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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台湾

台湾，这是一个我的身体从未去过，但声音、文字、图像与灵魂却曾去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的几位擅长观察时政、体察民情并将思想勇敢表述于公众的朋友，那里有我所渴望的自由民主空气与公民社会之风，那里有类似龙应台、马英九这样的睿智人物，那里有我还并不熟悉但试图比台湾人都还要熟悉的建筑、雕塑、纪念馆、英雄、感人事迹。类似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大陆人，怀着这样的理想，对比自己所处的环境与矛盾，亲眼目睹并体验经历过太多的悲剧磨难，而后想到应当四处寻找华人社会变革的宝贵经验，如此，则走近台湾已成为一个重要选项。

走近台湾，尤其是走近“近现代历史”的台湾，最起码应该了解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至1970年代的台湾本土化运动；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至2000年的民主化运动；第三阶段，是2000年及往后的全球化挑战时期。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台湾史，则应深知四百年前的平埔族和山地原住民族被西班牙人、荷兰人殖民的详情，以及而后他们被汉人移民如何垦殖、搜刮、残害，再到日据时代的林林总总。至于白色恐怖、党外抗争、政党轮替、民主法治的维护与完善，直至今日的社会各阶层状况，仍然只是台湾史里非常靠后的一部分。通鉴，是为了资治；资治，即必须通鉴。了解台湾史，有助于台湾本身，也有助于大陆，甚至有助于其它任何华人社会，乃至全球。

血与火的抗争

台湾同样经历了难以笔述的屈辱、恐怖、牺牲，一代代人在漫长的历史泥潭中，用血的代价才换来今天这样的局面。了解大陆史的人，应当不会忘记1920年代的“四一二事件”、1930年代的“东方旅社事件”、1940年代的“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下关惨案”。

其实，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台湾也不平静。1925年10月22日，“二林事件”爆发，蔗农抗议“林本源制糖会社”剥削压榨的农民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其状惨绝人寰，并遭到持续报复和迫害。其它地方的农民运动人物，比如赵港，在1931年3月24日即遭到逮捕，并遭严刑折磨致死。农民运动遭到镇压颇严重的，更有1932年3月10日的“永和山农民组合”被捕的92人。另有：1934年的“众友会事件”，1936年的“埔里社事件”，1942年的“东港事件”，1943年的“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惨案，1944年的“雷灿南案”，1945年的“南方澳间谍冤枉事件”，直到1949年的“四六事件”、杨逵《和平宣言》事件、《光明报》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血与火的抗争，一直充斥于台湾。

当大陆混乱于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暴民运动的同时，台湾也经历了国民党威权时代的白色恐怖。这主要包括：1950年的谢瑞仁、林书扬等人的“麻豆案”，邓锡章、张伯哲等人的“台中案”，林清良等人的“桃园案”，黄纪男、廖史豪等人的“台湾再解放联盟”案；1951年的李友邦的“台湾独立革命党”案，黄温恭的“台湾省工委会燕巢支部”案；1952年的吕赫若、郑定国等人的“鹿窟基地案”；1954年的高一生、汤守仁等人的“高砂民族自治会案”；1955年的“孙立人案”；1960年的雷震、傅正等人的《自由中国》案；1961年的黄纪男等人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案，苏东启、詹益仁等人的“苏东启案”，陈智雄等人的“同心会”案；1962年的施明德等人的“亚细亚同盟”案；1964年的彭明敏、魏廷朝等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等等。

极权体制下的大陆，一场恐怖文革如山洪暴发，席卷大江南北，台湾的白色恐怖也仍在那个时代恐吓着威权体制下的反对者。这主要包括：1967年的林水泉、颜尹谟、黄华、许曹德等人的“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案，陈泉福等人的“台湾大众幸福党”案；1968年的“崔小萍案”、“柏杨案”；1969年的许席图等人的“统中会案”，“陈中统案”，李义平、高阵明等人的“山地青年团”案；1970年的江炳兴、郑金河、陈良等人的“泰源监狱案”；1971年的谢聪敏、魏廷朝等人的“花旗银行爆炸案”；1974年的郑评等人的“台湾独立革命军”案，吕文华等人的“台湾原住民独立运动”案；1975年的“白雅灿案”，直至1979年到1980年的黄信介、吕秀莲、姚嘉文、施明德等人的“美丽岛事件”。即使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也仍有诸多事件颇为恐怖，诸如1981年的“陈文成事件”，1984年的“江南案”，1987年的蔡有全、许曹德的“台湾独立案”，1991年的陈正然等人的“独立台湾会”事件，等等。

两岸缺乏彼此的状况知情

1987年，台湾国民党当局解除台澎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并开放大陆探亲，1988年解除报禁，1989年解除党禁，1991年4月更是彻底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作出了这样的重要决定：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由人民直选！1996年，台湾首次直选总统，被国际承认为民主社会，成为华人社会之中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典范。2000年，政党轮替，在野党（民进党）未流一滴血，通过民众选票合法“推翻”执政党（国民党），堪称奇迹与荣耀。2004年，再次直选，虽呈现“两颗子弹”事件，但在规则之下，参与度更高的民众已然继续施行民主，亦实属不易。至今“罢免”、“倒阁”、“弹劾”、“倒扁”、“反贪腐”等，皆属于新兴民主的高度难题，但在宪政、司法等规则之内民众运动虽可能伤及社会成本，但对朝野政党双方都在客观上益弊同存，因此，方向、内容、尺度等都亟须谨慎把握。民粹不可替代民主，否则后果令人担忧。但这个担忧，仍属于民主政体范畴之内，属于改革式的维护和完善，走出泥潭，台湾必将更进一步。，

台湾史当然不仅包含着苦难史，也包含着奋斗史。有统治史，就必有反统治史；有专制史，就必有反专制史。历史的正面与背面、表面与里面、上面与下面，都是真实的血和泪、明和暗。请不要忘记，当我们面临窃听、跟监、恐吓、抓到牢里去私刑拷打、不经起诉审判就监禁、甚至暗杀的威胁，台湾人其实也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这些恶劣手法当中度过。由于两岸曾有过相当长时间的自我封闭及彼此封锁，大陆不了解台湾，台湾不了解大陆，时隔多年，致使两岸人民也缺乏对彼此最基本、最应涉及的状况知情。我们还并不熟悉台湾人半世纪反对日本殖民的史诗，也并不熟悉《中华民国宪法》、《宪法增修条文》、《中华民国刑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实行细则》、《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等。他们的艰难历史、法治进程、社会框架、媒体布局、民意基础等，在我们面前仍然相当模糊。

诸如：2005年5月21日台湾通过的《广电三法》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必须力求党、政、军彻底退出媒体？这个法律的立法背景是什么？

又比如：原住民大规模反抗的“雾社事件”是什么？1874年屏东的“牡丹社事件”，还有日据时代最大规模的抗暴事件“台南□吧哖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强行征收两万余原住民壮丁成立的“高砂义勇军”到南洋前线作战后，结局有多悲惨？历史上延平郡王之于台南是何等意义？沉葆祯、刘铭传之于台北又是何等意义？“二二八事件”发生之时，当时的台湾当局施政状况如何？白色恐怖时期与国共内战的大局势有着怎样的关联？台湾的族群撕裂、对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台湾各政党的成立、纲领及各党主席政见和施行方式是怎样的？

还有：那些坚持台湾独立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什么理由、依据和必成的把握？为什么马英九承认中华民国即是台湾，并接受陈水扁主动表示的“不能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却又立场鲜明地反对台湾独立？那些呐喊“台湾独立”的历史，其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真相？是否应追溯到国土党在台湾土地改革时期利益受挫的部分地主？民进党所尊崇的前辈如李万居、陈逸松、高玉树、郭雨新、郭国基、余登发、黄顺兴、黄信介等先生，又都有着怎样的主张？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有着怎样的理念和行动？还有那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无数大陆异议人士的朋友──民进党元老洪哲胜──，这个被大陆官方恨之入骨、格外警惕的人物，他又在主张些什么？有多少人阅读并分析过他亲笔及编著的言论书籍？……

尴尬的不同制度的对话

台湾首先是一个事实中的台湾，而绝非任何人嘴巴里说出来的台湾。

对于备受钳制的台湾信息，我们知之甚少，在一个对台湾问题不允许深入讨论追究，反而只能承受官方定论和趋炎附势的大陆，那些轻而易举地将台湾信息告之我们的人，都值得谨慎对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诸如这样的事实背后有着一个怎样的制度背景：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为《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愤怒抗议，写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致胡锦涛先生的一封信》，其承受的代价，按照龙应台本人的话说：“一，以后得不到签证。二，我所有的书要下架。三，文章以后不能再发表。”当大陆人顺利地进入马英九的网站，正浏览得愉快舒畅时，一旦你要打开马英九关于89年天安们运动所讲的话，对不起，鼠标一动，马英九网站就找不到服务器了，为什么？至于民进党的官方网站、陈水扁的《阿扁总统电子报》，有多少大陆人看过？

又有多少大陆人能够更近一步地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为什么故意不让人们知道？这本应透明化的双方信息，难道只能在类似大陆官方主办的《中国台湾网》上找那些用意明显、倾向性强的强势信息？

最近，大陆有个人震动了我，那就是武汉被打的那位区人大代表独立竞选人文炎先生。当地官方、警方在对其实施暴力之前，反复向民众、向会议说“他是台湾派过来的，要小心”，民众即从好奇变成了担忧，而后变为恐惧。当局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分化了、禁声了。试问：“台湾派过来的”在大陆是个什么概念？不是尊重，不是敬佩，而是把你当成特务、汗奸、卖国贼、走狗一般看待？这是什么颠倒混乱的逻辑？为何要对台湾如此敌对？难道是怕台湾、恨台湾？

怕什么？恨什么？民族大义？反对台独？防控间谍？……为何如此不自信？为何如此神经质？此种档次级别，连官方都不如，毕竟官方还懂得如何利用台湾在野党、反抗者分化台湾执政党，他们懂得如何统战台湾媒体，懂得如何插入分化势力，这毕竟还是懂得“合作”嘛。

大陆已有太多的内部规则，仍然对台湾虎视眈眈，对自己内部严防死守。恐惧啊，他们恐惧！那是一种骨子里的自卑与狂躁，不讲理，不听理，不接受，强硬、野蛮、无赖，这算什么？

我们看见过太多了，几成厌倦麻木。永远都是以那种老子教训儿子、皇帝教训奴才的姿态，妄自尊大地藐视对待一个其实足够了不起的台湾，此等实质，着实令人悲哀。两种根本不同制度的对话，是极其尴尬的。当你试图阐明大陆应该施行民主、台湾有着怎样经验的同时，反驳的声音一定是找出你民主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而后以自己的所谓稳定、和谐及经济成就来增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大陆不肯面对自己，不敢面对自己，你的诚意是在被动地接受一些“规矩”之后才释放出来的，彼此错开话题，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能有怎样的结果呢？也许只有发展经济贸易才最有商量的余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信息透明、宪政及限政等问题，仿佛只能拖着，大陆的方式就是永远饶着一根“党即天下”的主轴，离开了这个主轴，就没有丝毫的谈判交流余地，确实可悲。

应全面整合各方任何主张

马英九说，今后国民党的工作方向有五点：“（1）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2）加强经贸交流，落实投资保障；（3）争取国际空间，全面开放直航；（4）开放观光、学历认证，促进农业合作；（5）共同打击犯罪，确保社会安宁。”没有提到促进大陆民主，但这不等于他不知道这也是一个重要方向，而是他深知大陆状况意味着什么，也深知台湾状况意味着什么。刘晓波说，未来自由中国的希望在民间，马英九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以直面台湾来谈国民党的民主路线，他说：“民主主张方面，我们主张落实制衡监督，反对民粹独裁。”他是冷静的政治人物。在整个台湾政坛，他从来都呈现出罕见的冷静。

当我们隔岸观火，只能凭藉遥远的视觉、听觉和想象来断定台湾的前世今生时，了解台湾也许只能首先从人物与事件着手，而后才能知道台湾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进程。他们这条路比起其它许多民主社会来说，走得更快、更直接，暴露的问题也确实是更大、更多、更出人意料的，有甚者简直是全球仅有的第一次产生的问题。要剖析这样的问题，第一个要明确的是，台湾已经有了自己的民主法治规则，在接受这个规则的前提之下，众人来谈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方式。

即以此次“倒扁反贪腐运动”发起人施明德而言，我们也应搞清楚他究竟在主张什么，亦即他的政见是什么。在他2004年竞选立委的网站上，我找到了简易的答案，一共是五点：“（1）集合中道力量，防堵蓝绿撕裂台湾；（2）化解立院蓝绿倾轧，推动议事进展，免于国家政事一再破局；（3）推动内阁制，阻挡朝野往加剧族群裂痕及金权政治的”总统制“倾斜；（4）推动”两岸欧盟化“，使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朝向欧盟国家间的模式发展，保住台湾的主权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机会，让没有历史包袱的下一代也拥有未来的选择权与决定权；（5）身体力行”大和解“以包容、宽恕、疼惜之心，温暖台湾。”

族群、政局、两岸，皆是台湾所有政治人物关注的焦点，施明德的主张仅属其中之一而已，各方基本倾向多是“多元化”道路。各方的努力方向我们都应关注到，从一个整体高度来观察、审视这些不同的声音与行动。

诸如：什么是内阁制？什么是总统制？两种体制差异在哪里，共同点在哪里？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台湾更适合哪种体制？为什么？这些问题是需要经过一番精心的研究与调查的，更需波及深远的启蒙运动。

李登辉、陈水扁的主张，连战、马英九的主张，施明德、许信良的主张，乃至李敖那种简直成问题的图个痛快、讨好卖乖的主张，以及龙应台那样超越蓝绿、超越党派，把问题放在整个华人社会乃至全球来深思疾笔的主张，还有无数台湾人民的主张──有人喊“太乱了”，有人喊“别捣乱”，有人喊“太爽了”，有人喊“活不下去了”

──，还有大陆的声音、海外的声音……。诸如此类，就算是一句话，甚至是一句废话，那也有其主张，应该更全面地收集到、整合到，这些才是媒体的重点，也是学者的实务。奇哉怪焉的是，那么多人、那么多节目、那么多报纸，天天都象看戏一样，关心权力，关心政治斗争、权力角逐，却少见审视自我、审视基本问题的，这是一个空洞，一个非常遗憾的巨大空洞。

请把问题指向自己

陈水扁说：“阿扁也督促自己，勤访基层，倾听民瘼，更谦卑自省，虚心检讨，确定未来所要努力的方向。”这个基本姿态才是常识。请把问题指向自己吧！无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无论是泛蓝者，还是泛绿者，抑或非蓝非绿者，所有人都尽快把问题指向自己吧！“谦卑自省，虚心检讨”，只有这样才可能有进步。那些奇怪的声音，诸如“台湾闹事，关你屁事”，实在是看不到自己的可怜。比较，确是痛苦的根源，，但只有比较才知道差距，才知道进取。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已经严重不入潮流、不知时势了。

许多问题不是有个结论就行了的，需要论证，需要实践，需要反省，需要检讨。“只有三民主义才最适合中国”与“只有社会主义才最适合中国”一样生硬、可笑、霸道，这样的事情与“专制在中国”、“民主在中国”一样，都是需要百倍、千倍、万倍去考量、实证的。

养成独立思索的习惯，把社会交给自己，而不是把自己交给社会。让自己在这个嘈杂的时代，首先学冷静、独立、超越地思考民众的道路及自己的抉择，然后再来谦卑地面对这个世界，告诉世界你的诚意、决定与行动。此为愿。

从9月14日开始，一些朋友被捕的消息便接踵而至，首先是维权人士郭飞熊，其次是异议作家力虹和中国民主党骨干陈树庆。这是继高智晟被捕以来最先步入监狱的几位，虽然之前已有张鉴康等人的失踪，但他们最终还是获得了自由，而后来被捕的这三位的命运在外界看来也许会和之前的人有天壤之别。

郭飞熊是蜚声中外的维权人物，他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逮捕，可见当局要他失去自由的彻底决心；力虹本是国内的知名作家和网络活动人士，他所主持的文学网站《爱琴海》因为登载敏感内容而遭有关部门封杀，他的长篇小说《红衣坊》已被改为同名32集电视连续剧播出，他在近期的网络世界表现得相当活跃；陈树庆作为中国民主党的骨干，经常从事民主活动，并在近期为高智晟呐喊呼吁。

陈树庆的被捕最不出乎人的意料，因为在当局尚未开放党禁的今天，就算是不写批评当局的文章，这种民主党成员身分时刻都有可能让他身陷囹圄。郭飞熊和力虹的锒铛入狱着实让外界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郭飞熊一直都主张依法维权，他的言行并未超越法律范围，他被冠以“非法经营”的罪名是外界始料未及的。而力虹被捕，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他是因为和法轮功走得太近，尤其是他对“苏家屯”事件的关注和担任《未来中国》论坛版主一事。

早在《未来中国》论坛发表所谓“军中声音”的声明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对其主张军事政变和暴力推翻共产党的理念持反对态度。为了促使国内的民主人士保持清醒，刘晓波先生更是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立场。东海一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该论坛的发起人之一，最后又毅然退出。这表明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和平、理性地争取民主权利，海外某些人因为自己身在自由世界而大力宣扬和煽动暴力维权和暴力革命，这除了把更多的人送进监狱之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会起到丝毫的正面作用。只要非暴力维权的渠道未被彻底堵死，我们就应该继续以温和、理性的方式去稳步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

当局早就开始对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虎视眈眈，抓捕高智晟是准备整肃国内民主势力的一个明显信号。自从郭飞熊被捕，原本酝酿的营救高智晟的行动便不得不中途流产，中国社会因此而笼罩上了前所未有的恐怖阴云。虽然被抓的和失踪的人接二连三，但声援的声音却异常微弱，中国的民主事业俨然在如今的初秋季节就已经步入了刺骨的严冬。最近几天，因为国内形势的日益紧张，笔者的安全也牵动着众多朋友的心，很多朋友都希望我能够平安无事。虽然自己在走上这条说真话的路开始就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从家庭的角度讲，自己如果再次走进那人间地狱，即使进去得很坦然，心里却不会轻松，因为有太多的牵挂。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朋友们的关怀，但良心驱使着我会一直走下去。

今天是2006年的9月18日，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9.18”事变75周年的日子，很多人都沉浸在对当年历史的追忆和反思之中，然而，日军侵华虽然早已成为往事，但恐怖的气氛依然在中国的上空徘徊，这种恐怖不是来自他国的侵略者，而是来自于同一民族的我们的统治者。面对一大批良心犯的不幸入狱，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迷惘景象，“中国向何处去？”的沉重问题再一次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我们是选择在强权的面前装聋作哑，还是选择继续做一个孤独敢言的清醒者？

民主与自由从来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暴力革命已经被证明贻害无穷的今天，我们不必去弄枪使棒和当局一决高下，更不必有推翻红色王朝和建立新中国的野心，而只要按照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标准去维护我们的权利，坚持讲真话，中国的民主便指日可待。每一个民主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一些人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这种意义上讲，很多人的锒铛入狱便是一种必然，但是，历史终究会给予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公民，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在极权制度下，我们的这种自由很难真正实现。追求民主需要克服恐惧，只要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大无畏精神气概，告别恐惧将为时不远。

（2006年9月18日）

民主论坛

80后作家群已跌入出版低谷。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数据显示:国产青春文学图书在年度文学或非虚拟类图书排行榜中，2004年前15名占了9名，2005年前20名只占到8名，到了2006年上半年，前10名则仅占了2名。而一项不完全调查同样显示:2004年国产青春文学巅峰时期，80后作家群人数接近三四百人，而到了2006年，活跃于一线的80后作家人数只有三四十人，跌幅达90％。针对这一现象，出版界的观点惊人一致:青春文学成也书商，败也书商。

    曾经“碰不起”的80后作家群明显后劲不足，目前，全职于写作的80后作家迅速减少。就拿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位得主来说，韩寒专职玩起了赛车，还出了唱片；赵婷婷先是去微软做营销推广，现在则负责《萌芽》杂志社的网站；陈佳勇在东方电影频道负责节目采购相关工作；许人杰清华大学毕业后当上了律师……

    对此现象，中信出版社副社长臧永清认为“肇事人”首当其冲就是出版社和书商自己:“是出版社和书商害了这些80后作家，过度的商业包装扼杀了这部分作家的灵气。虽然同样也是这批出版社和书商挖掘了他们，但罪过远大于成绩。青少年写作，需要多一点纯粹，少一点商业，才能源源不断。80后这批作家刚开始写的时候非常纯粹，这是他们得到同龄人支持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出版社和书商的利诱下，为了能更扬名赚钱，相当部分80后作家渐渐远离这种纯粹，开始刻意迎合某些口味。这种形同流水线操作的商业写作模式，流出来的只能是同质化产品，完全丧失了个性。没个性的书，谁会买？”对于青春文学同质化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中心主任邵敏还有另一种认识:“由于出版社和书商的拔苗助长，同质化已不再仅限于二三流的80后作家，还蔓延到了那些领先的80后作家了。二三流的80后作家，说白了大部分都是体力劳动，根据既定情节来填空。而领先的那部分80后作家，由于不断地重复自己先前成功的套路，缺乏创新，也变得同质化起来。”

    80后作家领军人物韩寒、郭敬明的“伯乐”——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将青春文学的现状总结为两个理性:写者理性，买者理性。“青春文学红起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这些青年作家写的怎么好，而是给人一种新鲜感。但文字是需要积累，需要阅历的，除了天才之外，没有人能突破这个规律。今年国产青春文学的出版状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如果还保持前几年的盛况，反而不正常，因为现在买方和卖方都开始理性了，现在吃饭只有靠内功了。”

    现仍活跃于文坛的80后作家之一，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甘世佳告诉记者:从经济学角度看，既然青春文学的繁荣已经到了泡沫的程度，那么泡沫的戳穿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经济学对此有个术语，叫非理性繁荣。2004年时，只要是个80后的人，写的东西就能卖钱，这就到了非理性繁荣的顶峰。顶峰其实也是一个拐点，顶峰之后就是泡沫戳破，再接下来就到了纠正的过程。虽然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我认为值得，因为泡沫太多了，读者的心也受伤得够重，需要时间去修补。和我同一辈的人，虽然有的彻底转行了，但还是有部分或多或少地从事文字工作，因为我们热爱这个职业。

毛泽东死去整整三十年了。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这些争议在相当程度上还不是来自对有关历史事实的不同认定，而是源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推理逻辑。

有人说：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当代人要么是受益者，要么是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评价未必客观冷静，所以对毛的正确评价还需留给后人。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古人说盖棺论定，意思是由于人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人的好坏、功过只有到生命结束后才能作出结论。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年了，凭什么还不能对他盖棺论定？

其实，对某些人来说，不等盖棺就可以论定。譬如一个系列杀手，只要他杀人的事实得到确认，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个杀人犯，是个坏蛋，我们就有权对他绳之以法，乃至判处死刑，哪怕他还很年轻，远远没到自然死亡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他犯下了一起（或几起）十分严重的罪行，我们就有权对他定性下结论。

毛泽东正是这种人。早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至少三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的滔天大罪时，他就已经使自己跻身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泽东早就恶贯满盈了，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他就已经是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这桩大罪，只是使他在人类历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动几位，而他作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确定不移的了。这里还暂且不谈他在更早些时候犯下的几桩大罪，如镇反――毛泽东自己都说他发动的镇反运动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一百倍；还有血腥的土改运动和”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迫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还有反右，如此等等。

毛泽东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除非你对这些严重的犯罪事实从根本上提出有依据的质疑，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质疑我们的结论。如果你对这些事实都大体承认，但依然不接受毛泽东是暴君的结论，我们就要问你，你的暴君的标准是什么？照你说，一个统治者还要坏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暴君？

注意：我们说毛泽东是暴君，并不是仅仅基于受害者的立场，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善恶标准。笼统地说受害者或受益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错，在任何时代，哪怕在最暴虐的时代，也总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历史上倒真是很少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某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痛苦之上，那么这种幸福就是不可取的，是应该批判的。即便一些人的受益并非建立在另一些的受害之上，但只要别人的受害是不公正的，那么，虽然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你也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加害者表示抗议。

希特勒搞政治迫害，发动世界大战，其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并不是受害者，也许其中不少还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却并没有多少德国人公开表示对希特勒的怀念。原因就在于，德国人承认希特勒犯下了严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们认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受益者，也不应该为之唱颂歌。这就叫公理。这就叫公道。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不赞成对毛泽东进行三七开或七三开一类评价方法。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于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 “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

当然，毛泽东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和后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希特勒死去六十年了，有关希特勒的论文和书籍至今仍层出不穷，也有个别人为希特勒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会改变世人对希特勒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同样地，毛泽东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也是不可改变的。

──《观察》首发 

六四屠杀，是中共基于权力恐惧而采取的极端保权措施；六四后，政权稳定成为中共统治的首要目标，因为，只有政权的稳定才能保证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正如太上皇邓小平最著名的圣谕所说：“要像珍惜眼睛那样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但这不过是强权下的独裁秩序，将社会公器变成权贵阶层牟取私利的私具。那些跟着权贵们强调稳定的知识精英，也绝非为民众和国家的利益著想，而只是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来为权贵们站台。

说白了，为了使掠夺、镇压和屠杀合法化，就必须编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藉口，这个藉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中共采取镇压与收买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通过镇压、严控等手段把民间反对活动扼死在萌芽中，通过言论管制把自由知识分子边缘化；另一方面，中共不惜大把花钱，对内买稳定，收买精英和中心城市；对外买友谊，收买西方大国和无赖小国。

对内，“稳定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成为中共拒绝政改和迫害人权的魔咒，也成为大陆的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为了平息民意批评、压制民主诉求和误导社会舆论，中共宣传机构及其御用精英会说得天花乱坠，由GDP优先到科学发展观，由宣传“温饱小康”到营造“和谐盛世”，由“三个代表”到“新三民主义”，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拒绝政治改革的所有理由最终归结为一个理由：在国情的制约下，急于政治改革不利于“社会稳定”。每次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一旦外国记者提出“六四”问题，无论是朱鎔基还是温家宝，都以“稳定比甚么都重要”的理由，为大屠杀辩护。更是为了“稳定”这一最大的政权利益，对互联网时代的民间议政潮流，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网络管制，文字狱每年都有；对近年来兴起的民间维权活动，自然也要采取强力镇压的策略，而且，官权碍于合法性困境，甚至越来越经常采取黑社会手段打压维权人士。

对外，“稳定论”成了中共应对国际批评的护身符。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恶化，中共祭出“为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台湾政府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中共指责阿扁破坏“台海局势的稳定”；香港民意反对23条立法、要求政制改革，北京指责“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稳定论”的背后是典型的敌视民意和罔顾人权的独裁逻辑，它从来不问民间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只问党国及权贵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是否有利于一党独裁的稳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不进行六四大屠杀，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六四后，不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不压制失业者和农民的权益诉求、不堵截上访者、不严控异见人士、不封锁信息和网络、不制造文字狱、不抓捕维权律师……也将引发社会动乱。换言之，在独裁者眼中，只要是民意的自发表达，无论这表达采取何种方式，统统都会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们视为“添乱”。自由民主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以中国目前的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的现状而言，即便是八九运动那样的浩大声势，也不会走向导致天下大乱的暴力革命。而且，民间首选的维权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径，只有在合法途径毫无效果之后，才会采取没有经过公安局批准的街头维权，极少数陷于绝望的民众才会采取激进维权行动，如自焚、冲击县乡政权等。在民间维权中，民众与官方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大都由执法人员的野蛮镇压引起。

中共不断强化“稳定论”，西方却流行“崩溃论”。六四刚过，几乎无人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徒手民众进行大屠杀的政权能够长存，所以，许多人都预言中共政权将很快走向政治崩溃。然而，谁也没想到，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很快崩溃，反而很快地熬过了最孤立的外交困境，并在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中维持住了高增长，使政权崩溃的预言没有兑现。于是，由于中共的独裁的畸形的跛足发展策略，西方开始周期性地出现中国将走向经济崩溃的预言。

对这种来自境外的崩溃论，中共最初的反应是厌恶与反驳。但是，慢慢地，中共及其御用精英突然发现，对于“稳定论”的意识形态灌输来说，“崩溃论”非但无大害，反而颇有益。与其说“崩溃论”将动摇人们对社会稳定的预期，不如说“崩溃论”将强化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恐惧，也就等于强化人们对社会稳定的珍惜。因为，害怕天下大乱是普遍社会心理，崩溃论所描述的未来图景越逼真，怕乱的社会心理就越强化，甚至使臆造出的天下大乱的未来图景仿佛变得近在眼前：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深重，犹如平静表象下的即将喷发的火山，稍有风吹草动就将烈焰冲天。而唯一能够将火种熄灭于萌芽状态的控制力量，只有掌握著各类主要资源的政权。

于是，境外流行的“崩溃论”和国内固守“稳定论”结合起来，使御用精英们为现政权的辩护变得更具迷惑性。以至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资本，率先暴富的权贵们和进入白领阶层的各界精英们，仅仅是因为害怕“崩溃”这一最坏的结局，也会自发地与现政权达成“稳定共识”，哪怕这种稳定是一种绝对不公正的秩序，是以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环境破坏、道德空白、人权不彰……为代价，也要比天下大乱好。

由此，崩溃论从反面强化着稳定论：只有现行的中共政权才能维持脆弱的社会稳定，而一旦离开了中共独裁，中国就只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乱。而没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团能从天下大乱中获益──外资无法在中国市场中获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获得财产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实惠，就连好不容易造就的温饱也将灰飞烟灭。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独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为所欲为的自由要好。

反过来，离开中共统治的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假设，又强化了天下大乱的未来预期，对天下大乱前景的普遍恐惧，就将转化为对现存独裁统治的现实性认同。也就是通过强权、欺骗和收买的三管齐下逼迫人们就范，使之在别无选择的无奈中承认这一预设。社会接受了这一虚假预设，中共政权及现行的极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获得稳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独裁政权及权贵们，其次是攀权附贵的各类精英们，再次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损者必定是广大百姓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而这种极端不公正，被精英们轻巧地称为“稳定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代价。

宪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现政权放逐到无限期的遥远未来，自下而上的争取自由的民间自发运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们指责为不合国情和添乱，就在于独裁政权只是被极少数人垄断并服务于极少数权贵的秩序，即把社会公器变成一己私具的统治，而宪政民主则是由全民分享并服务于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会公器的过程。

独裁统治的受益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和无视现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光正”，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所以，与目前中国的独裁式稳定所付出的综合社会代价相比，苏东转型的阵痛是在算不了森们，尽管经济上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但在社会综合效益上却收益颇丰，特别是个人自由的获得，不但足以抵消经济的暂时低迷，而且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动力。当无权无势的民众获得了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之时，就等于争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为，对人的生存而言，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苏东的转型模式肯定优于中国式跛足改革。

僵硬地维持现行体制才可能导致未来的天下大乱，而启动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达致长治久安的正途。

2006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动向》2006年9月号

【2006年9月19日狱委讯】香港媒体消息/日前因为间谍案而被中国法庭判五年监禁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资深记者程翔，在狱中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可能会被保外就医。  56岁的香港籍的程翔，2005年4月在中国大陆境内被捕，不久前，北京一家法庭宣判程翔向台湾情报机关输送国家机密罪成，因而判程翔坐牢5年。  香港《大公报》引述程翔妻子刘敏仪说：“程翔的体重掉很多，高血压也越来越严重。”但是，另外一份香港报纸《南华早报》引述律师报道说，程翔的病况可能导致他被保外就医。  刘敏仪在18日表示，她一直在搜集证据提出上诉。相关报道引述刘敏仪说：“我们的目标是上诉要求取消间谍罪名。” 程翔正在等待上诉的庭审。 而有熟悉内地法律的学者建议，程翔案上诉时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亦即承认疏忽泄露国家机密，争取减刑，或可实时获得释放。

　

      一批批官员前腐后继奔上不归路，神州大地收获着越来越巨大的反腐败成果。对此，不知道应该是欣喜还是悲哀。国家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不容置疑，但眼里看到的却总是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贪官们像南方的庄稼，伐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中国人好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前人的事情做错了，从中吸取教训，对后人是个警示，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从眼前积累的一大堆反腐败成果中，人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有人说“政治思想学习和教育不够”，有人说“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有人说“某些权力有时候不受或少受制约”。这些都有道理。但人们听到最多、最为冠冕堂皇的，还是几乎在每个大案被查处后，来自高层领导的那句语重心长的话：“忘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

　　在第一次听到“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时，我曾从内心生出感动。是啊，如果所有官员都明白权力是人民给的、须为人民负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英特纳雄乃尔何愁不能实现！事见多了，反腐成果历年有增无减；话听多了，每次高官落马都有更高级的领导出来如此谆谆教诲，便渐渐的有怀疑从心中萌生：高层领导的话，各级官员你们听懂了吗？既然“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何曾让你们心生敬畏？为什么你们之中总有人不断侵害人民的利益？为什么人民的利益被侵害后，人民却无可奈何？进而又想：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吗？人民何曾给予过他们权力？

　　论道理、或从宪法的角度说，官员是人民选举的结果。但事实又如何呢？想起了走上断头台的李真，去问问河北无辜的人民，你们是如何让李真当上省国税局长的？想起了耳熟能详的胡长青、胡建学、成克杰、王宝森、田奉山、周北方、慕绥新、马向东、倪献策、谢建邦，以及贪官榜上所有耀眼的明星们，去问问无辜的全国人民，你们是如何行使手中的公民权力，送这些人上台掌权的？

　　那些满口反腐倡廉为人民服务，平时轻车简从身穿补丁衣服行为低调的巨贪大恶们，似还有可原谅。因为他们的作秀，毕竟是出于对社会影响的顾忌。可恨的是新近出现的一些连一些起码的颜面也不要，以在群众面前摆谱、耍横、抖威风、显势力为荣的渣滓，动不动以我是官员我怕谁的流氓嘴脸示人，就更与“权力人民给予说”不靠谱了。近期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发生在广西合浦，一是政府办公室一副主任黄某因在慰问灾区大摆官谱，紧接着一副县长庞某于9月4日晚因处理其交通事故不满而挥拳将一交警鼻梁打折。与那些重大的贪腐案比起来，这些事情小的几乎可以被忽略。但是，小事所反映出的，是官员在人民面前有恃无恐下的肆无忌惮。芝麻小官的作威作福，反衬的是人民的无权、无助和无奈。如果这些官员的权力真的从人民那里获得，除非他们是疯子或昏了头脑，他们能如此的对待给予他们权力的人民？在他们眼中，人民算老几？这些事件，更反证了“权力人民给予说”的苍白和无力。

　　权力来源于人民，官员便会把热情投向人民；权力来源于他的上级领导，官员便会把热情投向他的上级领导、并且为了向他的上级领导卖好，他需要榨取他治下的人民。

　　对于那些犯案的贪官来说，制度的缺陷，也是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源。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未经人民授权、不受人民监督、在人民发现他们的毛病后没法给予批评直至从官位上把他们拿下，以至于他们走上绝路，也是贪官自己的悲哀。

　　“权力是人民给的”这话本身没有错。公共权力不是私产，应该由人民授予、接受人民监督、并且人民有权把被滥用的权力收回。问题就出在权力不是人民给予的。面对风起云涌的贪腐狂潮，“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让人民很无辜。

　　“权力”真正由人民“给予”之时，才是腐败根绝、反腐败不再出成果之日。

       对中国内地大学而言，“狼”真的来了——潜在的竞争者不仅包括香港高校，更多来自海外的压力。9月16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南开大学的一场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

        “无论对北大、清华，还是南开、复旦，‘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时代业已过去。现在没有‘山’了，世界变成了平地。”张维迎说，竞争对手变成了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也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好多做法不灵了。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在“南开名人讲座”上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

        外国名校把分店开到家门口，“抢”的不仅是生源

        张维迎表示，北大本身的改革是一种自我反思。欧洲的大学也在反思，因为“混”不下去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于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张维迎看来，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其表现随处可见：

        教授在一个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价码。要出世界最高的价码，才可能聘到最好的教授。评价教育的指标之一就是外籍教员所占比例。

        学生市场的全球化从香港高校到内地“抢”生源便可见一斑。“留学生在过去是稀有的。国内的大学以前能招到中国最好的本科生，现在有麻烦了。香港高校的竞争是一个好事，但竞争的不止是香港，美国很多大学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每年进行招生推荐。英国政府甚至出面搞英国教育展。

        前几年，伦敦经济学院曾收到一笔200万英镑的捐款，捐款人是一位中国公民。这引起了张维迎的警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给国外大学捐款。如果我们做不好，以后中国富人的钱都捐给外国大学了，就像他们选择去外国大学读书一样。除去校友感情等因素之外，捐款人总是希望把钱捐给最好的大学。”

        张维迎指出，中国教育经费过去两三年占GDP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大学不能完全靠政府经费和学费，还要靠捐赠。在一个商业发达、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大学得到的捐赠比较充足，哈佛大学仅商学院就有15亿美元捐款。

        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用竞争代替管制

        据张维迎分析，大学结构是金字塔型，分别针对高、中、低端市场，就像汽车市场一样。最好的学生和教授聚集在高端大学，一般的去二流，其次到技能型培养大学。在从前，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座大学金字塔。

        要争取让中国大学爬上塔尖，张维迎认为，首先就要应该改革国家的教育体制。“简单说一定要用竞争代替管制，中国大学的学位设置、课程、招生，都是统一管理的。这种结构实际上让一些最好的大学被拖死了。相对来说，美国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权，大学之间有竞争。”

        他打比方形容中国的高教格局：“就像所有的车箱都挂在火车头上，机器坏了，前面有两头牛在拉着。金字塔结构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高端大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现在，我们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来约束一流大学。当我们招来顶尖的学生，怎么培养他？”

        张维迎还以EMBA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证明以竞争代替管制的合理性：国内最早创办EMBA教育的是北大光华，后来国家批准一批院校试办EMBA，但出于保证质量的考虑，根据各校水平，规定了招生名额。

        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10所院校招生不得超过300人，另外20所不能超过100人。“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很多学校，即使得到了100个招生指标，也没有招满，只能降分降价，出现了‘平价EMBA’。市场自然会形成分化。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权力空心化，中国大学校长成了办事员

        卓越的师资队伍、自由的学术环境、竞争的学术市场、有效的治理结构，这是张维迎为中国大学改革开出的药方。

        他认为，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组织。目前中国大学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很多大学不是行政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在为行政服务。这样本末倒置，长期下去，会对大学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跟国外大学比，中国大学校长是个办事员，不能叫校长。”张维迎批评了现行体制下校长权力空心化的现象。“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是个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是很丰满的，权力很大。我们总在羡慕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我们后人特别应该学习他们的理念。但他们拥有的权力是我们没有的。”

        他引用了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教授参与大学管理程度越高，该校的表现越糟。教授参与行政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差。相反，教授参与学术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好。

        “现在有些大学在全世界公开招聘副校长，我一直不赞同。应该公开招聘的是校长，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按公开程序选择校长后，给他大的权力。一个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为就很受约束。我觉得一定要形成一个校长市场，校长是职业化的，双肩挑是不对的。衡量校长的表现，标准是这所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本人的学术表现。”

        要让选聘教师的人有安全感，防止武大郎开店

        公开反对教授治校，并不表示张维迎看轻教授的位置。相反，他把选聘教授作为办好大学的关键，也是最难的问题。

        2003年，北大提出人事改革方案，直接对教师选聘制度进行变革，在校内引发“地震”。张维迎说，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是关键的“承重墙”，另一部分则是“隔离板”，相对次要一些。而方案中的“承重墙”便是打破近亲繁殖，以及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等。

        他认为，近亲繁殖与大学师资队伍的“家族化”有关系。中国的大学就算一分钱都不增加，但只要打破近亲繁殖，人才流动起来，创造的价值都会成倍增加。

        “招聘新人都是学校的老人来选，那怎样防止‘武大郎开店’的现象？终身教职和学科末位淘汰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拿到终身教职，不论新人水平多高，老人的地位都是稳定的，因此压制新人的动力就小了。同时，如果系里招不到好的人才，发展不好，被学校解散了，老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了。所以他只有招到好的人才，才能维持自己的利益。让那些选人的人有安全感，‘武大郎’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张维迎还指出，终身教职并不是俗称的“铁饭碗”。只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优秀人才，才能当终身教授。这些人会“无须扬鞭自奋蹄”。

　　据黄小邪的专栏文章《让波兰人坐立不安的历史》介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简·T·格罗斯，近年致力于钩沉被忽略被遗忘的犹太人历史。他在《邻居们:波兰杰德瓦波尼犹太社区的毁灭》一书中，指出1941年有近1600名犹太人死于波兰人之手；新近出版的《恐惧:奥兹维辛后波兰的反犹倾向，一次历史阐释的尝试》，又详细分析了新的事例:1946年凯尔采有80名犹太人被波兰士兵、警察、平民甚至童子军屠杀，全城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卷入这场杀戮，是20世纪欧洲和平时代最大规模的屠犹行为。

　　波兰人的反犹和屠犹，可以归纳为一种弱者的种族歧视:当波兰人面对德国纳粹和苏联红军的时候，他们是弱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反抗者；可是，当他们面对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强者，成了恃强凌弱者，成了不义的杀人犯。——同样地，当犹太人面对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的时候，他们是正义的弱者；而当他们面对阿拉伯人的时候，他们又成了不义的强者了。没有不变的强者或弱者，也没有不变的正义或不义，这真可谓历史的吊诡。

　　波兰式的种族歧视绝不是孤立的。犹太人在波兰人那里遭受的，中国人也同样遭受过。

　　现代银行家、金融学家资耀华在《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里回忆四十年代访美时的情形:“……在号称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里，白种学生理所当然地歧视一切有色人种的学生。而最令人可笑又复可怜的是，一些被白人欺侮的黑人学生反自以为是美国人而自豪，却又歧视其他有色人学生，所以黑人在美国成为二等公民，而黄种人在美国则流为第三等公民了。”

　　何兆武《上学记》谈到抗战则说:“我们都恨日本人，再有就是‘高丽棒子’。‘高丽’是朝鲜，‘棒子’是流氓，在日本浪人的手下做事。日本浪人本来是日本流氓，那些高丽棒子就是流氓手下的流氓，他们是亡国奴，可又比你高一等，因为他们是老亡国奴，你还没亡国呢，所以在他们看来，你是更下一等的亡国奴。”

　　美国黑人在白人之下，但自居华裔之上；高丽棒子在日本人之下，但自居中国人之上；这不也相当于波兰人在德国人、俄国人之下，却又将犹太人踩在脚下吗？

　　在我们的心理定势中，种族歧视几乎是白种人的专利。而实际上，种族歧视不仅存在于作为强者、作为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西方人身上，也存在于作为弱者、作为被压迫者、作为被殖民者的非西方人身上。只不过，强者的种族歧视是公开张扬的种族歧视，向来承受着我们更多的道德鞭挞；而弱者因为是弱者，是受难者，当我们戴着同情心的有色眼镜观察他们的时候，对于他们身上的种族歧视就很容易视而不见了。因此，弱者的种族歧视，就成为一种隐晦而暧昧的种族歧视。

　　强者经常是恶的，但不等于弱者就是善的。恶并不专属于强者，弱者也同样可以是恶的，只不过我们习惯于以强者之恶来遮蔽弱者之恶罢了。弱者并非先验地是善的，是正义的，他们可以承袭甚至放大强者的恶和不义，反过来对待其他弱者——比他们更弱的弱者(按:郭云摔死小湘妹，就可以归入“弱者之恶”)。在恶和不义面前，弱者跟强者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一首诗，不过诗人自己恐怕并不那么期望。英国的桂冠诗人特德·休斯和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在他们去世后却渐渐地变成了一首狂暴的诗，这自然归功于他们各自拥趸的书写。

　　休斯和普拉斯的关系本来就无法按常理去推测。据当事人日记和诗所描述，在剑桥的一次小型舞会中，两个天才第一次见面，休斯就当着女友的面吻了普拉斯，普拉斯则还以……一“咬”。人们不可能不把休斯脸上的鲜血看做是他们未来生活的预兆。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普拉斯发现休斯有了私情后自杀。为此女权主义者们向休斯怒吼了几十年:“还我普拉斯”。她们甚至想把普拉斯位于约克郡Heptonstall墓上休斯的名字铲掉。休斯一直沉默着，直到去世之前才出版了纪念普拉斯的诗集《生日信札》。全世界的读者读到了休斯诗中对普拉斯的挚情，攻击的声浪才稍稍缓和。

　　然而，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两个作家开始着手研究休斯的第二个妻子的生活。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们出版了更耸人听闻的传记《不理智的情人:阿霞·薇薇尔传》。9月10日的《卫报》登出了书评:《特德·休斯，家庭暴君》。表面上这是阿霞的传记，读者想看的、编辑想写的自然是休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害死普拉斯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一号证据是休斯给阿霞写的一份“家事清单”，在这份清单里，他规定阿霞“不准睡懒觉、在房子周围溜达时不准穿睡袍、不准睡回笼觉”等等，总共两页。记者采访了对这个三角恋很熟悉的作家菲·威尔登女士，她只透露了一点:“她是那种希望女仆把每件家务事都做完的女人。”她对清单也不以为然:“她可能是那种睡不醒的人，而一旦睡醒就奇怪女仆怎么还不来。”“特德也并不比60年代的其他男人们更像个家庭暴君。”

　　此书写阿霞与休斯的恋情也真是够跌宕起伏的。起初，阿霞捡了一茎办公室外面刚刚割过的青草，在CD香水浸过后寄给休斯，三天后，一封信寄到了她手里，里面多了一茎来自德文郡(休斯所在的地方)的草叶。在这段恋情的结尾，休斯有了新的女友，而阿霞认为这是普拉斯在作祟，她在最后的日记里怒斥普拉斯逼她走上了绝路。

　　随着教育的普及，爱读文学传记的人越来越多。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却不太看重传记的价值，他认为传记的作用只在于解释作品中的典故和词义。但今天，艺术作品和传记的功能似乎颠倒了过来。这本新传记也许会使文学拥趸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继续启动，文学作品仿佛只为了解释传记才再一次短暂重生。“我随意弑杀，万物皆归属于我。/我的躯体内没有诡辩:我的方式是撕掉所有的头颅”——这些诗句仿佛就是休斯的自白，在家庭里休斯仿佛就是一只凶残的鹰。而“对你来说，我是太纯洁了/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正是普拉斯对他的谴责。

　　但“乙炔处女”普拉斯的手指在休斯的诗中却不是一点就燃的。“你女儿的手指/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记得你的手指”。如果这真是一种记忆，要辨认出这种记忆恐怕不是一双锐利的鹰眼能办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