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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今天谴责西藏诗人韦色的两个博客七月二十八日被突然关闭。这两个博客是被提供这博客服务的网站，一个是西藏文化网站（Tibetcult.net）和一个地方博客平台（Daqi.com)关闭的。这些网站关闭这两个博客，应该是按照中国政府在这一波持续的网络审查中的指令进行的。 “我们对韦色的博客被关闭极其愤慨，并呼吁立即重新恢复开放这两个博客,”该新闻自由组织说“由于她的诗在中国被禁止出版，这两个博客是她所剩下的表达自己唯一的方式。 这些博客的消失表明中国官方已经偏离了为吸引游客而将西藏传统文化限制在民间流传的做法。” 无国界组织表示：“中国官方对互联网的政治控制愈来愈严格。在政府命令关闭论坛的同时，中国的搜索引擎近期也已经更新了过滤词汇库。我们再一次呼吁中国官方尊重言论自由，这也是中国宪法所保证的。” 韦色使用了两个博客（http://oser.tibetcul.net/ 和http://blog.daqi.com/weise/）来上贴她和她丈夫、独立中国作家王力雄有关西藏文化的诗和文章。她的博客的主要读者群是同韦色一样的西藏学生们，他们接受了中文教育而同时又希望重新建立同正宗的西藏文化接触。 韦色是以中文写作的少数的西藏作家和诗人之一。她致力于捍卫西藏文化，其小说“西藏纪事”由于对达赖喇嘛的正面介绍，而于2004年被禁出版。她为此还被强迫写文章承认其“政治错误”。但是，她仍然坚持写作，近年来她的一些作品已经在台湾出版。 她的这两个博客被关闭是在她丈夫的“递进民主网”（Dijin-democracy.net）和一个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非常著名的“世纪中国”网站被关闭后数天后发生的。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原版为准。

自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获得无数网民追捧的中文BBS，今天，以其人气老大——凯迪的全面自残为标志，表明这一网络新生事物终于走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

 

历时十年，历尽坎坷，借助网络BBS，好不容易燃起的关心国事大事天下事的“时代新风”，就这样于一夜之间被打回了原形。生活在万恶旧社会的鲁迅先生曾感叹他所处的社会：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历史就是这样的捉弄人，70多年后，中国社会依然是每一次、每一点的进步，立马会受到“报复性反弹”。

 

一个日发贴8000-10000以上的网站，一个稍不留神跟贴就上百、数百、上千乃到数千的网站，限定其主打栏目日发贴不得超过300个、每个主贴跟贴不得突破100个，估计地球上任何一个不知道“科学执政”为何物的政府，都算不出这样的比率来。

 

仔细一想，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个案”，联想到“集体上访”不准多于5人的明文规定，中国各级政府“算计”人民的水平，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年来，从开展金盾工程、推行网络实名到鼓吹文明上网，从研究出“网上有政治”、“网上有斗争”到发现“网络暴民”，中国政府执政网络能力和手段不断花样翻新，目的无非就一个，必欲置BBS于死地而后快。

 

别的不说，单是那“网络暴民”的说法，就特别的让人匪夷所思：把少女强奸后活生生地从九楼摔下的市委书记不是暴民，当街踩断卖唱盲女手臂、公然开车从收废品老人身上轧过去再轧回来的城管不是暴民，把牙签钉进手指头、用电流刺激生殖器官、不承认就注射艾滋病毒，等等诸如此类对待“犯罪嫌疑人”的警察同志们不是暴民，而在网络上说几句话，发几个贴子的人居然成为了共和国的“暴民”！杜娥，如果您在天有灵，应该可以冥目了——当代中国网民比您有过之而无不及哪。

 

去年，台湾执政党对台湾TVBBS痛下杀手时，祖国各大媒体曾一片讨伐之声，不料，一个支持别人TVBBS的地方，居然对BBS的初级阶段——网络BBS都充满了恐惧。

 

人们有理由要问：究竟是什么人害怕网络BBS呢？黑社会主义怕它，那黑社会分子本来就干着见不得人的行当，对随时可能爆光的网络充满敌意，这倒也在情理之中；下跪的李副市长之类的贪官污吏怕它，实践证明，网络确实可以提前结束他们“执政为民”的辉煌前程；想把“副面新闻”和突发事件控制在“零状态”的各级地方官员怕它，怕它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借口国际市场行情变化而从中国政府一次性索取百亿红包的中石化、挟亏损以令政府涨价的中国电力，等等垄断行业怕它，怕它破坏自己“服务人民”的神圣光环……

 

据说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是上网的，上任之初，总书记还曾坦言，自己和家宝同志是网络媒体的受益者，这至少说明中国领导人是不怕网络的；中国的民众是不怕网络的，否则网民就不会以几何级数猛增。上不怕，下不怕，为何总有地方政府对管理网络趋之若鹜呢？弄得贵为副总理的吴仪都听不到下面的声音。

 

   管理并不一定就能产生效益。记得有一年，在海南博鳌论坛上，殃视记者曾傻呼呼地问印度商务部长：为什么印度IT产业在贵国甚至世界上一枝独秀呢？印度商务部长笑着回答说：这是一个新兴产业，当我们开始发展的时候，政府还不知道如何去管理，当政府知道如何去管理的时候，我们已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管理”常常就是这样，只能窒息一个产业，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当代西方民众认同“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应该也是这个道理。

 

中国的报纸，就由于落实了世界上最健全的管理制度，被世界同行称为“官办官报官买官看”，无庸讳言，现如今，每到下半年，强行摊订党报党刊已成为中国有目共睹的一大政治公害。如果坚持把办报方针移之于网络，估计要不了多久，中国的网络同样也会步报纸之后尘。

 

人民心里政治热情的火花一旦熄灭，四周将是长久的黑暗。从历史和现实看，越是一个控制舆论的、内部封闭的国家，越是动荡不安定；相反越是一个开放舆论的国家，越是安定。控制舆论的结果，必然导致人民意志麻木，追求享乐，不关心国家大事，转向麻将、赌博、舞会和不洁性生活。中国当前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大面积发生，应该与这不无关系。

 

好在自然规律无可抗拒，不管你是真龙天子还是一介草民。有一天，我们同样都将老去，当我们都不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肯定同样会回忆起我们经历的时代。作为领导，是如何回忆的，我无从知晓；作为人民，我们将把自己记忆深处的这样一种印象告诉我们的后代：

 

我们见证了一个我们无法参与、更无法创造的时代；这个时代盛产“我们这一代政治家”，盛产“重要思想”，这个时代被称为“唐宋以来的最高盛世”，这个时代宣称自己是“负责任的政治大国”，这个时代还把自己的“和谐”推向了亚洲和世界它国。

《冰点》事件的核心，在于中国新闻界第一次公开质疑官方新闻管制的权力来源是否合法，对中国新闻界带来深刻及长远的影响。我的朋友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对中国新闻现状的评论很确切，他用三个“ C”描述今天的中国传媒： Control（控制）、 Change（变化）、 Chaos（混沌）。为甚么是这样？

有效控制传媒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多数被控制者因缺乏其他渠道的资讯，同意控制者大力宣扬的意识形态。如今在中国，这个条件已基本丧失。

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培养了一批“理论专家”和写手，这些人的功能，在于一有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可以主动或秉承指令写出大块“批判”文章，满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曾经很有蛊惑力和欺骗性。现在，中国已经很难再找出这样的人了。依托陈旧、僵化的条写出的东西，无不遭到嘲笑和讥讽。事实上，中共宣传部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只能靠强权来维持了。这种控制只有自我安慰、自我麻□的功能，对面是哈哈大笑的人群。

市场压力迫令改变

控制传媒的另一个条件是，新闻的生产者普遍相信，“新闻就是宣传”。这样的人现在难找了。我在一九七九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可以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过程。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已从传统新闻理念中挣脱出来。在我们之后，至少已有四五代新人补充进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西方新闻理念的熏陶，如今在中国大学的新闻育中，正是西方新闻作品被当作“范本”在授。可以说，中国新闻人，今天与国际同行已经有共同的职业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媒体上有愈来愈多真正新闻和评论的根本原因。

市场的压力也是中国传媒不得不加以改变的一个因素。中国传媒，如今靠财政拨款维持的，只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寥寥数家，中央电视台每年数以十亿元计的支出，主要靠自己的广告，财政拨款微不足道，只具有象徵性意义。一家传媒能否生存下去并保障自己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完全取决于市场的接受程度。

“主流媒体边缘化”

与政治资讯的严密控制相比，消遣、娱乐、体育类资讯却大行其道，官方认为这对统治“无害”，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这种不平衡，导致中国传媒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市场不等于庸俗，读者早晚还是只会付钱购买对自己生存有帮助、代表自己发言的报纸。实际上，众多以娱乐新闻起家的“都市报”在市场压力下，开始主动承担舆论监督的功能。在公众影响力上，民间说法是：“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这是中国传媒格局的生动写照。

在管制体制没有任何变化的条件下，《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导致旧的国务院收容条例最终被废止；《财经》杂志对“沙士”的连续和充份报道，使中国公众得以了解真相；中国青年报《冰点》刊登龙应台的文章，告知大陆民众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展；大量对于灾难真相、对司法不公的抨击、对政策从公众角度质疑、对公民依法维权等的报道，已屡见不鲜。

体制内的渐进改良

这是中国传媒的时代性进步。如果管制更加严厉，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强。这种进步是缓慢而充满坎坷的，是体制内的渐进改良。这种改良，是中国发展为“新闻自由”国家的必经之途。

中国有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是甚么？是人心。没有人心的支援，看似坚固的新闻管制，早晚会像“柏林墙”一样倒塌。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原为《冰点》周刊主编，在不久前在“冰点事件”中被免去职务。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换言之，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朽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一、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个人的一无所有，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那么，当共产乌托邦彻底破灭后，中国就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于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于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而且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对内“花钱买稳定”，毒化国人的灵魂；对外“花钱买友谊”，毒化世界文明的灵魂。

其次，恶法治国的党权法制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另一方面，政治控制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在官僚集团内部，跛足改革造就出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也就是说，党国利益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其个人。所以，权贵私有化浪潮汹涌澎湃，权贵利益变得越来越刚性，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

第四，官员们的从政激励，乌纱帽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官场规则越来越向帝制时代回归，官员道德由“无私忘我”变成“利欲熏心”，效忠是为了利益，升官是为了发财，跑官买官卖官一条龙作业，以权谋私的腐败已经变成了通行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权力寻租、挥霍浪费和包二奶），以至于，中共发布的纪律条例居然把“包二奶”列入其中。

第五，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断调整代替了走极端的一条道跑到黑，官员的灵活多变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使一些著名异见人士处在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悖论之中，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执行镇压的警察们也不再一味蛮横而是为自己留有余地，不再用意识形态高调而是以人性化的饭碗理论来为警察职业辩护，负责监管异见人士的警察们，总是以“交个朋友”的口吻开始谈话。它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曲折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整肃手段，希望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把民间挑战悄无声息地扼杀在摇篮里。（请参见我的文章《多面的中共独裁》，首发《观察》2006年3月13日）

二、个人极权变成寡头交易

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内部的自我调整，特别是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做了改革，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邓小平汲取毛时代终生制的教训，率先提出定期退休的构想。在八十年代，中共建立顾问委员会，让老人帮退出一线，将胡耀邦和赵紫阳扶上前台，邓本人保持“垂枪听政”的太上皇地位，形成了邓、胡、赵共同开创的改革黄金时代。然而，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与老人帮及其极左派发生重大冲突，邓小平动用太上皇权力并利用党内极左派势力，先后罢免了两位开明的总书记，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主要罪魁是老人帮的代表邓小平和极左派的代表李鹏。

六四后，邓小平为了挽救他个人威信的巨大损失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一方面，他开始针对党内极左派的反改革思潮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严厉警告，通过南巡的方式开启了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使中共政权有了经济高增长的政绩资本，逐渐变得财大气粗起来；另一方面，邓小平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权力交接危机，隔代钦定了中共第四代党魁胡锦涛，并通过自己的全退示范促成了定期权力交接制度。1997年年初邓小平的死亡，标志着畸形的太上皇操控时代的寿终正寝；十月份中共十五大召开，标志着江朱寡头集团自主决策时代的降临，定期权力交接制度也变成中共高层的主流共识。中共十六大的权力交接践行了邓小平预想的定期退休体制，使江朱到胡温的权力过渡得以平稳完成。

虽然，中共在后毛时代的自我调整，仅仅是出于维护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权宜性考虑，而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和跛足改革全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变得比以前更灵活、更实用，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也有所加强。

首先，在权力关系上，寡头集团独裁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一个高高在上的极权者俯视所有高层官僚的强人时代结束，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的相互交易的时代降临。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讨价还价可以形成寡头之间的权力制约。

其次，当寡头们的集体决策代替了极权者的一言九鼎之后，当越来越多的技术官僚执掌大权之后，对统治成本的精打细算代替了不计成本的任意粗放，中共的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决策的执行也越来越灵活务实，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第三，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自己接掌权力后的调整作出准备，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抛弃优惠资本家的政策而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而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用所谓的均衡的科学发展观代替GDP 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创建和谐社会”来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等等。如果中共目前的定期权力交接制度可以延续下去，每一次代际权力交接都会对前任的政策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即便不具有名垂千古的政治抱负和洞彻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尽管，中共的所有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一党独裁体制的底线，比如，胡温的“亲民路线”，不过是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即为缓解社会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尽管，胡温的政策调整，无论是亲民还是反腐，也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科学发展观，大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作秀，现实中的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且肆无忌惮，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实质性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大幅度改善；然而，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且受惠群体极为广泛，比如，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一些省市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收入……等等，即便是胡温的意识形态左传非常不得人心，但这些缩小两极分化的政策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更能得到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欢呼。

换言之，一方面，由于中共的权力自私和既得利益的钳制，短期内还看不到官权内部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也将遥遥无期。但中共看准了利益收买的巨大效用，学会了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机会主义的低调与西方大国的周旋，把大量具有两面通吃能力的新生代纳入体制，提高了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权宜性能力，从而保持住了宏观的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分散，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民间政治力量，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大都与官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大都抱有搭便车心里，两者都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即便他们也有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甚至是强烈的不满，但为了个人资本的安全和升值，他们也决不会铤而走险地涉足政治。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不仅是渐进的且是长期的，甚至，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而是要求民间人士必须保持清醒：一方面，不能低估民间力量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的急功近利倾向，不能仅仅局限于民间维权的角度看现政权的统治方式，即不能陷入自我虚构——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和一夜变天的幻想；另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在此意义上，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2006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进入2006年以来，中国的一切（腐败、暴政、危机、苦难、维权、抗争）和世界的一切（西方醒悟、人权谴责、独立调查、国际介入）仿佛都被放入一台巨大的加速器之中，缠绕在一起加速运转，并催化裂变，终于开始形成了正义与邪恶的泾渭分明的两大壁垒──以大陆千百万抗议民众、维权人士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异议人士加上西方有识之士及民主国家为一方，以负隅顽抗的极权主义暴政为另一方，展开了自苏东集团崩溃以来最关乎人类命运的最后较量。

   无数迹象表明：当前，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到了最有希望、最有盼头的时刻！
    
    特别是今年3月9日开始被海外媒体揭露出来的“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以及7月6日公布的加国独立调查报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关口。我曾在此间的一篇评论中，将这一关口称为“活摘门”。在我看来，面对这扇“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活摘门”，要么是人类正义与文明的泯灭，要么是蓄意地、系统地制造这一“活摘门”的暴政的崩溃，别无它途。
    
    在危机的另一面，似乎在远离“活摘门”的海外，若干个无赖政权正在“趁火打劫”──伊朗搞的是核讹诈，朝鲜在核讹诈之上又试射了多枚中远程导弹，现在黎也嫩真主党又挑起了恐怖主义事端……如果深入观察和分析一下，上述国际危机的连番爆发，其目的也许就是为了掩蔽国际社会对“活摘门”的注意力，拖住美国推进全球民主的战略步骤，捆住美国人的手脚。
    
    最近有西方观察家（D. J. McGuire）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不自由，美国永远不会安全。（见大纪元7月25日讯）他认为，现今世上危机丛生，恐怖组织真主党与以色列之战，伊朗及北朝鲜的核武和飞弹，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的延续。把危机孤立来看的人……他们错了，因为今天我们站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就不仅是反对一个邪恶残暴的政权，并且也是反对一个在危机背后的实体，它是一切自由的敌人的大后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凶害，它是民主世界真正最大的威胁，因为没有了它，所有其他的各种危害必将虚弱无力，甚至可能不存在。
    
    确实，从近期西方机构和媒体披露的事实看，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来自伊朗，制造者正是中共。并且，伊朗最近浓缩的铀是中共90年代卖给它的。而北朝鲜一直是中共的卫星国，与北京政权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君不见在加拿大独立调查员的“活体摘除人体器官”报告即将公布前夕，金正日就“及时”地发射了导弹！
    
    为什么中共要寻求与世上最臭名昭著的政权及最卑劣恶毒的恐怖份子联盟呢？D. J. McGuire先生指出，因为他们有共识：仇恨美国，惧怕民主。中共很清楚它在中国人心中真正是什么东西。它知道已有约1200万党员离开它，投向真理。它也知道民主世界光芒万丈，例证没有专制暴政的中国会有多好。中共国根本比不上民主中国，所以中共要消灭民主。
    这位观察家进一步指明：“这也就是中共政策的背后目的，要使世界给独裁者有安全感，他们是伊朗的霍梅尼、叙利亚的阿萨特、北朝鲜的金正日、古巴的卡斯特罗、非洲辛巴威的穆卡比，委内瑞拉的查维兹、非洲苏丹的巴锡尔。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在跟美国打冷战，偏袒美国反恐战中的所有敌人。共产党知道它们不能与自由世界共存。要么是它们，要么是我们。”，“中国不自由，美国永远不会安全，所以这也意味着，中国对抗共产党的战争，也是美国的战争。”
    “要么是它们，要么是我们！”这句大义凛然之语，当年我们曾从罗斯福口中听到过。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历史功勋天日可昭──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和付出惨重的代价，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中国人仍将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肩负起人类文明的责任，共产主义将极有可能施虐欧亚，二分之一以上的人类将成为斯大林集中营的囚徒；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民主国家的数量怎么可能成倍增长，自由民主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性的文明普世价值。
    因此，中国不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就不安全──这样的观点已越来越成为全球民主国家和政治家的共识。我赞同余杰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布什总统提出的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我也同意余杰指出的，吁请布什总统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未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
    二战结束时，是美国人用血与泪将日本和德国从法西斯巨祸中拯救出来，并将民主制度成功地移植到了这二个前邪恶国家，使之成为除美国之外的经济最发达的民主堡垒。此外，包括波兰与东欧诸国、亚洲的韩国、台湾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在争取民主化的艰难险途上，哪一个不是依靠美国强大的“外力推动”，才克服了重重阻碍，实现了极具“美国色彩”的自由和民主？
    我们听到，作为美国公民和政治家的D. J. McGuire先生在7月21日的发言中已经发出呼吁──中国人和美国人团结起来，这世界上最年轻最坚强的大国结合着最古老最丰富的文明，必然能打败共产党加害两国人民的恐吓与胁迫。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共产党的威胁，他们必将明白共产威胁已经与恐怖威胁合并，所以他们也必将行动起来。直到那天来到，我必尽我一切能力帮助中国人民拿回他们的国家。
    2006年由中国危机带动的世界和平与文明的危机，已开始全面爆发。我相信，结束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之途，除了依靠全民族的觉醒和全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绝对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就是铲除世界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专制毒瘤，这与维护世界和平和最终实现人类自由幸福，已经密不可分。
    危机正在加剧，中国亟待拯救，民主可以移植，美国责无旁贷。所以，我要在此向世人指出：推进中国自由化与民主化，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不依靠美国，我们还能依靠谁？
    2006.7.26.宁波
    
    —首发自由圣火

擅写小说的友人们对俄罗斯萧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十分赞赏，推崇备至，我受到影响，也寻来阅读。四十年前读过的小说，现在再读，恍若隔世：着眼点完全不同了。恰值刘宾雁逝世不久，网上有关于刘宾雁的争论文章，就不由自主地把二者联系起来思考。兹将思考断片记录于下，以就教于方家。

战争与真实

《静静的顿河》叙写战争，叙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德之战和前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及其后的内战。这是一部与古今中外所有描述战争的小说不同的书。凡描述战争的小说，总有倾向性。颂甲非乙，是不入流的，如大陆五十余年来所有的描述战争的小说；分正义非正义，是二流的，如海外描述一战、二战，历史上描述各种战争的小说；只作客观的叙写，是高明的。我读书不多，外国的一时说不上来，中文的则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虽然有“蜀汉正统观念”，但在对战争的描述上是客观的。这是《三国演义》流传几百年而不衰的一大原因。

《静静的顿河》对战争也是一种客观的叙写，但有别于《三国演义》的那种客观。它没有《三国演义》的全面、宏大，却似乎更置身事外，在极权专制的苏俄前期，这有着十万分特殊的艰难和十二万分的巨大意义，因而也更高明。于此，可写一篇大文章。

《静静的顿河》叙写战争，作者在总体上置身事外，无倾向性，但在叙写具体的战斗过程和细节的描述上，则非常投入，栩栩如生。这种投入是作者描摹的人物的投入，人物心灵的投入。主人翁格利高里当了师长后跃马冲锋，砍死四个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细节叙写很细很真，读者如身临其境，即其显例。这种既置身事外又非常投入、细节逼真的叙写描述，使读者不自觉地认同了作者的叙写描述，也就是感到了真实。

《静静的顿河》的真实，其不凡之处，在于平实的真，真的平实。所有关于草原的美丽迷人、关于爱情的专注执着、关于死亡的冷静残酷……都是如此。最令人心折的是关于抢掠的叙写。哥萨克似乎在血液里有抢掠的基因。萧洛霍夫虽然没有明言，却不时有所流露。典型的哥萨克、典型的农民、勤劳善良的潘捷莱携大儿媳妲丽亚去探望二儿子格利高里时，毫不羞耻、心安理得地公然抢掠了女房东的情节，让我极其震惊。我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静心再想、三思，才领略了肖萧洛霍夫的高明：哥萨克血液里有抢掠的基因。所有打仗时的哥萨克抢掠行为都不足以说明此点，唯有对潘捷莱与妲丽亚的抢掠看似闲笔的叙写把这很重要的基因——也是全书的基因之一揭示了出来。哥萨克生活在顿河流域几百年上千年，演绎了无数美丽动人的故事，也留下了数不清的愚昧、丑陋和残暴。这就是生活，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生活。萧洛霍夫把它叙写出来，绝不回避人性的丑陋恶劣。正是这种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叙写，铸就了《静静的顿河》的不朽。

这种不动声色又入木三分的叙写在中文的古小说中有，在近人、今人的小说中似乎未见。当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只觉得新疆民歌“大坂城的姑娘”一句歌词类此。且容细说。

新疆维吾尔族与古时的突厥族有渊源，原始、游牧、剽悍、掳掠成性。我在新疆时，听说过这么个真实的故事：新疆大学一汉族姑娘嫁给了维吾尔族的同学。维吾尔族的丈夫带了汉族的妻子回到草原上的家。白天的歌舞欢宴过后，夜晚一家在一个帐篷里休憩睡觉。新婚的丈夫与妻子行周公之礼后离开了，一会儿，丈夫的弟弟来了，弟弟离开了，公公来了。大陆的文学作品描写类似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陋俗时或是展示式地津津乐道或是道貌岸然地谴责，我没见过如萧洛霍夫式的叙写。只有王洛宾采撷记录的新疆民歌“大坂城的姑娘”的歌词可媲美于萧洛霍夫式的叙写。那歌词“你想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为什么要“领着你的妹妹”来？就是要妻子的妹妹也嫁给他。这不是我在胡言乱语，胡编乱造，天方夜谭。古礼如此！“妾媵”的“媵”字就是指随妻来嫁的妻妹、女子。古礼规定，“侄娣”随嫁，侄娣就是堂妹。春秋时这样的史例记载很多。大陆无论南北各地民间都有类似的俗话“小姨子有姐夫的一半份”，追根究底，恐怕也是源于此。王洛宾照录这段歌词，不删不改，是一大功劳，把古代的这一习俗用歌曲留给了后世，就如萧洛霍夫用小说的语言把哥萨克的抢掠基因叙写出来一样。在近五十余年来的中国，还原生活平实的真、真的平实，在文艺作品里，我看，王洛宾是用最简单的文字做的最好的。可惜，一直来，似乎从没人注意到这一点，没人注意到这歌词的悖情——干吗要“领着你的妹妹”来？谁都没有深究！但潜意识里全都接受了——不管是以什么原因，反正没人要改这句歌词，无论是刚出炉的五十年代，还是疯狂的六十年代、更加深入批判的七十年代，抑或是多少缓过神来的八十年代，都没见人要改这句歌词。值得庆幸，更证实了人性使然！“大坂城的姑娘”和这句歌词会不朽的。我今天借着写这篇小文，把它点明。

刘宾雁与真实

这就联想到刘宾雁了。刘宾雁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了作为一个人的平实的真，真的平实。因为刘宾雁六十余年写作活动的影响巨大，更因为，五十余年来大陆人文道德的全体沦丧，刘宾雁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一生就显得特别地有现实意义。

粗数刘宾雁一生大的思路历程，有三桩言行最值得注意探究。一是1949年中共建政，他出访东欧时听到消息，并不欢欣鼓舞，反倒隐隐有沉重感；二是1952年，刘少奇发表“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一文，他看到了，感叹“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三是2005年，他在普林斯顿八十寿诞庆贺会上的演讲，庆幸自己当了右派，否则，或早死了或是帮闲或成为学棍姚文元。

作为共产党员的刘宾雁曾自述早年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抗日战争某年，他们的小团体通过日寇敌占区时，领导下令杀死了怀疑可能会“喊一嗓子”暴露他们的同行者“托派”。杀死的方法是活埋，活埋时有一婴孩，参与杀人的一个女青年动了恻隐之心，提出应该留这婴孩活命。

这些反人性的行径在刘宾雁的心上留下了阴影，挥之不去。刘宾雁有善根，正与《静静的顿河》里的格利高里同。格利高里作为暴动军的师长时，为赶去救被捕的同村红军、儿时伙伴，跑死了一匹马。因救不及，愤怒的差点杀死了动手杀掉了红军的长嫂。这个善根我看是与生俱来的，当然还要加上一点后天的悟性。同是善良的嫂子妲丽亚就与格利高里不同，就是缺了这一点后天的悟性。刘宾雁的善根与悟性，使他一开始就对共产党的悖理逆性有潜意识的反感和防范。这就是他对自身作为一员的中共夺取了政权，马上就要有荣华富贵的前景反倒隐隐有沉重感的缘由。

刘少奇著文号召共产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共产党的党性和刘少奇的本性决定的，顺理成章合乎自然。但在同为共产党员的刘宾雁则不行。刘宾雁的血液里除了有善根，还有自由的基因——他参加共产党，就是寻求自由。真实的刘宾雁不愿做驯服工具，平实的刘宾雁在五十余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当时就觉得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没有严辞谴责，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故弄玄虚。普普通通、平平实实。这就是刘宾雁，真的平实，平实的真。人性是没有虚假的，是无需虚假的。与刘宾雁同代人的戈扬在过了四、五十年后还说：“学雷锋总还是好的吧。”也是一种十分美好十分难得的真实。就因为戈扬不会作假，戈扬认识如此。刘宾雁的真实象格利高里，戈扬的真实则类乎妲丽亚。

刘宾雁2005年2月27日在普林斯顿的演讲是悟道之言、得道之言，其内容，其神态其举止皆臻于平实真实的极致。

一般来说，都是说打了右派，九死一生。刘宾雁却说，幸亏打了右派，免却一死。不明底细者，或以为矫情。未知这却是刘宾雁另一平实的真，真的平实。刘宾雁的右派生涯因种种原因相对而言并不象许多右派那样妻离子散，历尽磨难，苦如黄连，险死还生。

倒是同是右派闻人的海默，1963年被陈毅平反礼遇，文革时因此被装进麻袋活活打死的真实，远隔四十三年后，余悸犹在刘宾雁脑际震荡。刘宾雁就叙说自己这“偶然”的缘分，被打成右派，却躲过了堕落与死劫。

人有善根，也有恶念。人性之丑陋，在《静静的顿河》里随处可见，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其丑陋的一面。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萧洛霍夫不避忌此，也是铸就《静静的顿河》垂之不朽的原因之一。刘宾雁当然肯定也有其人性丑陋的一面，同萧洛霍夫一样，刘宾雁不避忌不讳言自己的丑陋，他明言自己可能会成为帮闲、会成为学棍姚文元。环境改变人，形势比人强。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软弱的一面是经不起反复的揉搓“考验”的。

八十年的人生，对人生的感悟，不可能永远心明如镜、一以贯之，曾有的迷惘、徘徊、矛盾是最自然不过的真实，穿云破雾，找到光明是一种可能，最终仍然在两难的抉择中也不是不可能而是很自然的。无论是那一种真实，都是善的、美的，唯独矫饰、作假，会破坏真实，从根基上拿掉了善美。

那些拍着胸脯，慷慨激昂振臂高呼豪言壮语者或许真是一时的英雄；那些超然者，无论是真超然，还是假作超然，置身事外，语总玄虚，高人一等，或许是智者隐者；但只有历经磨难炼狱、遍尝甜酸苦涩识得真的平实、平实的真的生活后，无论身心踞颠峰处低谷而仍然直面生活绝不回避者，才是人生的俊杰、人生的悟者。刘宾雁就是这样的人生俊杰、人生悟者。

刘宾雁的那次演讲借助现代科技，以录像的形式留给了后世。我有幸当场聆听且事后观看了录像。刘宾雁彼时已在癌症后期，可谓病入膏肓，但几乎看不出他的病相，也绝无耄耋老人垂垂老矣的龙钟之态。东北大汉的伟岸身躯，温文儒雅的学者风范，自然真诚的笑容，庄重肃穆的沉思，让人感觉到象一座沐浴在晚霞的青山。他面向数百大多数不识的大众，如对朋友若与家人，不疾不徐，不高不低，掏心掏肺，娓娓而谈。其间，有一大段的停顿空白，是忘了彼时所讲内容很重要的“之三”，只见他抓抓头发，敲敲脑袋，冥思苦想了半天，终于放弃了，“忘了！”一笑，无奈的一笑，自嘲的一笑，也是淡然而辗然的一笑。我在聆听的当时，有过后一定设法去查查资料，查出他要说的这“之三”是什么的想法。但过后、至今，我没有去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何须查呢？！真的平实、平实的真的演讲中间出现的“忘了”本身，就是一种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极致。什么都没有这种真的平实、平实的真重要，又何须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呢！

信义与忠诚

《静静的顿河》叙写白军红军双方交战，几乎没有讲过信义。最典型的例子是：彼特罗等十几个白军哥萨克得到红军承诺投降不杀，从沟底爬上来，却立即被同村好友红军米沙杀个精光。红军一个团千方百计投诚白军，却被白军处心积虑设计让哥萨克老汉妇孺活活打死。这全然不讲信义同中国所有小说的有关叙写迥然不同，让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领略了战争的另一画面场景。萧洛霍夫是完全写实，还是有意矫枉过正，以揭示战争本身的极端残酷毫无信义？我不知道！

按说，信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人性，我们中国人特别讲这一点。一本《水浒》，就讲一个“义”字；关云长，义薄云天；季布，一诺千金；樊于期，刎颈谢恩；高渐离，毁目吞炭、击筑刺秦，都是千古流传的美谈。西方、俄罗斯的历史、传说里此类例子也不在少数，为什么萧洛霍夫就回避了这一点？全册《静静的顿河》，除了格利高里和他的传令兵普罗霍尔交往，给人还有信义的美观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说是信义的叙写了。

信义和忠诚是双胞胎、是联体姐妹。《静静的顿河》既不要信义，也就把忠诚撇到一边去了。格利高里一生，时而白军时而红军的本身就毫无忠诚可言。如果说不要信义，不知道是否萧洛霍夫的故意，那么，撇开忠诚，则可以肯定是肖罗霍夫的有意，因为格利高里时而白军时而红军的一生是作者呕心沥血安排的。这个萧罗霍夫为什么要这样叙写呢？当我读到最后一卷第八卷时似乎有点明白了。

第八卷叙写了这么个故事：格利高里被迫加入佛明匪帮。他们陷入绝境，只有五个人时，卡帕林找对佛明不满的格利高里商量，杀死佛明等三人向红军投诚以换取活命。虽然佛明是一个残暴、淫荡、贪婪、无能、伪善的家伙，但格利高里还是十分厌恶地拒绝了。卡帕林哀求格利高里不要出卖他，格利高里答应了。格利高里兑现承诺，在佛明三人怀疑地询问卡帕林与他说些什么时给掩饰了过去。当夜，佛明三人杀死了卡帕林，格利高里则在熟睡中命悬一线、险死还生。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什么呢？让我明白了萧洛霍夫其实写了忠诚，更高意义上的忠诚，不是忠诚于某一方，而是忠诚于人性。格利高里不忠红、不忠白，他忠的是人性，忠的是，人在绝境时也不能堕落，无论以什么名义，都不能！佛明该死该杀，如果在任何其它可以杀他的场合，格利高里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但绝不能这样杀他！这就是人性的底线，格利高里守住了，也就守住了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忠诚。同样。他对卡帕林的承诺和兑现承诺较之季布的一诺千金也更高了一个等量级。那不是千金可换的，那是人性的极限极致！

华夏传统文化里有相类似的忠诚，所谓“不欺暗室”即是，孔夫子将其概括为两个字“慎独” .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言情古小说武侠小说所津津乐道的“坐怀不乱”之类的渲染。被人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对此有十分精到深刻的说明：“孔子所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者‘，古书所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此‘慎独’之学，功夫直造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是，岂世俗人所能梦见，所能意识到。谈学必从严，否则必误人！吾故深悔昔年之所为。”（引自梁漱溟1980年复黄河清信。）

“慎独”的指向，“慎独”的忠诚，是人性！人性的极致，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此，我想到了刘宾雁，想到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显而易见，刘宾雁的忠诚与格利高里的忠诚有同有不同。不容否认，刘宾雁的忠诚比格利高里的忠诚低了一个档次。无论如何诠释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这忠诚的指向是一个主义，一个道理，一个正确的主义、一个正确的道理，不是人性。当然，可以说，刘宾雁希望或者说相信他忠诚的指向会是合乎人性的。

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象格利高里那样直接指向人性呢？这就要说到他们人生道路的不同。刘宾雁从少年时代起就有追求，追求主义、道理，美好的主义美好的道理，正确的主义正确的道理，所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都涵括在主义道理里头。格利高里没有什么追求，他只是潜意识地希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说爱就爱地生活。所以，刘宾雁会很快地从崇高的理想堕入世俗，格利高里则可以说始终处在平实的世俗中又始终超然物外，虽然他是无意识的，也就显得更难得和更可贵。

堕入世俗使刘宾雁总希望自己是对的，或者说总不能相信自己错了。在苏东波一泻千丈一溃无遗的事实面前，在大陆当政者残忍惨毒屠杀折磨人民的真相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无需任何怀疑辩驳的时刻，刘宾雁还是希望那个杀人的主义是对的。他一边义无反顾地谴责当政者的荼毒无人性，一边苦心孤诣地号呼嘴勿歪念正经。这就是刘宾雁，晚年的刘宾雁，最真实的刘宾雁！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刘宾雁，因为这才是最符合人性的刘宾雁。可以说，刘宾雁这个时候的顽固坚持，毋宁说是忠诚、追求正确美好的主义道理，不如说已进而忠诚、追求、坚持人性了。

这正是“慎独” ！刘宾雁若是轻易地随大流骂主义，就不成其为刘宾雁了，就没有“慎独”了！正是“慎独”，使刘宾雁如此慎重、真实、勇敢、正直因而也更彷徨、迷离、两难、痛苦。

刘宾雁的不随便，正是真；刘宾雁的忠诚、正是美；刘宾雁的慈悲，正是善。

刘宾雁的顽固、坚持，正是人性的回归，正是人性的典范。

刘宾雁，终其一生，在矛盾中。他的犹豫、他的挣扎、他的不彻底，尽在这矛盾中！他的真实，他的人性、他的良心、他的可贵，也无不在这矛盾中。彻底否定主义，也就是彻底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这是非常痛苦的事。周扬、李锐之属，何尝不明白主义是祸根，可就是没有勇气走出来，因素很多，这会彻底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也就是彻底否定自己的一生，彻底否定自己一生的价值是最主要的。这是人性！刘宾雁走出了大半——否定施虐者，是人性，但抓住主义这根稻草，以“好经给歪嘴和尚念了”为理由为安慰，自欺欺人，也是人性，更是人性！

当然，这是局限，是刘宾雁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几代人的局限。无论胡风、章伯钧、顾准、张中晓、李慎之，还是张志新、王申酉、遇罗克都脱不了这局限；刚烈、彻底如林昭，也有扮作窦儿喊冤的时刻和心态。可以说，大陆那几代人，概莫能外，连老到成熟的鲁迅，也将人的出汗分为林妹妹黛玉的香汗和倔老汉焦大的臭汗。

时代的教主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无不在阶级社会中生活，每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这个教主同时是自承无法无天的皇上，掌握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利。这就使阶级性贯穿于时代中的每一个人，贯穿于每一个人的每一言行。全是阶级性了，也就是没有了人性。文学研究所前所长何其芳被毛泽东召见时战战兢兢地问：文学作品里可不可以写人性。毛泽东答曰：人之于味，有嗜则同。钦定人性就是“食色，性也”的动物性。这同后来的吃饱就是人权的钦释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所有复杂一点的、高贵一些的人性全都推给了万恶的时代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了。

大陆当今的境况，人性的全面沉沦堕落，愈演愈烈。目前，看不到人性复归的希望。因此，刘宾雁一以贯之对人性的坚守，就蕴涵着深远而伟大的意义。

我注意到流亡作家郑义对刘宾雁的剖析。郑义主要是从人性人格的角度而不是从主义、政治的层面来剖析刘宾雁的。郑义从刘宾雁的死中发掘人性，呼吁人性的复归。这同郑义最早忏悔、最彻底忏悔的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也是总能居高临下、置身事外、以审判者自居的人所难以企及和不能理解的。

刘宾雁，是我们这个时代，体现最活生生的最真实的人性真善美的最大标志。

从刘宾雁的矛盾中深入发掘，可以见出人性的真实和辉煌，正如《静静的顿河》中的格利高里。在事实的铁证面前，在感情的漩涡中，刘宾雁寻找理性的支持来安慰来肯定自己，这中间该有多少不解、疑惑、苦闷、犹豫、彷徨、挣扎、浮沉的痛苦！？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如何痛苦，无论心在如何支离破碎地咬啮，刘宾雁在这种极端的矛盾痛苦中仍然稳稳地、牢牢地、定定地守住了诚实、正直、慈悲、担当、良心！正如格利高里。

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刘宾雁忠诚的指向已经不是主义，不是道理，而是人性了！

刘宾雁矛盾的本身，见出了真实，见出了人性。这是最重要的，对于刘宾雁是如此，对于我们这个民族也是如此！多么平凡的刘宾雁，多么不凡的刘宾雁！多么真实的刘宾雁！多么了不起的刘宾雁！我愿意引用郑义的话来赞美刘宾雁：“现在静卧在花丛中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他的人格会如此完美？”（引自郑义“我们将长久地分享他的光荣——在刘宾雁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

闲话

顺便谈谈1989年天安门喻东岳、鲁德成、余志坚三君子被学生送交警察的事。

无论如何处置三君子，赞同、宣扬、仿效，且不论；疑若特务、恨如仇敌、视为帮倒忙，也在情理中；可以骂、也可打、不妨示众……甚至乱殴至死，就如鞑靼村老人妇孺妲丽亚打死红军俘虏所体现人性原始复仇心理、残暴野蛮基因一样，都比送交警察好。就是不能把他们送交警察！这是人性的底线问题。相对格利高里不卖卡帕林来说，学生以至我们整个民族，头钻到裤裆里去，脸还要红上三百年！这不仅是没有担当、怯懦、出卖的问题，是没了人性还不自知的问题。没了人性还不自知，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幸亏，我们还有一个刘宾雁，他在全体堕落的当口，象格利高里一样，坚守住了人性！

刘宾雁的意义在其真的平实、平实的真！所有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与否的指责和颂扬都离不开这真实，所有回归人性的返朴和启示也都离不开这真实，尤其是这真的平实，平实的真！

书和人一样，真善美，首先是真，惟其真，善美才有着落，才是真的善美！真中既有善美，亦有丑恶、丑陋。全然、纯然的善美，无所谓善美，只有相对丑恶、丑陋的善美才是真的善美。如此的真善美，才是不朽的！故，《静静的顿河》会不朽，刘宾雁将不朽。

单是写报告文学，为民请命，疾呼第二忠诚的刘宾雁不是完整的刘宾雁。即从政治层面来看，也有自承“小骂大帮忙”的刘宾雁（刘宾雁对李锐语，见李锐文章）更不是完整的刘宾雁，何况比政治复杂丰富得多的人生！我无能为把握论述完整的刘宾雁，故我借写《静静的顿河》读后感，从真实、平实、人性的角度略谈我心中的刘宾雁。

我对《静静的顿河》也无法把握整体，只能如此如零敲碎打蜻蜓点水般地谈点感受。无论所见是否有点道理或是荒唐可笑，都不要紧。高兴的是：我思考了，我有悟了，我认真地参与了！

2006、3、26草于地中海畔，改于06、6、4
首发北京之春

最近，八十一岁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新书里声称：“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日中国向外输出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甚至不是电视节目）。

在这里，撒切尔夫人讲的是所谓软力量，即思想、文化和制度的优势。当然，撒切尔夫人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如今的英国虽然早已不是日不落帝国，但是它的软力量却继续影响着全世界。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与科学，均源自英国——想想洛克、斯密、牛顿这三个人就够了。无怪乎奥地利的哈耶克要对英国人说：不要忘记，是你们教会了世界人民怎样生活。

在六年前的一次讲演中，撒切尔夫人也谈到了中国。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无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它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它现在的意识形态，使之在可见的未来都会对西方充满敌意。以为经济的进步会自动地带来（政治的）改变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依然保留了共产主义的许多特色。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和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起码是在中国还被社会主义的包袱拖后腿的时候。但它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有危害的地区霸权。撒切尔夫人反对孤立中国，她主张把中国进一步引入全球经济体系；西方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要坚持原则，不要姑息退让。撒切尔夫人说，等到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破产了，西方可以用新的方式和中国打交道，不过在近期内好像还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此前西方仍应对之保持警惕。

关心国际政治的人不难发现，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和对苏共政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西方对苏联的态度硬，对中国的态度软。当然，这中间含有拉拢中国牵制苏联的战略考虑，不过等到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中共的态度依然保持温和，要比当年对苏联的态度更软。这大概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当年的苏联，在军事上虽然比美国弱，但毕竟是美国之外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次，苏联不仅自身国土辽阔，而且还拥有一系列卫星国，在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欧洲占有一半天下。再者，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模式一度具有巨大的传染性，它不但在第三世界有相当的感召力，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也有一些同情者和支持者。而在以上三个方面，今天的中国都不能与当年的苏联相比。第一、在短期内，中国不大可能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第二、共产中国没有自己的卫星国。第三、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缺少感召力，没有传染性，没有什么追随者。再加上中共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许多西方人出于对经济决定论的迷信，一厢情愿地认定，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政治的发展，经济的改革必将引发政治的改革；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这就可望用国际社会的准则去影响和改变中国。于是，西方国家便纷纷采取和中过积极交往的政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交往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共政权的专制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弱化或改变，反而有所增强。在中国，经济发展非但没有成为政治改革的动力，反而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成为中共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最大资本。不错，今日的中共政权缺少主义的包装，缺少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看上去就缺少传染性。但实际上则未必。在意识形态被普遍消解的今天，没有主义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主义，那就是彻底的机会主义，那就是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由于不依赖任何特定的主义的包装，因此能适用于打着任何主义的旗号的专制，因此就具有一种也许是更大的传染性。当年苏联的专制主义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而共产主义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所以苏共政权的传染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当年的纳粹德国呢？当年德国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特征，按说决不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因此也就不会有任何传染性。但实际上纳粹德国也有很大的传染性，它的传染性不在于它的种族主义，而在于它的专制主义。如此说来，以为现今的中共政权没有传染性，恐怕还是失之片面。

诚然，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在文化上占优势，专制无疑是野蛮的、落后的。可是从历史上看，在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文明并非总是获胜的一方。这就提醒我们，面对中共这个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霸权，自由的人们必须采取更坚定的立场。

首发北京之春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昝爱宗:请浙江省调查并公布杭州萧山区政府"7.29暴力拆除教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