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踏尽公卿骨，府库烧完锦绣衣。”
“穷人的慷慨是假的，富人的吝啬是真的。”
自少年时代起，我的脑海里就一直徘徊着这些与财富有关的诗句。我们是一个富有仇富传统的民族，“劫富济贫”在民众心目中历来是得到肯定的，《水浒》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张扬了宋江的招安，而恰恰是梁山好汉多有“劫富济贫”的义举。但穷人未必就不向往财富，甚至更加贪婪。看看重庆开县井喷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人一夜之间得到数额巨大的赔偿款，导致了亲人反目、残杀亲人等惨剧，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赌博盛行等现象。我深信财富本身不是罪恶，财富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来造福社会，也可以用来吃黄金宴、喝婴儿汤，醉生梦死，一掷万金，关键在于掌握财富的人的精神境界，对这个世界的体悟，对人生的认识。现在中国也有富人在倡导“财富与责任”了，昨天我从浙江图书馆经过，看见一条横幅，过几天“富布斯亿万富豪榜”的德力西集团老板胡成中要到那里做报告，题目就是“财富与责任”。掌握财富的人意识到对社会的责任，并不是单纯把自己的财富作为个人享乐、传子传孙的不世之财，这是财富观的一种进步。在西方、乃至在东方许多地方，这都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包括比尔盖次这样的超级富豪都没有将巨大的遗产留给子孙的打算。富人处理自己财富时的态度诚然和性格等个人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约束、舆论氛围等等。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家不仅摘掉“万恶不赦”的帽子，重新取得了社会的主导权，而且几乎已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各种各样的富豪榜层出不穷，就连曾以“社会良知”著称的《南方周末》也来凑热闹，加入了评选新富豪的行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谈论财富观就不仅是属于富人的专利了。
近些年来不断地在报上看到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消息，有许多感慨。三年前新华社发出一条消息：《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正常吗？》，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0年全国共征收个人所得税660亿元，其中工薪阶层缴纳的就有283亿元，占了42.86%，高居各个应税项目之首。2001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共收入464亿元，工薪阶层所占比例依然最大。富人逃税、漏税，而普通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负担了本来具有调节财富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相隔一年以后，我又在报上看到《朱镕基质疑富豪不缴个税——国家将加大对富裕阶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的消息。在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中不少人还是政协委员，他让税务部门一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富豪统统没有交个人所得税。他对此大为不满——“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我看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交，我的工资超过800元的都交了，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
据统计，在2001年中国的7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占据了80％的存款比例，其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不到总量的10%，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广东省去年，全省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84.69亿元，其中来自高收入者的个税款只占2.33%。面对这一现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劫贫帮富”的嫌疑，影响了社会安定，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他建议，实行结构性调节税收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对高收入者的课税率。对此，著名学者肖雪慧女士作这样的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严重，……流失原因是对大款们的偷漏税缺乏有效防范措施。……但在防止富者逃税上十分软弱无力的税收机构在征收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上却很有力度。如今，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非常低，到了低收入者也要缴纳的地步。中、低收入者多是工薪阶层，只要工资或稿费之类收入达到起征点，所得税就被有关部门代扣了（代扣时甚至未考虑对其供养人口的豁免）。”又是两年过去了，情况到底好了多少呢？
个人所得税本来是针对社会贫富不均，具有调节收入差别、体现税负公平等特征的良税，自1799英国首创，200多年来在许多文明国家无不行之有效。可是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在征收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时十分强有力的税务部门，在面对富豪、大款逃税时如此的束手无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富人阶层作为社会的强势阶层，自然具有很强的避税、逃税能力，单纯依靠他们自身的道德觉悟、自我约束肯定是不够的，办法恐怕还得在制度上想。当然，富人并不因此就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了。自古以来，富人的社会责任感缺失，骄奢淫逸、贪得无厌是导致普通民众产生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之一。
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这是专家的共识。无论是从人类发明这一税制的初衷出发，还是从我们这个古老的泱泱大国十多年前引进这一税制的目的来看，我们都绝对无法想象——个人所得税实施的结果竟然是“劫贫济富”。毋庸讳言，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这个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掌握了大部分的财富与社会资源。一方面却是低收入群体一天天的扩大，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群不断膨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至少还有几千万以上的人口还在为温饱而努力，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贫困人口呈现反而上升的趋势。
当先富起来的人们不需要为他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当然不是所有人如此），亿万普通的工薪阶层则在工资尚未到手之前就被“代扣”了个人所得税。本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用意在于调节过高的贫富差距，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结果却正好相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加剧了贫富悬殊，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工薪阶层纳税办公共事业，暴富阶层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心安理得地逃税、漏税。据新华社报道，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也承认，腐败和违法现象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为此专家们已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比如修订税法，提高现有八百元的起征点，同时有效杜绝一些政府部门对富人的地方保护，防止纳税人和税务人员上下其手、偷税逃税；由健全金融制度入手，通过储蓄实名制的完善遏止黑色收入、灰色收入，从而建立起良性的个人收入调控体系；加大对高收入偷税者的法律惩罚力度，等等。早在1919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就对这些问题做过十分认真的思考，他在《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提出以累进财产税、累进所得税、高额累进遗产税等手段“剥夺剥夺者”的设想。他说：
“国家对于以来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平均征收约三分之一的累进所得税，使大资本家付出的税款多于收入的三分之一，小资本家付出的税款少于收入的三分之一。”
尽管我们与奥托·鲍威尔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但不能一笔否定他在80多年前的思考。他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不人云亦云，不唯唯诺诺，坚持独立思考，独立探索和平到达社会主义之路，提出一系列自己的思想、主张，而被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定为“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197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鲍威尔的言论》，作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之一，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本摆在旧书摊上的“反面教材”以其睿智的思想火花吸引了我，使我有机会领略马、恩、列、斯之外的社会主义者的探索。他的思考当然不一定都正确，对我们这个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公正日益流失的时代却不是没有启迪的。在中国历史上，“劫富济贫”向来被看作是“替天行道”，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措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面对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不由得想起了奥托·鲍威尔当年有关累进所得税的思考。我不知道专家和国家税务机关的负责人是否读过奥托·鲍威尔的书，无论如何，鲍威尔——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中包含了对文明社会寻求平衡、健康发展的愿望与追求。他的思考对不断调整、解决注定了将与人类相始终的贫、富问题无疑是富有启发的，人类对财富的支配、享有、继承也只有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才是可靠的、良性的，才有可能最终避免“天街踏尽公卿骨”之类的历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