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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

 

所有政治问题因为牵涉到政权的根本，中共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思想
理论，不容外人置喙，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或可理解。
于纯科学、纯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也非要一意孤行不可呢？

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提出“除四害”：老鼠、
麻雀、苍蝇、蚊子。此后五年，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判极刑，各地展
开了捕雀运动。

科学家则提出不能消灭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
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
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
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
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
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
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可是，毛泽
东执意要消灭麻雀，执意要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消灭麻雀。

1958年大跃进时，消灭麻雀的举措臻于登峰造极、旷古未有之境：规
定在某日某时全中国凡能从房里出来的人都出来上街上房，敲响所能
敲响的所有响器几十分钟，以吓唬麻雀疲于飞命，落地殒命。笔者当
时在上中学，与校长、老师、同学一起干了这件震古砾今的大蠢事。
笔者敲的是脸盆，把搪瓷都敲掉了，回家挨母亲好一顿数落。记得是
一阵一阵的敲，不是一直敲，那大概人也受不了。看见几只麻雀仓惶
地飞过来了，就又来劲地敲起来。可怜的麻雀一头栽下来时，万物之
灵的人就一阵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总路线、大跃进的伟大胜利。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
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
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
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
7、8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
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
出了批评，毛泽东为整彭德怀，连带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最
不可思议的是“城门失火”，竟殃及麻雀。毛泽东不仅不理睬任何忠
言，也不听科学家的常识意见，固执地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
还是要除。”

直到1959年11月29日，庐山会议的势头已过，彭德怀蔫了，刘邓周朱
陈林诸人服了，毛泽东才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的一份“关
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上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张
劲夫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
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
雀。

张劲夫的报告是11月27日呈递的，毛只隔一天就作了批示，可见此事
在毛心目中是占着位置的。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
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
臭虫、苍蝇、蚊虫’。”

一个这么简单明白的有关生物学食物链的常识问题，毛泽东硬要折腾
了五年之久，才不情不愿地停止了愚蠢的自杀行为，还不作丝毫的反
省与检讨。为什么？固然，制度导致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所烧起来
的狂热是其弊端，但愚蠢延续了五年之久，毛泽东明知不对，却偏要
拗着干。制造灾难的元凶就不只是制度而应同时归咎于文化的落后和
人性的丑陋了。

毛泽东固执地拒绝马寅初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见，除了他根
深蒂固的视万民为刍狗的观念、战争中人多好办事的经验外，也有他
不懂几何级数的增长不同于算术级数的增长这个数学问题的原因。毛
泽东自视甚高，不是一般的高。年轻时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
击三千里。”当了皇帝后，更上层楼，历来的逻辑和事实是当了皇帝
要上天。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就有福了。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他
却从来也不糊涂。他把心思放到征服世界，当世界霸主的上头去了。
自视高至此，那会把一般小事小人物放在心上。错就错了，打什么
紧，交一点学费吗，革命路上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何况，这种一呼万
诺，生杀予夺的帝王感觉是十分美妙而引人入胜的。生物链和几何级
数，对于具帝王气象的毛泽东来说，又何须明白深究！

与打麻雀同时的粮食高产放卫星的闹剧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水稻亩产最高13万斤，小麦 12万斤，棉花5,000斤。这些从常
识来说是绝对笑话的谎言竟能让全国人民相信，让毛泽东激动地感
叹：粮食多了怎么办？有人计算过，13万斤的稻谷铺在一亩地里，会
有一米高。能相信这睁眼的瞎话是得有非凡的本领的。笔者一直想不
通想不明白种过地的皇帝毛泽东怎么就成了白痴！直到看到了中国最
大的科学家钱学森运用严格的科学论证，肯定一亩地地能种出十几万
斤稻谷的文章，才明白原来是怎么回事。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
　　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
　　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
　　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
　　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
　　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
　　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
　　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
　　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
　　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
　　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
　　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
　　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
　　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
　　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
　　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
　　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中国青年报》
　　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

君子可欺之以方。春秋时郑国首相子产让仆人把鱼放生，仆人偷吃了
鱼，却对子产说鱼已放生，还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始舍之，圉圉
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骗得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这个故事说明了人性是需要欺骗的、乐于接受美好的欺骗的。
毛泽东需要谎言，但他需要言之成理的谎言，他不仅需要欺人，也需
要自欺。钱学森施展帮忙帮闲术，投其所好，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
植物生长所需的日照、养分，加上数学的严密计算，从理论上推算
出、推断出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稻谷。毛泽东正需要这个，正中下怀。
所有地方上一个接一个放得更高的卫星，一亩地的产量从几千斤到几
万斤到十几万斤的谎言，都有了科学上的坚实依据，再不是信口开河
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欢呼三呼。

麻雀的科学不相信，水稻的伪科学就相信，正是从需要出发。

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这还有什么办法？！

推而广之，祸而延之，试看当今大陆，“就要逆此”的事数不胜数，
变本加厉，其源盖在此也！还是这位大科学家钱学森，对“人体科
学”痴迷不已，故伎重演，著文介绍，成立人体科学研究会，表演耳
朵认字、意念移物之类的魔术，令王震这类武夫目瞪口呆，信以为
真。

称为民族摇篮的黄河，三门峡大坝伤了她的元气，全都见着了；却就
是硬要再在长江上建三峡大坝，任当代大禹黄万里怎么哀告都置若罔
闻，非要把这条父亲河也碎尸万段不行。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
此！这还有什么办法？！

治国就要逆着干，帮闲如此逆着帮，全国民众视若当然、处之木然。
这还有什么办法？中国还有明天吗？！  
 

第十八章　乱象纷呈碾碎一切

 

古代很讲究星象、占卜。帝王们对于星象、地貌的变化如陨石、地震
之类的自然现象很敏感。于是，应运而生了一批专门的巫师、术士，
专职地解释、禳解星象和地变；连带及朝廷上下和社会民间对此都热
切地关注起来。由此造作出：吉年，则凤凰翔、麒麟现；凶岁，则牡
鸡鸣、妖异出；陨石落，主将帅或人主亡；地震起，兆国家政局动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一切，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把它摆在了一个还算恰当的位置：不尽
信。也就是不是全不信。57年的文化则一言以蔽之：迷信！这“迷
信”的宣传教育有它科学思想普及的一面，也有愚民的一面。毛泽东
自己，则是大体相信的，尤其是关系到他本人身家性命的时候。关心
则乱！尊贵如毛、狂妄如毛、智慧如毛、明察如毛、成熟老到如毛，
也脱不出人性的规范与羁绊！

1976年吉林降陨石、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问身边人孟
锦云陨石的事，他固执地不搬住处，都说明了他对此很在意、很相
信。唐山地震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不到二个月，毛泽东就
在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呜呼哀哉了。

今年离毛泽东之死恰好30年。我特地提到毛泽东之死与天象、地变有
关，是对当今之世的乱象纷呈心怀戒惧。

这些乱象，不只是本书上述的一切，还有更为深层的乱象！

退休或在职的将军闲极无聊，竟集体涉足水利工程，介入之深、人数
之众，闻所未闻。请看有关报道。

　　118名将军支持的朔天大运河方案惊动中央高层

　　开利综合报道。至今仍在中央一些部委与研究机构中广泛传阅的
　　《西藏之水救中国》，其实早在2005年12月就已引起很多人关
　　注，这本书由二炮政治部原创作室主任李伶历时17年跟踪采写而
　　成。

　　此书所描述的“大西线工程”，投资达2,000多亿元，由民间水
　　利学研究者郭开提出，并多次引起激烈争论和质疑。

　　“尽管我们知道中央一直在关注这件事，但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
　　速度还是超出我的意料。”朔天运河筹委会成员于招英回忆。

　　曾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任职的于招英，在2005年12月找到秘书局
　　的一位老友推荐此书。但秘书局朋友的回答让她吃惊：“早知道
　　了，我们还专门从书店买了，给中央领导一人一本。”

　　原来，此书在此前一个月刚出版，首印的一万册基本被中央各部
　　委买走，仅水利部就一次性买了100本。

　　韩守文则回顾了送书给中央领导的过程与领导的反馈。现年70余
　　岁的韩守文曾在解放前做过邓小平及数位将军的机要秘书，他在
　　十余年前也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今年1月21日，他通过机要
　　渠道把此书送给有关领导。1月26日，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回复
　　他，书已送到领导手中。“2月4日，还在春节期间，国务院领导
　　就批示水利部、发改委与南水北调办，研究书中介绍的‘大西
　　线’设想。”“韩守文回忆。

　　这本书在部队高层中的流传也极为广泛，这和朔天运河筹委会许
　　多成员的从军背景直接相关。十余年前就支持“大西线工程”的
　　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年逾80，用一个星期将书看完。
　　“书写得太好了，我就给一些领导同志送过”。白发苍苍的刘振
　　华介绍了这一送书过程。刘振华回忆，一位部队领导告诉刘振
　　华：“这个意见（指大西线设想）有不同看法。”刘振华问：
　　“不同看法的利弊是不是应该比较一下？”领导回答：“还需要
　　以后再看。”

中央政策研究室问策郭开

　　不过早在出版这本书前，73岁的民间水利学家郭开已亲身感受到
　　高层对“大西线”方案的关注。出书前的三个月，2005年8月2
　　日，他和于招英被中央政策研究室请去讨论“大西线”问题。郭
　　开满头银发，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他给记者的名片上有诸多头
　　衔：朔天运河大西线创始发起人、总设计师；著作家、教授、经
　　济师；中华朔天运河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朔天咨询开发
　　公司董事长。据他介绍自己曾随四野打过仗，在文革期间被关入
　　牛棚，在牛棚的垃圾堆里发现了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英文版
　　《中国地理》，书中提出了西藏水系的“三大拐弯”理论。这让
　　解放前在清华旁听水利专业课程的郭开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
　　是否可以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
　　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从而解决整个西北与华北缺水的
　　问题？平反后，他开始请教从中科院到水利部的各路专家，为考
　　察水系自费走遍大半个中国，他不断地修正初始想法。“还把许
　　多人拉了进来。”十多年前，于招英就是这样被郭开拉过来，她
　　从中央机关辞职后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

　　8月2日那天，他俩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负责人相对而坐，
　　另有研究室的三位司局长，六个人就“大西线”谈了三个多小
　　时。郭开等人认为：“大西线”将是可以彻底解决我国水资源危
　　机和沙漠治理的最大国土整治项目，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社会
　　改造的一件大事。大西线也是解决我国耕地、粮食及新农村建设
　　问题的出路之一，并且和国家战略安全问题直接相关。他认为大
　　西线上马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日益成熟。23万铁道兵正枕戈以待，
　　青藏铁路完工后可马上转向延伸线，将青藏铁路修至大西线起点
　　朔玛滩为大西线铺平道路。8月19日，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告诉郭开，他已向中央领导汇报了8月2日的谈话内容，中央领导
　　认为需要慎重论证。

　　这次谈话后，中央政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与郭开有了经常性的联
　　系，郭开粗略一算，从去年8月到今年6月，他们就“大西线”问
　　题已商讨11次。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关工作人员称，郭开对这件
　　事非常热心：“从郭开方面讲，（他）这么执著，动机是好的。
　　从国家方面讲，会涉及多少年后的一个大布局，而且还有许多反
　　对意见。反对意见涉及到投资问题、对环境的影响、供水量的问
　　题。供水量达不到怎么办？投入大，产出小，不能成正比怎么
　　办？许多问题还需要考虑。“这位官员提醒，要多听取反对方的
　　意见。

　　100余名老将军支持

　　郭开、于招英之所以在8月2日被请进中南海，和原空军副司令、
　　少将王定烈为他们向中央领导呈送大西线报告直接相关。王定烈
　　少将现在是朔天运河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从1992年参加这一筹委
　　会后，至今年5月已向有关部门先后递送了16份报告，要求上
　　“大西线工程”。将军的努力促成了郭开被中央政策研究室问
　　策。而这位起推动作用的少将和向中央高层荐书的刘振华一样，
　　是老将军老干部群体的代表，“大西线工程”先后得到了 118名
　　将军的支持，其中有16名上将，17名中将，包括赫赫有名的杨成
　　武将军、杨得志将军、肖克将军等，另外包括一些老干部。（原
　　载：《博讯》2006年7月30日）

汉朝一位丞相见路上有死人，不理不睬，见一条牛怕热喘气快死了，
却下车再三询问。人问故。曰：人死有司管，牛怕热死关系年成，乃
我丞相职责云云。

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古有明训。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只有中国，
当代的中国，才会出现这类“牡鸡司晨”的乱象。

军队经商，军队走私，军人贪腐，这些表面的溃烂看得见摸得着，治
理起来并不太难。军人干政，如此出以公心，为民谋利，冠冕堂皇，
才是深层次的难以捉摸的乱象。

无独有偶，除了这118位将军要当水利专家外，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将
军也著文大谈农民问题。文章一出，海内外一片叫好声。确实，文章
写的提要钩玄、深入浅出，既入木三分，又大众能解。比较国务院的
农业问题专家，其见地毫不逊色甚或过之。我却隐忧随至：将军未解
甲，何事恋农家？醉死沙场应大笑，运筹如何不拔刀？

毛泽东当年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解放
军是一个大学校”的最高指示。1968年，毛泽东派遣“工宣队“、
“军宣队”进驻大中学校、文化部门领导文化革命。那是因为毛泽东
当时权势熏天、胸有成竹，有意搅乱捣蛋文化界、教育界，消遣调戏
侮辱文化人知识人和不听话的学生娃子。天下在他股掌之中。他不怕
乱。一旦林彪叛逆，他立即收缩自如，强弩之末亦能穿鲁缟。十大军
区司令调动，也就他的一句话，一支歌。相传毛泽东在十大军区司令
调换的会议上，指挥握有重兵、各镇一方的十大司令及其骄兵悍将同
声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还
得在金銮殿上大摆宴席，与将帅们套近乎，交心交底，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才勉强行得。毛泽东却只用起个音，动弹了几下胳膊，就把
天大的事给办得妥妥当当了。毛泽东气魄、胆识、才干确乎当得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八个字。

毛泽东能这样做，那是全局在握、全局在我，要圆就圆，要扁即扁。
现在呢，人事全非，时迁势异。军人干政，不是被动的接指示、受派
遣，做表面功夫，而是主动、积极、深入到实际事务、国家根本；更
是一种其势使然。最可怕的正是这种其势使然！

贪官们只顾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只顾贪墨敛财，只顾安排后路、老婆
儿女，只顾身家性命，顾不上政事、大事，应付、因循都是不错的
了。在这样的乱局乱世中优秀者以忧国忧民为己任，欲脱颖而出，这
是其势必然，人性使然。越俎代庖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这在正常的
政局下是好事，但在乱局乱世中则必然添乱，好事会变成坏事。

刘亚洲是太子党，曾是李先念的女婿。他参军后，从战士逐级晋升为
中将、空军副政委。他也是作家，写过小说。但他与只有一张嘴一支
笔的纯知识人不同，他还有枪。刘亚洲说：“在军人中我读书，在读
书的人中我是军人。”如此意味深长的话。2005年4月，刘亚洲与三
位将军、六位校官伙伴在互联网上发表“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
人為何對我猖狂？”的文章。这是以反日为契机的政治改革宣言。其
特异处在出自现役军人集体之口。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在众多的叫好和批评声中，这段话最引人注目：

　　美国军队比中国军队强大的地方就在于，美国军队绝不会让一个
　　既不会开飞机也从没跳过伞，全部的军事生涯都是在政治部门摇
　　笔杆子的人当上空军统帅，无论他小说写得多么好，背景多么显
　　赫。刘政委的升迁之路正是中国军队真正的忧患。

单是刘亚洲，乱象已三至。此其一。

历史上武人干政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比比皆是。优秀的刘亚洲应该在
其位谋其政，或继续写小说，成为大作家，或当好军队文职干部，将
才华致力为改革军队内部的一应事务。如此以带职现役高级军官的身
分跃跃欲试于政坛，反常的举措必然导致反常的结果！此乱象其二
也。

刘亚洲连篇累牍发表大作，越俎代庖、议政论政，振聋发聩，竟能继
续不断。这种现象的本身就是12分悖情逆理的。放在毛泽东时代、即
或在邓小平时代，是决不会被允许也绝无可能的。三重的乱象已无可
奈何地来临了。有什么办法纠正吗？什么办法也没有！或许无须什么
纠正，乱象乱世的历史就是如此的。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也大名鼎鼎的潘岳。潘岳，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
长。潘岳曾对政事作调查研究、上万言书，引起震动，因不合上意，
被置闲，被调离去管环境保护。一位记者如是介绍潘岳：

　　1991年，面对剧变后的苏东局势，当时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
　　学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名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
　　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研究报告主张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
　　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时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
　　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张”的经济改
　　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的惟一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学术成
　　果直接上报中央，并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背后主要策划
　　者，正是潘岳，而那份文件，也是他1991年9月主持的一场研讨
　　会的结果。

　　2001年12月，《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章同时发
　　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
　　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
　　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中共在取得政
　　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
　　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其作者，正是潘
　　岳。

　　2002年上半年，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
　　“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
　　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
　　产党近些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其作者，正是时任国
　　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岳。……这篇文章为潘岳赢
　　取了“中共政改标签”、“当代康梁”的称号。（摘自：
　　《博讯》）

潘岳志在政界，无论这位记者如何溢美，潘岳已经有所作为且在政界
继续大有作为的可能性是很大地存在着的。但是，潘岳被从政界排
除，调任环保部门。这种深层次的乱象与将军对水利指手划脚、去管
农民问题恰好相对照。

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已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国家环境保护局不管
发现多大多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总是只能识其然而不能治其所以
然，总也斗不过地方官，总在层层、重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铁障前败
下阵来。这种乱象又有几人识得其严重性和不可逆转性。少数明白人
也因为身处其中而总冀其“前途是光明的”。这是人性使然。历史则
只管依着自己的铁则而行，任谁都阻挡不了巨轮的一滚向前。

地方诸侯自身的愚蠢无知所造成的乱象更是不可胜计。

《人民日报》8月12日曾华锋报道：

　　兰州市属于缺水型城市，人均年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742立方
　　米，低于国际规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城市标准。有
　　资料显示，由于地下水位下降，造成井群开采能力降低，十年前
　　兰州地下取水每天能达到20万吨，而今天兰州每天从地下只能取
　　出50,000吨水。随着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崛起和外来人口的增加，
　　兰州市水资源已供不应求。但记者采访发现，这座缺水型城市还
　　存在诸多浪费水资源的现象。

　　兰州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兰州市目前有
　　8,033户用水大户。由于体制原因，被列入计划管理的只有1,114
　　户，覆盖率仅为13%，距离国家对北方城市要求的95%的计划覆盖
　　率相差很远。

　　来自兰州市自来水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每月特种行业用水
　　量约40,000吨，一年近50万吨，相当于西湖的水量。这些“特种
　　行业”指的是高档桑拿、洗浴、美容美发、纯净水生产、游泳
　　馆、洗车等行业。这些行业用水量大，目前政府采取高水价来调
　　控，成效仍然有待提高。

　　农田里水汪汪一片，照得出人影，令人疑入江南水乡。记者在兰
　　州市、张掖市甚至严重沙漠化的酒泉市看到，为了满足春播种苗
　　极少量的水分需要，农民们普遍采用冬前“大水漫灌”（俗称
　　“安冬水”，为冬小麦安全越冬灌溉），一次用水量常常高达
　　150立方米／亩左右，而研究表明，次年用于作物发芽的水分只
　　有20%～30%，大部分的水分在冬季自然蒸发耗费了。
　　
　　甘肃省农牧厅副厅长尚勋武介绍说，全省农业用水约占全部用水
　　量的87%，大部分农民还缺乏科学节水意识，灌溉水的有效利用
　　系数在0.5以下，有的甚至只有0.3水资源严重浪费。（摘自《人
　　民日报》2006-08-12第五版）

如此自杀的行径竟能大畅其道！地方官什么时候能从醉生梦死里清醒
过来呢？十年之差，地下水从20万吨减为五万吨，还不能引起警惕，
采取措施。那么无论如何严峻的水资源形势，未到渴死的程度，大约
是不可能让他们明白自己已经自杀了许多回了。其实，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即使明白了，又能如何？大厦之将顷，任谁也回天无力！
也许兰州还有明天、明年，但十年之后呢？20年、50年、100年之后
呢？楼兰古国毁灭景象的重演是势所必然的！

这种种乱象已不是表面现象，已不是文化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斗批
改，它不仅深入了社会和国家的命脉，而且乃势所必然，运会如此！
其力量如一个巨大的齿轮，不可逆转地向前滚动着，碾碎一切！ 
 

－－民主论坛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于2月20日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领了两个人权奖，并参加国会图书馆会同国家民主基金会所举办的题为“异议分子与自由”的演讲会。不仅主办这次盛会的图书馆长毕灵根先生和基金会的格旭曼先生对哈维尔推崇备至，八位与会的来自七个国家的异议人士莫不把哈维尔尊为道德和精神的楷模，强调他对那些尚在专制深渊中挣扎的人们，所发挥的鼓舞和指引作用。

历经人世沧桑，从阶下囚变成了一国总统的哈维尔，三年前从担任了十三年的元首位置上退了下来，常年的政治家生涯并没有改变他含蓄内敛的性格。笔者是第一次聆听这位外表腼腆的总统演说，身材矮小的他，开口说话时，态度平和，既不像英雄、先知或智者那样有魅力，连传教士或大学教授的口才也赶不上。若把他跟中国那些口沫横飞、滔滔不绝的“民运精英”相比，他倒更像个街坊邻里来说事儿的长者。他先感谢大家有耐心听他蹩脚的英文，接着就直接说自己对“异议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个词不大喜欢，因为这听上去好像是个职业的称谓似的。其实这个词远远不能概括自身丰富的内涵，它是一个西方媒体所创造出来的词。正如他在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中所指出的“持不同政见”的“无权者”，是一群在黑暗的时刻里抱着希望和期待的人——

“他们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只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 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

这些人都有自己本行的职业，他们拒绝听假话、套话，更不愿重复这种虚伪的游戏。哈维尔虽没有说出口，但我相信他更愿意被称为剧作家，而不是一名定义模糊的持不同政见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即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十年之后，整个捷克社会沉沦到一种消极悲观、道德沦丧的氛围之中，人们得过且过，放弃了精神的价值，只一味追求表面的物欲。哈维尔当时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极有远见地提出“后极权社会”的概念，并且一针见血地将这种社会的特征作了恰如其分的描写：“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一样是颗螺丝钉，可以被他人取代。若是有个性的人突然冒了尖，不用政府费心，不必劳驾警察劳力，普通人就会冲着他去了：

“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 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这种情况，对于在中国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人们来说，实在太熟悉了。可怕的是，五六十年代，甚至直到毛泽东去世的七十年代，中国还未达到“后极权社会”的高度，还停留在“原始极权社会”的阶段，那时候的人们沉迷在造神运动的狂热中，所以上面一声令下，一个最高指示，就能有千万个揣摩朕意的喽罗们冲锋陷阵，死而后已。那时候的打人、杀人、吃人全是没有自己个性、没有自己意志的盲目螺丝钉们，对付那些“背叛”了主席和党的叛徒们的惩罚。

如果将哈维尔的这个“后极权”模式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来看，也可以说许多人都是当前那个腐败、畸形、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加社会主义这对怪胎体制的制造者、受益者和拥护者。专制体制因而能够延续，甚至被打上“和谐社会”的标签，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进行“意淫”式的自我陶醉。

哈维尔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了两个警告，要人们注意异议分子头上的光环并非都是真实的。他指出，异议分子背景复杂，这些人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们中间有时混杂着间谍和疯子，跟他们打交道时，应当识辨清楚。另外，很多异议分子和民主力量的挣扎和努力并不见得会成功。我们的世界喜欢快乐的结局（happy end ），像捷克就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世事并非总是这样。哈维尔说得很对，西方的社会和媒体那种并非发自“居安思危”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加上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往往很单纯地推崇所谓的烈士和英雄，对于专制国家的异议分子， 特别是那些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的人，非常信任和支持，结果一旦识得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这些人身上带有许多比常人更多的缺点，不免感到失望。

且不说东欧、前苏联和中东国家的海外异议分子往往令人大失所望，中国的海外民运分子中，有道德操守，又有能力、并且继续保持纯洁理念的人，简直屈指可数。这一点也不奇怪，很多自封的“精英”，不过是风起云涌的时势所造就的昙花一现的短命“英雄”，浪潮一退，他们平庸的资质和未经陶冶教育过的人品就暴露无遗。在异常并且移位的大环境中，如果没有较强的自我把持力，那么性格中所有的缺点甚至污点都无情地暴露在公众界了。这本来值得原谅和同情，可惜有些人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还在观众已经散尽的戏台上流连盘桓，这就十分难堪了。有少数的人还豁出去作孤注一掷的拼搏，所谓的回国闯关者是也。既然他们求仁得仁，“成功地”成为真正的异议分子，在监狱中度上一段时光，增加了自己光环的亮度，也算是公平的交易了。

然而有很大一部分的异议分子，他们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之中的，这些人在进行为自由民主的争抗时，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在车臣、白俄罗斯、在伊朗、土耳其，在新疆、西藏以及中国内地，许多人为了拒绝谎言，寻求真相，保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良知，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哈维尔所说的那些间谍、疯子和机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他们。自由世界应当关注支持这些真正的勇士和斗士。

从孩提时代，人们听惯了的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王……”，故事里的好人总要遭遇到巫师的魔法或坏人的陷害，而结局多半是好的，坏人完蛋，灾难过去，“如果他们还没死的活，一直还快活地活到今天”，这样的快乐结局是大家都期待的。现实生活中往往刚好相反，但是一有机会，人们还要做梦，媒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愿干这碎梦的煞风景差事的。虽然人的偷窥癖使读者观众也有嗜血的一面，但是温馨的场景，高贵的人物，勇敢的斗士，惊险的历程、圆满的结局是大多数人所爱好的。除了局部的巴尔干半岛上的杀戮，欧洲半世纪以来虽有民主共产阵营的对峙，却没有经历战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本营1989年开始的解体，也是未动干戈的和平群众运动。连后来各国新政府对前共产政权的清洗、纠错和反思运动都是和平理性，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人们应当记忆犹新，当初俄国革命成功是如何屠杀旧俄的贵族、军官甚至沙皇家族的。二战后，残暴的斯大林主义又横行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受迫害、被杀害、监禁的人有
千千万万。两相对照，就显出民主和极权制度的根本区别。

在这方面，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担任总统，采取了宽容敌人、赦免未直接参与犯罪的前共产政权官员的柔性政策，对邻国发挥了良性的影响。哈维尔的这种做法不是和稀泥，更不是怀柔，在他内心深处， 他是一个仁者和智者。他的做法受到过受害人的指责，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宽容策略加速了社会伤口的愈合，积极地制造了相互理解的祥和之气。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地分家，未动兵戎，连口水战都没有，真是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这么潇洒地成为两个国家了。它们之间现在是很友好亲密的邻居。

哈维尔在国会图书馆演讲完了，有听众问他，在我们这个乱糟糟充满暴力的世界，捷克怎么能够有天鹅绒革命，又能和平地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哈维尔只轻声地吐出几个字：“我们的人不好斗”。一时间内，听众没反应过来，接着才有稀落的掌声。我也愣住了，接着感到眼眶有些湿润。试想，伊拉克的逊尼族和什叶族也能够和平地分成两个兄弟国家，永远不再有人肉炸弹，人民安居乐业，互通有无。试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临界的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分享耶路撒冷这个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圣地。试想，北韩不去造什么核武器，而把他们的小孩子们养得个个有红红的脸蛋儿。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回到阔别48年的拉萨故乡，藏民将沿途跪拜迎接他们的神明。如果，台湾人不必担心被武力解放，阿扁也不致狗急跳墙。如果，中国人能自由选举，农民们会兴高采烈地在选票上盖指印画圈圈，这个世界将多么美丽…..

*本文的引言出自哈维尔著《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2005/h/haweier/000/007.htm

──《观察》首发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连锁公司近日宣布，已在中国总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份以来，沃尔玛先后在中国建立了五个类似的党组织。

在此之前，沃尔玛已经顺应中共的要求，建立了工会。在西方市场上，沃尔玛一向我行我素，拒不建立工会，拒不接受美国劳联产联的批评。但在中国，它却不敢违背中共当局的命令，乖乖地建立了工会。

中共以工农运动起家，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里，却将工农运动视为仇寇。八九民运中，判刑最重的往往都是那些工运积极分子，而非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近年来的农民维权活动中，当局甚至悍然命令军警向群起抗议的农民开枪。这说明中共最害怕的还是蕴藏在工农之中的力量。那么，中共为什么对在沃尔玛建立工会如此积极呢？因为在沃尔玛所建立的工会，是在“全国总工会”牢牢控制之下的“黄色工会”，它与雇员的权利无关，仅仅是中共延伸其权力的御用组织。

沃尔玛以为作出此让步便可万事大吉。然而，邪恶势力往往得寸进尺，其野心永远也没有满足的那一天。紧接着，中共当局又下令在沃尔玛中国公司中建立党组织。

沃尔玛再次顺应中共的要求，不战而降。此举颇有象征意义。按照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基本原则，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成立党支部。此前在华的外资企业可以例外，但这次沃尔玛的屈服，中共势力再度扩张。表面上党支部不会插手公司的管理，但它会积极活动，搜集各种情报和信息，甚至帮助资方控制雇员的言行和思想动态，将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针移植到外资企业之中。对于资方来说，当然乐见其成。因此，沃尔玛此举会引领更多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

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到，冠冕堂皇的“共产党”会自告奋勇地为资本家“保驾护航”。中共已经完全背离了其建党宗旨和指导思想，完全沦为一个惟权是用、惟利是图的权力和利益共同体。

沃尔玛对中共的要求照单全收，卑微地接受中共“党天下”的事实，固然说明“商人没有祖国”的老道理，这种做法却伤害了西方世界民主人权的基本价值。沃尔玛单向度地强调“入乡随俗”，遵从中共的独裁体制，为什么不要求中共也遵循一些普世价值呢？比如，沃尔玛应当提出，在雇员的生活区内设立教堂，方便那些有宗教信仰的西方雇员和中国雇员实施敬拜活动，这样做也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沃尔玛以及其他在华的外企为何不做这样的努力呢？

从帮助中共实施信息控制、迫害网络作家的雅虎到建立黄色工会和中共党组织的沃尔玛，若干跨国公司惟利是图，已经沦为黑暗势力的帮凶与帮忙。让这些幕后的交易暴露到阳光之下，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观察》首发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跷着二郎腿拜会高老太太，无礼无知无德无耻

八十岁的高耀洁老太太，原定二月四日到北京美国驻华使馆办理赴美的签证，准备三月份往美国领取美国联邦参议员、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颁发的一个人权奖。然而，老太太却被河南当局拦劫了。早在二OO一至二OO三年，河南政府就曾经不止一次地限制老人家出国访问、领奖。

据胡佳先生获悉，高耀洁医生早在二月一日就被河南政府派人非法拘禁在家中。河南省妇联官员和一位副省长曾经到高耀洁家中，劝阻老太太不要赴美，但被老太太严词拒绝。於是，老太太家门外、楼道和楼下便出现大量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凡前往高耀洁家中探望的朋友和志愿者，均被警方扣留、调查。甚至发现有北京的警察在其中，老太太的子女也受株连、受到跟踪监视。

胡佳指出：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对民间防艾人士人权侵害令人发指，尤其是对一位从事民间防艾工作达十一年的老人家。河南的徐光春之流既无人道，亦无廉耻。中国在即将举办奥运会之际，发生这类恶劣事件，联系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对《人权观察年度报告》的无理指责，让人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保証都是天方夜谭。

结果，搞到天怒人怨、万众声讨，要劳驾希拉里??克林顿亲自写信给胡锦涛和吴仪，才迫使中国当局解除对老太太的非法软禁。看到“崛起”的胡锦涛们在一个洋婆子面前的胆怯心虚，可知不可救药的可哀中国也还没有走出一百多年来“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怪圈。

老太太终於在二十二日到了北京，到北京机场接老人家的只有胡佳、曾金燕夫妇。据说“在机场还稍有曲折”，难道又有人想劫持她？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不幸的是，颟顸、虚伪又无赖的中国高官还要继续不要脸一番。二十二日下午八点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和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郝阳，还要厚颜无耻地代表什么吴仪到酒店房间“拜会了高耀洁教授，并与她会谈了九十分钟”。

看那王陇德们在父母辈的高老太太面前架着二郎腿、皮笑肉不笑的嚣张又得意的丑态，他们可有一点“拜会”的诚意么？王陇德们连做人的一点基本礼貌、起码礼节也不懂，居然还高踞庙堂、靦覥为官。至於王陇德“希望能多从高教授那里获得基层真实的情况”，更是不要脸的屁话。

我真不知中国官员的心为什么这样黑！请问吴仪、王陇德们：年轻力壮、靠吃中国人民的肉喝中国人民的血养得又肥又白的你们，难道除了作威作福之外，便只能永远赖在北京城里吗？“基层真实的情况”还要靠一个八十岁的老妪帮你们去“获得”！真是的，你们给了八十岁的老太太多少劳务费？

世界上还有这样不要脸的政府，还有这样不要脸的官员么？！

 

现代市场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交流沟通的需要大大加强，但另一方面，交流沟通的对象、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人们一年里见过的人物事件可能比传统社会一生的总和还多，为了一点信息的传播，人们不得不支付时间、精神、心理以及交通、招待等物质费用方面的高昂成本。尽管有现代技术的介入，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反而更困难了。一个人跟所谓的朋友能在很多场合遇到，他们都会称对方为朋友，但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对方，这种点头之交，白首如新，每个人之于对方仍是孤独的个体。哲学家们因此思考交往沟通的“主体间性”。人人都是主体，但主体间性却非常可疑。

在这些主体间性中，最可疑的不是技术平台，不是人生经验，甚至不再是单位身份，而是体制化带来的名声。它跟名誉不同，名誉带有德性意义，名声只具有市场标识。名誉需要共同体的某种“承认”，名声则只是人们的广告、人们存在的被感知、被宣示。二者虽然可以转化，但市场经济，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发展，名声本身即为目的。我们今天的交往最习惯接受的就是名声，我们把一个人的名声当作交往的前提，在介绍一个人时也不吝惜地为其名声添油加醋。“这是大记者、大作家、名律师”，“他就是网上追捧如日中天的学者”，“这是教授”，“这是官员”，“这是某某方面的权威”，“这是网络高手”，“这是影视新秀”，等等，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被介绍者在名声的面具下朗笑着、受用着、虚荣着。一个转型社会最经常的交往就是借助于这种名声实现的。

名声当然是当时人们交往成本较低的切入方式，它使我们很快进入了交谈、合作、做局的圈中。据说古人看人，得跟人交流三天三夜，如此沟通方能确定对方是否名实相副。现代人走马观花，只能假借名声来沟通。名声是一种方便，不幸它成为人人觊觎的“神器”。它带来的问题也是多而严重的。一句话，转型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泛滥，就是因为人们沟通的主体间性建立在名声之上。

转型社会的许多关键词语都跟名声相关，注意力经济、点击率、眼球吸引力、做秀、炒作、签名、声明、圈子、标签、流派、触电、混个脸熟等等。传统的名誉观念，像爱护眼球一样爱护自己的名声荣誉，已经完全颠倒了。既然眼球生病了，可以戴上眼镜，那么名声也就无所谓好坏，无所谓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也无所谓道德高标或声名狼藉。成就名声也就不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而是比赛着走捷径。既然人们的生活可以预支未来，可以按揭、买楼花，那么人们也可以预支自己的名声。于是，人们跟其朋友、圈子一道，互相吹捧，共同提高：这是有良知的社会企业家，这是大师，这是仁人志士，这是英雄圣贤，等等。网络时代，加剧了这种名声。人人可以是三分钟的明星名人，尽管只有三分钟，有名就可以了。

“成名要趁早啊”。只要有名，就有一切，就可以跟权、利交换；只要有名，名者，命也，就有无数的附加值，有无数的机会，无限的好命运。在年轻人中，比芙蓉姐姐更聪明、优秀、智慧的女孩子多得多，但芙蓉撞了好运，她自己赚到了名声，也就有了到全国各地抛头露面的机会，以至于她到市场买一猪蹄都会被人写进博客，成为新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易中天、于丹上电视一周，他们的利益获取就比同行轻易得多。古代的成名不出熟人圈子、口耳相传也受道义德性的监督制约，今天的名声比脱缰野马跑得还快，一举成名天下知、横空出世者大有人在，他们在网络上、影视里以光电速度传播，没有缰绳可以制约。

何况人活图名，所以尽管利心易去，名心却难除。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种名声给予当代人的人生或生命存在感，远远重于利，更重于道德，重于群己权界之分。重利是商人之职，是土财主的活法。重道重德是家族观念、血缘同胞感觉，是人格意识。名声完全是个人的、自己的。这就是为什么国人急于预支名声的原因。

在这个时代，名声就像房子一样，可以一下子贷到。传统的做法，或说名誉却需要一点一滴地努力，需要持久地付出，才能获得。当代的名声却让不少人提前享用了。名利我自征享，笑骂由人笑骂，不管死后短长。这就是转型社会官腐民败的秘密之一。人心的浮躁、贪婪、无耻无以复加，官吏和国民在名声的后面无视任何现世的制约，父母妻子亲友都不足以制约他言行的张扬无道，他的处世之道是进攻的、掠夺的，家庭社区都不足以让他展现温暖的笑容，他的笑容是自恋的、得意的。这就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呼转型社会“原子个人化”的秘密之一。那些成功名者，那些作威福作享用者，大多只是孤独的、不可沟通的孤家寡人。我国国民中的一些成功名者以为自己希圣成贤，是个历史中的英雄，其实多无足道于公民本份，更无足道于独立的、与众人沟通的人格。

 穆旦有诗：

不知哪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乡
他选择了这种语言，这种宗教
他在沙上搭起一个临时的帐篷
于是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
他开始和事物做着感情的交易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在征途上他偶尔碰见一个偶像
于是变成它的膜拜者的模样
把这些称为友，把那些称为敌
喜怒哀乐都摆到了应摆的地方
他的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
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
事物冷淡他，嘲笑他，惩罚他
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
午夜不眠时他确曾感到忧郁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
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
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
还有多少谣言都等着制造他
这都暗示一本未写成的传记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孤家寡人，这就是当代大部分成功名者的归宿之一。因为既然预支了名声，就得为其付出代价；如果不能付出实在的代价，那么报应迅速到来，生命被宣告破产，生命的泡沫在瞬间破灭。务虚名而处实祸。那些大红大紫的人转眼就锒铛入狱，今天还在台上做报告，明天就家破人亡。那些人五人六的人转眼就被公众吐了口水，那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很快被民众抛弃。其原因就是如此。转型社会的规模、进程使得这些实祸偶然性地只是以孤家寡人的形式出现，牢狱之灾、性命之失等情形像赌徒的轮盘一样，不一定必然发生，但这一孤家寡人却足以成为文明的最终判决，烙印其人生后期的身心。报人成舍我曾回忆，大军阀张宗昌作恶多端，晚年回归个人了，但他常闷坐在中山公园里，想找人谈话，搔首无聊，总是讪讪而笑，无人答理。东欧革命后，无数作威作福的社会成功人士想求做看门人而不得。是的，他们都回归“真正的个人”了，他们的人心多少有所复苏了，但他们得承受报应，承受当年张狂的代价。

有人会问，如果我们被人推举成名，我们被当作电影界的旗帜、思想界的光荣、企业家的领头人，我们不曾预支名声，但我们被人抵押给了名声，怎么办？这很简单，我们不能拿名声抵押权力、兑换利益。如果我们心向往之，那么我们得准备以一生的时间去还贷。如果我们德才不济，最好还是回到我们应有的位置上来，平实地生活，让自己、亲友和周围感觉到温暖，可以交流沟通，可以分享人生。否则，名声就像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会反噬人：吃了我的你得吐出来，拿了我的你得还回来。

－－权衡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刊出的《马克思与“秦家店”》一文，把秦始皇的“郡县制”、“秦家店”与波拿巴主义联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是一篇颇耐咀嚼引人入胜的好文章。

毛泽东“劝君少骂秦始皇”，肯定“百代多行秦政制”。并说：“我们现在是中央、省、地、县、公社，基本还是郡县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喉舌当然亦步亦趋，197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大谈郡县制：

“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政权组织形式方面来说，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可见实行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儒家和任何反动派都改变不了的。”

“维护这种统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更是直接把“郡县制”这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挂钩等同了，而且“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马克思之灵倘在天有知，会同意如此“套瓷”吗？

众所周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极为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不但《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誉之为马克思“少数历史著作皇冠上最为璀灿的明珠”，恩格斯对这部作品也是极为推崇，说马克思对那段历史的描述“以致后来所有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但毛泽东不以为然，1970年8月31日，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甚至断言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却对马克思的“天才著作”不顾事实妄下断论，令人惊讶。爱起来恨不得插上翅膀，恨起来恨不得生个疔疮。马克思这部“少数历史著作皇冠上最为璀灿的明珠”哪些地方不合毛泽东的意，竟遭如此冷遇呢？

读了《马克思与“秦家店”》，我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遭忌的最大一个原因，在于马克思鄙视波拿巴主义，亦即鄙视与“秦家店”相类似的法式“郡县制”。

关于法式“郡县制”的实质，《马克思与“秦家店”》引用恩格斯的话说：

“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整个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直到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以地方长官管理制，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到现在还保存着，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

“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而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中国层出不穷的“破家县令”、“夺命书记”，更是在不断地验证着恩格斯的这个结论。假如恩格斯知道中国“郡县制”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用“郡县制”取代“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这个词儿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巴黎公社为“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向政敌全面夺权。更说明“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是中国“郡县制”的天敌。

广义的郡县制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柳宗元语）。这种体制固有其行政效率高的一面，但它从一开始也是中国人祸的源头。“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是帝王可以为所欲为得心应手的工具。简言之，郡县制以帝王之心为“心”，与现代法治现代民主制度毫无相通之处。“我们要团结在以XXX为核心的XXX周围”，这等不知宪法为何物，为了政治表态便奋不顾身的违宪话语不时出之于高层官员之口，令人作呕。

所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自属理所当然。舍此之外，还有无更令毛泽东厌恶忌恨的呢？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通过拿破仑第三恢复帝制的历史，剖析了波拿巴主义的十大特征，相隔155年，今日读来却犹如新闻。随手从尹文中摘录些许略加评点：

1、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很难说它是哪一个阶级的专政。如果非要说成是阶级的专政，并且官吏、军队、警察是一个阶级的活，那它就是官吏、军队、警察这个阶级的专政，正确地说，它是依靠官吏、军队、警察这三大杠杆无限制的君主专政。

[中陵]腰缠万贯，却以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自居，三个代表与三大杠杆堪有一比。

2、波拿巴主义不仅对人民大众实行专制，而且也对统治阶级实行专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

[中陵]囚禁自己的领袖，以家法代替国法。台前拥抱，幕后动刀，无所不用其极。难怪有人呼吁先在党内实行民主，称陈良宇为“同志”，党内民主之“良”好开端乎？

3、它也依靠一定的阶级，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但却不是那么固定。“时而拉扰这个阶级，时而侮辱另一个阶级”。……本来革命消灭了君主专制制度，但结果发现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从君主专制制度那里夺来的进步。革命所夺得的民主主义成果，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中陵]翻云覆雨，引蛇出洞，借刀杀人。昨天拉拢无产阶级，今天带头先腐起来。

4、国家又回到了古老的状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原始统治”，“革命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人民群众被奸污，……议会不要妄想有什么立法权、监督行政权、……议会仅有的权力是奉命表决，奉命执行。

[中陵]毛泽东在延安发誓要消灭一党专政，到头来却食言自肥。其继承人更以种种理由拒绝政治改革。

5、波拿巴可以随时任免高级官吏、将军、大使、法官。各级主要官吏都是任命的。

[中陵]人身依附，汲引同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窝案层出不穷。这个帮、那个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党的每一“大”，其唯一目的只是为后一“大”设置麻烦。换言之，党的每一“大”，先为前一任动刀，再为后一届埋雷。

6、作为“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的地方的省区自治，波拿巴主义登台后立即取消。

[中陵]痴迷于郡县制、秦政制的盲众代不乏人，舞文不触独裁，奋臂枉谈“统一”。

7、他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这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官吏、警察、宪兵、军队，他们的生存与荣辱，家业与希望，一切都仰赖于一个集中的机器、一个人。而小拿破仑则靠的是军队的贿买……

[中陵]擢拔将军，提高待遇，换取其保驾护航。然兵不厌“诈”，无底洞的支出终要摊薄到所有纳税人的头上。

8、军队、剌刀、马枪，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

不听话的笔，要折断。乱说一气的嘴，要封住。压制和消灭社会上、学校中能讲话和能写文章的分子。

[中陵]温总理号召作家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岂料言犹在耳，新年伊始，新闻出版署就一口气封了八本书，起戈培尔于地下，亦当自愧弗如。

9、彻底消灭出版自由，彻底消灭不同调门的报刊。绝大部分报刊勒令停办，剩下的全部官办，或是在警察官吏的绝对控制之下。

[中陵]听不得一点点异样的声音，真真正正的纸老虎！如果“美帝”指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如此畏惧应予理解。

10、把讲坛上、报刊上的言论，变成一个音调，一样的面孔、一式的身材、一律的穿着。

[中陵：所谓“主旋律”、同一首歌。]

如此生动鲜活呼之欲出的波拿巴主义，称之为毛泽东的“秦家店”有何不妥！

拿破仑在雾月政变成功后曾不无得意地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愿做的一切”。口含天宪，先使四院（参政、立法、元老、保民）成为花瓶，后来干脆连立法、元老、保民三院也不要了，取消所有民选官员，中央及各省高级官员统统由他任命。1802年，宣布自己是终身执政。1804年登上皇帝宝座，“自我”加冕。进而继续查封报刊、箝制舆论，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拿破仑如此得心应手，完全得力于法式“郡县制”。

道破波拿巴主义的十大特征，撕开并鄙视其法式“郡县制”实质。这恐怕才是令中国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不欣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主要原因吧。如果毛泽东面对的，是华盛顿开国时的新大陆13个州的自治，而非“秦政制”，他还能翻云覆雨登峰造极“史无前例”吗？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开头说：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由是观之，毛泽东的“秦政制”可以休矣。

欲建设和谐社会，不妨先从鄙视“秦家店”始。

－－民主论坛

 

就从军慰安妇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决议案已正式提交美下院付诸表决。对此，日外相麻生太郎2月19日，在日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说:“决议案完全没本着客观事实，也未参照日本政府的对应，甚为遗憾。”对于来自自民党议员的“能否认为像决议案中所写的那样，存在日本帝国的军队强迫年轻女性做性奴隶，杀害之或逼其自杀的事实”的问题，麻生强调说，“基本上并非完全承认那种事实的立场”，“作为日本政府，将继续为我们的立场获得理解而努力”。而当这名议员问及对“河野谈话”的认识时，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则说:“作为政府，是继承这个谈话精神的。”这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矛盾。

所谓“河野谈话”，系1993年时任宫泽(喜一)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就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的谈话。其主要精神是承认旧日军的直接参与(“募集、移送、管理等”)和强制性(“通过哄骗、强压等总的来说违背本人意愿的手段实施”)，在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时，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铭记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决不重犯同样的错误。此乃迄今为止，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政府向国际社会所做的最为“高调”的公式表态。去年10 月，刚刚上台的安倍首相，正是凭着在历史问题上的“两个继承”(即继承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谈话”和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的精神)的表态，打开了通往北京的大门。

但是，有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似乎又开始呈现某种程度的动摇。据日《每日新闻》报道，2月9日，自民党内名为“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思考议员会”的鹰派议员团体开会，一致通过对“河野谈话”的内容进行修正的动议，并于本月向安倍首相提出。该议员团体负责人、原文部科学相中山成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使有过慰安妇，从军慰安妇是无法想象的”，指出安倍内阁，到了打出取代“河野谈话”的“新见解”的时候了。

当然，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围绕历史问题，并非没有鸽派政治家及其政治组织，也向来不乏与鹰派对抗的政策主张，但少壮议员集中的中坚层大多成色保守，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其实，上述动议也未尝不是面向今年夏天的参院大选，从政治上提前“站队”的操练。而随着安倍政权支持率持续走低，无论鹰派、鸽派，都有面向“后安倍”，加速水面下“调整”的现实需要和可能。

与此同时，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也会对日本的政治地图发生微妙的影响。关于上述美国会决议案问题，日本从去年开始，就展开了旨在阻其出台的院外游说。新年伊始，安倍又相继派出若干名负有特殊使命的首相辅佐官赴华盛顿，为在历史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而奔走: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份，把握以此番国会决议案和从1月起在全美上映的、根据已故华人女作家张纯如著作改编的电影《南京》为代表的美“反日”舆论时态，为5月的首相初次访美铺路。虽说是“全球同盟”，但时过境迁，随着“史上最亲美政权”小泉的谢幕和美政权的行将易手，日美关系的黄金时代似乎正在淡出，这不是安倍所能挽回得了的。何况，美国对安倍的历史观并不放心，其甫一上台，主流舆论的各种牵制、敲打一直不断。

笔者去年曾在他文中指出，日本政府历来有以外交、政治手段处理历史问题的积习。这也是历史问题总如影随形得不到彻底清算的原因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说，谋求外交与政治的解决，离不开权宜的考量。任何权宜之计，纵然美得天衣无缝，也只能满足一时之需，当政治平衡被打破时，还需更大的权宜。而这更大的权宜，则是以颠覆前面的权宜之计为基础、前提的。这种权宜游戏玩多了，会给人以一种机会主义的“两面性”和“不义”的印象，会失信于国际社会，其实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莫大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包括从军慰安妇在内的历史问题表态上的后退，其实质，正是这样一种危险的机会主义。

首发南方都市报

 

尽管中共控制真正的新闻报道极严，扼杀言论自由也凶，但广州的报刊始终是冲在中国新闻禁忌的最前沿，为生活在窒息的铁屋里的中国人偶尔带来一点光亮和新鲜空气。以前的《南方周末》，现在的《南方都市报》均是理性平和、认真负责、勇敢大胆的媒体，后者更是以曾经报道“孙志刚案件”而永载中国新闻和法治的史载。去年《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彭水诗案”，为四九年后集权统治下因言论获罪的案件，开创了一个值得纪念的否定的历史。这虽然是一件小事，而且在我们这个视法律为玩具的所谓成文法国家，根本不可能作为后续相同案件之援例来引用，但有这种翻盘的小概率事件——尽管国家赔偿很少，而权力机关没有公开道歉，但有此一点点的认错，也是一种令人欣慰的胜利——还是替争取言论自由的人们给予了一些鼓励。

彭水与我故乡接壤，民风淳朴骠悍，但四九年后的奴化和高压，已使那些地方的人民活得特别萎琐，再也无法见到他们身上朗然的生气。而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整人的气焰如此嚣张，敢置法律于不顾，敢视民如草芥，其实只不过是身后有一个庞大的集权统治集团作后盾而已。而他们便藉此狐假虎威，以渔肉百姓为能势，任何一点对他们的不满，都变成对他们权威的挑战。所以才有彭水诗案、安徽五河教师案等因言获罪的案件，层出不穷地发生。当然这后面也是因为中央集权政府频繁地打压异议人士、剥夺言论自由，视法律为玩具、视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为无物的榜样力量在起作用。这种一边频繁打压异议人士，甚至因言获罪，长期置持不同政见者于囹圄之中（政见不是拿来同的，凡是别人有别人的看法，都可以不必同。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而是拿来批评的，批评政府与颠覆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而一边又假惺惺地倡导依治国，实足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是非常可耻的、大言欺世的愚民做法。而像彭水诗案的曝光，是极好的批评“小鬼”（县委县政府）玩弄法律、视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为无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我希望在逐步批评诸多“小鬼”的基础上，给打压言论自由的总后台阎王以理性务实的批评，以便社会在多灾多难中，获得一点前行的动力；以便真正的依法治国，能够名副其实。

昨天《南方都市报》为自己的报纸评出13个奖项53件作品获奖，颁给《彭水诗案》深度报道的获奖理由是：“公民被剥夺言论自由，官员滥用国家暴力。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报道引起公众震动，带来事件转折，是舆论监督彻底胜利的经典案例。再次成为引爆舆论的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正在延续自己的光荣。”感谢《南方都市报》，让中国大地上像瘟疫一样蔓延的假新闻、假传媒，有一种两相对照的羞耻感。以前《南方都市报》曾因有关“孙志刚案件”等将在中国新闻史上名垂青史的稿件，而使得该报相关领导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相应的整肃，这是集权者继续把自己推向民意对立面，走入死胡同的典型做法，想以此创建和谐社会，岂可得哉？我希望这次表扬“彭水诗案”之报道，倡导新闻关注因言获罪的案件，不会带来相关的副作用，而是成为倡导依此而行的榜样。

《南方都市报》不仅以新闻的猛锐理性著称，而且以文化的传承与建设而闻名。我所在的城市虽然看不到《南方都市报》，但拜网络之赐，能读到其电子版，真是令人快慰的事。但这次所评的十三个奖项五十三件作品里，居然没有李怀宇兄搞的一系列文化名人的系列采访，实在是件颇为遗憾的事。虽然这是他们报纸内部评奖，但他们的报纸是拿来读者看的，读者有权发表不同评论的权利。我认为李怀宇兄所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人如金耀基、许倬云、董桥、流沙河、赵俪生等人的采访，是文化传承的极好之事。而真正的文化传承和新闻的猛锐理性，是一车的两轮，缺一不可，任何的忽视，都有倾覆不前之感。所以，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将来《南方都市报》在关注新闻奖项的同时，特别关注到文化传承之持续采访与深度报道，以使更多更好的即将消失的文化、即将去世的真正文化人，得到应有的关注，以唤醒四九年后破坏文化的罪恶感，以便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得以真正的发扬光大。是所盼焉。

2007年2月12日9：00成都

 

旧文新贴按：人们常说“反腐要从源头抓起”，源头到底在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受挫的起始点在哪？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某种变相的世袭制、“太子党”现象和“权贵资本”？看看这篇六年前写的题为“探索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的文章，也许会对破解这些谜题、寻找其缘由有些助益。四天后撰写的《权力、市场和腐败》，是对上文长篇历史考察的逻辑概括和延伸，也一并发在这里。

要正视社会主义的挫败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蜕变为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在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想重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各部门和各级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各部门职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赏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将领给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推翻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贪污腐败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囊；

※……

以权谋私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以权谋私，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提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以报道。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范围的资源，因而人们都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局面，或者利用专政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推翻。在打天下时，也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几点看法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权钱交易，贪污受贿。

第六，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看来，只能加以限制，难以根除。到头来，这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命运，确实令人担心。

第九，因此，拯救社会主义有没有其它的途径，似乎应当予以考虑。（2000年7月17日）

 

中国已经可以说是西太平洋的地区性大国。世界也在关注着中国的崛起。保持什么样的国家心态，关系着中国大陆的前途和命运。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经所过：“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要成就伟大的国家首先就必须有伟大的胸襟，即使小有成绩，也不应该自以为不得了啦，对自己吹嘘，对全世界吹嘘。对成功保持警惕，是推动和保持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法国历史学家吉内在《法国历史哲学》里声称，民族遭受错误思想的破坏并不亚于遭受敌人的破坏，而其中最危险的错误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优秀的。

成熟的中国应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限度。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自认为成功了，往往面临着对国家自我膨胀的诱惑，可能虚骄之气徒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在1921年12月1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很好地阐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

“……我们并非那种追求莫大的幻想和假装做着我们实际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各位先生，让人们看到好象我们正在做着伟大而异想天开的事情，而实际却并未这样做，我们便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全世界的仇视、怨恨和敌意。……与其追求那些我们并未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主张，从而增加了我们敌人的数目，增加了压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倒不如让我们回到我们自然的、合法的限度中去。并且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

其次是管好自己的家园，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这就要求修正并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一方面是因为在旧有的思想观念中，许多本来是体现大国责任的言行，在中国的语境中却成了贬义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中国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必然会更多地参与影响地区甚至全球事务；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必要打无价值的口水仗，而且这样的口号本身还会给崛起的中国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的反霸本身无论出于多么正义的理由，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会给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疑虑。而且对霸权这个词也应该做中性的理解，是一种实力的客观描述，不能把它和侵略等等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坦然地承认，崛起后的中国必然是霸权的中国。

当然，和平是中国的旗帜，即使是不得不付诸武力使也是为了捍卫和平。中国不扮演国际社会的大国另类。以大陆目前的情形，一些人过分鼓吹说“不”等对抗性思路，不但达不到想要的目的，而且也很难获得主流国家的理解，对于改善和塑造国家爱好和平的形象非常不利。因为，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300美元不到，这算什么样的经济强国？难道要勒起裤带搞对抗？这种基础上的“强国”又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强”？

三是要摆脱历史的包袱。因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强化了崛起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我们的教育宣传里，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的美好形象。当然，中国是具有爱好和平的悠久传统，这是应该发扬的，但这只是传统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朝代，都有扩张、侵略的记录。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哪会有广袤千里的辽阔国土？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理吴努就提到中国在元朝和清朝跟缅甸打过两次仗的事。毛泽东对此还说：“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而且毛泽东又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中国要想顺利崛起就必须正视周边国家的感受。美化中国历史，一方面既不利于反思，容易使得中国民众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忧虑，难以理解，增加对抗情绪，认为那是杞人忧天，或者干脆就是用心不良；另一方面也不足以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小国的信任，相反倒增加了疑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对自身的扩张传统缺乏足够反省的国家。此外，对自身和平传统的宣传的同时，我们还忽视了中国需要战争文化的重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革命战争”影片也能够检讨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危机，那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人道主义问题和对和平的理解上，已经在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拢。

在塑造和平形象的同时，中国教育宣传里将1840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几乎简化成了被欺负和凌辱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1840年情结。于是，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都成了中国需要崛起的理由。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落后就要挨打这句教条般的语录背后暗含着，国际社会犹如险恶而残忍的丛林世界，在那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此，国家保护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尽最大能力竞逐富强。问题是，瑞士、新加坡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算是先进还是落后呢？！这样的历史观很容易让外界认为，和平崛起实际上是在韬光养晦中，不动声色地掩藏着有朝一日总会爆发的仇恨。我们应该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口号和教条，以大国应有的胸襟务实、理性地向前看。

其实，我们的“近代史”完全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不是历史的真相。比如，有些事情是因为中国政府举措失当，酿起事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就说：“由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处理不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如八国联军强行向中国索取大量赔款作为对义和团起义时出现排外暴乱的惩罚，举国上下对满清政府怨声载道。”只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就和在德国只讲盟军轰炸柏林一样，起的是强化和培育仇恨的作用，而缺乏自我检讨和反思的精神，无助于减轻或者消除外部世界存在的疑虑或者敌对情绪，增强对中国的善意与友好。况且中国不能发展起来，也不全是罪在列强，要不然，日本怎么可能成为强权国家呢？鸦片战争过了整整八十年，1923年的鲁迅还不能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痛心疾首：“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当然，这不能说都是列强的错。中国的未来不能让历史包袱和仇恨压断了脊梁。当然，这不是说要回避历史耻辱，而只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让历史变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包袱。国家的发展不能靠仇恨来激励，否则崛起的诱惑和历史的记忆就可能萌生出敏感的复仇和排外心态。正如一位民国外交家所言：“在政治中，觉醒以后激昂慷慨但得不到准确信息的群众，对成千上万人包括对人民自己的自由及生命来说，将是一种致命的危险。”

与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百年历史记忆相联系的，是对汉唐气象的记忆和渲染。也正是这样，中国产生面子民族主义的情绪，虽然不是世界一流强国，可是情绪上依然停留在汉唐雄风的依恋中，容易拔高自己，难以直面中国的真实国际地位，并以平和、务实的心态看待国际事务，常常表达着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意愿，以至举措失当。也正因为有历史的依恋，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最典型，却最不妥当的提法了。因为，如果“中华民族”实际上指的是全体中国国民，那么直接提中国的复兴或者崛起就可以了，还能够免去种族主义之嫌；如果“中华民族”包含着“海外华侨”，那么复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所在国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更不妥当了。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不知所云，相反，作为民族概念本身也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联想和误会，引起华侨比例相当大的国家不必要的疑惧。

四是摆脱在阴谋论与善意论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心态。无论是战略机遇期的提出，还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强大的说法，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其实，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什么时候都可能存在，关键在于中国自处和应变的能力。邓小平90年代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战略机遇期，实际上简单地将中国的发展寄予运气之上。想想看，以色列的战略机遇在什么上呢？可以说，这个国家自然资源贫乏而又处于恐怖主义、战火和敌意包围之中，和平从来就不是它那个地区的主题，可它却能够在中东犹如鹤立鸡群。同样地，所谓帝国主义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更是危害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无缘无故地盼望另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强大无比。大概列宁上台的时候，没有哪个强国愿意俄国繁荣，新政权是在敌意和屈辱中成长起来的，甚至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可俄罗斯不也照样发展起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了。对于能否抓住和创造战略机遇，制度优势、民族精神、政治家的才略，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向认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实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面对朝鲜战争，中国可以派出志愿军，陷入三年之久的战争漩涡，此后长期陷入西方国家的封锁之中。中国自然也就没有了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机遇了。而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且采取另外的战略。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坐山观虎斗，即使和日本也发生过军事冲突，却适而可止。从地缘上看，日本占领东北也是将战火烧到了苏联的家门口，而且还有日俄战争失败之耻呢，但是斯大林没有让苏联红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黑龙江去保国卫家乡。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对苏联寄予厚望，斯大林都是坚定地实践着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只能从苏联角度出发。”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才真正是大发战争财的国家。

五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力更生是生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仅靠艰苦奋斗也斗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中国无论是资源、人才、技术、市场等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依赖外国的，但是世界也需要中国，也就说是一种相互依赖。我们不能把依赖当成贬义词理解，这会导致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误解，似乎跟制度创新、开发国内市场、提高国民素质等跟相互依赖是矛盾的。中国需要世界。我们必须在国家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战略选择，否则，孤立地看问题，怎么看都是怎么不安全，似乎只有什么东西都自给自足才觉得安全。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保险的安全存在，不想承担半点风险就是最大风险。比如，新加坡不可能实现粮食自给，难道新加坡不要从自己的条件出发，追求粮食自给以保国家安全？没有自给的新加坡国家时时就不安全了？万事不求人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六是应理性地对待国际舆论，尤其是批评性舆论。张之洞讲“国有诤邻”的道理，值得国人三思，对待外国舆论要有大国胸襟。人总是倾向于喜欢听顺耳之音，却不爱听逆耳之言。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去取舍外界的信息，不能以为说好话的就是国际友人，批评的就是仇敌或者是别有用心。清末，上海道每月都要翻译刊印西方国家的时事，呈报总署和南北洋大臣，触犯时忌的要删除掉。内参成了妨碍清朝统治者准确认识世界和反观自身的工具。实际上这种参考消息参考的价值不但不大，还会误导人们，使得统治者真以为清帝国国运通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衷心赞赏，清帝国的友人遍天下。

七是应该培育开放主义下的文化自信。如果一个国家新建起来后，能够从世界文明里博采众长，从西塞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吸取思想营养，从老子、孔子、孟子那里获得智慧和灵感，从《圣经》、《古兰经》里吸取教益……那么它延续继承的却是整个世界史，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历史悠久。在世界的眼里，中国不应是在现代先进技术拱卫下的一个行将逝去的旧文明的堡垒。任何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试图扮演这种角色都将是中国的悲剧。经济技术发展不应是保守落后的万里长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不是古老中国文明的复兴，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重构。

这种文明重构不是谁提供某种文本或者教义灌输给国民就行了，而是文化开放主义战略下的融合、扬弃和创新。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中国需要的是公民可以自由地研究世界、自由地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可以自由地搜集和获取来自世界的信息。用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取代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思维。任何先入为主的教条或者限制都是中国了解世界和发展自己的障碍。如果没有自由，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就可能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而加以发扬，诸如秦始皇加马克思就当属此类。

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如果上升成了国家政策，就必然是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因此也就必然是武断和狭隘的。因为这意味着首先必须判断那些文化是民族的，不过谁来判断，谁有资格判断，在分歧时谁是裁判，是听谁的父母的还是老师的，是听自己的还是长官的？作为研究层面，谁都可以躲在自己的家里写出一本书，然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谛所在，三百个教授可以有三百种传统。相互冲突的问题上，怎么办？这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是奉行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呢，还是国家介入充当什么才是传统文化的裁判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文化恐怖主义。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也只有文化恐怖主义才能做到。我们不能把“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等这些名词变成了紧箍咒。人生下来本不是为什么文化而生的，生在苏联就要坚持斯大林主义，生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要相信法西斯主义。如果都坚持文化民族主义，那只有世界都是原始人的世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今天不妨说：三国在，必有我师焉。以美为师，以英为师，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佩服但不屈膝，向往而不献媚，崇洋而不媚外。穿旗袍难道就比穿西装爱国？非要认为中国文化里什么都好，那是个人的自由。他有传播的自由，但没有强制的权利。

我们不能无视历史的积淀，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世界的影响，我们继承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而是世界的文化，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也不能不是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主张独立自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承认或者认同，而是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独立不能容忍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实际上当我们使用“国际友人”之类的说法时，已经表示了来自外部世界的认同既是中国的精神需要，也是中国的生存需要。遗憾的是，当爱默生对孟子情有独钟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所谓中国文化伟大的证据，其实我们顶多只是结论的仿佛而已，是不自觉地寻求一致，这是买椟还珠，而看不到爱默生背后的个性、丰富和自由，正是个性、丰富和自由才使得他可以接受、喜欢、吸纳孟子的智慧，当我们引用爱默生的时候是在否定中国的王默生、李默生，他们喜欢孟德斯鸠的睿智，欣赏亚当？斯密的宏论，就是被文化殖民，就有文化洋奴之嫌疑，体现的是一种极端僵硬的不宽容，是对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因此也就是对多样性的排斥。急于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对此都有一套振振有辞的说法，对比的背后也暗含着中国可以与欧洲或者西方比肩而立，因此也就不完全是政治需要，也有心理上的需要。

在面对世界时，中国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养成实事求是和自由的精神。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赞美其他的国家，认为它的制度比自己国家的要优越，或者可取之处甚多，未必就是要去卖国媚外。孙中山在1923年甚至说要“把中国化成美国”；或者放声高唱“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当然也可以像刘师培那样，认为欧美只有伪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国还糟，“一无可采”；也可以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坚信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中国的先贤祠里，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爱国者。他们都是中国道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思想文化就和衣服一样，自己觉得合身，可以继续穿，发现自己不喜欢，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换。孔子峨冠博带是孔子，穿上西服还是孔子。上帝并没有命定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只能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否则就是亵渎神明。我相信，文化民族主义者不会将相对论也拒之门外，我不相信，一个服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一旦也同时信奉孟德斯鸠提出的权力制衡思想就不配是中国公民了。

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固然重要，但自由学习则更为根本。因为开放的心态不仅是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学习，海纳百川，而且还有对内开放的问题，不能说只有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善于学习，只有他们学习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学者可以鼓吹尊孔读经，但是，这只是一家之言，是公民自由范畴内的事情，在国家的范畴里，没有什么是“国学”，所有的文化都是“国学”，这种胸襟是吸纳世界文明所不可获缺的。包容的胸襟首先是国家对国民思想文化的包容，是国民之间对相互思想文化的包容，也就是说先解决了国内存在的文明冲突问题，自然具有这种宽容胸襟的民族也就难以去进行文明冲突那样的圣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