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伪劣的文革史与误入歧途的文革反思

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际,许多人都力称对文革须作彻底反思。然而,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反思都须有个前提,就是反思须以史实作根据。否则反思就成了凭空臆想、盲目推断。

“秘史导入”效应與制造哈哈镜

迄今为止中国文革史修编状况如何?就官方而言,仅广西修编了一部内部读物<广西文革大事记>。其它就是某些文士的个人行为。如王年一的<大动荡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这些标榜为文革立史的书籍,其实史料片面、行文粗糙。基本上是按照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图对历史作相应的切削。从这类书中,人们绝对看不到文革大波中民众许多力图挣脱,乃至已经挣脱官方羁绊的抗争行动。一场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文革大波,在他们的笔下就成了“清宫秘史”和“全民疯狂”。另一部“文革十年史”,其作者是令人尊敬的严家其先生。只是,此书走的亦是官方路线。(此书问世早在1986年。以严家其先生的民主理念,如果是近年问世,想会有大相径庭的谋篇布局。)

除了这几本以史为名的书之外,就是某些官方名人如吴德、汪东兴、徐景贤等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读性须作别论,但有一样可以断定的是,这类回忆录将更深地把人们对文革的观感导入了“清宫秘史”的死胡同。然而,文革大波决非只涉及社会上层的宫廷阴谋、名人角力。

如果说以史命名的著述和名人回忆录对人们有“秘史导入”效应的话,那么更多的文学作品就在制造哈哈镜,对文革大波作了极端歪曲化的描绘。在这方面,正直的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先生作过相当完整的统计。他指出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

当今流行于世、认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系属“全民发疯”的观点,以及造反派是林彪四人帮的走狗、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这些文章的误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文章并不都是官方直接手笔,有许多系来自独立文人的笔下。甚至连我们尊敬的巴金老人都有所涉及。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有中共官方有形无形的压力和导向的话,那么在海外应不致有曲意迎奉的动源,可为什么在海外一些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上亦可常读到这类文章呢?中共对海外华人报章固然作了相当的渗透,但那些文艺副刊当不属中共“统战”的主要目标。合理的解释是,由于那1229篇文章产生了强大的戈培尔效应,使很多人对文革大波的了解都来源于那1229型的哈哈镜中的歪曲形像。

正直文革研究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夏季镇压中结束后,(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又持续有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在经年的政治清算和处决狂潮中,原来流落民间的文革书面文字资料大都在持有者的恐惧中销毁、失散。中共当局当然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书面文字资料。但这些资料被共产党视为国家机密,不准外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正直的研究者想修编不落当局话语系统的独立文革史,恐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99年,海外文革史学家宋永毅为修编文革史曾专程回国收集文革资料,不料被中共逮捕。罪名是窃取国家机密。后幸得西方学界大力声援救助,共产党在将他羁押近一年之后不得不释放。于此可见中共政权对真正文革史的修编怀有多么大的戒心。共产党深知,只有将历史真相继续掩盖下去,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继续扭曲,他们主导、误导文革反思的大计才能得以成功。

文革反思成为无源之水误入歧途

可见,尽管四十年岁月的流逝,使人们本来可以定下神、静下心来反思文革,但是由于中国目前文革史修编的滞后伪劣,在历史真相被掩盖,集体记忆被扭曲的情况下,文革反思非但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更可能会误入歧途、坠入陷阱。

确实,当今民间的文革反思实际上已经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共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也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

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是怎样的否定呢?是一个清醒的否定。是有具体取舍的否定。它一是要否定毛泽东那种把党内高层斗争公开化,借助民众的力量斗倒党内异己的作法-这种作法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其内容与名称几无逻辑关系。二是要否定民众在那场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波中对中共政权的冲击。在这“彻底否定”的共识下,共产党痛定思痛下了两个决心。决心一是彻底摒弃毛的作法,致力于党内斗争党内解决,绝不闹到社会上去。决心二是对民众保持高度的警惕,严防民众中有人窥伺时机,采用文革大波中那种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绝食静坐的方式向中共政权作抗争。共产党把这个“方式”称之为应予彻底否定的“文革那一套”。至于共产党在文革时期镇压屠杀民众的“那一套”则在实际行事中不动声色地继承下来。

民间的“彻底否定”是否定什么呢?是不清醒的、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否定。否定毛发动“文革”;否定“破四旧”;否定“红海洋”;否定“红色恐怖运动”等等。这些当然否定得对。然而同时,又否定群众在文革中的反官僚行动,理由是反官僚不反体制就毫无意义。否定民众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的行动,理由是这个行动以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为前提,因而是反动的。否定群众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斗争,理由是这一斗争以毛泽东的恩准为凭藉而无正义可言。否定主张民众直选行政长官的文革新思潮。理由是它与美英民主来比是太落后了……更有甚者,把文革时期官方和官方的延伸物-保皇派的暴戾行为移花接木到造反派群众身上,藉此把文革时期群众的反抗行动与“破四旧”、“红色恐怖运动”等量齐观为疯狂、暴乱而予以“彻底否定”。可见民间的“彻底否定”客观上附和了共产党的政治谋略;自废了民众向共产党抗争的“武功”。

对“人民文革”应予以肯定

笔者以自己数十万字的文革史著为据,提出将文革分解为“官方文革”、“人民文革”。明确民间的反思应去否定“官方文革”。而对“人民文革”则应予以肯定。

文革史的编撰基本是史学领域里的事。文革反思则有着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但是,由于文革反思须以文革史为基础,故文革史的编撰也间接与现实相关。文革史编撰的滞后伪劣除源于共产党的强力运作外,也与中国当今文士的素质有极大关系。

翻阅几本所谓的文革史著,不觉感慨万千。这些号称数十万字的著述竟然连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二次反右,和1967年2、3月遍及全国的镇反运动都不予提及。这是偶尔的疏忽吗?当然不是!真实缘由是什么呢?是邓小平及镇反运动的实行者、或他们的继承人都位高权重。而且这位高权重的人们正在给作史者以优渥的待遇。

这使人不禁想起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小故事。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崔杼愤而杀之,并另立国君。齐国史官伯据实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弑君。崔杼见文怒而杀之。伯之弟仲继书“崔杼弑君”。崔杼再杀之。其弟季继而再写。有南史氏闻崔杼已杀两人,推想弟季亦将遭不测,遂毅然进京,继死难史官兄弟之业。半路得知崔杼不敢再杀弟季始折返。

看看中国古代文士之傲然风霜、铮铮铁骨,再看看当今中国文士之趋炎附势、奴颜媚骨,不觉仰苍穹而长太息!中国文革史之滞后伪劣,文革反思之误入歧途,中国当今某些文士责莫大焉!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杨天水遭重判的抗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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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抗议中共判决杨天水先生

中国宪政协进会

 

【2006年5月19日狱委讯】昨日一个消息让我们感到震惊:中国著名民运人士杨天水先生被中国地方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十二年徒刑,我们对此感到极大愤慨。杨先生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杰出人士,一向以理性和平,以豁达的心胸对待自己过去遭受的长达十年以上的监禁和因中共的迫害所带来的种种个人与家庭的不幸,坚忍不拔地致力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中共当局本应在象杨天水先生这样许多中华优秀儿女的人格和所为面前感到羞耻,幡然悔悟,以求杨天水等志士贤人对他们的宽谅饶恕,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反而变本加厉,以怨报恩,继续迫害升级迫害杨天水先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愤怒到极点。政权为天下之公器,现在却成为中共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胡锦涛访美”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等冠冕堂皇的说辞言犹在耳,我们得到消息却是杨天水先生再次被欲加之罪判处漫长的徒刑,中共之无信、之无耻由此可见一斑。所为如此,却同时开动国家机器大言不惭以德信荣耻号召国人,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足显中共之伪善以及道德上的堕落。而古往今来的历史都在在昭示:不管多么貌失强大,由伪善和堕落支配的政权是注定不可久远的。我们强烈抗议中共审判杨天水先生,要求立刻释放杨先生。 

中国宪政协进会 主席 王丹
理事长 王军涛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 

 

赵岩被以新罪名起诉

 

【2006年5月19日狱委讯】VOA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又被北京检察机关以新的罪名起诉。赵岩的律师莫少平星期一说,上个星期他被告知赵岩的案子有了新的发展。莫少平说,赵岩的案子3月中旬曾被撤回,但是现在检察机关又重新起诉。

莫少平说:“我们从检察院以及法院那里证实,赵岩的案子检察机关已经又重新起诉到法院,这个我们因为首先是跟检察机关联系的,检察机关告知我们把赵岩那又重新起诉到法院了,我们又和法院联系,核实这件事情,那么法院也证实了。”

辩护律师不清楚新罪名

莫少平表示,他还没有看到新的起诉书,也不清楚新的罪名,对于检察机关为什么要重新起诉赵岩,他不便评论。

莫少平说:“这个不能讲,为什么要重新起诉,我不好回答。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已经撤回起诉的案件,如果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是不允许再行起诉到法院的。”

中文部记者打电话给审理本案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说,相关案件的讯息只能对公安、法院以及律师说明,对外不能透露;而法院则不愿评论。

当局从未说赵岩具体罪行

法新社报导,赵岩在2004年10月20号正式被起诉,罪名是“涉嫌泄漏国家机密”,虽然中国当局从未明确说明赵岩的罪行是什么,不过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能被判处死刑。

法新社报导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前几个星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意撤销起诉。莫少平说,今年3月17号对赵岩的起诉被撤回之后,赵岩应该被无罪释放,但是检察机关始终没有释放他,为此莫少平还跟检察机关多次交涉。莫少平告诉法新社,新的起诉令人非常遗憾。

 

我不当密探 ——被迫离开北京的声明

我不当密探

——被迫离开北京的声明

李卫平

 

【2006年5月19日狱委讯】 今年二月中旬,刚刚回到北京,市国保警察就来找我,要求我与他们“合作”,当民运密探,否则不允许我继续呆在北京。以前,他们也曾提过同样要求,但这次完全不同,明确进行要挟。我感到他们认真了,于是将此事告知了几位朋友。但我仍希望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然而5月11号,他们再度找我,下了最后通牒: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6月11号必须走人。但是晚上,房东突然找到我,叫我到期(5月18号)搬家。看来他们汇报后,头头觉得没有争取我的可能,于是决定立刻动手。

他们表示,如果与他们“合作”,不仅收入丰厚,还能“立功受奖”,并称与他们“合作”者发大财的多了。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引诱他人当叛徒,做告密这样的龌龊事?这种行为对民族的道德良知是极大的败坏,是犯罪。如果再发生民族战争,由于他们的刻意鼓励与诱导,汉奸一定会比抗日战争期间更多更坏。

我疑问说,如我这样温和理性的人都不能见容于当局,像我这样只不过为生活工作的人尚被步步紧逼,其他人看到这一情形会怎么想?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向我学习,因为那是死路一条,他们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以激烈而情绪化的方式与你们对抗,一定会想方设法做一些生活之外的事情。届时,你们将穷于应付。他们轻描淡写地回答:能怎么着呵?不知道这种满不在乎、十分骄横的看法是他们个人的观点,还是他们部门的看法。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殊为不智。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警方对我的采访工作多有干扰破坏。例如,三月初,我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先生,谈当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在警方的压力下,访谈夭折;又比如,四月底,对遭到当局阻挠,无法进行文革四十周年摄影展的摄影家李先生的访问,在警方的威胁下流产。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我拒绝他们的要求,便不可能继续在北京采访。虽然很容易就能在别处租到房子,但他们会时刻捣乱,最好的情况也必须一个月搬一次家,那可太麻烦了;甚至在他们的时刻“关注”下找不到房子,或者被强行送回武汉。因此,我决定18号主动离开北京。

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权,但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明确予以保护。不言自明的是,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的自然延伸。显然,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我离开北京的要求不仅无理,而且违反了宪法。由于个人原因,我暂时无暇提起讼事,但本人保留追究北京市公安局法律责任的权利。

李卫平
2006年5月17日星期三于北京香山

 

北京查封网站打压异见

 

【2006年5月19日狱委讯】据苹果日报综合报道,中国当局虽然今年首次向「六四」死难者家属作出赔偿,但在六四纪念日将届之际,当局又手封锁六四赔偿消息,至少两个网站因此被破坏、骚扰。协助死难者周国聪家属成功索偿并披露事件的内地「天网」至少七次遭到破坏,而「中国国情谘询网」就案件进行民调后更被封闭,至昨日仍未能重开。天网在上月28日公布,四川的六四死难者周国聪家属,获政府以扶贫为由拨款七万元。至本月3日,内地以发表时事评论及进行民调为主的网站中国国情谘询网(简称国谘网),就事件进行民意调查,截至上周四, 3,000人即七成网民认为事件是标志性事件,是修正中国历史的前奏。

网络供应商 指内容敏感 

不过,网络服务供应商上周三通知国谘网负责人鲁先生,指网站涉及政治内容,危害太大,因此网站被封。鲁先生和网络服务供应商沟通后,一度重开,但翌日早上,网站再度被封。 

鲁先生指出,这是他们去年 11月成立以来第8次被封,但过往都和敏感政治事件无关,而每次被封后,资料都能保存,亦找到其他供应商接手运作。但今次被封后,所有资料亦被删除,不予发还,也找不到其他网络供应商接手运作。 

鲁先生认为,网站被关和六四赔偿民调有关,他不会因官方压力而将网站永久关闭:「或许有第10次,或有第11次,这很难说,但我不希望再被封。而网站绝对会再开的,这一点我不会妥协!」本报记者昨日多次尝试登入国谘网,一直未能成功。 

报道索赔案 接连被破坏天网负责人黄琦亦表示,他们公布周国聪家属获赔偿后,网页已前后七次被破坏,最近一次是在本周一,即刊登国谘网被封消息后:「政府一方面在赔偿,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做得过于极端,他们觉得周国聪案件在大陆体制内正在扩大化,最终会影响大陆民间和官方一些人士。」 

此外,中国官方亦加强打压异见人士,原定上周六出席北京一个座谈会的八九民运人士周舵,突被公安带走软禁。而这个以中国政治现代化中庸之道为题的座谈会亦被勒令取消。 

杨天水被指颠覆重囚 12年 内地严刑打击异见作家!因声援「八九」民运而入狱10年、去年 12月再遭拘捕的南京异议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天水,昨被江苏镇江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监禁 12年。判刑之重,历年仅见,刑期比因泄密罪判监10年的师涛还要长。 

杨天水的律师李建强表示,杨天水否认控罪,批评审讯是非法的。杨天水并拒绝上诉,以示抗议。李建强表示,虽然他们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仍对裁判非常不满,因为杨水天是无辜的。 

除杨天水外,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山东网络作家李建平亦因颠覆罪被起诉。两人日前先后受审,但外界仍未知两人的刑期。 

此外,《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因揭露湖南隆回县委书记杨建新侵吞国有资产,被当局控以敲诈勒索罪,法院昨开庭审讯。

 

六四将至 中国异议人士被告莫乱说乱动

 

【2006年5月19日狱委讯】VOA记者蔚然:距离1989年镇压六四民运17周年还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但是中国国内当年六四学生领袖和异议人士已经陆续开始感觉到来自国家安全系统的压力。

每逢六四敏感时期,异议人士和当年的学生领袖就会得到有关方面的“关照”,让他们不要乱说乱动,甚至受到软禁。 

中国维权人士、当年的学生领袖赵昕说:“这是他们每年的例行公事,必须做的。最近据我所了解,尤其是北京,他们已经找了很多人谈了话,谈话的主要议题就是六四有什么安排啊,有什么计划,要做些什么呀,就开始侵扰了。” 

赵昕:被劝六四后再返京

赵昕说,有关方面一直不让他离开云南,怕他回到北京会给他们添麻烦,他是偷偷跑出来的。他说:“他们也都劝我说,等六四以后你再回去,多玩一段。但是总体来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比较温和理性,所以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宽松一些。劝告归劝告,但是我昨天走了,国保看着我走,送我到火车站,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过激表现。” 

马少方:接到警方关照电话

1989年六四镇压后被通辑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马少方目前正在天津出差。他说,他前天已经接到了深圳有关当局的电话。 

马少方说:“反正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找你喝喝茶,聊聊天,好久没找你了嘛。” 

马少方说,除了六四以外,赵紫阳去世的1月和两会召开的3月等敏感时间,他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主要是让他不要乱说,不要乱动,畅想一下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 

胡佳:逢六四多被软禁

积极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胡佳表示,六四期间他往往会失去人身自由。 

他说:“往往在5月底的时候,你比如说2004年从5月22号到6月8号,2005年是5月24号左右,一直持续到6月6号前后,在这期间他都会对你采取一种软禁的方式,这个已经成为惯例了。也就是说他知道限制不住你的思想,他在那方面没有任何的办法,那他就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胡佳在今年2、3月间曾遭到绑架和非法羁押长达41天。胡佳说,获得自由后,他所在的通州的公安分局人员、尤其是国保系统的人全都有意躲着他,如今是换成安全局系统的人每天跟踪他,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所以目前还不清楚六四期间是否会象往年一样失去自由。 

张先玲:六四期间会受监视

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之一的张先玲女士告诉记者说,每年对她们的监视活动一般要等到5月20号以后才开始。 

她说:“去年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从二十几号、还是十几号就来了,就在门口24小时跟踪,一直到了6月5号才走的。” 

张先玲说,奇怪的是,今年清明节期间她们的活动并没有象往年那样受到骚扰,虽然不清楚具体原因,但希望是当局在有意地改善。 

黄琦:不断受到骚扰

四川地方当局4月底同意向1989年六四期间的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提供7万元人民币的“困难补助”,被看作是六四难属第一次得到政府的变象补偿。率先披露这件事情的天网网站负责人黄琦表示,自从公布这一消息后,天网就多次遭到破坏,他个人也受到骚扰。 

黄琦说:“比如说,昨天下午就有4个公安人员到我家里来查户口,看了身份证,大概前后交谈了有20多分钟,今天早上几个人又跑来了,说昨天看到我的身份证是假的,我说我人是真的呀。通过这种方法给我施加一些压力,叫我知趣,这个意思我也可以理解。” 

国情谘询网被封杀

中国国内的一个以时事评论和民调为主的中国国情谘询网在就周国聪家属获得困难补助一事进行网上民意调查后,也受到封杀。网站负责人鲁先生说,中国国情谘询网自去年11月建立以来已前后7次被封。他说:“其实封的理由都只有一个,就是政治站点,危害大,不得开放。” 

鲁先生表示,这次被封杀后,很多网络空间商都不再愿意给他提供网络空间了,但他还是不愿意把网站搬到海外,因为这样一来,国内的民众看不到,也就完全失去了网站存在的意义。

 

加拿大记者自由表达协会(CJFE)征求国际新闻自由奖提名

独立笔会消息:加拿大记者自由表达协会(Canadian Journalists for Free Expression,CJFE)最近发出通知,征求2006年该协会的CJFE国际新闻自由奖提名(CJFE International Press Freedom Award)以及该协会另一奖项塔拉·辛·海耶尔纪念奖(the Tara Singh Hayer Memorial Award)的提名,以表彰为了维护新闻自由而表现出巨大勇气的记者。奖金金额是每名获奖者都获得加元3000(美元2700)。 

该协会的CJFE国际新闻自由奖每年授予两名记者(不论国籍),表彰他们为报道人权事件而克服巨大困难,表现出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且报道公正不存偏见。此奖还优先授予那些没有在其他组织获得过类似新闻自由奖的记者,以及因为其报道工作而遇到困难而在国际声援下可以获得帮助的记者。此奖也对其他的媒体人员和网络工作者开放。 

候选人必须由一个相关组织(如笔会)或个人的提名才有效,取得获奖资格。该协会不接受自我提名。 

塔拉·辛·海耶尔纪念奖只授予加拿大记者,表彰他/她在加拿大或国际新闻报道中引起人们对重大事件的关注,或者因为其报道而受到人身伤害的记者。


两个奖项的提名截止日期都是今年六月三十日(30 June 2006)。 
 
更详细信息可查看该协会网页:
http://cjfe.org/releases/2006/11052006awards.html 
 

国际记者联盟因其“安全基金”帮助困难记者而受表彰 

独立笔会消息:国际记者联盟在(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在2005年中通过其“安全基金”( Safety Fund)一共捐助提供十万欧元(美元US$128,500)给世界各地受迫害记者及其家属,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哥伦比亚和菲律宾的受迫害记者。为此,设立在美国的报纸行业联盟(Newspaper Guild-CWA)在今年五月三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宣布授予国际记者联盟赫尔伯特·布洛克自由奖(Herbert Block Freedom Award)。国际记者联盟同时宣布,此奖的5000美元将全部捐入其“安全基金”,继续为受害记者提供帮助。

为受迫害记者申请有关的困难补助可以联络该基金会,详细信息请查看:

http://www.ifj.org/default.asp?Issue=SAFEFUND&Language=EN

董桥《英华沉浮录》06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上)

  新闻工作者和文字工作者一样,以超然独立为贵。回归前夕,不少论者常常杯弓蛇影,担心香港的传播媒体和文人作家顺应形势,自律自审。我不这样悲观。深切明白媒体功能和操守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字工作者,既不会因为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放弃持平的原则,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