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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段时间的网络论坛上，“真相”是敏感词，有真相的文章随时都有可能被删除。

可在网络虚拟空间之外的现实社会，真相往往更难以得到，比如8月10日突然袭击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桑美”台风，给福建福鼎和浙江苍南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致使停泊在沙埕港海域避风的大量船只沉没，海难的救援工作一度受到质疑，死亡人数统计出现分歧。一方是新华社浙江分社，另一方是福建官方媒体如福建日报。双方的“精彩对决”，相互揭露对方的真相，似乎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一方公开表示“掌握了真相”，并形成有趣的话题，于近日迅速传播于众多网络论坛。

台风过后，先是广州《南方都市报》通过报道对死伤情况进行质疑：8月11日，当地政府发布的数据是“死亡17人，失踪138人”，8月12日晚，桑美已过去两天，镇政府发布的数据是“21人死亡，127人失踪”。而13日的统计数据为“死亡125，失踪108”；15日的数据则是“死亡202，失踪93（合计295人）”，比11、12日的数据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中国新闻社9月5日的报道称，截至9月4日，福建宁德地区因“桑美”台风造成死亡159人（宁德籍），失踪127人（宁德籍），合计286人。海难已打捞尸体219具（含外地籍死亡人员），已认领134具（其中外地认领10具），无法辩论和无人认领85具。问题是，这是不是整个福建省的因台风而死亡的最后数字呢？

据8月24日新京报援引新华社电称， 8月10日，半个世纪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桑美”重创闽浙两省。在核心灾区福建省福鼎市，据当地政府最新确认，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18人，失踪72人。合计数字为290人，比最新公布的286人还多4人，为什么晚公布的比早公布的数字还少呢？

桑美是风力达17级以上的超级台风，在福建境内肆虐竟长达12小时，“吊扇扇叶会变成垂直向下，厚重的铁皮屋顶被扭成麻花，合抱粗的水泥柱子能断成几截”，“海面上原本井然排列的渔排，只剩下一些碎木板漂浮着”。

福建、浙江两省死亡人数，按照官方统计两省达570多人。而早先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采访到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当时说他们那个地方死亡有上千人。有的地方沉了900多艘渔船，而渔船是不止一个人。但到底死了多少人，恐怕现在很难查清楚，因为有无数的外来工，还有本地没有登记户口的人，或许只有天知道了。

新华社记者最关注的正是大众多关注的“桑美”台风究竟造成多少人遇难？在相当长时间里，灾区百姓的判断与政府公布的数字存在很大差距。如该社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百姓印象中的死难总人数远多于官方数字？新华社记者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对本地的死难人数，他们与村镇政府没有分歧，但都认为其他地方死的人要多得多。他们的看法来源于推算。三沙镇三澳村生还渔民王亮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他所在的渔船上共有10人，其中6人遇难，包括他父亲。他说：“这次台风，光是福鼎市沙埕港就沉了950多艘船，哪怕每艘船只死两个人，总数也有1900人。”

但不能不提出质疑的是，政府应该用更多的事实说话，以证明对人民高度负责。但不能不能不看到这么一点：某些地方政府有以掩盖真相和说谎言来提升执政能力的可能，这也是某些腐败政府的最鲜明特色。

8月17日，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到了福鼎，到了重灾区沙埕，虽然他承认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台风灾害，特别是对福鼎市沙埕港的渔业、渔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承认这次损失与以往的灾难不同，突出体现在人员遇难数量多，而且都是壮劳力。但他说出来的死亡数字却是令人产生怀疑：“截至目前统计，已有216人死亡，157人失踪（合计373人），我省死亡和失踪的人员名单全部落实……”8月17日，只是台风过后一周时间。而在省委书记之前的8月13、14日，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已经来带福鼎重灾区采访了，新华社记者快速发表报道，表示“撕开了真相的口子”，就是指福建掩盖真相。

8月19日，《福建日报》发表福建省委书记的一番话。他就“不听话”的媒体报道桑美灾区一事进行严厉批评：“某些媒体，包括外省的新闻记者（指新华社浙江分社）到受灾地区，道听途说，做了许多不实报道，网上也大肆炒作。”

到了9月4日最新的数字公布，福建宁德地区死亡159人（宁德籍），失踪127人（宁德籍），还比省委书记先前公开的数字373人少了97人，都是宁德籍，没有提到外来人口是否有死亡或失踪，或者另外97人是否是外地户籍人口。这个数字也比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接受上海第一财经报道的记者采访时提到的“那个地方死亡有上千人”要低很多。

上海《第一财经》是这样报道的：台风经过近一周后的8月16日，福建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陈尔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沙埕港内所有避风船不分船籍，因“桑美”袭击遇难者估计有1000多人。另据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的现场报道，遇难者家属的自发的统计，遇难人员保守估计也有一千左右。但这一数字，后来并没有得到上级官方的确认。

面对媒体质疑和福建有意掩盖真相的行为，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继续紧急跟进，迅速发表了一篇有关福建防抗“桑美”台风的署名文章：《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报道一线采访手记》，对死亡数字进行质疑和核实报道。此文记者深入灾区一线，披露了当地政府不作为、医疗不到位、死尸无人打捞的现状。可接下来，则是福建日报派出采访组“回击”，认为该文中所述“与我们的见闻，却又相去甚远” .

可时过近月，到底福建最后的死亡人数是多少，有多大的变化，是否有掩盖真相，不知道。只是知道新华社浙江分社和福建官方媒体如福建日报、福建东南新闻网等，双方进行“精彩对决”，比如8月23日，福建东南新闻网发表文章《关于桑美台风之后的台风》为福建辩护称：一些媒体“手电筒光照别人，自己背后一片黑暗”。这“自己背后”无疑是新华浙江分社记者背后的浙江省了，如果浙江省背后也是一片黑暗，也请福建省新闻单位舆论监督一下，可他们却不是为了异地监督，而是勇于“叫骂”了。

至今，浙江省仅表示死亡失踪200多人，可福建方面要求他们对群众说“真话”，他们新华社浙江分社自己监督自己总是无能为力的，是否福建也上阵，用手电筒光照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一片黑暗呢？

事实上，灾难发生总有重大伤亡，也是无须掩盖的。据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5日，我国受灾3.16亿人，死亡2006人，直接经济损失近1600亿元人民币……仅军方就有大量人员死亡：7月26日，受格美台风影响，江西驻军某部营区突遭山洪袭击，造成48人死亡失踪、60人受伤。

可是，在真相没有完全或彻底揭开之前，我们的政府是否有责任给公众一个公开透明的说明呢？但福建方面不是这样，比如《海峡都市报》一度为福建辩护：“人命关天，伤亡人数应当高度关注，绝不许隐瞒。这个数字不仅媒体关心，社会关心，当地党政干群也关心。但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袭来，当灾情还在发展、救灾正在进行时，当地公布伤亡数字，依据的是他们掌握的最新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动态的、变化的。但我想，这时候人们关心的还不仅仅是伤亡多少，更要关心和倾尽全力的还是救灾进展和如何进一步开展救灾工作。在此时是纠缠在清点伤亡人数上好呢？还是首先更多地捕捉抗灾抢险中的感人镜头与英雄事迹，对当地抗灾抢险以精神鼓舞和信心支持好？我想，有责任的记者必然选择的是后者。当然，如果有瞒报现象，有救灾不力，媒体应予监督，但这个监督应按舆论监督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在大灾大难的紧要关头，媒体首要的是支持抗灾，而不应当出难题。因为在情况并不完全明了的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随意指责，只会给救灾工作添乱，只会激发社会矛盾，这于大局无益，也不应容许。作为媒体，也不妨设身处地为当地干部和群众想一想，当他们忍受着巨大灾难压力在为灾后救援和恢复拼命时，一些媒体上不负责任的舆论将给他们带来莫大的伤害！我们的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

如此“观点”，不过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老调，什么“大局意识”，什么“添乱”，什么“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无不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所谓“所站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所谓“以抗灾抢险的整个大局为重，用正确的舆论，帮助灾区恢复发展，带给灾区人民福音”，无不是掩盖自己“背后一片黑暗”。如果新闻媒体不能拿“手电筒光照别人”，那么新闻媒体这个工具只能说是掩耳盗铃的工具，只能说是为党所用掩盖真相的喉舌，只能为“党”增光添彩，不能不丝毫的真相曝光，否则就是添乱，“格杀勿论”。

面对福建方面的指责，浙江省也应该公布死亡数字，但至今只是看到200多人的数字。此外，倒是发现浙江很擅长宣传自己，如9月4日新京报援引新华社报道，桑美台风来临前，浙江温州要求所有渔民上岸，3000多渔民无一伤亡。到了9月8日，浙江又开始讴歌伟大的“抗台精神”了：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浙江广电集团、浙江文化厅承办的《壮歌如虹——浙江省抗击超强台风“桑美”情景报告会》，将于9月8日上午9点30分，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演播厅举行，浙江卫视、浙江在线新闻网将对报告会进行现场直播。此举据说旨在“展现以人为本、科学抗台的生动实践，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间真情”。

此前的8月11日，也就台风袭击第二天，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和省长吕祖善专程前往重灾区苍南县金乡镇对救灾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习近平转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受灾群众的亲切问候，并要求所有干部党员“结合学习《江泽民文选》，把精神动力转化为工作动力，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努力投入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方面，真相很重要；一方面，稳定和讲政治也很重要。可对于公众来说，只有把真相说出，才是真正的讲政治，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真正的构建和谐社会，稳定大局。

首发民主中国

 《颐和园》被禁止在国内上映和导演娄烨被禁拍电影五年，都不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处罚，倒会让我们有“太阳打西面出来”的感觉。那些在银幕和颁奖台上光彩夺目的导演和明星们，在电影局官员的眼里，不过是束手接受训斥的“小民”而已，你名气再大也无济于事，狭隘的政治侵入多彩的艺术空间，犹如野蛮的公牛闯入精致的瓷器店，任你如何叹息都是没有用的。

拨开那些所谓“技术性原因”的迷雾，不用说，《颐和园》的“犯禁”，是因为影片涉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其中包括片中人物参加学生示威的情节，“呈现了北京学生罢课聚集天安门，军队开枪对学生镇压的史实，还穿插大幅的新闻画面。”

能够想象这样的电影在2006年的中国大陆上映吗？倒不如说，在娄烨决定将电影故事的推进置放在八九民运背景之下的时候，他是选择了一种对电影局和中国市场的“自杀性行为”。

娄烨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中极具实力的人物，在《颐和园》之前，他曾经拍摄了《周末情人》、《危情少女》等影片，并执导了周迅主演的《苏州河》和章子怡主演的《紫蝴蝶》，可以说，完成《苏州河》和《紫蝴蝶》的拍摄后，他的创作处在一个迅速上升和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候推出《颐和园》，相信并非漫不经心的题材挑选。

迄今为止，娄烨的电影均与爱情故事相关，《颐和园》也不例外，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男女长达17年（1987年—2003年）的爱情，涉及北京、武汉、重庆、柏林等城市。对于其中的“敏感部分”，娄烨说：“如果你想叙述一个爱情故事是从一九八五年到两千年的，你很难躲避这个大的环境（指八九六四——笔者注）。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是发生在一个并且无法脱离开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我们知道，娄烨出生于1965年，1989年学潮爆发的时候，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学生。有趣的是，“第六代”导演的最初界定，恰恰主要指称北京电影学院85级的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张元、刘冰鉴这个群体，而第六代导演往往又与“独立导演”，“地下电影”这些显然不同于以往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他们在生存和精神层面上与前辈们的迥然断裂。

我们不知道作为大学生的他们在八九民运时期做过什么，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立志以影像记录世界的年轻人，一定不会比他们的同龄人少看到什么，我们同样可以肯定，那一定会成为他们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娄烨才会说：“这和我的那段时间以及那个时代的感受有关。这是一个作者行为。”他告诉我们，那时候他在恋爱。

因此，我相信，作为一个作品屡屡被禁的导演，娄烨让六四的场景出现在他的电影中，并非“不懂政治”而造成的艺术事故，六四题材出现在这一代导演的影片当中，只不过是一个早晚的问题。如果把娄烨这个年龄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划为等长的两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六四差不多正处在他们生命年轮的中线。在六四这个现实断裂点的两端，一边是“计划经济”和“天之骄子”的童年记忆，一边是“舆论一律”和“权贵经济”的沉重成长。

我们可以说，1989年6月4日，是整整一代人天真童年的最后一天。

而童年记忆，对任何艺术家来说，都是无法替代的创作源泉。对一些敏感型的艺术家来说，童年记忆甚至会在他一生的全部作品中留下印记。

无疑，六四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不幸事件，“国家不幸诗人幸”，而政治与爱情，战争（想一下1989年街头的坦克和达姆弹！）与爱情，历来就是艺术之笔驰骋的广阔地带。处在恋爱季节的年轻人，怀着对国家和个人未来的憧憬，满怀热血和激情地走上大街，却最终在殷红的鲜血中由愤怒而惊讶，由惊讶而失语了。

十七年来，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艺术作品少得可怜，除了政权的言论管制，仅从艺术创作自身来讲，应该将部分原因归于巨大的惊愕和无奈所造成的精神失重。愤怒使人喊叫，但不会走向艺术所需要的内敛，惊讶使人晕眩，却不能重新找到在精神世界的定位。于是，在王光利的《我毕业了》之后，直到现在，才有了安田的《天安门情人》，才有了《颐和园》中的这二十分钟。在1989年春夏之交度过他们最后童年的一代人，今天已经步入中年，十七年后，他们手中开始掌握了部分话语权力，更重要的是，十七年，拉开了他们与赤裸血腥的时空距离，使所有的爱情、憧憬、恐惧和犹豫都可以成为一种审美的元素。因此，可以说，现在是六四进入艺术言说领域的时候了。

而十七年后的六四记忆和社会情境，似乎又特别符合娄烨电影语言的需要：缺少清晰的主题，却有一种浓浓的情绪弥漫在光影中。在《苏州河》中，跳跃、恐慌、虚无、碎片的剪切、水粉画的效果……在《紫蝴蝶》中，暧昧、死亡、时空流动，命运无从把握……这两部以老上海为背景的电影，纪实风格的背后，贯穿着娄烨对七十年前那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但是关于“记忆”这个主题，六四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学优势：从时间距离上，只有短短的十七年，从文字与影像上，却是一段被政治强权彻底抹掉的过往，因此，十七年前的六四比七十年前的上海更遥远无迹，更能激起想象和怀古的情绪，人们只能从外白度桥上读到岁月的斑驳，却在任何一个十七年前的六四学子脸上，读出整个中国的沧桑。

我们可以远离政治，我们可以逃避时代的荒诞，但是谁又能抹去脑海中的记忆烙痕呢？狭隘的政治把一切都纳入它的防堵领域，包括政治范畴之外的纯艺术，《颐和园》是一部爱情电影，而不是政治电影，仅仅因为题材关涉六四，就注定在中国大陆的命运是被封杀，尽管它对“六四”的影象处理只不过是电影中的背景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即使电影《颐和园》“政治”一些，借以表达对政府镇压学运的支持态度，禁演的命运仍然是铁定的。

对电影局所代表的势力来说，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有六四这样一段历史，他们不愿意承认娄烨们的爱情与憧憬戛然而止的那个年代的血迹。

可是，他们的前辈射杀了处在爱情季节的蒋捷连、王楠，却不能抹去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即使他们不让“六四”这个数字出现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即使所有图书馆和资料室里都找不到1989年6月4日之后那几天的《人民日报》，但十七年前那一双双清纯的眼睛所处的角度，此时已与娄烨的摄影机位重合。

《颐和园》对六四题材的展现只是一个开始，观照“五四”运动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在文学艺术中的权重，我们相信任何封杀都将是无济于事的，而进入艺术表现领域的六四主题，则有着比政治事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容量。在一个解构主义的时代，当真理、道德、意义这些传统中的绝对价值和“第一原理”被哲人们“拆解”之后，“审美”在人类的生存中，却仍然有着几乎等同于宗教信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说，进入艺术表现领域的“六四”，不再只是一场血腥事件和社会转折，它将成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支点，成为我们的原罪。

我能够理解娄烨让六四画面毅然进入投资2000万的电影《颐和园》，正如我理解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对诗歌写作的坚持，对于一个敏感、单纯的年轻人来说，王丹在结束了他的“童年”之后，过早地直面了人生的残酷性，于是，无论身陷囹圄，还是流亡海外，他都不曾放下写诗的笔，我想，这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在更深层的心理需求中，作为艺术的诗歌，是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是对记忆中“爱情”与“憧憬”的守护。1995年，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后，我借其家人带书给他的机会，抄写了北大诗人蔡恒平的诗歌给他，那首令人唏嘘的短诗，隐晦地表达了八九一代在六四之后的情绪。我想，经过八九的人，在这样的诗歌面前是无法平静的。诗歌和艺术，有时就是我们在苦难世界上最后的庇护所，我至今记得，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枪声传来时，我锁了宿舍的门，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北岛的诗歌，感谢这位长我一辈的诗人，《回答》让我度过了六四之后最初的震惊，而《结局与开始》使我的爱情得以延续。

艺术和审美就是这样包容着我们，并给我们的精神以自由的空间，正如刘晓波在《选择的批判》中所说：“自由是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力，人在任何领域中都不可能象在审美中这样自由。”所以，我能够理解娄烨在终于摆脱地下状态后的“六四冲动”，从诞生之初，第六代导演就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和严峻的市场的双重压力，为了保证创作并坚持自我，他们被迫转入“地下”，以保持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即使在他们逐渐取得名声之后，他们也没有选择张艺谋那样的“官方定货路线”，这在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张献民等七位电影人联名签署的“就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致电影局”的讨论提纲有所体现，也许在某些官员眼中，他们本来就属于电影领域潜在的“异议分子”，因此，即使作最乐观的评估，恐怕也只能说他们与官方的一度和解只是种貌合神离的关系。

《颐和园》的拍摄和强闯坎城影展，可能会使电影局所代表的势力对第六代导演更为疏远，不过我注意到，面对五年的禁拍惩罚，娄烨很快就表示会继续他的电影拍摄，另外，《颐和园》是由境外合作制片人送展的，坎城影展的收获使《颐和园》的投资方完全可以靠境外的收入收回投资，这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独立电影指示了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电影局及其背后的势力，已经不可能继续埋没人到中年的第六代导演的才华，也不可能在世界电影市场上一手遮天。在自由创作和中国大陆市场的可能性冲突中，第六代导演中是有人敢于选择前者的，而自由精神本来就是艺术作品真正走向世界的前提。他们不善于迎合市场，但市场却未必不给他们出路。

或许我们可以把《圆明园》中有关八九民运的二十分钟看作是一种标志，表明经历过八九一代的艺术家终于打破禁忌，不再回避这一重大的现实和精神命题，时隔十七年后，他们终究还是无法回避生命中那一段记忆。事实上，缺少了六四记忆的中国历史是不完整的，六四记忆在文学艺术中的缺席，更是对现实中国无法承受之重的漠视，第六代导演一直遭受“对现实关怀停留在表象”、“缺少丰满故事”、“形式感先行”等批评，是否那也正是被迫回避“六四”所造成的？当一个人装作遗忘他生命中最震撼性的记忆时，他是否只能进入梦游式的呓语状态，如同九十年代苏童和格非式的写作，灵动、诡异、唯美却难逃轻飘的风格缺陷？

在本文标题中，笔者是把“六四”当作一个形容词使用的，被六四记忆和思考折磨着的八九一代，应该可以接受这样的“词语变性”，而电影《圆明园》和娄烨的个人背景，给了这个形容词一个很好的注释，对这一代人来说，的确，“六四的”，也就等同于“爱情、憧憬与血的”，那是他们生命的真正开始，一个残酷和艰难的开始。

我相信，对六四的回忆和叙述，会使民族历史呈现向未来的敞开，历史在不停的言说与书写中，将获得新的意义，而对必须承担这一言说使命的八九一代来说，“六四的”童年与青春，将会保存在我们永远清澈的目光中。

首发民主中国

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大起大落，至今仍然被层层迷雾所笼罩。在毛泽东死后，林与四人帮一起成为“文革的替罪羊”，即便从中共自己公开的材料上看，无论如何，都有欠公允。

林彪的两面性在文革之初，林彪固然主导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全国性狂热，并由此窜升为毛的钦定接班人，但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后，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过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林彪集团反毛反党的证据，却说明林彪对文革颇有不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大都知道，林之死对毛是巨大打击，从此之后毛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纪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其中的一些提法也颇得民心，比如，“五七道路等于变相劳改”和“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林彪之死和“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另类思想启蒙，不仅使毛的权威迅速下降，文革的正确性也遭到了怀疑，人们隐隐约约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毛泽东未必就是好东西。如果林彪没有被控以企图暗杀毛的罪名，没有“纪要”所罗列的文革罪恶，后来的“四五运动”未必会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之后，凡是能得到毛的宠幸的高官，大都谙熟于违心奉承的两面术，延安时期如此，1949年后亦如此。刘少奇因鼓吹“毛泽东思想”而荣耀，林彪因首提“四个伟大”而接班，周恩来因对毛的百依百顺而坐稳终生宰相。对此，林彪曾有过惊人的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棗服从棗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棗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独裁官场的秘诀之一，便是“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我相信，看透这类把戏的高官，绝非林彪一人；但能够像林这样坦白的高官，却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林的个性中还有倔犟和坦率的一面，对自己的两面派手法供认不讳，而不像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官那样只作不说。

在此意义上，林彪从毛的钦定接班人到企图谋杀毛的罪人，在与恩来的争宠竞赛中身败名裂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林比周坦率，也不像周那样迁就毛，更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毛，以自我羞辱来满足毛的虐待狂。这样的判断，也被历史记载中的毛林之间的几次冲突所证实。

毛林之间历史上几次冲突第一次毛、林冲突发生于1935年4 －5 月间。当时，正是中共疲于奔命、以求自保的艰难岁月。中共高层的许多人对重掌军权的毛泽东有意见，不同意毛的打仗方法，林彪就是反毛的高级将领中的代表。他曾上书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在打仗的策略上公开反对毛。当时，毛的权势在党内已占上风，针对党内军内对他的置疑，毛于5 月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批判林彪等人的“右倾”和“动摇”，而林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未作什么自我检讨。这也是1970年毛决定倒林之后，批判林“形左而实右”的历史根源。（见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棗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86 －87）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国共内战初期。据《雪白血红》一书的记载，在如何筹划东北战场的问题上，林与毛之间有过数封电报往来，二人之间常有分歧，而后来的东北战局证明：凡是林彪坚持己见的决策大都正确，而远在后方的毛泽东发出的命令大都有误。比如，林彪率部刚刚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管了东北的主要大城市。但国军调集七个精锐师向林彪部集中的四平进攻，林的战略是不宜死守城市，而应该主动撤离并展开运动战，毛则命令林死守四平，期间二人有多封电报往来。共军坚守四平一个多月，伤亡近万人之后，陷于完全被动。这才在林彪等东北将领的坚决要求下，毛不得不同意撤退，也同时放弃了长春，国军在东北战场夺得了除哈尔滨之外的几乎所有城镇。要不是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亲临沈阳阻止了国军的乘胜追击，并与中共鉴定停战协议，东北战局乃至整个内战的胜负，就很难确定。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批林批孔，列出的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他在东北拒不执行毛的正确命令。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1950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林与毛有分歧。当林的反对意见无法推翻毛的出兵决定时，他宁愿以身体欠佳为由留在苏联治病，也决不接受毛的任命，赴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之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出兵朝鲜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决策毛泽东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宁愿拿百废待兴的中国去冒险，不仅让国人付出了惨重的生命、物质和国土（台湾）的代价，而且使中国外交步入歧途，最后才在四面楚歌的孤立中联美抗苏。

第四次冲突发生在1970年8 月，林刚刚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后不久，理应继续紧跟老毛，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就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与毛发生冲突，尽管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的替罪羊。但林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对毛随后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在劝说林彪出面主持批陈会议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亲自出场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正因为林的不合作，毛才愈发怀疑林的忠诚开始设下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陈述以上史实，并非是为了证明林彪多么清白，林对毛的吹捧乃众所周知。而且，我在李锐先生所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也见过的林彪在毛面前自贬的史料。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发难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是被毛钦点上山的。林当然知道毛召他上山的用意，所以，林在批彭会上的发言，也循着新账老账一起算的路数，借历史旧帐陷害彭，故意以贬低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战役”来抬高毛而贬低彭。

说不定林彪能开始一个不同于毛的时代众所周知，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之后，“平型关大捷”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著名战役之一，也是共军对日作战的几大成就之一。虽然，这次战役不像中共史书上吹嘘的那么重大，但毕竟还是一场少见的胜仗，对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颇有鼓舞。这场胜仗的指挥者之一正是林彪，他的常胜将军的之名，也是由此开始。林彪当然知道，无论是“平型关大捷”还是“百团大战”，皆是朱德和彭德怀基于民族大义的决策，在为朱、彭赢得了声誉的同时，也为中共军队赢得了民心。但毛泽东坚决反对朱彭林的抗日义举，因为毛只想让国军去打正面战场，而共军以保存实力、发展壮大为主，尽量避开与日军的正面作战。为此，毛骂过林“不懂政治”，彭德怀也在延安受到毛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呵斥。

据李锐先生记载：在庐山会议上，毛又重提这两笔历史旧帐，意在证明他与彭的矛盾绝非一时的义气之争和一事的观点分歧，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冲突历史。林为了讨好毛，在发言中贬低彭的历史功绩：彭的抗日，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而毛的保存实力，非但无过，反而英明。同时，林还主动自我作贱，说什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云云。

林如此表演与周的多次自我作贱一样，只为博得暴君一笑而害人而自贬，其人格之恶劣下作令人作呕。区别只在于，林没有周那种始终如一的自我作贱的韧性。如果在1970年的毛林冲突中，林象周一样积极表态，对陈伯达“落井下石”，并以极端谦卑的姿态用历史错误来自贬，乞求毛的原谅和拯救，相信毛决不会对他警惕有加并施以毒手。说不定，林真能熬到毛的自然死亡，并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执政纲领，开始一个不同于毛的林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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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申酉文集》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的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因思想而被杀害。他的悲惨命运与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杀害的王实味一样。

他以他的死亡证实了一个政权的独裁、残酷和无耻，他以他的生命捍卫了人类亘古以来就信奉的一条真理——“不自由，毋宁死！”

他就是王申酉，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的邪恶本性有深刻认识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他被我们遗忘了二十多年，跟顾准一样，他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语）。如今，王申酉的文集终于整理出版了——遗憾的是，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份大陆读者依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先知灼热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在这本文集中，收录了一些王申酉论文、交待材料和日记等文字。其中，他的日记是我最感兴趣的部份，他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我笔写我心”。在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知识分子普遍处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心态的背景下，王申酉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如果说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是出于天真和本能，那么王申酉对毛泽东缔造的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则是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放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些观点似乎“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阴险伎俩的人确实寥寥无几。在日记以及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停止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些思想后来部份地成为邓小平的施政思路，但直到今天他所涉及的某些方面还是言论禁区。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申酉生前所希望的“自由中国”依然没能成为现实，这更说明其思想的“先锋”价值。尤其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绕不开的、官方也不敢触动的问题。

在新左派高举毛泽东画像作为反对全球化的旗帜的今天，重温王申酉的文字更加重要且必要。昨天，王申酉因为批毛而被杀害；今天，新左派却因为拥毛而获得国内外的各种资源。其间，历史的吊诡让人深思。愚昧往往与喧嚣联系在一起，而智慧从来被迫保持沉默。这也正是毛泽东至今依然呆在神坛上的原因，正如学者陈奎德所言：“现在是对毛泽东进行历史性清算的时候了。否则，在当代，由于官僚集团整体性的腐败，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悬殊，由于中国弱势群体的空前无助，由于被迫害者被冤屈者无法讨回公正，由于生存现状的急剧恶化，由于人类的健忘本能，同时也由于审美的距离感所产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屡次的出现过的人类的集体性遗忘和集体性心理回潮一样，势将导致的对历史的诗化。中国大陆时起时伏地出现的‘怀毛热’就是明证。它把那血腥时代供奉上神坛，中国人的血泪成为装饰历史性浪漫画卷的色彩，使左翼极权势力卷土重来，强烈干扰中国进入文明世界的进程。简言之，没有对毛时代的批判性补课，中国的一切实质性进展都无从谈起。”

在阅读王申酉的文字时，我不禁想起了那些识破毛泽东丑恶面目的思想先驱们，他们当中，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大师胡适，也有从中共阵营中反戈一击的启蒙领袖陈独秀；既有作为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也有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我还想起了关于傅斯年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段故事：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黄炎培病逝于文革前，不能说“不得好死”。—编者）

王申酉不是毛直接下令处死的，但毛无疑是杀害王申酉的元凶。王申酉之死是毛仇恨知识分子的又一例证。余英时曾经分析说，毛相信自己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是后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则与人民群众合而为一。这两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里斯玛”。这种“信仰的卡里斯玛”最能感召虔诚的信徒，但是最终却最容易引起知识人或学者的怀疑。余英时认为：“毛一贯反知识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为智性的怀疑足以动摇他的卡里斯玛的信仰基础。”因此，像王申酉这样敢于怀疑毛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毛泽东的帝国所容纳的，他不得不死。

王申酉为了揭露毛的专制合独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期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大屠杀博物馆”，或者将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改造成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在这座博物馆中，应当揭露毛泽东的暴行和罪恶，也应该纪念许许多多像王申酉这样被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所残害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像陈奎德所揭示的那样——“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我想，只有那一天到来了，王申酉、林昭、遇罗克们才能真正安息；只有那一天到来了，我们才能真正过上“摆脱恐惧”的自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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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底，由于我上书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批左，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引起毛的不悦，批评我“也不高明”。随后，在人民日报掀起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毛对姚文元谈到这件事时，追述了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奭的故事。毛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当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在1857年讲过这个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但大家都记得，毛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并说邓拓象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汉元帝即刘奭，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奭作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建议他父亲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有没有在1957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毛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刘奭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

然而刘奭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他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因此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刑名之学属于法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刘奭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件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王道霸道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称为“王”；诸侯结盟讨伐背叛的封国以维护王室的，则称为“霸”。不论“王”或“霸”，都是本于仁义，任贤使能，赏善惩恶，禁暴诛乱；只是“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他对汉宣帝的“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的观点很不满意，说俗儒固然“不足与为治”，但真正的大儒还是有的，云云。他说了这一大篇，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只是在和稀泥。

刘奭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儒家主张复古，法家主张改革；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法家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而儒家强调仁义教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想要富国强兵，采用法家是必要的。商秧见秦孝公，第一次大讲“帝道”，孝公听得打磕睡。第二次讲“王道”，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讲“霸道”，这才听出味道来。商秧后来终于受重用，使秦国富强。秦始皇统一天下是法家的胜利，焚书坑儒是对儒家的彻底打击。

汉初接受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与民生息，实行黄老之治。到汉武帝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如此，汉武帝自己却是不大遵守儒家那一套的。武帝杀人如麻，每年处决的囚犯达数万人之多。某一官员有罪，部下要连同处罚。使用酷刑，判刑宁重毋宽。冤枉好人的，没有关系，从宽处理；对罪人判轻或放走的，就要杀头。

后来，宣帝想给武帝的祭庙定庙号，夏侯胜坚决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这是道地的儒家观点。这话当然使宣帝不高兴，把他下狱。

宣帝来自民间，了解百姓受酷吏之苦，听说河南太守黄霸为人宽厚，执法公平，即位后就任命他为廷尉正。夏侯胜获罪，黄霸也受到弹劾，说他包庇夏侯胜，一齐下狱。后来因为地震，这两人又被释放，并取得信任。夏侯胜最后升为太子师傅，活到90岁。黄霸当了宰相。可见宣帝并非不用儒家学派的人。路温舒曾上书宣帝，说：秦王朝犯了大错误，其中的九项汉王朝都改了，只有一项还存在，就是任用狱吏。审判和囚禁是天下的大事，因为死了的人不能复生，被砍掉的肢体不能重新长出来，《尚书》说，与其杀无辜的人，宁可失之宽纵。而今的狱吏却恰恰相反，都想把人置于死地；不是他们有仇恨，而只是因为这是他们保全自己的办法。希望皇帝“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宣帝对路温舒的建议比较欣赏，不久下诏要求审判公平，而且亲自裁判一些大案。但并没有根本的改革。他自己后来又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包括大臣盖宽饶、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刚直清廉，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说这是把刑余之人（宦官）当做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书》，又引《易经>的话，主张“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宣帝恼火了，认为这话充满了怨恨诽谤，要查办。有的官员挑拨说：“盖宽饶是想宣帝把天下禅让给他了，这是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认为盖宽饶是忠心正直的人只是词不达意，上书为盖宽饶辩护，说：盖生活朴素，“居不求安，食不求饱”，是爱国的忠臣；由于他的职务是察隐侦私，又由于他的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求皇上宽恕。宣帝没有理会，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之死牵涉到韩延寿。韩原是颖川太守，推行礼义教化，贯彻儒家的一套，很得人心。后来调来当东长安市市长（左冯翊），被查出曾经有假公济私浪费公款的事。本构不成死罪，却被加上“狡猾不道”的罪名，斩首。行刑那一天，官吏和老百姓几千人送到法场，扶老携幼，攀住囚车，进奉酒肉，痛哭流涕。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喜欢炫耀自己的才能，好揭人隐私，接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上书为韩延寿辩护，还揭发杨说了对皇帝不敬的话。据说，别人问杨恽：“你救得了韩延寿的命吗？”杨恽说：“谈何容易？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我连自己都保不住。”又对人说：“正月以来，天阴不雨，这是《春秋>有过记载的灾异，应了夏侯胜讲的话（夏说过，天久阴不雨，臣下中一定有犯上作乱的人）。宣帝下令查办。杨恽被定罪为”为妖恶言，大逆不道。“宣帝不忍杀杨恽，赦免了他的死刑，贬为平民。

杨恽在家赋闲，大肆购买产业，靠财富过舒服日子。有人写信劝他：“你原为大臣，罢了官后，应当闭门不出，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怎么还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呢？”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

偏偏这时发生日食，又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这次日食要怪他。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再次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60年，刘奭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54年，刘奭二十二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奭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人于死地，也难怪刘奭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话，本来是不能公开说的，只因为要教导儿子，怕儿子心太软，将来坐不住皇位，才脱口说出来。可这一句话，道破了汉朝皇室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所谓“阳儒阴法”是也。鲁迅说的好：“在中国，其实是彻底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刘奭即位为元帝后，虽然实行了一点仁政（节省政府开支，救济贫民灾民，停止讨伐海南岛的战争），起用了一些儒家知识分子（贡禹、肖望之、刘向）

，但他是一个糊涂而没有决断力的人，很快就被宦官和外戚包围。肖望之被迫自杀。贤能的人不能发挥作用。国势渐弱。

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不过，法家是主张以言定罪的。《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听的，也会去做的。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至于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方针宣传的事，本和汉宣帝批评太子的事扯不上。不知毛怎么会冒出一句：“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温和，就想起刘奭.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毛无动于衷；可看到宣帝批评太子的话，他就很欣赏。他也象皇帝一样，谁冒犯了他的尊严，谁对他不够顺从，就毫不手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也是这样。固然，他没有直接杀人，可他是想办法把人整死。谁主张温和一点，他就把谁看成是儒生。文化革命中搞“评法批儒”，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五十年代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用这来恐吓知识分子，叫他们闭嘴。文化革命中的“大批判”文章说“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就是说，谁敢说文革不好，就准备活埋吧！

建国以后，毛泽东很少读现代西方的政治著作，甚至也不大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却一头钻进故纸堆，大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而他从中学到的还是这种东西，这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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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专辟一节就“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这个问题谈我个人的感受说，“对于极权主义，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死敌，俄国人早已否定了斯大林，德国人早已否定了希特勒，我们还没有否定毛泽东。20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还要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也就是专制主义的阴影里生活并苟活下去，像当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里的人们自觉出奴隶的崇高、赞美和陶醉（即使现在否定毛泽东也延误了最好的机会，甚至仍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创伤）。”

为什么当时我会有“最好的机会”的想法？因为当时的我跟很多人一样，以为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时期是“反毛”、“审判毛”的最好时机。邓自己亲口对众人说，毛不仅是犯了错误，他的个人品德就是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实用主义的邓知道自己跟毛是穿一条裤裆的，即使他反感毛，但几乎一辈子的师友恩怨已经让他洗涮不清。纵然他是一个稀有的老人，他欠缺的仍是壮盛的心智和勇气，他需要守着毛的尸体过日子。

政治哲学或政治权术总以为，继承者如果不能公开否定前人，他就只能生活在前者的阴影之下。邓虽然让无数的中国人（无论左右，左者以为毛评邓太对了，邓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右者也以为邓是打左灯朝右转）以为他已经偷梁换柱，最大程度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其政治成就远胜过在他阴影下讨生活的江泽民，以及正在江泽民阴影下崛起的胡锦涛，但邓和他的中国子民仍未摆脱毛的阴影。邓和毛是五十步和百步。

从世纪末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四年的时间，毛泽东的崇拜者（今天更多地叫FANS）们像中魔得道了似的，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表达着他们的崇拜或FAN，曾经“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再一次被他们请了回去。可笑地是，这个已经沙聚之国的子民，竟有一部分人，在毛泽东那里找到组织、集体和归宿认同。他们的恋毛癖远胜于邓小平，邓只是权宜，邓是“不得不”，他们则是信仰和审美。他们对当代中国现状及其前途的设想总是离不了对毛泽东的赞美，仿佛毛对历史车轮的推动为所欲为，挥洒自如，天下在其手掌之中，只有毛那样的人才能不为现代文明世界的複雜性所困所限，能够把现代複雜社会简化为“斗争哲学”支配的清晰简明的阵营社会，他们太为纪念堂里的那具躯体的巨大能量所敬服所感动了。

这些恋毛癖们谬托知己，以为自己跟那具躯体心心相印，只有他们才是那具躯体的知音。他们对毛的理解和爱戴远胜于毛手下的百万红卫兵小将，红卫兵小将们是狂热，他们是知己，是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红卫兵小将们是受骗上当，是愚昧无知，他们则是今天我们身边活着的历史僵尸。我们何其不幸，不仅要承受历史的梦魇，而且与跟现实的幽灵们一起生活。难道对中国人来说，因为成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都得跟着买单？

在中共党内，对毛泽东的否定，自毛“混进党内”不久就开始了，从江西红军开始，无数对中国革命怀有理想的共产党人都对毛头痛不已，他们的善意徒然为毛的流氓无赖助长了气焰。这个为主义而夺权的革命党终于演变成了为夺权而主义的乱党，最终，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的劣胜优汰使得这个政党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邪教、黑社会集团、极权政治势力。经过延安整风、三大战役、三反五反、庐山会议，毛一步步地获得了王权、君权、皇权、神权。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的小组会议里，朱德的秘书勇敢地揭发：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中共为国庆节公布宣传口号，报到毛那里，毛亲笔在最后加上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邓小平时代的胡乔木披露说，他曾经为一事给毛打电话，毛在电话的一端大言不惭地脱口而出：“我是毛主席。”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以权威的档案文献证实，毛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大师或军事天才，因为他的私欲，朝鲜战争不仅多打了两年半，而且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权欲早已成了毛的本能。用我当时的话说，“他可以利用一切，农民、学生、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的战友同事们，但必要时在有碍于他的权欲体现时，他也可以抛弃一切，孤身一人地进行他的事业，用他的话是他可以再学梁山好汉，上山打游击，……用‘符号们’（研究者或历史学家们）的话说是他在实施空想的社会改造，用崇拜他的奴隶们的话说是他使底层人民翻了身（老百姓扬眉吐气，当官的灰头丧气），用自以为懂得他的僵尸知己们的话说他是真诚地希望改变人性，他把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存在方式当作他理解的或理想的人类方向。就是这样一个一言难尽的历史怪胎，因为他个人的一己私欲即站在权力巅峰的欲望，使他以非常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先变乱为治，又亲手葬送了手创的事业，变治为乱。这不能说他的思维和心智已经衰退，直到他的晚年，他的智力、记忆力仍然是极端地如数学般地准确。他仍然敏感，农民受苦的消息仍能使他泪流满面。但他的子民与他的权力相比仍何止霄壤，‘无非是死了几个人’，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民。”

但是，我们在这里做人道主义的明认，做人本主义的宣示对符号们或恋毛癖们来说无济于事；即使我们说，我们承认毛的天才，毛的出发点是好的，毛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但我们的生活不需要一具尸体，我们作为普通的凡俗的人也不需要一个天才伟人来摆布我们的生活，这些恋尸癖们仍会纠缠我们一起向僵尸低头。在他们眼里，那具尸体既有历史的风云，又有现实的重量，对比起来，普通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毛是伟大的，英雄的，重要的，这是多么崇高的事。

对于这种美，我当时也抱有同情之理解，“这一类历史人物，一方面头脑十分清醒，一方面又发生疯狂的冲动。这种理性王国中壮丽的自然景象，像大晴天骤起的风暴一样地蔚为壮观，结果成就了独特的事业，既是一个人残害千百万人的罪行，同时又神奇地充实了人类。对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直到邓小平时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进程而言，是毛泽东从整个民族那里汲取权力直到在他以下全为仆役的过程，又是以绝对的权力役使整个民族体现其权力的试验过程。的确，遥想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的盛大场面，从更广义上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数万万人的欢呼，不管怎样说，这些民族创举都是兼具罪行和伟业，都是体现了人力所能企及的几乎压倒天神的极限。”

我也承认，不曾置身其中的“我们总以审美的目光打量他犯下无数罪行后的人生轨迹，即使他强暴过我们，我们活着的人也因生存与之相系而觉得‘与有荣焉’。对于毛泽东尤其如此。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混世魔王，他还是一个时时显露可爱之相朴素本色的混世魔王，他写诗、写字可以入流，在附庸风雅的民族集体精神里，这已经是人人得而学习的楷模了。他说造反有理，这给了为文明上层拒绝的人反抗的合法性。他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以暴易暴，且有过之，工业化之功比不上蒋介石的台湾，使得解放一词纵有建国之初的短暂的新鲜气象，仍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但在崇拜成功者的人性深处，在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里，毛泽东仍是一代伟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被否定，但在国际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大师们（年轻时受其影响参加过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认为那正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因为他反官僚化的目标是极为迷人的；在国内，人民群众也怀念他，因为他基本上打倒了社会结构中最根深蒂固的等级，在他的时代在老百姓可视的范围内他基本上做到官民平等，官员是在‘为人民服务’。他对老百姓的态度最为人称道，见百姓疾苦，动辄落泪；他是性情中人，据说看《白蛇传》动情处起立大声疾呼，竟不知裤子滑落。虽然饿死千万人正源于他的政策，羞辱知识分子正源于他的品德，他的权力也没有交到老百姓手中，冤狱遍及国中，受害者至今无法统计。但人们原谅了他，人们甚至把自己的存在忽略不计而突出他的伟大。”

在目前，要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是困难的，我承认。但恋毛癖们以毛为尺度来打量我们的生活却已经关系到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底线，他们的“极端体验”（王小波语）已经危及到我们做一个现代公民的正义和尊严。他们的极端或高峰体验已经成就了我们时代的法西斯美学，只是在他们群魔乱舞之际，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清除我们社会里的尸臭。

新世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

明天，便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希特勒等臭名昭著的其他独裁者相聚三十周年的日子。三十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假如毛泽东没有离去，这些积极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毛泽东的幽灵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中国这片大地徘徊。他的集权主义的思想和留下的镇压性的政治体制，至今仍然是中国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石。

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为了不至于让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对他们统治的形成威胁，他们煞费苦心地掩盖历史真相，为纪念活动定下了各种戒律，例如，各种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不准涉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准涉及反思反右、不准反思毛泽东等等。其用心良苦，路人皆知。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核心，不仅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格格不入，与人类进步的趋势格格不入，即使是与现行领导人口头所宣示的政策主张也是格格不入。但是，现行领导人一方面宣称要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仍然口口声声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这实在是一幅滑稽异常的画面。

现行领导人上台以来，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应对此起彼伏的危机，缓和社会矛盾。但是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与毛的基本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自己宣称，他的核心思想是三个坚持：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不断地挑起各种斗争。在党内，不断地与所谓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在党外，不断地与地、富、反、坏、右作斗争。在共产党内，他号称进行了十一次路线斗争。在他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间，斗得民不聊生，老百姓一贫如洗。

“以民为本”是现行领导人提出的另一个标志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同样与他们所要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在毛的眼中，他的权力最重要，他在世界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最重要。至于人民的利益、以至于人民的生命都不过是染红他的王冠的牺牲品而已。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放出了惊世骇俗的狂人呓语：“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亿人，还有九亿多人，九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同年九月，他又写信给赫鲁晓夫：“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如果说不惜让中国的一半人口葬身于原子弹的蘑菇云下只不过是毛的一个狂想，那末为了推行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主张而让数以千万的中国农民成为恶鬼冤魂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在毛的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大大超过了被日本人杀戮的中国人。在毛那里，人民不仅不是本，甚至连末也不配。

高举毛的旗帜，也与现行中国领导人所宣示的“继续改革开放”方针相违背。现行的所有有效的改革措施，无论是农村的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私营企业、鼓励外国投资、保护私有产权、加入国际分工等等措施，无一不是被毛泽东明确批判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在毛的治下，不少人为了提倡、试验这些改进民生的措施而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连国家主席也性命难保。

既然现行领导人的许多政策主张与毛泽东思想全然不符，为什么他们还要死死抱住毛的僵尸不放呢？其中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申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从邓小平开始，历任中国领导人都宣称自己是毛泽东的正统传人。似乎不如此就无法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在合法性问题上竟然不得不乞灵于一具三十年前制成的干尸。这不仅是对毛以后历届政府的绝顶的讽刺，也是十三亿中国人的莫大的悲哀。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才能真正实行由人民来授予统治者权力？

同时，毛以后的中国历届领导人抱住毛的尸魂无法撒手，也是由于他们与毛的集权思想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缘故。没有了毛的镇压的思想、没有了毛为他们留下的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他们将无法维持现有统治。在这一点上，他们可是一点也没有“与时俱进”。

现在正在台上的第四代中国领导人，他们的世界观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压抑的时代形成的。除了毛泽东思想，他们不知道有任何别的东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创造性、最没有理想的一代人，是一个在最黑暗的年代经过最严格的逆向淘汰的一代人。没有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失去了自我。当然，他们的没有理想和实用主义的性格，也使得他们在处理各种危机时能够进行一些不论“主义”的改良。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得他们的一些政策主张与毛泽东思想的矛盾的现象。但是，这种改良无法形成大的突破，也无法应对大的危机。他们转来转去，最终还会回到毛的主义上来。从这一点看，中国人是无法指望在他们的领导下认真清算毛带给中国的灾难的。这个历史的任务恐怕只能靠下一代或者下两代人来完成。

独裁者的死亡，将带来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是一个明证：一九五三年死，一九五六年就遭到鞭尸般批判，一夜之间，苏东各国的斯大林塑像被通通拉倒，制度由修正走向自由民主。然而，中国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独裁者毛泽东已死去整整三十年，偶像仍然屹立在天安门城楼，遗体还供奉在纪念堂，供人瞻仰崇拜。

这种奇迹当然是中共当局一手造成。毛和中共高层生前有正式契约，死后一律火化。可是，接班人为了提升其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悍然留尸造堂，愚弄天下人，其后更以社会稳定为名，禁止批毛，年复一年炮制大量扭曲史实的美化作品，继续造神运动。毛的文革浩劫，祸国殃民，滥杀无辜，都被「晚年犯错误」一语所掩盖。不许揭露，不许清算。令新生的一代又一代，脑袋被洗空，孜孜于物质追求，陷于历史和政治的无知与盲从。

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良知不会泯灭，嫉恶如仇的浩然正气不会断尽。对毛的理性批判，在近三十年中，仍是薪火相传，不绝于途。以其昭昭者而言，八○年代有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作为毛的前秘书，李锐揭露中共历史上一件最卑鄙最丑恶的彭德怀冤案，把那个伟光正的党的神主外衣撕得粉碎。九○年代有御医李志绥回忆录，他以毛的贴身保健身份，描述这位中国空前的暴君的私生活，粗鄙而淫乱，把那偶像的圣洁的外衣剥得精光。来到新世纪，则有张戎和丈夫哈利戴合著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凝聚中西文化智慧与价值观的一本毛泽东传记，作者以全新的视野和大量的发现，审视毛的一生，从而对毛和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作出前所未有的惊人的剖析。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澄清，也是对当代中国的启示，人们仔细玩味书中的精采故事后，自然会想到中共让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那场革命，是多么荒谬的历史错位！而今日中国的集体沉沦，亿万人的男盗女娼，又是多么鲜明的对那场革命作了狠狠地报复！中共当局一九九六年废除反革命罪，这是他们做出的一项不事张扬的回应。虽然比起大规模引进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小动作，但已显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三部曲：破坏、清洗、复辟，已经不可抑制地进入第三步。「还政于民」只是时间问题了。就像恩格斯晚年预言的那样，工人阶级必将放弃暴力而走向议会，问题是选择哪个门进去。

张戎毛传正在全世界畅销，中文版于国人期盼中也在香港隆重出版。本期专题作了独家报导。读过这本将令你百感交集的书，相信你会感谢张戎夫妇以十二年的辛劳，写了一本如纽约时报所说「全世界的人都爱读的书」。你会重新发现中国人的尊严之所在。
（金钟：开放杂志总编辑）

人间一晃三十年，老毛转眼已死了三十年了。回想当年毛泽东死时，我还在劳改队。听到他死了，我心里沉淀了一下，对我来说是凶是福不敢说，谁知会如何。虽然说我已不算犯人，也不算劳改份子，当时已是“强迫留场的就业人员”全场二千余人无一例外，编成十来个中队，对外称“地方国营霍县王庄煤矿”，对内是“山西省第四劳改独立支队。共产党的管理自有一套。“劳改”和“劳教”一旦到了头，人们就挪了窝，换成“就业人员”。我自“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教养”已六年有余，在这个煤矿劳改队“就业”。我有一点工资，户口在这里，可以结婚（如果有人嫁给你）。每两星期有一天假。报了名，批准了可以去县城走一走。每天还是劳动。队长及干部都是公安人员。也有个禁闭室。没有站岗带枪的警卫，你要走就走，赶二十里路到县城去上火车,随你去那里，这边电话就跟着你去了。“全国一盘棋”一点也不会出差错的。

也许这是一个特别时期——“文化大革命”。你看全国从生产队到县城，从县城到中央，到处是红旗飘扬，不停的斗，斗上斗下，斗东斗西。老毛从1971年林彪反叛后也凉了。半瞎了一年多，后来又能看大文字了。人也累了，最后问了他身边的御医：“还有没有希望？”之后，一下子就完了。上边我说心里沉淀了一下，为什么“沉淀”？因为我估计着有不同的可能性。要是上台的人与毛有不同想法，我们这样的人就有好日子过，反过来，若要拿毛的鸡毛当令箭，那就很麻烦，我们有可能被“开算”。

折腾了二年，１９７９年终于离开了劳改队。

老毛怎么想？他没法想，他只要一歪倒，他就没得想。你把“它”摆成千年古尸，用高科技不腐不烂地展览，或者如同他的“战友”周恩来和刘少奇那样，烧了灰撒入海中，他都不知道，他已是万事皆空。

他不过是他人的“物品”而已。老毛成了他人的“物品”？！是的，“他”是人们的“物品”。胡锦涛就把他印上了人民币。今天毛泽东的形象就随着人民币全世界走起来了。胡锦涛不仅文革时期写了歌颂毛的文章而且今天还是如此恭颂。

也有人把毛当成“物品”的。据我的记忆，50—60年代的林昭就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一个，她直犀入档，毫不留余地。林昭的指评成了不可替换的历史遗产。可惜中共的宣传部门真有气魄，她于是成了人不指、狗不啃的“反革命分子”。

又一个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她也是“死硬”，她也是死咬住毛，不肯松口。最终，为了不叫她出声，把气管切断了，才开枪杀死。这两件事，我想老毛应该知道的。但是，他没应声。

待毛走了十三年之后，又有人拿他 —“物品”— 开刀，那就是1989年5月23日余志坚、喻东岳和鲁德成，他们三人蛋击毛象。这件事我保证老毛不知道。毛的大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对面的大堂里摆着他的躯壳，任凭浏览（应该知道除了那张脸和手脚等躯壳外，其他物件早已挪移了）因为新的领导人还要吃他摆下的筵席。毛立下的规章，毛创下的法制，大致不变。却有人又来提出“五千年的专制可以休矣。” 他们手中没有工具可以把毛的大像从天安门撤下来，不然的话，非毙了不可。从林昭经张自新，再到余、鲁、喻也已卅年了。

三十年了，人间一晃，毛竟然还在。

再过三十年，人间再一晃，毛还会在吗？
──《观察》首发 

「导语：自杭州市萧山教案以来，浙江省近日至少又发生两宗群体抗争事件，浙江省成了中国这座活火山的一个喷火口。特将徃日剪辑的浙江旧闻串在一起，或者从中可以看出某些消息。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经不是星星之火，而且熊熊大火了；那么，离燎原的日子还会远吗？」

（一），浙江省最近真「热闹」

眼下中国是一座活火山，到处都是喷火口；而浙江省则是鼓包最多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台州市，一名九岁女童溺水死亡竟演变成了群众暴力事件。九月七月晚六时左右，数百人冲击街道办公大楼，数辆汽车被砸，若干台电脑被毁，部分资料账册被烧。引起附近上千村民围观，警方出动了近四百警力疏散人群。至八日上午，事发现场仍有不少情绪激动的村民，三十余辆坐满警察的警车停在不远的椒江大桥上，防止事态进一步演变。（《中新网》、《联合早报网》）

九月六日瑞安市因官方包庇杀人疑犯也爆发了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该市警方出动了二十几辆警车，全副武装的特警队员拿着电棍，盾牌等，往人群中扔摧泪弹，乱棍打人；很多人被打伤，韩田村村长的娘被打伤了头.当天瑞安人民医院走廊上挤满了伤员。七日上午，几批市民分别游行到塘下镇府和塘下派出所抗议，两处工作人员全部逃窜.接着民众又涌到杀人嫌疑人开的工厂，砸了机器、又砸办公楼，帐本、文件等都被从高楼上扔下，五部汽车被群众打烂。

七月二十九日，浙江省杭州市调集大批防暴警察和武警，以数百辆军车运送到萧山区党山镇车路湾村，手持盾牌、警棍驱赶人群，随后由建设局召集的建筑工将建到一半的教堂拆除。当时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党山镇的地下基督教徒已达万人。场面一度失控，数十名教徒在沖突中被捕，另有多人受伤。杨幼光被打断两根肋骨、王爱珍被打断胸骨、还有人三根肋骨被打断，高国荣、王启明、沈建、沈巨克、王恩利、倪惠明、沈诸克、沈坚等四十七名教会领袖和基督徒被警方囚禁。关注事件并作出报导的《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记者昝爱宗先生被扣押七天后又遭报社开除。

二OO五年四月十日，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农民在抗议化工厂汚染时受到三千多名公安、城管和执法人员镇压，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一名副市长和派出所所长被打成重伤，现场被损坏的汽车，有大巴车37辆，依维柯1辆，皮卡车1辆，包括宝马、皇冠在内的小轿车十九辆。大量催泪弹、警棍、橡皮棍、钢盔和制服被村民“缴获”并予以“展览”。村民方面有数十名受伤，王良平等十几名村民被严刑审讯，后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维权网》等）

（二），浙江省为富人锦上添花

《新华网》报导：三十个拥有亿万资产的浙江省“老总”齐聚清华经管学院，从2005年11月7日开始接受为期12天的封闭式脱产学习。这是浙江省人事厅在清华大学首次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才培训基地，专门针对“草根浙商”量身定制培训课程。12天课程共需42万元（人民币，下同） 的学费由浙江省政府支付，住宿费和生活费则由学员自理。12天学费42万元，即一个老师对30个学员讲一天课，扣除教室租金，可收三万多元，不可谓不惊人。

据浙江省人事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省民营企业家近80%都是农民出身，其中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被称为“草根浙商”。该省人事厅在清华经管学院为“草根浙商”专门量身定制的培训班，每年至少开两期。

据《京华时报》消息，此次培训班选拔学员必须符合四大标准：首先必须是省内年产值亿元、利税千万元以上规模非公企业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年龄在40岁左右；而学历要求是大专以上，可知所谓“草根”云云，是欺人之谈。

这则消息出笼后，网友一片哗然，几小时内就有几百条留言。绝大部分网友都持否定态度，或说多此一举的，或言“锦上添花的”等等，不一而足。浙江政府这样做，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提高这一群民营企业家的文化素质、政策法律素质和现代企业管理素质。如何使其合理合法地经营，不仅是这些富人自己的事情，也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才培训基地，对富翁企业家进行高层次培训，是有必要的。

但是，这些富翁们读书学习，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经营本领吗？为自己的事业而承担自己的学费，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吗？而且他们也不缺这几个钱。

再说，比老板们读书急需政府财政资金的地方很多，如义务教育、“三农”问题的投资，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阶层、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人员之救济，社会医疗、养老、困难职工住房资金投入。政府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雪中送炭”，反而去为那些老总们“锦上添花”呢？

最近流行的民谣：“官员是条狗，见人就乱咬；老板扔块骨，他就跟着跑”，恐怕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政府官员在组织上，是上级的奴才；在经济上是有钱人的走狗。所以现在的中共政府完全成了暴富阶层的代理人，政府官员与老板阶级在掠夺国有资产、社会资源中成为神圣的同盟者，用民脂民膏徃资本家屁股上贴金。相反，这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对人民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三），浙江省对穷人敲骨吸髓

这个富得不得了，富得流油的浙江省人民政府，一方面要贴钱给亿万富翁富婆上大学，给清华教师高额报酬，一方面又拚命地从乞儿兜里抢食，对贫困群体实行敲骨吸髓的盘剥，连最穷最脏的“捡破烂人”也不肯放过.

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政府去年公开拍卖“拾荒经营权”，中标者得以成立管理公司统一管理拾荒者（亦叫捡垃圾的、捡破烂者）；并公布经营城市的行政规定：

1，拾荒者必须统一佩証，牌証工本费每人60元；

2，统一着装，服装费每套60元；

3，统一车牌；

4，每月向拾荒者管理公司缴交 “经营权使用费”每人60元。

浙江省杭州市瓶窑镇的拾破烂者从去年起亦需按政府规定

1，向政府办的 “收旧拾荒管理服务站”缴纳压金每人200元；

2，购买尼龙背心（上写有 “再生使者”四个字和监督号码）每件50元；

3，缴交三轮车喷漆成本费；

4，缴交三轮车租金每天一元。

浙江省武康镇对拾荒者实行三环节、四统一和一指定的管理规定。

1，三环节：拾荒者必须经过审查、登记、发証三环节，才取得拾荒权。

2，四统一：统一划分区域；统一发放收旧拾荒服务証，一人一証，不得转让；统一着装，穿象征环保的绿色背心；统一车辆，三轮车之型号、颜色必须统一，并由管理公司统一出租。

3，一指定：废品由该镇27家收购店指定的收购点收购。

（四），不要忘记浙江省杭丝联等工厂的下岗工人们

浙江省杭州市国营企业的退休老人是杭州市、共和国建设者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功臣，如今统统沦落为「困难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正当权益被剥夺、受侵犯，被逼于去年6月2日集体到市政府请愿，但遭到由市劳动保障局纪委书记姚萍亲临指挥的大批身穿黑色制服，不明来历的人抓、推、拖、打。杭丝联65岁退休老人张宁洲更是在车上遭到暴力殴打、揿头捂嘴、强行搜身的非人遭遇，当他难以忍受，喊「毛主席万岁」时，这批所谓的「执法者」竟恶狠狠地说：「你叫毛主席万岁就打死你！」

为此，陈忍鉴（住址：建国中路锅子弄30号，原杭丝联工人，电话号码： 0571-87812254）、王水根（原木材厂工人、0571-85135291）、陈绍淦（原浙麻厂工人、0571-88015461）、赵林云（原机床厂工人、0571-88057282）、吴鈊德 （原杭丝联工人、0571-88012763）等300余人杭州市企业退休人员再向杭州市公安局、市政府信访局申请於2005年10月20日举行游行，希望能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不幸冷血的政府又一次扼杀了这穷人的「维护尊严、讨回公道、伸张正义」的正当要求。

（五），普天下劳苦人都有一本血泪账

是不是仅仅浙江省人民政府如此对待老百姓呢？不是。凡是中共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小市民、小知识分子，无一不受中共的压廹、抢掠和盘剥。例如大陆重工业基地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原有四十万职工，几年改革下来，现在只剩下八万职工，「形势一片大好，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每年上缴国家几十亿税收」，但其代价是三十多万职工下岗回家，仅靠极低的工资来维持生活。鞍钢的「复兴」是牺牲一代工人阶级利益换来的，这些下岗工人集体上访要求增加工资，政府却养了大批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对他们进行殴打、抓扑。老工人们流着泪说，我们本来是领导阶级、是国家主人呀！

再如甘肃省，一个从事教育工作20—40年的民办教师每月薪水只有40元人民币，即每天的收入是一元多（中共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给中共甘肃省委、教育部的关於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报告》，2005年7月28日《甘肃日报》）；也就是说，清华大学的教师收入是渭源县民办教师收入的三万倍，这大约是我们伟大祖国创造的又一个可耻的「世界记录」。

胡锦涛、温家宝的「新三民主义」政府有大把钱养打老百姓的警察、流氓，买镇压刁民的军火，收买为其帮腔的知识精英，却不肯救助水深火热中的贫苦百姓，却不肯稍敛对弱势群体的苛索。一边穷奢极侈，一边民不聊生；一边荒淫无耻，一边水深火热；一边是残酷的压榨，一边沸腾的火山。这就是今天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这就是中共所吹嘘的「和谐」和「盛世」。

9-nov-2005於流浮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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