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本世纪初中国文化人留学英国，作为学生，与当时英国文化精英的接触很有限。徐志摩却是一个例外：这位二十多岁的学生，在无论哪国的名流面前，从无自卑感。因此我在英国翻阅旧籍，不可避免经常遇到徐志摩的影子。徐志摩与韦利讨论过中国诗的翻译，也与弗赖讨论过青铜艺术。弗赖送给徐志摩一幅自己的画。徐志摩在1931年那次致命的南行前，把日记文件托交凌叔华保管，同时把弗赖这幅画转送给凌叔华。1946年凌叔华到英国，见到范奈莎，给她看这幅画。范奈莎一看故人之作，辗转反复又回旧土，不禁触景生情。后来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的英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
 
    弗赖是布鲁姆斯伯里诸人中，对中国文物最感兴趣的人。他是画家，但更是美学家。弗赖是范奈莎的一度情人终身师友，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形成上也是个关键人物：罗素、狄金森等剑桥“前辈”，就是经由弗赖进入布鲁姆斯伯里的圈子。他努力推崇的，除了法国后印象主义，就是中国的青铜艺术了。他参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持的中国艺术研究项目，他的论文，是西方讨论中国青铜艺术最早的文字。1934年弗赖去世前，在母校剑桥讲授美术史，中国青铜器是他热衷的题目，备课时间远远超出教课需要。他说“真希望能把整个学期全部用来讲中国艺术，我心中对周代青铜器有宗教般的敬畏：铸匠与他的妻子，在关键时刻，会不惜双双跳进熔炉，取得完美的阴阳配合”。
 
    现在我还没有判别清楚的是：徐志摩与布鲁姆斯伯里人物的相知程度，是否已经能算圈里人。这个题目，似乎不值得深究，但是在英国文化史上，算不算一个Bloomsburian，出入大矣。

 伍尔夫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灵魂人物之一

    徐志摩认为美国文化人太浅薄，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英国。他希望到剑桥师从罗素学哲学，不巧罗素刚与剑桥校方闹翻，徐志摩就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另一说是他与金岳霖、张奚若在纽约听到拉斯基演讲，大为倾倒，三人联袂来英，学习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当时英国自由主义者大量转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正时兴当令，而布鲁姆斯伯里的政治立场，一直接近费边社会主义。弗吉尼亚·伍尔夫1928年日记中发牢骚说，伦纳德身边老有中国学生（她没有记下名字），求教合作社运动之类的课题。这批伦敦经济学院的中国学生，到中国却成为思想颇为简单的西化派。英国的左翼激进立场，到中国，就很可能成为保守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难以逃脱的怪圈。
 
    在伦敦如鱼得水的徐志摩，1921年终于因失恋加离婚而颓唐。他又生出剑桥求学梦，当时狄金森已从剑桥国王学院院长位置上退休，但是说话尚管用，就让徐志摩到剑桥做旁听生。狄金森是个有名的“爱中国者”，在家中穿一身不知哪里弄来的品戴花翎满清官服。对中国学生，几乎有求必应。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考证发现，徐志摩有题诗赠狄金森。
 
　　此后，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的关系，转到中国：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一个后代，范奈莎的长子朱利安·贝尔，1935年秋天应聘到武汉大学做英国文学教授。政治学家姨父伦纳德支持他的选择，说是中国将是未来国际政治变动的中轴。安杰莉卡在自传中说：她哥哥临行时，伦敦要为他饯行的长辈同辈男女朋友多得顾不过来，只能“像魔术家似地掂量给每个人多少时间”。到中国，是去“最外国的外国”。但是到武汉不久，朱利安就热恋上比他大八岁的凌叔华。在朱利安的布鲁姆斯伯里式道德观看来，爱情就是爱情。因为有夫之妇就不敢爱，反而是道德上的懦弱。虹影有长篇小说《K》，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借了一些背景，转写成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上的一个复杂个案：中西情爱观与责任观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可能因为凌叔华谈徐志摩谈得过多，朱利安好奇，或许不无妒嫉，就写信给弗赖的遗孀，要求她找出徐志摩给弗赖的一些英文信寄给他看。果然信从万里之外寄到武汉。他读了说“不过尔尔！”这倒是英美文人至今不改的傲慢本色。
 
    朱利安在爱情上左右支拙，焦头烂额，就约了他班上的得意门生叶君健，一起沿着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径走入四川，试图重新做他的中国革命之梦——朱利安激赏马尔罗的《人境》（La Condition Humaine），大有误读，以为西方人真的在中国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的确面临一个两难之境：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使他觉得不能再固守老一辈的反战立场，而布鲁姆斯伯里的自由精神，使他依然不能忍受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因此，他只能到国外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后来他果然如愿以生命酬理想。 

    叶君健在1944年，受命到英国任“鼓动员”（Agitator）。这个职务名称虽奇怪，任务倒也清楚。朱利安已经不在，弗吉尼亚去世，布鲁姆斯伯里不再聚会，这个团体也就不再存在。但是朱利安的这些长辈友人，还是给了他不少帮助。
 
　　另一个得到布鲁姆斯伯里帮助的是作为大公报记者来英的肖乾。肖乾忙中偷闲，在剑桥读研究生，写《英国心理派小说》论文，当时弗吉尼亚刚自沉去世不久，伦纳德让肖乾来家中阅读弗吉尼亚的手稿和日记——可能肖乾是全世界第一个读到伍尔夫信件日记的人。这些珍贵材料，与布鲁姆斯伯里主要人物的信件日记，一直藏于剑桥档案库，上世纪80年代后陆续整理出版面世，依然还有很多宝藏，例如朱利安在中国时与范奈莎亲密的通信，等着好事者去发掘。
 
    不过中国人与布鲁姆斯伯里的姻缘，还会与布鲁姆斯伯里神话一起延续下去。在查尔斯顿纪念馆，我们时而看到中国面孔，但是却看到不少中国工艺品。我们不知道是中国文化人来英酬酢的赠礼，还是朱利安从中国寄回给母亲的工艺品。但是我们见到的肯定不是全部，例如朱利安作为“东方马梯斯”寄给母亲的齐白石作品，就不知去向。

● 三位名家的书，从各方面诉说白宫高层决策内幕、人事矛盾，布殊不重视不同意见不面对现实，致使伊战一路错下去。

近数年来美国几十本批评布殊与伊战的书籍中，以最近出版的伍德沃德（ Bob Wood Ward ）的《拒认现实的心态》（ State of denial ）最引起广大注意，也最有影响。单是书名就一下子表明了总统与其僚属不愿正视伊战现实的心态.作者乃是揭破尼克松总统水门丑案的名记者，在伊战初期，他确曾写过两部讚扬布殊主战决意的书，因此，新书的突然转向而大加批评，更令读者注目。这书是花时两年採访许多重要人物的结果。

在这本书中，布殊被描写为一个急躁、被动、一知半解、在智力上不具好奇心的领导者，而他所领导下的作战内阁也是颟顸无能。他的宗教信仰令他对战局採取了必胜态度，不愿重新考虑已作的各项决定。在二○○二年《布殊作战》（ Bush At War ）一书中，作者曾讚扬布殊决断而有远见。但此本新书书名即表明布殊对伊拉克越来越糟局势已落入否认现实的心态中。他坚持绝不撤退美军，甚至说，「即使我已到了只剩有劳拉与巴尼支持我的地步。」劳拉是总统夫人，巴尼││是总统的爱犬。

作者对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看法也同样苛刻，把他描写为一位骄横强项、紧握控制的首脑，不愿承担国防部失策犯错误的责任。到了今日，他还坚持轻骑快马的军队乃是最有效战策。他的固执甚至引起劳拉担忧.据书中报导，总统夫人曾要当时白宫幕僚长卡尔德（ Andrew H . Card ）催促总统将他去职，以免他的做法损害夫君声誉.但是副总统切尼则替拉姆斯菲尔德在总统面前撑腰。

指白宫高层无人说真话

《拒认现实的心态》中，各种有关重要人物的轶事众多，例如：当时联合参谋总长迈尔斯将军（ Gen Richard B . Myers ）乃是国防部长的应声虫，不敢自出主张；前ＣＩＡ首脑邓乃特（ George J . Tenet ）虽然相信发动伊战乃是大错，但从未向总统陈述自己意见，现任国务卿、当时乃是国家安全顾问的赖斯女士被描写为对总统惟命是从，承当了不能胜任的计划与协调各机构合作任务。伍德沃德举一个后来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二○○一年七月十日，九一一惨案发生前两个月，邓乃特偕ＣＩＡ反恐怖专家前往白宫，向赖斯警告，根据各项情报，恐怖份子即将侵袭美国，但是赖斯似漠不关心，将他们轻易打发.

根据作者的形容，高级官员中几乎没有人说真话。政策鉴定的传统过程应包括有条理的仔细分析与讨论，但是这样过程完全被忽视。专家们与高级将领建议了添加作战军队以及战后治安计划，都被白宫与国防部例行常事地置之不理，所谓战略都好像是即时凑成，没有细细考虑.官方常把战况形容为非常乐观，而反指控新闻报导只是强调负面性的。早在二○○五年二月，赖斯密派国务院亲信扎里考（ Philip D. Zelikow ）前往巴格达调查。此人回来向赖斯作秘密报告中有谓：「伊拉克乃是一个没有成效的国家」，暴乱不断，政治剧变。

虽然近来暴露白宫内幕的书籍众多，但是伍德沃德新书确有额外信息。例如，他指出，富有越战经验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乃是白宫常客，经常与布殊、切尼商谈，对布殊战略很有影响。他鼓励他们把伊战持续下去，绝不退却.他的名言是：「取得胜利是唯一有意义的撤退策略。」

伍德沃德为写此书所採访的要人很多，此次，布殊虽拒绝接见，但他所用材料来源最多的来自邓乃特、卡尔德、前副国务卿亚米塔奇（ Richard L Armitace ），老布殊白宫国防顾问斯罗克洛夫特（ Brent Snowcroft ），以及前沙地驻美大使班达王子。由於此书揭穿布殊白宫的幻想，有的评论家以为作者写此书乃是在反悔以前两书过份捧扬布殊。伍德沃德对拉姆斯菲尔德不愿认错的态度特别反感。书中也证实前国务卿鲍威尔与国防部长之间的不和，但后者取胜。当布殊嘱幕僚长卡尔德向鲍威尔表示要他辞职时，鲍威尔答道：「如果我走，他也要走。」结果当然是拉姆斯菲尔德不走。

作者也未能获得切尼的同意採访.但在他笔下，切尼对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人武器仍有信心。他的固执与他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支持成为布殊坚持主战不变的骨干。（在战争初期，切尼甚至会在半夜三更用电话质问负责在伊拉克寻查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官员）。在总统办公室接见曾在伊拉克服务回来的官员作报告时，总统好像是高高在上的国王，周围坐了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等僚属，布殊很少主动发言，偶然问问有何好消息，生活情况等等。他好像不懂实况，没有好奇，从不追问战地有何重要发展。他态度随便，喜欢谈笑，一个重要会议有时犹如社交集会。

从民间观点看来，可虑的是：虽然各项情报都证明伊拉克局势恶劣，军民死伤越来越多，反美情绪越来越高，布殊、赖斯以及其他官僚还是不断表示乐观，展望最后胜利的到来。

向民间说谎的种种方法

另一本同样佔畅销书榜最高位置的新书是佛兰克。瑞奇（ FRANK RICH ）所着的《最大编造故事的销售》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副题是「从九一一到卡特林纳时期说实话美德的衰落」（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 ）。作者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瑞奇原是纽约最具势力的剧评家，一言半语的批评可以关掉一齣新剧的上演。他厌於专写剧评后，改职替「时报」写时论专栏，每星期日一次，所写文章较一般每周两次的专栏长过一倍，尽可能使其畅所欲言。由於他的见解精闢，文字犀利，极受读者欢迎。这本新书可说是他对「九一一」以来美国时势的总评.书名原意是「最大的谎话」，可见作者对布殊政府意见的严厉。

在历史上，美国各届总统都说过谎话，约翰逊总统就是用越盟攻击美国兵舰的藉口来鼓动人民支持越战。瑞奇新书评述了布殊白宫向民间说谎的大规模而有条理的作法，包括用钱购买记者、伪装的摄影记者，情报的歪曲，捏造作战英雄来博取民众同情，僱用公关专家写有利政府的时论等等。书的主题是「伪造的现实」，并非政治局面的分析。瑞奇当然是个反对布殊的自由派作家，他指出白宫政治顾问卡尔罗芙（ Karl Rove ）在幕后的摆弄，他也指出，副总统切尼及其麾下的所谓「牛康派」谋士早在「九一一」惨案发生之前就在谋划单面侵攻伊拉克。布殊听信了牛康派的理论，以为将民主搬入中东，改革阿拉伯国家政体，即可解决了恐怖份子到处作乱的问题.

伊战局面的混乱已证明牛康派理论错误.瑞奇论争要点是布殊政府不但伪造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且不断声言胜利将即在望。切尼在二○○一年底即开始告诉记者，伊拉克与九一一劫机毁楼的恐怖份子间有密切关系「已有确实明证」。切尼说他对萨达姆拥有核子武器，也「毫无疑问」。这些，以及其他种种谎言，今日已证明毫无实据。但是当时甚至自由派刊物「新共和」也听信了，写社论主战。战争初期的一项重要新闻是女兵傑西卡的「英勇事蹟」，国防部甚至向各电视台供应突击队在医院救援傑西卡的录影片映出，其实乃是伪造。而布殊在林肯号战舰上穿了全副空军戎装，大踏步走向扩音器报告「任务已告完成」（ Mssion Accom Plihed ）的做戏场面，今日被人讥笑。

使我们公民痛心的是瑞奇所提的几个问题：这些情事怎会发生？世界各国中规模最大、行事最认真的美国传媒界怎会如此轻易听信政府谎言？美国人民对甚么一向是富具怀疑的，此次如何会如此容易受骗？（我还记得，不久前故世的美国名作家苏珊。桑塔格曾指出，世界反美风气之盛，乃是由於美国外交政策。此言一出，此位受各国崇敬的女作家，立时成为被人咒骂憎恨的对象。）

美国一般传媒时常被极端右派份子指骂为左派、亲共（？）、为虎作伥，好像一个报纸编辑先必须证明他是爱国的。但是当然，他的任务是发佈有实据并经过谨慎考虑的新闻真相。但是有的被视为左派的报纸还是轻易听信政府宣传，最后不得不依靠真正是左派的刊物如「纽约书评双周刊」，「国家」周刊之类来指明。

政府欲要控制言论的伎俩不禁令我想到中共的压抑手段。据瑞奇言，用「爱国」来作威慑只不过是伎俩之一，当编辑的往往被处在编发新闻须作辩护的僵势。共和党当政者往往攻击一般传媒界的偏见。瑞奇举出一个例子，某次切尼在电视节目与一名叫Ａ。威廉姆斯（ Armstrong Williams ）的时论家出现，两人一起攻击报纸与其他媒介抱有亲民主党的成见。不久，消息传出，威廉姆斯原来乃是政府出钱购买的伪装的新闻从业员.瑞奇的箴言是：「真正的新闻业越是摸索不定，政府越易用宣传品来填满真空。」瑞奇与伍德沃德所不同者是前者是发表个人意见的时论家，后者是个与採访对象有交往的记者。前者发表言论，后者只能作据实不偏的新闻报导。

鲍威尔新书：越战经验不受重视

读过两位新闻从业员对布殊政府的印象后，我不免要想知道一些官方内部的看法。恰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传记刚刚出世不久，我约略翻阅一下，知道一些大概。新书名《军人：柯林。鲍威尔的一生》（ Soldier： The Life Of Colin Powell ）作者乃是「华盛顿邮报」副总编辑凯伦。狄杨（ Karen De young ）。

我们都知道，在布殊的「战争内阁」中，鲍威尔是惟一主张小心从事、不要贸然开战的一员.但是在布殊的亲信僚属中，鲍威尔好像是局外人，受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蔑视。因此我们不免发问，当他发现自己的忠告无人接受时，为何不提出辞呈？为何不向总统苦谏，表明自己对战争的疑问？为何甘愿受辱、被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讨论外交政策时拒之於外？为何他不能说服布殊，点出他在越战所学得的教训：攻伊之战必须先有三个条件：一、战争目的明确；二、派遣足够军队以迅速压倒敌方的战略取胜；三、必须取得伊国人民的拥护.

狄杨在书中指出，鲍威尔原本只意在布殊内阁服务首届四年。另有鲍威尔知友说，他的军人背景令他不愿质疑总统命令，此外，他是第一个达到如此高职的黑人，因此他犹豫留职，以可给后来者的方便。国务院内外交专家相信，他是惟一在正规外交政策与国家灾祸之间的栋梁。有一位助理国务卿称，他的在职已阻止了更糟事情的发生。狄杨谓，政府人员虽在暗中捣乱，不听他的意见，他仍希望可利用自己国际声望来帮功政府；他有军人责任感，辞退无异承认失败，而他是个骄傲的人。

《军人》的上半部谈他如何从一个穷苦加勒比海移民家庭升为世界名人。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是老布殊总统任下的联合参谋总长，於一九九五年曾写过一本回忆录。此本书的下半部才记述他在小布殊任内当国务卿的经验。作者的一部份材料另取自鲍卿亲信幕僚长威尔可逊（ Lawbence B . Wilkerson ）。威尔可逊替首长抱不平，对布殊政府极为不满.

鲍威尔自己曾与本书作者长谈五次，最后一次是二○○五年他离职以后。像我们这些读过好几本批评现行政策的书的人，本书内许多白宫内幕讯息我们已经熟知。狄杨的书是用鲍威尔眼光来看布殊政府。我们已经知道，鲍威尔的知识与经验极广，行政手段也不错，可是他抵不过那些一心一意要攻伊拉克的战鹰，而他又自信能够说服布殊。但无论在九一一之前或之后，他总觉得格格不入。他行事谨慎，往往三思而行，不合布殊草率鲁莽的脾性。

狄杨写道：「鲍威尔以为布殊的坏习惯是好像开车似的向死巷蒙头直冲，或是搭乘在切尼所开驶的政策已定的车中，旁边坐了拉姆斯菲尔德。不过布殊至少愿意在撞入墙壁时煞车，他似懂得国务卿会帮他把车转向。」狄杨以为这至少是鲍威尔在第一年中的看法，特别是在第一年中。

狄杨所奇怪的是鲍威尔为何等了这么久才发现了他被那些主战者隔离，他一直以为终会有机会把伊拉克危机拉回来。至於狄杨对布殊白宫颟顸的看法与近来几本书中所形容的相似：传统政策筹划程序被破坏，专家意见被置之不理，着实的讨论与分析都被避免举行。最可怜的是国务卿赖斯，她在当国家安全顾问时已成绩平平。当了国务卿后，她的官职虽高於国防部长，但反受后者轻视。伍德沃德书中谈到，她有时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留话，后者不回应。后来她向总统诉怨，布殊才命拉姆斯菲尔德给国务卿回电话。鲍威尔这样评论她：「她好像是个应声虫，只告诉总统要听的话，而不告诉他所需要的意见。」

狄杨写道，二○○二年冬，国家安全理事会经常开会，讨论军事计划与外交效果，但是在座者从不讨论战争本身的正反面。鲍威尔告狄杨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当人人提出建议后，总统作个最后决定。鲍威尔道，他认为布殊政府行事应该有一个有秩序的、守规律的程序，而这个程序的主要障碍乃是副总统切尼。切尼不但经常与布殊相会，而且自己也没有「国家安全理事会」，帮助他供应情报。鲍威尔甚至说，总统有一种只注意最后向他耳语者的习惯，而最后在总统耳边说话者往往是切尼。

狄杨写道，国务院国务卿与副总统、国防部长及其下属之间的鸿沟慢慢扩大其间的分野不但是部门性、政治意识性，而且也是个人性的。鲍威尔不喜切尼的执拗性格，而切尼则以为像鲍威尔这类圆融灵活而又受人爱戴的人总是不可靠的。

总而言之，鲍威尔在越战时期所受经验与教训不获布殊重视乃是美国的悲剧。他最后忠告：总统政策的决定如果不先经过高级顾问的诚实讨论与商榷，终会形成祸患。

二○○六年十月十五日於纽约

 

● 编者按：北京学者徐友渔认为张戎毛传是迄今为止中外各种毛传中最真实的一本，受到某些人的拒斥是出於长期讯息封锁和歪曲产生的无知。但毛只是一棵根断内空的死树，总有一天会轰然倒下。

我得到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人知的故事》一书之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它。我感到，作者的确是讲述了一个对於中国乃至全世界鲜为人知的关於毛泽东的故事，但这也是人们必须知道的、真实的故事。政治人物总是罩上了层层光环，穿上了重重伪装，使人难识其真面目，而其中以毛泽东最甚。向世人揭示和还原一个本原的毛泽东，是非常困难的，但对於使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摆脱毛泽东极其有害的政治遗产，又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成功地颠覆了长期统治人们意识的神话，中国人民真正的思想解放，世界各国人民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各种毛传中最真实的一本

在中国大陆和海外，有多种关於毛泽东的传记，以及不完整的关於毛的生平故事，其中影响最大、神话色彩最重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根据毛自己讲述而记录的故事。我曾经 看过的，还有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着、英国作家菲力普。萧特（ Philip Short ）着，以及中国官方人士逄先知和金沖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以及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莫里斯。梅斯纳（ Maurice Meisner ）的关於毛的传记或研究性着作。这些传记和故事各有优缺点，但通病是有意无意地、程度不等地美化了毛，对其恶行不是缄口不言，就是曲意辩解，当然，其中有的作者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受认识或材料的局限。

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全无以往着作神化或美化的毛病，其特点是真实，这既来源於两位作者利用了大量前人未能使用的资料｜｜苏联东欧巨变后，官方档案的解密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革命的历史都必须彻底改写，也来源於作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瞭解和对毛的本性的洞察。

此书的故事确实鲜为人知，所以出版后受到一些批评.我认为，作为学术争鸣，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作者也表示欢迎，但我想指出的是，一些普遍性的拒斥态度不过是出於长期的封锁和歪曲而产生的无知，说明多年来系统的宣传和灌输是多么成功。事实上，即使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只要勤於阅读和思考，就不会对书中的描述感到非常陌生和难於接受。

比如，此书揭露毛泽东在杨开慧还在世时就与贺子珍结婚的非法行径，早在一九七八年就为不少大学生发现并受到质疑。

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毛泽东以其「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诗句，赢得珍视与烈士、爱人杨开慧的感情的美誉.确实，人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爱情上的态度最说明这个人的品德，毛因此被歌颂为革命道德情操的楷模，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被谱成各种曲调，唱遍大江南北。一九七八年，我们作为结束文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高校，那时正在批判「四人帮」，了贬低江青作为「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们上政治课用的党史教材强调毛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一事，想以此说明「毛主席的夫人是贺而不是江」。但没有想到，有同学书看得十分仔细，把毛与贺结婚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初）与杨开慧被杀害的日子（一九三○年底）作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在杨开慧还活着时就与贺子珍结婚，是犯了重婚罪！这一发现使当局好不尴尬，马上停止讲授有关内容，并立即收回这新编的党史教科书。

与当前史学潮流一致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和中共党史学界的研究是取得了不少成就，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起到了重新认识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局限在专业杂志上，不学术界之外所知，而大学、中学、小学的教科书以及报刊、广播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欺人之谈。所以我们经常遇到令人气愤而又哭笑不得的事：当媒体（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影视作品（比如电视系列片《走向共和》）讲述的故事不过是根据在学术界早已接受的观点而作，但宣传部门还是如同面临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加以禁止和惩治。

面对史学界恢复历史原貌的新材料、新观点，官方的歪曲和箝制显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只能依靠赤裸裸的强力。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在二○○五年中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客观地描述了八路军和国军共同抗日的事实，中宣部阅评组不敢说这篇文章失实，居然说此文错在与「××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於平型关大捷的记述」不一致，因而「冰点」的文章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

俄国解密档案为张戎和乔。哈利戴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和坚实的写作基础.其实，大陆的学者也在充分利用这个最新的宝库复原历史。比如，自己出钱，组织专家专门去莫斯科複制材料的史学家沈志华发表了系列资料彙编《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并以此基础发表了专着《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一位近代史学者杨奎松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着作《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决不会认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讲的故事有多离谱，这本书不过是中外史学界长期探微索隐研究工作的总结，是俄国档案解密后新观点、新方法、新潮流的反映。

当然，两位作者并不只是把新材料、新观点加以整理和汇总，他们自己也亲自发掘大量的新材料，有独到的考证和解释。此书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颖甚至震惊，之所以区别於上面提到的以及没有提到的其他重写历史的着作，是它的内容不仅涉及到一个或一些历史事件，不仅涉及到一段历史，而是对毛的整个一生，对他领导的中国共革命的整体作出了描述和判断，是因为它把大陆研究者在述之后没有言明（不敢、不便而只能留待读者自己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一针见血地说出来了。

作者即使在在利用众所周知的材料时，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我们早已通过文革期间流传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材料，知道毛曾经大谈中国老百姓把死人叫做「白喜事」是体现了辩证法，大谈「只有生，没有死，那怎么行？地球也装不下」。许多人以此认为毛富於哲理，看问题比常人高明。但本书作者把毛的言论放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背景下，认为毛在此并非奢谈哲理，而是面对大死亡的毫无心肝的强词夺理，这就对毛发表「辨证言论」的动机和人格特徵作出了符合事实的、精到的解读.

全面、彻底破解毛泽东神话

世人固然知道毛泽东为恶甚多，但总是难於摆脱对毛的神话和迷信，因这一事实似乎是压倒一切的：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毛取得常人不可能的成功，因此他不是常人而具有神力；因此一切残忍和罪恶都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原谅。毛的神话，大概从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开始，统治了大半个世纪，我想，随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这个神话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如果说毛泽东缔造「新中国」是他的巨大的历史性功绩，那我们就要看这是什样的「新中国」，对谁而言是「新中国」？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一句就把毛泽东称为「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给毛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书中记载，在毛的强令之下，「镇反」、「土改」死人大约三百万，一九五七年至少有五十五万知识份子被划「右派」，大跃进使三千八百万人饿死、累死，而在文革中，至少有三百万人死於非命，受到迫害或连累的人上亿.如果「新中国」指自由、民主、繁荣的中国，那毛统治的中国决不是新中国；毛泽东等一批社会边缘人变成了统治者，那毫无新意，不过是改朝换代，「城头变换大王旗 」。

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毛泽东的神力所致，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把以前因毛刻意隐瞒的事实揭露出来，这就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输出革命、大肆颠覆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共取得胜利。

据此书介绍，组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主动，而是莫斯科的主意、策划和指导。中共的活动经费完全依赖莫斯科，因而事事受人支配。毛泽东从「一大」之后每月收到活动经费，而且不断增加，这使他彻底摆脱了贫困生活，过得很舒服。「八一南昌起义」由莫斯科策划，苏联顾问库马林直接指挥，行军路线是向南，到汕头去接收苏联人运来的武器。以后，红军的长征路线指向西北，其目的也是到与苏联接壤的地方取得武器和其他支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战略行动是争夺东北，完全是因苏联佔领军的多方支援，中共在这场关键性战斗中赢得了胜利。

毛泽东神话最主要的内容，是说毛是农民运动专家和农民战争的军事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此书毫不客气地揭穿了这个谎言，作者指出，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毛从青年时代起并没有表现出对农民的关心和兴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指示来自莫斯科，毛是追随莫斯科的风向之后才注重农民问题的。毛在农民问题上的独特贡献是毫不怜惜地从农民那里徵兵、徵粮、派款、拉伕等等，而在夺得政权后则靠压榨和剥夺农民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企图当世界革命的霸主。

明白这一点才可以理解，为什么 有「出生农家，是中国农民之子」美誉的毛泽东，依靠农民的巨大牺牲才打下江山的毛泽东，竟不给农民一点回报和甜头，反而制造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悲剧。更有甚者，当刘少奇因死人太多而震吓，担心「人相食，史书要记下一笔」时，他不所动，一意孤行。

我还想说，张戎讲的故事，决不是出於主观偏见，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奇想，前一向在网路上流传甚广而且引起大陆历史研究者极大兴趣的「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对於毛泽东的策略、手法的分析，对於中共革命成功的解释，与此书有不少类似之处，而对谈中关於中国共产革命如何跟着莫斯科的经费走，毛如何无情地利用农民、毫不犹豫地抛弃农民，与本书的述异曲同工而又互相补充。这两个「局外人」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据我所知，他们是尚在体制内工作、对中共历史有一定瞭解的人，肯定不是反共、反毛份子，这种相同，只能是出於相同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大陆，关於毛泽东的神话还会靠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维持下去，但它不过像是断了根、内部已经腐烂空洞的死树，总有一天会轰然倒下，摔得粉碎。

（徐友渔：中国大陆学者，现居北京）

 

● 金正日的首次核试实际是冲着中国来的，目的是冲垮中共主导的六方会谈格局。金正日对美国是单相思，欲强行进入美朝双边会谈。

十月九日，正当中共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朝鲜实施首次核试爆。中共发表声明，措辞强硬，为中朝关系史上所仅见，先后用了「悍然」、「坚决反对」、「强烈要求」等词句。让外界对「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中朝友谊，顿生怀疑。

事发前夕，平壤还告诉北京：如果美国与朝鲜举行双边会谈，平壤就可以将核试推迟到年底，甚至还可能放弃。中方被蒙骗，以平安无事。不料，朝方话音刚落，核试爆就登场。北京深感被蒙骗.核爆前两个小时，朝方知会了俄国驻朝鲜大使；但朝方对中方的知会，仅仅是在核爆前二十分钟。作「六方会谈」的召集方，中方的难堪可想而知。

中共恼火的是，朝鲜核爆，不仅危及中国安全，而且打乱了中共的部署；不仅让中方在国际上颜面尽失，而且冲垮了由中方主导的「六方会谈」格局。中共御用学者总结说：朝鲜核试爆，与其说是冲着美国而来，不如说是冲着中国而来。因为，金正日选择发难的时间，并非无心之作：二○○五年，朝鲜突然宣佈拥有核武，正值中国大年初一；这一回，朝鲜实施核爆试爆，又选择在中共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际.

中朝交恶，由来已久

出於台湾问题的需要，中共对美国打「朝鲜牌」。中方企望与朝方唱双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联手反美。为此，中方不惜向经济崩溃的朝鲜，大量输血：将百分之九十的外援粮供给朝鲜，并提供朝鲜所需石油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燃料的百分之六十。北京以为，平壤的回报，就是不断向美国叫板。

表面上，中朝双方似乎配合默契。外界也普遍认定，每一次平壤跳高，都有北京在背后撑腰。以至於，当美国缠身於伊拉克战争、中东冲突、伊朗核威胁等种种危机而分身乏术时，不得不激将北京以「负责任的大国」身段，制约平壤。

然而，渐渐公开的秘密却是，中朝交恶，由来已久。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一结束，平壤就催着中共军队撤离，决不让留下一兵一卒；随后，金日成大肆清洗朝共内部的亲中势力 ││「延安派」；再后来，金氏政权乾脆一笔抹杀中共军队「抗美援朝」的史实。在朝鲜的纪念馆、博物馆、历史书和教科书，全无中共「志愿军」的影子。乃至这一两代朝鲜人，对中方曾经派兵援朝的史实，全然不知。金日成谆谆告诫朝鲜人：务必要防范中国，因为，历史上入侵朝鲜最多的，就是中国人。金氏父子对中唱「中朝友好」，对内却紧守「防华」政策。

金正日接班之后，中朝关系更趋紧张。在意识形态上，平壤对内宣传，北京搞资本主义，属於「变修」；在对外关系上，朝鲜倾向与美、韩等国亲善，急於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双边关系上，中朝有领土争端，并互派间谍，刺探情报。

几年前，平壤以三十万美元，收买了中国延吉市国安局负责人，导致在朝鲜的中方情报人员被一网打尽.之后，中方对朝方的情报，基本上处於一片空白。以至於，朝鲜究竟有没有核武，连中方也始终不得而知。朝方憎恨中方的间谍活动，不惜越境追杀中方间谍，打死中方士兵李亮。中方抗议，朝方置之不理。

金正日的单相思

金正日闹事，从一开始，就另有所图.一九九四年，金正日闹起第一次核危机时，着实敲诈了美国一把。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以提供粮食和能源的「胡萝蔔政策」，换取平壤暂时冻结核专案。孰料，金正日的胃口越来越大，对美国漫天要价，没完没了。

布殊总统上任后，改变政策，不再接受金正日的讹诈，而定义金氏政权「邪恶轴心」，美朝对话中止。金正日於是重新舞动核威胁.从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动核工业、到核试爆，跳高运动，步步升级。

由中共出面，主持「六方会谈」，是美国的倡议.美国的打算是，把球踢给中国，以牵制朝鲜；中共的算盘是，正好利用朝鲜核危机，操控局势，在台湾等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朝鲜勉强参加「六方会谈」，但三心二意，一日三变，反覆无常，致使「六方会谈」毫无成果而全然流於走过场。

事实上，朝鲜对「六方会谈」毫无兴趣，惟反复覆要求与美国单独谈判。对此，美国坚意拒绝.二○○○年，首倡「阳光政策」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到朝鲜行「破冰之旅」。会谈中，金正日出语惊人地表示，他理解外国在韩国驻军对朝鲜半岛稳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而不反对外国在韩国驻军。谁都知道，金正日所指的「外国驻军」，就是美国驻军。各方闻之瞠目。实际上，金正日心中，早就盘算起战略联盟的优先顺序，依次是：美、韩、俄、日、中。自称「牢不可破」的中国，被金正日排到末席。

面对华盛顿这个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平壤既恨又爱，最终走向核试爆，乃是以极端冒险方式，试图全力挣脱「六方会谈」格局，而欲强行进入美朝双边会谈格局。陷於单相思的金正日，犹如深宫怨妇，索宠不得，即撒泼打滚.一边打滚，还一边斜睨布殊，看后者是否为之所动。可惜金正日醉心独裁，残民以逞，为布殊所不容，否则，美朝早已套近，哪有中共掺乎的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北京对平壤，如何又不是另一种单相思？

首发开放１１月号

● 陈良宇案披露出来的社保基金被挪用丑闻，说明中国官商勾结的贪婪之手已由掠夺国有资产发展为盗窃老百姓的保命钱.

陈良宇案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是十一年来因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也被视为上海帮的前台干将。然而，由於境外舆论过於关注此案的高层权争背景，反而忽略了此案事关百姓生命线的重大问题.

高层权争，无助於遏制官僚腐败

陈良宇案，固然涉及到高层权争，但这类权争乃中共体制的常态，无论争来斗去的结果如何，也仅仅与高层权贵的既得利益有关，而与百姓利益、社会公益和政治进步无关.十一年前，江泽民以反腐败为由扳倒了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并没有遏制住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也没有带来中国政治的进步。恰恰相反，十一年后的腐败远甚於十一年前。二○○五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公佈：涉嫌经济犯罪四万一千四百四十七人，卷入大案要案八千四百九十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官员二千七百九十九人，厅局级一百九十六人、省部级八人；腐败金额约佔ＧＤＰ总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抓获到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仅七百零三人，追缴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仅七十四亿多元。官方披露这一数字仅是中国官场腐败冰山之一小角。

陈良宇案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涉及到高达四十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那可是上海一千二百万民众的养命钱，却在黑箱操作中变成了权贵们一夜暴富的资本，涉案的周正毅、张荣坤等豪富，曾经都是默默无闻的私营老闆，但在上海官权的支撑下，两人又都变成上市公司的大老闆。上海高官如此抬举这些资本家，背后肯定有高官自身及其家族的巨大利益。这说明，官商勾结的贪婪之手早已由掠夺国有资产发展为盗窃老百姓的保命钱.

独裁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必然是畸形的，加之传统经济体制逐渐解体带来的失业人口的遽增和社会老龄化的加速，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残缺和负担之重，实乃举世罕见。社保的覆盖面低、历史欠帐多、资金缺口大，已经变成今日中国最醒目的社会问题.

三大保险大部份覆盖率低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冯健身指出：在中国社会保障的三大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中，一、只有失业保险做到了基本覆盖，但其覆盖人群仅仅是正式单位的人员，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弱势人群却被排除在外。二、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一点五五亿人，佔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仅为百分之六十，但专家认为实际参保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而且，即便在如此低的覆盖率下，养老保险每年资金缺口仍然有数百亿元。如果就全国范围而言，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佔全国就业人员的百分之二十，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处在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之外。三、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资料显示，到二○○三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佔城镇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农村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社保困局：资金规模萎缩　收入不稳》，《经济观察报》二○○四年五月九日）另据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二○○三年，患病群众百分之四十八应就诊而未就诊，百分之二十九应住院而未住院，四十四城镇人口和百分之七十九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然而，在社会保障如此匮乏的今日中国，各类特权阶层和垄断行业却享有「特权福利」。官员们享有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培训、甚至公款嫖娼包二奶的特权福利；在全社会医保覆盖面非常低的情况下，ＷＨＯ在二○○○年进行了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在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的一百八十八位；甚至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开批评医疗服务的严重不公。他指出，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百分之八十是为了八百五十万以党政官员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二百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四十万名官员长期佔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五百亿元。

官员们享受特权福利之外，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也享有「垄断福利」，这不仅包括高出其他行业五到十倍的合法收入，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特权便利（非货币化优惠）。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先生指出：在垄断性行业内部，有一个由来已久、群众意见很大却无可奈何的灰色概念｜｜「垄断福利」。另一位委员宋绍华先生也指出：医院职工不挂号、铁路职工不买票 …… 这些白吃白拿白佔的福利，在各个垄断性行业的内部文件上都有明文规定。我倒想问一问这个惯例，敲一敲这个福利：谁给了你免费午餐？！

现在，中共高层也开始问这一问题.今年三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集中谈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座谈会的新闻稿指出，灰色收入已经进入「三化阶段」，谋取对象公款化，谋取方式「集团」化，谋取氛围「正当化」。也就是，环境如此，惯例如此，大家如此，使灰色收入逐渐变成被社会认可的正当收入或合理收入。陈良宇案曝光后，「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变成中国社会的「关键字」，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前提之一。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关於《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专题研究，测算出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高达八万亿元人民币。资金缺口如此之大的百姓的养命钱，也在官商的合谋下变成极少数权贵取之不竭的钱袋子，有人贪污，有人挪用进行高风险的贷款、借款与投资，赚了是小集团分红，赔了是参保的百姓承担。近年来，贪污和挪用社保基金（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艾滋病防治基金）的现象并非上海所独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官权的普遍行为。以下为见诸大陆报端的几个典型个案：

兰州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陈其明等三人合夥挪用上亿元住房公积金，其中流失四千万元，被判十七年徒刑。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东城管理部干部梁某违规审批购房公积金贷款，造成九百余万元损失。

浙江平阳县萧江社保所职工陈青松挪用一百一十三万元社保基金，用於还债、赌博、买体育彩票，竟长达十二个月未被发现；全国清理回收挤佔挪用社保基金高达一百六十多亿元。

郴州贪官李树彪先后四十四次挪用贪污住房公积金超过一亿元，多次前往澳门赌场大肆挥霍。

河北保定航空证券保定营业部原总经理范建华携带委託理财的三亿元住房公积金潜逃。

艾滋大县腐败书记的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在受贿等约一千万元的涉案金额中，也有相当比例与「防艾」救命资金有关.

广州市的养老金缺口超过六十亿元，但仍然有八点九亿元养老保险金被挪用，无法完全追回。

其他案例还有：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八百七十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六辆轿车使用权，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九百一十八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六百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政府挤佔挪用社保基金一千二百四十五万元，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州子镇党委政府弄虚作假套取社会保险基金六十九万元。

深圳蛇口区近七千职工在九月二十六日进行签名上书活动，向中央政府揭露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金被贪腐一千八百亿元黑幕。

福建富豪吴永红挪用社保基金给从事金融罪犯，利用中国凯利集团任命其为闽发证券副董事长的机会，交官结吏、猎取女色、侵吞股民和委託上市企业的存款，几年来掠夺达八十余亿人民币。其中，被吴永红的闽发证券侵吞的北京药业集团的十六亿社保资金，已经无法追回。而据境外媒体披露，吴永红的发迹与贾庆林主政福建高度相关.我相信未披露的类似个案不计其数，遍及中国。

胡温託管社保基金两项新法

现在，胡温政权已经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社保基金的管理问题：

一、通过安全而高效的投资扩大社保基金的盘子。以前，社保基金的升值主要完全依赖由各级政府的管理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但由於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的不成熟和相关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没有信誉良好的投资公司，所以，社保基金的投资面临两大困境，一是风险过大，很可能血本无归.由官权主导的社保基金投资已经变成孳生腐败的温床；二是投资收益过低。二○○三年以前，社保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不足百分之二，二○○五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的平均效益仅为百分之三点二，还不如大额储蓄的收益高。而西方国家和香港的社保基金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百分之七到八左右。所以，中国政府决定让外国银行进行投资託管，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美国北美信託银行、花旗银行签署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全球託管协定，首批海外投资的金额会在十亿美元左右。

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管、适度上收社保基金的管理权和加大社保基金领域反腐败力度，以便遏制地方政府的违规投资和挪用贪污社保基金。上海社保基金案发生后，中央开始对社保基金获得款项的企业进行排查，国家审计署发出近日将审计社会保障资金的通知，各地方社保基金自发性地着手内部自我审查，并做好相关文件整理准备工作。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各地严格管理社会保险积累基金，除按规定预留必要的支付费用外，全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在国家做出新的规定之前，一律不得进行其他投资.

然而，在缺少制度保障、新闻监督与法律监管的情况下，中央政权上收管理权，非但不能解决社保基金领域的腐败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垄断官权掌管的社保资金数额越大，等於增加了官员们腐败动力及其动机，相应的社会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即便反腐反到政治局常委头上，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和官场糜烂。

二○○六年十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开放１１月号

● 全国山河一片红，旧日窑洞的玩笑成真，毛泽东坐钓鱼台开始分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填太子尿的词.

「国庆」夜，电视画面上到处是歌舞的海洋、鲜花的海洋，那种镜头与我的生活很远，我想起的是发生在五十七年前的一些残片断简，在延安窑洞中，俨然以帝王自命的毛泽东曾与女作家丁玲之间的「玩笑」，远在这位打伞的无冠之皇登基之前，我们就不难看出一些端倪来，不幸的根子早已埋下。丁玲的这段口述回忆十多年前曾公开刊出：

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 ，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十六期）

别看丁玲说这只是「玩笑」，从中却不难窥破毛泽东的心理，他熟悉、向往的是帝王生活，朝廷、文武百官、三宫六院，为「太子尿」填词，因此都不能简单地当玩笑来看。戴煌先生追根追到了毛十七岁时的那首《咏蛙》诗。这些线索串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毛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帝王情结.一旦打下江山，大权在握，从「偏安的小朝廷」成为混一宇内的大朝廷，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就是这样。

萧军批中共比日本人残忍

既然是「朝廷」，当然是容不得任何不满，更容不得批评，王实味的遭遇就证明了一切。从延安到东北，我又想到了一九四八年萧军挨批的那一幕，当年还专门出过一本供批判用的《萧军批判》。这位特立独行的东北作家，在延安时代，曾以其桀骜不驯的个性受到毛泽东的欣赏，一度曾「平等论交」，一起大碗喝过酒。抗战胜利后，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哈尔滨主办《文化报》，对当时发生的许多看不顺眼的事情都进行了公开、直接的批评，比如对苏联，比如对「煮豆燃豆萁」的内战悲剧，他认为战争造成流血、死亡｜｜「对方死得最多的还不是工农大众吗？他们原来不是兄弟吗？」他反对内战｜｜「曹丕和曹植是亲兄弟；人民和蒋介石也不能说是例外吧？因为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找出证明来，指出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只能说人民和蒋介石是两个阶级。」他呼籲联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全国人民」｜｜「不管他是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 …… 英美派、德日派；唯物的、唯心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 都无妨。」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他一九四八年发表在《文化报》上的《新年献词》：

「所谓民主也，革命也，共产也 …… 此真背天逆人，颠倒伦常之举；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根 …… 甚至净身出户，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强盗行为，真李自成、张献忠之不若也。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措辞之严厉，批评之大胆，至今读来恐怕还足以令不少人胆战心惊，他大胆直言共产党比李自成、张献忠还不如，比满清、日本人还要残忍。这样的言论当然是即将席卷全国的红色集团难以容忍的，等待着萧军的命运可想而知。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根据「东北文艺协会」的结论作出了「关於萧军问题的决定」：

在党内外展开对於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以便在党内驱逐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党外帮助青年知识份子纠正同类错误观点.

加强对於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 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对萧军最严厉的惩罚也许还不是第三条「物质方面」给他断粮，而是第一条精神方面的全面批判。那一套话语体系在那个激烈的战争喧嚣中很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许多人曾真诚地信服了以头头是道的主义包装起来的、不容说「不」的那种论证，真正看穿了这一切的知识份子，尤其是跟着红色阵营走的人当中确是凤毛麟角，王实味算一个，萧军算一个，那时离全国江山一片红虽然尚有一些时日，有个性的萧军还能够追求真正的民主、大胆地行使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的权利，让人依稀想起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可惜这样的声音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随后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浪，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使一个老大民族逐渐习惯了那种声音，再也张不开批评的翅膀，一句话，民众的喉管被卡住了。从此，毛泽东可以稳坐钓鱼台，分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填太子尿的词，一切都不再停留在嘴巴上和纸上，昔日窑洞的「玩笑」不再是玩笑。

首发开放１１月号

10月28日，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留下289亿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战后，叱咤风云的一代华裔商人很快都将被雨打风吹去了。东方海外的董浩云（1911-1982）、新鸿基的郭得胜（1891-1990）、环球航运的包玉刚（1918-1991），出生于1907年的邵逸夫，恒基的李兆基，永新的曹光彪，金利来的曾宪梓，连当年被称为“神奇小李”的李嘉诚到80岁的寿龄了。如若把视野再放到东南亚的半径，则可以看到，台湾台塑的“经营之神”王永庆，澳门的赌王何鸿，印度尼西亚首富、三林财团的林绍良，马来西亚首富、郭氏财团的郭鹤年。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二百年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强大的引导力量，在东亚，中国大陆正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然崛起，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亚洲四小龙”相继繁兴，在这种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为远东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是水涨船高，而其事业的格局大小，则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顶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囤了一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全国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184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的第六位。新中国建立后，东南亚巨商千方百计与北京拉近关系，当年便有不少商人将子弟送到北京少数几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读书，试图以此埋下人脉的伏笔。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便曾将次子黄鸿年送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在1992年组建中策公司，依靠当年积下的同学人脉，大面积收购国营企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政府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惟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

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美联社的记者观察到，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大佬乘鹤去，黄昏与谁看。

记得十余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导游带我游历港九各地，常常指着一个建筑物告诉我，这是某某人的别墅，这是某某人的大厦，这是某某人投资的楼盘等等。在这些名字中，霍英东被数次提及，在太平山腰的某处小楼前，导游神秘地说，这是霍某人当年存放武器的仓库云云。

我每每感慨，这些名字和传说垒堆在一起，便赫然叠成了一部厚重而又充满了神奇气息的香港史。就在这一介弹丸渔村之上，因时势因缘际会，无数平凡人等，从草根崛起，遇光而生，随风见长，平空造出一段轰天大传奇，至今仍余音缭绕，绵绵不绝。

霍英东平生读书无多。有一回，他问传记作者冷夏，“《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还有一次，冷夏告诉他，毛泽东偏爱古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霍问，“这本书讲什么的？”从这两个细节可知，霍英东基本不读书。这一辈人从贫贱和战火中赤脚走来，从来鄙弃文人，信仰勇武和权力。早年搏命钻营，纵横政商，铁腕弄权，无所不用其极，晚年看淡贫富
，祈望以善名留世。

近一两年来，霍英东很喜欢听写于1991年的《沧海一声笑》：“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这首歌用粤语唱来，别有一分难掩的沧桑，特别是在落日时分，独对婉约而寂寥的维多利亚港时。

十世班禅与第一位经师拉科活佛 世人对达赖喇嘛时有所闻，１９８９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评语是：“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他的领袖魅力和亲和力使他在世界各地受到爱戴。 西藏两大活佛的另一位－－班禅喇嘛则鲜为人知。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只是在政协人大开会的时候从收音机里、报纸上听到、读到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字。近日读了降边嘉错所著、香港开放杂志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感到相当震撼。 在宗教地位上，达赖和班禅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是完全平等的。从政权方面，达赖领导的噶夏政府管辖着大部分的西藏，包括阿里，那曲，昌都，山南，察隅和门域。班禅领导的堪厅管辖着后藏地区四个县，三十六个庄园和牧场，不到西藏的十分之一。在宗教政治社会方面班禅和达赖齐名。 作者降边嘉错是四川藏人，１９５０年参加解放军，精通汉藏文，曾任达赖和班禅的翻译。一方面，他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文中不可避免地有共产党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良心未泯，他为他本族本教所遭受的巨大灾难而秉笔直书。许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知道，例如，班禅在１９６２年给中共写《七万言书》，尖锐批评中共治藏政策，受到批斗抄家和撤职。在文革中遭红卫兵绑架批斗，最终被投入监狱，关押了九年八个月。 少年班禅 贡布才旦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日出生于青海循化县温都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１９４６年被选为班禅九世的转世灵童，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０日在青海塔尔寺完成坐床大典，成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时年１１岁。 他诞生之时，正值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他成长的年代，是中国政局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正进行殊死搏斗，双方竭力争夺对西藏的影响力。在西藏，则有西藏独立的势力。噶夏与堪厅之间也有重重矛盾。以他为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斗争。最终，堪厅选择了不去台湾、留在西北、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并与驻青海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在那时，他们当然无法预料到日后的灾难。 拉萨暴动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遭到藏人的武装抵抗。他们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叫“卫教军”和“四水六岗”（四水指发源于藏族地区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六岗泛指藏族地区）。它们的宗旨是维护藏族人民的利益，维护神圣的佛教，不受“红汉人”的侵犯和损害。 解放军派来精良部队平叛。藏人从江东逃到西藏，三年间约有六万人。 １９５８年，由于上述川滇甘藏区的叛乱，在青海循化县，为了预防叛乱，当局把活佛、副县长加乃化等上层人士集中到县城控制起来。加乃化活佛在群众中有很高声望，当地大牧主有一百多人的武装，他们趁祭神的机会来营救活佛，包围了工作组驻地，枪杀工作组组长。解放军两个团渡过黄河，包围了叛乱份子，但武装的叛乱份子早已逃走，剩下的是手无寸铁、来救活佛的僧俗群众。不明情况的解放军击毙五百余人，后发现对方毫无还击能力而停止射击。但又抓了二千五百余人。全县藏族人口只一万一千。加乃化活佛得知消息后自杀。 １９５９年初，几千名“四水六岗”和“卫教军”成员来到拉萨，拉萨开始骚动不安。三月十日，西藏军区请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观看文艺节目。谣言说军区要扣留达赖喇嘛。“四水六岗”“卫教军”和喇嘛们聚集在罗布林卡周围，不让达赖喇嘛离开。在拉萨市区，少数群众，主要是妇女，上街游行，高喊：“保护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万岁”，“西藏独立”。 这以后，更多的卫教军涌入拉萨，军区亦频频调动部队，战领制高点，在市内武装巡逻。局势日趋紧张。三月十七日晚，达赖喇嘛匆匆占了一卦，结果是“走”。当天夜里达赖带了妈妈、姐姐和少数随从仓皇离藏。 三月十九日双方发生枪战，解放军经过两天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的［叛乱。 七万言书 就在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西藏的叛乱已基本平定之时，中央又突然从内地调来大批平叛部队，这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装备良好，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对他们没有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一个藏人，他们甚至认为留着长发、穿着长袍、佩带刀的藏人都是叛乱份子。冤枉了很多无辜的人。 中央规定，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和上层人士，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清算斗争。但是，各地普遍没有执行。而是采取了内地“土改”时的作法，许多没有参加叛乱的活佛和喇嘛受到批判斗争，抄家，许多人忍受不了而自杀。 １９６２年，班禅走访了广大藏区，亲眼见到下面的情况。他感到“左”的错误普遍地，大量地存在，他开始夜以继日，奋笔疾书，完成了至中共中央意见书，他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有七万多字，被称为“七万言书”。写成的时候，他还不满二十四岁。 “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掀起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的滔天浪潮，做了许多疯子也做不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灰心丧气至极，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没有宗教的黑地方，人民为此而哀号。”——摘自《七万言书》 平叛究竟抓了多少藏人？造成多少藏人死亡？班禅表示他不知道详细人数，但每个地区都有万人以上被捕，仅死于狱中的藏人即有数十万人。 西藏流亡政府白皮书公布仅死于平叛战场的藏人有四十三万多。 文革中，班禅被关押十年。出狱时他三十八岁。 1954年班禅(右二)与达赖上北京，周恩来和朱德前往迎接。 1964年遭批斗，被打成叛国集团，三反份子。 谜一样的婚姻 依佛教喇嘛必须保持独身，降边嘉错在传记中对班禅的婚姻未提一字。但出版人在附录中收集了苏仁彦所写的《班禅喇嘛之死与婚姻之谜》一文，说外界传他在关押期间接受中共安排结了婚，还生了个孩子。内情已无可考，结婚生女的事实是存在的。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班禅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享年仅五十一岁。这是他最后的发言：“我们时常说，由于你们在西藏解放时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长足的进步，西藏人民不会忘怀。然而你们也在西藏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 历史只一瞥便已惊心。

刚刚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周年特刊将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丁子霖女士评选为[亚洲英雄]之一，本台记者林迪采访了也是刚刚得知这一消息的丁子霖女士。她说，当年如果天安门的学生和民众不是被镇压，他们反对贪污的诉求被接纳，从那时起就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可以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了。下面是林迪从香港发出的报道。图：美国[时代]周刊周年特刊封面。

记者：今天的《时代》周刊将您评选为“亚洲英雄”之一，我们都很高兴，也祝贺您。

丁：谢谢

记者：您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代表，是中国也是全球都很关注的人权方面的象征性人物，请谈谈对这一评选的看法和感想？

丁：我知道这事后，应和这十几年来跟我一起努力抗争的难友一起分享。这件事对我们这个母亲群体来讲是一种鼓励。这意味着，我们十几年来在苦难中所作的抗争得到世人的认同和鼓励。我很珍惜这份认同和鼓励。我只想说，我们不会放弃已有的努力，还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

记者：八九六四天安门学生提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贪官。但他们被镇压下去十七年后，所有人都可看出，中国社会尤其是官场无官不贪，贪腐到处可见。您认为，这跟六四被镇压有无关系？

丁：当然。如果反过来想，如果当局六四不镇压爱国学生市民，按赵紫阳的主张解决学潮，就是接受学生反腐的呼声，以此为契机，逐步进行政治改革，那就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面目。正因为邓小平动了杀机，导致正义呼声镇压下去了。之后邓的南巡讲话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六四的枪声把学生市民镇压下去后，由此贪官的胆子更大了，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看烂透了。这让我们活着的人痛心，我们失去的亲人，如果地下有知，也会痛心。如果现在当局者还有点良知，想解决贪腐问题，唯一的途径是进行政治改革，制度上解决。还是要回到当年六四前，回到八九年。你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贪官是抓不完的，除了陈希同，除了陈良宇，还有别人。另一方面，要求民主的人也是抓不尽，关不完，压不住的。

回到您刚才问我这份奖项的问题，我首先想到难友，也想到我失去的儿子和与他一起倒下的人。如果他们不是死于六四的镇压，如果当时他们的反贪诉求得到接纳，而且逐步开展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就已经可以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了。

最近台湾追究陈水扁家的事，他们可用法律手段解决第一家庭的贪腐问题，我们同文同种，由于制度不一样，我们就不行。中国要治贪腐，还是要回到八九年学生正义的呼声上去，回到赵紫阳生前主张的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香港富豪霍英东病逝北京，由中共出面，隆重安排丧事，灵柩覆盖红色国旗，备极哀荣。霍英东的人生就此画上句号，然而，他身后留下的争议，却并未平息。

按中共的评语，霍英东是“爱国商人”。然而，在中共的字典里，“爱国”，就是“爱党”的意思，与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大致无关。通常，那些真心爱国而不爱党的人士，不但不会被中共承认为“爱国”，反而被诬为“叛国”，如民主流亡人士。反之，那些未必爱国却一味讨好中共的人士，倒被中共贴上“爱国”标签，如在黑白两道行走自如的港台奸商与浪客。毕竟，“爱党”二字太难听，彼此都爱面子，就常以“爱国”二字，偷梁换柱。

霍英东撒手尘寰，留下万贯家产。霍某生前，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但其发迹史，却并不光彩。香港人都知道，霍英东淘得的第一桶金，竟然是利用朝鲜战争，发下的战争财，或者说，国难财。走私军火，是霍英东致富的由来。对此不堪往事，霍某一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被人逼得紧时，最多说一句“唔好再提”。

但到了2003年，癌症复发而自觉到了“盖棺定论”之时的霍英东，在其八十寿宴上，忽然开口为自己辩护，说“从来没有运过军火，只是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之类。”仅承认“没有报关”。但又辩解说香港是“自由港”。然而，谁不知道，“自由港”的意思是免关税，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报关；而“没有报关”，不过是“走私”的代名词。

在这里，霍某承认了“走私”，只是不承认“走私军火”。并称当时他并不懂得什么“抗美援朝”或“爱国”，只是一心要打破禁运。这种说法，已经与中共对他的抬举相矛盾，中共称赞霍某“支援了抗美援朝”。在“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大会上，霍某是唯一被中共请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港人。

中共的抬举，证明霍某与中共的关系非同一般，并非始于八十年代，而是更早。或许又是一名“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人人都知道，霍英东从来就是“左派”，即便在全港反共的年代里，霍某也未曾反共。八十年代之后，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公开亮出了“红色资本家”的本色。

香港回归，中共推行“商人治港”，着意拉拢和依靠财大气粗的香港富豪。被封“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位居花瓶人物之首，为中共改善形象、对外统战、引进外资，立下莫大功劳。

所谓“政协副主席”或“政协委员”，就是中共给予那些并非中共党员、但却愿意为中共抬轿子、吹喇叭的党外人士的荣誉头衔。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奖赏。花瓶配痞子，痞子换装，花瓶得利，双方各取所需。

说起来，富贵极天的霍英东，最应该感恩的，当是英国殖民政府。霍某身居香港，不仅自在一生，而且发达一生。如果一早就现身中共阵营，以其对财富的偏爱和执着，如果不是被迫害致死，至少也落得个九死一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十年代以后，“进军内地”的霍英东，虽然在中国享尽荣宠，竟也未能逃过中共贪官的欺侮和盘剥。霍英东是广东番禺人，为此大量投资番禺南沙，自称“南沙是我的一个梦想”。然而，正是在南沙，霍某竟屡遭中共地头蛇官员梁柏楠等人威逼勒索，前后被敲诈30多亿。霍某对此有苦难言，哀叹“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法律有什么用！”

霍英东亲共投共，但对共产党并不信任。据访问过他的人记载，临终前的这几年，他常常会突兀地问人：“你在大陆有没有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而后心神不定，神情黯淡。从霍某神经质的问话中，可以推断，霍某的不堪往事，大概还远非“走私军火”四字所能总结，究竟还藏有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恐怕只有他本人自知，或者，只有中共高层深知。此时此刻，也没有人知道，富甲天下却受人摆布的霍英东，其内心深处，是充满空虚，还是暗生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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