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劳教）制度在中国实施超过半个世纪了，尽管政府近年用“监狱”一词替代“劳改”，但这只是形式，它强迫劳动强迫洗脑改造人思想的宗旨未变，尽管社会上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很高，但中共充耳不闻，劳教制度还是大行其道。因此，只要劳改、劳教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劳改、劳教仍然是迫害不同政治见解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工具，我认为，根据我曾经的劳改就业体验写的本文，就是有意义的。
为数巨大的中国人不清楚囚徒劳改满刑（包括劳教、集改满期，下同）后所谓“就业”的真实含义，他们不明白这种“就业”与通常意义下的就业完全不同，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劳改其实是一码事。
判刑劳改或是不经判刑送去劳教集改的人，按照狱内干部的说法，政府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这里所指的“新人”是什么？指的是就业队里的就业员.
就业员是新人了吗？
劳改犯人熬满了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的出路是什么？不是真正的释放，不是身心的松绑，不是回家洗个澡，与亲友一起吃顿饱饭喝杯清茶，重新活人，而是无可选择地把铺盖卷直接挑到劳改队的隔壁做它的邻居——就业队。
所有丑恶的东西都格外喜欢有个漂亮的名字，他们美其名曰的“就业”，其实是将满了刑的人“合法”地从“小监房”提到“大监房”，继续劳动继续改造，变了个方式坐牢而已。
“劳改”与“就业”是合二为一的专政工具，就业队是劳改队的延伸，有劳改队的地方一定有就业队配套，它们像火车头后面挂着的车厢，所有的车厢都走向一个目标。就业员们伤心的大实话“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辈子的劳改皮”，说明一旦进了劳改营，那怕已经满刑，这辈子还要坐，坐穿牢底坐到死。怪不得那时的许多官方报纸包括人民日报，有文章公开称这些人“劳改释放犯”，既然还是犯，那就不是真的释放。
我的父亲齐尊周因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从1951年1月到1975年底，除去有段时间在家，他被软禁、拘押、劳改、就业、集改、管制，前后近二十三年；我本人也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从61年9月到71年9月在四川省第二监狱（如今的重庆市监狱）坐牢九年就业一年。今天，我要讲讲我对劳改和就业的认识，写如下几个问题：一、为什么劳改之后又来个“就业”？二、为什么说就业的实质是继续劳改？三、就业员的日子。四、就业员的今天。五、结束语。
（一） 为什么劳改之后又来个“就业”
首先，共产党自己都不相信被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把末代皇帝溥仪都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劳改政策，不相信他们的伤天害理，滥整无辜，极尽阶级报复之能事的“法律”具有归化教育人的力量。所以，他们对坐过牢的人绝对不放心，坐得越久越不放心，他们相信“越改造越反动”，于是，设立就业队，把劳改满刑的人关进去“就业”，在他们的眼皮下继续劳改，限制他们的行动，控制他们的思想，这是他们的政治需要。
再者，这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不计其数的劳改队地处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加之大量有毒和危险工种，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在劳保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他们卖命。我所知道的四川省第二监狱，松山化工厂、新建机器厂、峨边农场、苗溪茶场、永川茶场、东印农场、四川磨床厂、德阳砖瓦厂……特别是有剧毒的惠东铝锌矿、绵阳石棉矿以及散处四川各深山老林鬼不生蛋的煤矿、铁矿等等劳改矿山、工厂、农场，也包括挂着牙膏厂、灯泡厂等民用品厂牌的劳改就业单位，它们需要数量巨大的劳动力维持运转，不能有任何短缺，而劳改释放犯到就业队“就业”，就正好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要知道，他们用劳改、劳教和就业员的青春、健康和生命，以难以置信的低廉花费（犯人每月平均六元半到七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另用钱一点五元和部份人的衣鞋费若干；就业员月工资平均二十元，一切生活开支自付）榨取世间难得的高额利润。哪里去找这种样样事都能干的牲口，做此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就业”，使数不胜数的中国人在劳改队服完法律慷慨判决的八年十年二十年长刑期之后，接着又被强留在就业队，用他们的余生继续做苦力，不少产品还违犯国际公法（禁止强迫劳动的产品出口）远销国外，使共产暴政的血腥利润源源不断。
除了上面讲的政府从政治经济两大利益考虑，强制刑满人员留队就业外，刑满人员不能回到社会还有其它原因。
从共产党四九年建政起，他们长期执行株连政策和“站稳立场，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分裂家庭的思想灌输，以及对没有站稳立场，没有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家属实施惩罚，许多人在恐惧中被迫选择与丈夫老婆离婚，子女改姓，父母兄弟互不相认。不少人劳改刑满后，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有的人因为长期劳改，社会关系从淡漠到断绝，刑满时已是孤家寡人，连朋友都没有一个；甚至还有人刑满后政府放他们回家，家人拒绝接受，不给上户口，送还劳改队再入虎口。还有些人什么理由都没有，仅仅因为他是城市户口，城市不准增加户口，有家也不放回去。
对这些人而言，就业队是唯一的去处，政府收留他们还给碗饭吃，体现了共产党革命的人道主义，当然应该感激不尽.
所以，劳改犯人都知道我们的明天是就业队，劳改队大门出，就业队进，这是专政的需要，已成为一条事实上的法律。
（二） 为什么说“就业”的实质是继续劳改
到了就业队，形式上有所变化，队长们注意把“犯人”改称“就业员”，“劳改队”改称“就业队”，我们自己也不再自称犯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就业”的专政实质――通过劳动改造思想。
就业队改造思想的管理制度与劳改队相比较，换汤不换药，几乎一个样。进队部、同队长讲话要先喊报告，以体现上下主奴的区别.除星期六晚上，每晚不得休息，两小时政治学习从不间断。无论学习什么内容，还是要联系实际咒骂自己是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思想上每分每秒都逮住那根劳改筋，提着胆吊着心过日子。谁人有了“问题”，先是小组七嘴八舌提意见，动不动中队批斗、停工反省那一套，与劳改队毫无二致。“新人”们仍要相互检举立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暗中整人，干部们像长了顺风耳消息灵通，时刻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包括交男女朋友结婚离婚生儿育女等个人私事。干部也经常召集就业人员开会或者直接找某个人谈思想，收集他们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和反应，窥探就业员的心，规范就业员的大脑。和犯人一样，就业员被共产党那张密而不漏的思想控制网缠住，没有一点思想的自由。
绝大多数就业员还是在服苦役，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负担所有监内监外劳改犯人不方便去的地方的重体力劳动，挑砖、挑河沙、抬钢丝盘元、基建……分配到什么做什么，编剧导演、专家教授、工程师大学生、农民工人都一样，没价钱可讲。他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工资才十九元到二十二元人民币，个别人多拿几元。就业员说：“想起十九匹（元），周身都无力”，并形象地称工资为“青春消磨费”。这点青春消磨费拿到体力消耗高、食量大的就业员手上，只够顾嘴巴，所谓“磨骨头养肠子”。
衣食住行生活环境和劳动场所没变，还是在劳改队监狱里，转过来转过去都是清一色劳改过的人，随时提醒着你自己的前身份。狱吏与就业员仍然楚河汉界敌我分明，无论他们官位的高低，无论分配具体管理哪个队，他都可以管你，都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在就业队里，也是 “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动则得咎。在这样的氛围里过日子，就业员活得与犯人无异。
就业员在行动上比犯人享有多一点的自由，这种自由范围有多大呢？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所有人的行动范围是集体宿舍、伙食团、上班之处和厕所，四周是整个省二监四点二米高的大围墙和围墙上的电网，二监大门口的解放军荷枪实弹，谁敢越雷池一步？出外劳动也有严格的进出门制度，常常有队长跟着照看你。星期日，就业员可以出监门，出门要事先登记，队部发给一次性使用的路条，发给你你才走，不发给你你就留，这次发这次走，下次不发下次不走。结了婚的，恩准周六在外过一夜，单身的，周日上午九时放行，当晚七点钟之前每个人，不管单身还是已婚，都必须赶回来参加政治学习。队长不发出门路条惩罚所谓表现不好的就业员，三个月半年不等。这哪里是刑满释放做新人，哪里是什么就业！
综上所述，劳改释放犯仍然呆在监狱里就业，在一整套洗脑所需的管理制度下做苦工，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思想的权利，本质上就是在当犯人。
（三） 就业员的日子
扭曲的心灵且不追查这些人为什么和该不该坐牢，只说说这批劳改后的就业者的心情。
就业员比在劳改队时更加无望，劳改队犯人盼望满刑，三、五年，八年十年，坐一天少一天，总有望头；就业队，“改造好了走路”，不判刑没有期限，一年又一年，不知哪年是尽头，无期徒刑。这些人年深月久地被生活抛出常轨，失去希望，看不到出路，仅仅是无奈地活着，在混沌与麻木中吊一口气。
小学教师张自封，把妻子千里迢迢从新疆寄来的红丝线编织的同心结退回去，批评她“资产阶级情调严重”。这位拿着歌单就能唱，吹一手好短笛的音乐老师，十年反革命刑满就业，星期日无去处，除了吃饭上厕所，整日坐在自己床上一声不吭，一动不动。黄俊原是部队文工团编剧、乐队指挥，八年牢坐出来，老婆改嫁，儿子改姓，他星期日无处可去无所事事，很想自杀。可自杀要落个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罪名，对改了姓的儿子仍然不利，于是终日幻想哪里失火，哪里有人落水，自己好冲进火里救火，跳进水里救人，英雄也当了，命也送了，一举两得。可机会难得，自杀也不容易。
与邓小平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前四川省党委组织部长周贡植，在重庆朝天门被国民党枪毙，这位烈士的遗腹子周光玺八年刑满就业后，老婆觉得他回不了家还在就业队里当犯人，彻底失望。她告诉两个最小的女儿，新爸爸能带给她们好前程，一起跟那个男人跑了，人去楼空，只留下一把蒲扇。周光玺看破红尘想出家，但是出家也没门，当时文革破四旧，和尚跑光了。就算没跑，革命的寺庙也不会接受劳改释放犯。
五十多岁的郑可大，说是军统特务在南京时打算谋杀周恩来，是真是假谁知道，只知道如此淘天大罪，他们刀下留了人。坐满十八年，出狱后到就业队，他忘记了自己有个家，家里的亲人在等他，忘记了有家的幸福和亲情的可贵，一年半来，他没想过要请假回去探亲。我来到就业队两个月，同他在一个地方劳动，一个小组学习，相处得很好，他写报告向队部请假探亲。他说：“齐家贞的出现，使我想起我也有一个女儿，只比她小三岁，我也有一个家，家里有老婆，在成都。”
“哀莫大于心死”。劳改、就业是怎样地扼杀就业员们正常的心灵与感情啊。
“就业”队的政治陷害绝不比劳教队收敛七零年八月我到省二监就业队时，厂部管教股以陈股长为首，正热情高涨地在就业队抓一个大反革命集团，如果破获，它将是全国最轰动的成绩。他们先以捕风捉影的事实，向就业员方凌开刀，方凌苦打成招后，疯狗咬人那样乱招供，被咬的人又咬别人，反革命集团的人数雪球般越滚越大，竟发展到监外的社会上。一时间，大批就业员被勒令停工反省坦白交待，不交待过不了关，人人担心自己随时会因为“抗拒从严”拿出去枪毙。搞了一年半，案子提交到了法院才发现，是陈股长他们搞的无米之炊。
就业员同样是那些想快快升官的干部们理想的垫脚石。
至于把就业员弄回看守所审讯，从“大监房”关回“小监房”，又判十年八年刑，只需狱吏几句话，和严惩犯人一样易如反掌。省二监四中队镀锌车间创始人工程师陈新光，不知道为他们挣了多少金戈戈（钱），十五年刑期坐满就业后，又因说不清楚的反革命言论罪判刑十年“二进宫”。就业员王宝根，二十岁时一心信任党，甚至把和年纪相近的后妈睡过一觉的事都向党交待了，党还说他不老实，判了五年，满刑后在就业队当伙食团长。他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因与干部有点口角，竟给重新关进了看守所，逼他承认贪污了钱粮。看守所日子太难熬，本想认了算了，猛然想起苦打成招枪毙掉的就业员张占松的教训，王宝根硬挺了过去，两年后释放，他保住了小命。
C.就业队里，就业员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巨大
刑满就了业，处境还是大同小异，就业员普遍感到前途黑暗，不少人选择自杀。就业员王医生因为瘦得可怕而得诨名王美丽，他无家可归少有出门，待人和霭但不与人深交，看起来情绪正常，某个夜里，他割断腕动脉自杀了。女犯三中队出去的就业员周惠君，一个风韵尤存的中年女人，跳堰堂自杀；不知道冰糕放在口袋里会融化的农村姑娘刘德珍，五年劳改刑满到就业队不久，也跳进那里的堰堂，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二十多岁的姚品华，五年刑满在垫江东印农场就业后，上吊自杀，肚子里的孩子别无选择同他妈妈一起走；张建华吃了大量安眠药自杀未遂，肚子里的孩子由队长作主堕了胎，胎儿的父亲是个正在服刑的年青犯人，他吓得穿了三套为满刑准备的新衣服，上吊而死。我们反革命小组最怕死的女犯刘伯祥，就业后住院开刀，她把氧气管输液管全部扯掉，气绝身亡。他们全是曾经和我一起劳改或者就业过，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犯。
数量更为巨大的非正常死亡，是那些在化学有毒工厂和矿山――诸如铅铝锌矿、石棉矿、煤矿铁矿劳改、就业的人们。省二监调了不少就业员去那里，我在街上碰到过回重庆探亲的就业员.他们长期在几乎没有任何劳保措施的环境下劳动，被化学有毒物质日复一日不显痕迹地侵害着，慢性中毒而死。绵阳的石棉矿山和石棉工厂，远远望去，全部在白色石棉粉形成的烟雾笼罩之中。那里的劳改就业犯们，成年累月呼吸进去的石棉纤维在肺里聚积，脸色黝黑嘴唇发紫，最终，塞满了石棉的肺泡，失去呼吸功能，纷纷早逝。虽然，死亡记载上都有不同的说法，可谁都清楚，特别是矿山的管教干部最清楚，这些成批默默死去的人，有的还很年轻，他们究竟得的什么病？这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是多少？四川多少，全国多少，死几个犯人就业员有什么关系，或许根本没有记载.具体数字，也许永远不得而知。
至于工伤事故死亡比例最大的修路架桥开山放炮之类的工程，地处四川丛山险岭的四川省劳改就业队死了多少人，那就更加无从知晓了。
更有甚者，管教干部谋杀就业员。
四川德阳砖瓦厂一对干部夫妻，用给就业员介绍女朋友的名义谋财害命。一位就业十年，千俭万省存了两百多元人民币，想娶个媳妇成家的年青就业员在干部家里被杀，无人过问。可是，他在附近农村认的一个干妈老太婆不肯依教，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闹得很厉害，没人理她。直到一个被抓住的小偷，坦白交待了自己打算入室行窃，躲在这两口子屋檐下，看到杀人解尸恐怖的一幕，方使事情水落石出。
原来这两口子家里专门有一个杀人的装置，屋梁上吊了个大铁锤，用绳子经滑轮控制，落下来正好击中坐在椅子上的人。这两口子一个判死刑一个判无期，体现共产党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可是，长期以来，这个砖瓦厂上夜班的就业员阴一个阳一个地消失，没有干妈闹，没有人查询，不见了一个人根本不当回事。劳改队公安局本是一家人，家丑不可外扬，专门有杀人装置的这两口子这次受了惩处，他们过去杀过人吗，到底一共杀了多少，还有没有其他的干部也杀人，砖瓦厂消失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公安局不予追查。
D， 就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人的食色本性
经过数年十数年劳改，加上就业，所谓的犯罪恶习不敢再抬头了，但是人的食色本性却至死不变，它时刻在“蠢蠢欲动”。
食，就业员们每月的工资，不说好只说饱，仅够哄肚皮解决食的问题。
色，他们每周可以出大门一次，看电影看女人，但是出门要路条，没路条呆在就业队里关禁闭；他们每周可以回家睡一夜，如果丈夫老婆没有离婚；单身汉可以要朋友，可以结婚，如果有那么多空着等他们的蠢女人。
我所在的就业队有五百个单身男人，六个女就业员里就我一个没结婚，除了尽力挖掘已婚女人的潜力――即所谓偷人，或者发挥想象编故事讲女人男人过干瘾之外，哪里去找这么多实实在在垂手可得的女人？女干部不敢碰，女就业僧多粥少，就算女人等在大门口，一周见一次面，工资少只够糊口，还背了张劳改皮，很难栓住女人。所以，“见到女人就是花”，“母猪也是双眼皮”顺理成章。事实上，绝大多数就业员忍受着没做手术的宫刑。
一个外号叫二郎神的就业员，星期日请假出门，不穿内裤，在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猥亵妇女，被五花大绑送回二监，开了他的批斗会，从此禁假。就业队的男同性恋，队伍发展迅速，他们跑到河边沙滩、山坡岩谷闪电般行事，一个“老婆”接待数个“丈夫”；女同性恋也大行其道，平时若隐若现，到“两口子”吵架用词非常露骨，才知道原来是那么回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真正的同性恋，而是食色本性使然。
周惠君跳堰堂是为了追求一个男就业员，姚品华上吊是因为肚子里揣的孩子不是她男朋友的，张建华服毒自杀是由于与一个正在服刑的男犯有了关系……老天爷给的肉皮囊食色本性的包袱，在刑满释放继续专政的就业队里还是得不到解决.
就业员林方在大学时因为给大右派流沙河说了几句抱不平的话，被校党委打成右派，升级成反革命坐牢七年，“就业”数年后还找不到女人成家。他的四哥林樵痛惜弟弟不幸的一生，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读大学两年又进了监狱，快四十岁了还没体味过家庭的温暖，四哥说服了比他年青十岁的妻子，决定同林方弟弟共有自己的老婆。一位高级工程师，竟然有两兄弟娶一个媳妇的打算，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我认识的人里，它既是美好人情人性的升华，也是对共产党摧残扭曲人性，毁灭文明的控诉。
更为离谱的是，原重庆医学院儿科系五年级学生胡女，从省二监调到四川省苦得出名的峨边农场就业，队长不批准她与右派原四川日报曾编辑交朋友，他们说：“你俩个好，就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问题，而是要翻共产党船的问题了。”一个就业司机，“轮子一转，什么都有了”，他给队长的马屁拍得精，看上了胡。像奴隶主把女奴赐给男奴一样，队长批准这个司机一个人去有关单位拿到了结婚证。半夜，他把躲在女宿舍里的胡女逮进了队长分配给他的房间。胡的意志和身体在干部明目张胆的支持下被强奸。这些干部认为，一个有“烂机关枪”恶名的男人与一个女反革命结合，这是最放心的配搭。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利益！
多少灭绝人性的事情，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合理合法地进行。
总之，我接触的范围非常有限，所知道的情况已经触目惊心，就业队里发生的悲惨故事举不胜举。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为情而死、轻生自杀、谋财害命、家庭悲剧……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人类社会在所难免，中外古今有之。区别在于，社会上发生的这类事，它是个别的、分散的，通常情况下，是当事人的个人行为，主要责任在他自己。但是，就业队里发生的这一切，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它是通过一种任何个人不可抗拒的、无可逃遁的政权的力量，通过它的专政体制和给予狱吏的特权等等，人为制造的惨剧。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如果没有共产极权统治，没有劳改劳教就业等胡作非为的政策，这些惨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甚至根本不会发生的。
（四）就业员的今天
上面我讲的事情发生在三十年前，许多与我同时就业的狱友，至今仍在四川省二监，不少人从青年到壮年到退休到垂暮之年都在里面度过。现在，他们的待遇有所改善，工资调高了，行动较过去自由，分了房间，有的以干部名义退了休。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呢？当然不是，监外的百姓尚且不是，更何况一辈子都在监牢里的人。
尽管原省二监夏监狱长愤愤然对我说过：“无论如何，我们那个时候是按政府的政策办事。”这话有点弦外之音，意即现在的狱吏贪污腐败收敛钱财乌七八糟。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无机会对今日的监狱作进一步调查。
九八年四月，我抱着父亲齐尊周的骨灰从洛杉矶回到重庆，为这位坐了二十三年监狱、变相监狱的共产专制的受害人，我写了一篇悼词，不少人听了感动得落泪，包括站在阳台上的邻居和驻足门外素不相识的路人。可我近二十个曾经在省二监一起深受其苦的狱友来宾们——部分人仍住在里面，却对这篇非常实事求是，用词相当审慎委婉（我四个弟弟仍在共产治下讨饭吃）的悼词，一个个吓得要命，认为我是在向共产党宣战，准备复仇了。
由此可见，即使到了今天，“就业队”的环境仍然是一个恐怖的环境，此种恐怖阴魂不散，继续在戮害这批处境大有改善的就业者们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到可悲。
（五） 结束语
我有一位同犯，坐了二十年牢就疯了近二十年的大学生王大芹，劳改时，在她间或的清醒时刻，总是呼叫“强奸妇女啊”、“法西斯强盗，杀人不用刀”、“法西斯主义，杀人不见血啊”。她道出了共产专制的本质。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据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是资本主义国家最反动最野蛮的独裁形式和思想体系，对内取消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实行恐怖统治，对外实行武力侵略和民族压迫，是资本主义极端腐朽时期的专政形式，是帝国主义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的表现。”请看，他们是不是在夫子自道，意在指责别人，实则暴露自己？所不同者，共产法西斯主义，除了公开和暗地用刀枪杀人不计其数外，还用劳改、劳教、集改、就业等等数不清的花招从思想上和肉体上杀人，杀人不用刀、杀人不见血、杀人不见尸首。杀人数量之多——据国际有关方面统计，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五千——八千万；时间延续之长——超过半个世纪，特别是手段之阴险狡诈，不露痕迹和事后闭起眼睛死不认帐方面，是明火执仗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的希特勒、铁证如山杀了两百万柬埔寨人的波尔布特、尸坑遍地搞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塞尔维亚人以及杀人不眨眼的萨达姆都瞠乎其后的。
我想，在外间统计的五千至八千万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中，有没有包括“自然灾害”里首当其沖饿死的不计其数的犯人和就业员们，有没有包括见人就笑的医生王美丽、被癫痫病纠缠却乐观豁达的年青女子姚品华，她肚子里的胎儿和其他自杀的劳改就业员们，有没有包括那位想娶媳妇安个家被干部谋杀的就业员和其他阴一个阳一个消失的就业员们，有没有包括揣着个沉甸甸的铅铝锌肺、石棉肺、化学中毒肺窒息而死的劳改就业员们，有没有包括看不到出路，失去了人间一切欢乐，忧郁失望而早死的人们……我看，多数是没有，因为实在难以统计，因为犯人、就业员在政府的眼里更加不是人。
中国人很知道劳改这个词就是坐监，就像西方人知道“ behind bars” 是关监牢的意思。可中国的关监牢和西方的关监牢不一样，中国监牢是要用强迫劳动来改造思想：强迫劳动就是苦役，以非人的待遇对你的健康、活力、肉体蹂躏损毁；改造思想，是思想权利被剥夺，是用恐怖的手段洗脑，是某种思想的强制灌输。当然，还包括那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肉体上消灭。这种只有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才有的做法，西方人的智慧恐怕就难以企及了。
中国的“劳改”制度来源于苏联的“古拉格（ gulag）”，“古拉格”是“劳改”的爸爸。“爸爸”从1930年到1955年活了二十五年，它随着斯大林的死亡而寿终正寝，但它的“儿子”命长，半个多世纪了还活着在害人。
“古拉格”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传遍西方世界，他们一致谴责这个罪恶的制度，“gulag（古拉格）”一词也走进了所有的英语字典。“劳改基金会”创始人吴弘达，近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收集劳改幸存者的故事和证据，向各国政府和人民揭露中国的“劳改”在制造罪恶方面比“古拉格”走得更远.现在，“牛津简明英文字典”第十版和“牛津成语和寓言词典”中同时收入了“gulag（古拉格）”和“Laogai（劳改）”两个词语.罪恶的爸爸和罪恶的儿子都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吴弘达说： “我想让‘劳改’这一个字出现在世界上每一种语言的每一本字典上。我愿意看到‘劳改’的终结 .”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