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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在1980年，中国的人口学可以说刚刚起步，对很多人口理论都没有搞清。不但那时是这样，甚至到了1999年元月，当时的《人口研究》主编乔晓春博士在该刊第1期卷首语中感慨道：“难道我们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都没能够搞清……。”人口理论没有搞清楚，那么人口数据呢？从1991年以来，中国人口的一个关键数据—-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就一直没有搞清楚，人口政策就是建立在没有真实数据的“空中楼阁”之上的。只要政治权力仍笼罩着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国的人口学将永远是“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数据都没能够搞清”。

为阿钟诗集《拷问灵魂》而写

（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他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得到了心灵的共鸣，好像那是他创作昏暗主题的阶段吧。悲观的阴影使得白天在诗句之中倒下了，然而现在诗人阿钟站在那里，并且不时地在萧瑟的废墟上徜徉着。）
上海的现实氛围一直是一种试图扼杀诗歌的现实。一九八六年一只毒手袭击了默默禁陷了张广天。一九八七年我自己也在这同一只毒手的恶意抚摸之下元气虚竭地离开了上海。离开上海是一个秘密的行为，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何可家和阿钟临别时的狂饮，那天还有张阳、吴振伟和魏琪。我喝醉了，上了火车，同行的是黄振耀。之后，我在西双版纳，而阿钟在上海。
冬天到了，邮递员把一张邮包领取凭单送到罗浮路69弄117号，单子说邮包里的东西是一颗脑袋。他去邮局取出了邮件。那是一只椰子。我在西双版纳，而阿钟在上海。
他在上海。写诗。写更多诗。
八八年我和阿钟在南京重逢，然后随他一同回到上海。在去广化寺之前，我常常在他那里。在他的川公路陋室里，我们一同写诗。来来往往的朋友也很多，张阳、卢斯、施政他们，陈刚、王一梁他们。然后我去了广化寺。阿钟说，你是身子在流浪，我是灵魂在流浪。

　　　　　我在人群中混迹
　　　　　在语词的愤怒的联合中我终于抹掉了
　　　　　神性的锋芒
　　　　　而我似乎没有在这土地上生存

我当时是带着皈依者的心情到了莆田，念佛打坐。在广化寺的香火烛光和佛号声声之中，偶尔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内心骚动，而真正撼动我的“尘世中事”则是王一梁寄来的《亚文化未定稿•第一期》。而这时那只毒手又在伸向广化寺，于是我决定去缅泰的佛教地带。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又到上海。在那些晚冬的夜晚，阿钟、陈刚和我一同参与了王一梁的《亚文化未定稿》的工作。这时候我常常读到阿钟的诗歌，在诗艺上，我读到阿钟游刃有余的自由自在；在诗意上，我则仍然感受着阿钟一贯的生命悲观主义，——也许那是使得他后来发现叔本华的因由吧。那些晚冬的深夜，阿钟的诗歌、一梁的亚文化散文和苏芮的《尘缘》。后来，我就从西双版纳出发去了缅甸泰国。

九十年代是我远离故土的日子，或者说，在八九年的春天我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故土。阿钟仍然在上海。那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上海。阿钟继续写着黑色的诗卷，我偶尔在世界的另一边读到它们。在我所无法重归的那片土地上，九十年代发生了许许多多。等我在2000年重新回到中国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故土。我第一次回国是从哥本哈根飞经伦敦而到北京，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首先遇到的不是我八十年代的那些老朋友，而是新朋友马骅。马骅首先是阿钟一梁他们的朋友——他们在上海有过一个共同的九十年代。那次我没有见到仍处在那只毒手之中的一梁。和阿钟重逢的感觉是，他看上去变化并不大；他告诉我说，他在吃斋。
我回到上海的感受就是：我失去了自己梦中的上海。然而我们在继续失去着，九十年代上海的朋友们失去了阿大，到了新世纪，我失去了我的新朋友马骅。阿钟和一梁都拒绝接受这个现实，阿钟甚至说马骅仍然在给他打电话，但是韩博说，阿钟手机上的那个号码肯定是一个错觉。我们的日子流失了，我们的朋友们也一个一个地离去，我们为自己留下诗句，甚至这些诗句也都在流失。现在诗歌在我们眼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有着其本身的意义，因为我们把这短暂的生命看得更为清晰。
但即使是一些流失着的诗句，我们毕竟在这个世界中写下过它们。它们不是人世间真理的依据，但它们是生命历程的见证。回首相望，我们已尽历了沧桑。沧桑在记忆里是过眼烟云，那么，就让我们看这些诗句吧：

　　　　　真理，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如此沉重
　　　　　在此请不要将我的思想腰斩
　　　　　不要让我的联想中断
　　　　　不要为我的文章分段
　　　　　因为我厌恶整容
　　　　　因为我似乎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

这是一些九十年代的诗句。他似乎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然而他确确实实地在这片土地上。到了新世纪再回头，仿佛“昏眩的一生”只是老式日光灯管下的烟雾，“在屋子里弥漫”。
今天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有的是五彩缤纷的现代化建筑，而在这繁华的另一面，八十年代梦中的最后一点幽光已经熄灭很久了。“神圣的病毒在阳光下骄傲地舞蹈”，寒碜的理想主义“又一次昏倒是为了成熟的死亡”；阿钟为自己留下诗歌；但我们今天知道，诗歌是不再能够支承生命的诗歌。或许他觉得，意义的表达是陈腐的辞句；或许他觉得，无意义的表达一样是陈腐的辞句；因此他写下了那在八十年代曾经是非常平凡的陈述——“田野里一片茂盛”，如今上海已不再有这样的夏景了，我以我在八十年代读到的歌德诗句接上来说，——“美丽的声音化为乌有，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
或许我只能以这点记忆来作为阿钟诗集的跋。我是一个不喜欢谈论诗歌结构的人，那么让我们直接阅读他的诗歌吧，直接阅读从这些诗歌中的显现出来的悲观者吧。上海的夜晚越来越灯火辉煌，我们在这喧嚣之中随便打开这本诗集，随便翻到其中的一页。周围有很多人，或者，也许人们都已经回家；华灯下的街面打扫得很干净，或者，也许你是在一个肮脏的拆迁地域；你看见在小区里打太极拳的人，或者，眼前是一个盲流的民工在街边吃面。其实我们已经出离了记忆。这是新世纪。这是在上海。

　　　　　天黑得只能开灯了
　　　　　这时也已看不见天上的蓝

《学习时报》[2006年3月2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今年“两会”期间，有两组数据引人注目，一是关于行政成本，25年当中增长了87倍，一是关于大学学费，从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年，上涨了25倍。前者正是后者的原因，行政成本占了财政总收入的1/4到1/3，以致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增加教育的投入，从而导致学费节节上涨。此前，《人民日报》就曾经报道过，80年代末以来大学学费涨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只增长2.3倍。高校学费涨幅之大、涨价之快都超过了普通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幅度与速度，脱离了基本国情，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导向受到了社会舆论日渐强烈的批评。

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长期以来严重不足，公共教育支出目前在GDP中所占比例尚未达到过4%。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事实上到2005年我国的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占GDP比例仅仅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我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2003年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是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

以往我们常常听说，教育投入之所以不足，是因为国家财力不足，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的提案《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引起了舆论的聚焦，他在这份提案中痛心地指出，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们的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之快（平均每年增长23%）、成本之高，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中国青年报》3月6日的报道更具体，仅仅2005年，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就达到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6000亿元以上，占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几乎相当于全部教育经费的2倍。遏止行政费用暴涨的势头，使国家财政资金能向教育、医疗等方面倾斜，这不光是任玉岭等具有参政议政资格的人们的意愿，也是所有国人的意愿。

   我国教育的症结不只在于垄断，更在于垄断权力本身就具有不正当性。

与教育的独立本性和功能相背离的权力

    随着私立学校被改制和被吞并，公立学校大一统，教育被驱入政治功利的独木桥，这就注定了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的反常关系，本应对学校提供服务、对全社会的教育发挥协调功能的教育行政部门因此掌控了不应属于它的权力，这种权力派生自与教育的独立本性完全背离的目的——控制教育。
    
    对教育的狭隘定位和相应的控制型体制导致了教育功能的极度萎缩和畸变。就连教什么、怎么教或招生、考试这些地地道道的学校事务都必须听命于它。近十多年集中暴露的种种教育问题，无论是教材水平低下、教育质量低劣，还是摧毁学生的应试教育，根子都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样一个掌控了巨大权力的机构所标志的教育独立性的丧失，根子都在这个权力的专横。
    
    大学表现尤甚。近些年随行政权力恶性膨胀而派生的几种现象，就颇值得推敲。一是行政部门成了校内“政策”制定者，教师完全被排斥在学校大小事务的决策之外。行政部门所定“政策”但凡关涉利益，无不带有损害教师权益而大幅向行政倾斜的偏私性；二是以庞大编制存在且机构重叠的行政部门热中于制造出无数“工作”来骚扰教学、折腾教师，而且“政”出多门——别的不说，仅只来自不同行政部门的重复填表就令教师不堪应付，行政部门乐此不疲的折腾活动对教学造成严重破坏。第三，也是最恶劣的，是把过去对教师并不那么公开的贬损和防范公开化。例如，不少学校在所有教室安装电子监控设施，把教师的教学置于全程监控下。校内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监管在有些学校以更露骨的形式表现出来：除了对教师授课的电子全程监控，教务处还每天倾巢出动，堵在教学大楼进出口监视教师出勤；如果他们自己要开溜，盯教师的“任务”甚至可以委托给打扫教学楼的清洁工。行政人员和教师之间关系的颠倒就被行政部门如此放肆地以老板、监工对劳工的最荒唐形式彰显出来。如此贬损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哪还有中坚力量的尊严？大学校园哪还有什么自由对话和创造性发展知识的氛围？

不正当的权力、更不正当的使用

    建国之初，因天下甫定，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强势的政府。那时赋予教育行政部门巨大权力，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五十多年过去，执政方式的转变已成了时代主题，教育行政部门仍故步自封，其权力运转架构明显跟转变执政方式的时代主题不合拍，这已经是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障碍。问题更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还在以惊人速度扩张；扩张了的权力肆无忌惮地以自我授权方式把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腐败性发挥到极致。
    
    政策性祸害教育的一大恶果是由政策和制度预设并强化的教育不公，它贯通于教育的一切环节。其中对底层的排斥尤具制度性，近些年尤被强化，使得教育不公成为种种社会不公中最刺眼也最无由辩护的不公。包括1999年秋季全面推行、而如今无人认账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如果考虑到通过教育推进社会公正的教育民主化国际潮流，近年不断强化对底层的排斥，不能不说是倒行逆施。
    
    说起教育腐败：学校滥评职称、滥授文凭、权学交易……，无一不发端于政策口子。而所有形式的教育腐败背后都有部门利益作祟。最触目惊心的是，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对权力的扩张和权为己用的方式已具黑社会倾向。诸如教育行政部门顽固坚持应试教育的利益动机；许多公立学校学费要先打入这个部门的账号进行再分配；在出台所谓“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政策瓜分和抢夺公共教育资源的同时，打压真正的民间办学，终止民办教育机构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均是这一危险倾向的有力证明。所有这些无不表明，教育并没有被人家看做立国之本，而是被人家看做喷涌金钱的宝泉。放纵公立学校化公为私办假民校，打压真正的民办学校，则是把教育当成自己的码头，掌控下的公立学校犹如码头上的小兄弟，好处是要上贡的；民办学校不是码头伙计，所以不得染指。而且“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政策与终止民办教育机构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无理规定相配套，结果是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上都依托于公立名牌学校的假民校大批涌现，制造出民办教育大发展的假象欺骗国人。而在这个假象下，一方面是对真正民间教育的釜底抽薪，把近十多年间艰难起步的民办教育推向绝境；另一方面，公共教育资源大量落入小集团之手，成为权贵们的私有财产。
    
    教育行政部门的公权私用并没有限于教育界，而是到处延伸。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甚至延伸到出版社。出版社要想出教材教辅，必须给它纳贡才能立项，纳贡名目比如“点子费”什么的，占出版的教材教辅经济收益10%左右。无论有没有介入编写，这不小的百分比照取不误。当然并非所有教育行政部门都有如此行径，但如此行径的性质极其恶劣，哪怕个案不多，危害也很大，何况它极具扩散性。
    
    事实在在说明，教育为公，而不是蜕变为教育行政部门的私家领地，其前提必须是教育行政部门不再握有对教育的管制权，真正回归服务性、协调性功能；为着对教育服务和协调而拥有的公共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不下决心先走出这一步，教育兴国也好，立人也罢，都不会有希望。

● 周扬文革前是贯彻毛路线的左王，文艺界一根打人的棍子，但历经文革劫难后沉痛反省由左返右，因此对周扬的评说亦各有不同。

李辉曾编过一本《是是非非说周扬》，也就是不少人评说周扬的集子。从集名上就可以看出周扬乃是非人物。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央视十套文艺频道「大家」栏目采访著名导演谢铁骊，谢先生回忆中仍提起一九六三年文化部领导集体审查影片《早春二月》，文化部长茅盾等人一致鼓掌，惟周扬嗅觉特敏，当即指出该片带有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走入陀思妥也夫斯基「自我完善自我牺牲」的人性论泥淖。后来，影片《早春二月》与《北国江南》一起遭到公开批判，一时间全国有数百篇文章猛烈开火。当然，《早春二月》现已跻身新中国十大经典影片之列，乃是为谢铁骊先生带来最多荣誉的平生杰作。

周扬长子是「黑大」内定自由化人物
一九七八年，当我进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时，副系主任即周扬长子周艾若先生（后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当时不少同学沿着文革式一面倒思维：周扬既然是文艺界一根打人的棍子，还会做过什么好事么？文革中被毛泽东关进秦城监狱，那也是活该！没什么好可怜的。而且恨父及子，对周艾若老师也多掷白眼。其实，周艾若先生的人生道路非但没有得到什么父荫，倒是得了不少来自父亲的「反面遗产」。那时，虽说周扬还在台上，但周艾若先生在学校却属边缘性人物，反自由化时甚至还被内划黑大的自由化人物。

因为上述关系，大学毕业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十分关心周扬，十分关心涉及周扬的文章。最近，本人从香港开放杂志上读到一篇写于一九九二年的《怀念周扬》，作者是一九五○年代名噪一时的河北青年女作家刘真。刘真乃山东夏津县流浪儿，一九三九年被八路军收留，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二年入学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一九五三年再入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后先入武汉作协，再调河北作协，现旅居澳洲。（按：见本期读者来信）

周扬确实根据上级精神整过丁玲、胡风、冯雪峰、艾青 …… 一九五○年代，丁玲曾说：「他把鲁迅的人都打光了。」但对当时的青年作家刘真来说，周扬却是她的伯乐。周扬不仅早在延安就发现了她大哥晋驼的小说才气，而且还发现了她的文学才华。一九五六年因周扬的推荐，她的两篇小说（《春大姐》、《我和小荣》）分别被长影和北影拍成故事片。刘真顿时声誉鹊起，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进了主席团，与老舍一同在怀仁堂舞台上主持大会，连周恩来都坐在边上。

刘真谈周扬文革前右的一面
众所周知，周扬晚年转「右」，乃是他找王若水、王元化写了那篇异化问题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载《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再惹是非，遭到批判，再写检查。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当面训斥他「反中央」。其实，早在文革前，他也曾做过不左的事儿。刘真在文章说：一九五九年经河北省委批准，康濯带头批判她尚未发表的小说稿《英雄的乐章》，说是要打自己的孩子给赫鲁晓夫看。一九六二年，周扬来到当时河北省府的天津市，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会。刘真因受批判不能参加，周扬特派秘书用自己的专车去接刘真，「用此表示对河北文艺界领导人们的不满意和对我的安慰与支持」。而且在专门批评河北文艺界领导人的小会上，周扬让刘真列席，十分激动地说：「人家没有发表的稿件你们拿出去公开批判，这是不道德的。」就在这一会议上，周扬说了一段文革中成为重大罪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厉害，人家受不了还可以跑，你跑到哪里去呀！我们做领导的应该对每一个同志负责，多爱护。」小说《敌后武攻队》作者冯志感动得放声大哭，「又哭又诉苦，很像是小孩子见到了亲娘。」散会时，周扬还有意当着全体领导人的面：「刘真，吃了午饭，秘书来找你，我仔细听你谈谈，有话你尽管说。」下午，刘真与周扬谈了三个半小时，而且完全听刘真说。「我说了徐水县大跃进的种种坏事，因反映真实情况受了处分，假话我不会说，说真话无法活，等等。」 周扬对她一句批评话都没有。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批示说作家不接触工农兵，做官当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周扬顶抗这一批示，立刻要求每一作家汇报下乡下厂的时间，用以向毛泽东说明作家们并非脱离工农兵。一九八九年七月周扬去世，刘真出席八宝山追悼会，发现虽然各界唁客不少，但没有人哭他，情绪轻松。刘真感慨：「多年来，他作了那么多次长篇大报告，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死后竟没有一篇文章悼念他，肯定他一生的辛劳，似乎他的名字不叫《周扬》，叫﹃没法说﹄。」

左王邓力群不满周扬的作风
就是一九七七年底周扬复出，邓立群向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建议让周扬来当副院长，胡乔木没同意：「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对他印象好，但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 故而，周扬最初只是社科院的顾问，一九七八年九月才当上副院长，不过胡乔木还是认为：「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确实，由于周扬当惯了当领导，到哪儿都要当发号施令的老大，作为中社院的副院长，竟去管人家文化部的事。「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画脚，弄得黄镇（文化部长）很不高兴。这是他的主要缺点。」邓立群说周扬对新单位尚不了解情况便下车伊始，「上来就即席发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一）

当然，刘真与周扬接触有限，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不可能说明周扬「左」与「右」这样的大问题。各人的感觉也很不一致，如丁玲因自己的彻底平反受到陆定一与周扬的阻挠，认为周扬晚年到处道歉，多向那些间接受害者，而未向自己、陈企霞、艾青这些直接受害者道歉。因此，丁玲对周扬晚年的「自左返右」很不以为然。不过，刘真的文章作为周扬的一个侧面，至少可以说明文革前的周扬并不完全「左」到了家，多少还有所保留，而且能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厉害」，这也说明文革后他由左返右，实在有着相应的历史根源与思想基础。

人确实是十分复杂多面的，尤其涉染政坛的大人物，公心私欲交错纠缠，很难从一个角度观察到全部行藏，前后行为也不可能符合逻辑的一贯性。但是，刘真这篇《怀念周扬》还是再次说明：谁做过的好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对大人物来说，则是历史是不会忘记的｜｜成败毁誉，账还是会一笔笔算清楚的。

（一）：《邓立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 》，二○○五年印行，第一八七｜一八九页。

民怨沸腾是指老百姓怨恨犹如沸腾的水一样，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也
日益陷入这种局面。每年这个时候，在大学校园形成了两股洪流，一
是许多家长为了子女就学到处打听招生情况或者准备借债，二是大学
毕业生为找工作四处奔走。这两股洪流从现在开始萌芽，到7、8月份
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两股洪流猛烈地折磨着老百
姓的神经，尤其是第二股洪流成为老百姓心中永远的痛。

这实际上是靠“国家的制度”把你的投资引进来，使得你血本无归。
这和强盗又何
两样！

这几天赖昌星成了世界各大中文媒体的“宠儿”（中国大陆除外，因
为中共宣传机构下令一律不能报道），本人过去对赖昌星不太了解，
只知道他是遭中国通缉的一个草根企业家。细细读了这几天报纸上赖
昌星有关两岸关系、个人心境的谈话，发觉这个人不是印象中的“草
包”，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也不差到哪里去。老赖在加拿大7年
了，人们冷不丁发觉，今天的老赖还真是进步了不少。即便对照胡锦
涛的“八荣八耻”，还都能对上个子丑寅卯。

看来，以目前老赖的言行，确实和“八荣八耻”还真能对上点号，至
少比不少大陆的干部们要优秀得多，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理应在老赖遣
返后，给他颁个什么荣誉奖状之类的东东。不过，连老赖都可以从容
不迫地“取为己用”的东西，我们切不必太当一回事情。中国是个口
号大国，不管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三个
代表”、“八荣八耻”，只要行为与口号完全分裂着，那么，就会被
“老赖”们轻而易举地幽默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