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底层社会能改变无力状态吗?

——答一位友人

傅国涌

 

:前些天你有篇文章《民工夫妇自杀后面的无望》,据说在网上转载率很高,在你自己的博客上一天之内就有五万多的点击率,几百个跟贴,为什么此文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这篇不足两千字的小文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注意,我想无非是触及了当下社会的一些痛处,人们或许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表面上看,一对民工夫妇只是因为不足两千元的医药费投江自沉,实际上他们的死也是对这个社会的一种无声抗议,无论他们怎么努力、怎么勤劳,都无法改变他们朝不保夕的命运,他们的下一代也几乎看不到希望,社会流动的通道基本上是不通畅的。在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居社会顶端的百分之五的人口占有了最大多数的财富和社会资源,而底层社会最广大的人口已一无所有,沦为生存意义上的存在。我们的中间阶层包括那些沾沾自喜的小资、白领在内作为社会阶层的发育是不健全的,而且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有社会学家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倒‘丁’字型”,在这种结构中,“丁”字下面庞大的一横完全是无望的,他们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几乎被完全抛弃。经济改革越往前,他们的处境越艰难,生存状态越糟糕。即便那些居有房、出有车、以中产自居的城市白领,他们的地位也是毫无保障的,在两极分化的框架之下,他们和底层社会实际上处于同一极,都是特权阶层案板上的鱼肉。

:两极分化后面是社会的严重不公,这也是今天中国普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你觉得在现有体制下,有可能解决社会不公吗?如果这种社会不公的趋势得不到扭转是否存在风险?

:如果在进行了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之后,掌握全部权力的特权集团没有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话,那么社会不公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现在的体制还具有比较强大的消防队功能,哪里着火了就赶紧去扑灭,都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缺乏一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公平的制度性安排,这当中本身就隐含着一些风险,长此下去,总会着火,消防队不是万能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但他们长期以来就有着对“均贫富”的强烈追求。毛泽东用平均主义、大家一起贫穷的表面平等,将中国数亿农民钉死在土地上20多年,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个暗无天日的时代,是以牺牲大多数人最基本的权利、幸福为代价的。但是因为看起来似乎有一种相对的平等,所以当现实的痛苦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人们反而对那个温饱无着、高度控制的计划型社会不无怀念。解决社会不公的根本出路是实行民主制度,让权力受到制约,使特权阶层不能利用特权攫取非分的财富和其它资源。这在目前还是一条看不到希望的出路。

:最近,广州有个叫钟南山的院士因为手提电脑被偷,深恶广州的社会治安,呼吁恢复三年前好不容易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昨天的凤凰卫视还播出了一个专题节目,各种意见分歧很大。你对此有何看法?

:钟南山因为在SARS危机中显示出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成就大受官方青睐和媒体追捧,国人对他也有好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他的声音自然会被放大。我注意到在关于是否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争论中,主张恢复的往往是处于上层社会的人,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普通老百姓比如民工就不会赞成恢复这种臭名昭著的恶制。有不少人曾提到这个制度初衷的善良、出发点的美好,他们忘记了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大量不幸和悲剧,忘记了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以任何理由剥夺别人的自由。广州的社会治安状态与收容遣送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说收容能解决治安问题,那么三年前的广州应该是社会安全的天堂,而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从根本上讲,治安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整个体制的变革,有赖于社会不公现象最终得到制度性的遏止。

:这场争论显示的意见分歧是否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多种利益的共存与冲突,处于不同生存状态的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许多问题都会有这样的分歧?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

:是的,我们处于一个被撕裂的社会,骑自行车的人和坐宝马的人,毫无疑问在许多社会问题上都很难形成共识,这就是平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吧。不同利益的存在所造成的不同看法原本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同利益的形成本身是畸形的、不公平的、变态的,我们是起点的不公,而不光是结果的不公。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富有忍耐力的、勤劳的,他们并不嫉妒特权阶层们过的天堂生活,他们也不抱怨自己痛苦无奈的地狱生活。用鲁迅的话说,他们只是要想暂时做稳奴隶罢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常常连奴隶也做不稳。媒体时有披露社会两极分化越过了警戒线,这是社会危机的预兆,实际上这个社会已经处于高度的不安之中,而我们又缺乏表达的平台,不同的利益阶层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是不对等的,处于底层的最大多数人口基本是失语状态,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略不计,媒体上充斥的是泡沫话语,许多严肃的话题都被夜夜笙歌遮盖起来,得不到真正的讨论。众说纷纭、众声喧哗面对的是舆论一律,没有公平讨论的平台,最终不可能形成底线共识,撕裂的社会就像散了架的骆驼,正如一位朋友说的,中国的老百姓有量而无力,我们是一个个分散的原子,而特权阶层已经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因利益而抱团,暂时结成了同进共退的同盟,要改变如此的利益格局难于上青天,但是社会还是要往前走,这一切必须改变。

  一对民工夫妇的生死仿佛轻如鸿毛,不断重复的悲剧几乎让人神经麻木,我的一篇小文受到那么多读者关注,令我意外,让我感受到人心不死,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希望不在脑满肠肥的上层社会、有头有脸的精英们身上(他们中尽管也有不泯的良知),希望在下面,在社会底部,在千千万万没有表达机会的人们身上,当他们改变有量无力的时候,社会转型就会出现新的契机。这一天早晚会来。

首发民主中国

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

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

    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
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
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
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
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
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
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
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
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
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
敌?

    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
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
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
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
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

    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
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
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

    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
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
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
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
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
“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
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
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
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
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
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
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
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

    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
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
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
支持和认同中共呢?

    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
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
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
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
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
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
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
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
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
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
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

    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

    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
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

    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
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
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
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
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
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
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
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
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

    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
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
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 BR>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
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
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
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
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
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
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
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
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
“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

    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
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
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
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
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
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
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
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
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
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
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
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
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
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
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
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
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
寇的路子上去了。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
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
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
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
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
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
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
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
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
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
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
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

    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
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
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
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
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
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首发北京之春

陈破空:六四屠城的后果: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
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云云。
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避
免这种悲剧的唯一出路,就是政治改革,实现中国民主化。“六四”前夕,中国经济已经进
入全面发展高潮。“六四”屠杀,不仅在政治上、社会上、国际上带来严重后果,即便在经
济上,也直接带来负面后果。

    后果之一,不仅葬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增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难度。因为,
不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体制弊端,都是改革的核心;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改革经济体制,必触动政治体制。

    “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更加理直气壮地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
为名,抗拒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借政治改革的无限期推后、以及经
济改革的放缓和停滞,更加肆无忌惮地洗劫国有资产,暴敛财富。

    十七年来,发生在城市及其郊区的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以及发生在农村的强行征地和
暴力征地,愈演愈烈,就是对上述发展趋势的活生生写照。特权利益集团的膨胀,为改革构
成更大阻力。尤其政治改革,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八九时期,示威学生要求“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果然,“六四”镇
压后,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
掏空。与此同时,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
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
染的恶性循环.后果之二,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
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
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
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
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增长而不发展。

    后果之三,中国知识分子主体蜕变。回顾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八九民运,除
了政治改革的诉求,经济层面,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
上也起了中介或中间人的作用,“反腐败”的口号,就是无形的体现.“六四”镇压后,中
共一方面监禁和迫害民主运动的带头人,另一方面,又加紧收买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
英,通过再三加工资和分配福利房,让知识分子“收声”,甚至变为己用。知识分子主体的
失声和蜕变,使官民之间和贫富之间,都失去了籍以调节和润滑的中间地带。如今,每年高
达八万多起的抗争事件,已经直接来自农民、工人等广大弱势群体.少数保存风骨、坚持仗
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则融入到这类抗争中,通称为“维权”。换言之,“六四”之后,知识
分子也被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替政府说话,一方为民众代言。

    目前,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达到“世界之最”。标志贫富分化的基
尼系数,官方承认已经超过0.45,达到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如果算上中国官场和社会精
英中,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这一数字更高,甚至可能高达0.6,不仅超过“警戒线”,
还创下“世界纪录”。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可以说,这些,
都是“六四”镇压的后果。

    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转型和平达成,彼时,初露苗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必然得到及时遏制。断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时至今日,当局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既可能朝前走,也可能往后退。朝前走,
就是切实展开拖延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和透明机制,监督官商两界,平抑收入差
距,进而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康庄大道。惟将触动特权阶层的既得
利益,主导者可能冒莫测的风险.往后退,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以胡锦涛
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往后退”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毕竟,中国早有古训:“不患
寡,而患不均。”如果胡锦涛往后退,祇需搞几波“杀富济贫”,暂时也能缩小收入差距,
祇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今年五月底,中共政治局就“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召开
专门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一贯“温文尔雅”的总书记胡锦涛,“训话”中颇有几分
“火气”。看上去,是流露其对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官吏之阳奉阴违的不满和不耐烦。但也很
可能祇是借机敲打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为明年“十七大”人事安排铺路:排斥江系人马,
扶持团派子弟。

    因为,目前很显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大多出自“上海帮”或江系势力。如果胡锦
涛的“火气”,仅仅是出于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所谓解决中国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也不过就是一句空话,仿如各种“严打”运动般,刮一阵风罢了。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
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不仅不能平反,一
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
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若不那样,何以保持
“世界第一”? ◆
首发北京之春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狱中作家奖”的评选办法要点

奖名:狱中作家奖
奖金:两千美元
授奖人数:一人
提名范围:本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狱中作家”名单(及国际笔会名单中国部分)中仍
在系狱或获释后仍在“剥夺政治权利”期者;
评选程序:会员提名,狱委投票决定,报理事会批准;
提名时间:200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
颁奖日期:2006年11月10日的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颁奖项目:奖状,奖金,颁奖辞。
提名邮寄信箱:
[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林昭纪念奖评选办法要点

(2006年7月20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自2005年起创设并颁发林昭纪念奖。本奖每年颁发一次,获奖人1名(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本年度奖金为2000美元。
二,林昭纪念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精神,遭受政治迫害或被剥夺人身自由,处于逆境创作不息而具有突出表现与实绩的,年龄在40岁以下的优秀中文作家个人(特殊情形年龄不限)。
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举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及民间文化机构亦可参加提名推举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获选理由。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后有效。
四,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林昭纪念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余杰、余世存、马建、杨炼、北村、王一梁。
七,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7月20日晨0时起,至9月20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于9月30日前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人。
十,独立中文笔会笔会将于10月20日前公布本年度林昭纪念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有条件时,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自由写作奖评选办法要点

(2006年7月20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创设并颁发自由写作奖。本奖每年颁发一次,获奖者1名         (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2006年度奖金为2000美元。
二,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精神,具有突出表现和创作实绩的中文作家个人或群落。
三,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举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及民间文化机构亦可参加提名推举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获选理由。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后有效。
四, 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自由写作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余杰、余世存、马建、杨炼、北村、王一梁。
七, 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7月20日晨0时起,至9月20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于9月30日前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组),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人。
十,独立中文笔会笔会将于10月20日前公布本年度自由写作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有条件时,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

中宣部出面查封民主与自由网站 海外媒体关注

 

【2006年7月20日狱委讯】7月16日中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中国电信关闭国内著名的思想网站民主与自由(观点)网后,海外媒体纷纷予以强烈关注。当天博讯新闻网第一个发出了该网被封的消息,接着大纪元和看中国等网络媒体也发出了报道。

由中宣部出面关闭个人思想网站实属罕见,因此平面媒体等都纷纷跟进报道。7月17日,香港出版的《南华早报》和《苹果日报》立即报道了中宣部出面查封,民主与自由网站第48次被封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继在16日发出一则民主与自由网被封的简短消息后,在17日的粤语节目里播出了记者李建军的报道《“民主与自由网”第四十八次被当局关闭》。报道指:

异见网站“民主与自由网”由周日开始第四十八次被当局强行关闭,网主指责当局违反中国宪法,侵犯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及权利。而一直支持中共政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福建的网站周一凌晨被黑客攻击,并被贴上批评政府的内容。

民主与自由网在本周日中午再度被封锁,直至周一黄昏为止,网站仍然显示网站未缴费因此被封锁,未能恢复正常服务。这次是民主与自由网自二零零一年启用以来,第四十八次被封闭。

网主吴伟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组记者访问时指,中国电信向他们透露,中宣部是以言论内容敏感为理由,要求中国电信封锁民主与自由网。吴伟认为,由于平均个半月被封一次,加上中国国内愿意接受按月缴费客户的服务供应商不多,要重开都需要一段时间。

他指中国当局一次又一次封网,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侵犯了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权利。他说: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因为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网上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不应该剥夺这个权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曾向负责民主与自由网备案工作的广东省通讯管理局查询,但未得到任何回应。

民主与自由网,又名观点网,在二零零一年成立,曾于北京、成都和广州等地正式备案注册,但亦多次被信息产业部,以政治理由取缔备案而关闭。

同一天,美国之音也播出了记者致远在香港发回的报道《中国民主与自由网站第48次被封》。报道说:曾经倡议联合国内知名知识分子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司法解释的中国大陆网站民主与自由论坛星期天被中宣部下令关闭。中国当局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关闭一些网吧、阻断电子邮件及搜索引擎,屏蔽海外新闻网站、并引进新的过滤系统限制政治敏感词汇的网上搜索。 

民主与自由网2006年7月16日中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封闭。民主与自由网站负责人野渡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说,中宣部使用了非正式渠道,因为按照规定中宣部没有权力令某一网站关闭,因此中宣部便强行下令给有关电信部门关闭网站。 中宣部以有敏感文章为由下令关闭一个个人思想网站,但是却无从提供任何法律依据。 

野渡说:“根本就没说。因为叫他们说,估计他们说不出来,因为如它指出哪一篇文章违法的话,我们把文章拿来一看没有,它怎么和我们辩论呢。所以它关闭网站的理由很抽象,就说有敏感内容,有政治文章,诸如此类。” 

独立中文笔会作家赵达功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共当局现在对媒体控制前所未有的紧张、严格,关闭网站不讲理由。 

赵达功说:“它现在可以不讲理由,什么理由都不讲,它不跟你明说什么,关掉就完了。在搜索引擎里,比如贺卫方这三个字,都是敏感词,都会被过滤掉。中共当局现在对舆论控制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前所未有的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