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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朱自清的家喻户晓，不仅因为《背影》、《荷塘月色》这几篇散文1949年后长期选入中学课本，更因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知识分子，尤其是朱自清这类“旧知识分子”，有幸受到毛泽东表扬者，可谓凤毛麟角。受到毛泽东表扬与文章被选入课本，又有着逻辑联系：正因为受到了毛泽东表扬，文章才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然，像朱自清这种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作家，不被从现代文学史上彻底抹煞就算万幸了，还敢奢望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材料。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中共中央认为，这“白皮书”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对这样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从来不会放过。于是新华社连着发表了六篇对“白皮书”的评论，除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他五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都出自毛泽东之手。这著名的“六评”，宣告了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国后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调。

　　在毛泽东执笔的五篇文章中，《别了，司徒雷登》也曾长期选入中学课本，因而也最广为人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朱自清点名表扬：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旨在唤起民众反美仇美的强烈情绪。在这样做时，毛泽东巧妙地把朱自清作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此后，朱自清就成为了一个反美仇美的符号，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

　　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朱自清。面对一浪又一浪的反美仇美潮流，我想到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想到朱自清作为“榜样”和“楷模”的历史身影。固然不能高估朱自清对50多年来反美仇美情绪、思潮的影响，但要说他的所谓“不领美国‘救济粮’”对此后全民性的反美仇美有一定促进作用，恐怕也不无道理。

　　我之所以想到朱自清，还因为如今人们反美仇美的方式，与朱自清有了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真是太老实的人，因为在某种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便“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并且临终时还以此嘱咐家人。如今的这些反美仇美者，继承了朱自清们的“精神”，但坚决地抛弃了他们的方式。大学生不妨一边表现得似乎与美国不共戴天，一边拼命啃英语，渴望早日拿到赴美的签证；官员们不妨一边对美国的“霸权”表现得切齿痛恨，一边争相把子女往美国送。至于一些反美仇美的学者，其行状就更耐人寻味了。他们或者长期生活在美国，或者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一边尽情地享受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尽可能多地捞取美元，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对美国进行着批判、声讨。朱自清以“不食嗟来之食”的方式捍卫“民族尊严”，今天的这些反美仇美者不知是否会视为“土老冒”；朱自清若地下有知，目睹今天这些反美仇美者的行状，也不知作何感想。

　　近人吴闿生曾将李商隐“昔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改为“但得昔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约在1947年，朱自清将这二句诗录出，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年近半百就有昔阳黄昏之感，似乎有些过早。如果考虑到一年以后就贫病而死，又不能不感叹朱自清的“昔阳”和“黄昏”过于短暂，不能不为朱自清“晚景”的凄凉心生哀戚。所以，我觉得压在朱自清书桌上的二句诗，改为“哪得昔阳无限好，应须惆怅近黄昏”，才符合实际。

不领“救济粮”的国内外背景

　　要明白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先清楚两件事：一是美国为何给中国“救济粮”，二是朱自清们为何“宁可饿死”也不领。

　　抗战结束后，天真的人们所希冀的和平并没有到来，国共之间的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国统区”的经济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在大城市，尤其是华北的大城市，人们的生存都面临严峻威胁。韦君宜先生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对此时的情形有如此解说：“仗要坚决地打下去！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猛烈进行。还谈什么和平，想什么还乡！国民党统治区有些书呆子，原指望着打垮了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喘口气，从此中国就是战胜国了。还写文章登报说是‘四强之一’哩。哪晓得是这样，大城市被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包围，物价飞涨，生活都生活不下去……”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于1948年4月2日通过了《援华法案》（一般称为《1948年援华法案》），主要内容是：美国核准拨款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其中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为对华经济援助，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为特别补助，由国民政府斟酌使用，期限为一年；美国希望对华援助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当局的合作，但“不得解释为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政策、行为或承诺，或对于中国国内任何时间所存在的状况，承担任何已经明示或默认的责任” 。这话说得很拗口，直白地说，就是美国对华援助不得理解为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法案”决定，在上述拨款尚未实现之前，由国会授权并责成复兴金融公司暂行垫支不超过五千万美元的款项，由总统决定实施方式及数额，以解中国的燃眉之急。该“法案”还规定，中美两国应行签订有关“协定”，保证“法案”的实施。于是，1948年7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中美经济援助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依照1948年援华法案，并鉴于国民政府正推行稳定经济的政策，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美方供应物在华出售价，由双方商定；等等。[1]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美国的“洋面粉”一类救济物来到中国，也才有了朱自清们以拒领这类救济物的方式向美国“示威”。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 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

　　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 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 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2]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听来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的标志着整个国家将来的想法。”[3]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观察中国，但作为驻外大使，在向国内写报告时，也一定不会刻意歪曲事实，一定会写出他眼里最真实的东西。司徒雷登强调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复杂原因，这应该是相当可信的。他说的有些事情，已被时间所证实。例如，他说对于那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是苏联而不是日本。如果考虑到数年后中苏之间即处于尖锐敌对状态、中国长期把“苏修”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饿着肚子扭秧歌

　　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吴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5]一文，对此事做了回忆和阐释。吴晗先说明了“救济粮”出现的背景：“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间，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在涨，但法币贬值得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这时候，也和广大人民一样，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这样，就需要政府实施某种特别的救济。对此，吴晗解释道：“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这“美援的面粉”，当然是美国《1948年援华法案》和《中美经济援助协定》的产物。根据“协定”，美国援华物资，价格应双方商定，中国不能自定价格。美国之所以要对援华物资在中国的出售价进行干预，无疑是担心中国政府将售价定得太高，从而达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这“美援的面粉”之所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实在不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做主的。既然价格低廉，当然就不可能人人可买。而吴晗把给高等学校的教师发放“配购证”称为“耍了一个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设想1960年时的吴晗，能对此给出别的解释。国民党政府对高等学校教师进行这种特别救济，对当时的吴晗们开展工作无疑是不利的。吴晗说：“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时代终于为吴晗们提供了对美国援助进行“消解”的“理由”。吴晗们起草的声明如下：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后，便征集签名。第二天，吴晗手持稿子来到朱家请求朱自清签名，朱自清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随的人，签名后便让家人把“配给证”退回。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肾疾病逝世。临终，还不忘叮嘱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因自己是在声明上签过名的。

　　如今回顾吴晗们发起的这次签名活动，我想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发动高校教师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适。当时，这低价的美国面粉，对于这些教师及其家人的生存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实在是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确实能够救死扶伤的国际性经济援助，不管能赋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义性质总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吴晗们把这种援助彻底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所不妥。不过，吴晗们当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对美蒋是他们其时的工作任务。他们终日寻找着可对美蒋进行打击的机会。当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被他们发现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第二，吴晗们动员教师在这种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字时，是否应该多少选择一下对象。这种性质的声明，签名者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毕竟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无关抗议宏旨。因此，那种家累过重、身患重病、特别需要这种“救济粮”的人，是否就应该不动员他们签名，甚至他们主动要求签名也应该婉言谢绝呢？而朱自清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放过”的人。在吴晗们发动签名时，朱自清其实已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营养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恶化，全家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对此，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在拒绝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得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朱闰生在《魂牵梦绕绿杨情——记……六月九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也说：“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看了吴晗的回忆，了解了朱自清当时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我想，人们有理由问一声：既然朱自清当时处于这种状态，为何不能不请朱自清在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名？——但这个问题对于吴晗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朝这方面想，后来回忆时，也只有自豪感充溢于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义精神，一定会有可怕的后果。“文革”初起，吴晗即受到非人的对待、以致于惨死狱中，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第三，既然动员一些教师在拒绝美援的声明上签了名，是否应该同时发起一个救助特困教师的民间行动。例如像朱自清这样的人，如果因为他的身份名望而在征集签名时难以舍弃，那是否应该在他签名后，以其他方式对他进行救济？可以动用民盟活动经费，也可以组织民间募捐。但吴晗们显然顾不上这些。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意义，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所流的每一滴汗，都必须能直接地起到反对美蒋的作用。所以，在拿到朱自清的签名后，吴晗就走了。——他还有新的签名活动要发起。他太忙。

　　第四，在“反美扶日”运动兴起的同时，“反饥饿”运动也在一些大城市兴起。本来这两个运动并不矛盾。当吴晗们发起以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时，这两个运动就相互矛盾了。这时期，朱自清也数次在“反饥饿”的宣言上签名。例如，1947年5月8日，朱自清出席清华教授会议，讨论要求改善教职员生活待遇。会议决定急电教育部长，要求政府对教职员生活待遇采取改善措施。会议推选朱自清等起草电报稿，并确定朱自清为召集人。电报说：“迩来物价暴涨，米煤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增涨数倍，同人一月之收入仅足维持旬日，低薪教职员更无以为生，此为抗战以来未有之现象，若不从速设法救济，同人势必断炊，教育无人维持。谨此电陈，迫切待命。”[6]再例如，1848年4月4日，吴晗等人来到朱自清家，征求在一份罢教三日的声明上签名。起因是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教职员工为争取改善待遇，决定从4月6日起，罢教、罢研、罢工三天。吴晗等人又希望朱自清这类特别有影响的人士宣布罢教三日以配合这次行动。但这回，朱自清谢绝签名，坚持应通过正常渠道解决。[7]朱自清此次之所以让吴晗碰钉子，当是出于对“罢教”的不以为然。朱自清毕竟是留英学生，毕竟受过英美文化熏陶，这使得他即便在提出合理的要求时，也不会完全不选择手段。“罢教”这种方式，是朱自清这样的教师所无法接受的。不过，朱自清签名也好，不签名也好，吴晗们所发起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签名运动与拒绝美援面粉的签名运动，这二者是不无冲突的。低价的美援面粉，是政府改善高校教师生活待遇的方式，而且是政府当时惟一能采取的方式。既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又拒绝政府惟一能采取的改善待遇的方式，这二者的不两立，不知吴晗们是否意识到。

　　朱自清的传记、年谱和回忆朱自清晚年生活的文章，几乎都要以赞赏的口气写到朱自清以饥饿和病弱之身积极参加那种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说：“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吴晗说到了朱自清的扭秧歌。许多有关著作都要强调朱自清扭秧歌。例如，有文章回忆说，1948年元旦，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了。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精神使许多师生受了感动。”[8]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有些鼻子发酸。我能想像得出吴晗扭秧歌是什么模样，但实在想像不出朱自清涂脂抹粉、穿红戴绿地扭秧歌是怎样一幅画面，——也不忍细想。

余论

　　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即定下了未来的反美亲苏、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吴晗们在建国前夕的积极反美，与中共预定的这种外交方针无疑不无关系。但是，同属民盟头面人物，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则在此问题上与吴晗立场颇不同，他们坚决主张建国后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1948年10月，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人曾以留沪民盟中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建议，建国后外交上要采取对美苏同样友好的方针。[9]至于张东荪，在此问题上态度更“固执”。1949年1月，应中共之邀，张东荪等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们“共商国是”。在谈及建国后的外交政策时，张东荪与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分歧。毛强调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张则主张在苏美之间走“中间路线”，或者二者都不亲近，或者在较为亲近苏联的同时，也与美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总之是不能反美。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持。毛泽东当然不会被张东荪所说服。建国后，毛泽东积极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结果大家都知道——反目成仇。

　　建国后，张东荪仍不能坐视中美之间的对抗，甚至以政府“要人”之身，十分书生气地私自与美国方面接触，想最终影响上层，使中美关系改善，以致于犯下了“叛国罪”。“文革”期间，张东荪以八旬之身锒铛入狱。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张东荪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不停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10）可惜张东荪未能活到“文革”结束，不然，得知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访美，他会更高兴。

　注释：
（1）关于美国对华援助情况，可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民国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书。
（2）（3）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见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5）收入吴晗《春天集》。
（6）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7）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88页。
（8）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31页。
（9）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0）关于张东荪情形，见左玉河《张东荪传》。

◎ 编者按：张戎与夫婿合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的出版工作，本刊总编辑金钟是主要的负责人。本文记叙该书编辑出版的秘辛及作者在与张戎夫妇合作中的一些感受。

去年六月，当张戎来香港宣传她的新书《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文版时，我在半岛酒店为她作了一个专访〈十年磨一剑　重写毛泽东〉。她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相信这是透过作者亲自让中文读者了解这本书的一份最实在的报导。本刊同时也选载了部份篇章。作为一名多年关注和研究毛的写作者，我是多么想看到这本别具一格的毛传的中文版啊。

但是，那天已是月尾，访问完，我急匆匆赶回来，准备七月号杂志发表。没有和张戎谈及其它。所以，张戎离港时电话上问我，怎样没有谈到出版的事？后来，获悉中文版已交由台湾的出版社出版，我们先后也忙于另外两本书的出版，时间一晃，就到了今年春天。台湾报纸突然报导原定五月出版的毛传，发生转折。中时文化版的大题是〈胡宗南后裔战胜　／远流弃守「毛泽东」〉。

中文版六月决定在香港出版在和作者联络之后，本刊五月号发表张戎夫妇的声明及张朴的文章，解释毛传中文版为何在台夭折。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们才获得一个机会，和张戎商谈中文版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终于在六月份达成版权协议，双方认定在香港出版是合适的，条件也是有利的。作者尤其重视香港会更贴近中国大陆的读者，他们将是这本书潜在的最大读者群。

于是我成了香港第一名读到这本书的中文稿的读者，并有幸参与编辑出版程序。

七月上旬，张戎来纽约出席万人杰新闻奖颁奖礼，我们抽时间会面，进一步讨论有关中文版的编辑和出版问题。商定要尽早出版，争取在九月九日毛去世纪念日之前面市，以响应许多读者的期盼。确定在编辑上与英文版只有一个不同，即抽起长达一百余页的「注释」。因为注释中译工作量很大，张戎解释说，不想因这项翻译而再度拖延中文版的出版，而约三十种已出和将出的外文译本有许多活动需要应付，她不能专注于这项工作。因此，只好先将英文版的注释放在「开放」的网站上（www.open.com.hk），以后再补上中文注释。另一考虑是英文版开本大，已经八百多页，中文版希望篇幅小一点，以便携带和阅读。

因此，我们做下来，全书七百页，尺寸三十二开，大约比李志绥回忆录略为厚一点。另外，和原台湾版设想不同的是，我们选择了繁体字横排。其中也有篇幅的考虑，横排比直排的文字容量略大，而港台海外，对横排版面，一般都可以接受。

张戎追求真实认真负责的文风张戎是享誉国际的作家，这本毛传又是欧美评价很高的畅销书，因此，我们承接这项出版工程，内心是不无压力的，我们希望做到最好，让作者和读者满意。在这段敏感而又紧张的时间里，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和作者的合作，流畅而愉快，基本上完成预定的计划。过程中，张戎的写作风格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第一是印证了她去年访问中说的「追求真实的写作原则」。我当然不是对毛一无所知的人，毛传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张戎说「言必有据」。她和她那位博学的丈夫披阅了那么多材料，访问了那么多人，深入了甚至是无人涉足的档案馆，每件事都有可信的依据。有些事，我们也「似曾相识」，但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表象不知内里，张戎有更多更深的揭露。当我们提出个别的修改时，没有实据，她都不敢轻易采信。

当然，这本书不是毫无可议之处，但我们在编校过程中，切实感到作者的认真负责的态度，这是第二点。张戎的仔细，到了一个标点符号往往都要反复斟酌的地步。在修辞方面，更是打消了我的一种成见-认为许多在西方留学多年的中国学生往往把中文丢之脑后了，如香港人常说的「英文好过中文」。张戎不是。我不能评论她的英文，但我敢说，她的中文是严谨的，有分寸的，不事雕琢的，朴实无华的。这正是五四以来最推崇的文风。因此，我想，只要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的年轻一代，都能看懂这本书，一旦开卷就会不忍释手。

张戎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在她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一本书《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诸多书评中，美国时代周刊说她有一种「娓娓道来，不动声色」的「狄更斯风格」。

张戎学英文出身，在英国二十多年，专攻语言文学。从莎士比亚到当代罗琳，英国文化似乎蕴藏着深厚的传奇趣味，想来张戎不会不受到熏陶，加上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天分，这对《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写作，描绘自己家族的故事，肯定是大有帮助。然而，这本毛传是面对一堆冷酷的史料、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当代史，没有文学想象力发挥的空间，容不得半点矫揉造作-张戎却依然做到了娓娓道来，不动声色。比之于《鸿》，写作《毛》的张戎显然是更为成熟、更为渊博了。十二年的心血与磨砺，已经使这位写自传文学的纪实作家，提升到我们这个时代罕见的可以驾驭宏伟而复杂的题材的巨匠之列。

这个判断并非夸张。疑者不妨看看：毛和毛的时代已经过去三十年，有关毛的文字几乎浩如烟海，大陆内外，无论中西，谁下过这样大的功夫，谁又有这样大的毅力与魄力去梳理那样纷繁隐秘的资料？记得在纽约聚会时，张戎的丈夫哈利戴告诉我们：俄国开放了的珍贵的共产时代的许多档案，竟束之高阁甚至无人查阅，那些专家学者们宁可守着几十年前的老数据与结论，不图反思与更新。

显示毛迷信暴力杀人如麻的历史《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既提供一幅纵向的编年史般的长篇画卷，又有一个个精彩的横切面，解剖许多人与事的个案，与毛有关的重要人物都有一个别致的文字文件。从井岗山占山为王到文革独霸天下，展示毛一以贯之的路线，那就是崇尚暴力和武力，无论是造反、流寇、战争与和平时期，都以此为不二法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完全被合理化，乃至神圣化。说到死人，不管是梭标捅死，运动整死，按比例处决，红卫兵打死，还是饿殍千里，毛总是一副轻蔑的口吻：「没有甚么了不起嘛！」张戎的书显示中共党内多次权力斗争中，实质上都涉及毛和中共内部尚存的人道主义成分和良知未泯的温和派的深刻矛盾。

张戎毛传出版以来，值得讨论的一个质疑是，毛没有值得肯定的好的地方吗？为甚么要把毛贬得一无是处？以我的观感，这本毛传正如台湾报章指出的，确是「对毛泽东采取强烈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对不对？当然反对的不少。他们对毛有各种各样的肯定。

张戎毛传的第一章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

这句开场白指出两个重要事实，一是毛是中国亿万人的主宰。意思是毛是独裁者、专制者-对此，谁能否认？从刘少奇到李锐都不否认。二是毛的统治导致至少七千万人无辜死亡，意思是毛整人害人，杀人不眨眼，或一意孤行造成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他的罪责，铁证如山，谁能否认？

张戎的书只是从她和丈夫的研究成果中说明：毛是怎样变成独裁者、暴君和杀人犯的？她提供实证，还原历史的真相而已。

张戎和我们这些从毛时代活过来的人，当然都有各自的亲身感受，如张戎在《鸿》中所描述的那样。很多人没有那样的感受，包括在毛后出生的一代大陆人和海外华人及西方人，他们看毛与毛时代，隔着重重的时空障碍，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有理性有影响力的人士，可以奉劝的是，他们应该面对历史的真实，放弃双重标准。既然，我们对于香港闹市的暴徒或在纽约、伦敦制造恐怖惨案的凶犯要绳之以法，追到天涯海角不罢休，那么，对于一个残害数千万中国人的暴君，为甚么不予追究呢？

对于这样的人间恶魔，研究他的成因，他的犯罪史，不是正当不过的事吗？当一名劫机犯被捕后，是不是还有必要去肯定他曾是一名书法家或好父亲？

对中苏关系系统全面的揭露作为对中苏关系曾相当关注的一名研究者，我在张戎毛传中受到许多启发。过去略知一二的东西，现在变得极为清晰。我指的是苏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毛的恶魔化过程中有至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张戎夫妇的一项重大贡献。

原来，中共从成立，到江西苏区、到长征、到延安、到内战、到建国、到六十年代决裂之前，苏方都给了中共，给了毛巨大的援助，包括派人、给钱、给军火、给政策、下指示。尤其是金钱资助，苏联在德国入侵之前，斯大林亲批每月资助延安三十万美元（一年就相当于今天五千万美元）而毛坚持武力夺权最早也是来自斯大林的支持……中共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取得莫斯科的批准。完全可以断言，没有苏共这样的靠山，中共早就消失于无形，也没有毛的崛起的任何机会。——这些，史家也有所知，但如张戎毛传这样系统、完整地加以揭示，还是首见，因为中共至今隐讳其事。前几年的杨尚昆回忆录，只说「我们在建党初期，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公然撒谎。

中苏分裂是毛至死的一个梦魇。张戎利用许多第一手数据，描述二十世纪两个共产大国的恩怨情仇的来龙去脉，里里外外，引人入胜地展现中苏冲突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鲜明地预示毛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及其狂妄、野蛮、愚昧的封建遗风，必将被抛弃，这是对今日大陆现状的最佳脚注。

张戎的《鸿》是献给她姥姥和父亲的，他们没有活着看到《鸿》的出版。张戎的《毛》没有献词，但这本书无疑是献给在毛暴政下死去的千千万万高贵的和平凡的灵魂的。十多年前女作家刘真为《开放》写过一篇她调查所得的彭德怀死前惨况，前年又有大陆胡杰把林昭在狱中反抗毛的专制而悲壮死去的故事拍成影片，想到这两位反毛的悲剧英雄，令我们这些苟活于世的毛时代的亲历者，无不黯然泪下。张戎这本西方评为「有如原子弹」一般地批毛巨著虽然揭示了惊人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我相信，这只是中华民族不幸被一头恶魔蹂躏的故事的第一章。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进程，毛那些罄竹难书的故事，一定会冲破一切阻难，陆续展现在世人面前。人血不是水。中国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尊严，一定会得到确认。

当天安门毛像被摘下，毛尸被焚弃之时，真正解放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张戎的这本书，这本书注定将是一个里程碑。

（金钟﹕开放杂志总编辑   2006-8-28香港）

 内战

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

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人“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

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据说，“中央文革”曾有“武装左派”的指示。不管怎么说，江青和武斗脱不了干系。1967年夏天，她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正式使武斗合法化。她的讲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我是从随上海《文汇报》专门附发的铅印传单上得知她的讲话的。在另一次接见中，当讲到某地武斗厉害时，她轻松地说：“小青年，爱玩枪！”确实，年轻学生中不少人是以爱玩枪的动机开始的，但他们显然不爱流血和送命。

真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后，学校成了一小撮亡命之徒的天下，大部分学生只好离校回家。我这个“文斗司令”既不愿参加武斗，也感到和那帮舞枪弄炮的人格格不人，于是就呆在家里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红成”派的武斗司令Y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Y与我初中就同学，学习和其他方面很一般。快到高中毕业时，他似乎一下子从冬眠中醒来，在政治上有一连串惊人表演。他依仗家庭出身贫农，一下子人了团，从此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文革”开始时，他是我校血统论红卫兵“8201部队”的骨干分子。在斗“黑帮”的时候，他最为积极，担任“劳改队”队长。每天挥着棍棒或皮鞭，殴打进人“劳改队”的干部和教师。人们随时可以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喝斥他管辖的那二十来个犯人。但好景不长，运动中他的家庭被查出问题，他的好出身原来是假的，他很惭愧地退出了红卫兵，但他已经习惯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不甘寂寞，过了不久，他拉扯起一支造反派队伍。

Y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天赋，他枪打得准，抢了几部汽车，一学就会开，虽然几次把学校门口的墙撞坏。他敢作敢为，胆大包天，手下的武斗干将个个服他。据我观察，当一个武斗司令，除了天生的机敏和果断之外，关键是要敢于承担责任。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好勇斗狠的武斗分子，完全明白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现在的一举一动是有人记住的，他们要找一个头领承担责任，以便自己将来不受惩罚。我记得，在还未用枪的时候，有一天我方几个武斗于将跑到办公室向M和我报告，说）川大一名大学生到了我校，正与我校“八·二六”商量什么事情，看来此人负有重大使命。他们表示，想把那个大学生抓起来，但事前要与战团负责人讲好，由我们承担责任，他们只是执行任务。M和我拒绝了，于是擒俘计划没有实行。事实证明，他们的心计确实算得上远见，运动后期果然抓“坏头头”，而这些追随者都没有事。

学生有了枪确实是危险的。刚开始时，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经常看见那些人掏出枪来打鸟，打高处的灯泡，我生怕他们误伤了人。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叫别人把一支很精巧的勃郎宁牌手枪给她看看，她问清楚了里面未装子弹，于是比划着对准一个人，假装向他开枪。不料枪真响了，子弹从这人头顶上擦过去，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另有一次，也是一伙人嘻嘻哈哈地玩枪，结果一支五四手枪走火了，子弹穿过一个武斗队员的大腿。

这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红成”这一派压力减轻了一些。首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去过一趟重庆和北京之后，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他虽然并未支持“红成”打倒刘张，但对“红成”的态度明显缓和与好转。在重庆，他明确支持“八一五”派、反对“反到底”派，而“八一五”是“红成”的亲密战友。其次，五十四军的一位政委调到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当常委，他明显地支持“红成”，并暗中支持“红成”打倒刘张。梁兴初有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似乎和成都的司令部唱对台戏。

一月下旬发生了一件有关军队的事，又使“红成”政治上轻松了一些。四川有一支属于公安性质的部队，叫独立师。一天晚上，师长杜灵和参谋长乘车经过市中心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兵团派的武斗人员误认为是“红成”派车辆，一阵乱枪扫去，杜灵中弹身亡，参谋长重伤。该师干部战士极其气愤，迁怒于支持兵团的刘张和五十军。当五十军派人以成都警司身份去他们师部调查时，他们赶走来人，掀翻汽车。他们师还有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赶到省革筹开会的地方，要揪走刘张。虽经全力保护，刘张未被抓走，但被狠狠揍了一顿，张西挺住进了医院。“红成”派人则络绎不绝去独立师悼念慰问，大肆宣传兵团是有预谋开枪。

第二轮武斗使用枪炮，与第一轮大不相同了。在上一次，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参战人数，而这一次主要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更取决于人们敢于使用武器的程度。在第二轮武斗期间，市中心仍被对方占领，但“红成”可以保留一些孤立的据点。在使用枪支之后，拿下这些据点太困难了。在重庆，新一轮武斗使局面和上一次大为不同。“反到底”派十分亡命，敢于使用重火器，最常见的是把高射炮和四管高射机枪平射，“八一五”派在有些地方被打得惨败。重庆是中国军火工业的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临时首都，许多兵工厂从各地迁到这里），两派把工厂中新造的，准备援助越南的最新武器用来打内战。我那段时间去过一次重庆，看见重庆大学的教学楼和宿舍墙壁上布满了弹洞。在朝天门码头，陈列了一大串死难“烈士”照片，原来这里有一场大“海战”，几艘轮船（被枪炮武装起来当作军舰）和岸上对射，结果全被击沉于江底。

在这一轮武斗中，“红成”派没过多久就处于劣势，但未被全部逐出市区。市中心的交火持续了很久，成为全市关注的战场。“红成”派的成都十中和对方控制的百货大楼在这中心地带对峙。对方逐渐扫平了十中周围的“红成”阵地，决意拿下十中。“红成”则坚决捍卫，调了不少勇敢善战的人去守卫。我最熟悉的总部勤务员之一，中医学院的Z是十中保卫战的军事指挥，他不但成功地坚守学校，还不时在附近打反击。每天都有小小的，但鼓舞人心的捷报传至总部。在大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红成”总部以十中的胜利来鼓舞人心，专门办了一份《火线战报》，报道每日战况、那时，市中心空旷无人，白天是对射和冷枪，夜晚则是偷袭。

对方恼羞成怒了，发誓要拿下十中，调来兵团中最不要命的街道工业分团实施进攻，总指挥就是团长宋立本。“红成”的阵地一天天缩小，眼看只能放弃撤离。这时梁兴初从重庆返回成都，强令两大派实施停火。3月4日，停火协议正式公布并生效。这在客观上帮了“红成”的大忙，因为再过两三天，十中就会失守。停火之后，“红成”在市中心办了一个对方的罪行展览，因为进攻者将装满食盐、粮食的大麻袋垒作掩体。“红成”宣称，内战期间成都市食品供应紧张，就在于对方的所作所为。“红成”由于“三四停火协议”在政治上占了不少便宜，但这些好处并不是实质性的。

就在3月4日这一天，有人上我家来报告说，我校司令Y在一次乘车外出时遭到伏击，被对方俘获，关押在附近一所中学。我和同伴们赶快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我们深知，Y这次被俘，凶多吉少。我校的武斗队在远近都打出了名，他们不但打仗凶，抢东西也凶。最轰动的事件，是说他们抢了一卡车多达几千斤的腊肉。他们被对方恨之人骨，很有点恶名昭著。记得不久前我曾从家里去过一次学校，想看看有无可能恢复正常活动。当我遇到Y，正和他交谈时，一个初一小兵L赶来报告，说第三医院（由兵团派掌握，L 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伙食团的人正要运载一批肉食品经过一中。Y马上中断与我讲话，要去把肉抢过来。他带了几个持枪学生，出去之后几分钟就回来了。肉自然全落在他们手中，那个三医院的炊事员吓得浑身哆嗦，连连告饶。我看不下去了，心中十分厌恶，转身就走回家去。

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与对方取得间接联系，并许诺各种条件，希望放人。但对方坚决不肯，称Y罪大恶极，定将严惩。我们虽然碰了钉子，但不能抱绝望态度，继续努力。过了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要贯彻“三四停火协议”，Y获得释放。我们战团的同学，不论平时与他关系如何，纷纷前去看望慰问。

Y在城西无线电机械学校（“红成”派的一个坚固据点）休养。该校门前周围一带是一大片自由市场，许多农民在那里卖农副产品。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进到学校。见到Y 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脸被打得又肿又黑。我虽然平时与他谈不到一块，但见此情景，仍忍不住一阵心酸。我们亲热地说话，Y仍有英雄气概，语调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

正谈得上劲，Y的几个兄弟伙计从腰间掏出枪来挥挥：“走，给我们Y司令弄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他们去了不到10分钟，抱了一大堆鸡鸭鱼蛋进来。我一见之下，心情大变。走出门去，只见一个农民正在向Y的一个下属作揖求情：“我们全家就盼着我卖几个钱拿回去，请好歹给点钱吧！”那人把枪挥了几下，说：“再罗唆，我毙了你！”这个农民算胆大的了，其他遭抢的人根本不敢跟进来恳求。但他见此情况，还是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了。我没有回去向Y告别，径直走回家去。

当我前去看望Y时，我内心充满了同情。但我一到那里，只感到那是一窝土匪。我感到和他们同属一个组织真是可耻。在我心中，这些人是流氓和强盗。他们是“红成”和“八·二六”中正派学生的共同敌人。

只过了半个月，Y就报了一箭之仇，洗刷了他被俘虏的耻辱。身体很快复元之后，他恢复了活动。一天，他带着两个下属在学校附近逛荡，只见前面一辆豪华轿车停下来，从车中走下一官两兵，以及一个肥胖妖娆的女人。那个头头是大名鼎鼎的宋立本，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团长，据说以前被监禁和劳教过几次。他知道他在运动后期要被收拾，抱着豁出去了的心理，打仗不要命，干其他为非作歹的事也无所顾忌。Y挥枪走上前去，对方也刷地拔出枪来。这时枪对枪，两个威震四方的好汉四目相对，形势千钧一发。宋喝叫道：“你们动一动，我就开枪，我的枪可是连发的！”Y冷笑应道：“我的枪是20响，手一扣你们全没命！”对方全是短枪，而Y的下属手持冲锋枪。最后，宋立本软了下来，他放下枪，甘当俘虏，跟Y 来到我校。这真是一场比谁更亡命的心理战，不知那个胆大包天。无恶不作的宋为何在关键时刻软了下来，也许，我听的故事有些夸张。

宋及其一伙被带到学校，免不了受到拷打。他们把他那个秘书兼情妇放到井台辘轳架的桶里，朝水中放下，说要淹死她，吓得她又哭又叫，上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宋立本是大人物，Y怕将他相在我校，对方会来营救，于是将俘虏全部押解到成都大学，那里是安全的根据地。在那里，宋被活活打死。由于官方认为他是在运动中兴风作浪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运动后期这件事没有深究，Y 他们也未因此事而受惩罚，虽然毕竟死了人。

《南方周末》8月初在头版头条做过《对话文化部前部长刘忠德》，我没看内容。因为我一看到“高端访谈”4个字就反感了。一来是央视的那些讲官话讲大话的“高端访谈”败了我的胃口；二来我讨厌时尚、媚权的“高端”一词，以为与其奉承他们为“高端”，不如写实叫“高官”好了。

这期9月11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又以“对话前文化部长”为题，以刘忠德为封面人物做了专题，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意识到，这是记者与一个“前部长”，与一个历史人物的对话；按照高官退位后比较敢讲真话的惯例，对他的访谈可能蕴含许多难得的信息。

于是，我调整心态，带着尊重历史（具体地说是1949年以后在革命教育中成长的上一辈）、了解现实（具体地说是曾经参与国政决策，无论你是否乐意都受到并仍要受其影响的权力结构）的情感认真地读。一读之后，果然长了见识。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刘忠德曾说过：“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怪，也许这种怪就是我从来不讲套话、废话、官话、假话。”

这位当过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8年中宣部副部长的高官，这句话本身就“比较怪”：“不讲套话、废话、官话、假话”居然在中国、在中国政界成了另类！不是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吗？

但读罢刘与记者全部对话，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人还真是敢讲真话的，尽管可能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

一、

先说我认为值得为刘前部长鼓掌叫好的几例。

记者问，文化部最近出台建立全国统一的卡拉OK曲库您怎么看？

刘说“但统一曲库是不行的。只要是健康的，都是应该允许有，不能说宣传部、文化部规定大家唱什么，大家就只能唱什么。那是不行的。把文化管理死了，那就不好了。我不主张这种做法。”

记者又问，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些金鸡、百花奖项的评选呢？

刘答：我对这些评选非常不感兴趣。有些评选黑得不得了，过去是演员拉着板车买小报，因为票在那些小报里，现在是投票机器，几分钟就能投出很多，很多黑幕，黑得不得了。

记者：有没有可能现在我们认为是精华的，以后可能是糟粕？

刘忠德：所以我特别反对什么精品工程。精品能搞工程吗？几个评委说这是精品那不是精品，过几年可能就颠倒过来了，文化产品是最需要时间沉淀的，所以不能随便搞什么精品评选，我是很不愿意搞这些评选的。以前的批林批孔，中庸什么的，现在可能认为中庸也不是什么糟粕的东西，到底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要动脑筋取研究。

这几段话说得真痛快真有分量，尤其是从这位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口里讲出来。要知道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是违反当下官场潜规则的，其中一条是下台的不要批评台上的。他也知道这样坦率地讲自己的看法会得罪人。所以，他也说过：“现在我有消极的一面，我一直讲我只是接力赛上的一棒，后来者有自己的跑法，有自己的管法，你别管那么多。这是对的。我现在也看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但我就绕道走了。”

他要是不“绕道走了”多好！须知，他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呢！人民政协不是要与执政者“肝胆相照”，要“互相监督”吗？

二、

再挑刘前部长的三处“硬伤”。

记者：我们很好奇，如果一部电影一本书大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某个片断，或者一本书的某一个段落为什么要砍或者改？

刘忠德：有的改也是对的。但是有的作品有点问题也得改。比方说《霸王别姬》，剧中是演员自杀，演员自杀那一阵子影响多大，咱们徽班进京都二百多年了，京剧演员自杀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太差劲了吧。后来改成剧中人自杀，这就不一样了。像这种就要改，不改不行。

说“徽班进京都二百多年了，京剧演员自杀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太差劲了吧。”这是什么话，电影中不让自杀，可是生活现实是有不止一个两个京剧演员自杀了，比如最著名的就有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自杀）和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至于严凤英那样的地方戏演员自杀的就不知凡几了。改得了电影，改得了历史事实吗？我明白“文革”作为历史题材，为什么有那么多禁区了。我们不是承认那是一场“浩劫”了，连京剧演员自杀都要讳掉，还谈什么“以史为鉴”？怕什么，就不怕来世变鸵鸟吗？

谈到审查赵本山的小品，刘说“他原先是讽刺乡长吃喝，请客吃饭，我说乡长是咱们政权的最底层，他们最辛苦，你讽刺他们不应该啊。后来他说大中型企业厂长吧，我说那也不行，大中型企业正值困境时，你讽刺他们，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们正牢骚满腹，他们也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改成皮包公司的老总，我说你去讽刺他们吧，他们有些的确不怎么样。”

这些话真教人哭笑不得。这与“文革”中、“文革”前的人物观、典型观有什么区别？哪行不辛苦而该讽刺？乡长、县长、市长、厂长中“的确不怎么样”的还少吗？否则，我们的反贪局和纪委也不用忙活了！

记者：我们每年要从好莱坞，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引进一些影片，要经过文化部门的审查，这种审查有什么标准吗？

刘忠德：当然有一个标准。比如“美国之音”从来不说美国不好一个字。美国的影片都在宣扬美国民族、美国人民的英雄主义情结，咱们国家这么重要怎么不宣扬？

要中国的文化媒介都学“美国之音”不说本国不好的话，实在比拟不伦，犯了常识错误。众所周知，“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办的外宣电台，受众不是美国公民，而美国本土的文化媒介多是民营的，什么腔调都有，包括《华氏911》这种明目张胆诽谤现任总统家族的。

三、

刘部长介绍他的调研决策过程，他是怎样拒贿的，对我们了解中国高层的政治生态很有用处。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忠德同志作为高级干部和意识形态管理者的心态。

一是绝不认错绝不示弱。

记者：反思这八年，有没有后来看起来是错误的决策？

刘忠德：没有没有。

记者：一直正确？

刘忠德：我的脾气就这样，决策的时候要慎重思考，一旦决策，勇往直前，决不回头。起码这八年，我自问，大问题没犯过，小问题也有啊。有时候出错也不能承认，承认自己没有把好关，你这个关都没把好，当什么文化部长。

记者：犯了错误不承认。

刘忠德：这是一种魄力呀，你要承认就完了。

……说文化很难弄，我一个学工的，刚来文化部的时候很艰难，要是没一点魄力根本站不住脚。我学工的，来文化部，说我是外行，你们是内行，向你们学习，从来大会不讲这些话，讲这些更别想站住。

不要以为刘部长不知道“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这些俗谚，不知道“任何政党任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大……”这些毛语录，但是他就是不愿承认自己有过错，心知错了也不能承认，还把拒不认错叫“魄力”。这是向毛主席学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及以后表示“决不下罪已诏”）政治谋略，还是有别的什么政治考量？我读了有心惊胆寒的感觉。

二是似很自信又极不自信。

刘忠德：8年，我是尽心尽责，我是很操劳的8年，我尽心，该做的都努力做了，心安理得了，就行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什么愧疚之感。

记者：您认为以后的历史会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刘忠德：我认为我对历史对未来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历史也会证明，坚信共产主义也是对的。我自己的遭遇、命运无所谓，我自己的遭遇也可能很惨，可能变成了历史里面的反面人物，这是可能的，我对历史对我个人的评价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但历史会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共产主义也会代替资本主义，有这一点就够了，对个人的评价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个人的任何评价，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颇有几分悲壮感。好像并不是孔夫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不知对这种心态是该敬佩还是怜悯。

我想说那就祈祷吧，念“南无阿弥陀佛”或“阿门”或……，可他是无神论者！

　　日本电影《黄昏清兵卫》里有这样的场面:清兵卫奉命捕杀一高手，交锋之前，那高手诉说衷肠，还拿起一个小罐子，打开盖，里面装的是女儿的骨灰，幽幽地说着，竟拿起一块放进嘴里，像吃糖一样嚼得酥脆，观众看他便像了恶人。最后高手把长刀砍到房梁上，入木三分，清兵卫的短刀便乘机拦腰一刀。终于颓然倒地，摸到手的骨灰罐滚落，黑暗中闪亮了一粒骨灰。

　　那个小罐子是骨灰罐，日语叫“骨壶”，一般是陶的或瓷的。日本人对骨灰情有独钟，以至有骨灰信仰之说，但到了大嚼的地步就匪夷所思了。以前有个叫胜新太郎的男优，以饰演盲目游侠座头市闻名，前两年北野武导演并主演的《座头市》不过是夸张了他的谐谑罢了，这个胜新太郎爱搞怪，父亲去世，他在媒体镜头前抱着骨灰罐边哭边吃，说“这下子老爸就进咱里面了”，令人瞠目。

　　日本死了人几乎百分之百火化。从土葬变为火化，好像大家都不曾反对，为什么呢？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是这样解释的:“人的迁移频繁了，离开故乡在他乡立足度日的机会多了，这也是明治以后的显著现象。但死了要埋在家乡坟墓里的愿望根深蒂固，遗族需要把骨灰抱回去，一下子就不得不火葬了。”当年日本军“雄飞大陆”，但没有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念头，行军作战，还得带上被我八路军或武工队击毙的战友的骨灰。

　　如今大多数人是死在医院里，遗体运回家举行葬礼，然后火化。有一种捡骨灰的习俗，其正规之做法，书上写道:拾取骨灰近来大都只是用竹筷子，男左女右，二人一起用筷子夹起骨灰，放进骨灰罐里；首先捡牙，之后按腿、胳膊、腰、背、肋骨、头骨的顺序各捡一块儿，最后是喉结。为此，焚尸的人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骨灰的形状。日语里“箸”与“桥”发一个音，所以这习俗出自三途河的说法也说不定。死者要渡过的河流有三种，或风平浪静，或浪高风险，就看你生前干了好事还是坏事，并非一死都成佛。至于为何两个人一起捡，可能因为阎王爷差遣小鬼常常是两个一组。死是秽，自古避忌，但尸体被火一烧就净化了，捡骨灰时没有人悲悲戚戚。近邻老太太折过腿，逢人就说骨头是用钉子连上的，她死了，左邻右舍一边为她捡骨灰，一边悄悄说没发现钉子呀。活着的人可真是无常，我差点笑出声来。由于捡骨灰这个行为，日本人用餐时忌讳互相用筷子传递食物。我们家乡是忌讳把筷子插在碗里的米饭上，我小时候也见过的，棺材前面摆一个碗，装满米，上面插一双筷子。

　　上古日本人死后装进瓮中埋葬，很像巨大的骨灰罐。骨灰罐装了骨灰再放入白桐木箱里，外面包上白布，常见电影里把它挂在脖子上，捧在胸前回老家。电车遗失物品招领，为数最多的是伞，人们上了车往往就忘了它的用处，最稀奇的是骨灰罐，想来是悲至恍惚，醉得朦胧，就把故人送上不归路。三岛由纪夫死后，被掘墓盗走骨灰罐，后来在公厕旁找到。志贺直哉的骨灰罐是国宝级陶艺家滨田庄司的作品，生前用来装砂糖，死后装骨灰，但不知景仰他的文学，还是那罐子值钱，有人偷了去，至今下落不明。前两年去世的文学家水上勉写过一本随笔《骨壶的话》，说他看见的骨灰罐都过于简单，一律灰白色，很是乏味。透明彩釉的，虽然很光亮，但不值得赏玩。他提倡自己动手做骨灰罐，而今好像真有点成风。总惦记死后的事，未必是活得轻松，怕是活得更累。也有人说，自己活着预备好，免得给后人添麻烦。细川护熙总理下台后远离政坛，晴耕雨读，几年的工夫就成了陶艺家，标价不菲，是否也给自己做好了骨灰罐呢。

《肖申克的救赎》，(美)斯蒂芬·金著，施寄青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9.90元。

　　
　　“你只写恐怖小说吗？”对于这样的探问，斯蒂芬·金时常否认。他说大多时候对于这种被定型并不是“很在意”——显见得他对于“恐怖小说大师”此类称号也不是不在意。在《肖申克的救赎》后记里，他不忘告知世人，“不过我写的只是恐怖故事吗？如果你读了前面的故事，就会知道并非如此……”那语气如同冯小刚——反平民喜剧路线:其实我也能拍古装宫廷大戏——后者似乎更为接近人间正道，而且是一种昭告天下: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背后症结，却该是折磨走通俗路线艺术家的同一类心魔:“畅销”是否等于“不入流”？

　　斯蒂芬·金是用了中篇小说的形式来与恐怖小说做一次偶而为之的划清界线。他把中篇小说称为“小说中可怕的三不管地带”，认为“即使最大胆的作家，碰到二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字这个数目，也会心惊胆跳”——据说有的作家习惯在创作长篇之前，以中短篇的形式进行练笔；斯蒂芬·金这些中篇的诞生，却来自每完成一部浩大长篇之后，“瓦斯桶中残留的燃料都刚好足够我写一篇中篇小说。”这些碎屑汇成四部中篇:《肖申克的救赎》、《纳粹高徒》、《尸体》及《呼－吸－呼－吸》(台湾版名为《四季奇谭》)，故事依次是关于“一个很特别的越狱犯、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被困在一种相互寄生的关系中、四个乡下小孩的发现之旅，以及年轻女人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生下小孩”。仍包含一些恐怖元素，但顾左右而言他。

　　四个故事，《肖申克的救赎》一篇为人津津乐道。主人公越狱后经暴雨洗涤得以重生，“希望太平洋就和我梦中所见的一样蔚蓝”——文中字句足以让影迷重返电影结尾那一幕海阔天空。《纳粹高徒》则是警世之作，细述一个纳粹余党与一个少年四年间亦师亦友的奇特关系。少年逼迫老人追述陈年罪行，他则在老人描绘的暴力画面中成为其私淑弟子，且身体力行，最终二人同时走向绝境。着迷于暴力与死亡的人物或穿上党卫军制服才能入眠，或在冥想纳粹疯淫史中实现自渎，都是人性中经久难散的那些阴魂的帧帧写照。言辞冷峻处，寒光四溢。

　　大部分长篇小说的市场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中篇小说则更有可能坚守维护文学的“最高正义”——一些批评家的观点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即使作品畅销如斯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1982年首次出版前，也会遭到多家出版社的拒绝。虽然斯蒂芬·金借助书中人物之口说，“许多书评人说我写的东西都是狗屎，我也时常觉得他们说得没错……”但他也说，“我花在(《肖申克的救赎》)上面的精力比任何一本书都多。”他似乎永远活在这种两难之中。对于中国读者的更大意义则或许在于，蜕除那些标签式的血腥、宗教甚至神怪，不走恐怖惊悚路线的《肖申克的救赎》有望让更多中国读者领教斯蒂芬·金作为一名小说家的魅力。

我国第一个推理文学奖——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奖日前在京举行开幕仪式。本次大奖赛由新浪网举办，新浪投稿信箱将于9月15日正式开启。

据了解，大奖赛邀请了国内一批知名作家担当评委，他们中有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白烨、贺绍俊，著名作家肖复兴、毕淑敏、柯云路、海岩、石康、周德东，年轻的后起之秀刘猛、蔡骏、成刚。本次大赛奖金总额突破10万元，设立金奖、银奖、铜奖。同时还设立了最佳悬念奖、最佳文笔奖、最具人气奖等。设入围奖200名，入围奖获得者将成为新浪签约写手。

胡锦涛失败的美国之旅

有人在评价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时，用了六个字来形容——“经济热，政治冷”；其实，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大抵也如此——中美之间“政治之冷”的程度，甚至还超过了中日之间。

二零零六年四月，胡锦涛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虽然三年前胡曾以“副元首”身份访美并受到最高规格接待——那时西方还对他启动政改心存希望，但此次访美对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胡本人的权力能否得以巩固。为了让美方提高接待规格，中方在经济层面连续向美国抛出媚眼和甜得发腻的蛋糕：顺应美方的压力将人民币升值百分之二，与波音公司签订超过五十亿美元的订购大单，尽量低调处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然而，中方在政治层面毫无动作，既没有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每逢重要的外事活动便会释放几名标志性的政治犯，也没有停止在官方主流媒体上攻击和丑化美国。

对于胡锦涛来说，这是一次迟到的访问。二零零五年下半年，胡锦涛期待已久的访美计划，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灾难打乱了。“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方，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让美方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临时取消了胡锦涛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后来将其降低到两国元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顺便会面。这样的草草的一次顺便会面，不可能深入讨论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也就是一种礼节性的意义而已。由此可见，小布什对会见胡锦涛并无多大的热情，他深知此人僵化如木乃伊，根本不是一名愉快的谈话对象。

对于胡锦涛来说，这是也一次失败的访问。这是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领导人访美活动中最失败的一次。如果说三年前胡锦涛访美时，西方世界还对其抱有一厢情愿的希望，认为其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和宽容；那么，在其全面掌权之后的两年多里，胡已经彻底暴露出僵化而冷酷的“毛主义者”的真实面目，西方不再对他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胡锦涛访美不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剧变”，中美要成为亲密盟友，还得等到中国大陆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胡锦涛的所作所为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胡绝对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勇敢地启动“新思维”和“公开化”，最后不惜自己失去独享的权力——在不久前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胡严厉谴责戈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并正告大家“引以为戒”。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锦涛日显其权威主义者本色》的文章，该文章分析说：“胡锦涛的保守主义（实际上一贯如此）和他的信念是一致的，即中国共产党——即便腐败成风、权力滥用——还是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不需要任何党外的监督或者平衡力量。”在胡访美期间前去演讲的耶鲁大学——亦是布什总统的母校，其校刊亦毫不掩饰地批评说：“耶鲁大学可千万别忘了中共政权丑陋的一面。胡的统治正是人权观察组织所谓的‘高度压抑状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宗教迫害、强制驱离、侵犯劳工权益。中共政权还极力围堵网际网路讯息的自由传递。很多耶鲁大学所寄予高度评价的准则，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开诚布公的讨论等等，在胡的政权下，仍被紧紧的钳制住。”这些观点大致与布什总统对中国的看法相吻合。

虽然中美之间有着数额巨大的商贸关系，但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与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精神之间的根本对立，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得以消除。这不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立，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是邪恶与正义之间、清白与罪恶之间的对立。对此，布什总统多次强调指出：“我们是处于善恶冲突之中，恶就是恶，美国要对它义正词严。我们对抗邪恶和不讲法律的政权，并不是制造问题，而只是揭露问题。我们要带领世界反对它们。”布什总统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直觉，他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比那些故意将问题复杂化的学者更为迅速地把握到了真理的所在。

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所发表的演讲，被视为“布什主义”的先声。在这篇演讲中，布什总统明确指出，只有当世界各国都拥有共同的、普世的价值观——即“致力于个人的自由”——的时候，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才能最终达成。他谈到了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冷战时代的对手：“西点的好几代军官都曾经计划和演习对苏俄的战斗。我刚刚访问过新的俄罗斯，那个国家正朝着民主前进，而且是我们在反恐战争中的伙伴。甚至中国，那里的领导人正发现经济自由是国家财富的惟一持久源泉。他们终究也会发现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是国家强大的惟一真正源泉。”这番话其实也是说给中俄两国领导人听的，是金玉良言，是逆耳的忠告。以胡锦涛当下的施政方向来看，他根本不愿接受这样的建议——他考虑得更多的还是他本人及其特权阶层手中的权力，而民众的自由恰恰是其独裁权力的坟墓。这番话亦是布什的中国战略的根基——中国作为一个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制度的国家，即便与美国成为所谓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语），亦无法成为真正关系稳固的盟友。一个虐待本国公民、不断制造人权案件的政权，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同样不会遵守游戏规则和道义原则。因此，由共产党所控制的中国在美国眼中基本上是一个不可信赖的政权。

里根在苏联的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

在成功地铲除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两颗毒瘤之后，等待中东地区局势趋于稳定，布什政府下一步的外交重心必将转移至东亚地区。小布什深知，自己是否能成为“里根第二”，仅仅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获得的胜利是不够的——能与里根将苏联帝国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伟大成就相媲美的，惟有将中共政权这一最后一个帝国式的共产主义政权也扔进历史垃圾堆。小布什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吗？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在美国访问时，恰好在华盛顿目睹了前总统里根的葬礼。美国友人告诉我说，这是自从肯尼迪以来美国最为盛大的国葬。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里根甚至超越了华盛顿和林肯，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曾担任里根“文胆”的大卫·葛根如此评价里根：“宗教信仰与爱国信念根植于里根心中，两者互相交缠，几乎无法分辨。……里根认为，美国必须树立榜样，必须在其他土地上培育民主、自由的精神。……里根的想法和人格重叠，对一位领导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有力了。里根主义就是里根的全部。”里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恢复了越战之后一度在冷战中处于劣势的美国的国力，振兴了美国民族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更在于领导整个自由世界以“不战而胜”的方式，让前苏联及其东欧仆从国的四亿人民获得了自由。

有意思的是，就在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共高层以“教材”的形式分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的中译本，要求高级干部均认真阅读和研究此书，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警惕“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种种手段。该书的作者彼得·施魏策尔，是里根时代中央情报局的战略分析专家，在该书中他这样盛赞里根的远见卓识：“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里根除外）清楚地看出苏联这座大厦会倒塌……在苏联的这口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就把苏联埋葬了。”

里根认为，共产主义政体不是外交家乔治·凯南所说的“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种荒谬的畸变行为。里根时代的国务卿舒尔茨回忆说：“里根总统简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认为苏联不应该或者不能够幸存。那种感觉不是基于有关苏联的详细知识，而仅仅出于一种本能。”当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邪恶帝国”的演讲时，西方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众大都认为他疯了，或者把他描述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里根指出：“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会因为公开谴责它而感到麻烦，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章。”在差不多同时，即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为苏联的经济状况所迷惑，而给予其热情洋溢的赞美。这是一种基于过多的知识积累的“傲慢的偏见”。

对于大多数自命清高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来说，好高骛远的里根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无独有偶，今天的小布什也遭到了西方知识界的如此恶评）。然而，里根却令人惊讶地对苏联政体作出了先知般的估价。更重要的是，里根对苏联帝国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行动：第一，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使之一直顽强地在雅鲁泽尔斯基军政权的压力下生存下来，并成为东欧人民追求自由的旗帜；第二，对阿富汗的反苏力量提供各种援助，最终使得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的一个“流血的伤口”，“苏联在冷战历史上被完全打败，这是绝无仅有的。正如这个帝国的前统治者在一战中的失败那样，这次失败对苏联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第三，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合作，压低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使苏联难以获得硬通货，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境；第四，启动“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参与军备竞赛，并对其实施技术封锁，使其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这四项有力的措施，使得苏联当局感到“脖子被勒得越来越紧”。

里根的战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苏联的体制固然存在某种“自我毁灭”的病毒，其覆亡乃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如果当时美国没有像里根的这样强有力的反共领袖，而是像卡特这样只适合担任某慈善机构董事长的人继续担任总统，那么苏联这只“百足之虫”也许还会挣扎着多存在一二十年的时间。作为多年来第一个敢于对苏联说“不”并促使其解体的美国总统，里根亦成为深受美国民众爱戴的“伟大总统”。任何一名美国总统都有成为“伟大总统”的心愿，实现这一心愿需要个人的能力与魄力，以及适当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乃是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的阴云已经散去，自由的阳光已经普照，虽然目前尚不能像学者福山那样乐观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但小布什确实可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中国再也不能像在冷战时代那样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中扮演左右逢源的角色了，而美国已经完全占据了这场角力的主动权。

见利忘义的“老欧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后的大堡垒。过去一度“韬光养晦”的中共政权，近期频频“主动出击”：最高当局授意“猪头将军”朱成虎（红军缔造者朱德的孙子）对美国发出核战威胁，在非洲穷国取代昔日的苏联大肆实行“新殖民主义”，热情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等欧美国家的对头访华，利用朝核事件敲诈美国和日本……中共已经不安于韬光养晦。其御用学者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声称，美国即将衰落成为美洲的地区强国，中国应当承担起亚洲霸主的使命来。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为非作歹，自以为是地充当“麻烦制造者”的角色，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亦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蜜月期”。而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对中国社会中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会被中共顽固的统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敌对行为”。

在后冷战时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威胁。任何漠视此两大威胁的调和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都是对人类未来不负责任的想法。西方世界除了奋起为自由而战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与共产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历史与现实中，曾经犯下严重错误的不是美国总统里根和小布什这样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学的知识分子以及优雅的“老欧洲”——如果说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解脱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统治尚有切肤之痛的东欧诸国是“新欧洲”的话，承平日久、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西欧诸国便是“老欧洲”。过去数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一直高估苏联的实力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他们恐惧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千疮百孔、外强中干。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之后，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这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这句话说出了真相。

左翼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欧洲大陆，并成为一张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欧诸国不仅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对苏联的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当波兰的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的时候，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却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生意来往。这些市侩般的政客才不在乎有邻国多少民众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之下呻吟。“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但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老欧洲”逐渐失去了崇高的信仰和稳定的价值坚持。在革命的风暴和乌托邦的理想的折磨下，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轮番肆虐之中，“老欧洲”逐渐变成了一艘漏洞百出的破船。

“老欧洲”见利忘义的行径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北京的时候居然声称天安门屠杀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法德等国的诸多政客拼命在欧盟中游说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中法文化年刚刚过去，中意文化年又开幕了。中共当局成了西方资本家最好的朋友。中共方面借文化交流之名，实施其形象包装之实，且以种种“私货”败坏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根基，如商业贿赂、回扣、奴隶劳工、囚犯产品等，亦随着“中国制造”而风行天下。而“老欧洲”方面，由于坚持实施大政府、高福利的制度，经济状况长期萎靡不振，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处于停滞状态，在无互联网时代完全被美国尽占先机。走投无路之际，“老欧洲”各国便将中国看作是新兴的、充满油水的大市场。对于他们来说，订单便是一切——是利益，是选票，是救命稻草。即使中共购买的尖端武器会被用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也照卖不误。

希拉克、施罗德等目光短视的欧洲政客，全然无视中共政权依然在残酷虐待其人民的事实，而与中国独裁者们亲密无间地把酒言欢。我在法国访问期间，曾尖锐批评法国政府对中共当局的绥靖政策，法国外交部的官员们一直罔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似乎比害怕当年的纳粹德国还要害怕中共当局。由于中共当局的软硬兼施，在欧洲，从政客、商人、知识分子到汉学家，敢于公开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正直之士越来越少。

在此“后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成为国际社会中惟一能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发挥巨大而正面作用的国家，美国总统小布什成为西方领袖中惟一能与中共角力的中流砥柱。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有意的安排？

布什总统能否成为“里根第二”？

如同里根一样，小布什是一名天生的“反共牛仔”，他所秉持的外交政策更多来自于其信仰背景，以及威尔逊总统所张扬的“传教士外交”的传统。小布什不会把被国际人权组织评列入“全球十大独裁者”的胡锦涛当作一名值得信赖的朋友——如同现实主义者克林顿与江泽民之间的那种关系，再也不可能在小布什与胡锦涛之间建立起来了。布什总统奉行人权外交的基本政策，美国的外交思想已经走出了基辛格时代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力量均衡”原则。小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积极的自由主义的原则，即“一种自由主义，该主义不仅将美国的国力用于保卫国家，还用于保护自由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布什总统指出，暴君们完全清楚他们没有权利压迫人民，他们坚持这样做只能使自己更加软弱，“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允许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不同意见”。

布什总统上台伊始，本拟将外交重点转向亚洲地区，积极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当然，该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共政权。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其周边的北韩、越南、缅甸、老挝等国的民主化也必将闻风而动。东亚乃至全球的整个政治面貌亦将发生极大的改观。谁也没有料到，突然发生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此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国际战略思路，将重点转移到恐怖主义的老巢中东地区，全神贯注地处理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难题。于是，“中东压倒了远东”。中东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意识形态问题，更是宗教信仰问题，多重纠缠，根本无法在短时期内解决，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使得美国无暇他顾。而在国际反恐格局中，美国不得不争取得到中国的支持。可以说，中共是“九·一一”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由此其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但是，美国的这种战略目标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小布什忘记了中共政权的性质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危害。虽然华府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中共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布什会在某些原则问题上与胡锦涛做交易。

人权并不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幌子”，乃是其实实在在的精神内涵。在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小布什反复声明自由价值的普世性，认为一种普遍的、跨国的文明和价值正在进展中，“自由”成为这篇演讲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眼。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发表的纪念匈牙利人民抗暴起义五十周年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回顾说，当年苏联的坦克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却没有扑灭匈牙利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当时，西方国家没有响应匈牙利人民要求，向他们提供援助。西方国家从此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帮助那些寻求自由的人”。小布什赞扬说，匈牙利人民一九五六年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世界树立了典范，他鼓励匈牙利人民说：“通向民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你们仍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布什总统具有一种单纯而急切的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热情与决心——在克林顿那里就没有这种精神力量。“布什主义”已经吹响了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他像当年直接斥责苏联政权是“邪恶帝国”的里根一样，提出了“邪恶轴心”的概念，并痛斥企图制造核武器的伊朗为“更邪恶国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工作：除了摧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并帮助这两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之外，中亚地区多米诺骨牌般的“颜色革命”亦让人眼花缭乱：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坦的“柠檬革命”……这些“颜色革命”或多或少都与美国的努力有关，与布什及其国务卿赖斯的积极推广自由价值的外交政策有关。

布什总统的中国战略包括如下几个要点：首先，在亚洲地区，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盟友关系，同步发展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宿敌的关系，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不受侵犯，进一步对桀骜不驯北韩金正日政权施加压力；其次，对中国内部，通过世贸等国际组织促使中方加大经济领域的国际化，积极支持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民间力量的兴起，以完成政治领域的“和平演变”。对此，不希望成为“末代党魁”的胡锦涛自然是心惊胆战、心急如焚。胡锦涛多次下令全党上下对自由民主的思想“防微杜渐”、“严防死守”，并谆谆告诫地方官员在打压维权人士时“切勿制造如哈维尔、瓦文萨、曼德拉和昂山素季这样的道德英雄”。近期官方在处理若干维权事件时，手段确实越来越趋于精密化。但是，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浩浩荡荡的今天，胡锦涛再想走回头路，将中国带回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已非他一人或一党之力可以实现了。

毫无疑问，对付中共比对付其他任何专制国家都更加困难。中共已经成为具备了各种抗体的“百变金刚”。国内民众的觉醒和国际压力的加大，都是促使中共“卷旗缴枪”的重要因素。国内民众的觉醒需要漫长的启蒙工作，非一日一夕即可达成；国际压力的加大，亦需要有远见卓识的西方领袖的登高一呼，面对绥靖主义甚嚣尘上的现实，小布什与布莱尔亦势单力薄。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道义和时间都不在中共一边。小布什的国际战略和中国战略固执而坚定，虽然备受争议，却信念不改。大卫·葛根指出：“领袖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是否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如何实现这些信念，采取的方法可以有弹性，然而必须确定方向。”小布什便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正在成为“里根第二”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可以预见，在其有限的总统任期之内，小布什很难亲眼目睹中共的垮台，但如同里根为苏联的棺材钉下第一根钉子一样，他必然也会给中共的棺材钉下第一根钉子。

首发民主中国

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名色变的人。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要见到“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这是一个让人想起王朝政治时代的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人们对这个军统特务头子的评价无外乎“间谍王”、流氓成性、“杀人魔王”，对此类人若不能除之以快，也应该敬而远之，以为此种人心狠手辣、残酷无情，不讲道德。大多数人甚至天真地以为自己跟戴笠们隔得很远，以为戴笠一类人是社会的极个别，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测其威仪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在戴笠们的身上，有着我们中国人最可宝贵的进取精神。无论出身如何，他们知道要努力成材。这种成材，可以解读为胡适之说的，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也可以解读为求功名富贵。总之，是要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不同，尽管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却不守成规、嫖赌成性，一度被学校开除。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儿，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这种吃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

因此，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1940年代，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儿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在身逢革命年代，他有着投机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献身。比如，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赏识人才。他的工作，需要非常手段，一般人以为正适合流氓无赖来做，军统是流氓的大本营。事实不然，那里需要的是中国社会一流的青年，一流的技能以及一流的品质：比如正直、勇敢、大义等等。军统组织严密，但其人员却从社会上广泛吸收。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年，甚至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就越多。据沈醉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4万5千余，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这一事实可证明戴笠及其军统的国家情怀。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辉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在他自己的理解，可能是一种士为知己者用的赤胆忠心。在革命的春秋时代，慷慨悲歌也好，他或者真的有一种“侠之大者”的悲壮心理：人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礼待人。而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在革命从权的时候，就一变而为忠于领袖的犬马之愚忠。他的座右铭是：“秉承领袖意志，体谅领袖苦心。”

因此，不难理解戴笠的意义。这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做人典范，也是一个现代中国人的成功样板。只是这种成功，或忠孝，如此奇特地成就了文明眼里的罪行。说到底，这一类人，怀着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赡养一责上，远谈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他们自认为行事不受道德的束缚，但他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自认为是菩萨心肠而行霹雳手段，其实他们已经泯灭了正当的人性。他们自认为是人才，其实他们是人格永远立不起来的奴才。他们自认为是好男儿，但他们永远不会是有责任心有现代文明理性的男人。

这是我们文化教育的怪胎，戴笠是我们社会的产物。他们知书而不识礼、读书而不明理。学校和社会只是教会了他们如何势利，他们满脑子浆糊。他们总是以为乱世可以不循正道，独裁、专断等等可以提高效率，秘密世界、特务工作可以抢夺、控制情报信息，这些非人性也不合于文明的逻辑最终使他们自己丧失了人性。内心矛盾、人格分裂，而不知解决，而一味地向社会索取。他们眼里的人生得意或成功名即是：这个社会有着现成的名利财富，只等他们去掠取，他们绝不会想到创造性地成就新的文明资源。像戴笠懂得因果，企图超越因果，跟太虚大师等人来往，最终仍被因果所囿，即是他们无知于生命的结果。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也仍随处可见，他们平时满口仁义道德，在家人、朋友面前恭敬可掬，甚至身边总会有一两位和尚、活佛、牧师以证其参禅，但他们用世处世的一面极为狰狞，他们待人残忍。

我们的文化教育产出的大多是戴笠那样的人，他们擅长投机、有奶便是娘，更可笑的是他们也会把自己跟国家大是大非的语境联系起来思考，而一遇到真正的挑战即以饭碗为自己哀求辩护，实则他们完全明了自己作为打手、工具的功能和价值，他们不仅习惯了残害生命而且乐此不疲。他们有意无意伤害了别人，对普通民众，他们更是“狗眼看人低”，他们不知尊重生命为何物。只不过戴笠以极端的形式作了他们的代表。

因此，尽管蒋介石和戴笠的同志以为戴笠有功于国家，甚至章士钊为他写了一副意味深长的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但时隔六十年，文明社会已经对戴笠及其同类做出相当公允的评价。人们坚定地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性质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戴笠的美国传记作家以为戴笠是一只“巨蟒”，其实按中国人最常见的说法，戴笠是一只狼狗，或说是一只藏獒，主人待他极好，他的生活可以说骄奢淫逸，但这种走狗没有自我，更没有自己的德性世界。就像最凶残的藏獒虽然忠于主子，目中无人，但一闻见有血腥气的屠夫也会无可奈何、摇首乞怜一样，戴笠们的内心是相当脆弱的，他起居神秘也仍睡不安稳，在临死前甚至哀叹自己不是死于毛泽东之手，就会死于蒋介石之手。

因此，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的、病态的、残忍又卑怯的。如果说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可传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样可以不中断地传几代人，但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起太史公于地下，戴笠的行迹也只会归为酷吏猾吏之列，而入不得侠客列传，更不得列入世家。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头顶上倾斜着
　　　　　　　　　　无数个铅皮桶
　　　　　　　　　　我不敢张口──
　　　　　　　　　　如果把舌头吹落到田里
　　　　　　　　　　明年还能指望好收成？

　　　　　　　　　　垃圾短信过度轰炸
　　　　　　　　　　地上的接受器一起失灵
　　　　　　　　　　乌贼的腕足
　　　　　　　　　　扼住豆苗的喉咙
　　　　　　　　　　黑毛虫刮起狂风
　　　　　　　　　　把杨树叶子全都
　　　　　　　　　　吹成透明

　　　　　　　　　　最后解决的时刻到了
　　　　　　　　　　植物都是犹太人
　　　　　　　　　　即使一言不发
　　　　　　　　　　也不值得同情
　　　　　　　　　　秋天喷洒橙色剂
　　　　　　　　　　北半球成了毒气室
　　　　　　　　　　寒冬下达
　　　　　　　　　　对绿色的屠杀令

　　　　　　　　　　搜遍山林平原
　　　　　　　　　　掠过每一个村每一座城
　　　　　　　　　　相距万里同时执行
　　　　　　　　　　在植物的尸骨上
　　　　　　　　　　白蘑菇长满了一层
　　　　　　　　　　那是刽子手献给死神的花
　　　　　　　　　　开放即凋零

　　　　　　　　　　而饥饿的办法更加巧妙
　　　　　　　　　　既可把口粮大量节省
　　　　　　　　　　还不会落下大清洗恶名
　　　　　　　　　　当然，决不能相信奴隶的忠诚！
　　　　　　　　　　要在六月
　　　　　　　　　　把东亚大陆冻成磨石
　　　　　　　　　　蘸着长江黄河
　　　　　　　　　　磨砺铁轨般长的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