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那些永恒的女性

八、九年前,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做了某报的助理总编辑,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朋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做事认真,理科出身而文字极好,动手能力强。我后来离开报社,跟他一度失去了联系,却常常想起他来。今年三月开博客不久,他就跟我联系上了。说是看我的博客,有太多的话要跟我说。我们在网上聊天。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朋友说他太太年初去世,十年来,做了三次大的手术,最后在医院里突然安详地走了。我批评过我们八九一代人。朋友说:“我太太是八九一代。我跟她恋爱时她在广场。九0年研究生毕业,一到单位就下放。在河南呆了4个多月。那时我们刚结婚。我跟她一起生活18年。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任何事。抨击任何事。她总是淡淡的。微笑地面对任何事。我只有一次看到她哭泣,就是当年事后的一个同学被开除。同学的父母来北京。大家请他们吃饭。”

朋友说:“在这些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大的人。包括老弟你。怎么就没有遇到一个像我太太那样。没有一点浮躁。没有一点不平之气。坦然面对。以自己最平和也最坚韧的方式。默默地。而不是喧嚣地。做他(她)的人和事。现在我想起她的生平往事。常常忍不住流泪。我们生在这么一个喧器浮躁之世。用变本加厉的喧嚣浮躁来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才华。1999年夏天我离开报社。进入商界。每天回家跟她三言两语。心境就能归于平和。”

今天我把跟朋友的谈话整理出来。我把那些网上一行行的句子拼凑在一起,仍能感到其中巨大的张力和人性密度。在那些句号之间,都是诗行一样无数量的心思,其间夹杂着我的简单的话,比如:“你说”、“我在看”、“我在看”、“是啊”、“太对了”之类。我看着它们,看着人世间的真情美丽,有一种大恸无言的感动。

朋友说:“我想对于世道人心的批评。第一个层次是技术上的。比如政府在“技术上”未能解决好民生问题。医疗,教育,就业。这个层次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批评者不是技术专家。批评者的解决方案更差。比如郑谈如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他的方案会更差。”我说:“他在此时充当的是专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职能。”

朋友说:“所以知识分子要专注于他自己的职责。比如说医疗体制。现在药价成了众矢之的。不是太可笑了吗。医疗的问题是政府投入不足。政府投入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政府为什么不愿投入医疗和教育。一个不愿投入医疗和教育的政府有没有理由收取那么高的税收。甚至有没有理由收税。这才是郑应该表达的问题。政治的社会伦理。”我说:“这个说法强过当下那些盛名学者。”

朋友说:“我太太最后一个治疗用了一种英国进口的药。每天的费用2000多。比香港贵30%。发改委核准的价格。帮助跨国公司抢自己公民的钱。那么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我太太在世时,我跟她抱怨这些事。她的见解让我难忘。她说,你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人去讲道理。也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政府去谈社会理想。我说你是不是很失望。她说没有。她说在她身边的都是非常好的人。”我说:“我同意。只要自己有信心让周围美丽,就不要对人性或人类失望。你太太则从周围发现了美丽。”

朋友说:“是的。她走以后,许多朋友跟我谈起她。我才知道她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产生的影响又这么好。一起生活了18年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地想她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浮躁和功利的年代还能有她这样一个人。”我安慰朋友说:“很多啊。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

    朋友说:“我想只有这样的人很多。这个社会才能归于平和中正。学者才能不妄语。政治才能不悖于社会伦理。我曾经跟我太太说,在这个社会里做一个公民太卑贱了。我太太跟我说,那就忘掉这是一个什么社会。”我说:“她说得太对了。我多次批评唐德刚这些大历史学家,也是这个意思。”

朋友还说了很多话,说太太走后,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孤儿,无所依傍,六神无主。他在想以后的日子他做什么,怎么生活。

我知道,那个逝去的美丽的灵魂以另外一种方式重塑了他。歌德: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刘晓波: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今天,5月26日晚,我接到孙文广教授的电话,向我告知了山东济南市警方对他的非法传讯。

今天下午大约5点半左右,孙教授正在家里休息,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的十几个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孙教授的家中。

他们宣称要检查孙教授的电脑,孙教授要他们出示搜查证。但他们却回答说:有工作证就行。随后,警察出示了工作证,开始在房间里反复拍照录像。

然后,又是在没有出示合法传唤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孙教授带到山东大学公安处办公室,并抄走了孙教授的两台电脑。警方就孙教授的网文进行讯问并作笔录。据孙教授讲,他们主要问了三篇文章,两篇是批判江泽民的,一篇是批评中共宪法的。

整个询问过程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询问完毕后,警方扣留了两台电脑,声称要在检查后才能归还。

我谴责济南市警方的执法违法!强烈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据我所知,山东当局对孙教授的迫害早已开始,去年就已经禁止孙文广教授出境,剥夺了他每年前往台湾探望亲兄弟的权利。

年龄已过七十的孙文广教授可谓历经磨难之人,从1957年大学毕业到1981年12月刑满释放,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仅仅有三年安静的日子,其它二十一年几乎可以等同于被迫害。

早在1960年”反右倾”运动中,他被指控为“思想右倾”,受到连续批判。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再次受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即被批斗、隔离。他不服气,写大字报反击,向党中央写上告信。他的抗争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1966年6月中旬,他被关进监狱六个月,追查他攻击毛泽东的问题;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队”运动中,他再次遭抄家、批斗、游街、拷问,被扣上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罪名”,关进”牛棚七个月;在1971年的”清查5‧16″运动中,他又被关进”牛棚”二十一个月;1974年12月,他再次被捕关进山东省看守所单人牢房三年半。

1976年11月,在”四人帮”被捕后的一个月,他开始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上书,诉说自己的冤狱,批评毛泽东及其接班人华国锋的错误。这些上书非但没有给他带来解放,反而在1978年1月被济南中级法院判处七年徒刑,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随后它被送入 “济南劳改支队”。在狱中,他并没有认罪伏法,而是一直在为自己的清白申辩和评论国家大事,写出了长达五十多万字的《狱中上书》,真可谓不屈不扰。

1981年12月,孙文广教授出狱,但只能留在劳改支队就业。一年后才获平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1985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相继担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及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发表经济论文数十篇,主要是批判极左经济思想理论。

孙文广教授退休后,开始撰写政论,批判中共独裁和呼唤中国民主;他声援受迫害群体和参与民间维权,特别是,他多次撰文为法轮功呐喊,并参与发起了废除劳教制度的签名信,至今已经获得上千人的响应。

孙教授的批判性政论以尖锐直率、饱含激情、说理清晰见长,所有文章也只能发表在海外的各个中文网站。由此,他很快成为网络上极为活跃的政论家,并成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同时,他先后在香港出版了两本文集《狱中上书》和《百年祸国》,另一本《呼唤自由》也即将出版。

从1960年到1982年,中共政权对孙教授的长期迫害,可谓负债累累。时至今日,旧债还未得到公正的清算,中共警方又开始了新的迫害。我不能不质问:这个邪恶的制度还要不拿人当人多久?还要非法践踏孙教授的人权多久?

最后,我想把这句话献给孙文广教授,以表达我对他几十年顽强抗争的敬意:在这个无自由的国家,公民反抗独裁的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尊严和责任中生长出来。

2006年5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彭小明:文革研讨争论激烈

    会议的最后两个题目,是文革研讨。大会是在四十年前文革正式肇端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四十周年的时刻召开的。与会者们对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证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刘国凯所指出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例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司令部的兴衰等,说明文革并非完全按照毛泽东所构想的方式进行。其中不断有平民为自身权益奋起反抗的活动。这些活动当然没有明确的纲领和路线,几乎全部借用毛泽东的口号和教条,来争取生存和尊严。这是在思想极度专制的条件下无可奈何的情况。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反抗确实是打击了中共的特权统治。民阵主席费良勇先生指出,刘国凯的研究填补了文革研究的一个空白。尽管他的这个“人民文革”概念不太准确,而且有点共产文化的味道。可以改为文革时期平民自发的维权潮,较为妥帖。会议的讨论证明,这一争议对党化“文革研究”的误导具有纠偏的重要作用。决不能听任官方研究一笔将造反派抹倒,把文革罪责仅仅推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身上,是中共官方的狡猾的遮掩。
   
     会议充分肯定了宋永毅、王友琴为代表的文革研究,揭露了文革暴行最严重的时期都不是发生在党政机构瘫痪的时期,而是党政机构大权在握的时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和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有的地方打击所谓的五一六),一打三反时期党政领导稳固,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最高潮。其实打击迫害都是党政机关一手制造的,党才是真正的元凶。发言者认为,文革研究受到限制是共产党害怕研究的结果使人民认清党的真实面目,所以阻挠研究的深入。康正果提倡历史研究需要冷静,抑制反迫害的受虐狂热。反驳的意见认为,历史不可能完全摆脱正义的判断,而且国内人民至今还不能正常地表达正义的判断。当年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现在几乎都是权倾一时的高官。蔡崇国希望中国社会再也不要重回文革时代那种一元价值判断的状况,社会价值判断必须多元化,才能出现和些宽容的风气。黄元璋提倡文史研究讲究正义和理念。 

   
    国内电脑网络的大会听众向会议提出问题说:这样的文革讨论对国内的政治能有什么现实意义?主讲人对此一一作答。有的研究者认为,文革式的共产党暴政不是三年,也不是十年,而是至今还存在,例如现在的反人权的各种国家暴力行为,研究文革就是要彻底结束一党专制的共产党统治,找到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

刘路:杨天水案的庭前幕后

高寒:我为“中国天鹅绒行动”一案承担责任——高寒的声明

在得知中国政府将中国天鹅绒行动及其所创办的网络模拟选举判定为刑事罪案之际,本人谨在此宣布,我对此案负责,并愿回国受审。

第一、关于中国天鹅绒行动的创立。本人参与了此案的策划、组织、实施的全部活动;起草了中国天鹅绒行动宣言和所有公告;设计和管理了中国天鹅绒行动网站;实施了模拟中国民主政府的选举,……等等、等等。总之,这事,我认。

第二、关于中国民主政府的网络模拟选举。本人早已宣称:此举的特征是亦庄亦谐,是模拟,是沙盘操演。毋庸讳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接受“政府民选”这个现代政治游戏规则和它所包含的宪政伦理。在这个虚拟政治中,我们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专制体制进行了严词批判,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并不主张将中国共产党完全摒弃于宪政体制之外。相反,我们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力量一道来探索中国的和平民主转型进程,并鼓励中国共产党能从民主选举中去重新获取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该选举不仅没有排斥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在共计 20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中,特意让中国共产党员占据了 10名。此外,第一轮选举结束,我们也没有因是两位共产党人获得最高票而不承认这个结果。换言之,在这个模拟选举中,中国共产党员占了候选人的 50%;在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结果中则占了 100%.如果说这就是“颠覆国家罪”,我愿意回国就此接受审判。

第三、关于中国天鹅绒行动成员及其模拟选举所涉人员名单。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名单中的国外部分,均无一例外地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并获得其授权。而其国内部分,也无一例外地作过与当事人联系并争取授权的尝试。但仅仅鉴于几乎所有正常联系渠道均遭中共政府强力封锁,故我们才迫不得已采取了如下遴选原则: 1)凡属公众人物,从胡锦涛到杨天水,其遴选通知均一律以公告方式送达; 2)凡在公告送达后反馈回否定性意见的被遴选人,则一律予以除名。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中国天鹅绒运动的网站上,醒目地提示:如果你愿意加入中国天鹅绒行动,请填上:我知道参加“中国天鹅绒行动”可能带来的全部风险,但我自愿参加。由此可见,与国内一些被遴选人联系不上,这个责任,首先得由那个逆信息时代潮流而动的信息封锁者来承担。

第四、关于此案涉案人。如果此案被定为一桩罪案,那么无疑它应属于一桩集团案。既如此,那么,本案的所有涉案人员就都应全部到案受审。但如果此案被视为是一种虚拟政治游戏,那么对此案的所有涉案人员也就都得用虚拟政治游戏这一定性去对待之,此其一。其二,如果说,将此案之主要涉案人如总统候选人胡锦涛、江绵恒等以“虚拟游戏”待之,而将同案的次要涉案人如杨天水、许万平等则以“颠覆国家罪”待之,那么,这个赤裸裸的“刑不上大夫”现代版,岂不让全世界都将中国的法制体系视为搞笑?而如此搞笑的法制、如此搞笑的国家和如此搞笑的政党,夫何尊严可言?其三,如果将虽榜上有名、却并不知情的胡锦涛、江绵恒免罪,那么同理,就也应将虽有其名却照样不知情的杨天水、许万平免罪。否则,一案两断、一案两判,此案就不怕日后进入司法院校由导师们拿去当反面案例交学生借鉴?其四,中国天鹅绒行动除了搞过总统、副总统模拟选举,此外则并无其它任何选举了。故《江苏镇江 (2006)镇刑一初字第 12号刑事判决书》中谓:杨天水“被当选为……”——“当选”还加“被”,如此初级语病居然上了堂堂中级法院判决书,该案法官之法袍该不是花银子换的吧——“……秘书处成员”云云,则至少说明,此案即使在最基本的事实部分,都办得稀里糊涂。故本人在此要祝贺江苏镇江公检法三方共同荣登“糊涂官办糊涂案”榜而永垂青史。

第五、关于杨天水先生等因有涉“中国天鹅绒运动”而被判重刑。作为此案的主要责任人,高寒在此谨向杨天水先生及其家庭,以及许万平先生及其家庭,沉痛道歉。本人愿为此案承担起全部责任。故我在此特向中国政府郑重呼吁:请贵政府将你们的镇压之剑径直指向高寒,请将杨天水、许万平等就此承担的罪责及其刑期,统统加诸于我,而对他们则予免除,请发还我的中国护照,本人愿回国受审。

高寒

2006 年5月 26日 于纽约

附注:

(一)中国天鹅绒行动的意义,当然不是那帮号称要“顺从当权者”的异议犬儒们和另一级的激进幼稚病患们所能理解的。是的,这个运动目前算搁浅了,但个中原由不为其他,仅因日积月累的个人财务危机。从当年发起救刘荻(成功)、救杜导斌(半成功)、救蒋彦永(成功)、救赵紫阳(失败)、和后来的赵紫阳治丧委员会、中国天鹅绒运动,以及敦促马英九率国民党逐鹿中原,乃至因老人逝世而夭折了的助刘宾雁等四位老人回国,……,等等、等等,这一路走来,我们并无分文捐款,全靠义工支撑。故比起因寄生“人权”、“民运”而腰缠万贯的刘青、吴宏达这帮民运贵族,甚至比起魏京生、比起胡平,……,我和我的“义工民运”弟兄们,走得很苦、很苦:债务缠身、健康透支,打工挣钱,疲惫撰文,既要时刻关注母国的突发危机,又要不时应付网上的马甲骚扰。所以,我(们)打算先歇一歇,喘两口气,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无疾而终”吧!

(二)此文的的相关段落,可供杨天水、许万平、张林先生,乃至日后可能发生的有关赵紫阳治丧委员会和中国天鹅绒行动的任何其他涉案人及其法律代理人参考。

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今天,5月26日晚,我接到孙文广教授的电话,向我告知了山东济南市警方对他的非法传讯。

今天下午大约5点半左右,孙教授正在家里休息,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的十几个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孙教授的家中。

他们宣称要检查孙教授的电脑,孙教授要他们出示搜查证。但他们却回答说:有工作证就行。随后,警察出示了工作证,开始在房间里反复拍照录像。

然后,又是在没有出示合法传唤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孙教授带到山东大学公安处办公室,并抄走了孙教授的两台电脑。警方就孙教授的网文进行讯问并作笔录。据孙教授讲,他们主要问了三篇文章,两篇是批判江泽民的,一篇是批评中共宪法的。

整个询问过程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询问完毕后,警方扣留了两台电脑,声称要在检查后才能归还。

我谴责济南市警方的执法违法!强烈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据我所知,山东当局对孙教授的迫害早已开始,去年就已经禁止孙文广教授出境,剥夺了他每年前往台湾探望亲兄弟的权利。

年龄已过七十的孙文广教授可谓历经磨难之人,从1957年大学毕业到1981年12月刑满释放,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仅仅有三年安静的日子,其它二十一年几乎可以等同于被迫害。

早在1960年”反右倾”运动中,他被指控为“思想右倾”,受到连续批判。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再次受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即被批斗、隔离。他不服气,写大字报反击,向党中央写上告信。他的抗争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1966 年6月中旬,他被关进监狱六个月,追查他攻击毛泽东的问题;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队”运动中,他再次遭抄家、批斗、游街、拷问,被扣上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罪名”,关进”牛棚七个月;在1971年的”清查5?16″运动中,他又被关进”牛棚”二十一个月;1974年12月,他再次被捕关进山东省看守所单人牢房三年半。

1976年11月,在”四人帮”被捕后的一个月,他开始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上书,诉说自己的冤狱,批评毛泽东及其接班人华国锋的错误。这些上书非但没有给他带来解放,反而在1978年1月被济南中级法院判处七年徒刑,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随后它被送入 “济南劳改支队”。在狱中,他并没有认罪伏法,而是一直在为自己的清白申辩和评论国家大事,写出了长达五十多万字的《狱中上书》,真可谓不屈不扰。

1981年12月,孙文广教授出狱,但只能留在劳改支队就业。一年后才获平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1985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相继担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及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发表经济论文数十篇,主要是批判极左经济思想理论。

孙文广教授退休后,开始撰写政论,批判中共独裁和呼唤中国民主;他声援受迫害群体和参与民间维权,特别是,他多次撰文为法轮功呐喊,并参与发起了废除劳教制度的签名信,至今已经获得上千人的响应。

孙教授的批判性政论以尖锐直率、饱含激情、说理清晰见长,所有文章也只能发表在海外的各个中文网站。由此,他很快成为网络上极为活跃的政论家,并成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同时,他先后在香港出版了两本文集《狱中上书》和《百年祸国》,另一本《呼唤自由》也即将出版。

从1960年到1982年,中共政权对孙教授的长期迫害,可谓负债累累。时至今日,旧债还未得到公正的清算,中共警方又开始了新的迫害。我不能不质问:这个邪恶的制度还要不拿人当人多久?还要非法践踏孙教授的人权多久?

最后,我想把这句话献给孙文广教授,以表达我对他几十年顽强抗争的敬意:在这个无自由的国家,公民反抗独裁的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尊严和责任中生长出来。

2006年5月27日于北京家中

 

Mysterious for evermore

Edgar Allan Poe is credited with inventing mystery fiction, and his own death is still a subject of intense speculation. Matthew Pearl investigates one of the most peculiar puzzles in literary history.

Only four mourners attended his funeral in Baltimore, along with an Episcopal minister, the gravedigger and the sexton. The minister, a distant relation of the deceased, decided not to deliver a sermon to such a small gathering. The grave itself sat unmarked for 25 years. As if fate itself conspired to accentuate the void in the death of Edgar Allan Poe, 15 years after the burial, a train derailed into a quarry and destroyed the stone that was finally being constructed for the grave. The tablet read Hic Tandem Felicis Conduntur, “Here At Last He Is Happy”.

Edgar Poe (the “Allan” was not yet commonly in use) had had a troubled life by the time he died at 40, though a blanket assertion of unhappiness is facile. As a young man, Poe had rebelled against his foster father and jumped headlong into the literary world. He produced some 70 diverse short tales and around the same number of poems, as well as a lesser-known novel and an uncompleted play, and challenged the larger writing community with his harsh, explosive literary criticism. His professional decisions brought him a fair amount of scorn and continual financial hardship, but also considerable personal fulfilment.

Poe was not an icon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in 1849. He could disappear without a trace, and he had.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that year, Poe had been lecturing in Richmond, Virginia to raise money for his new literary magazine, The Stylus. From Richmond, he intended to go to Philadelphia and then home to New York, where he would travel south with his aunt Maria Clemm. Instead, he ended up on an extended stay in Baltimore. The official record loses sight of him for five days before he turns up, incapacitated, inside an inn called Ryan’s.We came close to knowing more. Neilson Poe, a cousin from Baltimore, visited the hospital where Edgar was brought from Ryan’s, but doctors told him the patient was too fragile to be seen. Immediately after Edgar died, Neilson investigated his recent whereabouts, lamenting that he could find no answers. A few weeks later, however, Neilson wrote a letter to Poe’s first (and least friendly) biographer claiming he had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Poe’s death known only to him, and planned to write it all down in a “deliberate communication”. Neilson never wrote another word on the subject.

Today, the story of Poe’s death is a subject of intense fascination. Downtown Baltimore has signs leading tourists to Poe’s burial place. Fresh flowers can be found at the foot of the memorial obelisk built in 1875. Where there was once no gravestone, there are now two: one to mark the original spot of his grave and the other, the obelisk, where the body was later moved to. Every year, Poe’s birthday brings a gathering at the cemetery, which is covered by the national press. By contrast, few Bostonians know where Poe’s birthplace is in Boston, or even that it is in Boston. Poe’s biography may be said, in a sense, to begin with his death rather than his birth.

This was my initial Poe experience, too. The paperback edition of Poe’s tales and poems I read when I was at school said he was found in shocking condition in the gutter (there was no gutter involved in Poe’s actual death, but the gutter tale is at least as old as 1850). The questions over Poe’s fate make his writing more intriguing, his mysteriousness more mysterious. When I began researching the subject, someone asked me if Poe had orchestrated his death to keep us guessing.

This idea has been poed before. Baudelaire called his favourite American poet’s death “an almost suicide” as if Poe plotted death, and unfounded rumours of suicide circulated in America until fairly late in the 19th century. One of Poe’s correspondents, a young doctor named George Eveleth, wondered whether Poe pretended to die as a hoax on his readers.

From early in his career, Poe was seen as excessively morbid and sacrilegious – or, at least, unreligious – about death. Posthumously, when Poe became widely popular, his writing was turned into what contemporaries who bemoaned his lack of moral interests would have never imagined: schoolroom material. There is a telling cartoon I found in a thick archival file of miscellanies. It depicts a housewife asking her friend whether she agreed that Poe’s tales were weird, and her friend responding, “Yes, but they don’t hold a candle to some of those my husband tells me when he comes home late.” Poe had been tamed, marketed, domesticated. A line of cigars was named after him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truly bizarre tag, “Banish Your Cares by Smoking a Fragrant Poe Cigar”.

The countervailing pressure to maintain Poe’s darker mystique has remained strong, and that mystique is driven by his death story. In 1899, a female spiritualist claimed that Poe’s ghost dictated a poem to her revealing the truth about his demise. Poe, whose ghost turns out to be a rather bad poet, confesses openly to the drunken debauch that contemporary newspapers blamed for the death: “Oh! Was all my lifelong error crowded in that night of terror?”

Theorists and scholars have used the blank spots in the record of his death narrative to suggest that Poe was the victim, not an agent in his demise – a victim, specifically,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robbery, government conspiracy or the enraged relative of a woman he courted. Each has its evidence and its proponents. One of the exhibits at the Poe museum in Richmond features spinning plastic cubes with different theories for the causes of his death printed on each side. Conclusive causes are regularly offered up and just as reliably knocked down, for a true conclusion would threaten the operative mythos of the Poe story.

The Poe museum’s cubes become appropriate symbols for the state of scholarship about Poe’s death. Today, all the theories are considered more or less equally valid and hence interchangeable. This was part of what attracted me to the subject: a need to understand the obstinate stasis of it all. When deciding to work on a novel of historical fiction with Poe’s death at its core, I faced a difficult question: was the story of Poe’s death rooted in history, or in his fiction?

The quieter mysteries in the record of his death suit Poe better than most of the bizarre conspiracies that have been proposed. For instance, the geographic map of his final days leaves him floating almost arbitrarily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Poe lived as an adult in Boston, Richmond, Baltimore,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The last stage of his life reflects the same sense of the ground shifting uncontrollably under his feet.

Poe’s final extended stopover in Baltimore, though probably a last-minute idea, is not as peculiar as it appears.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he was living in New York with his aunt, and had travelled to Richmond to raise money. However, as usual, he came up far short of his expectations. It would stand to reason that Poe might try to do more to bolster The Stylus before returning home. He had once been part of Baltimore’s literary community and had retained contacts.

When he was discovered at Ryan’s inn in “great distress” (as a witness described him), Poe invoked his acquaintance with Dr Joseph Snodgrass. Snodgrass, wo lived nearby, was immediately fetched to assist, ultimately agreeing to a decision by Poe’s former cousin by marriage, Henry Herring, to send Poe to the hospital. Knowing as we do that he would soon die, it has been easiest to interpret Poe’s call for Snodgrass as a plea for help. But a closer look at the documentary materials suggests that Poe could well have been seeking out Snodgrass, who was an editor, in connection with his new literary venture. In fact, the other person that we know Poe sought while in Baltimore was a man named Nathan C Brooks, also an editor and, interestingly, Snodgrass’s former partner in a short-lived magazine.

In Philadelphia, there was a concrete financial boost awaiting Poe. A piano manufacturer named John Loud offered him $100 to spend a few days in Philadelphia editing his wife’s poems. Poe found the offer irresistible. Considering that Poe earned only $275 for all of 1849, $100 was an enormous sum. It has never been clear whether or not Poe visited Philadelphia in his final weeks. There is tension between the strong incentive for Poe to travel to Philadelphia, and a timeline that apparently traps Poe in Baltimore. In a “memo” that surfaced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n acquaintance named Thomas Lane made the (unverifiable) claim that Poe was, in fact, present in Philadelphia in the days before he was found in Baltimore.

More can be coaxed from Neilson Poe than it first appears. Though no evidence exists that Neilson wrote further of what he knew about his cousin’s fate, this should not lead us to assume he did not tell other people. My initial instinct was that he would pass his knowledge on to his daughter Amelia Poe, who became involved with the legacy of her late relative Edgar. In fact, Neilson instead sat down with a friend named Coale who wa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for an article about Edgar in Harper’s magazine in 1871, and shared some information to be used “gingerly and sensibly”.

Among other titbits recorded in a document by Coale, Neilson claimed that Edgar did go to Philadelphia in those final days, or rather tried to. His explanation of events, that Poe was incapacitated by “a single drink” on his way to Philadelphia and was put on a train back to Baltimore, is vague and may be fleshed out with other known details. The travelogue is more significant. It makes far more sense that Poe tried to go to Philadelphia, and failed, than that he did not try at all.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discoveries I made in my research allowed me to support Neilson’s claim that Poe never reached Philadelphia, and discredits Lane’s claim about Poe having stayed in Philadelphia. Poe, who lost his mother when he was a child, was notoriously dependent on the attention of his aunt Maria Clemm, who was also his former mother-in-law (Poe’s 13-year-old wife was his first cousin, a fact not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for the time and place).

While travelling, Poe wrote to her often and demanded she do the same. In fact, he pleaded that Clemm send a letter to Philadelphia so that it would be waiting for him as soon as he arrived there to meet the Louds. In a twist that has been left unexplained for a century and a half, Poe instructed Clemm to address that letter to a pseudonym, “EST Grey, Esquire”, and not to sign the letter.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n America, individuals picked up their post at the post office rather than receiving it in their homes. When a letter was not picked up, the post office advertised in the newspaper with names of those who had letters. On October 3, 1849 – the same day Poe was discovered in Ryan’s inn – the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listed a letter for one “Grey, ESF.” This is clearly Maria Clemm’s letter to Poe (the “T” must have been corrupted somehere along the way into an “F”).

When I unearthed this newspaper listing, it meant not only finding a new Poe artefact, but also a revelation. It exposed fresh evidence that Poe had not reached Philadelphia, since the letter he was so anxious for had wasted away at the post office. This was probably the last letter written to Poe in his lifetime.

It may be an odd suggestion from a novelist, but the challenge of refres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oe’s death is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s of narrative. The challenge is so acute in this case because of Poe’s literary impact. Though his immediate contemporaries appreciated him only grudgingly, his writing has transformed our consciousness.

Poe is credited with inventing mystery fiction with his story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1941). The result was not only a new and marketable genre. It was also a storytelling paradigm in which a baffling plot is pieced together in one fell swoop at the very end – revealing a plot that was there all along but which we (the readers) had been too blind to see. This structure of plot revelation instilled us with a sense of closure: anything unknown, we tend to believe, is only in a transitional stage and, sooner or later, will be fully revealed. The fact that this is almost never the case never weakens our expectations.

For The Poe Shadow, my novel tackling Poe’s death, the most authentic path seemed to me one that would present new primary evidence and raw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Grey, ESF” listing, as well as the first explanation of why Poe used the peculiar alias for that letter), but at the same time to allow the big narratives strung around Poe’s death to come from the characters’ mouths – that is, from fallible sources – rather than be forcibly imposed as authoritative.

On his deathbed, Poe, according to his attending physician, cried out repeatedly for Reynolds. Was Reynolds someone he knew? Was he trying to give us a clue into the cause of his condition? Was he saying something else altogether? Maybe, maybe and maybe. For each question, there are raw facts and competing narratives to tie the facts together. Imagination is required, but it must be led by the facts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Among the archived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20th-century Poe scholar Thomas Mabbott, I came across a letter with an amusing request that I always think back to: “I am writing a paper on Edgar Allan Poe for school and I am trying to prove that Poe was insane and that this insanity aided in his writing of such great works of literature.” Not unlike the student manipulating Poe’s life in order to explain his writing, we often want to turn the key moments of a great author’s life into narrative to fit our literary instincts.

Poe’s death stands alongside Christopher Marlowe’s murder as one of the peculiar and impenetrable mysteries in literary history. Unlike Marlowe, who was actually a spy, Poe’s life was, for the most part, excessively normal, despite an element or two that may be read – or misread – as dark and Romantic. We may put pressure on Poe’s death story to compensate for his ordinariness when the latter does not suit our needs. Yet death may be the point at which ordinariness embraces even a literary icon: the time when narrative control is finally out of his, and our, hands.

  • ‘The Poe Shadow’ by Matthew Pearl is published later this month by Harvill Secker at £12.99
  • 广东省监狱当局对王炳章实施非人道待遇 

    刘泰

     

    【2006年5月27日狱委讯】根据与王金环的谈话记录整理/因为王炳章是特殊犯人,其家属探监与其它犯人不同。 需要第一天先去广州,到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办理探监手续,然后第二天再去广东省韶关市北江监狱探视,手续是如此之繁琐复杂。

    王炳章的姐姐王金环在四月份收到广东省北江监狱会见通知书,其母子俩人于五月十五号去广州,到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办理探监手续,然而出乎意料之外,负责此次接待的谢先生说: 现在家属不可以探望王炳章,原因是王炳章在狱中绝食,并且有严重违反监狱的规章制度。 对王炳章实行惩罚三个月,在这三个月当中不准家属探视,更不准与家人通信。

    王炳章的姐姐王金环母子俩人一再要求监狱管理局的谢先生,根据她们的具体情况给予照顾:

    一、她的父亲刚去世一个多月;

    二、她的母亲因心脏病入院,还住在医院中;

    三、她本人年岁已大,又路途遥远地从加拿大来到中国,身体状况不好。

    她们还建议:监狱当局,如果让她们能去会见王炳章,她们可配合监狱当局做王炳章的工作,还建议监狱当局把对王炳章的惩罚延长一周。 她儿子还说: 如果她们见不到王炳章,她们回去便无法向他姥姥(王炳章的母亲)交待等等……

    苦口婆心都无法说服监狱管理局对她们的同情,拒绝她们的请求,袪除而归。 

    (来源:博讯)

     

    孙文广教授遭到公安骚扰

    今天下午公安到孙文广教授家拍照录像,带走电脑,并且对他进行讯问笔录。

    今天下午大约5点半钟,我在院子里散步。一位朋友说:下午公安来了一群人,汽车停在37号楼前,问我可知道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住27号楼,和 37号楼平行,中间隔了一个大花园。我估计孙文广出事了,因此,我立刻回家,给孙文广打电话,连打几次,都没有人接。我更怀疑是出事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不会长时间离开家。我估计他的夫人大约也一起走了。

    直到将近7点钟,电话终于打通,情况果真如此。据他说,下午他正在午睡,闯进来了十几个公安,据称是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的人员,声言要检查电脑。孙文广要他们出示搜查证。他们说有工作证就行,于是,出示了工作证。他们在房间里反复拍照录像,然后把孙文广和他的两台电脑一起带到山东大学公安处办公室,围绕他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对他进行讯问笔录。前后大约3小时。完毕之后,继续留下电脑,据说要进行检查之后归还,把他用汽车送回家。

    他刚刚到家,我就去了电话。原来他的夫人并没有带走,大概是公安把电话线拔出来了。

    此事实在出乎意料,因为孙文广教授在文革中因为反革命罪住了8年监狱。平反出狱后,孙文广教授并不气馁,仍然不屈不扰地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事业,不断地写作,在海外网站发表建言献策,是网络上极为活跃的知名作家。他写的文章都发表在网上,不遮不掩。他先后在香港出版了《狱中上书》《百年祸国》,还有一本书《呼唤自由》也即将出版。他是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2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在北京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公民可自由使用国际互联网,中国与境外的信息沟通是顺畅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

    刘正荣说,中国网民的言论十分活跃,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政治性很强的内容。至于在互联网上的哪些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里做了明确的表述。

    现在对孙文广采取的上述措施,请问刘正荣,作何解释?中国政府说话算数吗?这是为了欺世盗名吗?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言而有信呢?难道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就这么可悲吗?难道只要不“捕”就可以任意地侵犯吗?难道底线就在一个“捕”字上头吗?

    这是一起侵犯人权的事件,希望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要求立刻给孙文广教授送还电脑。对于这一侵犯人权的事件,公安要作出负责的交代。

    (2006-5-26于山东大学附中)


     

    一周海外动态–05.26

      ●美国脱口秀名主持奥普拉·温弗瑞将出新书,称出版交易额将超越克林顿新书,创非小说类图书纪录。

      ●去年在约旦出版受阻后,萨达姆第二本小说《魔鬼之舞》近期在日本上架。

      ●普利策得主斯塔茨希夫撰写的《富兰克林:法国与美国的诞生》一书获得了第二届乔治·华盛顿奖。

      ●《指环王》作者J. R.托尔金在一战中使用过的左轮手枪将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展出。

      ●投入三亿英镑整修的伦敦北部地标“园屋剧院”将于6月1日重新开放,该剧院曾承办过“大门”和“平克·弗洛伊德”

      乐队的演出。

      ●英国一画廊允许世界各地艺术家在其网站上展示自己作品,目前已有1700多名艺术家参与。

      ●洛杉矶盖特博物馆馆长称将尽力把该馆收集的部分珍贵的古希腊艺术品归还给希腊。

      ●大英博物馆向电视游戏节目敞开大门,决赛场将设在马克思当年学习过的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