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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赵达功：中共成了惊弓之鸟！

中共成了惊弓之鸟！ 赵达功

【2006年2月21日狱委讯】如果仅仅是海外民运，如果仅仅是法轮功，如果仅仅是政治异议人士的时政抨击，中共当局似乎还踌躇满志，应付自如，但是如果面对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如果面对群起的如火如荼的农民、工人的反抗斗争，如果面对知识分子与维权运动和农民、工人结合，中共当局就开始失去耐心，就开始暴露出其狰狞面目，疯狂打压展示了政权的脆弱和内心的胆怯。用“四面楚歌”、“草木皆兵”形容中共当局就很恰当，它们成了惊弓之鸟之后，开始了疯狗乱咬。 中共的“两会”算什么狗屁！“两会”期间成了“政治敏感”日子，成了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人士等定期镇压的日子，不过今年“两会”敏感期来得比往年早。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博士体会很深，他说往年北京警察只是提前两天在他家楼下“站岗”，但今年早早就开始了警戒。与此同时，几乎全国各地所有异议人士都被警察约去“谈话”，或被“软禁”，或被关押，几乎是同一目标——阻止进京。 高智晟律师发起了全国维权绝食接力运动气势如虹，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此时也恰临“两会”，中共当局底气不足，万分恐慌，部署了全国范围内的镇压行动，他们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绑架、恐吓、关押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手段。 本人历来小心翼翼，自以为掌握一定分寸，让当局难以找借口下手，以便能长期保持“相对自由”，谁知这“第一次”还是要来。广东和深圳警方阻止我去北京，公开说是“大环境”，就是因为“两会”期间，因此我能“享受”在山清水秀之地“休息”。虽然才两天半，但如果我不答应“两会”期间不去北京，恐怕要失去自由一个多月。谁知道是否与我参加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土耳其会议有关，但当局已经明确又告诉我，不仅不能进京，也不可参加此次会议。 从此之后，我将麻烦多多。过去当局对我只是跟踪、窃听，我离开深圳到外地，他们也会通知外地公安，对我行踪了如指掌。如今他们公开要求我离开深圳要电话告知他们，其中包括出国和去港澳。相信，以后约去“谈话”也将是家常便饭，实际上我是被“软禁”，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不过我也会像其他人那样，坦然面对“红色恐怖”。反而我觉得中共当局成了惊弓之鸟，他们被我们“吓死了”，我们坦荡荡，他们常戚戚，他们应该知道专制统治的日子不会长久，只不过是在“恐惧”中尽量延长统治的时间而已。 2006年2月21日 (原载大纪元 )

　

  

德国民族以良知反省罪恶，战后新一代在道德迷阵中成长 《朗读者》：触碰世纪之痛

不动声色叙述震人心魄故事

    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推出的外国小说精品系列中包括施林克的《朗读者》。它在25个国家畅销，它没有作为生日礼物从桌子上移到书架上而从没人去翻阅，这通常是获奖文学作品的命运。在初版后的四年内一周周、一天天、一个个钟头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它成了独特的畅销书，不是声势浩大、大张旗鼓，没有宣传广告战，没有媒体炒作，而像极了深层地质构造的推移：它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每一个读过《朗读者》的人都会说：“我是一夜读完的。”

    这是一篇冷峻残酷而意乱情迷的爱情故事，让人窒息得胸闷气结。小说从艺术上表现了德国人民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省，将良知袒露在大家面前。翻译此书的学者钱定平说，这部小说篇幅不大，但译起来并不轻松。因为这是一本糅合着情欲、悲剧、恐惧和希望的书。这几桩事情有那么一桩，就够一名作家折腾的，很少有一本如此篇幅的小说，能把这四桩事情都融于一炉。而作者德国法学教授施林克（B．Schlink）却做到了，因此名满全球。

    小说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二次大战后十几年的德国，15岁的男主角、中学生米夏埃尔·伯格爱上了大他20多岁的电车售票员汉娜———少年对盛年妇女的欲念，使两人在一起时并非卿卿我我，而是他给她朗读文学作品。不久，汉娜不辞而别，从此杳无音信。小说的上部，一直讲到急于成长的伯格，也试图从这种愈陷愈深的关系中抽离。伯格与汉娜在泳池不期而遇，在公众场合与她相认还是不相认？伯格的“眼神刚游移了那么一下，她就倏忽不见了。”汉娜忽然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

    小说在意料之外，带来了历史的沉重与罪孽。多年后，伯格是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法庭又遇见了汉娜，她却已是要受审判的纳粹罪犯。在法庭上汉娜认下了一件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她服刑期间他仍旧给她朗读，录了音给她寄去。她在狱中潜心阅读关于集中营的书籍，似有所悟。关押了18年后，她被赦免，他开始给她筹划以后的生活。在释放的前一夜，她毫无形迹地自杀殒命。其实，那桩罪行本与汉娜无关，她承认是她干的，只不过是为了隐瞒她原是个不会读写的文盲……

    有人说，如果在书架上找个地方放《朗读者》，那么很有可能会把它和其他写疯狂的爱的书放在一起：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都有相似的令人心碎的分别的场面，并成为整部书隐秘的中心。

    历史寓言般的迷阵拷问世纪之痛

    小说像极了一个历史寓言。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书中巧妙揭示了小说主角最黑暗、最深沉、最个人的秘密，而不露斧凿雕痕。但是，究竟什么事让我们必须秘不示人的呢？常人的一般看法在这里遭到了严峻挑战，这就构成了小说既迷人又现实的地方。这里有一桩集体无意识的奥秘：凡是社会公认恐惧可怕的隐秘，反而是众人不担心是否要隐藏的；凡是一个社会认为习以为常的秘密，这才是大家觉得必须要藏匿的。战后德国几代人都在殚精竭虑，思索为什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居然会发生？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普通人允许它发生？

    译者钱定平这样说：“自己亲身体会，在德国任教的岁月里，所碰到过的德国人都表示不认同纳粹；而特别令我起敬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无论长幼都有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全民族的问题’，这一点认识，也是我答应译林出版社重译这本小说的原因。作者的意图没有明说，我的想法却非常强烈。翻译这本小说，就是请广大读者艺术性地读一读，德国人是怎样反省自己的”。

    评论家克利斯托夫·施扎纳茨这样阐释：战后德国人之间不可救药的关系象征实际上继续隐藏的纳粹时代。

    15岁的学生爱上了大他20多岁的隐瞒了双重秘密的有轨电车售票员。学生象征了无辜的新的一代，他们与父母在感情上不可分离，用海涅的话说这些父母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人们也许知道这些故事，却并不愿知道这些故事，与其回忆它们不如忘了它们”。

    故事的男主人公在恋人神秘失踪和他自己成年后，成了反叛的大学生，代表他那一代人控诉纳粹一代的罪责。可当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汉娜时，她成了集中营审判中的被告，米夏理论支撑的道德标准顿时化为乌有。他明白了，他的爱情故事的秘密和他恋人过去的罪责有着同一个原因———汉娜不识字，这是她极力隐瞒的。然而，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为让汉娜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施林克没有指出男主人公这么做对与不对，小说讲述了法律条文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成长小说能否追问道德底线

    作家肖复兴把这部小说称之为一个在为了不能够忘却的记忆中，战后新一代人如何成长的寓言。

    在这里，女主人公作为上一辈出现，男主人公的爱成了下一代对上一代爱的一种极端的象征。在调节记忆与现实以及两代人的关系中，他们表现出的不是我们所说的成长小说中所常见的代沟，而是突然发现上一代人的罪恶，又如何处理对他们的爱，面对这种交错的纠缠、刺痛，如何以更健康的心态成长，而不是回避或视而不见那种集体记忆留给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影子。这正是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而言，肖复兴确实读出了一部成长小说的味道来。他说，德国人从来都是成长小说的高手，歌德的少年维特的故事曾让年轻的郭沫若为之震撼，也使得维特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偶像，而多年以后德国人给我们上了一次青春觉醒与成长的一课。“而我们把‘文革’轰轰烈烈的记忆彻底遗忘，而且遗忘得那样漂亮，同时，也彻底小资化了。《朗读者》这部书对于我们有着无法回避的相关性：在和历史调过情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几代人之间的欲说又止、躲躲藏藏后面是什么？”

    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对于大多中国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但他和其他的德国作家，特别是战后的德国作家如伯尔、格拉斯一样的杰出和重要。他是一位法学教授和法官，在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了三本犯罪小说，卖得都不错。《朗读者》是他第一本“严肃”作品，在德国国内引起了轰动，并马上产生了国际性的成功。光在英语国家里就卖了近200万册，是战后继《香水》后卖得最好的德国小说。

    同《香水》一样，这同样是一个有关性爱和罪恶的爱情故事，但也同《香水》一样，它在爱情和罪恶的表皮下，讲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对于战后德国读者，触动的是更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的法西斯罪恶的过去，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上一辈不愿示人的过去。

    

　                                                                           《紫罗兰》

（捷克）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 星灿译

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世界美如斯》

（捷克）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 杨乐云、
杨学新、陈韫宁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

４２．００元

　　 在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诗集《紫罗兰》的中译本中，收进了两篇捷克官方的讣告摘录：“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以自己的创作站在劳动者为争取和平、进步与社会正义的一边。”讣告仅仅是表个态而已，就在一年多以前，赛弗尔特的子女还被警告说，若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将要“承担一切发生在布拉格的后果”（赛弗尔特１９８６年去世，１９８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情感最直露的诗人

　　１９８１年，也就是《世界美如斯》发表的那一年，诗人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大寿。书中记述的那些文化人，不论是比他大一辈的托曼、斯·科·诺伊曼，还是和他同一代的泰格、奈兹瓦尔、哈拉斯均已作古，他那位比他小９岁的好友赫鲁宾不幸早早走在了前面，只在书中留下了一篇两人的谈话。他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基谢克·霍朗更是刚刚去世。能给予诗人温暖的，除了家人，恐怕只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封贺信、祝辞，其中还包括胡萨克总统的一封。《世界美如斯》回报给人们一个心胸开阔、热爱生活的老人的形象，他确实为失去众多青年时代的朋友而惋惜：他怀念可敬的文艺理论家、缔造了“诗歌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的泰格（“我们是受泰格影响的一代”），想念因抵抗纳粹而牺牲的万楚拉（“他高尚、勇敢。他勇敢，因为他高尚而且善良。”）。但他还没有忘记爱，看到年轻可爱的女子还是要坦诚地邀以一吻；还没有忘记给过他以感情寄托的女性；他还念念不忘老家日什科夫的美丽景色，还记得在佩特馨山上的一条小路的弯曲处，有个地方，春天盛开着蓝莹莹的紫罗兰。
　　
　　在东欧的几位现代名诗人中，米沃什早享学者之名，是知识分子型的诗人，希姆博尔斯卡作品不多，越往后越精于哲理与讽刺；喜欢紫罗兰的赛弗尔特却是位纯粹的抒情诗人，长于歌咏而非思想，他顶礼膜拜的偶像是捷克１９世纪的扬·聂鲁达，“布拉格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全部创作几乎都散发着这座城市的气息”；赛弗尔特关心故乡、人民、祖国和母爱，他最脍炙人口的诗歌不是什么题材宏大的长诗，却是一些真情盎然的小作品，比如《妈妈的镜子》，比如《在窗
旁》：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路旁的小树在春日的照射下发芽、开花。／妈妈她静如止水，默不作声／轻轻地转向窗子哭泣。／——你为何哭呢，有什么痛楚难言，／告诉我，什么使你忧伤不安？／——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待到树木永不再开花的那一天……”
　　
　　一个情感最直露的诗人，他的诗歌却是最难译的，因为语际的跨越最容易扼杀韵律。我们只能想像赛弗尔特其人：生活在师徒之爱、战友之爱、夫妻之爱、祖国之爱的交叠之中，他敏感而多情。为了挽留如水年华，他不断地对周围的年轻女子发生好感，哪怕本性羞涩，仍欣然迎接青春活力的冲击。为了寻找一部聂鲁达的《平凡的主题》，赛弗尔特强要了一位新婚少女的吻，还并沾沾自喜道：“她没有想到这是她的第一次不忠。”在另一次与少女吻礼过后，他说，“我吻
的是自己的青年时代。”
　　
　　赛弗尔特有过许多朋友。２０年代初，达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捷克结出了一颗名叫“诗歌主义”的果实，得风气之先的诗人们很快走到一起：斯·科·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朗、约瑟夫·霍拉、赫鲁宾、伊希·沃尔克，等等，并由无政府主义者诺伊曼率领，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集体加入左翼阵营。也许是因为写书的时候霍朗仍健在，赛弗尔特并没有回忆很多他的事迹，但他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２９年，当斯大林决心把捷共变成他的卫星党的时候，和他坚决站在一条战
壕里的人，只剩下了霍朗。两人随即双双被革出教门——一群资产阶级左翼或客厅革命者甘愿接受改造，惟一一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家境贫寒的赛弗尔特却决然退出了。

一个保持清醒的诗人

　　作为一代文学领袖，斯·科·诺伊曼为那个他尚未踏访过的新政权引吭高歌，同时强烈抨击安德烈·纪德的纪实作品《访苏归来》，称之为不实之作。年轻的赛弗尔特头脑要清醒得多。早在１９２５年就完成了莫斯科之旅，几年之后又去了一趟，确保眼见为实。赛弗尔特在《一小块匈牙利熏肠》一篇中，回忆起诺伊曼约请他写一首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诗，他想在诗中写出无产阶级对食物的渴望：

　　“就我记忆所及，那几年我国生活相当困苦，尤其是我们家。战后有很长一段时期父亲找不到工作，我们碟子里的食物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那样不知羞耻地唱出了唯物主义最低级的调门：
　　
　　我们也要吃猪肉白菜卷，
　　晚餐有瓤牛肉或者辣子肉丁。……”
　　
　　这样的“无产阶级诗歌”早已没了读者。但是当年，泰格却对这首诗作大加赞誉，令诺伊曼都感到过分。赛弗尔特并没有因尊敬泰格而讳言他的失误，也没有因后来与诺伊曼的立场相左而对故人有所不敬：“他（诺伊曼）为人和善，依我看对我还相当偏爱。他见我这个日什科夫的男孩子肌容消瘦，有时便带我上英德利什卡街宫殿饭店的小餐厅去……”他或许没想到，和那一代诗人长年的良好关系，对他后来的个人安全是个客观保障。
　　
　　《世界美如斯》恬淡、伤感、散漫，散漫到真的会让读者忘记作者的真实处境。赛弗尔特让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早先读《日瓦戈医生》和《人与事》，我总为帕氏晚年固执地留守国内感到迷惑：诗人理应特立独行，何以在最后关头屈从于威权政府的一纸驱逐令，甘愿声明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也要留在国内苦熬？《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代表了前苏联争议作家的两种抉择，也许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留在国内恰恰是最有力的反击，是表明自己独立而清白、决非
冷战工具的惟一方式。是的，我们也可以设想，赛弗尔特也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４８年的血腥，一定不会忘记二月政变之后，断送于哥特瓦尔德之手的百来条人命，正如他没有忘记三年前布拉格反纳粹起义的血腥场面——那是他生平第一次零距离面对死亡；他也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６８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情状，健康状况已经不佳的老诗人拄着双拐踏进作家协会的大门，领导作家们奋起抗争；他以作协主席的身份在国家电台通过电波大声呼吁：“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
９年之后，他又成了《七七宪章》的签名人之一。是的，赛弗尔特这一辈子，从未企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或者个人目的，从未跟欧美政府眉来眼去过，然而，他心中朴实的原则也从未发生过动摇，他从未背叛１９２９年做出的抉择。

一位真正的流亡者
　　
　　如果说《世界美如斯》有何保留的话，它隐去了一个人一生中绝大多数的创伤记忆，它在呈现人间众美的时候，隐去了一位八旬老人独自咀嚼创痛的声音。这种隐藏是被迫的，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分量随着忍辱时日的推移而增长，显露出一位真正的流亡者磐石般的本色，１９８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在他安睡之时钉上床榻的一块小小铭牌。
　　
　　在《托燕小姐》一文结尾，赛弗尔特猛一沉笔写道：“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这是全书中最孤愤的一句，好像平地皲出的一道深壑，睹之令人心惊。他何尝对黑暗失去过领悟力？为了答复来自全国的几百封生日贺信，赛弗尔特想在日报上的文化专栏里公开致谢，但当时这类专栏居然一个都没有；他又想在报纸上的分类广告里刊发，争取了几次之后，秘密警察带来了胡萨克的慰问及一个附条件的准允：在向全
体人民致谢的同时，必须专门发一个感谢总统厚爱的声明。警察把现成的声明文本放在他面前，一支签字笔塞进了他的手里。
　　
　　诗人的性情毕竟是柔弱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每当我写作时，我都努力做到不说假话，——这就够了。如果我们不能把真理说出，那就沉默好了，但不要说谎。”沉默中的赛弗尔特违心地签字，随即一病不起。在他昏迷的岁月里，多少人默念着他的心语：“我希望能活到下个世纪。至少在下个世纪活那么一两天，至少三天吧，看一眼将来的好日子。”那么现在，又一个新世纪的春天到了，赛弗尔特，你的紫罗兰过上了好日子吗？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是一位天生的演员：他拥有还算诚恳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在电视节目中像刘备那样流得恰到好处的眼泪、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共产之心、坚决反对国际资本的爱国之情。正因为如此，他只能扮演坑农、害农、误农的“三农”专家，而不能充当赵本山式的充满泥土气息的喜剧演员。

温铁军们的大米秀

2003年，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们，申请到由他深恶痛绝的外国资本支持的项目基金，在河北省定州市的翟城村圈占近百亩的良田，挂牌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两年过去，大片良田里的庄稼没有种好，反而增添了遍地的杂草。当我把这个问题当面向邱姓负责人提出的时候，小邱很诚实也很有理地回答说：人家农民种了多少代地了，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比呢？！

据报载，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在挂牌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同时，还在更广泛的地区进行了“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在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的主导下，该县6个乡6个村成功组建了5个农民文艺队、1个老年协会和4个经济合作社。其中的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还申请到农业部1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统一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发放无公害农药化肥，从事无公害大米项目的开发试验。其结果，这10万元专项资金并没有生产出等值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连运到北京的10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都没有找不到销路。

在这种情况下，何慧丽副教授兼副县长于2006年1月2日，在北大资源宾馆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颇为诚实地说出了心里话：“知识分子只会教书，不会卖东西。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

居高临下的教育秀

比起何慧丽来，号称“三农”专家的温铁军另有表示：“我想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推动他们的创新继续向前发展。……只有农民有出路，才能保证市民的安全，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不是有大量农药残留的食物。”他还强调说：“消费者是需要教育的。我们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这样才能建立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

针对温铁军的表态，著名作家童大焕在《祝贺“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卖不动大米》一文中批评说：“需要教育的不是消费者，而是温铁军先生们自己，温先生那种居高临下的‘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的想法，注定要接受现实的‘再教育’，就像其今日卖不动大米一样。”

而在实际上，由何慧丽主导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并不是根据当地农民的意愿和市场的需求生产出来的适销对路的订单产品，也不是按照申请项目的惯例先行设计出预期效果的成熟项目，而是她本人所说的专门套取政府专项资金的高度理想化的盲动行为：尽管“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也要“先干起来再说”。用温铁军的话说，就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空想出来之后再强加在农民及市民头上的所谓“创新”。

在自以为“聪明”的温铁军们的头脑之中，不仅所谓的“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可以“先干起来再说”，甚至于连“消费者”的需要，都可以由他们“教育”出来。然而，自以为可以居高临下教育别人的温铁军们，却偏偏忽略了地球人都知道的残酷事实：中国最大的人为“公害”，是公共强权只重视对本国公民实施掠夺和监管，而从来不肯为本国公民提供人人平等的公共服务。仅就自然“公害”而言，最大的公害也不是化肥农药对于粮食蔬菜的污染，而是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生产，对于包括大气、水土、森林、湿地、沙漠、草原在内的大环境造成的全方位的严重污染。比起这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公害，使用化肥农药种植出来的大米所产生的“公害”，实在是微乎其微。

退一步说，即使河南兰考的无公害大米确实优质优价，也应该由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充分发挥其自主组织、自主经营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扩大种植规模、打造品牌形象、开拓销售渠道。而不是像何慧丽们那样，不经过市场调查就鼓动农民把10吨大米盲目运到北京，营销失败后又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所谓的“不讲良心”的市场和需要教育的“消费者”。自以为聪明的温铁军们，能够说出这种怪异话语，充分证明他们的智商，只相当于摔倒在地后哭喊着诅咒绊倒自己的小石块的两岁顽童。

从大米秀到政治秀

2006年1月15日，何慧丽在一家小书店召开第二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当场发布“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今天正式成立！”

这个“领导小组”共有10名成员，温铁军任名誉组长，何慧丽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据说是包括大学教师、书店老板、搞过粮油生意的商业人士、维权网站负责人、热心市民，还有来自兰考南马庄的村支书张砚斌和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就这样，一场大米秀又演变成为大打官腔的政治秀。

据何慧丽介绍说，几周前从河南兰考县拉进北京的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全部销售，另外10吨大米正在加急运送途中。然而，她不但不感谢多家报刊公开报道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反而指责说：“有些人说我们不尊重市场规律，没组织，是盲动，好了，现在我们有组织了，销售业绩也不错，我们要坚持下去。”

按照何慧丽的理解，“经济合作社的功能，就是希望把分散的、原子化的小农集中起来，通过农民自己努力，把流通、服务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民。”然而，共有10名成员的“领导小组”，除了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勉强称得上是“农民自己”之外，其余9个人都是农民的“领导”。

另据何慧丽介绍：“我去过印度的卡拉拉邦，那里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手上有老茧，和农民一起做农活，脚上沾满泥巴，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每次开完会把桌子一拼，睡在桌子上，这些都是那个国家鼎鼎有名的农业研究专家啊，你能说他们错位嘛？”本人倒想问一问何慧丽：只知道让农民种植无公害大米却不知道让农民提前寻找市场的农业大学副教授，到底是不是农业研究专家？印度的农业研究专家，难道也要挂职当一个副县长、享受副处长或正处级的“领导”待遇吗？你何慧丽能够像印度的农业研究专家那样一直坚持“和农民一起做农活”吗？！

应该说，在日益冷漠的中国社会，有更多的人心系“三农”确实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假如像温铁军们这样把心系“三农”，扭曲成为自以为是的教育秀和哗众取宠的政治秀，其结果只能是把“三农”改写成为坑农、害农、误农。

2005年10月26日的《新京报》，刊登有温铁军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访谈录。其中不仅把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给农民400多亿元补贴，即8亿农民人均50元的所谓“补贴”，美化为“经费的问题已经被比较有改革意识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决了”；而且再一次宣扬他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强权话语：“你到任何一个发展中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只要人口过亿，你去看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村大量的赤贫农民。一般都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赤贫，没地，根本没法生存。也同样导致大量的人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要么就进入游击区了。……我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进去做调查，我也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也是进去做调查。没有这些直接直观的感受，没有这些眼见为实的认识，我们意识不到稳定有多么重要。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那就先不要激进，而应先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问题。”

且不说温铁军对于“好几个发展中国家”以偏概全的强词夺理，仅就中国本土来说，目前的越来越不稳定，难道不正是“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吗？中国农民的失地之争，难道不正是原本属于农民的私有土地，被人为抽象化为所谓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所造成的吗？在当下中国，土地私有化并不一定是把每一寸土地的使用权都落实到农民个人，而是要把每一寸土地的财产权，明确量化到土地所有者自己的名下，然后由所有者自己按照法定程序选择是保留还是出卖、是农耕还是开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随着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要么就进入游击区”，并不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情。而中国社会的是否稳定，也不以公然与本国公民为敌的中国政府连同温铁军之流的“三农”专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动向》杂志2006年2月号

《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亚当 米奇尼克 著 崔卫平 主译
　　

　　有一个朋友的岳父，这老人家的一生一世是又悲凉又喜剧的: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先是驻节A国，A国发生了巨变，他很尴尬地去了B国；不料B国积弱已久，最终被邻国合并了；他又去驻节C国，不久C国搞民族自决，原来的联邦拆成了两个国家，他又苦笑着去D国当大使，D国闹的乱子更大，解体了。经过这样一番历练，他的心态变得像一尊佛。佛观一碗水，四万八千虫。但他转过头来观照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命运比破城灭国还要崎岖——文革期间他为了躲避风浪，长期假装自己得了肝病，像一个真正的肝病患者那样起居饮食。晚年时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肝上真的有阴影——依经验判断是很凶险的阴影。全家人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老外交官进手术室那一天，他的儿子也从国外回来，等待残酷的判决。可是老人家的胸腔被打开以后，所有的专家都傻眼了：肝没有任何问题，仪器显示出的一切都是假象。医学在这里变成了哲学：肝对人类进行了欺骗，谓之“肝欺骗”。危机结束了，一家人在欢聚，笑谈命运。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在一家人庆祝老人家新生的晚宴上，从国外回来的儿子因为喜悦过度大笑而亡。

　　这个故事和米奇尼科有什么关系？最近知识界搞得很兴奋的米奇尼克思想言论合集的行销，让人想起了奇趣知识圈的某种近似。国族命运与人世悲欢的缠绕，使得历史更像小说。看上去这个外交官的故事非常不真实，太像戏文，这就是生活模仿艺术的范例。人体上的一个器官变得有灵魂，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加入到秩序的整合中——这又回到异化的话题上来了。而在米奇尼克的故事中，异化的道具不再是那具狂乱的肝，故事本身也没有这样雄奇，它是一场静悄悄的启蒙秀，生活照样模仿着艺术。

　　传播米尼奇克这个事本身不是小说题材，要承认这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个有着普世情怀的女教授在兜售这本册子，32开400来页的民主培训必读书，索价30元，后来行情看涨，提到35元。以善的名义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大可能是米奇尼克先生自己的意思（会有好事者问米尼奇克能拿到版税吗），翻译者大概不会心思缜密到会一边拿翻译稿酬一边兼为某种崇高的事业募集献金。本书并非公开出版物，自然受到许多局限，又增添了许多令人叹惋的悲壮的色彩。她那幅勇于济世的悲壮姿态和理直气壮的敛财，使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本身蕴涵的张力。

　　“今晚谁在阅读米奇尼克”——今晚是成千上万的不满足于思想界长期庸碌无为的热情读者在渴饮米奇尼克。但必须看到对这个波兰思想家存在另外一种阅读——对伴随着感召力的市场潜能、发售前景和现金流带来的巨额利润的数读，包括它还有多大的涨价空间的喜悦的评估。当然，还兼有对推出这本书会获得的无形利益的解读。当拿到这本给中国的普罗大众们滋润自由民主之甘美的《通往公民社会》时，突然会想到在中国知识社会里一个恒久的玄奇的命题——我们越来越不像生活在正在“演进”的实体空间里，一边是高唱猛进，一边是精神世界的“肝欺骗”。我们更像生活在荒诞的小说场景之中。所以与知识界的异常兴奋相比，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天然自足的戏剧意蕴。

　　人们从米奇尼克的书中读到了心灵中非常稀缺的东西——包括自许为天然的民主拥戴者和自由价值捍卫者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未曾意识到的可怕的盲点，我们为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那个遥远而真切的未来而做着心灵和肉体上的蓄备，而我们同时又发现自己千疮百孔——生活在过于戏剧化的现实里，被冲突本身所牵制，冲突越奇伟，角色越渺小。这不仅是小说的悲哀，也是陷入了悖论里的文人书生们的悲哀。

　　很少有人问：在通向未来走向变革的道路上，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在做什么。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小型争论范畴的问题，什么时候浮出水面，让我们擦了眼等着看。现在热谈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然而现在从这个事情解读出的公共性却是现金流织成的“公共”，而且你还不能质疑，操作这么一个敏感的题材多不容易啊，给人家一点压惊费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嘛。现在明白了什么叫两头占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性：若有麻烦我可以获得先行者的声名，而现在最好，我在长夜中播火，米奇尼克也不好意思问我版税的事。

　　这可是一支风险股，不是你们小角色能领会的。

　　女教授在播火，同时，她在丧失。她可能也预设到人们会囿于大义而羞于说出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我们的灵魂解放之路同时变成了自我丧失之路，在传播新思想扫荡众生的庸碌时，过于精明算计的预设和水涨船高的牟利又为这种庸碌麻木增添新的事实。佛教劝世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阎王请两个即将转世投胎的人选择：你们是希望过索取的人生呢，还是过一种给予的人生？第一个人说：我选择过那种索取的人生；第二个人说：那我就过那种给予的人生好了。阎王于是决定了两个人的去向，那个希望索取的去当乞丐，每天接收人的施舍；那个有襟怀肯去给予的则做了大富翁，有了经济实力，于是可以天天仗义疏财，修庙铺路。这个故事品位虽不是太高，但给了那些有志去济世开愚的聪明人以勇气。这个隐喻很俗，但他是一种很实惠的甜俗，可操作性较强，难怪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乐于去仿摹。

　　说到东方精神与西方物质，这个将宗教精义脱化活用的售书故事给了我们万般启迪，大公和小私和谐兼顾的薪火相传，叶绍钧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的利害守恒，超越着一切古旧的短视的经验。当年的列宁若有知，会自叹弗如，因为他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的《火炬》都是自费油印，是无偿地散播到痛苦的俄国人民手中的。难怪俄国革命更像都市报纸卡通栏里“笨贼一大窝”的故事，人民经历了漫长的熬煎，革命也未能善终。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时评名叫“中国可以不说”（不是说不），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担忧说了犯嫌。现在的思想现实就是这样，政治正确性的考量让你不得不前后思忖，说话要对历史负责。我们曾经涉入了一场关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有人这样批评：借助于所谓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的制高点占口风上的便宜算不得好汉。这样说不是操蛋吗，大凡辨事理写文章，没有比找到一种制高点更令人心安理得的事了，既然你承认我在制高点上那就别悻悻然。

　　但是今天这个关于制高点的套子也笼在自己身上了——面对这本备受欢迎的“内部参考资料”笔者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不是那么心安，也不是那么理得。但是仍然要在一个低凹点上变了一个姿态对这个事件发出一两声坏笑，并施放出冷箭，因为从它的结构奇迷中解读出了能让我们大家偷笑的东西。

《我和花草有约》，（捷）卡雷尔·恰佩克著，耿一伟译，中国
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版，１３．８０元。
　　《猫狗小英雄》，（捷）约瑟夫·恰佩克著，星灿译，中国画报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版，１３．８０元。

　　 在我的文学地图上，卡雷尔·恰佩克接近完美的稻草人和夜航的灯塔——我固执地相信，他可以同安徒生、王尔德和圣埃克苏佩里比肩。因为他始终如一地关注和追问着人类的命运。他的头顶是他歌颂过的捷克的秋天，他的双脚站立的地方，是甜蜜忧伤的大地。

　　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卡雷尔写有大量的戏剧、虚构和非虚构性散文。既有侦探小说，也有幻想故事，还有写给孩子们的童话，其中许多作品都已成为经典。《万能机器人》给西方语言引进了一个新词：ｒｏｂｏｔ。这个词由他哥哥约瑟夫创造，来源于捷克文单词ｒｏｂｏｔａ－ｌａｂｏｕｒ（强迫劳工）。对科技至上主义和唯物论的忧虑和批判，对文明的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延续下去。另一部著名的剧作是同约瑟夫合写的喜剧《昆虫生活》。灵感来源于童年时代的回忆和乐趣，以及法布尔关于昆虫的著作。一个流浪汉在弥留之际旁观并参与了昆虫世界：蝴蝶虚假的爱情游戏，屎壳郎可笑的自私和贪婪，蟋蟀们卑微愚蠢的幸福，姬蜂巧取豪夺，蚂蚁独裁者发动一连串的战争，蜉蝣朝生夕死，蜗牛麻木而无动于衷，而一只蛹一直处在“伟大的”诞生之中。批判是严厉的，因此也更加无望。纯粹，巧妙，无与伦比，恰佩克兄弟的幽默和讽刺完整地体现在这一寓言当中。

　　卡雷尔曾慨叹侦探小说时代的结束，历史小说的没落和童话的过时，但他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它们永恒的魅力，尤其是童话。《九个故事》即是他赠给世人的一件礼物。它曾是捷克皇后珍爱的枕边之书，今天仍然是儿童文学中优美动人的《诗篇》。我还清晰记得小时候读这些童话的感觉：在知道什么是美的同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强忍着眼泪的幸福”。

　　卡雷尔是多变的，像行进中的军队，开小差的士兵，像移动中的蜡烛，将一段段道路照亮，或许，这种变化更像是思想本身：他是风格的自觉的实践家，是日常生活的一丝不苟的观察者，是文明和社会的严厉而慈悲的预言者与批评家；他是不动声色的幽默家和出色的讽刺家；他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行医济世，减轻人们的痛苦，但他不是外科医生，同从前的乡下郎中一样，他仅仅给人几滴药水，一条绷带；他是虚无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对所谓的真理抱有不信任的相对主义
态度，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寻求正义和光明的，反对极权的战士；他是来自波希米亚的乡村诗人，一个农民，一个园丁，他是土地的辛勤耕耘者，花花草草的朋友，猫儿狗儿的密友，他还是呵护者，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比梦还要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属于所有的孩子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

　　１９２１年，恰佩克兄弟进入人民报社。这期间约瑟夫创作了《猫狗小英雄》。小猫和小狗在森林里盖座小屋，开始了可爱又可笑的同居生活：玩家家酒，烘焙蛋糕，写信，买东西，洗地板，缝裤子上的破洞洞，还要照顾捡来的洋娃娃……约瑟夫从稚龄的女儿伊莲娜和小朋友的谈话中获得启发，写了这个温馨有趣的童话，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幼儿天真的思想和单纯的快乐。每个小孩和大小孩都应该读这本书，不管你是一岁，还是九十九岁。《我和花草有约》也是同样的老
少咸宜。虽然这个词被一再滥用，但我觉得，没有什么词更能说明一部作品的伟大——这两本小书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园丁的十二个月》是一本奇妙的小书，绿色的，散发着迷人的土地的芳香。作者熟悉秋天的骚动，烦人的青蛙，死者的灵魂，天上的星座，寂寞的紫菀，努力开花的红玫瑰，夜晚的灯光，墓园的蜡烛气味，以及干枯的树叶，种种令人伤感的事物。他也熟悉谷仓中的小麦，地下室里的马铃薯。他更熟悉那些在捷克随处可见的超级大量的甜菜，堆成一堆堆小山的甜菜，在乡下火车站旁待运时汇集成山的甜菜。他写喧闹而宁静的小花园，写园中的花花草草。他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它们：用自己的外套包裹冬青树，给杜松穿上长裤，衬衫留给杜鹃花，帽子送给金鸡菊，而波斯菊呢，只好拿袜子给它当被盖了。他写笨拙而乐天的园丁生活，写一月，七月和玫瑰接枝。他把自己埋进土里，在堆肥中建造自己的纪念碑。如果他走进伊甸园，也只是到处闲逛，完全忘了去偷智慧树上的果实，只是一心想着如何从上帝那儿弄到一整桶天堂的泥土……调子是真真假假的，活泼中透着严肃，正经中显出顽皮。每一个词都很迷人，每一个字都洋溢着说不出的轻松的童真和乐趣。这是一种我们久已失之交臂的幸福和美……

　　阅读这本书是必要的仪式。用作者的话来说，“我认为一个男孩要长大成熟，必须先成为业余的园丁，拥有自己的花园”；“身为人，能够随着时日不断成长，是天下最幸福的事”。

 

我们的流行文化何时变得如此庸俗？而且照此发展下去我完全有更悲观的预感。今天我拿一块砖扔向一大群人，我知道向我飞来将会是更多的砖块，但不要紧，只要能遇上一两个知音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其实只要细心分析，各种流行的怪现象都是能找到原因的，这是个庸俗的时代，视觉和感官的刺激也就是流行的主题。

视觉冲击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你出来到处吓人就不对啦。”这句话早已经过时了。在当下，长得丑不要紧，只要你丑得够特别，换言之就是特别丑，而且你脸皮够厚，敢于秀出你自己，你也就有了成名的可能。

君不见芙蓉姐姐，以她那恐有200余磅的身躯，做出那些“妩媚”的动作，舞蹈艺术真被她糟踏得淋漓尽致了。给人的视觉震撼恐怕不亚于独步在空寂无人的夜街，猛一回头，突然目睹类似于贞子形状的物体。那种身心刺激真是难以言喻的。

如果说这种流行的积极作用，恐怕就在于它能锻炼人的胆量和心理承受能力。

群魔乱舞

树多出杂木，人多出怪物。在这个时代，长得美不如自以为长得美。凭做秀出名的自然都是些不甘寂寞的人。于是群魔乱舞惨不忍睹的景象也就悠然而生。

第一次目睹木子美的“尊容”是在腾讯网。据说她由于不服自己的风头被芙蓉姐姐等人盖过，于是在网上散布自己那些“性感惹火”的肉照。看了她那些照片，我才知道什么叫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好像，说反了。）抛开身材不说，就说她的面孔吧，怎么说呢？形象点吧，我觉得她要是骑上一把扫帚那就更酷了，像什么呢？还不是童话中的巫婆？

说白了，她们的表演欲太强，只有先通过网络秀自己，于是一群无聊的戏子（不，应该是小丑）就在舞台上忘我地演出，观众是谁？鬼知道。

突然发现原来燕瘦环肥我们都有了，只是木子美的面容恐怕要让赵飞燕“汗颜”，而芙蓉姐姐的形体也会使杨玉环“自惭形秽”吧？

肢体语言

在一个肤浅庸俗的环境里，肢体语言自然要比文字语言丰富得多。不然“美女作家”们靠什么混？

当然，说木子美是美女，那真得昧着良心。她的文字我没看过，也没兴趣看，但看她在网络上如此出位的演出就不难想象她的文字有多苍白了。

芙蓉姐姐自然也是靠“肢体语言”成名的，至于她的“肢体语言”有多“强”。恐怕不必多说了吧？

青春饭

青春，这是成名的首要因素。我们能接受水桶一样的芙蓉姐姐，能接受巫婆般的木子美。但我们大概无法接受沈殿瑕的舞姿，无法接受一个徐娘半老的木子美吧？正如超级女生一旦办成“超级阿婶”，也就完全失去其商业价值了。

所以青春是流行文化的前提，你长得再丑都可以，你身材再差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没有一点青春气息。

卖艺的要吃青春饭，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连卖字的也吃起了青春饭呢？

现在青春小说风头日盛，甚至还盖过了许多当代名家的倾心力作，一本小说，一印就是一百几十万册，文坛前辈们恐怕都要为之汗颜吧？

青春年华自然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但是青春就等于文学，青春就等于水平吗？

从新概念兴起到这几年的少年作家现象，吸引了许多急功近利的家长和青少年，大家都纷纷出书，出书的也日趋低龄化，连那些十一二岁的小屁孩也出起书来了。但是出名的又有几个呢？大家别忘了，流行文化吃的是青春饭，不是幼儿饭。

名门正派

无风雨不成江湖，谁能说这个喧嚣的流行文化圈不像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呢？

想在江湖上建功立业，最好还是出生名门。芙蓉姐姐号称北大学姐，韩寒、郭敬明从新概念出来。投得名门就是成功的坚实基础。

但是，谁又敢说究竟是新概念成就了韩寒、郭敬明，还是反过来他们提携了新概念呢？我有一个文友，是上海人，她通过韩寒、郭敬明知道了新概念，她知道上海有《萌芽》、“榕树下”，竟不知上海还有《收获》，她所了解的中国文坛的全部恐怕就只是韩寒、郭敬明等一些少年作家，我不知道，这是她自身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绯闻不可怕，反而是明星们赖以成名的利器。在这个社会，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都是成名的方式而已。流行文化中的“名门正派”也就撕破了武侠小说中那伪善的面具，以直接的赤裸裸的互相利用，来成就彼此间的商业价值，少年作家靠新概念成名，新概念靠少年作家发家。于是新概念出了韩寒这种江郎才尽的人物，又出了像郭敬明这样的文抄公，但是新概念的名气非但没有削减，反而越来越大。

新概念的初衷也许真的为了发掘文学新星，但是一个个冲着升学、成名而去的青少年，把大赛的性质都改变了。

我真不知道，新概念究竟成就了商业作家还是毁灭了文学少年。

李敖说“观众是最不稳定的群体，看到你风光的时候，他们会鼓掌欢呼，看见你落魄的时候，他们一样会鼓掌庆祝。”

当你是个戏子的时候，你成名了，观众会鼓掌。当发现你是个婊子的时候，他们也会鼓掌。当你摔倒了、落魄了，他们同样会鼓掌。

于是，有多无耻的戏子，就会有多无情的观众。

流行文化若照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为流行文化寻药方

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我们的流行文化何时高雅过？”

我看也不见得，我们的流行文化也许没真正地高雅过，但也未曾如此庸俗吧？而且庸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媚俗。

就拿流行音乐来说吧。同样是音乐人，当年黄沾能写出《我的中国心》《上海滩》罗大佑写出《东方之珠》《滚滚红尘》郑智化写出《水手》《星星点灯》他们都曾经在流行音乐界风云一时，他们的歌在华人世界里长盛不衰。你能说他们的歌低俗吗？

再看现在，我们的流行乐坛有什么呢？周杰伦？他的歌又有多高的思想水平和人文素养呢？

青少年是头脑发热的弱智群体。

我可以说出一个个有力的依据，正如上面说到的，超级女生一旦办成“超级阿婶”，也就完全失去其商业价值了。超级女生的观众是谁？少年作家的书谁去看？周杰伦之流的歌都是谁在听？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弱智群体。安妮宝贝那些颓废空虚的垃圾文字才能大行其道，那些“泪流满脸”的青春小说才能泛滥成灾，周杰伦的那些浮躁空洞的歌曲才能引领潮流。

当今中国青少年普遍缺乏基本的三大能力：辨别真假、是非的判断能力，辨别善恶、好坏的道德能力，以及辨别美丑的审美能力。所以他们会盲目地去追逐流行，人云亦云。

然而，他们最终能得到什么？正如许多曾经痴迷琼瑶小说的少男少女，最后总会带着满

心悔恨痛骂琼瑶。同样，被恶劣的流行文化引入歧途的青少年，最终也会悔恨交加的，然而到时已追悔莫及。

流行文化急切呼唤人文精神偶像，这种偶像不是花枝招展的Ｆ４，不是摆酷做作的周杰伦，而是那些真正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创作人。这是一个正气没落，邪气横行的时代，不扶正无以祛邪。

    青春文学这些年来越来越火，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动辄发行几十万，让文学界极为不解。在2006年的北京春季书市上，青春文学销量几乎占文学书籍销量的三分之一，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一个现象。对此，文学界表现出的还是漠视的态度，一些文学评论家甚至根本不加研究分析，就轻率地评判青春文学肤浅、媚俗，然后痛心疾首呼吁青少年多看古典名著。他们的呼吁不无道理，人类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确实应该选取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作品作为教材，不要为一时的时尚喧嚣迷失。但在没有深入地了解研究之前，一刀切地否定青春文学，显然失之偏颇，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由于在一些学校兼职，我经常和一些大中学生交流，有时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喜欢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

    其中有些学生很认真地回答我，他们是真的很喜欢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他们甚至概括说：韩寒的小说，表达的是一种青春期的反叛。

    而郭敬明的作品，则表现了一种成长过程中的特有的淡淡的忧郁与伤感。他们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青春的反叛与莫名的成长的忧郁与伤感，确是人青春时期的两个最显著的特质。恰如芥川龙之介所说：年少时代的忧郁是对整个世界的骄傲。而反叛，在我看来，则是进入成年世界的入场券。这样看来，韩寒与郭敬明的作品正好构成青春文学的两极。因此，关于这样的内容的文学作品，自然能够吸引同龄人的关注与阅读。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青春文学的具体作品及其特点，我最近认真地阅读了韩寒、郭敬明、李傻傻、蒋峰、春树、胡坚、张悦然等人的一些作品，应该说，它们给我的感觉比起目前一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著名作家的“纯文学”作品要好。

    当前，在所谓的“纯文学”界，小说最高的追求与评价居然是能否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小说家成为导演的工具。小说家的想象力已完全萎缩，于是竞相从新闻报道中吸取灵感，导致取材雷同，创作上不断撞车，发生一例又一例著名作家被读者指认抄袭、剽窃的事件；散文则被通俗性小报专栏引导，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琐碎庸俗风格成为主流，散文家们在专栏高稿费的引诱下疲于奔命；评论家们热衷于炒作和上电视，不顾一切争夺所谓话语权，表扬和批评背后都有赤裸裸的权利交易……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说，我觉得这些青春文学可能倒更能代表真正的文学，起码是真正的文学的一个方面。

    我看过的一些青春文学，虽然内容不见得深刻，但却有着真正的文学的基本的品质：它们写得都非常真诚，忠实于作者本人真实的感觉与思索。

    我注意到，这些作品的主题基本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青春成长过程中的困惑、迷惘，以及莫名其妙的冲动与叛逆，对原始朴素的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初涉社会的紧张与焦虑，还有对少年时期和过去岁月的怀念，以及对故乡和亲情友情的眷恋、牵挂……

    这些主题，本身就是人们一般容易融入真挚深厚情感的比较普遍性的内容。尤其对于这些正在慢慢成长并逐渐地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感觉与视野的年轻一代，更容易在面临这些主题时，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表现出仅仅属于这么一代人的言说方式和感受方式。比如比起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显然更孤独自闭，更个人化也更情绪飘移，他们总体的风格是低酌浅吟，喜欢自哀自吟、自言自语的诉说，喜欢安静与隐闭，与闹哄哄的时代隔开，保持距离，喜欢向内转，挖掘内心深处的隐私与秘密。不像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引吭高歌，抒发胸臆，拥抱火热的世界，喜欢向外扩张，满足开疆拓土的征服欲和一己雄心。

    或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宿命。这一代人的杰出者冷静，而又敏感，沉着，而又细腻，他们对世界外表保持一种漠然的态度，内心却又在时时琢磨，难以放下，甚至有时也会有狂野的一面。借用一位诗人的形容：他们总是戴着白套。所以，偶尔的时候，他们试探性地伸出手来触摸世界，感觉并体验。因此，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并因此形成了某种特别的个人叙述方式，比如韩寒、郭敬明、李傻傻、蒋峰、春树、胡坚、张悦然等人的作品，开始具有各自的风格，其叙述方式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印记，并折射出时代的印记，他们可能创作出的更成熟的作品值得期待。同时，他们的语言也因此表现出某种追求个人语言独特性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