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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普及，对财产权的探究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在市场经济时代之前，财产权不仅是一个极端贬义的概念，而且几乎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了。现在，财产权的概念，在公共舆论中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进入了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日常语言工具书。不仅如此，《词典》还能用中性的语言来定义这些概念，这样的变化说明社会在进步。

在一次查阅《现代汉语词典》中，偶然跃入我眼帘的“财产权”词条，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根据《词典》，财产权是：“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如所有权、继承权等。”《词典》把财产权归结为某种与经济利益有关的民事权利。这使我联想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把对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的事实。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如果财产权仅仅是与经济利益有关的民事权利，为什么非要把这样的普通民事权利写入宪法呢？由民法来加以规定不就可以了吗？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把对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是不是意味着：要么这些宪法多此一举，要么财产权的本质不在于它是一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从财产权概念的起源来看，这个概念，与许多其他民事权利（如债权、继承权）不一样，不是由法学家或民法学家们提出的。弘扬财产权概念最有力的，在西方早期和近代通常是一些与法学毫无关系的哲学家，如约翰·洛克。他不是从民法，而是从天赋人权、政治正义和有限政府的角度来论证财产权的本质的。在20世纪，一些经济学家也挑起了诠释财产权的重担，有趣的是，其中的佼佼者们既不是从法学也不是从经济学而同样是从政治正义和宪政的角度来阐发财产权的，如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这样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家。

财产权首先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包括政治权利与法律权利在内的众多权利的基础。各种各样的自由都与私有财产的安全紧密相联。在视财产权为基本权利的观点看来，把财产权理解为经济权利、尤其是福利权之类的民事权利，在财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乃至经济制度之间划等号，其后果是把财产权狭隘化了，这是对财产权作为文明社会的价值支柱的矮化和削弱。

财产权，作为天赋权利，来自人的天性、来自人格的权利。财产权中的人性依据从以下的事实中明确无误地折射出来：每个男男女女都有自由追求个人目标的本能，对财产都有内在的需求。对财产的取得与支配深深地植根在人性之中，而这些又来自于人的生存本能。人的天性中都有向上的驱动力，希望过更美好、更称心如意的生活。试图消灭财产权者所动用的巨大的强制手段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种天性的强大与顽固。一个健全的人包括三个位格：主格、宾格和所有格。其中，主格与所有格都离不开“占有”（财产）的资格。剔除了主格和所有格的人格不仅不是健全的人格，而且只剩下被占有、被支配、被奴役的位格：宾格。

前人说过：财产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卫士。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自由。杰斐逊曾指出：财产权是人性的必然产物，因为人生来就是业主。我理解，这个“业”是人的“自身”，也是满足人的生存所需的各种要求及相应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财产。所以，最基本的人权是人自我拥有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切权利都可以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理解。当人们失去财产权的时候就失去了对自己的支配权。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财产权。例如，迁徙权来自于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言论权来自于支配自己嘴巴的权利；信仰权来自于对自己良心的支配权。财产权作为一项普遍的权利，是人人无分贵贱享有的平等的权利，是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受到同等保护的权利。

不仅如此，每个人的正当财产是每个人的自然延伸，西谚里有“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的正面论证，中国人有“打狗还得看主人”的反面论证。离开了财产，每个人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所以，财产权首先是来自天性的根本权利，其次才是民事权利，而不是相反。财产权首先既不是私法概念，也不是公法的概念，而是一个关于政治正义的概念。在根本上，财产权是即使任何法律都不承认、我们也拥有的权利，因为财产权是来自人的天性的天赋的权利。要改的不是要天然拥有财产权的人放弃财产权，而是要把不保护财产权的法律改成保护财产权的法律。在没有法律的地方，财产权没有保障；在法律不保护财产权的地方，财产更没有保障。

人类文明走过的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人类对财产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上，不喜欢财产的人不能说没有，但至少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大梦初醒之后，大梦初醒之后的好货逐利的冲动无视一切阻力而勇往直前。在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占有一定量的财富。财产权本应是每一个想活下去的人都应堂堂正正享受的权利，奇怪的是，尽管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宪法和法律都程度不同地承认了财产权的正当性，但是在思想观念中，人们对财产权仍然怀着深深的傲慢与偏见，心仪之而口非之。这或许应了一句老话，爱之愈切，责之愈烈。即使有勇气承认财产权正当性的人往往只是把财产权当做一项应受到极大限制经济权利；否定财产权的人则把财产权当做人间“万恶之源”，必欲连根铲除而后快；却很少有人愿意从经济、法律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财产权，从政治和社会哲学的角度去考察财产权与人类文明的互动关系，具体地说，考察财产权是如何促进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的。

 

机顶盒，一种崭新的高科技产品正迅速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

按照广电总局《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及《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的要求，到2005年，直辖市、东部地区地（市）以上城市、中部地区省会市和部分地（市）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省会市的有线电视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08年，东部地区县以上城市、中部地区地（市）级城市和大部分县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地（市）级以上城市和少数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0年，中部地区县级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5年，西部地区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届时，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模拟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

目前，全国范围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有线电视的数字化改造，线路的铺设与设备调试是普通百姓视野之外的工作，对于一般电视用户来说，他们能够看得见的，是与电视相连接的一台终端设备——俗称“机顶盒”，它使模拟电视可以有效接收数字电视信号。

按照广电部推广的“青岛模式”，多数城市正在重复“免费发放机顶盒，强行关掉模拟电视”的做法，机顶盒的免费发放可以部分消除数字化改造的阻力，而强行关闭模拟电视的做法则迫使绝大多数原有有线电视用户接受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推广工作的组织成本和技术成本。但是，即便在强行关闭模拟电视后，统一完成了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城市，各方面并不认可这种政策催促下的数字化电视“大跃进”。

以一个50万用户的中等城市为例，要实现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设备和网路的改造、机顶盒免费发放以及购买节目内容的费用约需5亿元，而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整体转换资金预计超过30亿，与此同时，电视用户的收视费也在成倍提高，目前，已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地区，用户每月收视费一般在30元左右，但是，仅靠收视费的提高并不能保障数字电视系统投资者的收益，全行业把盈利的幻想寄托在未来虚无缥缈的增值业务上。

粗略估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电视整体转化需要至少1000亿的先期投资，从目前情况看，投资多依靠银行贷款和预收收视费，而这只不过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部分，对电视用户来说，较之以前的有线电视，每个家庭要为新的收视方式每年多支付至少150元的费用，尽管这远不足以保障数字电视信号转接者赢利，但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每年大约400元的收视费却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赢利模式的瓶颈和居民的抵触显然使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遇到了困难，据了解，国内四十多家有线电视数字转换的试点单位，除了青岛、大连、太原等城市外，其他城市有线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工作十分缓慢，推广的难度在于，机顶盒的价格、“月租”及点播等服务的收费难以让观众接受。事实上，以政府意志来强制推行数字电视是否必要，已经引起怀疑。

从技术上说，以接收设备区分，电视数字信号的接收方式至少可分为四种：1，数字电视机顶盒（DVB－C）；2，卫星数字机顶盒（DVB－S）；3，网络电视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浏览互联网）；4，VOD数字机顶盒（基于宽带网，可实现上网和双向视频点播功能）。DVB—C，即广电部催促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所必须使用的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接收数字电视信号，而DVB—S则是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小耳朵”相连接的另外一种机顶盒，用来直接接收数字卫星广播节目。

在此，需要将DVB—C和DVB—S的区别作进一步的说明。

目前，国内DVB—C机顶盒和DVB—S机顶盒的最低生产成本分别约为300元和80元。也就是说，在用于数字电视接收的两种机顶盒中，我们选择了较贵的一种，但这种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DVB—C是有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而DVB—S则是无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这就意味着，使用DVB—C接受数字电视信号的最大一块投入还不在机顶盒上，而DVB—S的接收方式中，机顶盒是主要的投入。

在许多人听来，DVB—S是个很陌生的缩写词，但如果说出另外两个与此紧密相关的俗称——“锅”或“小耳朵”——很多人就明白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家庭私自安装DVB—S是非法的！

但是，无论是否合法，DVB—S提示我们：尽管电视信号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化是满足人类新视觉享受的大势所趋，接收数字电视信号的方式却并非只有DVB—C一种。实际上，DVB—C接收所实现的功能，不过是将卫星传输的信号加以处理，再传送到居民家中，而这一功能，完全可以用廉价的DVB—S接收系统直接实现，一步到位。

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分别为DVB—C和DVB—S算一笔经济帐。以一套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五年来计算，采用DVB—C的投资为：先期投入（包括线路铺设、机房设备、机顶盒及组织管理费用等）1000元，五年中的收视费用约2000元（中长期而言，收视费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共计3000元。那么，采用DVB—S接收的全部费用是多少呢？

五年，300元。是的，300元，没有写错。机顶盒、卫星天线（俗称“锅”或“小耳朵”）、高频头、数据线的市场零售价格总共200元，安装费100元。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费用，卫星电视信号是从卫星上免费接收的（加密频道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DVB—C方式接收加密频道同样要另外收费）。

当然，除了行家之外，在目前市场上很难以200元的价格买到全套DVB—S接收设备，也很难以100元的报酬请到安装人员，但是，如果给DVB—S系统与DVB—C系统相同的政策环境，这个价格甚至还可以下降，目前市场上动辄上千元的安装服务是因为政策打压的结果，政策的压制造成了信息阻塞和从业者的法律风险，它们才是目前卫星电视安装的主要价格构成。

由于科技进步和人类经济行为日益活跃的缘故，大功率的电视信号转播卫星已遍布天空，目前，中国境内可以接收到信号的电视卫星不下十颗，仅东经105.5°上空的亚洲三号卫星，就可以向中国境内的收视者提供100多个频道（半数以上为免费频道，其中包括CCTV和国内多数省市卫视节目），也就是说，花上300元钱，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至少几十个免费频道的节目，除了国内电视节目之外，还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沙特、卡塔尔、叙利亚、阿曼以及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上星频道。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居民家只要有片直径半米多的空地，放下一个“锅”，简单调试后，就可以收看节目了；在集中居住的城市地区，一座楼房或一个单元的居民，则可以共同安装使用一个“锅”，再花几块钱买个电视信号切换器，同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免费数字电视节目（多家共用一个“锅”还能再度降低设备购置成本）。

总之，同样是收看数字电视节目，以DVB—C的接收方式，中国每年大约花费600亿元，而以DVB—S的方式接收，只需要花费60亿元，至于另外的两种数字电视接收方式——网络电视机顶盒和VOD数字机顶盒，主要依托于互联网信息，多被用于KTV练歌房，与DVB—C接收不具备可比性，在此不作讨论。

DVB—C接收相对DVB—S接收的优势是信息互动的功能，但是坦白地说，这些信息互动功能多是华而不实的摆设（尤其是互联网已经基本在城市普及，这些功能多系无用的重复），而从数字电视主要作为获取信息渠道的功能来讲，DVB—C接收反而无法与DVB—S接收相比，管理部门的政策清楚地规定了DVB—C接收数字电视的禁区：家庭电视不允许开通境外频道。不仅香港地区的电视节目（如凤凰卫视）不允许进入，就连那些用阿拉伯语讲经的节目也不允许。

节目内容的限制才是问题的关键！

看上去，这里面有一笔很不划算的经济帐，既然DVB—C接收较之DVB—S接收显得如此昂贵，为什么广电部急不可耐地大力推行DVB—C接收系统呢？原因就是于DVB—C接收可以方便有效地对电视频道进行筛选过滤，而直接从卫星上接收信号的DVB—S系统则无法控制。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广电部急于推广DVB—C接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面对数字时代无法遏止的视觉需求，以抢占先机的策略封堵DVB—S接收和网络电视传播的空间，与此同时，各地经常对经营和安装DVB—S接收设备的行为进行打击，动辄处以罚款乃至判刑。一方面是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则是全力扶持，昂贵的接收方式便成了人们被迫接受的选择。

当然，仅从技术上说，DVB—C接收并非不可以接受，但它绝不应是唯一的选择，更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推广，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既未经充分论证，也不拿到社会上进行讨论，就仓促上马，除了思想控制的需要，我们实在找不出其它的理由。

实际上，如果说东经146°的马步海一号卫星（俗称“菲律宾梦幻”，主要提供欧美英文节目）和东经76.5°的亚太2R卫星（主要提供台湾和香港地区节目）偶尔带有敏感内容，那么，亚洲三号卫星所提供的节目，似乎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颠覆性（在内蒙、新疆、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由于有线收视的昂贵，亚洲三号卫星提供的节目一直被广泛接收，禁而不绝），在以DVB—C接收方式向部分城市居民提供接收服务的同时，完全可以让观众直接接收亚洲三号等卫星的传送信号，来共同完成中国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但是，广电部显然认为：如果让中国民众听到不知所云的阿拉伯语，或者收看了境外电视台提供的风光节目，仍然有损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没错，即使是风光节目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有段时间，我常借助亚洲三号卫星的转播收看西亚风光片和印度音乐片，这些节目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广阔，尽管只是言语不通的图像，却也能颠覆我们被打小培育起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意识到，电视台是可以不在晚间七点钟转播CCTV《新闻联播》的，那还得了！

狭窄的言论空间内，太多的谎言，根本无须加以驳斥，只要让人们亲眼看见外部世界，谎言就没了市场。

于是，为了抢占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为了坚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广电总局毫不犹豫地替我们选择了DVB—C机顶盒，这是一种具有“政治远见”的选择，但它意味着每年多出500亿的开支。谁说政治不能当饭吃！500亿，本来是可以用来吃的，现在，在广电部的控制之下，我们却只能拿政治当饭吃，他们限定我们必须吃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

而在推广DVB—C的过程中，即使收视费不足以支付基本运营成本和贷款利息（中长期来看，收视费必然会大幅上涨，垄断行业想涨价实在太简单不过），仍会有人在这一推广过程中赚个盆满钵满，在一个城市里，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台的机顶盒采购，大功率信号接收与转换设备的采购，意味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这从另外一方面说明政治是可以当饭吃的。

强权政治的愚民政策之需和官员的利益驱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从来都会选择畸形制式——这一次，制式的标准规格，一律被称作：DVB—C。

首发民主中国

 

学渊评：中共的格局和路线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有香港《苹果日报》张华作文说那是“上海帮”的失势，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胡锦涛的“团派”的失落。不妨请看，李克强、李源潮们的仕途更辉煌了，还是变得暗淡了？毛泽东对待刘少奇，邓小平处理杨白冰的故事当然不会重演，曾庆红是会给他们留面子的，也只有和风细雨中才能让人体会“众望所归”。

又有方觉先生说“团派掌权没有政治合法性”，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共产党掌权没有政治合法性”，但这样的说法脱离了中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实际。至于方先生批评胡锦涛用了一大帮“工农兵学员”，我也并不认同。“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的一代沉淀，他们不可能都是优秀的，也不可能都是的愚昧的；正如说全体“清华大学毕业生”都是人类精英，也一样是荒谬的。

在中国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等级社会里，干部子弟（或曰“红色贵族”）在天上，宽松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有优越感，因此他们的性格一般比较开朗一些（有点象美国儿童），当然“优汰劣胜”对他们的伤害很小，他们不会象沈元、林昭、遇罗克那样：优秀，乃至被枪毙了；是“文革”也拯救了他们“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灵魂。他们称不上是一个平等社会中的优秀群体，因为他们有严重的等级观念（这点又很不象美国人），但他们中间有优秀的分子。

中国社会的“优汰劣胜”不只是在文化革命才开始的，因此在对人的问题上，还是要有尊重历史的态度。事实已经证明，胡锦涛是根本不行的，他是在压力环境中长大的，他没有“红色贵族”们的自信，在“总书记”的位上，天天事事还在“向党表忠心”，自己的思想被禁锢了，还要搞什么“金盾工程”。至于“红色贵族”是来操作一台老旧失灵的机器，还是来改造共产党，更新中国的制度？都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张华：曾庆红势力隐然成形

习近平上星期五从浙江省空降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后，揭开中共新一轮省委书记大换班的序幕，紧接，天津等四个省市的“一把手”也进行大执位。从这一波省委书记的换班行动来看，大赢家并非胡锦涛，而是近年手执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除了习近平，原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调任另一直辖市天津任市委书记，这两人笃定会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率先曝光的两名政治新星。此外，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原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则出任陕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安顺，调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内定接任市长。

这些诸侯更替，事关今年秋天中共十七大最高领导层人事布局，因此备受瞩目。这些省级人事变动方案，确实让外界相当意外，而随中共十七大逼近，相信越来越多敏感省分，例如广东、北京、重庆等，都会出现新面孔，预示更多十七大政治新星陆续曝光。

封疆大吏多“曾派”

过去五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或“江派”逐渐失势，很多“江派”人马的仕途都已走到尽头，很少获得拔擢；而且，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下马、黄菊病重而大权旁落，都预示江派人马将从北京政坛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共青团系统），胡的人马已成为当时得令的炙手可热人物。不过，从今次涉及五省市的省级高干调动来看，一股新势力已在中共高层隐然成形。

在今次五名新封疆大吏中，有四人是曾庆红人马，分别是习近平、张高丽、赵洪祝和王安顺。众所周知，曾庆红是“太子党”首领，近年与他关系密切的太子党成员，包括中组部长贺国强、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商务部长薄熙来等，都获重用。习近平今次出掌上海市，固然与他主政浙江时，成功说服浙江官员在规划定位上全力配合上海，要浙江甘心做上海的后花园，令中央对他刮目相看，认为这是顾全大局的表现；但同样重要是他的“太子党”身份。

曾庆红的人马，除了高干子弟，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石油系统。曾庆红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获得父亲的老战友、主管计委和石油系统的副总理余秋里照顾，担任余的秘书。因此，石油系统，特别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正是曾的嫡系。随曾庆红权势日涨，石油系统出身的国务委员周永康、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等都获得重用，而今次获得调升的诸侯中，张高丽和王安顺都长期在石油部门任职。至於赵洪祝，是曾庆红担任中组部长时，一手提拔的爱将。在今后几个月，相信还有更多的「曾派”曝光。从上述中共领导层可看出，“曾派”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对胡锦涛应会产生一定压力。

《苹果日报》

 

2007年3月28日晚间，在屡次删贴中维持多年的博客中国网站专栏作家、博客主人昝爱宗的VIP博客终于被封锁，网友点击网址（http://zaz.vip.bokee.com/）时被告之：”此用户不存在或已被删除，请核实网址！”昝爱宗在博客中国网开设的博客是第一个博客，自2004年开始发表文章以来也是第一次被关闭。

昝爱宗还是博客中国网http://vip.bokee.com/传媒栏目的特约主持人，并配有个人头像照片，现在发现该特约主持人已经被悄然换成：殷谦，是一女性作家。

本来，昝爱宗在博客中国开设专栏，是三四年前由当时的主持人古川先生所邀请，虽然昝爱宗也应邀为博客中国写过一些文章，也有一些被突然删除的，但昝爱宗一直表示理解。可这次突然被关闭博客，实在出乎预料。截止到2007年2月，昝爱宗的博客自2004年以来有专栏文章184篇，访问次数高达692854点，更有很多网友评论，现在都不能看到。

由网络界名人方兴东创办的博客中国至今没有给昝爱宗任何书面解释或者说明。

与此同时，昝爱宗还看到，原本在新浪网每日评论专页左下角特别推荐的名家专栏博客中的昝爱宗名字已经被替换掉，网络地址是：http://news.sina.com.cn/opinion/index.shtml.昝爱宗在香港凤凰卫星电视所办的凤凰网上新开的博客http://blog.phoenixtv.com/user3/zanaizong/也被突然关闭，上面大约有六七篇无关敏感问题的中性文章被全部删除，不能访问。本来，原博客中国网主持人古川先生刚到凤凰网工作，邀请昝爱宗也来做博客，表示现在管理有放松的迹象，谁知目前已经到了严格控制文字的特别程度。

此前，昝爱宗的和讯网博客被封闭，不能访问；万科周刊的专栏博客也被彻底删除；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博客等多个博客遭遇删除文章待遇，甚至有的博客还有敏感词限制。2007年以来，昝爱宗就连到香港参加中文笔会的会议也不能成功，最近浙江杭州还有一此诗歌界的聚会邀请昝爱宗参加，也被有关部门阻止，而且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证明和正式理由。昝爱宗认为，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网络控制会加强，不但BBS论坛，还有博客，都将会受到严密监控，言论发表受到很大的限制。官方这样做是对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肆意侵犯，也是与宪法规定背道而驰的。

 

汪洋书记：

此时此刻，您作为重庆直辖市的一把手，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全国舆论的关注，我想重庆的千千万万普通市民也在关注着您：我们的市委书记该是怎样一个人，他该如何对待杨武、吴苹如同大海孤舟般的私有合法房产呢？假如市委书记换位思考，把自己设想为杨武一家人，又该是如何妥善处理呢？

法学专家江平说过，只要合理补偿，没有不能拆的房子，因为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同样道理，”公共利益”不是谁说了就算，”漫天要价”也不是谁说了就算，凡事都要以法律、法规等事实证据为准。即使房子要拆，总要有个拆法：应该依法补偿的要补偿，要合理；应该依法赔偿的，也要合理。人都是血肉之躯，没有过不了的河流，也没有沟通不了的感情。

3月29日，也就是杨武私房面临法院裁定强拆令发布一周后，杨武提出要见汪洋书记。杨武对新京报记者李艳说，”房子可以拆，而且可以不要一分钱的赔偿，只要汪洋书记来到现场。”他还说出自己有很多委屈要说，开发商有重庆某单位的背景——如果是政府及官员背景，一把手更应该严格核查，实事求是地公布核查结果。

只要能够见到汪洋书记来到现场，杨武愿意马上从房子上下来。这可是一件好事，杨武已经声明虽然坚持了两年半，但房子并非不能拆，只要见汪洋书记。这样的声明，我想是杨武一家的对外承诺，承诺即约束，有约在先，只要在这个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汪洋书记能够体谅民情，深入基层，甚至不辞劳苦到面临被拆房子现场看一看，沟通一下，好事就能够变更好的事情。

关键时刻到了，领导者作为业主和开发商所扮演的中介角色至关重要，而有时候领导的缺席往往会令基层的执行者误判，后果不堪。在此，我以作家和公民身份公开呼吁，请求汪洋书记能够出面上这个台阶，通过一次官员与公民的对话，便可以使杨武先生走下坚持了两年半另加一个星期的台阶，这样做岂不两全其美，获得和谐的双赢？

在我印象中，汪洋书记近二十年前就因政绩突出已经获得大名了，当时您作为安徽重要城市铜陵市政府的一把手，以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开放之举，赢得了舆论的厚爱。比如1991年发起的《醒来，铜陵！》一文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敢于解放思想，又敢于打破束缚地方发展的”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获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经济日报》响应，给予旋风式的报道，最后又获得邓小平的赞许。现在快二十年过去了，您已经成为中央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说明中央重用您，您是实干型开拓型的人才，而且相信您也有能力能够妥善解决类似杨武一家遭遇的涉及民生民权的焦点问题。

作为一个领导人，凡事能够为民事必躬亲，以民众利益为至高点，兢兢业业，以德抱怨，任劳任怨，势必获得人民的拥护。在中国和外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尤其是改革派，有时候一位领导人到场表示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就可以化解一个危机。温家宝总理当副总理的时候就说已经走过了全国1800个县，了解民生多艰；而台湾的政治人物蒋经国考察民生，轻车简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以罕见的忠勤任事，解决遇到的难题，获得民众拥护。

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邓小平也曾经这样说：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无论做官，还是普通公民，都要实实在在，实事求是，诚信为本。胡锦涛去年提出的”八荣八耻”也是要求全民遵守一定的道德约束，知荣知耻。

眼下，大众眼球关注的”钉子户”事件，远远不是媒体限制报道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包括重庆报纸在内的新闻单位即使不报道也不能避免事情的发生，更不代表事情已经结束。面对这一敏感的突发事件，假如地方官员的强硬处置，更强化了事件的负面色彩，更不利对《物权法》的宣传和普法。有一个道理，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同样好事也可以变坏事，通过重庆的”钉子户”事件正好可以检验重庆执政府的执政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钉子户”事件正是当下最大的国情，解决好了，利国利民。正如《南方周末》评论员陈敏先生所言，如果地方官员稍具政治智慧，在”史上最牛钉子户”那张堪称经典的照片见诸报端时，不是恼羞成怒，而是柔性应对，先平息社会情绪，待舆论风暴过去之后，再与业主从容谈判，显然就不至于把业主逼上孤岛，也就不至于闹到今天这步田地了。那道强制拆迁的最后通牒，无疑出于地方官员的傲慢。自以为凭借其垄断的公权力，在其领地内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哪知道一声令下，反而逼得业主破釜沉舟。单就硬力量而言，业主与地方官员肯定对比悬殊；但业主一旦豁了出去，登高一呼，马上竟应者如云，强大的软力量，亦即人心的力量，竟是地方官员根本无从预料也无从抵挡的。局势至此急转直下，地方官员已经高高举起的铁拳只好颓然收回。事实上，当杨武跨上孤岛的一刹那，就等于宣告地方官员自断退路。地方官员的初衷本来是要挽回面子，结果更丢面子，迄今找不到台阶下，纯粹自取其辱，对烘托业主的英雄气概，对提升事件的冲突性、戏剧性，居功至伟。

现在，《物权法》也已经获得高票通过了，温家宝总理也公开表达如何获得快乐要”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温家宝还曾强调过，自由意味着责任，但人人皆知个人的自由建立在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基础上，无论对于杨武一家来说，还是对于开发商来说，自由是双面的，既保护自己的自由，又不能妨碍彼此的自由。既然我们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然有”开化的大地”和”解冻的河流”，那么人们就可以依法办事，合理办事，这样才能自由地”得着春天、得着光明，得着幸福、得着自由”.这样的得着，才是真正的”得着”，才能保证开启真正的保障私权和人权的时代，保证中国的人权事业更上层楼。

请汪洋书记认真对待民众的建议，送给您这位安徽出来的人才两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自然而然，方能水到渠成。

祝福您！

作家  昝爱宗2007年3月29日于杭州

 

笔者全家从美国回港，今天在电视里看到香港第三届特首选举，并观看了紧接着举行的「城市论坛」，有些感想代表全家写下来，供大家指正。令笔者奇怪的是，以前在维园公开举行的「城市论坛」也变成小圈子论坛了，儿子说可能想避开「维园阿伯」的骚扰，其实我觉得维园阿伯已经成了香港特色之一，弃之可惜，他们的叫嚣正彰显了香港的公开公平，订下几条听众守则不难解决.我们港人在反对小圈子选举的同时，本身也不应该将公众论坛变成小圈子论坛。

其次是「人大代表」王敏刚先生在城市论坛的言论，实在令人不齿.他说，「普选不等於一人一票。」那么请问王敏刚先生，你认为的普选等於什么？全世界公认普选的定义就是「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天赋人权，无论男女老少，种族民族和富贵贫贱都是平等的，没有谁的生命比别人的更可贵.每一个人都有一票用以推举管理自己的政府，如果连一人一票这个最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了，谈何「普及」？王先生说，这八百个「选委」里面有二百多个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是直选产生的，所以由这八百个「选委」代表我们七百万港人选特首就已经是普选了。真是荒谬至极！区区二百几人在八百个选委里面只佔少数，那么很明显其他五百多个非直选产生选委就是钦点的了，他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代表我们选举特首？我们什么时候委托过他们代我们投票？同是香港人，为什么他们有权投票而我们没有？谈何「平等」？况且，我们选出这二百几个人是作为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并非作为特首选委，有些人合适做这样事情，不等於合适做那样事情，怎么可以张冠李戴呢？

王敏刚先生还说亚洲非洲有些国家和地区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结果导致屠杀和政局混乱，而欧美先进国家都不是一人一票直选，叫香港人「不要迷信民主」。王先生未免太无知了！他以台湾总统直选为例，说台湾政局混乱全是因为一人一票直选而引起。须知台湾直选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首次全民普选，从五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民主社会的新阶段，当然很多事情需要学习，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丝毫不值得奇怪，请王敏刚先生问台湾人民有谁愿意再回到独裁专制的旧社会？这些国家和地区所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且不是不可克服的制度缺陷，和一人一票普选无关；相反，香港社会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却是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王敏刚先生有意混淆了普选和小圈子选举，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区别，普选和非普选（小圈子选举）是选举性质的根本差别；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只是选举方法的差别.英美的间接选举是以一人一票的普选为基础的，全民一人一票选出各州按人口比例规定的选举人后，选举人必须按照本州的选举结果投票，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丝毫没有改变它的全民普选性质.试问王敏刚先生，香港这八百「选举委员」是经过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吗？他们投票代表了选民的意向还是自己的意向？他们的这一票向谁负责了？王敏刚先生甚至说香港特首选举让全世界开了眼界，见识了什么是民主普选.王先生太狂妄了！是的，经过这场闹剧丑剧，全世界都见识了什么是专制下的所谓选举，说得难听些，令人不由得想起了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满洲国皇民选举.

（25/3/07）

（3月27日略有删节刋於香港「苹果日报」，3月26日全文刊於「新世纪」网站）

 

 

准确地说，这标题应该叫做独裁政府是如何监视和窃听公民的私人活动并因此而侵犯公民权利的。有时准确与简洁是一对矛盾，所以只好来一点这样声明似的修补。上个月底买了几十张碟子，已经看了《人民公厕》、《甘地传》、《窃听风暴》三部。我孤陋寡闻，此前从未看到过三部片子的介绍。连朋友王怡所写的关于《窃听风暴》的评价文章《我们头顶上干净的天空》，都是我贴出所买的碟子，拜朋友之介绍而去阅读的——胖子这文章实在写得好，以至我现在来写点介绍文字，颇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的“影响之焦虑”——从不看碟片的我，第一次搜罗碟子的质量之高，还是值得自我表扬一番的。

《人民公厕》具体如何，可以仔细分析，但影片开篇抱小孩于街头撒尿的镜头非常亲切。你会说，这不雅观，但这里不能如此评价，因为物事不只有一种评价标准。另外有两个细节值得记住，一是在医院里小孩为取乐已经重度昏迷中的一位奶奶，利用光的折射原理，拿一百元的人民币弄出毛泽东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傻笑，一会儿愁眉苦脸的表情，这里面有值得玩味的地方；二是两位老头坐在公厕之上方便时谈关于“监屎官”的事。《甘地传》无愧于得到一九八二年的八项奥斯卡大奖，从声音到色彩，从人物到故事，都可谓十分用心。甘地这位无权无势的人，却开创了人类解决冲突事件的非暴力路子，虽然人类为了各自的利益残暴到不愿去学习这一切，但甘地的伟大与不朽，不会因此稍减。爱因斯坦说得对，当后世的人看到甘地的作为时，简直不相信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我就不例举他一生所做的一切细小而伟大的事了，让我随举他所说的两句话，一是他说：“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都盲目了”；二是他还说：“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

而看多纳斯马克所导演的《窃听风暴》带给我的是不同于《甘地传》的另一番震撼。我们就生活在与《窃听风暴》一样的独裁统治环境下（只不过影片的发生地是中国曾经的社会主义兄弟东德），边看影片边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惊耸感，令人背脊发凉。因为窃听是无所不在的，手段无所不有其极，告密人数之多，对作家及异义人士包括所有民众的迫害，可以使每个人变成疑神疑鬼的神经质的病人，可谓令人惊骇。不过，多纳斯马克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单纯地接露独裁者的无恶不作，而在于通过窃听员维斯勒（饰演此人的演员乌埃的妻子就曾告发过他）因为窃听著名作家及演员德雷曼夫妇的生活，而暗中保护了他们的故事，表现了一种人性的和解。这保护当然不是英雄救难式的俗套，而是冷静、细腻、符合人物发展逻辑的故事演进。看后不能不叹服多纳斯马克高超的导演技巧。

具体片子如何震撼人，大家可以自行去看。让我抄一段从王怡那里摘来的，有关东德国家安全局秘密警察的相关数据。东德国安部8万5千名特工，它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亦即180万，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现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同样令人发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监听中国公民的行为，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何日才能得以重现天日，我不能作准确之预测。但我坚信，终有一天大家总会看到，不管这时间是一百年还是五百年。到那时，我希望我们的的后代，家祭毋忘告乃祖。恐怕到时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同一时刻都是洒向先人的酒水，都是告慰先人的话语，人们从来没有像这样悲欣交集过。

2007年3月4日8：30分于成都

【《朝鲜日报》3月24日文章】题：中国人都是“慢慢地”?

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是根据19世纪末实际发生在俄罗斯的近亲杀人事件为基础创作的小说。小说中，贪婪与淫荡的代表人物卡拉玛佐夫被自己的儿子德米特里杀害，德米特里是卡拉玛佐夫和一个自痴女乞丐所生的孩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小说《罪与罚》叙述了贫穷的法律系大学生拉斯阿尼科夫杀害一个高利贷老太婆的故事。最近，笔者身在中国看着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事情，不禁联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19世纪末的俄罗斯。

虽然天下人都在说：“中国作为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经济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发展”，但在北京、上海、重庆的后街小巷中，仍然生活着中国的卡拉玛佐夫、德米特里、拉斯柯尼科夫。不久前，在北京新东方大厦停车场，一个29岁的女人拿着铁锤猛砸高级轿车。在她挥动的铁锤下，奥迪、别克等4辆高级轿车遭殃，作案者被停车场管理员扭送给警方。她对警方表示，之所以砸车，是因为一个与新东方有着某种关系的男人玩弄了自己。结果，她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其家人赔付汽车修理费1.4万元人民币。

上月，山西省大同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名黑车司机将客运管理处稽查员殷少华殴打致死。所谓“黑车”，并不是出租车，而是用私家车做出租车生意的无证车。殷少华发现这一情况后，向警方报案，司机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将其杀害。行凶时，他辱骂殷少华说“你也不是警察，干什么不让别人做生意”，并用事先准备好的镐头将被害人打死。

最近，北京每天都有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其势犹如雨后春笋，到处有写字楼和宾馆、高层公寓在建设之中。但在相对僻静的后街小巷，拆迁旧建筑的拆迁办人员与居民之间不断发生摩擦。本月7日，北京大学附近的海淀区后巷，67岁的居民王淑兰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拆迁办人员用砖头打破了头，惊怒之余当场心脏病发作而晕倒，虽然被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身亡。

在大人们全力追求欲望和金钱的环境下，青少年不可能不受影响。一个姓王的北京某高中学生参加了高考，但成绩远远不及他理想中的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录取线，他感到绝望。这种绝望又激起了无名的愤怒，心中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他的这个朋友是个模范生，是他的小学、初中同学，但一直以来取笑他学习不好，不仅给他起了难听的绰号，还经常打他，想到这些，他拿着菜刀闯进朋友家将其杀害。

都说中国人凡事都是“慢慢地”，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已经不能再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中国人。如果在北京机场打车，让司机送你去距离比较近的地方，司机会抱怨说“我已经排队排了三四个小时，只摊上十块二十块的活儿”，还会无故发火，像耍杂技一样飞速开车，令乘客大惊失色。再看看中国的电梯，没等电梯门完全开启，人们就会争相挤入，站在按钮前的就像发电报一样不断按着关门按钮。

追求金钱与欲望的社会风气，在中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从反左到反右

回顾人类文明进程，“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说，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降职），“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又比如说，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更是“右”、“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显然，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的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因此失去原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而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为“两家争鸣”，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我们称“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思想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继资本之后对知识的没收。其结果是，社会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不可否认，从国家体制中一点一滴地谋求社会解放，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当为世所用，然而他不必“按需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显而易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争论，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来说，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

失衡的思想

极左与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源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同样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从此湮没无闻。

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在法国被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培养出来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论定《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应该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也有雨果，有萨特，也有阿隆。事实上，法国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重要的是，在这里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在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中，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但是，没有人相信，今天的法国人真的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那个为纳粹跑龙套的勒庞。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从这方面说，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表达，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文中，“right”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对立与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说早期的人类，站起立起来行走，头顶上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人的层面。或者说，在所有运动之中，坚守人的价值是最后的底线。

所以说，“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正因为有这些对立的元素，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可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还记得这个笑话，肖雪慧老师6年前第一次见我，说常看到论坛上有个叫“版主”的人，不知是谁，很厉害，十处打锣九处有他。我惶恐的说，我就是一个叫版主的家伙。今年是“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