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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牵涉到历史上的满汉之争和现实中的台海问题，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经播出，就立即引发各方关注和猜测，随之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对施琅历史定位的激烈争论。施琅因为先随明朝将领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投降清朝，后随郑成功起兵反清，再后来再次降清，并率清兵渡海攻台，导致后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虽然施琅现在几乎受到大陆官方和大部分学者的充分肯定，但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施琅的评价也开始呈现混乱状态。即使在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分歧也非常严重，最近发生在儒学联合论坛上的大陆新儒家和汉族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反对者认为，《施琅大将军》是“愚蠢的电视剧”，“正中台独分子的下怀”，因为在推翻满清统治的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施琅一直是与吴三桂、洪承畴一流一样，是汉奸、卖国贼的同义词。他们引用厦门大学历史系罗耀九教授的文章指出：“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例如歌颂郑成功的叛将施琅，便含有这样的用意，他们的意图也许无可非议，然而却达不到目的。因为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帝国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纯粹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二者仅仅是形式类似，性质截然不同，绝对不能相提并论。”
　　
　　针对这种看法，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原道》主编陈明在其主办的儒学联合论坛反问“为什么这样说”？而且声称“这个剧本是我最先倡议搞起来的”。儒学联合论坛的主持者王达三也声言：“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先人有功于国家民族，未若空谈心性之腐儒。到得头来，投降卖国的恰恰是空谈心性之腐儒。施琅真真大英雄！”此言一出，反对者尤其是来自汉网的民族主义者猛烈攻击陈明、王达三等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有何面目面对先师，面对千千万万的华夏英魂！”“把历史主义与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完全失去了站在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原则。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可鄙的。”“清兵占据中原后，郑氏台湾就成了复兴华夏的最后圣地，施浪灭郑，是扑灭了华夏文明复兴的最后火种。在历史语境下，郑氏台湾代表了华夏，清政权则是鞑靼侵略者，施浪是汉奸，清集团与郑氏当时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国内内部矛盾。用当下的语境去诠释历史是很危险的，实用主义为政治服务，更为儒者所不齿。”
　　
　　陈明跟帖回答道：“这是可以争鸣的，也值得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很有意义。应该把施郑两家的恩怨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区分开来，把施琅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来，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与满汉的冲突区分开来－－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
　　
　　这场争论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时间总是均衡地直线前进，惟有一系列历史事件，歧出于固有的日常生活，由是竟斩断了时间的进程，让一个历史事件前后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来。在晚近的中国历史里，没有比“八十年代”更加容易构成一个“时代”的了。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前的1978年，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一种新思潮的端倪，也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怀念，是必要的
　　
　　　　但今天我们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却有两种不同的指向。一是指那个烙上“新启蒙”的时代本身，与那个时代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是八十年代出生，这几年开始在知识界、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然而，前者还没来得及回顾自己的历史，后者便褫夺了他们的名号。
　　
　　　　这两代人，无论是在生活背景上，还是在精神特质上，都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特点。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的中坚力量，主要都出生在1949年到1966年，他们的身上，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理想主义激情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被严重扭曲了。直到“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他们才开始有一个重拾山河破碎的空间，于是便从五四先贤那里，继承了“启蒙”的事业，在一片精神废墟上卷起一股“文化热”。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前现代的文化言说沉寂下去二十年过去了，“八十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成长起来，前现代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的身上却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后现代气息。这一代人，是“后理想主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太多后理想主义的特征。理想主义意味着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向度的存在，这种道德向度召唤人们去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乃至献身。而后理想主义的时代，则是理想刚刚破灭，激情顿然消失的时刻，这一代人不再激情满怀地高亢，甚至赶不上高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却熟稔地学会了随口说出周星驰的经典台词：“我靠”！
　　
　　　　在这样的时候怀念八十年代的精神，是有必要的。
　　
　　　　理想与启蒙
　　
　　　　八十年代留下的是什么呢？从学术的角度看，十年之间，几乎可以说乏善可陈。老一辈的大师们已经无力拿起那根搁下了整整三十年的笔。即便有像冯友兰老先生那样老骥伏枥，完成“三史释今古”的工作，但是他晚年的学术成就，也远远比不上年轻时代。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则是在学术、思想都青黄不接的时期完成他们的教育的，在八十年代，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学问的积累。———甚至到了十几年后，“学问家凸显”的时代过去之后的今天，总体上的学术状况也仍然让人乐观不起来。
　　
　　　　在思想上，八十年代留下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回归常识。回归常识意味着告别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的癫痫，回到现实世界中来，重新接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谱系，继续引入现代文明。1978年，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两个凡是”才被彻底否定。接下去，一些民间文化团体为思想启蒙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体上来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功绩在于吸取各种灾难的教训，从天上回到人间，回到常识，回到对个体尊严、自由的言说上来。
　　
　　　　八十年代最让人浮想联翩的是其时代精神———理想主义激情。相比于九十年代之后而言，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是五四之后又一个“没有学者的时代”。几乎一切的“学者”，都是思想者，陈独秀、鲁迅，成为知识分子的榜样。那是一个真诚的时代，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困惑的时代，一个混沌的时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这样的时代里探求中国的未来，并把这种探求视为他们真正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继续“五四”先辈们，开始构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寻找失落的世界
　　
　　　　九十年代之后，不乏对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的反思。例如，反思八十年代的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便认为那是浮躁空虚的表现，由此便有了“国学热”的反弹与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李泽厚先生对比八十年代的学风，就说九十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很快变成了对八十年代的反动，九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放弃了个人立场，进入学院，纷纷在体制内谋求个人的发展。知识分子在学院中成了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机械的技术专家，而其民间情怀，则急遽淡化了。知识在现代学术分科中碎裂了，知识分子也分裂了。传统定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八十年代时候定义的知识分子，连同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精神，正在消亡。
　　
　　　　在这样的时候，八十年代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提供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范本。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八十年代生”一代人成长起来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也将成为开创新世纪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后理想主义时代，这一代人只能去承担后理想主义带来的各种混乱与迷惘，苦痛与彷徨，并且创造出自己的时代。对新一代人而言，如果失去了八十年代这一参照的维度，不啻于失去距离我们最切近的精神脉络。在这种时候，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应该成为当下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应该把“八十年代”这一称呼还给在八十年代用青春去追求他们的理想的一代人。

  一月份受到台湾有关方面的邀请，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一行前往台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观考察。虽是走马观花却也感触良多。先整理部分与众位网友一起

《兄弟》最终，李光头要带着哥哥宋钢的骨灰盒搭乘俄罗斯的飞船上太空；此前，是四十年的沧桑，是父母的亡故、爱情的背叛、美女经济的泛滥、知识分子的浮沉、穷富善恶的混战……读罢掩卷，似乎不再认识余华了！余华文字的质感不见了？余华开始写周星驰式的喜剧了？
余华的笔触第一次离当下这么切近，但他自己亦感到仿佛又回到了1980年代，重新成为了一个文坛新人：批评家们一时不知该怎么定位，读者的态度亦两极分化。
余华的写作最初是为了不再做牙医，他的青春和一万多颗别人的晃动的牙齿联系在一起；他没有过一夜成名的感觉，不被退稿反而有了十几个约稿，便令他感到“我可能成名了”。
他喜欢写作时的双重身份——作者和第一读者，这个作者只能暂时为自己这个读者写；他说自己有两个人生，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虚构的。
他和我们同处于一个偷窥的时代，喜剧的时代，这又是一个自我放逐的悲剧时代。最好的，最坏的，时代。
这个时代“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余华认同严锋的这一断语。

                                    首次写初恋
                      
○木叶：小说分上下部出版，万一修改下部时想再改一下上部怎么办？就像换衣服不可能只是换下身而不搭配着变更上身吧，的确已有人觉得上下部的风格也不统一。
■余华：记得马尔克斯说过，给我半年我会把小说修改得好一些，再给半年会更好，但永远是有缺陷的。
上下部不一样，那是因为所写的时代不一样了。

○：是否有意在给同时代的人书写历史呢？你多次受访时提到自己读这部小说也流了泪，但有论者认为在艺术面前泪水是“可疑的”，甚至可能是为了煽情。
■：小说里的兄弟和我年龄是差不多，但还真没想过要给同时代人写历史什么的。
有记者说自己读时流了泪，我便说我也流了泪，说这话是有语境的。我当然知道不能简单以流泪与否来评判作品好坏。

○： 你对女性的描写，如李兰和林红，还是显得不够丰满，不过有报道说你对宋钢和林红的爱情描写很满意……
■：这部小说毕竟写的是兄弟，下笔总要有主次，另外女作家往往会更擅长写女性些，男作家更会写男性些吧；我说觉得自己会写爱情了，主要指的是这回是我第一次写初恋，感觉还是比较成功的。

                                  不在乎批评

○：在写法上，一些人觉得下部比上部变化还大，甚至有着“闹剧”的色彩？
■：余华也可以变化啊，再说，闹剧有什么不好？今天这个时代本身就有着闹剧的色彩。

○：问题是这种“漫画式”的描写看上去并不舒服。
■：这样的人太多了……这20年来就是“漫画”！
我喜欢李光头这个人，并不是赞成他的言行。但现实中的人有自己的言行，虚构中的人也有自己的言行。
今天的社会充满了荒诞和超现实，我的小说是把这些集中了起来，不是夸张！这样写是为了回到现实。譬如李光头从日本弄来垃圾西装3567吨，不可能像小说中写的那样全国群众都穿上这些西装，但80年代的确有着一个中山装迅速变成西装的过程，80年代在物质上多么崇洋媚外啊。
小说里写了“处美人大赛”，我以为是李光头的发明，但有位记者跟我说到了当地的一个选美，其中一个参赛要求竟然是要有医院开具的“处女证明”，我阴差阳错地给碰上了，他妈的，生活中类似的荒诞比赛已经层出不穷了！

○：你自称这部小说是“强度叙述”，且“没有废话”，但似乎语言缺乏真正的密度和当初那种质地，人们起疑了。
■：我自己感觉没有废话，每个读者有自己的角度阅读并得出结论。读者都是从自己的情感、经历阅读一本书，有喜欢就有不喜欢的，两个人喜欢的地方可能有差异，所不喜欢的也会有差异。至于质地，每部小说的文字都是不一样的。
今天这个时代好就好在没有什么权威了，不会因为谁的一句话就大家都如何如何。大部分愚昧就是产生在权威盛行的时代，现在一个个的人觉醒了。

○：批评家李敬泽认为你不善于处理人类复杂的经验，沧桑历史被简化成了善与恶的斗争……
■：“人类复杂的经验”这种说法属于大话，太宽泛，米兰·昆德拉就嘲笑过批评家喜欢用大词，使得你没办法证明其正确，也没办法证明其错误。一部小说怎么能表达人类复杂的经验呢？我甚至觉得全世界的小说都表达不出世界那么复杂的东西，世界和生活本身才是真正复杂的！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你可以说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简单的。简单和复杂有时就是一个问题。鲁迅一辈子也没写过长篇，但我从他的小说里读出了复杂，而有些复杂的小说其实很简单。
将善恶“模糊”了，能写出伟大作品，将善恶“明确”了也有写出伟大作品的。

○： 前几天见面时，你说最早评论你的文章自己看了多少多少遍，但后来的评论就不大看了？
■：那是张新颖，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吧，我看了得有30多遍，如果现在他写了批评文字我还是会看的，但说实在的，有些批评家的文章就未必了。批评家其实也是一个读者，有着自己的趣味，只不过平台大些。
譬如有人说把父亲宋凡平写得太完美了，不好，但又有人觉得当代小说中就是需要这种完美。我自己也觉得宋凡平确实是完美的，但他的完美决不是文革年代作品里的那种“高大全”。
当代文学批评是最吃力不讨好也最值得同情的。
我们中国，批评家跟作家的关系算非常友好的，福克纳、海明威和当时的批评家关系都不大好，像海明威经常骂批评家。马尔克斯跟批评家的关系也不怎么样。
在中国，作家和批评家都成了“统一战线”了，而在国外就像几十年前国共间的关系似的。在中国，一群作家和批评家开会，年年都开，真他妈的多；在外国，我常见到作家一提批评家就立马大拇指朝下……

○： 有个批评意见认为，小说中对文革的描写流于表面化，一方面令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觉得不准确或也就那么回事，另一方面令未经历那段历史的人觉得是个传奇，失真了。
■：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事实上未必。你到网上去看看，很多经历过的人也是认同我的描写的；70、80年代出生的人也大量留言表示他们的父母说文革就是这样的，当然也有人说不是这样。
对于那段历史，有人写家庭里人与人的背叛、反目和相互揭发，但这样的事情不过1%，可能是因为这些事多发生在名人、文化人身上，且大多写成了文章的原因吧。大部分的家庭不是这样，譬如我的父母当时说什么事时就不让我们听到，是为了保护我们。我小学同学的父亲的成分也就是中农，硬是给划成了地主，打得浑身血淋淋，直吐血，他拉着我的那个同学在路上走，脸是肿的，但是笑着跟孩子说话。后来为了保护家人投井自杀。
所以，我写的是文革中一个家庭的团结。

○：但是，已有人不喜欢现在这样写作的余华了……
■：我写《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时便失去了以前的一些读者，但失去旧读者的同时会赢得新读者，有人就是读了《兄弟》才开始喜欢我，并没读过我以前的作品。
我感觉自己又成了80年代的文学新人，在当时的先锋时代，喜欢的人真喜欢，不喜欢的人真的不喜欢，当时只有少部分人接受马原、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如今两个极端又都出现了。

○：一位网友有一种奇特的担心，觉得《兄弟》会不会像陈凯歌的《无极》，都是高期待、高解读、高议论，甚至可能都会是“浮华”的！小说里那个“屁股”会不会变成“馒头”？
■：这部小说最终将如何，需要时间的考验，如果明年就被人忘了，那就是批评的人说对了；如果过了50年还有人看，那就是作品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了。
我有着一个不断被批评的“历史”，《兄弟》上部出来后又有了一个集中被批评的“现实”，批评不会影响我的写作，我不在乎批评……作品好坏要看时间。

                  
                                  谈什么畅销

○：作为纯文学作家，你现在四处签售，作品畅销得很，但古人云“文章憎命达”，你怎么看呢？
■：其实，说到底每个作家都希望他的书有更多的读者，但一本书的发行量的确是不能说明其质的。
也有人为现在的我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我本人觉得挺难过的。为什么呢？人家哥伦比亚才1000万人口，《百年孤独》上市后居然卖出了100万册，10人里就有1人买了——当时马尔克斯还没得诺贝尔奖呢。我的书才卖了四十万册，而中国的人口是十三四亿啊！
在美国，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卖得很好，哈金的作品也能卖几十万册，我的才一万多。
我觉得我这种数量级的畅销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足以说明什么，也不应受到什么指责。

○：以自己的经验谈谈在国外签售是什么样子的吧……
■：法国和意大利好像没这种习惯，德国有。
美国的书店里几乎天天有作家在朗诵，签售，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七老八十了还去朗诵，签售。
托尼·莫里森在纽约签售时，先是20分钟的朗诵然后才是签售。在我国“朗诵+ 签售”还不大有……
海明威签售时特认真，特谦虚。
芝加哥一个书店的老板特牛逼，因为好多牛人来过这里。纳博科夫到来前的一天，老板做了个梦，梦里纳博科夫签到一半拉肚子要去厕所，他肚皮大，上完厕所突然从楼上踩空掉了下来，所以老板绝对不让纳博科夫上楼上厕所（顶多换个地方）。纳博科夫每签完一本书，要跟读者握一下手，还要鞠一个躬。真他妈厉害。
大江健三郎当年来北京签售，用的是毛笔，写的是书法，他签一本书的时间我能签二三十本。人太多，时间太长，最后大家硬是把大江健三郎架走了，老人后来不断念叨“我太对不起中国读者了”。
我一直怀疑那些对读者不真诚的作家。
巴金有一句话叫“把心交给读者”，写了二十多年我终于理解了，作家的自信和力量就是来自读者。巴老的话简单，但是真理往往就是在陈词滥调里。

○：你很善于讲话，这使我想起有网友说你现在说的比写的好，自我解释太多了……
■：我知道有读者不耐烦了，但其实有记者来问我才说，我是被动的，没人问就不说。你这么看就简单了。作品会走出自己的路，作者也会走出自己的路。

2006  3  24

      世上研究《红楼梦》者大有其人，有人喜欢当“索引派”，有人有“考据癖”。而王国维之研究《红楼梦》，乃出于“寂寞”。《红楼梦评论》开卷云：“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篇中又云：“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要看出《红楼梦》是一部言人类欲望之悲剧的书，此人不必有大欲望与大痛苦，却必有大寂寞。何以言之？试想想，假如不是一甘于寂寞、且处于寂寞境地的人，他会冷眼旁观，看出世事纷纷、世人竞竞的众生相么？而假如是一生来欲望甚强之人，他奔走于竞争之旋涡中尚且来不及，还有心思去对生活之本相作形而上的思考么？因为寂寞，才冷眼旁观；因为寂寞，才看透了众生相，于是，王国维自认为读懂了《红楼梦》。他说：“《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人生之欲乃一大悲剧，而《红楼梦》则将此人生之大欲导致的悲剧，以艺术的形式尽展示于世人。

　　不仅读《红楼梦》如此，大凡一切真正艺术品和哲学的产生，也来自于心灵之寂寞。这种心灵对寂寞的感受，又称之为“无聊”。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说，人生最大的痛苦，乃“空虚的苦痛”，空虚的痛苦比“积极的痛苦”还难受，积极的痛苦还包含着对生活之欲，而空虚的痛苦则从根本上是对生活之欲的否定。那么，人一旦陷入这种空虚的痛苦之中，是否就真的会放弃生命呢？也许会，也许不会。而大多数人之所以即使陷入空虚之痛苦而仍然能活下去，是因为人类有种种“嗜好”之缘故。嗜好能慰藉“空虚之苦痛”，它甚至是生活之欲的一种转移。

　　从这种意义上说，王国维认为，艺术与哲学的产生，其实与人类其他各种嗜好，如博弈、跑马、狩猎、跳舞等娱乐活动本无大异，“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他说：“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这里，王国维道出了文学艺术的真谛：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超功利的“游戏”的产物。人会游戏，故才有艺术作品的产生。这里，艺术是包含着哲学在内的；艺术不同于哲学的地方在于：哲学发明天下万世之真理，而艺术则表现天下万世之真理。它们两者都是人类“无聊”的产物。

　　艺术和哲学产生于无聊，而且人只有在无聊的情况下能真正欣赏艺术与哲学。因为只有在无聊状态下，人才是超出功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欣赏艺术和哲学著作，不是去为了获得实用性知识，而仅仅是一种纯粹精神与智力上的探险活动。所以，无论艺术、哲学的创作也好，欣赏也好，它们都于世“无用”。在《论哲学家与艺术家之天职》中，王国维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艺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地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艺术与哲学对于人类皆无实用，那么，为何人类还需要此种无用的东西呢？王国维的解释是：“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艺术不可。”啊，原来如此！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谜，一个永远的谜；猜测者纷纷。殊不知：他生前寂寞，死后也愿意寂寞。王国维学术生命的两次转向也是一个谜：惋惜者有之，称庆者有之。然而，种种的学术成败之论对王国维来说是毫不足道的。他的学术生命之旅，一任其性情而定，乃有感于生命之“无聊”，而属于他本人的一种“嗜好”罢！

网名为Riverbend的伊拉克女作家，三年多来通过其个人博客（www．riverbendblog．blogspot．com）向全世界展现了2003年伊战结束以来真实的伊拉克。3月27日，这位女作家凭借着由这些博客文章集合的作品《巴格达在燃烧》（Bagh－dadBurning）入围2006年度英国非小说类文学大奖萨缪尔·约翰逊奖大名单，这也是该奖项首次提名博客作家。

Riverbend的博客开通于2003年9月，记录了自2003年以来巴格达“被占领和流血的三年”。她在第一篇博客中这样写道：“我是女性，伊拉克人，24岁。我是战争的幸存者。那就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这里记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在其他博客文章中Riverbend还透露，River－bend本人受过高等教育，在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是一名电脑程序员，但战争爆发后就失业了。世人对于神秘作家的认识仅限于此，甚至连萨缪尔·约翰逊奖评委会也只能以她的网名提名。

在Riverbend的博客中充满着普通伊拉克人的愤怒与恐惧。在最近的一篇博客中，Riverbend为纪念伊战三周年写道：“我想三年前的伊拉克人肯定想象不到伊拉克会变得如此糟糕。最近几周我们始终绷紧着神经，我对这一切都厌烦了，我们都厌烦了。”也许这才是真实的伊拉克，而这是在报纸电视上所看不到的。

除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外，这部博客作品还在不久之前获得了著名的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据报道，英国出版公司MarionBoyars于去年购买了《巴格达在燃烧》的版权并在英国成功出版，MarionBoyars出版公司以尊重作者意愿为由未透露Riverbend的真实身份。

萨缪尔·约翰逊奖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非虚构类作品奖，由BBC第4频道主办，评奖范围涵盖传记、旅游、科普、艺术和时政类图书等非虚构作品。据悉，包括《巴格达在燃烧》在内共有19部作品入围2006年度萨缪尔·约翰逊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14日在伦敦的萨沃伊酒店举行，也许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可能一睹Riverbend真面目。

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看起来和美国《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有些相似。

　　在中国，目前的畅销书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以及《达·芬奇密码》。

　　据中国媒体报道，《达·芬奇密码》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让出版商感到有些意外，因为这是一本以宗教信徒为主题、有时会令人感到恐怖的作品，出版商没指望它能卖得太好。《达·芬奇密码》的畅销还带动了该书作者丹·布朗其他作品的热卖。

　　中国的这种“西方图书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廊桥遗梦》。这本书开始在中国流行时，由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改编的电影甚至还没有上映。

　　“这些图书出版的时候正值中国经历着巨变，中国人一方面还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同时又面临着因改革开放政策而带来的西方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敏（音）说，“人们想知道，当西方人面对类似选择时他们会怎么做”。

　　但是，并非所有西方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都受欢迎，这包括恐怖大师史蒂芬·金在内。对他而言这是由于其作品风格使然，中国人更喜欢有关灵魂的故事而不是史蒂芬·金着重于由心理和环境带来恐怖的文风。▲

　　（摘自3月25日美国合众社电，原题：西方图书在中国热卖，苏小鹏译）

   我变成蚯蚓的时候
    想事的任务就推给马了
    它的颅腔装得下多少智慧！
    别以为在字里行间爬就是作家
    蠹鱼渊博地嚼碎知识
    用世世代代的一生
    而我在田垅里写的作业
    总是不及格
    
    冷风吹得荒野寒毛倒竖
    热汗却总流在身体的南半部
    抹了那么厚的护肤霜
    脸皮依然纵横干裂
    大地交不起赋税要挨鞭子——
    密密麻麻多少道鞭痕！
    
    那头高大凶猛的公牛
    尖利的双角是纯金的
    它对所有的母牛姑娘
    拥有初夜权
    别的公牛正当壮年就都旱死了
    于是它女儿孙女儿的牛犊
    不可避免地退化
    如今满街是
    不长犄角的狗呢！
    
    大山是怎么形成的？石头堆的
    石头又是怎么形成的？
    干透的土壤聚合成的
    蠹鱼与旱魃肯定关系暧昧
    水价年年上涨也不用交费
    而蚯蚓的尸体千年难烂
    因为渴血的尘土已身轻如燕……

    今天上午，著名维权活动家郭飞雄亲自到广州市林和派出所，针对上周广东秘密警察在他家楼下对他进行的暴力殴打，以及报警后警号为” 027936″的派出所警官的不作为，进行了书面报警和投诉，以此来践行新自由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法治精神”——穷尽一切法律程序！但是非常遗憾却又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广州市林和派出所不但对郭飞雄先生的书面报警和投诉作出了”不受理”、”不立案”的决定，而且也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拒绝了郭飞雄先生要求开具书面收条的合法要求！无可奈何之下，郭飞雄先生给赵昕打电话说道：
    
    “面对如此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公开流氓行径，谁能告诉我，在穷尽一切法律程序而无法可依后，我们该怎么办？！”
    
    同样类似的情况，赵昕和全国各地的民间维权人士也亲身经历过许许多多次。这样的悲哀事实可以说数不胜数、非常普遍，笔者甚至还在四川遇到过亲人被杀死而警方却不予立案的恶例；同样无奈的问题，赵昕也听到过成百上千次，可是作为一个”法治至上”的自由大同主义者，我几乎无法作出令提问者满意的有效回复；同样愤怒的选择，譬如自杀、刺杀、爆炸、报复性同归于尽，笔者却实在不敢苟同，每次都是苦口婆心地百般劝说，再三言说暴力革命的危害性、个体暴力报复的有限性、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建设性，可是却收效甚微，几乎每次都会被提问者用”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人民拥有暴力推翻专制统治者的天然权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民社会建设太长漫长了，暴力革命也有其合理性”、”我已经活着毫无期望了，还不如轰轰烈烈干一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等理由予以诘难反驳！
    
    这些年来，由于长期从事人权事业，笔者接触了大量的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其中工人、农民、市民、民工、教师、艾滋病患者、残疾人士、工商人士、公务员等等各个阶层无所不有。这些维权上访人群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个人的悲惨遭遇也不尽相同，每个人的维权诉求和思想高度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可悲遭遇：官官相护，欺上瞒下，投诉无门，无处伸冤！同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极为绝望的不休追问：”我该怎么办？！”
    
    是啊，当极权专制者制定的法律法规已经变成了一块人治的遮羞布，当以捍卫法律神圣为天职的国家司法执法机关已经堕落为非法迫害的统治工具，当”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已经兑化为”为人民币服务”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当社会大众心理已经养成为”开后门拉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天经地义时，当整个社会肌体腐烂毒化已经坠入拉美化、菲律宾化的悲惨深渊时，当”自私自利游戏人生”、”我是流氓我怕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主流人生态度时，当饱受凌辱与侵害的弱势群体已经投诉无门、天理难申时，当秉持”以法维权”的民间建设性宪政民主力量都已经遭受了最为赤裸裸的黑恶暴力迫害时，每一个良知尚存、人性未泯的中国公民、炎黄子孙，不分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都应该大声地扪心自问——”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挽救中国的和平宪政民主转型事业？！”
    
    历史不可假设！但是历史在种种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下，又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身处这样一个悲哀的犬儒世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容留滋长种种悲剧发生的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讲”有什么样的土壤结什么样的果子，有什么样的人民必有什么样的政府”。可是最为可怕的是，即便是那些勇敢地起来反抗专制极权制造悲剧的自由斗士们，也很少有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本身就是专制主义者的孪生兄弟，都是在同一片土壤土质里成长起来的，都存在着人类的种种内在局限，都具有几乎相同的原恶的遗传基因——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无数的勇士怀着崇高的理想，艰苦奋斗了一辈子，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反对什么自己却兑变成什么，推翻什么最终却异化为什么，娜拉出走后又病变为娜拉之父，始终无法跳出这个巨大的悲剧历史怪圈的原因。
    
    自从”五四运动”始，中国人就简简单单地以为”科学与民主”能够救中国。甚至身处21世纪全球化民主化浪潮今天的海内外华人，无论国共两党、亲民党新党、民间人士，依然还抱持着陈旧过时的”三民主义救中国”信念，无能也无法认真动脑思考中国现代宪政民主转型事业的真谛，在神化”国父孙中山”的同时却对诸如王怡等先生的现代宪政主义理性思考大加鞭鞑。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苦难史与近两个世纪的近现代化史告诉我们，单靠”科学与民主”救不了中国，尤其是在整个民族普遍性的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精神萎颓、物欲横流的时候。任何制度都是由人去操作由人去执行的，如果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颗土砾不变，滋养这一方土地的阳光、空气、水质、肥料不变，那么这个社会的土壤土质也不会改变，再好的制度也必然会异化病变！
    
     “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挽救中国的和平宪政民主转型事业？！”赵昕的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须从”改造国民精神信仰文化，塑造公民主体意识社会，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构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这四十个字的、层次分明、维度深广的普遍共识上着手，从基督福音的播化、人权天赋的确立、公民社会的发育、法治精神的养成、民众权利的维护、民间力量的成长出发，在穷尽一切法律程序之后，以牺牲舍己、宽容渐进的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如果我们共同致力于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颗土砾的质变，如果我们共同致力于滋养这一方水土的阳光、空气、水质、肥料的质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自由主义的两个层次：”求诸于己”与”求诸宪法”，知行合一地践行自由人权信念与民主法治理想，那么这个社会的土壤土质将不断地得到改良，公民社会虽然薄弱，却必将不可逆转地迅速成长！
    
    无数良知尚存的中国公民在不停地追问：”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挽救中国的和平宪政民主转型事业？！”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温家宝两位先生作为中共的第四代领导人，也不得不正面这个惨淡的问题，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历史交待。
    
     2006-3-28 日彩云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