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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于我不说有杀父之仇，至少也可以算是害父之恨──家父（郭小
川）过世前两年，正是江青几次发话，上纲越来越高，最后竟说他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家父于1972年写作的庄则栋青少年时期生
活的传记文学《笨鸟先飞》，题目采用的是庄本人说的话，不料江青
看到了却勃然作色说：“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
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于会咏们立即设立“中央专案组”，
将他隔离审查，使他失去人身自由一年有余，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恢
复自由仅一年就撒手人寰……

据说江青是个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她也不喜欢任何人的角色。她对丈
夫以及自己那个团伙的小兄弟们也不过是互相利用，谈不上人与人之
间的感情的。她极其乖戾、多疑、挑剔，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
突然怀疑并咬定她身边的某个服务员或护士或警卫人员是“特务”，
并即刻治罪。她能把那个在政治上最信任她的丈夫气哭，说出“立即
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气话，以至于江青后来要见丈夫都要
事先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得一见的。可见这个女人至少是有严重的
心理变态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江青为了泄私愤、为了掩盖她年轻时的丑事，在掌握
了一定权力之后居然想把一切知情者和她所痛恨的人斩尽杀绝，连早
年曾照顾过她的朱姓老保姆都不肯放过，说她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今天，我要克制着对江青的厌恶与憎恨，来哀之吊之了。

无数事实表明，“文革”作为一次对全中国人民乃至对全人类犯下的
滔天大罪，那个延续至今的专制制度以及毛泽东才是其首恶、是元
凶，不仅如此，“文革”前这个制度及其统治集团所犯的一系列罪
恶、所造成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都是要由该制度和毛
泽东承担首要罪责的。

正如江青自己说的：“我是主席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那样，
无数证据也表明，在这个犯罪集团中，江青只是从犯之一。哪怕江青
是有很多、很重大的罪恶，她毕竟是从犯。而放走首犯，无论如何与
有人一贯标榜的“首恶必办”的原则是背离的，是极其不妥的。按照
官方的判词，说她是妄图窃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未免有点儿高抬她
了，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她作为毛泽东的一条疯狗四处乱咬可
以，但要她治理国家可就“立马抓瞎”了。况且，江青也用不着去
“窃夺”，毛泽东早就打算在自己死后，把他“窃夺”来并长期霸占
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私相授受给自己的老婆。如果要准确地给
江青定罪，应该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协助首恶毛泽东造成文革
浩劫，给国家民族带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其个人亦在权力所及的范围
犯下大量的罪行，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和许许多多无辜者被害乃
至死亡。有人不是整天在说“最讲实事求是”吗？那么就应当实事求
是地判断江青的罪恶，借用流沙河先生一句绝妙的话“不要污蔑旧社
会”，也不要什么脏水都往江青头上泼，江青“四人帮”是个筐，什
么错误都往里装。何况江青也有她的人权，如申辩权。

周有褒姒、今有江青；唐有杨贵妃、今有李云鹤（江青原名），“历
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于女人，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
恶，已经3,000多年了。”（鲁迅《我之节烈观》）注意，这里说的
是“代担全体的罪恶”，江青代担的不仅是首恶毛泽东的罪恶，其实
也代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哀江青，其实是哀我们全体中国人，
哀我们的中国。中国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全体中国人都是有大小不同
的责任的。有了代担责任的人，大家就可以安安稳稳照旧过自己的日
子，而不去思考自己的错误，也不去思考错误的根源；就象非洲大草
原上的角马、斑马和长颈鹿们一样，千万年来它们是只要有一、两个
成员能够供狮子、猎豹及鬣狗之类食用，它们就能安安心心吃草，就
从来不会去想如何根本改变这种被吃的状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了江青（和林彪）集团这两个替罪羊，首
犯毛泽东的罪恶就滑过去了，就“不予追究”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是什么“晚年的错误”；而这个制度的罪责更是一笔勾销。这样一
来，那些独裁专制者及其利益集团就可以继续用毛泽东、周恩来等神
祗的虚假光辉来欺骗愚弄世人、就得以依凭着这个制度，继续恣意剥
夺人民、镇压群众，占有社会财富和全体公民劳动成果的最大分额。
“文革”过去30年来他们之所以要卖力地渲染所谓“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其真实目的、险恶用心，不就是这个吗？

而我们许许多多天真善良的老百姓，恰恰一直在上他们的当，以为
“文革”也结束了，林彪、江青“四人帮”也死的死、判的判了，其
罪行也“彻底”清算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应该说，正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这种愚昧和奴性人格，只求“一个‘暂
时做稳了牛马的时代’”的心态，才在客观上纵容了这个制度及其执
政者。他们放胆贪污而且敢于公然向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群众开
枪，不惜“牺牲20万人换20年稳定”，就是明证。

江青为什么会成为江青？

因为在这个制度下，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想要作出成就，端赖权
力，那么“傍”上最高权力，自然更是捷径。

1937年秋，23岁的江青来到延安，次年与毛泽东结婚。一个年轻人冒
着生命危险到延安，应该是“参加革命”，是好事，不能说人家一定
就是“投机”。而嫁给毛泽东，也不能算江青什么错误。延安的生活
条件相当艰苦，而嫁给首长可以“有马骑、吃小灶，有警卫员
……”，这种不平等甚至引起作家丁玲的不满，于是写了《“三八
节”有感》，可见希望嫁给首长不仅仅是江青一人。既然要嫁给首
长，那么嫁给最高首长肯定是最好和最难的。有这种等级制度在前，
才有希望嫁给首长的行为在后，怎么能一味责怪江青一人呢？

江青固然有她个性上的毛病，但她后来日益变得乖僻、猜疑，是与她
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地位密切相关的。比如她动辄说这个那个是特务，
不仅与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思维有关，恐怕更与“后宫”里面的残酷
血腥有关。这种猜疑也不独江青，毛泽东起初指责刘少奇为“中国的
赫鲁晓夫”，害怕刘少奇要对他这个“中国的斯大林”死后搞什么
“秘密报告”；以及因所谓“窃听器”事件指责杨尚昆为“反革
命”，不都是猜疑到了疯狂程度吗，足以给江青做榜样的。

江青如果不这样，她怎么可能获得毛泽东的青睐，她已经多年不能提
供给毛泽东床笫之欢了，要想保住“第一夫人”的地位和荣华富贵，
她不得不尽力揣摩毛泽东的心理，以曲尽其意。贺子珍的下场她当然
印象深刻。既然跟随毛泽东的“文革新政”必然是少数人，那就不可
能不得罪人，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用意─
─我偷驴，让你们去拔橛。正
因为毛泽东要千方百计置刘少奇于死地，江青才会在刘的审查报告上
批什么“……激起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墙倒众人推，周恩来不
是也批了“完全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和江青同志一样……”云云
吗？

毛泽东是有私利的，江青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毛死后她怎么
办。

想当国家领导人并没有错，不能一概斥之为野心。关键是要有一个好
的制度，有好的制度，阿肯色州出来的好色小子克林顿不是也能当个
称职的总统，把美国经济搞上去吗？二流演员里根不是也居然成为美
国有史以来最受人民欢迎的总统之一了吗？这好的制度，首先是当上
国家领导人的程序要公正透明，谁都可以来争（竞选），但要一步步
地先由选民再由选民代表选拔出来，最终胜过别的竞争者。其次，当
上国家领导人以后，他（她）的言行要受到严格的制约，不能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国家领导人也有自己的私利，但这种私利是法有明文规
定，万目睽睽盯着的。我们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不管什么阿猫
阿狗、阿圆阿扁，都可以当国家领导人，而一旦他或她包藏祸心，想
要加害于国家民族，我们也可以及早制止、把他或她从领导人的岗位
上拿下。

平心而，江青这个二流演员还是很聪明，有一定才干的。举例说吧，
1952年前后，家父在中共中南局当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领着导演水华
一干人在创作电影《土地》，他们又是亲身参加土改以体验生活，又
是出访苏联来求取真经，可谓费尽力气、花了大钱；但他们搞来搞
去，却忘记了一条最根本的东西：艺术创造要遵循艺术规律。而他们
却搞成了图解土改政策、宣传教育农民的说教材料，最终遭遇失败。
当时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分管电影的副处长的江青，到武汉公干，我父
亲向她汇报《土地》的进展情况，江青就指出，应当以塑造人物、结
构故事为主，不要搞成向农民宣传土改政策的片子。而当时30出头的
父亲年轻气盛，不以江青的意见为然，据说还反驳了几句。虽然这
可能就是后来江青反感我父亲的起因，但客观地讲，那一次，确实是
江青对了，而我父亲错了。由此可见，江青是懂得艺术规律的，到了
文革中她抓住所谓“样板戏”不放，当然是有她搞极左文艺那一套的
险恶用心，但也不能不承认，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三突出”
等搞阴谋文艺的宗旨是反动的，她对于修改“样板戏”具体细节所作
的大量“指示”，琐碎也罢，罗嗦也好，基本上还是内行的，没有闹
太多笑话。

如果有个好的制度，江青本可以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女人、一个好妻
子、一个好母亲、一个好演员甚至一个好领导人，就象今天活跃在各
国政坛上的女总统、女总理们一样。可惜她不幸生在中国、不幸生在
这样一个制度下，昨天还是“第一夫人”、“红都女皇”，权倾朝
野、风光八面，眨眼间就沦为阶下囚、成为亿万人不齿的“四人帮”
之一。也许正是因为看不到“变天”之日，不能如昔日般安享荣华富
贵的晚年，又身患癌症，她才选择投缳自尽的罢。

江青的自由发展是以千万人失去自由为代价的。其实江青除了个性上
的差异而外，和我们大家又有多大区别呢？换个角度思维，如果把你
我放在她的那个位置上，说不定我们和江青一样坏。君不见，被中共
奉为“第二代”领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于人民不
是比毛泽东更凶狠吗？

正如邵燕祥先生所说，毛泽东、江青们所以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危害，
是“坏的制度与人性恶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效应不是简单的相加，
而是恶与恶的多少次乘方。

江青的思维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思维。“四人帮”倒台后，上海的领导
整个换了一班人，不是照样把王申酉给定成死罪了吗？明末崇祯3 年
明思宗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通敌谋反罪将忠臣良将袁崇焕在菜市
口凌迟处死，北京市民皆恨之入骨，纷纷上前争抢其肉，以示“食肉
寝皮”。延至上世纪90年代，隆福寺商场一场大火，把四层楼烧了个
精光，北京电视台随机性地采访一旁围观的市民，有一位老太太不假
思索地就说：“肯定是阶级敌人破坏！”

中国人之缺乏理性，可见。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之将近1,200
年前的这句话真是说着了，千余年来我们中国人不就是在一代一代地
“后人而复哀后人”吗？到了今天，恐怕连哀也淡漠了，天下滔滔，
有几个人会来哀吊江青呢？人们会认为，江青关我什么事！当年所谓
“祸国殃民”，且不说，这个“国”原本就是我们大家人人有份的，
“殃”的这“民”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么？对于那些生于“文革”之
后的年轻人来说，至少殃的也是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呀！

为什么文革不会发生在美国，江青现象也不可能出现在英国，就很能
说明问题。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进而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江
青，只是一味怪罪这样一个本来就很招人讨厌的女人，而为毛泽东和
那个制度开脱，不痛下决心推进政治改革，中国的事情难有希望。何
况，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泽东这人很迷信，思想更是极其陈
腐，他以为让自己的老婆接班，他和那个专制集团就能象江山一样长
青。没想到，不过十年，他所经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理论和“文革”那个烂摊摊就曲终人散了。夜过长安街，偶尔瞥一眼
皇城门楼上所挂的巨像，你会发现领袖的脸色竟然是铁青的，不知他
是被后来的一茬茬接班者的所作所为气的，还是对于自己“遇人不
淑”而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普适的民主、自由、人权及平等、公
正等价值观必将冲破一切阻碍，带领中华民族浩荡而东，汇入世界的
大潮。“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的理性
社会终将到来。

 本来文无定法，但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写毕业论文都有固定模式，连艺术类学生也不得例外，不得逾越半步，按这种规范写出来的论文，多数是拼拼凑凑，走走形式，实际上空洞无物，文章无个性，内容无新意。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大鸿为此感到羞耻，他难以容忍的是，明知学生是假论文、假答辩，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还装模作样，假对假。当他发现许多学生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抄袭论文时，他不能坐视了，他觉得这是个底线，“如果大学的最后一课，我们给学生上了堂造假课，你说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大学是一个国家道德的最后防线，它应该是诚信的堡垒，不是造假的基地。”为此，他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改变。半年前，他给自己的12名毕业生（2002级油画班）布置论文时，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真实，不能抄，写自己，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至于形式可以五花八门。结果，按这一要求写出的论文，先是获得了通过。然后，又在该校美学学院院长徐芒耀主持召开第二次评审会上，统统被评为“不及格”，理由是“论文格式存在问题，不具学术性，充其量算作个人小结”。

    那些被“枪毙”的论文，是从学生自身的学习实践出发的，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显得朴实、有个性、有见地，这就与现行的搬弄一堆概念、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标准化论文相去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有血有肉的真论文被当作“个人小结”。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什么才是学术性？刘大鸿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论文评判机制是一杆貌似严格准确的假秤，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应付评估。”刘大鸿对“假秤”的挑战没有成功，所有学生无奈之下只好重写论文，但是他以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学生毕业论文到底要怎么写？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6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挑战毕业论文”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必然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为改变“假秤”盛行的格局迈出一步。

　　一旦论文格式作为刚性的指标固定下来，不容许有任何弹性，不能越雷池一步，要想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有真性情的论文，就难上加难了，这比戴着镣铐舞蹈还要不易。按照我们现在的论文格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定是不及格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恐怕也通不过，前者只是三言两语式的点评，虽时有灵光闪现，一语中的，令人回味处，但缺少一大堆故弄玄虚的概念，又没有令人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论证，根本没有论文的样子，当然“不具学术性”。后者那么随意、散淡，不符合格式，没有引经据典，没有密密麻麻的注脚，文字又那么浅白、清新，不像是“论文”的文字，自然也有“个人小结”的嫌疑，如果不是出自“学术大师”手笔，一定要被打入另册。一种格式，哪怕是最好的格式，如果推而广之，也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效应，常常会变成约束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绳索，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真正有创见的好论文往往有棱有角、不拘于形式的束缚，而不是形式上四平八稳，内容上索然无味。

　　什么是学术性？在我们现有的论文评估机制下，“学术性”早已被异化，好象题目唬人，抄几个外国书中的名词，用不知所云故作高深的汉语表达出来，让人看了没有什么感想，看过即忘的就叫做“学术性”。“学术性”这个尺子实际上被滥用了，如果学术性不是与个人的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真实体悟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学术性与个人的思考、性情、冲动不是血肉相关，这样超脱于红尘之上、与人间生活无关的学术还会是人的学术吗？学术在本质的意义上与格式无关，我们可以说钱钟书《管锥篇》那种方式是学术，难道我们能说宗白华《美学散步》的风格就不是学术吗？学术有时候可以用随笔、杂感的方式表现，也可以用诠释、注经的方式来表现，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这样的学术园地才会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在论文格式化的后面不仅是一个管理、评价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思维方式的格式化比论文格式化更为可怕。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专制所要培植、弘扬的，一个民族，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会写出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没有自己见解的格式化论文，还能指望什么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除了成为恭顺的劳动力，还会怎样？对专制体制而言，这就是成功，对一个民族而言，这是最大的失败。

　　我深知，社会的进步总是点点滴滴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天上不会给我们掉馅饼，在现体制下，要告别论文格式化诚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这次上海师大美术学院的论文事件能够公开曝光本身，也让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逐渐得到改变，尽管需要时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中，像刘大鸿这样敢作敢为的教授实在是太少了。他的选择令人产生敬意，因为看穿了职称评定制度的弊端，他拒绝参加评审，在助教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8年。一直到2002年才被破格聘为教授、研究生导师。有人劝他像陈丹青那样辞职，他说自己不走，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留在这里，学生就能有个坐标。他们会知道哪个老师可以教他们真东西，让他们心里有杆实在的秤。” 是的，我们应该期待着大学校园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刘大鸿，为年轻一代提供一杆“真秤”，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新坐标。

民主中国

早就知道自己在大上海是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一向不愿意到这个国际大都市来“讨人嫌”。这次去香港，独立中文笔会给了新任务，需要顺路到上海来取个材料，正好我也想念上海的网友小乔、王建波他们，就买了机票飞过来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和在青岛避暑的欧阳小戎喝酒，小戎说：“你去上海最好别见小乔，她刚刚因为去机场接一个美籍华人被警察带走了一天一夜。”俺心就想：不至于吧，俺是土生土长的“中籍”华人，除了去过一次“亲爱的友邦”北朝鲜，就没有迈出过国门，政治上虽然不待老共喜乐，到底不是“革命”派，上海的警察大概不会如临大敌吧。

8点十分飞到上海虹桥机场，刚上了进入市区的巴士，小乔发来短信，委屈的说：“我可能去不了了，你自便吧。”

我发回去：“我还去你给我订的房间。你保重。”

小乔又说：“楼下有狗，你来狗不敢咬你，但是会带俺去狗洞子，那地方俺前天刚待了20个小时，不想再去饿一天。”

我：“哈哈，你别开门，他们不敢砸毁你的门。”

小乔：“他们把门砸得很响，还说我必须接受他们传唤。”

我：“别听他们胡扯，传唤证进不了家门，搜查证才可以。你就说再砸门告诉检察院。”

小乔：“一丘之貉。门下有他们的警车。”

我：“哈哈，你好好在家呆着吧，我自己去找佟律师。”

小乔：“告诉你他的号码，你联系吧。”

我打的去了小乔给我订的旅馆，发现有些可疑的车和人在周围转，因为还要见建波，为了避免麻烦，就另外找了个旅馆住下。给佟律师打电话，两个电话居然都是空号。郭国汀律师去国后，天易所可能搬家了。

小乔又发来短信：“今天太阳毒，我家里有空调、西瓜、电视，让他们在楼下烤狗肉吧。”

我发回去：“哈哈，他们自找的。”

小乔：“不过他们也挺无辜，够可怜。”

我：“善良的姑娘，什么时候了还替人家考虑？”

小乔：“我让他们晒太阳，他们会很恨我的。”

我：“要不，我去‘投诚’？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要找我？”

小乔：“不要，大家都进去，就不好玩了。”

我：“等我完成了任务，我去公安部告他们，叫他们哭去吧。”

 

王建波迟迟不到，我以为也出了意外，就给他发短信：“你是不是也叫共军俘虏了？”

王建波回信：“没有。我正往浦东赶呢。”

大约12时，王建波来了，我们一块吃饭，我说了小乔的事，他见怪不怪，因为小乔被传唤都是家常便饭了。

正吃着，小乔又来短信：“你可不可以我代理律师的身份来‘投诚’？”

我哈哈大笑：“吃了饭，我就‘投降’去。”

我为南朵都“投降”过一次了，为了小乔，更是责无旁贷。

 

上海高温三十多度，我走了几条马路，挥汗如雨，好不容易找到小乔家，楼下果然停着一辆警车。

我敲敲车门，车窗打开，里面两女一男。我把律师证递进去，说：“我想跟你们谈谈。”

那个长得很帅的男警察有点兴奋，“你想跟我们谈谈是么？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

我知道他需要请示，就在外面等。

他打了十几分钟电话，问我：“你有书面委托么？”

我说：“没有，口头委托。”

他又打电话，然后把我叫上车去，说：“你没有委托，也没有律师所的公函，更没有上海市司法局的同意。我们不同意你见她。”

我问：“异地办案需要上海市司法局同意么？是你们上海的规定么？”

他说：“是的。”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理论，我就又尽可能委婉的说：“我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还是法律顾问，我们笔会会员在国内涉及到的任何律问题，都由我出面解决。我们注意到最近我们在上海的会员与你们公安系统关系紧张，我们不希望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男警察说：“你说你是笔会会员，还是法律顾问，你跟李剑虹很熟么？认识多久了？”

我说：“2003年就认识，关系很好，虽然有些观点不尽相同。笔会是个松散的组织，观点不同也可以和平共处。不像共产党，组织纪律那么严密。”

男警察：“我们今天依法传唤李剑虹，但是从上午到现在，她拒绝传唤，不开门。”

我问：“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男警察笑笑：“您称呼我警官就可以了。”

我知道干这一行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就笑笑说：“警官，李剑虹她今天病了，前天因为接一个美籍华人，你们把她传去饿了一天，她犯了胃病，你们要传她，我可以做工作，但是要先给她治病。”

男警察说：“好，我再打电话请示，您先下车等等，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他说了不算，凡事都要请示。我就又下车等。

一会儿男警察又把我叫上车，说：“可以带她去看病，然后再传唤。”

我说：“你们要体谅李剑虹，她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思想未免激进一些，你们对她好点，她也少给你们添麻烦。她都三十多了，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我们正在考虑给她找工作，或者安排她出国留学。”

男警察说：“对，她有这个打算。”

一直没有插话的很漂亮的一个女警察说：“她三十八了，不过她男朋友挺多哎。”

我哭笑不得：“那都是些什么男朋友？如果那也算，我恐怕也是。”

女警察：“您结婚了么？”

我苦笑：“我儿子今年都考大学了。”

男警察笑了：“看不出来，您看上去很年轻哎。”

我说：“其实你们找李剑虹不如找我，她知道什么呀，而我什么都知道。我昨天让她帮我找佟律师，是因为我不认识佟律师，让她帮我介绍，也不知道是不是为这事传唤她。”

男警察：“昨天是您给她发短信啊。”

我说：“对呀，我要找佟律师要一个材料，因为我们一个会员的材料在他那里，我又找不到他，就找李剑虹帮忙。如果为了这事，你们最好把我带回去，我告诉你们。”

男警察的表情显示，他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找小乔，他只是执行传唤命令。

这时电话又来了，男警察接电话,我就又下车。

男警察接完电话跟我说：“你想跟我们谈谈，今天你手续不完备，恐怕不行。以后我们可以再联系，你忙你的去吧。”

我说：“我见见小乔，帮你们做做工作，你们对她好点，让她治病，我也劝她配合你们把工作做完，怎么样？”

男警察又请示了一遍，说：“你还是不要见面了，你可以打电话跟她说，不要提法律上的事。”

我就给小乔打电话：“剑虹啊，我跟他们谈了，他们可以先带你去看病，然后你也配合他们做完询问，天这么热，还有两个姑娘，他们也不容易。”

小乔：“我不去他们那里，他们要问我，在我屋里做笔录，你在场陪同。”

我：“他们说我今天手续不完备，他们不会难为你的，问完了很快就会让你回来，你要和他们把关系搞好，不要太紧张啊。”

小乔：“我也不想跟他们关系紧张，是他们没有事就找我麻烦。你都到我家门口了，我要见你一面，给你书面委托书。”

男警察一听，非常紧张，连连摆手。

我：“算了吧。他们不让我见你，委托书你寄给我吧。”

小乔：“太过分了吧，我还没有逮捕呢，就不能见你一面？”

我看看男警察紧张的样子，就说：“你体谅他们吧，他们说了不算，在楼下等了你一天，还有两个姑娘呢。”

小乔：“好吧。看病就不必了。我家里有药。你让他们等半个小时，我准备一下就下去。”

男警察把律师证还给我，女警察记了我的电话，我要他们的电话，他说：“你打浦东分局总机转。”

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决定权，再说也是无益，就走了。

我走在马路上，猛然感觉自己上当了。警察看来并不在意我，而是在意我和小乔见面，那么，只要是我在上海，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小乔的。可是我要明天8点10分才会飞走，小乔岂不要再被关一夜？

那一时刻，我真想转回头去拦住那辆警车，可我也知道，那才是真正的螳臂挡车呢。

我站在如火的骄阳之下，眼睁睁的看着警车带着小乔开走了。悔恨像虫子撕咬着我脆弱的心，我知道，我又害了一个姑娘，去年是南朵，现在是小乔。

果然不出所料，我回到宾馆，小乔又来短信：“也不问什么，不说理由，也不让离开。”

“只好学林黛玉，病病歪歪，一言不发。”

我回短信：“我上当了，我不该让你跟他们走，我害了你。”

 

七夕，中国的“情人节”，天上人间都在“约会”，本来，我和小乔约好要一起过节的，但是，警察插进来了，小乔在审讯室，我在宾馆，我们都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能想象得出小乔在审讯室里的“待遇”，我成百次的出入那种地方，熟悉每一双看惯了“犯人”的警察的眼睛。可是小乔不是犯人，她只是个有独立人格、喜欢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普通的女子，如今，在法治昌明的大上海，这普通的愿望成了她屡屡被传讯的全部理由！

两年来，小乔自己都记不清因为约见朋友而被警察绑架、传唤多少次了，她的手机、座机、电脑被全天候监控，她住的居室随时都可能遭遇警察闯入。她丧失了所有的私人空间，甚至去外地找工作也被干扰无法如愿。她无奈的说：我是个普通的弱女子，可是大上海的警察非要把我塑造成上海滩头号敌人！

我因为主张依法维权而被海外某些革命派民运领袖讥讽为“人权花瓶”、“软体知识分子”，这些革命家们主张中国依法维权之路已经断绝，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已无希望，中国只能走向街头政治，甚至革命、甚至政变！对这样的主张我和小乔都是不赞同而且坚决反对的。可是，上海也包括河北沧州的警察当局偏偏就要制造这样的“根据”给革命家们，他们不惜践踏自己起码的法律秩序，践踏人权理念，用蛮横和暴力给“革命”提供机会，把人民变成敌人！

第二天8点10分，我正式登机，10点半到深圳，打开手机，出现小乔8点20分发出的短信：“我已回家”。

我在深圳见了赵达功先生，第二天，老赵也被公安找去谈话。

看来，深圳也要上海化了。看来，我是颗灾星，走到哪里，哪里倒霉。

我立即过罗湖桥去香港，我知道，只有在那边，我见什么人，不会有警察感兴趣。 

2006年8月10日于青岛

我的住所紧临着三环路，每天早上7点半至10点之间，从楼上都可以
看见，三环路上的汽车阵，就如同一大锅煮坨了的面条，搅都搅不
开。不仅主路如此，辅路也是一样。一到堵得狠了，司机们心情焦
急，按起喇叭来，整个街面就成了蛤蟆坑。据北京电视台《北京早新
闻》栏目的《路况直播》介绍，此时此刻，不仅三环路，二环路、四
环路乃至全城的大街小巷，都“改成停车场”了。

于是，我就常常有个担忧。

这个担忧也适用于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特大城市。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今的地球，乃处于“多
事之秋”，什么大地震（北京正位于燕山地震带上）、小行星坠落
（科学家说是早晚的事）、强台风、超级海啸、核导弹爆炸、恐怖袭
击……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哪怕是某种可怕病毒造成的瘟疫大爆
发，都可能引发市民的恐慌出逃。真要是到了那一天，我们的政府和
领导人有没有应急预案？他们有没有办法解决必然出现的交通大拥
堵？迄今未见他们公布这样一个文件。据说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期
间，上面考虑届时采取全城放假的法子，这说明，他们对北京目前交
通状况的恶劣并非一无所知。不过，这个法子应付奥运会行，对付前
述的大灾难就不适用了──灾难来了，你总不能让老百姓们都呆在家
里等死吧？

不用那些灾难真的降临，只要说不定哪天一次误报，甚至或者只是谣
言，甚至只是敌人恶意造谣搞什么心理战，如果闹得人心惶惶，就很
可能造成北京全部交通系统的大瘫痪。就象几年前的一场中雪造成的
后果一样，人们都是记忆犹新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面对这种可能性，我们的领导们拿出切实可行的解
决办法了吗？恐怕只能是心存侥幸，祈望着灾难不要真的降临。而这
样毫无前瞻性、预见性的人，居然就是我们大家把前途命运全都托付
给他们的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执政能力”！

这就证明，在某些掌握着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身家性命的领导人眼
中，第一位的当然是他们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占第二位的，是坐
稳他们的位子，这就需要“政绩”，什么ＧＤＰ啦、吸引多少外资
啦、建起多少项目啦以及盖起多少高楼等等，大概第多少位往后，才
是你我升斗小民的生命安危。因为，真要是有点什么动静，他们倒是
不怕堵车、交通瘫痪什么的，他们早就从领导人专用的地下通道跑
啦！

几年前发生在新疆石河子市某剧场的一次火灾惨案，300多名天真活
泼的“祖国的花朵”就那样被活活烧死了，据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在事发当口，有人高声下令“让领导同志先走！”结果到场的领导
人们无一伤亡，全都“全须全尾”地好好活着，而那些年幼而且毫无
自救能力的孩子们，为了我们“领导同志”的逃生，失去了宝贵的求
生机会……

这些“领导同志”的思路、这些早已沦肌浃髓的官贵民贱的价值观是
从哪里来的呢？

是这个官本位制度，这个制度必然地把官放在高于人民的位置上，官
越大，其与人民的的距离就越大，到了最高那一层，简直就是一个人
高于全体人民、一个人高于整个国家了。这用不着争议，用不着质
证，我们每天亲眼所见的特权车、警车开道、领导人来了那森严的戒
备……在在提醒着我们。他们对人民的真实心态，远在所谓“三年困
难时期”、“文革”十年，近在“6．4”事件中，早就昭然若揭了。
象美国电影《陨石大冲撞》中在巨大的全球性灾难面前，总统说
“（你们都走）我留下，我要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与他们
在一起的……”那样的场面，是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

那么，毫无办法的我唯一希望，就是但愿我的这个担忧，只是杞人之
忧。

8月3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属的投资研究所在《中国证券报》公开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严格审核”，以“防止外资投资带来各种隐患”。此处所说的“隐患”，指的是“财力雄厚的外国企业正在夺取中国战略性工业领域的控制权”。谈判多年的美国凯雷收购徐工集团，也因徐工被指具有战略意义，而凯雷具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因而成为“爱国”与“卖国”的焦点。

其实，中国民族主义日渐抬头，要求限制外资的呼声并非始自今天。近两年来，民族主义者不断撰文，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例如，电梯行业中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汽车工业中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作业系统市场的95％；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伺服器、网路设备行业、电脑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还有文章干脆总结了外资带给中国八大危险，如利润的离岸化，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大量消耗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外资并购造成大量贱卖国有资产；过于开放的外资政策遏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国家重要的经济、军事情报极有可能被外国轻易获取；外资流入加剧了失业问题；外资始终掌控着核心技术等等。

民族主义者作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被外资“锁定”，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一旦外资出于追逐更高利润或其他因素的考虑，将技术和资金转至别处，则眼下热火朝天的‘世界工厂’，立刻就会变成一个死寂的遍布污染物的废弃工地，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

应该说，民族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今年恩永公司向外界透露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000多亿美元，就是因其担任中国几大国有银行上市审计，掌握了大量资料。但民族主义者只强调了硬币的一面，却忽视了另一面：并非中国政府“相信”外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是华尔街相信它们，中国国有银行要想到华尔街上市，必须获得这几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背书。也并非中国愿意将中国的电脑大型机市场、微机市场与软体市场拱手让给美国这些电脑巨头，而是中国国产机与软体落后，根本无法与这些国际电脑巨头竞争。

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者有意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放过了引进外资政策的最大作俑者中央政府。一国的引进外资政策与保护本土企业的政策应该由谁制定？是中央政府。但民族主义者却采取“骂贪官不骂皇帝”的犬儒姿态，只批评地方政府的昏庸与不为民族利益着想，却假定中央政府是英明与热衷于维护民族利益的。

第二，外资进入中国的成本包括各种形式的贿赂，这一数额约占营业总额的10％,而接受贿赂的官员，既有地方官员，也有中央各部委的官员。是谁纵容这些官员利用权力索贿？还是中国政府与中国的政治体制。

第三，外资收购中国国企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而此前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控，从厂长、经理到普通工人全是中国人的民族工业，却已经历了从亏损、停产到破产这一过程。更何况，所谓外资中的四分之一是中国外流资金的回流，其中不少就是贪官污吏们漂白了的不义之财。是谁大肆腐败贪污，导致中国的民族工业垮掉？还是中国政府死命维护的这个专制政体及其官僚群体。

第四，造成严重污染的主力并非外资，而是中国的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纵容私人资本对矿产的乱开发。比如长江三峡工程带来的灾祸并非外资，内蒙古草原的沙化与外资亦无关系，严重污染的洞庭湖区亦非外资集中之地。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回避了什么，只看他们的慷慨陈辞，可能会被其“热血精神”所感动。可惜的是，只要对中国国情有真正的了解，就只能将他们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号理解为其求取进身之阶的一条终南捷径。

改革与开放，曾是中国自1978年来走向现代化的两翼，“改革”之翼已经折断，如果再将开放之翼斩断，中国的前景如何，不问可知。

蓝营复兴

自从1949年国民党在军事上溃败，退守台湾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直至各国多数舆论，都认定从此天下底定，断无疑问，国民党必将彻底消失于中国政治舞台。所争者不过时间早迟而已，它已再没有翻盘之日了。

质诸国民党后来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似乎所言不虚，该党果然走向日暮途穷。先是中华民国被中共挤出联合国，后是它与美国等多数世界大国断绝了正式邦交，再后是在台湾两度败选，政权被民进党拿去。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似乎已经党命危浅，朝不保夕了。

然而，政治风云，一如自然风云，殊难逆料。况且，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人们注意到，中国现代政治中，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国共情结。尽管世事沧桑，尽管两岸之间的政治格局早就远远超越了国共两党对峙的格局，但旧传统的惯性仍在。不仅如此，幽灵犹存的国共情结，近年来居然回光返照，开始出门游荡，并给国民党注入了几剂强心针。先是，连战2005年应胡锦涛之邀访大陆，引起两岸众声喧哗。在南京中山陵，人们在几十年后第一次目睹久违了的国民党党旗。接着，百年老党冲破论资排辈传统，实施国民党党内民主改革，直选党主席，超人气的新生代马英九高票当选。于此，国民党似乎已振衰起弊，踏上复兴之途了。随之，大陆民间开始泛起蓝色涟漪：一批信奉三民主义的大陆“中国泛蓝联盟”人士，2006年“六四”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并展示青天白日旗，中共公安以非法聚会为名刑事拘留成员张起，引起海内外抗议之潮，后又释放张起，完璧归“蓝”。

然而，更有标志意义的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影子党”——“中国泛蓝联盟”开始介入大陆的选举了。2006年泛蓝联盟在大陆发表参选公告曰：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克服了外界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中国泛蓝联盟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准备工作终于完成，本次选举人大代表，将有102名国民党精神党员自发参选。本次选举，我们将划分为中南战区，西南战区，华北战区，华东战区四个战区。”

这不能不激起中南海的醋海波澜。尽管始作俑者，正是中南海主人胡锦涛。他以自认高明的谋略，邀来过气政客国民党主席连战，左为堵塞全球斥责《反分裂法》的滔滔舆论，右则孤立台湾民进党政府的政治力量，一石二鸟，颇为得意。然而殊不知这一拉拢宿敌的举措，无意中疏通并合法化了另类渠道，把泛蓝海水引流于赤县干旱饥渴的大地之中了。福兮祸兮，谁能逆料。胡先生将再次出演“叶公好龙”之闹剧否？且让国人拭目以待。

三党四方游戏

一石入水，引来“三党四方”的连锁反应。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于焉发生。

“中国泛蓝联盟”——它声称由国民党的精神党员组成，其宗旨是反对共产制度，认同三民主义，并且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致力国家统一事业。联盟成员参选将宣传自由民主和三民主义，让民众知道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其它选择。然而，其成员的参选计划，遭遇诸多困难，至少有30人因此被传讯。其中，计划参选四川省乐山地区人代的左晓环，四川乐山师范学院警告他将被开除。此间的戏剧性在于，8月9日上午，当左晓环先生去校方听候处理决定时，学校当局又对左晓环宣布说“学院并没有解除与左晓环的劳动合同的打算”了。政治氛围在转瞬之间，峰回路转。其中的微妙蹊跷，令人百思难解。

中共当局——它对“中国泛蓝联盟”参选满怀忧惧，试图以各种方式阻止：对左晓环的除名威胁而后又撤销，就是典型。此外，多次拘留传唤泛蓝联盟全国协调人孙不二，6月22日拘留重庆地区管理员张起，以警告、威胁、开除公职等手段对付有意参选人大代表的泛蓝联盟成员多人，如江苏科技大学青年教师胡宇涛（威胁开除公职），武汉市的孙不二、倪江峰等六人（传唤威胁）等等。长沙市国保也传唤了计划参选的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诸案种种，无非是故技重施，杀鸡儆猴而已，全部批发自中共黑箱式压制传统。但目前因情势略有不同，故其行为显得进退维谷，生涩尴尬。因它正与泛蓝的过气帮主连战眉来眼去，正在假造出某种“国共蜜月”气氛，生怕镇压过头，坏了统战“好事”。故而投鼠忌器，进二退一，威吓利诱，双管齐下，畏首畏尾。

国民党——当“中国泛蓝联盟”宣布参选后，国民党声明“支持合法民主运动*。 该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一方面支持大陆民主化，另一方面也小心翼翼地表示，希望这种民主运动必须合法。张荣恭说：“大陆的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所乐见，国民党也不例外。大陆所谓的泛蓝联盟，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我们国民党毕竟还是希望，大陆的政治活动，如果因为不合乎大陆当局的法律，以至于他们的行为遭到当局反对，甚至影响到人身安全，或许不是那么恰当。”

民进党——它声称“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台湾的泛绿与泛蓝一样，都表示支持。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说，愿意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人做朋友。赖怡忠说：“对于任何朋友，统、独、蓝、绿的立场，只要是在中国的民主实现上，他们愿意协助、往这个地方发展，我们都愿意跟他们做朋友，所以今天我们会支持，包括中国泛蓝联盟参选，而共产党用种种方式来阻挠，我们觉得是不对的。”

于是，泛蓝联盟的参选，激起中国政治的死水微澜。台海两岸的三党四方游戏，随之而进入相关互动的历史过程中。

观察家或许会说，诉诸中共的残酷传统及其本能，北京当局必将全力镇压“中国泛蓝联盟”参选，肯定会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当然，这是北京的愿望，没有人怀疑。然而，它也不会不考虑各种方式的不同政治代价。倘若用较软性的、技术性的办法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利用自己的行政力量与资源，通过各种背后小动作和底盘交易，阻挡泛蓝联盟成员当选，它又何乐而不为？否则，何以中共会有上述畏首畏尾的反应？很显然，目前，由于泛蓝联盟尚未酿成全国燎原之势，北京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住局面。中共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知道过度镇压常常会塑造反专制的英雄，同时将增加自己与刚刚修好的台湾泛蓝关系的困难度，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国际社会对自己的轻蔑。因此，目前北京才稍做隐忍，尚未痛下辣手，斩尽杀绝。

而中国泛蓝联盟，作为一个在大陆民间生长出来的组织，虽然与过去的所有此类民间组织一样，会受到当局的严苛打压。但是，它也有一个特异的长处，是其他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它背靠的是一个已逾百年的政治传统和政党，目前，又获得台湾朝野双方共同支持，其中一方还被北京当局称为政治盟友。这就是说，它有“传统血脉”和“地气”的支撑，又有现实政党的声援，其声音也传播到了海外，获得了海外华人乃至国际舆论的背书。所有这些特点，注定了它目前虽然微弱，但从它的基本背景和成长条件看，却蕴含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潜力。因此，这一朵在大陆自发生长出来的蓝色花蕾——中国泛蓝联盟，无疑是值得细心呵护的政治幼芽。

幻想未来中国的政治色彩

放眼中国转型之后的政治版图，我曾与一位朋友作过一次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如果绿色在台湾指代民进党，而在中国大陆我们则把它指代自由主义政党（沿袭胡适、储安平、殷海光等前辈的脉络），则未来中国大陆，虽然基于利益驱使，各个政治板块分化组合，争奇斗艳，五彩缤纷，多元纷呈，但是主色调板块恐怕将会是三分天下：泛蓝、泛红与泛绿。如前所述，泛蓝将会是大体上集结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的国民党的精神传人和政治认同者。而泛红则包括了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主义政党（容纳一些认同宪政的老共产党人）和新左派等等。泛绿自然指自由主义者（含左右翼）和保守主义者（含新保老保）。简单粗略地说，泛蓝、泛红与泛绿分别代表了国民党、共产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遗产。一般而言，民族主义者在三方都有容身之地，不过依笔者想象，恐怕在泛蓝营垒里占的比重较大。从信仰层面看，基督徒估计认同泛绿者居多。而儒家的认同者以及大法修炼者将大部分集结在在泛蓝与泛绿（主要指其中的保守主义者）营垒中。有理由相信，在转型后，这三种色彩的互动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主导中国的政治走向。

如果这一政治想象八九不离十，那末，今日中国泛蓝联盟的介入中国公共生活，将是一个小小的兆头，预示着未来三色互动的中国色块的一极正在静悄悄地破土而出。毋庸讳言，在即将来临的凶险难测的政治风浪中，我们无法预测她的未来。但有一点笔者是没有看错的，那就是：“她很小很丑，但她很温柔。”

让我们衷心祝福她。

──《观察》首发

记得当年少不更事，调动到一单位上班，初次见面，单位领导出于礼貌，问我有何要求，我就向单位领导提出，别的没有，只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坚决不参加每周五的政治学习。单位领导面露难色，说你是单位一员，大家都参加，独你搞特殊化，这怎么行？我说非我故意搞特殊化，只是为了证明我不参加政治学习，工作照样能干好，也想以此证明政治学习纯属多余。不信咱们就搞个试验。虽然最后未能达成一致，但我依然我行我素，公开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学习，毕竟单位领导对我也莫可奈何。

之所以想起这件陈年旧事，是因为我看见《江选》二字就想起了当年的政治学习。89之后浪迹江湖，离开了单位，也摆脱了以工作纪律相强制的定期政治学习，但政治学习所留下的精神创伤依然没有完全愈合，这不一听见“江选”二字，就条件反射般引起阵阵恶心。

出版物作为一种商品，原本是为了满足市场的某种阅读需求，那么《江选》作为出版物能够满足什么需求？我不得而知，也想不起来谁有阅读《江选》的需求，我本人甚至还看见名字就反感，就想起强制政治学习对人们进行精神迫害的情景。我不但找不出来出版《江选》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益处，相反，我还发现了出版《江选》的危害。同样作为出版物，《江选》出版用的是不正当竞争手段，例如中共在自己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里把《江选》出版作以重要新闻播出，这个新闻的本质是图书推销广告，但却以新闻的方式进行，违反了中共自己规定的新闻纪律和相关广告法规；中共的中央电视台其实是公共频道，虽然被中共独家控制，但实质还是公共频道，利用公共资源为一个退休老头的书做免费广告，这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国家能否为每个人的出版物平等的在公共频道免费播出一条出版新闻？不能，那么为什么《江选》就可以？这条广告是否经过审查、批准？是否经过合法的广告代理公司代理发布？如果没有这些手续，那么是否属于垃圾广告、非法广告？是否涉嫌广告扰民？是否应该让平日咋咋呼呼的文化部门尽快出面整顿、罚款？这样恶劣的做法，当然会造成社会危害。

平心而论，一个人出书不是什么大事，甚至不是什么坏事。但《江选》并非作者专门供出版而创作的，而是把在过去各种令人昏昏欲睡的会议上的官腔讲话、甚至是由别人代笔起草、江某本人甚至不拥有著作权的八股文章编辑起来，美其名曰文选，这样的“书”本来就没有阅读市场。像《江选》这种书实在要出也可以，作为内部资料印刷一批，在老头子们之间互相传阅，也不失退休老人的快事一桩。但现在硬要炒作得像畅销书一样，还要在黄金时段上重要新闻，还要强制摊派让全国各地的大小机关动用纳税人的钞票去大批量的购买，一本没有阅读市场的书买回来也不会有人认真阅读，弄到最后等尘封灰蔽时作为废品回收，再脱墨、化为纸浆、重新造纸利用，整个过程也就是一个破坏环保的过程，这就有问题了，就必须有人——像我——跳出来说一说了。

我们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民选官员而不是《江选》。只要有了由民选举出来的官员，不要什么《江选》，生活照样会变得更加美好。

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发誓坚决不买《江选》、不读《江选》！

                                    2006-8-10

Chinese Musical Questions Official History, Criticizes Chinese Society
By Daniel Schearf Beijing 08 August 2006

A musical that just ran in Beijing has taken the rare step of questioning official Chinese history, and criticizing society and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musical, Yuanmingyuan, surprised observers by escaping censorship during a three-week run.

Zhang Guangtian

“I think they have to admit everything from my angle,” Zhang said. “The imperialist powers’ destruction of the Yuanmingyuan is a historical fact, and our own destruction of Yuanmingyuan is a historical fact as well. Some people do not talk about it,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nobody can talk about it.”

Interlaced with original music, the play pokes fun at the mass movements of China’s past, at its propaganda, and at today’s rampant commercialism.

It also addresses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the fast developing economy, such as pollution, corruption, notoriously unsafe coal mines, and a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Mock protesters

At one point in the show, mock protesters surround the audience, unfurling banners and shouting out the various problems the nation is facing. Leaflets with startling statistics about pollution then rain down on the crowd.

Zhang says he wanted to shock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learned to assign blame instead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and to hide their feelings instead of speaking out.

The night of the next-to-last show, Zhang told the audience some western news organizations had suggested the production would be censored. Zhang smiled and said he could now reply to those suggestions: the show, he said, would finish as scheduled. The audience erupted into applause.

【2006年8月11日狱委讯】8月10下午近4点，赵昕接到维权人士郭飞熊先生电话，言其被惨痛暴打、刚刚回家，并嘱发出快讯。 郭飞熊是乘坐8月9号下午5：04分的T98次火车，由广州东至北京西的，一路上有六个便衣跟踪，都是长期在其家楼下蹲点的熟悉面孔。火车快到韶关时，一乘警前来查票，和跟踪者聊了几句即一起离开座位到别处。很快，七个身穿制服的乘警回到郭飞熊所乘车厢，直接要求查验飞雄火车票，并声称是“假的”，要带飞雄走。飞雄辨称：“火车票是在广州火车站售票处买的，何来有假？！”并请为首乘警出示警官证。没有想到，这样理性的程序问话，立即招来一顿暴打：七个身穿制服的乘警一拥而上，二话不说把郭飞雄按在地上，拳打脚踢一顿暴殴，把郭飞雄的额头、胳膊、腿上和肺部，都暴打成伤，许多部位流血了。在此期间，郭飞熊先生坚持非暴力原则，默默地任由警察殴打。只是在暴徒准备把他带走的时候，为防车厢里百余旅客的误会，喊了一句口号：“推进自由民主无罪！” 郭飞雄在韶关市被带下火车，非法审讯至凌晨三点后，被带到一个秘密宾馆监禁了一个晚上，至今天下午才把他送回广州家中。在给赵昕打电 话时，飞雄再三声明：他到北京是来找张星水律师办理个人私事，并非准备到山东旁听陈光诚案的开庭审理。如此疯狂兽行，实在忍无可忍，他准备开办一个“恶人榜”，成立一个“人权救援顾问团”，和“国家黑社会主义”抗争到底！欢迎一切关心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朋友与他联 系、采访，郭飞熊电话：020—38817085，13424142485。 郭飞雄是在半月前平安回到国内的。因家中累积的事务太多，加上身份证丢失，飞雄一直在低调办理私人事务，并陪伴亏欠太多的妻子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