对于法律程序的捍卫，两次退回补充侦察，也有一些执法部门，像现在所申述的酷刑的运用。 在这个事情当中，我觉得可以看出来两种规则模式之间，在过渡当中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冲突和斗争。这对于维权人士来讲，意味着有志于推进中国的法制进步、民主建设的维权行动人士，为此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承担更多的牺牲。” 范亚峰博士：现代社会四种“规则生成”的模式 范亚峰博士分析：“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也体现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案件当中，和今天（6月1日）厦门民众游行，引起厦门政府让步，停建了厦门的PX项目，两者之间比较来看，厦门民众的维权行动，我认为，应该是整合了现代社会四种‘规则生成’的模式――‘民主的模式’，就是今天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一种‘规则生成’的模式；另外是‘法制的模式’、‘技术的模式’，就是说，维权行动当中，对于互联网、对于手机、对于数码相机的运用，以及视屏技术的运用。以及‘专家模式’，像赵玉芬院士等很多专家积极参与到这样一个环保行动当中来，使得这样一个环保维权行动取得初步阶段性良性互动的成果。 和厦门PX项目的维权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在郭飞熊先生的案件当中，向‘法制’、‘民主’、‘专家’、‘技术’这四种生成模式的整合，相对而言，在力量上很明显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 范亚峰博士：中国社会矛盾进入相对较突出时期  问：“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各方面能够做些什么来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向更良性的轨道运作，或者说有所转变？” 答：“我觉得，最近在郭飞雄先生开庭的前后，中国社会从去年以来到现在，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这个关键时期，像广西的计划生育的风暴，体现出来的人口问题；像江苏太湖无锡的水资源危机体现出来的资源问题；像厦门PX项目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引起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群体性权利的重大事件。 从这几个事件，以及最近股市的波动，印花税通过前后所引起的争议，这些事情来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进入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时期。在这当中，中国官方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那就非常繁重。 我们看到，环境、人口、资源所引发的背后是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规则和资源的分配所展开的博弈。维权运动的实质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抑豪强，兴民权，抑官权，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 范亚峰博士：郭飞雄案有标志性意义 范亚峰先生认为：“郭飞熊先生应该说是一个致力于用非暴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推动中国进步的维权人士。对对他审判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标志性意义。 我们知道，就是像历史上许多从事非暴力运动的人本身，自己要承担更多的痛苦和苦难。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是这样的，他们为自己的信念付出比常人更多的牺牲和代价。 所以我想，郭飞雄先生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人，也有不少缺点，但是我个人对他的勇气和人格力量是非常钦佩的。 并且我也认为，辽宁高层领导和广东省的司法系统近来对郭飞雄先生的案件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联系到高智晟律师案件当中这样一个轻判，所带来的官方民间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所以我认为对郭飞雄先生的这个案件，应该采取一个从轻的方式。这样，有助于积累中国社会法制和民主的规则，有助于促进官方和民间的良性互动。”

　

 

我不认识李零，但对他的文章很佩服且非止一日。他细腻的笔法，让我一直误认”她”是一位女性。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写的东西女性化。如果有心人回观一下李零的文章，就不难发现他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底子是相当硬的，比方说他介绍《剑桥战争史》一书的文章[《读书》，2002年第8期，P19－26]，虽然是”述而不作”，但字里行间仍然漾出汩汩才思。在文章中，他半调侃半认真地说”没人把《孙子兵法》当回事”，把”美国人靠《孙子兵法》打赢了海湾战争”的说法，给轻飘飘地扔到文化垃圾箱里去了。

我当时（还在监狱里）的想象是：如果李老（慎之先生）为”西点军校学雷锋”而费了刨树根的”老牛劲”去考证的话，那么，李零呢，简直就是用”禾大壮”对付那些犹如烂草的”跨国流言”，只有轻轻一喷，”全玩了个蛋地啦！”——请原谅我的粗俗。

李零更妙的笔法则在于，对于重大问题，他没有壮怀激烈，更倾向于娓娓道来。比方说，中国国家自我定位这样的大问题，他只用一个”选择题”就给解决了。问你”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仍然是义和团。尽管李零无此”腹诽”之企图，可是，他又以更细腻的述而不作告诉了我们：”有个西方学者跟我讲，现在这个世界，屈指可数的流氓国家，你们难逃其外…”，云云。

李零先生又写了评《论语》的书，在书界（或叫书业，不能叫标准的”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叫冲击波。至少，对于那些稍还有点学术含量（涵养）的读书人来说，于丹已经远不敌李零。不逊而言，于丹讲《论语》对李零来说，确乎是”世无大才，遂使竖子成名”.这有什么办法？我们在共时性方面，就是生活在一个”多数人不正常”的社会中。如果此说尚有嫌精英自恋癖的话，那么我们只好从历时性上看问题，即把生活的时下当作历史流变中的”不正常时期”，才能有所安慰。这，应当是李零根本无意反于丹，而力求和历史上的一条”知识狗”对话的原因。

在孔丘来看，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也是多数人不正常，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概念。作为丧失精神家园的春秋时代的”知识狗”，孔丘要在历时性上往追溯，编造一套理想的道德既存映像，而后自己再述而不作地造出一个《春秋》大义的范式。老孔，不仅是一条丧失了精神家园的”知识狗”，而且是一条爪尖已经磨平、狗掌出了血的”疯（狂）狗”.所幸，汉刘家在完成了流氓到绅士的蜕变（升级）过程后，突然间千金买狗骨，才塑造了一个属于政治范畴的孔夫子。鲁论语也罢，齐论语也好，总而言之，文化演义要为政治服务。须说明的是，此处的”演义”不是说史、说枪棒、说公案，而是刘秀的博士（高级顾问）范升写信骂逸民周党时的”演义”，所谓”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所涉及的”演义”.简单地说，汉刘”演义”要推出宏大的思想体系，建立具有保持执政集团先进性的道德规范。

李零是同情孔夫子的，但他绝不希望自己完全成为”知识狗”，更多的调侃色彩则涂在了自己这只思想意义上的”机器猫”身上。李零有可能被比较入世的极端分子愤青化——或许是大加”泼粪”于这只思想”机器猫”的势头已经没法避免，因为李零在”狗化”孔夫子的同时，似乎改变了原来娓娓道来的风格，有些（只是”有些”！）壮怀激烈了。世无大才，遂使竖子成名，也该是他的深刻体验吧！他的影射史学的手法有些过直了，比方说，他时不时要提起一些”关键词”，什么”红旗下的蛋”啦，什么”批林批孔”啦，乃至于泛滥的假药，还有红心鸭蛋。

如果真地李零被”泼了粪”，我想，几乎不在于他的《丧家狗》一书有什么问题，而是他在《读书》[2007年3月，P144－155]上的文章《孔子符号学索隐》引出了争论的端绪。当然，问题还不致于如章诒和与袁鹰的”麻烦”，只是死水微澜式样的一阵骚动。

死水微澜还算骚动吗？

算哇！它是一个多数人不正常的社会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这个”正常”即不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只属于共时性，与历时性几乎无关。简单地说，就是章诒和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不是”那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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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31日上午，雨后，于绵逸书房

参加木樨地祭奠的蒋培坤、徐珏、丁子霖、马雪芹

木樨地祭奠丁子霖向爱子献花

木樨地祭奠丁子霖徐珏痛哭

木樨地祭奠蒋培坤表情肃穆

木樨地祭奠两位儿子的遗像

木樨地祭奠守在儿子遗像边的两位母亲

2007年6月3日晚将近12点，我接到蒋培坤先生的电话，向我讲述了他们夫妇与徐珏女士、马雪琴女士一起，前往木樨地祭奠爱子亡灵。

1989年6月3日晚11点10分，丁子霖、蒋培坤夫妇的爱子蒋捷连在复外大街木樨地29楼前地铁站出口处遇难。几乎与此同时，徐珏女士的爱子吴向东在木樨地桥头遇难。

丁子霖夫妇和徐珏女士都是“天安门母亲”的骨干，所以，在以往的年月里，每到清明和“六四”，丁子霖夫妇和徐珏女士或被软禁在家，或出门时被严密跟踪，根本不可能到亲人们倒下的地方表达哀思。这次，两位母亲相约前往木樨地，在十八年前儿子倒下的地方举行祭典仪式。

难以设想，这居然是十八年来的第一次。

这十八年来的首次祭奠，不仅是为了她们自己死去的孩子，也是为了倒在木樨地的其他死难者。

木樨地，这个十八年前那场大屠杀中学生和市民死伤最为惨重的地点之一。截至目前，在天安门母亲寻找到的180多位死难者中，死于木樨地就有35位。六四后，木樨地这个让多少家庭破碎的血腥之地，在刽子手政权实施的恐怖政治中，也变成了敏感的禁地。这些死者的亲属中，还没有谁能够在清明或“六四”这样的敏感日子前往儿女们遇难的地点表达哀思。

这成了难属群体的一块心病。

这个夜晚，参加祭奠仪式的还有马雪芹女士，她的女儿张瑾（遇难时才19岁）虽然并不是在木樨地遇难的，但她听说有这么一次难得的祭灵仪式，特地抱病从北郊赶来参加。她说她希望借这个机会来悼念死去的女儿。但是，由于过度悲哀，她来到现场不久，就突感心脏不适，无法支撑下去，不得不由其亲属提前护送回家。

为了这次祭典，丁子霖夫妇和徐珏女士、马雪芹女士预先准备了鲜花、香烛、祭酒和亲人的遗像。整整十八年了，这些苦难的母亲才第一次来到这个令人心碎之地。在爱子遇难的木樨地29楼楼下花坛路旁，他们摆下了一个简陋的祭奠场地，两个孩子的遗像放置在鲜花中，遗像前有烛火，有孩子生前喜欢的饮料和水果。

默哀、洒酒、致祭。一想起十八年前儿子那血淋淋遗体，一想起十八年来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丁子霖与徐珏这两位母亲抱头痛哭，泣不成声，不能自持。

在六四后的漫长岁月里，她们多么想到亲人遇难的地点大哭一场啊！

今天，她们才算争得了一个机会。

这个夜晚的北京，天气闷热，天空阴沉沉的，就像十八年前的那个血腥的夜晚。晚饭后，还下了一场雨，但她们决心已定，即使倾盆大雨，也决不放弃。

夜晚十一点多，马路上仍然是车流不断和脚步匆匆，但行人们在路过祭奠者的身边时，总是要注视一下这场特殊的祭典，默默地走近、短暂地停留，又默默地走开。

2007年6月4日凌晨2点于北京家中

 

1989年6月3日中午，天安门附近的六部口，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军车开过来……这是开往天安门的第几千辆装满枪支弹药的军车呢？
公开的资料显示：官方宣称的平息”暴乱”，事后发现被毁坏的军车就有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
仅6月3日晚上23点前后，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建国门立交桥就有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就有300多辆军车试图向广场开动，北京其他数十个路口就有数百辆军车步步逼近。
这些装有武器的军车为什么是在夜间、尤其是赶在凌晨进城呢？按照戒严部队”为人民服务”的冠冕堂皇的说法，大白天进城不是更好地”保护人民利益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吗？

十八年后的2007年6月4日，是民主灾难纪念日，当年主政的李鹏尚在，因腐败被判刑十六年的北京市主政陈希同尚在……还有更多更多的戒严部门士兵尚在，士兵和低级军官们未必知道当年到底有多少辆军车和多少士兵进驻北京，但李鹏、陈希同却是明白的，他们调兵遣将，他们不择手段，他们以民为敌，他们嗜血成性，最后受害最大的有大学生，围观的中学生，围观路过的普通工人、市民，还有最最普通年轻而不了解真相的士兵，死在了不该死的时间，死在了不该死的地点……

再回首——
六四这天凌晨1时半，陈希同黑手控制的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指对”参与严重的反革命暴乱、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暴徒们进行坚决反击”。这个时候，停留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生还有数千人。凌晨2时半，王丹还在广场上。凌晨3时左右，刘晓波、侯德建、周舵等还在广场上，逼近的戒严部队，正接近他们。凌晨4时，他们在纪念碑前，这个时候广场上的华灯全部关闭（不知道谁下的命令），解放军开始清场，戒严部门的广播来回通告“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之后，戒严部队由北往南，分两路向纪念碑方向推进，解放军战士用枪将“高自联”架设的两个高音喇叭打坏……到凌晨5时半请场结束。官方至今留在书面的说法，还在同样宣称”在整个请场过程中，包括最后强制离开的人在内，所有坚持广场静坐的学生没有死一个人”（这里指天安门广场上。对整个事件，官方公开的大学生死难者仅为36人，总共有200多人死亡。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统计的数字，截至2005年3月，就有六四死难者186人，基本上都有名有姓，其中包括大学生、中学生、记者、工人、职员、医生、干部等，如蒋捷连、王楠、杨明湖、萧杰、陈来顺、郝致京、谢京锁、萧波、孙辉、陆春林、张向红等一长串名字，他们的家属也从1989年一直悲哀到今天……）。
“民心不可欺”，这是当年在北京西苑饭店公开的标语。
民心不可欺，而人们可以看到，实在是政府在激化矛盾，调兵遣将，制造动乱！

八九六四之夜，北京下起了悲伤的黑雨，天地为之动容，悲哀不尽……
天悲哀，地悲哀，人悲哀——惟有共产党的决策者、将领们在庆祝“政权又回到了”他们手里。
邓小平幸灾乐祸地说，”这场风波迟早要到来……”。

1989年6月3日至6月4日，以”平息反革命暴乱“名义强行进城（主要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又有多少人数呢？
社会上说法是”血流成河”、”血洗天安门”，当时外电都很多报道，”美国之音”称死难者上万人。到底是多少，现在还是个秘密。
而官方公开的说法称：”戒严部队战士（都是战士，没有一个将领级别高级军官）、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但未见公开到底多少人，有名有姓的又有多少）”，他们

“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事后，北京的朋友中有见证六四的人，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解放军六四敢开枪，把很多人的胆子吓小了，”枪都敢开，还有什么他们不敢做的”。北京还有一些人进行偷偷录像，但很快北京火车站就多了一批人，以查黄色录像为名，检查旅客携带的行李，看看有没有所谓的”黄色录像”。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对面的杨坊店、北蜂窝等地，六三当晚很多人不敢开窗，北京有朋友证实他的街坊邻居就有一人被枪打死在窗前，最后还不能声张……害怕被指控为暴徒，牵连、株连全家。

如今，六四十八周年了，我却看不到得胜的官方如何让他们的功绩再度展示、让人民铭记，也没有看到官方对民间公布六四真相的真诚回应……当然，他们若有诚意的话，六四就不可能发生。
当年，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发起，由全国民意支持，舆论呼应的“和平请援”和”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要民主、要自由“民主运动，至今都没有错。
可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共极权党中央为什么那么仇恨民主、自由、人权呢？
他们领导全国人民的诚意又在哪里呢？
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1989年5月16日，全国21个城市的近百所学校就有11万大学生上街游行，到18日，就扩展到30多个300多所大学里的52.5万大学生参加，后来又发生了万人参与的绝食请援，大学生们真诚地依据宪法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最后却是以付出鲜血的代价结束。
血的代价，又让谁震惊和警醒了呢？]
十八年过去了，人民反思过吗？历史真相大白了吗？

看1989年6月10日之前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出现了局部的短暂的新闻自由，人民日报推出”戒严某日“、”北京这一夜”，中央电视台也在新闻报道中尽量带出一些真实的声音。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代表着民意，是有诚意的，也是理性的，可邓小平培养的接班人江泽民接班后，就风向大转，开始封杀真相，
1989年6月24日，自5月份就悄悄从上海到北京加入中共核心层的江泽民，在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大独裁者邓小平的安排下，正式取代赵紫阳（从此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就消失了，后来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一个破落的大院子里，直到2005年2月去世为止。我曾去这个大院哀悼他时，感慨万千，他的遭遇比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糟糕多了）。
江泽民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向邓小平表示政治决心：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他还说，“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当前第一位政治任务。回想起这场反革命暴乱，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决断，如果没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的献身，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对制造捣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决不可半途而废。对于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暴乱的人，参与暴乱的反革命暴徒，务必依法惩处，坚决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对于不同程度卷入动乱和暴乱的人，要多做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尺度”，中共对一些参与民主运动的普通工人、居民给予了”集中打击”，而对于参与的大学生比如王丹等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则是给予一定的打击兼带照顾，目的却不是“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而是”掩盖真相”，试图把六四的国际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挽回中共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
2007年6月”六四”纪念日之际，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先生在美国公开呼吁中共释放当年参与但至今仍在狱中度日如年的被“集中打击”的所谓”动乱、暴乱分子”，呼吁社会各界多帮助他们，呼吁中共尽快释放这些政治犯。

尽管年年呼吁，中共却依然故我，宁愿宣布一个腐败分子黄菊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甚至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名义”沉痛宣告”的高规格，也不愿意释放当年被关押、判刑的政治犯。可见中共本质不变，人们也不能对中共抱有任何良好的愿望。
当年的参与者江棋生先生在六四十八周年之际撰文认为，现在的腐败是当年腐败的一百倍。假如当年执政者能够顺应民意，惩治腐败，推动民主、自由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的腐败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普遍、这么肆无忌惮，这么为所欲为。
青岛的李建强律师最近对黄菊的惶遽而逝，进行了很好的评论，他称：党和政府对黄菊先生的三个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不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不去说了。黄菊先生是党的人，国家的雇员，党和国家是他的老板，如何评价与我们似乎无关。但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两个评价可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党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主义战士是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如果说高官厚禄，腰缠亿贯的黄菊先生是”共产主义战士，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恐怕扪心自问，黄菊先生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所以，这三个评价，实在是言不由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已死去，评价更当客观。这不仅是对死人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恭请政府在追悼会上能够改正这个说法。”
至于黄菊先生死后，李建强律师提到黄菊将魂归何处的问题：“黄菊先生是无神论者，恐怕上帝的天堂他老人家也是不屑去的。而且，主耶稣说过，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么，去地狱？让一个’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去那么个阴森悲惨的地方好像也说不过去。可不去天堂，也不下地狱，黄菊先生到什么地方去呢？毛泽东先生曾说过，共产党人死后都去见马克思。马克思在哪里先不去管（肯定也不在天堂，因为这位德国大胡子博士跟上帝也不对付），但是作为无产者的精神导师的马克思，会接纳一个声称自己事业继承人的亿万富豪么？黄菊先生和他的上海十里洋场弟兄们如陈良宇等早就形成了权倾一时、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族，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难道无产阶级的祖宗马克思会不知道？说来说去，黄菊先生死后灵魂还是无处可去，这岂不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么？”
既然黄菊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起码是说了谎话，他的妻子余慧文、弟弟和妻弟参与经商，什么都经营，参与腐败，黄菊还指使人利用权力迫害郑恩宠律师等人，制造多起人权悲剧，境外报道很多，可居然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党员”。事实将证明，黄菊这样的坏榜样太多了，祸国殃民的人也就太多了。
假如中共自赵紫阳时代的十三大就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六四的悲剧就可以避免，陈希同和黄菊等大批中共要员成为腐败分子的可能性就降低，中国就有可能出现蒋经国、陈水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瓦文萨这样的进步人物。但如果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则有可能出现齐奥塞斯库，出现权力腐败引发再度流血……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同时，枪杆子绝对保护不了绝对腐败。
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当年的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体改改办公室主任鲍彤统计说，现在全国财产上亿元的三千多人中，就有2800多人是官僚或有权力背景的人（以下援引片段：一位严肃的教授C.
A. Bolz，在一家严肃的刊物上指出：中国拥有一亿元以上人民币财产的三千二百多人中，两千九百多人是党国权贵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产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安全，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核心职位同样控制在这种人手里。
这些数目字，比党国公布的一切统计公报，更加符合平民百姓来自生活的质朴而真实的感觉。一旦股市崩盘，几千万股民倾家荡产之日

，又将是权贵们再发横财之时。这就是中国-腐败的中国，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中国，”依法治国”的中国，“和谐””崛起”的中国，受过六四镇压洗劫的中国）。由此可见，这些超级富豪，并不是来自自己的勤奋和能干，而是来自权力，甚至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权力勾结、权力交易等非法方式直接或间接掠夺的。

苏联共产党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苏联很快解体，见证了共产党专政的穷途末路。我们回头再看看苏联共产党掌控特权的时候，又是如何挥霍民脂民膏的？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现任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叶利钦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终于站了出来，他愤怒地公开抨击领导干部享受非法特权。他说，人民群众常常愤怒地谈论领导干部非法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利用职权捞取非劳动所得的好处。叶利钦认为领导干部享受特权是一种极为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特权是毁坏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败坏党风、毒化社会风气的腐蚀剂，人民群众对特权是深恶痛绝的。他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来限制和废除领导干部享受的非法特权，以鼓动人民群众投入改革的热情和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后来，叶利钦又多次公开尖锐地抨击领导干部享受的特权。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莫斯科有些高级干部享受着各种特权，例如，有专门商店为高级干部供应特殊优质食品，把上等食品送给部长们，而把劣质食品送给工厂。这就难怪一些部长们不会为完成粮食计划去努力奋斗，在他们看来粮食问题早已解决了，因为有专人把美味可口的食品送上门去。有些高级研究机构为各类工作人员设立了四种不同等级的自助食堂，其食品质量和服务态度却存在天壤之差。有专门商店为高级干部供应市场上紧俏商品，他们的夫人经常乘坐公家小汽车去逛商店，他们的子女也常常乘坐公家小汽车上学或外出兜风。不少高级干部住着国家为他们提供的豪华住宅，每年去高级别墅和疗养院休假。20世纪80年代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叶利钦再次大声疾呼反对特权，要求限制和废除领导干部享受的非法特权。他强调在苏共领导的70年中，在苏联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民的吃饭和穿衣、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这样一些重要社会问题的时候，应当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原则，即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缺少什么东西，那么每个苏联人都应同等地毫无例外地感到这种短缺“；对社会作出不同劳动贡献的人应采用不同的工资等级来调节。
因此，应当取消给那些所谓”饥饿的官员们”的食品特殊供应，废除社会上的高人一等的做法，要从语言词汇中废除”特供“这个词，因为在苏联社会中不应当有”特殊的共产党员”。
舆论控制方面，苏共比中共的控制尺度要宽松些，苏联报刊曾在一个时期经常刊载人民群众来信，尖锐地批评领导干部享受的非法特权。共产党的《星火》杂志（中共当年有毛泽东题字的《红旗》杂志，后来由邓小平改名为”求是”，却没有像《星火》那样实事求是）写道：特殊供应制度使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享受到普通公民根本买不到的食品和其他商品。哈萨克共和国每年把30％多的肉类作为特殊供应的食品，而普通居民只好到农贸合作市场上购买高价的食品。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中共的人民日报却做不到）发表读者致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说：在苏联社会中以及在苏共党内有一个”特权阶层”，它代表着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对社会革新，竭力阻挠和破坏改革。苏联公众还提出，对高级干部实行一种大大高于普通职工退休金的特种退休金制度，也是一种特权现象，因为高级干部的贡献，早就以高工资和享受其他各种优惠得到报偿，退休后没有必要继续享受过高的优惠待遇（现在中共的老人江泽民、李鹏、朱熔基、乔石、万里、宋平、刘华清、李瑞环等人却是仍在享受政治局常委待遇）；特别是在高级干部去世以后，他们的家属仍然有权继承特种退休金，这更是不合理的特权，要求取消这种规定。还有些苏联学者认为

，社会上有一大批人身居要职，以权谋私，享受着各种非法的特殊优惠，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这些人要的是权力，想的是地位，维护的是特殊利益，至于国家的兴衰，人民的疾苦，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知名的社会学家拉巴•贝斯图热夫教授说：长期以来苏联社会缺乏民主空气，一大批领导干部把持着重要职位，他们不受人民群众批评与监督，导致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在全国有180多万人，仅在首都莫斯科就有10多万官僚特权者。这些人手中握有大权，活动能力极强，势力影响范围极大，他们百般阻挠和反对社会革新。
谢天谢地，苏共终于解体了，苏联终于垮台了。
有人这样评价说，苏共是世界上少有的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而看中共官场，维持现状，”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所以就坚持维持现有的独裁专制体制下去。但是，没有民主、民选、司法独立、多党、新闻自由和自治，岂不是同样要走苏共的老路。

八九六四之后，大学生的民主诉求很快换来了枪林弹雨，当年惊慌失措的政党决策者，至今都没有恢复过来，他们不相信民众，也不相信民主，只相信枪杆子。
江棋生先生认为，”六四屠城这一人神共愤的恐怖主义罪行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邓小平等人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不知道，十八年过去了，六四鲜血又警醒了谁呢？
江泽民及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仍然是名义上”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实际上继续极权至上，独裁专制第一。
六四，大学生和更多的普通百姓，献出最真诚的愿望，期待中共能够改变，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这样的老独裁者们，在李鹏、陈希同这样的新独裁者配合下，很快就把民主呼吁者视为动乱和暴乱，不但不给这些善良的人们以安慰，反而是施加压力，派出坦克、军车、警车，搬出枪林弹雨，横扫一切，死伤众多。这样的政府，居然标榜自己是人民的政府，其实他们是自我揭露，证明中共本身从来就是独裁、专制、极权——”对不服从者绝对给予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江泽民语）”。

十八年过去了，六四从动乱、暴乱被今天，被淡化为”风波”，甚至温家宝在公开场合上连”1989年”都不提了，他可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陪同赵紫阳安慰学生的见证人，怎么这么快就淡忘了历史呢？真相会随着你们的淡忘就消失吗？
不会的，历史不会改变，六四已经成为过去，如果继续以往的动乱和暴乱的评价，不给予真诚而善意地重新评价，那么，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善良的人们啊，永远也不要遗忘六四这一起悲剧。
无论是今年的十八周年，还是明年2008的十九周年，后年2009的二十周年，都是一年比一年更隆重的纪念日。六四不重新评价，枪弹的一幕不正视，血的教训不汲取，民主、自由就不会不到来，人们就不能忘记这一天。

 

曾憲冠，翻譯，當年25歲，大學四年級

日子有功。是的，每年过了四月，庄耀洸便会有一天没一天的数算起来，当年他是中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负责镇守香港大本营。啊，今天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三天后十八日，三千学生游行。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他记得，当晚有消息说要镇压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的稳定。身在京港的各人，都好忧心……第二天，学生成功突破警察防线，二十万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

然后，五月四日，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十七日，十八日，李鹏总理终於跟学生见面，但不欢而散，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探望学生，二十日，北京戒严，二十一日香港百万人上行，二十二日，北京百万大军围城……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晚……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六月四日……

他是个律师，最紧要并非从政，所以记性特别好？也许是。他说，这件事，和跟这件事有关的种种，总是到了每年这个时候，自自然然涌上心头。

有说十八年后一条好汉。今年六四屠城届十八周年，逝者的亡魂有没有轮回人世，不得而知，只愿他们得到安息。曾经亲历事件的生者，不论老少，由当年的大学生到今日的大学生，好好歹歹又一条好汉，那件事，就是忘不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傍晚，我们一班同学听说晚上会有事发生，於是打算吃过饭后，到广场上去，准备吃几棍子，然后给扔上大卡车。那时，电视开始播放特别消息，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要执行工作，叫人不可随便走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那时并不为意这「反革命」，到后来才悟出窍妙。如果李鹏没有说谎，那么党中央和国务院真的没有说过学生在搞动乱——直至六月三日傍晚。这时，学生——也包括市民吧，都搞起动乱来了，而且是「反革命」的。因此，六月四日通缉名单出来，学生领袖都榜上有名，然后是幕后黑手，然后是搜捕，等等。

平息反革命暴乱／恢复社会秩序

现在，「反革命」早已成了历史名词，但那时却是一条死罪。我们在一夜之间干过什么呢？实在什么也没干过，也无事可干。广场上的大陆学生在闲坐、睡觉，顶多随便聊聊，恣意骂骂。香港学联则不远千里运来帐篷，准备安营紮寨。我们一些同学觉得无所事事，早已想要离开，或者到别的省市去看看。只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忽然有一批少年兵要冲进广场，情形一下子紧张起来，便又留下来了。那些少年兵幸好没有配枪，也不穿整套军装，否则可能已经打起来了。我在街上听到一位市民骂道：都没事了，又搞起来！

怎么又搞起来，而且成了「反革命」呢？这也许得发邓小平於地下，但这很渺茫，或者由共产党自己来表白，但这也同样渺茫，因为多年以来，「反革命暴乱」已经偷偷的变成一场「风波」，轻描淡写过去了。这之所以有些人在提到「六四事件」的时候，往往甩掉了这一节，把平息「反革命暴乱」说成是恢复社会秩序，但他们却未一顾清洁街道、扫净垃圾、疏导交通等事情竟动用了真枪实弹的事实。上面说的话，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已经说过。

听教训／不听教训的学生

直至现在，似乎每年「六四」之前，都会有些言论出现，然后引来一串反应，来来往往，至「六四」而消失。那一年也不例外，我於是发了以上一通看法，记得在维园集会后的一个场合之中。我并不切切於说这些话，只是觉得这方面似乎不大有人说，而且那时的话并不曾笔之於书，所以才想到写下来。而我想说的，反而是十八年中间的一些点滴。

八九年下半年，「六四事件」余温犹在，好些中学都办活动来教育学生，请了我们这些上过京的人到校和同学分享所见所闻。我也参加过几次，还记得一次在我们说完之后，校长给同学补上一句：北京学生为民主这样了，你们觉得应该怎样呢？

又有一回是在一个生活营里，一位名师带一班年龄较长的学生搞暑期学习。我说完之后，名师也补上一句，彷彿我说得不够清楚，或者故事的教训不明显，未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我总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一部关於法国大革命的电影，一开场是一个小孩子在浴桶里，一个女人给她洗澡。房子外面沸沸扬扬，一听便知是群众正在闹革命了。女人一面洗，一面教孩子背诵「人权宣言」。可是孩子显然没有背熟，「人生而平等……」啪的就一个耳光。再背，也不熟，啪的又一个耳光。如是赏了好几个耳光。我想，严师出高徒，教训自然会有好学生，但是，如果北京学生都听教训，恐怕是不会有八九年的事了。

生活成为媒体／媒体里活

过了许多年，又到「六四」，这一年一位朋友原本应邀出席一个讨论会，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於是叫我去替代。我不知可以说些什么，他说以上京学生的身分说点什么吧。我骤然感到一点异样，彷彿给人拿来充数。我已经忘了我那时的说话内容，但还记得，讨论会完了主持人竟然对我说了一句也十分异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会说些什么，现在看来也可以的。他好像以为我可能出了他的规范，但幸好结果没出乱子。

我马上产生一种被利用的感觉。我们原来不过是一部大机器的小螺丝，是雄图大略里的一枚棋子。我并不介意被利用，只要有用得的地方，又不过分，是无妨的；只是一经点破，感觉总不大好。

香港的言论不能说不自由，但我时常听到说话和读到文章，总禁不住觉得那是一些安排。小姐太太穿衣服，时常警惕是她在穿衣服，还是衣服在穿她，也是这个道理。那么，是我们在写文章，还是文章在写我们，也是一个问题。前几天看报，有一位作者说，现在报纸版面多，报馆聘请一群记者，每天忙填满这些版面，实在也是说相同的状。我时常感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媒体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生活成为媒体事件，而在媒体事件里我们才生活。现在来写这篇文章，是否也在「填沟壑」？但愿这是我在做梦，现实并不如此。

道德不是包袱／不要成为包袱

其实，我何尝没有规范别人，权力大小不同而已。

「六四」之后，我们这种人每年如常到维园集会。大约是第三四年，乘小巴在维园对面下车，下车的时候，后面一位乘客忽然说：「还在搞！」他大概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我看他不过是个少年人，现在应该差不多踏入而立之年了，看见又搞了十多年，不知会有何感想。我那时不免愤愤然，因为在这样的大题目之前，绝对不能含糊。然而，愈到后来，我便愈不这样想；第一毋须深责，第二不必宣传，第三可免交棒。邓小平说，杀一批学生，只要用十年，又可以再培养另一批。

其实即使不杀，二十年培养出几批，这几批人是不会有什么包袱的。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或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那一代人活在「六四」里，不必其他的人也一样，其他的人也应该造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六四」，活在自己的「六四」里。因为，道德不是包袱，也不要成为包袱，道德是自觉的。所以，我并不说什么「在维园见啦」之类的话，去不去坐坐，悉随尊便。

至於我们这种人，自然还是每年如常到维园集会。

二○○七年六月二日

 

 

其实中共有不少高干或明或暗都曾主张某程度的平反「六四」。所以香港大小左王不要以为在「六四屠城」问题上表现得愈僵化，左过左家村便一定可取悦北大人。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镇压1989年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时是解放军的秘书长兼邓小平的军师，在屠城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平暴后虽然老邓声称解放军是祖国「最可爱的人」，救了共产党一命，但老杨就军队首次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杀戒一直耿耿於怀。他1998年离世前曾向家人表示希望中央重新评价「暴乱」，并妥善赔偿死难者。去年我在北京的好友，一位东欧外交人员更亲耳听到一名部长官员在饭桌跟老外谈天说地时，主动提出「中共非平反『六四』不可」。此高干明言今天中国虽然财大气粗，赢得不少像东盟、非洲以及南美国家的拥护，但「六四」问题一天不解，中共很难真的获得主流国家，包括世界舆论的认同。

那么胡温对「六四」的态度又如何？胡锦涛在1989年是「封疆大吏」西藏书记，主导当年三月拉萨戒严兼平暴；而且正因为他「党性」，被老邓在四年后「隔代钦点」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按理这名跟江泽民同是「六四」最大政治得益者不可能有半点「逆反心」。但此「滴水不漏」的新人却在2005年拍板正式庆祝胡耀邦九十岁冥寿；此举虽是「局部平反」，而且小胡借故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仪式，但大胡毕竟是「六四」学生运动灵魂人物，小胡没有接受?家宝提出的「纪念胡耀邦，那么紫阳怎么样」的观点，也多少看到连这位在西藏「平乱绝不手软」的第四代准核心也有另类的「六四情结」。

无胆面对历史 中共的原罪

当然，正如北京对香港普选问题一样，中共对於不折不扣平反「六四」这烫手山芋唯一政策是「拖得就拖」。不敢面对真理、面对历史是共产党人的「原罪」。中共从来不肯认错或认衰，怕输不起而且怕得要死。建国不久虽然百废待兴，但毛泽东意气风发，在史大林误导下要摸「美帝」的屁股，挥军援朝，结果赔了儿子又折兵。人民志愿军血流漂杵，换来的是今天反骨的「亲爱领导金正日同志」的超级无赖政权；但到现在北京还不敢公布六十多年前错误参与韩战的史料。

同样，有关大跃进、反右运动、三年飢荒、文革十年、林彪事件以及唐山大地震、「四五天安门事件」，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等等，都是惊天动地，鬼哭狼嚎的世界大事，但中共无论是左、中、右派系掌权，没有一个领导敢说半句真话，遑论承担责任。今年是老毛与老邓发动「反右」六十周年，胡温新政唯一做到的是打压要求彻底平反与赔偿右派死难者的知识分子。面对无情的历史长河，任何稍有良知的国人都会叹息，真箇情何以堪！

但时间似乎对北京有利。中共一天掌权，一天不可能公开封存党史馆与保密局的史料或档案；而且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稍微知情的人都不敢公开一鳞半爪。年代一久，当事人或过世或老人痴呆，历史有可能湮没。而且历史可以改写，档案史料可以窜改、修补、造、丑化或美化。最要命的是十年如一日的愚党与愚民教育。

我在香港与外地接触过不少大陆大学生。「六四」屠城？他们只有两、三岁，有些品学兼优的拔尖生竟然对我说：「听说好像有过什么『六四事件』，但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六四屠城是老邓、老杨与王震等「老人党」精心炮制的血腥阴谋。我还记得一过了五月北京便风云色变，六月一、二号虽然市民自发地堵塞首都主要街道不让解放军坦克与装甲车进城，但这两晚有为数不少混进城里的军人配合秘密警察制造事端，挑起与民众的冲突，并制造「暴民烧车、残杀军警」事件，提供当局肆意蹂躏民意民权的借口。记得在六月二号凌晨路过《北京饭店》时碰到时为《文汇报》记者的程翔，他说「情势不妙」。

一千一百七十个死难者

六月三号晚中央台广播三番四次警告学生马上退出天安门，同时军警发言人勉励执行戒严令的「斗士」不要怕牺牲，当局会妥善照顾他们的亲人；我知道完了，回天乏术。中国的命运悬於一线，凶多吉少。整个晚上一直到黎明，长安街枪声不断，北京大小医院放满热血还未流完的屍体。首先揭露SARS内幕的英雄大夫蒋彦永无眠地替重伤的学生与民众动手术。屠城的结果果然比我与其他香港及外国记者想象中要坏得多！一年后，我从一位军方文职干部好友获悉，军队内部曾放映整个军队从西郊从公主坟、复兴门一直杀进长安街，与在天安门内清场的「足本」，而且相关文件透露整体丧生人数达一千一百七十人。

六月三号深夜、四号凌晨死掉的当然还有真理与国运！十八年后居然有香港特区政党才俊声称屠城是造的，还要求特区政府把歪曲历史「合法化」，在教科书为「真相」定调。天安门的「民主女神」倒下不久，柏林围场崩溃，苏共垮台兼解体，东欧好几个前苏联集团国家获得新生。我们的神州表面上歌舞昇平，沿海城市阔得连裤子也穿不下去；但中国的制度与精神基本上没有脱离封建时期。中共还按照行之有效的列宁模式治国，快十四亿的人口一切唯中央以及其「核心」马首是瞻！近一百多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所提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还不得其门而入！

胡温新政 旧思想鸟笼

哀莫大於心死。今天国内名牌大学的教授、研究生、本科生和我接触过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有天渊之别。大学生比他们的学长聪明得多，电脑技术不比美国同辈差，且英语讲得特好；但二十年前那种热中改革、舍身报国、匹夫有责的精神已经削弱得惊人！目下知识分子「一切向钱看」的心理非常普遍，前不久教育部不是向国内一千七百万大学生呼籲，务必远离股市，不然连学费也输掉吗？

但我们不能怪年轻人。他们上历史、公民或政治课时听到的是几经剪裁的「真理」与味同嚼蜡的党八股。胡温「新政」并没有把中国的思想鸟笼扩大：不要说搞群众组织或政治性的NGO，连在网上发表政见也会招致牢狱之灾。「六四」民主运动本来可以是千载一时的历史契机，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力量正准备与国际接轨，让历代追求民主自由的烈士在神州土壤建立真正人民共和国的梦想成真。天安门的枪声既摧?了党内的健康力量，又禁锢了一、两代精英追求真理的良知。结果是中国民主与现代化进程来了个大跃退！到今天我们也无言可告「六四」的死难英烈，曙光何时出现！

 

已故难属苏冰娴生前照片

 

2004年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获释后合影

 

 

“六四”十五周年祭奠集体照

 

在“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为纪念惨案中死去的亲人，邀集在京部分难友，分两批、两次举行座谈会。这是十八年来的第一次。

以前，难友们不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与讨论，特别是每次发表公开声明都要召开定稿会，在一定范围内对文本进行反复协商，逐字逐句斟酌推敲，有时一个文本的定稿甚至要反复多次。但是这类交流参加人数毕竟有限，而且相对固定，很难做到让更多的难友发表意见。

十多年来，在京难友每到春节都有一次聚餐会，大家相约在餐会上不流泪，不谈伤心事，好让大家像寻常人家那样，“高高兴兴”过个年。所以，难友们也就不可能把平时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这次举行扩大的座谈会，也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然而，举行这次座谈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是因为自去年以来，国内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我们面临一种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维权群体，未来的维权之路应该怎么走？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必须勇敢地面对，必须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新的应对。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群体从今年年初开始着手准备。半年来，不少难友翻阅了有关资料，有些难友还准备了发言提纲。

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共20位，有几位因病或因故未能出席。虽然与会者大都是工人、市民以及普通职员，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仅占少数，但大家没有隔阂，都能说到一块。座谈自始至终，气氛热烈，没有恐惧，没有顾忌，畅所欲言，互诉衷肠。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现在，放在我手里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座谈纪要，在这个纪要里，有我们的血泪控诉，有我们的期盼和思索，也有我们的坚定与信心。

“六四”大屠杀已经十八年了。我们经历了各种痛苦、艰辛和磨难，我们在抗争中逐渐懂得了怎样去为死者寻求公义，怎样去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 不言而喻，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心灵上的。我们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可以说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楚，这需要我们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勇气和坚毅，一种超越仇恨和悲情的忍耐。在我们群体中，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与主张。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同意见、看法的碰撞和争论中，才使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并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

这次座谈一开始就把话题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关于“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谬论。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说法，马力把坦克底下的死难者比作猪的恶毒语言，深深地刺伤了难属们的心，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声讨。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当年留下的长长伤口，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愈合的；当年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也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消失的。十八年了，已经有十四位难友含冤离开了人世，而我们活着的人，说起当年亲人的遇难，说起自己遭受的苦难，心里至今仍无法平静。袁淑敏、尹敏、徐珏、吴立虹、黄金平、张艳秋，张振霞、宁树平、马雪芹……，这一个个失去儿女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一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哪一个不痛不欲生，哪一个不泣不成声！请问马力，你敢拿起这沉甸甸的座谈纪要看一眼吗？你敢走进我们难属群体中来吗？你居然说什么“不要光听死难家属的！”那我们今天非要说给你听一听。连你主子都不敢讲的话，你居然也敢讲！ 你无非是要向你的主子表明，你要心甘情愿当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

但是，参加座谈的难友认为，抗议马力的最主要的意义，是要告诉世人，告诉中共当局：“六四”大屠杀的事实不容抹杀。难友们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还原六四真相”，必须同那些歪曲、掩盖、抹煞、淡化“六四”真相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不能让马力那样人再次跑出来信口雌黄，蛊惑人心。真相是寻求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是防止“六四”那样的惨剧在中国重演的保证。必需让“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写进历史，放进纪念馆，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而我们，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今生今世将义无反顾地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次座谈议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当地选择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路径。很多难友都谈到，我们不能再走共产党的老路：以暴易暴、血腥清算、阶级灭绝。因此，必须处理好坚持三项诉求与恪守文明准则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难友们都同意我们去年提出的“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主张。有难友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杀人无数，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六四”的罪错，人神共知，不容抵赖。该道歉，就得道歉，该赔偿，就得赔偿，该审判，就得审判。但我们不要刀枪要法律。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主张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这些，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从十多年来的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共同信念。有人说天安门母亲只会坐在家里写写公开信。此话说得似乎不错。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公开信，从第一封，到今年的最近一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且，正是在这些公开信中，包含了天安门母亲的全部信念、全部主张。这些信念和主张就是：法制的原则，平等对话的原则、渐进解决的原则，公开性的原则。一句话，我们遵循的是人类文明的原则，而不是被文明人类抛弃了的野蛮原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些原则呢？

难友赵廷杰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要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应潮流，逐步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国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这番话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赵是一位退休军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勤于读书，长于思考，受到难友们的钦敬。

前面我谈到，在我们群体中，当谈论到一些问题时，常常会发生情与理的矛盾和冲突。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共产党枪杀了自己的亲人，心里哪有不充满着仇恨的。共产党作的孽，谁能答应一笔勾销？“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当年邓小平放出狠话，说是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结果真的杀了，当然没有杀够二十万。他和他的继任者为了给那场大屠杀作辩护，硬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天社会的稳定，也就不会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人们要问，能不能不用杀人的办法来求得社会的稳定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不难回答，共产党的说辞绝对站不住脚。那么，我们今天要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否就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中国是一个崇尚权力、迷信暴力的国家，从来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这种陈旧的思维早应放弃了。用暴力来充当实现自由、民主的助产士，今天已不再成为道理。

有人说天安门母亲被89年的大屠杀吓怕了，已失去了抵抗中共暴政的胆量。这话说得不对。89年那场杀戮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恐怖，确实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但天安门母亲终究没有被吓倒，她们站起来了，在儿女们倒下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厌恶暴力，反对杀戮，力求避免流血。他们主张用别的办法而不是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社会、政治的进步。

天安门母亲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至今仍没有从悲惨的命运中摆脱出来。但是，她们要生活，要像所有的人那样生活，他们向往和平、宁静，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杀戮。十八年来的抗争，使他们懂得，仅仅是心怀仇恨，仅仅是怨天尤人，永远沉浸在个人的悲情之中，不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她们需要走出悲情，走向生活、面向世界。而这，正是天安门母亲作出的抉择。

我在两次座谈会上说了一些话，但时间有限，没有机会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篇短文就算是一个补充吧。

2007/5/30

 

那年读到《观察》上一条消息说，在华盛顿树立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工程设计上，需要一幅图画代表反抗；全体与会者投票以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的经典镜头，那个只身挡坦克的英雄形象作为蓝图，而被否决的另一个图案是柏林墙的倒塌。投票者包括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代表，但没有中国的代表。我为这一消息感到激动，并为自己参加了这一运动感到自豪。但是，内心深处，我也有一些不安，因为在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的故乡，人们正在争论那场运动的价值、功过和是非。是国人不懂得运动的真实意义，还是国际社会对于运动有误解？

今年3月，我被邀请参加牛津大学举办的公民抗命研讨会，讨论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甘地的思想的影响、教训和意义。中国的讨论是在“被击败的公民抗命”题目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著名研究员古梅教授提交了比较研究的论文。我是主要的评论者；其他评论者还包括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人裴敏欣博士和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由于古梅教授写她的文章时与我有过充分的讨论，我同意她的全部观点。在发言中，我从另外的角度去讲述我的看法。感谢大会的安排，读了大会的文件和听了前几天的发言，我得以从另外的角度去回顾和理解1989年那场惊心动魄的运动；我知道了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我们中国人在1989年建造了一座人类政治史的丰碑；世界在表达对1989年的中国人的尊敬时并没有误解。

从公民抗命的角度看，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是人类和平改革政治体制的公民抗命运动的一个高峰。1989年运动参与人数之多、阶层动员之广和卷入政治军事领导层次之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北京，和平的水准也是最好的。四次百万人游行，没有流血冲突。镇压前十天的北京，政府撤走了警察，整个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甚至没有犯罪。在5月19日，当中央军委调动数十万大军乘夜分十路突进北京时，仅仅三个小时就被北京市民全部堵在天安门广场之外。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在我回顾了1989年的过程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中国人做的是最好的；尽管我们被镇压了。

也许，看看别的国家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兼有如此广泛的动员范围和非暴力水准。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军队阻隔在首都之外，如果军队不使用暴力。今天，许多人批评中国的学生和民运的错误应当对1989年的失败负责。但是那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显然比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要严重得多。

会上，有人问南非的领导，当时策划那么多的流血事件，死了那么多的人，是不是合适？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不能告诉世人，我们对于新的政治制度的渴望是认真的，不容置疑的和绝不妥协的；关键不是我们拒绝和平，而是对方选择了暴力镇压。我曾在下面谈到中国人在争论学生什么时候应当从广场撤出才算是理性时，他说，制宪会议的华盛顿是理性的，但是从没人问他，该在独立战争中的什么时候应当从丛林中撤出，向英军缴械。

会上，还有一个牛津大学的甘地的追随者和研究者，她多次到非洲和其他国家推动民主化运动。根据她的介绍，甘地发动非暴力反抗，有时就是行动策略，以期用和平者的血和代价，唤醒公众注意和暴露对手的弱点。我曾想与他讨论中国人的顾虑。但是，还没有机会碰到她，她就在一个会议上向一个教授置疑，中国人已经作的那样好了，他们还是没有成功；你怎么解释？教授说，不是策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策略只是增加成功的可能。

其实，比较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与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有与会者都感到，中国人并不是缺少什么才失败的，而是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和领导核心，作了不同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选择。1989年，邓小平的铁血意志绑架了整个执政党和国家机器，镇压了人民民主运动。其实，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在1989年以前也曾作过类似邓小平的选择，他们的运动也都失败了。

中国精英后来的思想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所有的指责的核心意思是，如果你真热爱非暴力原则，那就不仅要确保自己的手段是非暴力的，而且要确保整个运动的后果是非暴力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敌人因为你的非暴力手段，感到了尴尬甚至恼羞成怒地使用暴力，你都要为之负责。中国的精英由此开始把各种可能的迹象编制成一个蓄意谋划的卑劣操作；不是恼羞成怒的邓小平绑架了党和国家残酷地镇压运动，而是一小撮学生欺骗性地绑架了整个民族，逼得邓大人不得以出手，镇压了运动。

显然，这个世界不接受中国精英对于运动的这种指责。这里不仅有对事实的认知上的荒唐，还有对于人性不现实的道德期许和现实民主政治中无法接受的道义要求。自到美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发现，我与美国人在理解民主运动上的差距。他们对于民主运动的动机和操作的道义水准要求并不高；相反，对于政府或者执政者有很高的道义要求。即使他们知道政客会玩弄肮脏游戏，他们仍然固执地坚守对于执政者的近乎洁癖的要求。对于运动，他们理解和欣赏所有的人性人情的真诚流露。我一直是认真地要求自己在独立民间运动中的战略和手段的选择上要保持道义和智慧的尽可能的完美。但是，甚至美国的记者、律师和教授都对此不以为然。

去年五月，在我的论文答辩上，也是说，我在哥大最后与教授沟通的时刻，我的论文的一个指导教授，也是论文答辩的主持人白鼎彝先生，将最后的二十分钟，他该作出某些概括性总结的时间拿出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他特意解释，这不是论文答辩的内容。他的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民主运动的。我的论文是关于中国大陆九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的各种反对民主化的理论和思潮的。他说，他觉得我同情这些思潮。我解释，这是一个老问题；过去也有国人这样误解我是新权威主义。我认为，他们的顾虑和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但是他们的结论我不接受，因为我的结论还是要民主的政体。他说，如果我接受那些对于民主运动的要求，其实就是反对民主的。我很奇怪，我知道中国民主运动的激进派是这样理解我的；但是，他们不了解现代政治理论关于国家的权力和权威的必要性。白鼎彝先生是著名的政治学者，知道这些；而且他是比较老派的学者。我的论文的另一个指导教授黎安友先生解释，军涛是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提醒我，我的思考，在美国很容易被误解为反对民主的。我一直对这段对话耿耿于怀，但是没有机会澄清这里的误解。

就是在这个牛津讨论会上，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发起者对于中国1989年的赞美和介绍自己国家的运动的战略思考时，我突然意识到了分歧何在。其实，民主政体不是什么对于民众道德的考察，而是给老百姓受法律保障的机会和程序，让他们性情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甚至情绪；只要是真实的，就有权利和理由去表达；这是民主政体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是高于专制政体的道德理由。当你对于普通参与者的表达的方式和语气作太多的道德和格调的限制时，你事实上是剥夺大众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任何基于对普通人的人性作不切实际的要求的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反民主的。当然，他们对于担任公职的人权还是有要求的。因此，他们反对对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及其手段作太高的道义期许。他们对此很警惕，任何不是基于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的道德要求都可以服务于反对民主运动。

由此，我理解了华盛顿的投票结果和选择；不是别人误解了我们的运动，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理解民主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对于运动作了不实际、反人性、从而是反民主的道德期许。

也就是那个时刻，我感到一种理直气壮的自豪心情，我们中国人，在1989年，树立了一座人类政治史上的丰碑；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高度尊敬的丰碑；其失败结局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这座丰碑的宏伟壮观的确认。在牛津大学，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民非暴力抗争运动的领袖们，再次测量和确证这一丰碑的创纪录的高度！

我是一直在考问自己的良知，当年我是否应当到美国来。只是在我对于民主和自己当年的实践的反思有重大收获时，我会感到一些安慰。毕竟，这里我没有荒度时光；我得到了非这里得不到的进步。同时，我为另外一些同胞感到遗憾；他们本来也可以有这份收获的。当他们面对误解和指责时，并没有仔细思考意义和是非，而是简单地接受了所有指责的道义前提，但是急于去寻找另外的替罪羊解脱自己。这样做，不仅使自己生活在一种极不真实的心境中受煎熬，而且亵渎了自己曾经以血汗甚至生命风险奠定的这座丰碑。他们没有逃离来自误解的指责的同时，又拒绝了应当属于丰碑创造者的荣誉。看来，创造历史的荣誉不会属于那些仅仅在伟大事件中做了贡献的人，荣誉属于那些在伟大事件的意义最迷茫的时刻还能够为其价值辩护并付出代价的人，因为这些人才有理解和献身那些历史事件的胸怀和境界；那些事件是因此获得伟大的意义的。

2007年6月1日

 士兵自人民大会堂冲出，枪口指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学生，一边开火一边推进（其中一军人枪口可见火光）。

 

每年的一月至六月，都有政府方面的电话把我难忘的记忆变成一腔愤恨！

但今年有点特别，一月以来，那从不迟到的电话，从不客气的约会，直到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都处于迟到状态，都失约了。他们的失约，我有失落吗？

电话还是响了。

在电话响之前的晚上，我还在说：现任的权力班底，大概是不想再惹六四的麻烦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是一种判断，其实更是一种希望！

我有这样的希望，希望集权统治者遭遇了人的觉醒。

于是此刻的问题就是：集权统治者遭遇了人的觉醒吗？他们虽然想让人们把六四屠杀都忘了，他们还想着在不闻不问的时候，人们就把这屠杀忘了。我的确有些忘了，那血的夜晚，那把生命写在人的觉醒的希望的夜晚，我在场，不仅仅是眼的在场，是生命的在场，心的在场，然而，我在遗忘，是心的遗忘！

十八年前！“十八”这个数字，写得很轻松吗？在我觉得轻松不了的时候，钞票就在眼前！钞票在飘，很多捞取钞票的手，很多捞钞票时张大了的眼睛的贪婪。那里面有我的眼睛，我的贪婪！我的眼睛被发现了，被倒在天安门广场的兄弟的眼睛发现了，那是一双双流淌希望的眼睛，那是一双双在希望中被血色突然遮蔽了成绝望的眼睛！

就在这绝望中，我听到了“希望”的声音！

“只要市场经济了，集权政体必然完蛋！”

“什么是民主？一个连自己的生存都解决不好的人，一个连自家的日子都过不好的人，谈民主，谈什么民主？还是去可以择业的市场把自己的日子过过好吧。”

“闹什么？闹民主？懂得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原理吗？什么叫自生自发秩序？你非要一个制度生长出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对抗自生自发秩序，就是反对民主！”

“还要民主？知道伯林的两个自由的划分吗？你们这样是在玩积极自由！伯林反对积极自由，伯林支持消极自由。知道什么叫消极自由吗？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别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别人吃人血馍头怎么啦？你的强加，你的唤醒，就是滥用自由概念，就是在煽动可怕的积极自由。”

十八年过去了！我在这样的声音中怀抱希望很多年！就象现在怀抱着股市的增长没有尽头一样！有人说：股市怎么会崩盘呢？纵观世界发达国家，股市都是上升的，怎么会下跌？我面对着这样的说法，那爬到嘴边的一句“但有很多具体的企业是倒闭了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

为什么？因为我也在股市之中，我也希望股市长涨不跌！

但希望却在绝望中生长了真正的希望！

不必给各种思潮贴上什么标签，就面对这生活的现实吧。

市场经济是民主吗？假如中国自邓小平时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民主的话，我们还渴望民主干什么？邓氏改革，无非是把毛泽东通过战争获得政权之后产生的个人迷信，还原为每一个人的真实的生存欲望。这是囚禁之后的释放！偏偏是这一释放就赢得了整片的呼声。我就想：这是为什么？在我的钱包被歹徒抢劫而六神无主之后，歹徒又突然把钱包还到我手里，并且告诉我：“我抢你的钱包是为你好，是怕你有了钱乱花，是怕你坠落”之后，我还感激涕零，跪倒叩头，高呼万岁！我的膝盖为什么就这样软？

可我面对那散在牧场上的点点食物，跪着的双膝写下的就是“市场经济了，还求什么”这样的一行字。而就在这一行字写下的时候，就在我数着钱包里突然多出来的钱的时候，又有兄弟倒下了，倒在还没有瞑目的兄弟的身上！

我的夜晚，从此只有一个假想的月亮！我的白天，那高悬的太阳在让我跪倒的时候，笑眯眯地吃着倒下的兄弟的遗体！

很多人会把我这样的恶梦，标上“固执己见”、“顽固不化”的标签！他们的道理经常让我哑口无言！他们的一句“自生自发秩序”，虽然能让我想到人类历史的进步，并且可以把诸如别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战斗偷换成罗兰夫人的那句“自由啊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横行”的愤恨，但我仍然困惑于这样的问题：集权制度也能“自生自发”出民主和自由的秩序吗？那么两千五百年了，怎么就没有在这个国度自生自发出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呢？我经常这样地面对夜空，但再也没有那勇敢的质问！

我只能把这样的问题写在“自生自发秩序”的口号下面：如果集权政体下也有民主自由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话，又何必不相信人的道德呢？既然怀疑权力，又为什么去相信“天下雨掉下钢崩儿”？或者既然相信“自生自发秩序”，又为什么要把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奠基在对人性的不信任的基础之上？阿克顿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他为什么就把这“自生自发秩序”当了儿戏？

那就去争取你的权利吧！

这些把“自生自发秩序”当作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人，不仅把哈耶克给集权化了，也把伯林集权化了。哈耶克在人类面临法西斯暴行而不得不授予政府太多权力的时候，针对民主自由的历史写下了“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他的心中面对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其自己的传统，有其自己的力量，人们不应无视这样的力量，甚至要违反这样的力量而把权力盲目地授予政府。因为恰恰如此，那民主自由制度或者说分权政体所蕴藏着的民主自由的力量，就会在权力的贪婪中被侵蚀、消解，从而走上奴役之路！

同样，伯林的两个自由的观念，也是民主自由社会里，针对分权政体的集权化倾向发出的呼吁！伯林怎么会对着一群生活在集权体制下根本没有自由的人大谈消极自由呢？连基本的自由和基础的人权都没有，怎么就说：这争民主争自由反而是埋葬了民主和自由？如果争民主争自由就是在实践“积极自由”的话，伯林先生大概会从墓穴中翻身而叹气的。

但他能说什么呢？他会说：这是针对民主自由社会的思想史的分析！

可他面对有着悠久集权政制传统的中国人，面对软膝的我之流，他能说什么？他只能说：这“积极的自由”是针对已然掌权的激进分子而标签的，正是他们借着“自由”的名义剥夺了别人的自由！

但无论消极还是积极，我明明没有自由！

我这样反驳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喝斥：自由能当饭吃吗？自由可以换来钱吗？自由可以买车买房吗？自由可以用来换取女子的欢心吗？

自由，自由，民主，民主，那不过是十八年前的枪声！那不过是无辜者的鲜血洗亮了未死者的名声，那就是“一将成名万骨枯”！

我真的哑言了！我目瞪口呆的时候，也同时露出了本就不是人的尾巴！于是，我只能写下这样的话：在这只见人口不见人的社会里，我也不过是一人口，真不知我会不会变成牲口！我只是这样喊着，并且还近乎乞求的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在没有人的年代，我只想站起来！

可在我把希望当成绝望的时候，在我要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眼前不停地移动着这样的生活场景：一直不懈抗争的“天安门母亲”，一直坚持为亡灵们伸冤的六四人士，近年来崛起的维权律师群体，捍卫信仰自由的民间宗教团体，为艾滋病人争取权益的高耀洁医生，说出真相的蒋彦永医生，不锈钢老鼠事件、孙志刚事件、黄静案件，非典事件、南都事件、禁书事件、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等等等等

当这些事件和这些个人、群体叠映在十八年前那场血腥屠杀的夜空时，暗夜就有了闪闪的星斗！这鲜血和生命把我击倒，甚至把思想击倒的时候，站起来的恰恰是人，生存的人，鲜活的人，捍卫尊严的人，权利意识觉醒的人！

是人，在迎向屠杀而倒下的时候，是人用自己的身躯再次迎向坦克！是冷酷和残暴妄想把集权的淫威持续的时候，是一个个平凡的人，在那一夜的星斗中，把星斗标签为人的权利的觉醒！这是一个生命粉碎谎言所开启的人的世界，在这个人的世界里，我分明听到了电话那边集权政体微微颤抖的声音。

十八年，当我还面对那个夜晚的死难悲伤的时候，那一夜的枪声里站起来的人，觉醒的人，已把集权政体的罪恶看得透彻，记得分明：这就是一个惯于掠夺的家伙，这就是个把残暴当作合法性的家伙，这个再也无法合法的家伙，这个还想掠夺却在遭遇反掠夺的时候瑟瑟发抖的家伙……

就是这样，就在这里，十八年前的绝望和当下的希望勇敢地接轨！

2007年6月2日于深圳

  惨遭坦克轧过的死者，肉泥一团。

1922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共产党兴起和法西斯兴起之间。艾略特写下被誉为现代诗里程牌的长诗《荒原》。诗中采集欧洲文明的各种意象，来表达二十世纪初人类精神的幻灭与虚空。第一句就很有名，“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

全诗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是艾略特借用《旧约•以西结书》所记载的一个异象。当时以色列民族因他们的罪受到上帝的诅咒，先知以西结割下他的头发和胡须，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预示以色列人将有三分之一死于灾荒；三分之一用刀砍碎，预示着另外三分之一将死于战火；三分之一随风飘散，预示最后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将流离失所，被掳他乡。

如此绝望的时代，先知以西结被耶和华的灵引导，被放在一个布满骸骨的平原上。先知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到此为止，即使我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我也不可能不哭。三年前第一次仔细读到这一段，我想到出生之前死在饥荒中的我奶奶，死在青海劳改营的我爷爷，我甚至迄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更加想到我的青春期，我在16岁那一年看见了“六四”屠杀。三个月后，是我的初恋。

好几年里，我曾被一个题目死死的吸引，就是“1989年的爱情”。我一直无法把我16岁的初恋，和一场屠杀分得清清楚楚。多少次我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的青春从一开始就显得那么卑微，甚至那么可耻。革命与爱情的相互纠缠，是我可以想象的。我从小就看这样的故事长大。小时候，我曾跟父亲一起去电影院看郑义编剧的电影《枫》。那一个恋人跳下楼去的镜头，很多年来都会进入我的噩梦。这世上有哪一个少男少女，曾经幻想自己初恋那一年，有一场现场直播的屠杀呢。这些年，有一些以六四为背景的作品，关锦鹏《蓝宇》中的北京故事，一对同性恋者的激情，屠杀不过被摆在一个冷漠的位置，甚至被可耻的摆在一个催情的位置。张艾嘉的电影《心动》中，两个香港中学生，在他们初恋的一个回合里，回家刚好看好六四屠杀的新闻。但和他们的爱情比起来，北京的任何事也遥远几乎得可以被忽略。

我想这两位香港导演，只是当“1989年的爱情”是擦肩而过的噱头，但他们无法真的理解这件事。不错，六四屠杀，被说出的真相至今远远不够。但在另一层面，“六四”更多地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被言说，却很少被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被探讨。“六四”对整整几代人心灵的影响和精神的宰制，六四之后，多少人的灵魂就从此活在一个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叫我18年来，常常想到自己的灵魂就哭泣，想到这个世界的虚假就痛恨。我读过许多关于“六四”的宏伟叙事，但我的确很少读到那些细微的、私人的精神创伤。近年来令我落泪的个体精神史，是一位基督徒作家施亮的小说《安魂曲》，和我的朋友汪建辉的小说《十七年》，尽管读过的人可能不多。

一位老诗人曾对我说，我们都是89一代。因为我尽管虚长几十岁，但我们一样是在共产党开枪之后，才开始彻底觉悟的。我很感谢这句话，但它依然指向的是政治层面上的一场精神地震，而不是生命意义上的个体苦难。老先生，不是的，在六四面前，我们不是一代人。直到今天，我丝毫不了解“六四”对于赵紫阳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对于李锐又如何？对于天安门前的大学生和流亡者们，那种种苦难又有什么迥异。甚至我的父亲，他的灵魂在那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几年我在海外，见到王丹、吾尔开西、封从德等流亡的学运领袖。我和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梦想。但我却很清楚他们的89，和我的89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后天安门”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最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一种同仇敌忾的义愤，而是对一个当年的未成年人来说，屠杀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18年来纠缠不休的怨恨，不但针对共产党政权，也更加针对整个成年人的世界。从父亲，到老师；从校长，到县长；从统治者到反抗者，整个父权世界，在我面前所有道貌岸然的长辈。在那一场屠杀的前后，联合起来糟蹋了我的青春期。这就是六四屠杀之于我的个体磨难。

近年来，我在文字上仍尖锐地流露着这种怨恨。在我的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的后记中，我这样写下：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只因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说你才多大。我想说，我是谁啊，我是屠杀现场的一个未成年人。当初你们杀人，不能避着我这样的高中生吗。就像你们做爱时都避着我们一样。

没有。没有就要付出代价。”

大约两年前，我与89年的学生领袖任不寐有一场争论，在《一个人的反对党》中，以一种傲慢的语气写下：

在谈论1989的时候，有一个尖锐的、至今未被理解和区分的事实，那就是——我这一代人当时是未成年人。有人曾问我你当时不过是一个高一学生，六四和你有什么关系？六四给你的创伤到底在哪里？我说，如果有人当街杀人，围观者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你说这件事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大人津津乐道一天可能就把这事忘了，小孩子却要做一辈子噩梦。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个社会没有人来顾及未成年人的精神史，没有人去考虑未成年人的灵魂。整个杀人现场没有把儿童清场。甚至整个社会合谋在整整一代孩子的面前作伪证。并用谎言一遍一遍地为我们洗脑。我花了多少年时间和整个青春期的流浪，来寻找正确的知识，来遗忘被强迫背诵的答案，来认识你们这一代被高举的苦难。所以当你说“我们”都应该忏悔，应该为十五年来的半吊子的言论而愧疚时，我想你说的“我们”是指89一代。我想你没有资格把我、把余杰、把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囊括进来。你们在广场呐喊的时候，在屠杀之后无论选择的是谎言、沉默、转身或者流亡，你们都和共产党人一样，并没有对未成年人负责。就像吵架的父母，双方都没有残留对子女的责任心。因此我没有义务接受你的邀请与你一道忏悔，一道卑微。你的忏悔仅仅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甚至也可激愤的借用你的口气，说在1989年，除了未成年人，没有人是无罪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这就是我内心的一种情结，一种在屠杀面前对整个成年人世界的愤懑。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是我的89情结与你不一般的部分。如在今年，我起草了那一封“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信。但我内心极不愿意起草这份信。从三月份和余杰谈好由我执笔开始，我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五月中旬。不是我害怕，而是我内心的这种情结，强烈地盼望有当年的成年人、当年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比以前更勇敢的站出来做这件事。可到5月中旬我仍没有看到丝毫动静。对我来说，动笔写这封公开信是我内心深处一次极度的失望和再次的受伤害。我愿意起草这份信，这是我自己89情结的一次舒解，也是在中共面前的一种尊严。但是在我内心，我一直对这件事是无法释怀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桩真正的耻辱。就是由一个当年十六岁的孩子，在十五年后执笔这封信，来邀请你们签名。对不起，这是你们的耻辱。不是我的。

1989年春天，我在四川的一个县城读高一。到4月份，街上出现了零散的游行队伍。师生们都兴奋的摆谈着国家的局势。我是班上一份油印《语文小报》的主编，我父亲是我的语文老师。那时候我读了点刘宾雁、苏晓康，一度想写报告文学。先写了一篇明查暗访学校食堂的，指名点姓骂了校长。我的英语老师偷偷对我说，骂得好，最好把报纸贴到办公室外面去。他的怂恿使我的胆子更大了。五四游行以后，我就开始筹划北京学生运动的专刊，准备采访校团委书记，其他老师和同学，让他们谈谈对反腐败、要民主的看法。我自己刻钢板，叽嘎叽嘎就干起来了。

那个晚上，父亲跟我谈话，要我停止那一期专刊。我不同意。他也许是第一次如此语重心长的，企图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说服我，一直说到半夜一点。大意是我们过来人，知道政治的可怕，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让你这么小就被卷进去。卷进去一辈子就完了。

但我很倔。从小父亲对我实施棍棒式教育，成绩不够优秀，拿不到第一只有第二，都可能挨打。有一次家里买了苹果，放在床下。父亲说每天只能吃一个，不能偷吃。他们走后我就趴到床下，爱不释手的看啊，一会拿出来，一会又放回去。终于不敢吃。父亲回来后，叫我过去。问我是不是吃了苹果。我说没有。父亲不相信，因为他发现苹果被动过了。随后，他用一顿鸡毛掸子叫我开口承认自己偷吃，并写了三遍“我为什么要撒谎”的检讨书。这样的童年一直延续到初二，终于有一次我伸出手，把父亲的胳膊抓住，警告他不要再打我。从那之后，我对父辈及教育者的逆反一发不可收拾，父母也渐渐管不住我的言行。

所以1989年的那个春天，父亲已不可能说服我。最后只好强行没收了油印室的钥匙。那个春天是一个转折，因为一场屠杀，我对父亲的仇恨，变成了对国家的仇恨。因为邓小平和李鹏是四川人，好多年里我都对此感到羞耻。从心里觉得四川人是中国的败类。我甚至在那一年立下一个志愿，以后要洗刷四川人的耻辱。我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六四”之后批判赵紫阳的言论，更是感到无地自容。1989年6月，整个世界忽然在我眼前崩溃了。你所有的老师都在那一天之后，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不要脸的说谎者。你所有的父辈都在那一天之后，就变成了只敢在厨房里发牢骚的胆小鬼。这是个什么世界啊。还值得长大吗，还值得高考吗。我在16岁之前被养成的价值和道德观，几乎没有什么剩了下来。

6月底放假，我去成都，在舅舅那里看见了一千多张成都、重庆等地民运和镇压的照片。舅舅是一位摄影师，他叫我和表哥拿着这些照片，到七楼顶上，统统烧掉。他说，不然要按着这个抓人。我被这些照片彻底震撼了，图片的尖锐和真实，超过了我在老家能看到的一切文字和画面。我悄悄的留了大约两百张，放在我的书包里。几天后我的外婆趁我不在，搜查我的行李，把这些照片找出来销毁了。当时我实在恨不能把她扔下楼去。这个怨恨甚至一直持续到两年前外婆去世。我刚刚信主，跪在地上祷告，说这件事我不再埋怨外婆了，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其实她保护了我。他们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面，以一种世俗的智慧和家长的权柄，伤害了我，也保护了我。

但对当时的我，这一切都是成年人世界的合谋。他们不惜把从小教导我的那个世界撕碎了。那个夏天，我陷入了虚无主义，尽管我那时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9月开学后，我和一个外地转学来的女生开始了一场闪电般的早恋。就像邓小平说的，这一场风波迟早要来，晚来不如早来。长大后我常常反想，我的青春期的性冲突，和我对成年人世界的绝望与反叛，在我的初恋中到底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也许我永远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在1989年，我16岁，就成了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除了爱情，这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垃圾。所以我对学校和家长的藐视，也在那一场早恋中达到了极限。如果我必须忍受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在课堂上唧唧歪歪，必须忍受在考试中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党的伟大决议，甚至考上大学后还必须接受军训，我谈个恋爱凭什么就不可以呢。

于是我谈恋爱了，我甚至不在任何同学和老师面前避讳我的恋爱。我爱那个女孩，胜过爱这个肮脏的世界，胜过爱我的父母。我甚至是为了反对“不准谈恋爱”而谈恋爱。直到她被父母带走另一个城市。那一年末尾，我听到了黑豹乐队的摇滚，“无地自容”。我就躺在床上哭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的生命无地自容，几个月前的事遥远的就像一场梦。连真实的记忆也无地自容。这个被谎言和鲜血所遮蔽的国家，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我身边的每个人，连我的父母都是那无情转动的齿轮。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大学以后，我看到弗洛伊德乐队的MTV专辑《迷墙》，我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我的1989年。

最近几年，我总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看六四的纪录和图片。有一个报道说，有人拿着王维林站在坦克前的照片，给大学生们看，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有人回答，是行为艺术吧。前天，我给学生们讲到六四，才想起他们大多数是18岁，他们中的一大半都出生在屠杀之后。18年后，他们已经18岁了。18年后，我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我每年接触这些学生，我很清楚“六四”对他们而言仍旧是一场苦难。就算对“六四”一无所知，这种一无所知也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继续被“六四”主宰的一种方式。但我却越来越不了解，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精神史？他们的荷尔蒙，和那一场18年前的屠杀和18年后的谎言，又有着怎样的牵连？

六月，仍旧是这个共和国最残忍的月份。“六四”不是历史，“六四”也不仅仅是一件国家罪行。“六四”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今天，六四构成了统治的一部分，构成了怨恨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怯弱的一部分。两年前，我被一所大学申请调动。在所有手续中，有一个学校出具证明我“没有参加过六四，没有练过法轮功”的文件。我也的确这两样都没沾边。但当我拿着这张纸，我的屈辱就和18年前一样强烈。不同的是我已成年，不能再将怨恨单单发向一个大人的世界。可世俗的念头还是使我犹豫了，反正我又没有说谎，反正这个证明又不是我要求出的。我把它塞到文件里面，假装忘了它的存在。就像当年我痛恨的父母、老师和政府一样，假装忘了孩子们的鲜血。

后来，我的调动因为安全部门的干预没有成功。我心里非常庆幸，当我内心软弱，甘心接受一种屈辱的时候，警察竟然帮了我。这件事也叫我知道，我所怨恨的里面，明明包括了自己。我以自己是无辜的少年，看见长辈们背叛自己的良知和理想而绝望。除我之外，长胡子的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从此18年的怨恨和重担，甚至一刻也没有真正在我里面消停过。然而其实我是谁呢，我并不是一个与屠杀无关的人。那个夜晚北京开枪的时候，我的确不在现场。但当那一纸证明递给我的时候，我却回到了现场。我瞧不起的人，我和他们一模一样。

在我里面若没有自由，每一刻我都可能活在当年的屠杀现场。我就是那临阵脱逃的人，就是那卖友和撒谎的人。就如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两千年前基督被钉死的那一刻有份。我碰巧只有16岁，我有什么自夸的呢。因为先知以西结的时代，诗人艾略特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其实是同一个时代。也都是同一个荒原，同样的布满了骸骨。《传道书》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痛恨的是人行出来的种种恶行，但上帝痛恨的，永远都是人心里的恶，人心里对善的亏欠。

曾经在那片灵魂的荒原上，先知以西结对着骸骨发预言，叫他们复活。他说，“主对我说，人子阿，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阿，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先知的这一异象，在民族的灾难和诅咒中预言了将来的复兴。20世纪初的艾略特，却在诗中悲伤的回应说，“人子啊，你不能说，也不能猜。因为你仅仅知道一堆支离破碎的意象”。从异象到意象，就是从满有盼望的图画，到支离破碎的片段。当斯宾格勒写下《西方的没落》，艾略特回到古典时代，去寻找荒原的救赎。在这首长诗中，他将人类永恒的苦难，化成当下的灵魂处境。在诗的末尾，他引用《新约•腓力比书》一节著名的经文，反复诵唱：
“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

几年后，艾略特重返基督信仰，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一名基督徒。

今年，最残忍的月份还是六月。因为它一开始是儿童节，屠杀纪念日之后，又是连续三天的高考。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个预言。关于怨恨和慈爱，关于少年人和成年人，关于谎言和记忆，关于骸骨的复活，荒原的拯救，和“出人意外的平安”。

两周前，我收到一封中学生的信，叫我想起18年前的自己。18年前的个体苦难，甚至在下一代人身上仍在继续。我将这封信摘录如下：

王老师,我是一名高二的辍学学生。初二的时候是我的启蒙期，那时候看翡翠台香港的新闻，发觉和大陆这边的的报导模式很不一样。就这样连续看了一个暑假，然后从各种渠道弄到了一些书.从此改变了认识事物的方法，知道了新闻自由，民主，看到了国内教育的动机。初三那年，我在试卷的作文题提到了“六四”，里面骂了共产党。试卷发下来后被学校开除了。那时我就在家里待了一学期。初三第二学期找了家学校参加了中考，上了高中以后听不下政治和历史课,一塌糊涂,整个高一和高二第一学期都在茫然中度过。高二第二学期就是年后，我就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去香港看了几天。回来后我又进去学校了,我不想回去，我在里面坐不下去,但是刚好这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于是我立刻表白，被拒绝了,再看看教室里的学生,看看讲台上的教育者,我心灰意冷,把心一横,离开了学校，到现在差不多有两个月了。

在学校时很反感,离开这段时间整个人又不知去向,真的很茫然,昨天晚上看了你的文章《在作弊中慢慢成长》,我感受良多,如果我现在在学校，这篇文章一定能激起我的激情，但是离开学校后整个人没了底气，看到你这篇文章觉得字字珠玑,可就是”狂”不起来了。这些日子我自己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不是否定你们,我坚决拥护自由,民主,思想独立.但是以我现在的体会，在中国年纪越小的人，越早接触这些东西对他在这个社会的立足越不利啊。明白的越多,书越读不下，成绩越烂，上不了大学,或者干脆没读完高中,出来社会。这样的人在中国可有立足之地,如何挣钱,没有钱如何生活。矛盾,一百个矛盾,王老师你说你在大学启蒙,现在我自己意志消沉,总爱往偏处想,有时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上了大学以后才接触到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已有了资本。哈哈,我这人现在一摊泥.想不明白,确实很矛盾,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最后我想说，我不后悔接触到这些真理。

这是我收到过最痛心、最沉重的一封信。老实说，这个世界我们负不了责。我们需要呼喊，也需要宽恕。需要被建立，也需要被医治。每一个人的“六四”都是一场个别的苦难，从垂垂老矣的流亡者，到这个辍学的高二孩子。但是人子阿，骸骨能复活吗，罪恶能被挽回吗，这个国家还要把多少人的青春期，拿来献给这个纪念日啊。

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2007-6-3夜，为下一代的孩子们祷告。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