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铭记所有无辜死者

冰冷的数字变成温暖的名字,令后来人长久缅怀记忆,警示灾难和人类的恶行,这是多么好的举措啊。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那些死难者永远变成未名者,变成一堆模糊的数字,变成一个约数,这让我们的死者永不瞑目。最近南京十二位学历史的研究生,绝意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抢救记忆,将那些被杀者的名字从三十万冰冷的数字凸现出来,让参观者都能记住那些都是我们惨死的先人至亲,永远铭记此种椎心刻酷的疼痛。有许多历史研究者,不仅研究伪问题,而且对我们及先辈的惨痛经历不闻不问,还以此自炫。好在,还有这十二位学历史的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抢救工作,不亚于许多人兀兀穷年,死钻故纸堆,拾人牙慧。

通过走访江宁地区1038位南京大屠杀的健在者和目击者,他们调查出江宁地区有确切姓名的死亡人员1343人,不知名死者6018人,总死亡人数7361人。虽然这离三十万死者的真实名字之获得,是多么稀少和遥远,但总是一种难得的补救,单从这点上来说,我要向这十二位年轻人的努力致以深深的敬意。想一想无论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府,花纳税人的血汗钱,却从来没有集中一点国家的力量来做大屠杀死者的真实姓名及籍贯等的研究和探寻工作,这种不作为,是对我们民众的蔑视。也许在他们眼中,花钱只是知道名字,有什么意义?那不是浪费金钱吗?也许在他们眼中,名字真的只是个符号,而不代表那名字背后那曾经活生生的人。但事实上,弄清死者的名字,让后人铭记,让我们每次纪念的时候都念一遍死者的名字,回忆起那悲怆的一刻,是生者和后代对死者多么好的缅怀追悼啊,是多么重要的民族记忆和仪式啊。

为了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的犹太人,人们用5天时间念出了10.2万个名字。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911那一天当我看到由死者家属轮流去念死者的名字时,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泪流满面,一是为美国死难者而难过,为他们可爱的国家和人民感动;二是反观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被外敌入侵、国共内战、土改及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及社会主义教育、三年大饥饿、四清运动、文革、严打、六/四大屠杀、克拉玛拉大火、沙兰镇的死者、长年不断的矿难等等,弄得冤死屈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我们的政府哪个时候表现得像是由一群活生生的人所领导的政府?他们心里哪里有我们普通人?哪里曾想过那些上亿的冤魂,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没有尊严。一个政府要想建立和谐社会,不仅要像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那样为自己前任所犯的错误向国民道歉,争取他们的原谅与和解。而且一个政府要想取得国民的原谅与理解,就应该像南非大主教图图成立的“和解与真相调查委员会”一样,认真调查真相,说出真相,勇于承担责任,慰藉死者,安顿生者,才能真正实现和解。连许多屈死冤死者姓甚名谁,我们都不说出来,不研究出来,不调查出来,我们不仅无资格做这些冤死屈死者的后代,我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成问题。而当政者,要想在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不公开道歉,不道出真相的情形下,实现所谓和谐社会,那只是白日做梦。

我曾经在一次《关于右派研究》的公开演讲中说,我们做右派研究,应该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努力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及原始档案,哪怕片言只语也不放过。在这基础上,做出右派名录,名录包括姓名、籍贯、职业、获罪原因及言论、受难地点、处理情况、备注。这样下来,才能够真正为后代留存一点信史。有了名录,才不会游谈无根,出语夸诞,论说也才有真正的起点。所以我呼吁,所有对过往灾难的研究,都应该如此做,才真正称得上是慰藉先人,让他们的冤屈在九泉之下 ,也得以稍舒;同时启迪来者,让这样的灾难不再发生,而发生了就应该追究当政者的责任。

当我们有一天也在纪念碑前念出那些冤死屈死者名字的时候,念着那沉重而漫长的名单,缅怀那些曾经鲜活的血肉之躯,我们这些生者才能真正安心,我们的国家才免致长久的耻辱。我希望以后对待普通的冤死者,政府应该逐一登报以示哀惋之忱,并且在追怀会上念出他们的名字,哪怕念上多少天也在所惜。同时,花钱对过往的冤死者采取补救措施,资助研究者将这些事实真相发掘出来,这才符合一个政府是由一群活生生的人所领导的事实,否则政府的合法性将会受到人们长久的质疑,个人及国家将万劫不复,而不能自拔。

狄 马:余秋雨的农民观

余秋雨的农民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万言名文《脆弱的都城》里。这个凭吊大师,这个戴着白手套游山逛水的文化明星,这个奔走于权门、以充当“顾问”为荣的学术侍臣,这个一度曾助纣为虐、失贞于暴君而后又装聋作哑、讳莫如深的人,在这篇文章中,发表了许多对农民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农业文明石破天惊的论述。

在他看来,中国的“都城”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如果余秋雨不是和我们故意打诳或玩“脑筋急转弯”的话,它至少使我懂得了以下几个道理:一、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是因为苟捐杂税、横征暴敛或水旱蝗害、饿殍遍野,仅仅是因为“相对贫困”造成的“红眼病”就足以使他们抛家别子、铤而走险了;二、农民起义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土地、争取“生存权”,而仅仅是为了把自己先前卖给别人的土特产抢回来,而且还象取走自己名下的存款(定期的)一样理直气壮;三、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后现代”青年,你看他们仅仅为了“玩酷”、为了“找乐”就甘冒杀头、凌迟、灭门九族的危险,而且还非要跑到城里;四、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施耐庵不是生于淮北小镇、又亲历过农民起义,而是落户大上海、并兼任许多城市的“文化顾问”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得出“官逼民反”的结论。因为农民起义军“攻陷城池”之后,“城池”里的文化人不但云游讲学不大可能,就是“顾问”能不能当成也得看城防司令的心情。

为了进一步批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余秋雨给我们例举了宋代张俞的绝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他说: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却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是“泪满巾”!

不错,“‘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虽然这些“养蚕人”、“种田人”没有研究过戏剧理论和中国文化史,也不至于愚蠢到会认为只有种田的才能吃饭、打井的才能喝水、纺线的才能穿衣服的程度,更不会由此推断出棺材店的老板希望躺在里面的都是自己,生产灭火器的会因为自家的房间用不着而痛哭流涕。但我仍然不知道象余教授这样不仅具有“城市眼光”、而且又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的人(注意,这可丢的是国家的人)是怎么进行“复杂工业思维”

的。按照一般的情理去推想,作为一个小生产者,看见自己的产品“销路很好”反而两泪涟涟,那么肯定别有怀抱。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个“入城”的蚕农智力健全、神经正常,卖蚕时不但没有短斤少两、增收附加税,而且工商局的同志还给了小费,但他还是哭哭泣泣,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得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临床表现为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见花落泪、对月伤心,多发于艺术家和女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首诗的逻辑”就不是如余教授说的那样,是“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而是说“遍身罗绮者”在享用绫罗绸缎的同时,也应顾及“养蚕人”的苦辛,至少不要打白条、乱摊派或者“多收了三五斗”反而丰收成灾。

如果说“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地点明了诗作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的话──虽然我看不出──那么,“盲流”、“黑户”、“剪刀差”、“下乡”、“下基层”、“到农村锻炼”……这些概念是不是明白无误地昭示着城市对农村的傲视与盘剥,很有政治研究的价值?如果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仅仅因为贫困与落后的出身就应当背负永生的耻辱,那么,我身后的祖国相对于富饶的北美正是一片巨大的农村,那么,是不是说“东亚病夫”、“中国猪”、“支那人”……这些侮辱性的冠冕就是合逻辑的称呼?

我无意于为农村的黑暗、暴力和落后辩护,但在一个尊卑有序、贵贱分等、城乡二元对立的种姓社会里,我必须坦陈我的倾向,那就是说我必须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立场上发言。在我看来,维护乡村就是维护弱势者的利益,就是维护做工的奴隶那不可让渡的价值与尊严,就是替那些最卑微的人寻找表达与歌哭之地。

孟庆尧:解读贪官李大伦的三句名言

翻开9月21日的《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位置赫然刊载着题为《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的新闻。看完此稿才知道,近年来声名赫赫的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早在今年6月1日就被湖南省委“双规”了。早就厌倦了跟在纪检监察部门屁股后面“打死老虎”,因贪污腐败犯事的地市级干部近年来一抓一大把,本来没兴趣就李大伦的话题往深处想。合上报纸,突然记起李大伦书记此前曾在郴州市乃至华夏大地振聋发聩的三句名言。让这么可爱的一个人物从笔下溜走,未免浪费了一笔资源。让我们共同来解读这三句名言,通过它,我们也许能更真切的认识李大伦、更真切的看看是什么样的环境滋生了李大伦。

A,李大伦的第一句名言:“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看清朝的帝王戏,皇帝老儿要惩治他的皇子,都需要口称“根据大清律”。李大伦惩治他手下不听话的百姓,凭得是什么?他怎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让“影响嘉禾一阵子”的人,“影响一辈子”?一句话,活脱脱勾画出了一个横行霸道的土皇帝的形象。一个地方官员,何以如此毫不掩饰的以土皇帝自居?因为在郴州,天是老二,他李大伦是老大,有谁能制约他的权力?是老百姓吗?还是哪个法定的机构?在帝王戏里,往往还能看到御史之类的谏官,冒着杀头危险给皇帝提意见的。像李大伦这样的现代官员,在地方上甚至连封建时代的谏官这类人物的劝谏都没有。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这一权力被滥用并不奇怪、不被滥用才奇怪。制度的缺陷,是李大伦做大的温床。

B,李大伦的第二句名言:“烟上干部上,烟下干部下”

什么叫“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里李大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贴切的例证。听话吃香喝辣,不听话挪窝搬家——不要以为这是李大伦独有的骄横,事实上社会就是给了李大伦的这种骄横以制度的保证——如果地方主要官员想如此骄横的话。是不是骄横,全靠自觉,而人的自觉又是那样的靠不住。缺乏制约的权力的自觉尤其靠不住。赵高指着鹿问:这是不是马?那些说马的人有福了;而那些说鹿的人的下场无疑会很惨。正如秦王殿上大臣们在对待赵高提问不会考虑鹿和马本身一样,那些考虑种烟还是不种的干部,考虑的不是种烟符不符合群众利益,而是符不符合李大伦的喜好。估计经过这么几番检验和淘汰,郴州市的干部基本也都只剩下李大伦的人了,而郴州市,也就成了李大伦的家天下。

C,李大伦的第三句话:“悠悠万事,项目最大”

好(要读四声)“项目”乃至于甚过“克己复礼”,被置于“悠悠万事”之“最大”,可见这个李大伦也深谙“项目之道”。我可以在此大胆断言:这些年犯事、没犯事的贪官,没有不深谙“项目之道”的。搞项目操心受累如何让官员们趋之若骛?原因有二:一,于公,是政绩的需要。多年来以政绩论升迁,启动经济发展内在的活力、改善民生投入大见效慢,而修条路、建座楼、铺个广场,富丽堂皇流光溢彩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看得见、摸得着。上级领导来调研视察,有景可看、有话可说,不愁上级不满意。于是,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许许多多贪和不贪的官员们就这样爱上了“项目”。二,于私,是中饱私囊的需要。有了“项目”做载体,蛆虫们才可能深入其中展开他们的盛宴。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这就是传说中的“双赢”。“悠悠万事,项目最大”,于是,有项目要上、没有项目创造项目也要上;有困难要办、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办。至于给经济社会长远发展造成的损害,对不起,我已经用“项目”给自己镀层金身、用办“项目”A的钱买通了晋升的金光大道,遗留的问题谁有本事谁办,与我何干?李大伦终于没从郴州走出去,让很多人说他是倒霉蛋。

李大伦尽管贪腐的可以,但毕竟还算坦诚;尽管给郴州市造了不少孽,却也通过自己的三句话给人们留下了窥探吏治弊端的豁口。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李大伦终究没有白贪腐一会。

 

失败之书:北岛的失魂落魄

正因为北岛有过这样的诗句,我们才有理由对北岛有更为挑剔的眼光:“从星星的弹孔里,流出血色的黎明”、“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的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我愿意是一千零一名”。这些诗句,使得北岛有先知般的气质和强大的道义担当。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是那个时代高昂的头颅,他的诗句使得那个时代闪耀出英雄主义的光芒。年轻时,我是那么的热爱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套用北岛自己翻译的里尔克,我之阅读北岛,正是“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前年吧,北岛回国,《读书》杂志在编后记里隐约提及,北岛的诗歌爱好者们却像节日般欢庆,就像我,南海出版公司的《北岛诗歌集》,都是买而读之以为快。然而北岛近年的诗作使我产生一个跟很多人一样的疑惑:那个曾经写出“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的掠夺”这样直达本质的句子的诗人,到哪里去了?而今年的《失败之书》,让我无比悲哀的接受了一个事实:北岛,已经失魂落魄,《失败之书》,是这个偶像倒塌的标志。

其实,《失败之书》中很多篇什,之前都已零星见于国内一些期刊。的确,作为诗人的北岛,他在散文中表现了他对汉语一如既往的敏感。他的文字有一种节制之美,洗练干净,不事雕饰,简洁地达到事物本身,而幽深的情绪缓缓涌动在语言之河的底部。所以那些对北岛散文语言的批评是不合适的,可以说北岛对汉语的把握有一种基于直觉的敏锐,这无法不叫人敬佩,尤其是,在这些写作过程中,他远离这块大陆,汉语是他“唯一的行李”。

不过,正如有论者指出,作为作家,仅仅有语言之美是不够的。尤其对于北岛,我无法想象一个不再“我不相信”的诗人,会是怎么一个模样。

我能够从书中窥见北岛的痛苦,这种痛苦既来自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的顾此失彼,也来自对文化之根的远离。北岛在多年的往来穿梭之中,一定感受到了失重的晕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重量来自母语,来自文化之根。

可惜北岛没有那么强大,他显然已经被流浪的生活击到东倒西歪,我们不难发现他文字中若隐若现的顾影自怜。这种顾影自怜有时候甚至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成为了北岛的全部。当流亡他乡,对往事的回忆自然是一种对自身的温暖,《失败之书》第二辑显然带有这样的痕迹,这无可厚非。但一个一流的诗人,仅以写作温暖自身,他就能够满足于此吗?个体的磨难对于这一个体而言诚然可以大到无边无际,但是个体的磨难如果不能折射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描述这些痛楚又算得了什么?事实上我们谁又不是处于痛楚之中呢?荷尔德林问过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我倒是以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诗人就应该是那个在苦难之中攥拳挺立,并且将一股清明的力量注入旁人心田的勇者。正如北岛曾在诗歌中说的,“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也就是说,他首先自己应该站立着,然后给人以站立的勇气。卡莱尔说:“伟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们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乐。这光源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点燃的蜡烛,而是上天恩赐我们的天然阳光。”可惜北岛不是,北岛的忧伤低回,使我不止一次的怀疑,从前那个“我不相信”的北岛,和这个《失败之书》的北岛,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有两个人可以拿来一比。一个是米沃什,一位同样远离家园和母语的诗人。事件和时间是他的诗歌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故土。这位可以称得上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里有那么多的悲悯和道义的力量,他以自己的创作和行动,介入波兰的历史进程。他无愧于诗人的称号。另一位是同样漂泊海外的思想者高尔泰,他以一本深刻反思又悲天悯人的《寻找家园》,告知我们他的在场。

我不知道这位被评论家认为“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的诗人将往何处去。也许他会在以自己的诗歌语言构置的金字塔里度过一生。北岛自己说:“失败其实是一种宿命,是沉沦到底并自愿穿越黑暗的人。”我宁愿认为这是诗人看到的为我所不曾看到的结局。

被指美化清朝阎崇年新作遭批评

结集了清史专家阎崇年央视百家讲坛讲稿的《明亡清兴六十年》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与两年前阎崇年推出《正说清朝十二帝》获得读者一致好评不同,此次出版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面市便遭到读者批评。有些读者指责阎崇年在诋毁明朝、称颂清朝。针对批评,阎崇年表示,他一直坚持用严肃的态度讲史,不会刻意美化或丑化某个朝代。

刘晓波:民间“恶搞”对官方“正搞”

自党魁胡锦涛颁布道德新训诫“八荣八耻”以来,“六四”后一直纵容文化娱乐化的官权突然转向,以遏制“不正之风”为借口,开始对文化市场进行大规模整肃,意识形态衙门先后出台了多项文化禁令。

最近,广电总局开始整顿家庭伦理剧,凡是涉及婚外恋等争议话题的电视剧,将被逐出黄金档。此前,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和广电总局先后禁止过主持人的方言腔和港台腔,禁止过国外动画、涉案剧和古装剧,禁止过网络视频短片;2005年火爆海内外的“超女”,虽然未被全禁,但也遭遇了诸如年龄、评委、内容和形式的多项限制。

针对兴起于网络的“恶搞”,广电总局将颁发互联网视频的管理条例,规定任何人在互联网传播包括短片的视频节目,都必须接受广电总局的监管。为了给该条例的出台造舆论,8月10日,中央级喉舌《光明日报》已经在举办“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邀请诸多御用专家围剿“恶搞”。与会专家冠冕堂皇地声言:“对严肃保有敬畏,对崇高保有敬意,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体现,尤其在未成年孩子心中,不能让崇高感沦丧,立法对’恶搞’等行为进行规范非常必要。”

官权意欲禁止“恶搞”,与网络怪才胡戈自创的网络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有关,该片以调侃的方式批评电影大片《无极》。当然,在网络“恶搞”中,既有极具才华、富于智慧和思想深度的幽默,也有非常肤浅、不负责任的宣泄。胡戈的“恶搞”是前一类的上品,充分体现了网络平台对国人的精神创造力的挖掘和激发。

胡戈具有真正的游戏精神和不错的网络技术,他把严肃的问题意识融入搞笑之中,视觉形式上颇有创意,“馒头血案”真好看,也真让人笑。所以,一上网,就受到广大网民的热捧,自然也引起名导陈凯歌的强烈反弹。小人物胡戈和大导演陈凯歌的PK,甚至演变为对簿公堂,一时间变成最火爆的文化热点,胡戈也在一夜之间变成网络名人,他的“粉丝”甚至超过老名流陈凯歌。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官权对“恶搞”封杀,今日民间不再是听话的羔羊,而是敢于说“不”的逆子,网上的主流声音是声援民间“恶搞”而反对官权的禁止“恶搞”。反对的主要理由是:1,从国民权利的角度讲,网络恶搞属于言论自由,禁止恶搞是践踏言论自由;2,从社会效果上看,恶搞的主流是挑战霸道的权威,颠覆官方正统,解析伪崇高谎言,是寓教于乐的思想启蒙,对中国文化的进步是利大于弊。

处于“恶搞”旋风中心的胡戈先生也不再沉默,继他的短片“馒头血案”风靡网络之后,他反抗官权的网文《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再次风行各大网站的BBS.他在文中以红色经典《开国大典》油画为例,对民间恶搞和官方正搞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对比分析。创作于1952的油画《开国大典》,因官方政治需要而被正搞了四次,每一次都要对油画的历史原貌进行篡改。1954年搞掉了画面中的一位政治人物,1968年又玩弄掉包手法,搞掉一位而换上另一位;1970年再次被正搞,要求再擦掉一个人。无奈这油画已经被搞两次,再搞难度很大,只好放弃篡改而改为临摹一幅。从此,临摹画取代了原画的位置,而原画被丢进仓库。1979年,这幅画第四次被正搞,“这次’搞’的要求听起来就很’搞’:把这幅画恢复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复原貌。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属不忍再糟蹋原画,所以最终还是请了画家来临摹。”

胡戈得出结论说:民间恶搞红色经典,不过是玩笑,读者不会信以为真;而官权正搞红色经典,却是基于政治需要而肆意篡改和歪曲历史,其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最容易误导读者。

近年走红的青年作家韩寒也写出《禁止恶搞才是最大的恶搞》的网文。他反对禁止恶搞的理由非常简单:我可以不赞成你的恶搞,但我要捍卫每个人恶搞的权利。他说:“恶搞就是公民的一种自由表达权,当这种自由表达并不触犯法律的时候,任何人都有恶搞的权力。……正如说话是人的自由表达权一样,任何人都可能说出反政府反人类的话语来,但绝不能让任何人在说任何话之前都去申领一个’说话许可证’.以条文的形式禁止恶搞,事实上正是对法律赋予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权的恶搞和亵渎!”

是的,在“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中国,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文字狱”再到中共的“割喉”,禁令文化的传统延绵两千多年。每个朝代的意识形态统治,都是建立在正面灌输和反面禁令的基础上的。直到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的今天,虽然言论自由和多元包容已经成为普世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在物质生活上日益现代化的中国,政治和精神仍然停留在前现代野蛮阶段,其最醒目的标志就是禁令横飞。

这种以行政法规为主的当代禁令文化,虽然具有依法行政的外观,但实质上是恶法治国,是滥用权力的人治传统。因为,中共衙门还是把文化娱乐市场当作自家的禁地,纵观这些衙门发出的诸多禁令,像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一样,大都是只有处罚而没有救济,只有政治正确而没有程序正义,只要求国民义务而不尊重国民权利。从道义上讲,它是公权力对国民人权的肆意侵害;从社会效果上看,它是对精神创造和多元价值的无情扼杀。

在我看来,要说对中国的恶搞,中共才是最大恶搞之源。它通过暴力革命恶搞到了政权,再利用话语霸权把恶搞变成正搞,把奴役称为解放,把禁言说成净化,把强奸民意说成自由恋爱。

即便抛开民间权利觉醒对官权禁令的反抗不谈,仅仅从文化产业的经济利益出发,“文化判官”的发号施令也实属愚不可及。在价值观和欣赏趣味日益多元化的今日中国,文化娱乐市场已成为赢利颇丰的行业,再霸道的禁令也很难落实。因为,媒体的生存和赢利,远比官方的“道德正确”更实惠,也更重要。

首发BBC

朱学渊:评冼岩《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

学渊评:世界已经进步到用“CT扫描”来治病了,中国的封建文人冼岩,还要用“阴阳八卦”欺骗海外族众,这会他说胡锦涛破了陈良宇,是“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与“邓小平挥泪斩杨家将”可相比拟,然后他又说此前共产党“的前景无非是’等死’与’找死’之别。

这次的陈良宇落马,……一举破解了反腐、移权这两大困局,给国人以新的希望“。我们只须反问,当初邓小平”斩杨家将“是为了保驾江泽民,”囚陈希同“更是借口治理腐败,为什么又都没有把共产党从”等死“或”找死“的”死局“中救出来呢?为什么共产党反而更加制度性地腐败了呢?冼岩就一定无言以对了。

再说,邓小平认定“三权分立”不可行,是因为它“议而不决,没有效率”,我们反观胡锦涛接班四年,“等死”了四年,才整肃了一个陈良宇,才有了一个起头,这又算是什么效率呢?冼岩假借民意说“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能够走一条稳妥、渐进之路,既克除陈腐之弊,又不轻涉动荡之险”,因此我敢大胆断言,鼠弱之辈胡锦涛断不敢动陈良宇的一根汗毛,陈良宇断不会有陈希同的牢狱之灾。处理陈良宇也应该“依法行事”“公开审理”“无罪推定”,否则胡锦涛就还有诬陷之疑。所以海外舆论大可不必为“等死”的共产党胡锦涛来叫好。

冼岩:邓小平挥泪斩杨家将,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

去年陈良宇在中共会议上公开质疑胡温“宏观调控”之时,笔者即作《胡锦涛的风险,江泽民的机会》一文,指出上海帮的风险──要化解(两虎相争、天行二日的)困境,唯有江胡联手。由于胡锦涛是台前领导人及未来责任人,所谓江胡联手只能是江泽民效壮士断腕,大力约束旧部亲信,甚至不惜让胡锦涛杀猴立威。这当然需要足够的胸襟胆识,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做的:为保江泽民一路平安,邓小平挥泪力折“杨家将”。笔者认为今日江泽民也有此胸襟胆识,为了大局,他也会这么做,而且已经在开始这么做;只是其间的分寸火候,仍在斟酌。外间盛传的胡曾联手,实质即江胡联手。一些江系人马(所谓“上海帮”)不知风云将骤变,仍然在争相表现,必然沦为被枪打的“出头鸟”。

果不其然,此次陈良宇在上海落马,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堪与当年邓小平的力折“杨家将”相媲美。它同样意味着中共权力交接的真正完成,标志着江泽民真正的全面放手,胡锦涛地位的真正稳固;而几年前党代会上的职位转移,其实只是权力交接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其最容易的一部分。如果交接只到此为止,那么随时都可能发生反复,因为其时老一代并未真正放心,也没有真正放手,他还保留着随时可以“翻盘”的资本。国之政权在过去被称为“神器”,老一代在交印之初对新一代不放心,需要考察一段时间,这很正常,当年邓小平也是如此。但在考察满意后,就要勇于放手,否则新一代核心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整个政权系统将陷入“双核心”的尴尬──这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集权体制的最大危险,百多年前的戊戌之变、十多年前的六四之险,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种“放手”,需要极大的胸襟与勇气。盖因权、位、势、利,是联在一起的,“放手”即意味着真正放下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退下来做另一个“我”。其难度颇可等同于佛家的“断执着”、道家的“过关”。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此关。纵然理智上明知为党、为国、为民须当如此,但又有几人能够不惜自弃既得利益、自折羽翼?何况还有亲朋戚友的请托之殷,依赖之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无疑都值得敬佩。

邓小平以罢黜杨家将、江泽民以法办陈良宇的形式向世人表明他们已过此玄关,他们理当赢得世人的敬重。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较多,对人性的要求较低;而集权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较少,对人性的要求较高。对于中国来说,幸运的是,改革年代的两代领导人都经受住了这一人性与制度的考验。

只有被某种“媒体话语”洗脑的人才会相信,陈良宇落马是“胡对江的战争”。熟悉中共权力结构的人不难明白,没有江的首肯,这种“折其羽翼”的事不可能发生。笔者敢预言,接下来发生的将是由喜贵离开中央警卫局,以保证在十七大上胡锦涛时代的全面奠定。

在上海市三十二亿社保资金挪用案暴出后,笔者即撰文《刘淇、陈良宇、张立昌应该引咎辞职》,指出陈良宇应该因此案而引咎辞职。现在,陈因涉案而被撤职查办,确实令人振奋。这说明这个党仍有希望,无论是在权力更替等自我更新方面,还是在反腐的决心意志方面,此举都出于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料。当今之世,希望与危机、挑战并存,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能够走一条稳妥、渐进之路,既克除陈腐之弊,又不轻涉动荡之险。这样的路,只能寄希望于执政党的自我更新。在此之前,中共反腐则“刑不上大夫”、官场权力私有化却渐成气候,确实令人对未来难有信心;循此而下,中国的前景无非是“等死”与“找死”之别。这次的陈良宇落马,有如一声惊雷,令外间对执政党、对当政者耳目为之一新。此案突破了十年来的官场陈迹,一举破解了反腐、移权这两大困局,给国人以新的希望。

但愿天公重抖擞,更希望这一“良治”的势头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则国之大幸,国人之大幸!

刘逸明:泰国政变牵动中国神经?

泰国军方趁政府总理他信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发动了政变,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于20日凌晨5点多在新闻中心页面的焦点位置刊登了此次政变的大量图片,海外各大媒体也均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有关此次军事政变的消息,一时间,泰国的政局令举世为之瞩目。在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的严格要求下,国内各新闻媒体对于各种信息的发布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必须遵循苛刻的取舍标准,稍微带有“敏感”信息的新闻都难登官方媒体的“大雅之堂”,当前的这种舆论现实可谓是有目共睹。一直以歌功颂德和新闻封锁而着称的中国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非常注重新闻的“适用价值”,很多被自由媒体视为大新闻的重要事件极有可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被封杀得无影无踪,而泰国的此次军事政变却出乎意料地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官方媒体的特别重视,这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中共当局心态的揣度。

中国共产党所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号称“人民民主专政”,而且有着庞大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军事政变的威胁却一直未曾消除。当年的林彪因为暗中策划推翻毛泽东的政变,后来形迹败露而不得不抛尸蒙古温都尔汗。林彪死后的中国政局更是波谲云诡,原本被铁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因为权力根基尚不稳固,其“先帝”便驾鹤西去,所以被邓小平提早赶下了政治舞台。虽然邓小平并不承认他是以政变的方式夺取了最高权力,但他的夺权行动实为政变却无可厚非,和其他政变不一样的是,他当初得到了民意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在“6.4”事件之后虽然将权利平稳交给了他的继任人江泽民,但江泽民的上任并非就是一帆风顺,陈希同和“杨家将”对他的嫉妒时刻都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据传,杨尚昆等人就曾准备策划过倒江政变,虽然此事现在无法证实,但从他们几个后来的结局来看,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自从江泽民将党政军权相继交给了胡锦涛,外界一直都在盛传江泽民有心恋栈的消息,更有人猜测江泽民会发动军事政变重新回到中共的权力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因为虽然胡锦涛已经位高权重,但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尚未确立,而现在军队中掌管实权的几乎都是江泽民的亲信。今年的《江泽民文选》高调出版被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并非胡温心甘情愿的举动,而是考虑到上海帮人多势众而无奈妥协的结果。在《江泽民文选》出版之前,国内诸如高智晟等维权人物虽然言行激进,但并未出现大的危险,而随着《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国内的一些知名维权人士便相继失去自由,这又被外界认为是胡温向上海帮妥协的新举动。网上有人断言,高智晟等人的命运将直接取决于胡温与上海帮的新一轮博弈,上海帮一旦重占上风,高被判重刑将毋庸置疑。在高智晟被捕以后,海外有论坛陆续发表了所谓“军中声音”的声明,该声明赤裸裸地呼吁中国的军队进行军事政变,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为何在之前没有这种“声音”出现,而偏偏在高智晟入狱之后才“惊现”于网络?而且,如果那真是“军中声音”的话,又怎么会这样大胆地透露出来?笔者曾在高智晟被捕之后看到过海外的一篇报道,其中称高律师能否获释取决于中共对抓捕他的利弊考量,所以,笔者估计,那个“军中声音”至多是几个人的声音而已。

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发展现实证明,靠暴力革命和军事政变所建立起的政权十有八九是专制政权,要实现民主,只能依靠温和、理性的非暴力举措。泰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出现军事政变确实令外界匪夷所思。据媒体报道,总理他信原定于当晚在第6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因此而取消,并宣布首都曼谷进入紧急状态。政变领导者陆军司令颂提中将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已经推翻了他信政府,控制了泰国的政局。泰国的军事政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谴责: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政府官员正在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但是目前做出局势判断依然为时尚早;澳大利亚对于泰国政变深表遗憾;新西兰政府总理海伦。克拉克谴责了这种以非民主方式推翻政府的做法;欧洲联盟呼吁泰国尽快恢复民主秩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政府更迭应该通过民主方式而不是枪杆子。泰国军方凭借其强大武装力量推翻民主政府的做法是对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公然挑战,可喜的是,泰国的民众并未因此而出现骚乱,社会秩序依然良好。

中国媒体在第一时间高调报道泰国政变的事情,在外界看来,当然不会是对中国军队进行军事政变的鼓动,而多半会看成是中共高层对军事政变的高度警惕。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度,因为官员的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所以台前幕后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偌大的中国官场,虽然表面上呈现出“团结一致”的“和谐”景象,但实质上却是危机四伏,因为各种原因,在政坛和军队内部有颂提或者穆沙拉夫式的人物并不奇怪。泰国的军事政变必然会牵动中共高层的政治神经,连泰国这样的民主政权都无法得到保障,遑论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由此可见,对中共统治能够构成威胁的不是普通民众的依法维权和仗义执言,也不是他国的原子弹和所谓的“和平演变”,而是中共统治集团自己。民众既无心推翻中共,也无力抗衡中共的强大军队,打着“人民军队”旗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中共的政治前途将难以预料。而要避免政变的悲剧,第一要务便是实现民主宪政,可见,泰国的政变是给中国统治者敲响的又一记警钟。

2006年9月21日

首发《议报》第2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